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为什么没有特效药？医药科学家解码新药的秘密

　　“在全球化人口流动日益加快的情况下，局部控制这样的疫情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只要有几天的潜伏期，致病源就很可能流入各大洲的人口稠密地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靠闭关自守而幸免。”一年多前，曾在默沙东新药研究院工作多年的医药科学家、科普作家梁贵柏在科普新书《新药的故事》写下这样一段话。

　　新冠疫情暴发后，这番话被视作预言，梁贵柏在续作《新药的故事2》中回应：从未想过要当预言家，只是想提醒读者居安思危，在疫情来袭时不至于慌乱。

　　梁贵柏是上海人，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20世纪80年代后期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留学，并获博士学位。11月15日，黄浦江畔的建投书局，一场以“解码新药的秘密：常识与警觉”为主题的读书会上，梁贵柏说：“我在上海长大，能与上海读者交流健康的话题，十分高兴。”

　　再度谈及“预言家”的话题，梁贵柏说，这并非预言，“根据历史上发生过的这类事件以及我们的自然环境，与细菌和病毒这些致病源的亲密接触来看，疫情早晚要来，只不过是以何种方式，人类应该如何应对。如果读者能了解更多常识，理性面对疫情，对于控制疫情是有好处的。”

　　梁贵柏介绍，疫情发展有几个必然条件：第一，病毒不能太致命，如果很快就把被感染的宿主杀死了，没有机会传给下一个人；其次，要有一个好的传播途径；第三，要有潜伏期。新的病毒在与人类不断接触的过程不断变异，同时满足这几个条件的几率并不大，所以疫情不是每年都会发生的。

　　“疫情发生后，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有朋友问我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有没有特效药？有没有疫苗？”梁贵柏说，既然是“新型”的病毒，是以前没有发现的病毒，怎么可能有特效药？怎么可能有疫苗？从科学上讲，我们无法研究既没有靶点也不知道症状的疾病；从商业上讲，我们也不会花钱去研究没有患者的病——那还是病吗？因此，在疫情早期，只能依靠一线医护人员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和可利用的资源来进行救治。控制疫情的发展既需要全人类的集体智慧，也需要我们的个人智慧。常识告诉我们，最有效、最经济的“隔离”方法，是高危感染源的自我隔离，远离易感人群。

　　过去，与抗癌、心血管病等热门疾病药物研发相比，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研发可说是制药研究的“冷门”，在疫情的作用下，疫苗研发成为一时焦点。尽管有众多国家、团队参与，新冠疫苗与“特效药”的研发依旧逃不脱科学和制药行业运作的规律。

　　在《新药的故事2》中，梁贵柏讲述了10种药物研发的故事，从历时30年的“紫杉醇”人工全合成竞赛，到流感病毒疫苗的改良更新，读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一窥当下新冠疫苗和药物研发所面临的挑战。正如钟南山院士在为《新药的故事》撰写的序言中所说，药物创新是一个艰苦的历程。什么是创新的动力？每一个原药创新的科学家，在研究开始时绝不是先想到这个药研发出来后会给他带来多少利益，而是出于对“未知的未知”或“已知的未知”的强烈好奇心，以及对广大患者，特别是完全无助、在当时无药可治患者的强烈责任感，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青霉素的产业化，以及有关艾滋病等药物的研发。科学家对未知的好奇心，永远是他们执着追求的动力。

　　梁贵柏直言，病毒与微生物快速变异的遗传特性决定了人类还会不断接触到“新型”的物种。千万不要相信将来可能出现的“广谱”抗病毒药物可以最终解决问题。进化论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就像“广谱”抗生素一样，出现耐药病毒只是时间问题，因为“选择”与“被选择”是生物世界最底层的生存法则。

　　“慢性病，比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尿病，这些都不是传染病，但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实际上远超疫情所造成的影响。新冠疫情在短期内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非常明显的作用，但更长期来看，慢性病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更大。”梁贵柏本人从事糖尿病药物研究，“糖尿病如今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活质量，对付这种病，从胰岛素到口服的药物，有一系列药可以控制你的血糖，但最基本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更学术一点讲的话，就是维持健康生活。从预防的角度来讲，健康生活就是你的第一道防线。”

　　栏目主编：施晨露

　　本文作者：施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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