王诗龄炫富、黄多多人设崩塌，聚光灯下星二代的“罪与罚”。

　　原标题：王诗龄炫富、黄多多人设崩塌，聚光灯下星二代的“罪与罚”。

　　王诗龄又上热搜了！

　　从参加《爸爸去哪》开始，王诗龄就在网民的见证下成长。#王诗龄瘦了# #王诗龄出国# #王诗龄炫富# #王诗龄怒怼网友#等等不尽其数的热搜都太过日常。

　　5月1日，一直在英国留学的王诗龄，在抖音上发布了一则图文视频，分享自己的生活日常，在评论中标出了穿搭品牌，被网友评论：很直白的炫富。此事很快登上微博热搜，#王诗龄被吐槽炫富#的话题引起了1.4万的网友的讨论。

　　

　　从小被母亲富养的王诗龄在其成长之路上备受争议，“炫富”“奢侈”“暴发户女儿”的标签一直与其相伴随。这不仅让人想起同为星二代的黄多多，也多次因为“染发”“遭受”遭受不少网友的非议。

　　一直以来，“星二代”在都是媒体的热门话题之一。然而，毁誉参半的媒介呈现使“星二代”仿佛天生就被笼罩于光环魅影中。为何星二代的言行一直备受关注？在当今喧嚣的文化场域里，明星后代面临怎样的现实语境？那么今天播播就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些活在聚光灯下的星二代们。

　　一提到星二代，你会想到哪些词？“炫富”“拼爹”还是“不学无术”？

　　早期的星二代，在媒体的新闻报道中下总会与一系列负面词汇挂钩：张默殴打女友、房祖名吸毒……一桩桩新闻报道轰动一时，这些骇人字眼早已沉淀为公众心中的刻板印象，为星二代们打上了负面标签。

　　

　　以至于现在新一代的星二代出现，也难免成为被网友们口诛笔伐的对象：王诗龄晒日常被吐槽炫富；阿瑟拍戏多半靠爹（也有这个可能）；黄多多正常打扮被指早熟……媒体迎合受众欲望为星二代们有意无意地扣上“污名化”的帽子，致使众多星二代无辜受累。（当然不乏也有一些真·法制咖，这里不过多讨论）

　　媒体对星二代“纨绔子弟”形象的塑造，唤起了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心理学家荣格指出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被称为“集体无意识”，荣格认为人的无意识有个体的和非个体的两个层面。

　　之所以称为“集体无意识”，是出于人类繁衍至今脑海所保留的一些既定根源性意识，这些意识难以被琢磨，或者说是一种默认的生存理念，因此被悄悄埋在心底的最深处。人们一般是不会刻意察觉到的，而它的被唤起，也需要一些特定时机。媒体对星二代的负面新闻进行报道时，恰好唤起了公众的“纨绔子弟”情节。

　　因此，与其说是媒体创造了斑驳陆离的视觉影像，不如说是它让受众的“纨绔”情结获得验证性满足。在此，报道内容成为对人们欲望的隐秘呼应。这类报道引起的轰动效应反复验证了荣格的法则：情结在控制人。由此可见，新闻话语中沉淀的原型注定将是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使新闻话语更为贴近受众，释放沉淀在受众心底的情感以引导舆论，同时，也可能成为新闻话语中固定成见、刻板印象的堡垒。

　　这是一个充满好奇并且窥探隐私的时代，人们对媒介信息的选择多半建立在消费基础上。而这种消费形式又是以满足人的感官刺激、好奇心理和窥探欲望等生理层次的需求为特征。诚如鲍曼所说: “公共空间被‘私人’占领着; ‘公共关注’被贬低为对公众人物私生活的好奇心，公共生活的艺术，也被局限于私人事务以及公众对私人感情（越隐秘越好）承认的公开展示。对这种降格的‘公共话题’进行抵制，几乎已经变得不可理解了。

　　“星二代”备受关注，一方面是受到晕轮效应的影响。晕轮效应又称“光环效应”，是指当认知者对一个人的某种特征形成好或坏的印象后，他还倾向于据此推论该人其他方面的特征。本质上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认知上的偏误。“星二代”惹关注更多是晕轮效应下“星一代”关注度的延续。“星二代”的父母至少有一位是娱乐圈的明星，他们积累了一批自己的粉丝，这些粉丝的忠诚不再只局限于对明星偶像本身的追捧，他们爱屋及乌，与明星有关的一切都成为了追捧的对象，尤其是具有亲子关系的“星二代”。

　　

　　戚薇女儿lucky就是很好的例子

　　另一方面，保持活跃度，是“星二代”受到关注的另一原因。“限童令”之前，“星二代”们热衷于参加各种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就是典型。观众对节目的关注源于窥探心理与娱乐心理的双向满足。《爸爸去哪儿》的诞生和火爆现状，正是满足了当代受众的窥探心理的需求。明星生活一直是大众和媒体所关注的对象，每天有大量的链接爆料明星们的娱乐、社交、婚恋等。《爸爸去哪儿》的播出，公开爆料明星们的亲子生活，享受明星们身为人父的过程及温情，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受众们的窥探心理。

　　2016年4月，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日前下发通知，将从节目数量、节目内容、播出时间等方面对真人秀节目进行引导调控，原则上不允许再制作播出明星子女参与的真人秀节目。尽管官方设置了相关限制，但人们对明星私人生活的窥探与娱乐的诉求仍存在。随后不少“星二代”仍然活跃在社交媒体中，通过明星家长或自己在各种平台上分享日常生活，且每次曝光都会引发不少关注，极大地满足了受众的好奇心理和对公众人物私领域的消费。

　　社交媒体通过互联网虚拟信息数据将叙事艺术重新唤醒，产生了一种特有的认知景观和讨论方式，同时促使经验、观点看法等知识采用一种协商的方式予以生产和传播。通过这种数据叙事的方式，社交媒体完成了心理情境的再构与全体效应的开掘 ，这也是当前社会公众沉迷于社交网络讨论的根本原因。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将公共议题推至社会公众的舆论下予以更加广泛的讨论，其具体表现为不断更新变化的微博热搜榜。公众舆论，是公众对于现实社会问题和现象等所表达的价值观、态度、情绪与意见的集合。在社交媒体中，通过网络平台，众多分散、多重形式的主体形成一种自由多元化、开放式的信息传播趋势，通过数据叙事也产生了一定的群体效应。

　　与此同时，在对星二代相关事件的报告中，媒体的立场和媒介话语一定程度上并非是中立的，而是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程度的偏向性，这会影响甚至推动阶层固化，造成阶层对立，或是拉大层级等负面影响，进而导致讨论的焦点和情感偏向也存在差异。尤其是近几年，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媒体（更多的是自媒体）对“星二代”形象的更多呈现一种负面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舆论的发展，持质疑和批评态度的报道能够在公众舆论中传播负面情绪，影响公众对于星二代群体的认知和判断。

　　此外，随着“星二代”的活跃度逐渐提高，公众也对他们有了更高的职业期待。但因为社会问题贫富悬殊的客观现实已经积累了许多不满和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感，而大众媒介的带有偏向性的“助力”确实拉大了阶层之间的鸿沟，加剧了双方的隔阂。

　　

　　因此无论是黄多多发色的变化，还是王诗龄的穿搭，一但呈现在社交媒体上，都会引起大众的热烈讨论，本身一件很简单的日常行为，被网友放大为家庭教育问题或是社会阶级问题，最后剑走偏锋，已经脱离了对事件本身的讨论。借助开放式、自由式的社交媒体平台，数据叙事的群体效应被指数级扩大化，也正是这一点吸引了众多社会公众根据其不同需求沉迷其中。

　　有人曾把电视比作“第二家长”，足以证明电视在儿童成长期的重要性。然而，尼尔·波兹曼却断言电视的存在恰恰意味着儿童童年的消逝。从明星亲子类真人秀中成长起来的“星二代”们成了节目制作单位和广告经营商进行“推广式”、“捆绑式”宣传的文化消费品，在促进电视文化消费的同时也存在被过度消费的趋势。“星二代”过早地接触、熟悉错综复杂的商业社会和成人世界里的潜规则，无形中会使他们产生不同于普通孩子的心理变化。

　　作为“圈中人”的星二代身处特定场域，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本优势，不可避免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星二代”整体在舆论语境中处于弱势方，是沉默的大多数，并不占据话语优势。因公众人物身份的顾及，他们不愿或不敢进行尽兴表达。也许是囿于身份的特殊性，使他们备受瞩目，因而他们的话语表达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又或许是“星二代”本身仍旧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方面。所以每当有正面报道出现时，也会被负面新闻再次掩盖，舆论也会随即出现反转。

　　例如，此前“黄多多当导演”冲上热搜时，与赞扬相伴随的还有对其的谩骂和讽刺，将她15岁时被造的“黄谣”拿出来再度加工编纂；每次黄多多的发色、穿搭上热搜，与之相伴随的是全网对多多过于成熟的“恶意揣测”。

　　

　　就以王诗龄为代表的，具有强大奢侈消费能力星二代们而言，选择、使用及评论奢侈品，也许只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这种行为也许和普通消费能力的孩子记录日常生活、讨论各类产品功能别无二致；但当这些行为经过媒体的“偏向性”、“污名性”的放大报道，出现在具有一定刻板印象的大众视角下的时候，便无形之中挑拨起了巨大贫富差距下网民们的敏感神经，不满的情绪依托着暴力的评论出口宣泄，助推形成了网络语言暴力。

　　

　　警惕此类网络上的“大众狂欢”与语言暴力，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去营造文明和谐的网络舆论环境，加强对于媒体、公众、明星、网络平台等各方的舆论规范与传播监管；同时，也更需要国家与个体的在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不断发展，减少差距，丰富人们多元的价值取向，助力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

　　参考文献：

　　[1]宋莉.真人秀消费“星二代”现象批判[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6,34(02):51-53.

　　[2]方玉瑶.文化视域下的“星二代”传播反思[J].新闻前哨,2015(04):50-51.

　　[3]徐浩然.明星、媒体和大众的“隐私”博弈[J].广告大观(媒介版),2006(06):95.

　　[4]蒋瑞东.传播学视角下网络暴力形成机制分析——以明星晒娃被骂为例[J].视听,2016(12):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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