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校长”黯然去职 公民教育碎步难行

　　向学生鞠躬，教孩子爬树，早操前举行一分钟祈福……这些看似不合常理的教学内容，被李庆明看做学校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对公民教育者来说，他们所要做的不过是人的教育……

　　一个多月过去了，李庆明“还没有缓过神来”。这位先锋校长，不再需要去管理学校，他要做的是“先舔舔伤”。

　　在过去的九年时间里，李庆明担任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深圳南山附属学校（简称“央校”）校长，以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公民教育实验，在这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学校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直至今年7月，他突然接到通知，他的校长职务将被解除。原因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打算结束与深圳南山教育局的合作关系。

　　在离开“央校”的最后一天，悲情笼罩校园，有老师为此流泪，还有家长建立专门的微博或写下请愿信，以挽留李庆明。他自己也颇感遗憾：“我做了那么多尝试，有的刚起步，有的快要成熟了，这时候戛然而止，太令人痛心了。”

　　事实上，仅仅就公民教育的推广来说，在升学率至上的教育语境下，一直碎步前进，任重道远。只是，对于李庆明来说，他身体力行埋下了公民教育的种子，或可成为改变中国教育未来的伏笔。

　　向学生鞠躬九年

　　带着使命和自己的“野心”，2003年8月，李庆明来到了“央校”。

　　当时，新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朱小蔓将李庆明派到了“央校”，要他在这所学校实践他自己的教育改革理念。在李庆明看来，此举说明朱小蔓等人对他在学校德育方面的改革是抱有很大期待的。“朱小蔓老师要我去做真德育，我在想，这应该是真的！”在电话中，李庆明笑了起来。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很快，李庆明就发现，当时的教育改革都致力于提高学生的智力和学习成绩。“在这些方面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在我看来更核心更重要的公民教育，却被人们忽略了。这样一来，我就觉得这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作为校长，李庆明决定“要补上这一课”。

　　2006年，在《新公民读本》自序里，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对公民教育做出了清晰说明：“目前，在学校中开展的德育，主要是思想政治和道德品质教育。虽然政治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社会教育等都涉及公民教育的内容，但与公民教育还是有所区别。中小学的公民教育大致包括公民道德、公民价值观、公民知识和公民参与技能这样四个主要方面。用公民教育的概念，可以比较方便、有机地整合思想、政治、道德和社会教育。”

　　回望过去，在“补公民教育课”的过程中，向学生鞠躬已经成为李庆明身上一个闪亮的标签。在过去的九年时间里，他每天早晨，在学生到校时，都会西装革履地站在校门口，向学生鞠躬行礼，直到上课铃响。这一看似普通的举动，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质疑，有人认为他是作秀，有人觉得他模仿日本人，“我鞠了一个躬，大家都觉得很稀奇，鞠躬其实有几千年的历史，现在已经荡然无存。”

　　在李庆明看来，鞠躬是传统的礼仪，“我赋予它一种内在的公民理念，就是平等，尊重他人”。他认为，鞠躬这个简单的动作，如果一以贯之，就能形成一种相互尊重的社会风气。“校长向孩子们鞠躬，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如果政府官员能在比较正规的场合给百姓鞠躬，那这个社会的风气会好得多。”李庆明解释说。

　　除了鞠躬，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每天早晨早操之前，“央校”还举行一分钟的祈福仪式。在祈福时，这所学校的学生会沐浴在巴赫名曲《天空》的妙乐里，“为国家强盛、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祈祷，为在灾难事件中遇难的人默哀，为遭遇困境的人祝福”。

　　这些想法、理念，对于李庆明来说，是接续了中国上个世纪思想文化启蒙的血脉，而又将它融入到了公民教育的每一个实验细节。在深圳，这被理解为“操之过急”，有些人认为“太激进”了，李庆明自己则觉得“有些急，但毫不激进”。他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这是市场经济，包括社会资源的市场化，必然要召唤一种新的道德、伦理和国民教养，那就是公民教养”。

　　有教育界人士分析，所谓的公民教育，关注的核心其实都是“人”，而非家庭作业、高考和升学率。对于时下流行的素质教育，李庆明认为：“你公民素质都没有，不独立，不理性，没有尊严意识，算什么素质教育呢？你都没有素质嘛！”而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同样推行公民教育的教育人士总结得更为直接：没有什么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分，只有人的教育与非人的教育之别。毫无疑问，公民教育行动者所做、要做的就是“人的教育”。

　　“你要学会爬树啊”

　　李庆明在“央校”的九年，存在着质疑和争议的一个集中点：在其他学校的学生压力山大之时，“央校”学生的学习压力很小。

　　在“央校”，李庆明要给学生最大空间的自由。他将初中和小学的课堂各缩减5分钟，降低考试的频率，从2010年开始，这所学校的所有小学生还告别了家庭作业，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减负”。

　　除了公民教育之外，“央校”还开展了很多综合性的教育，包括民俗教育、亲子运动会、童话教育、游戏教育等，还包括传统的生态文化教育，“在我们这里，传统和现代都能良性共存”。拿游戏来说，李庆明不反对玩电脑游戏，“它很有趣味”，也不忘展现中华传统中的游戏文化。“你要学会爬树啊，斗蟋蟀啊，滚滚铁环，扔沙包啊，如果一个孩子在他生命的早期，连这些都没体验过，那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丢失，是非常可惜的。”

　　事实上，在推行公民教育的同时，李庆明同样青睐传统文化。他相信，好的传统，或者经过改造的传统，不仅不会伤害现代文明，还能相互契合，作为一种补充，在某种意义上还有可能预示某种更美好的未来，“老祖宗总是在提醒我们这些后辈，不要走得太远，不要忘了自己的根底，去追求一个无根的现代文明。”

　　看起来，“央校”打上了李庆明的性格烙印，李庆明也似乎比较强势。不过，他断然否定了“强势”之说，他解释道：“我可能比较倔强，但不是强势，太脆弱了，不堪一击。”确实如此，他的教育改革实验也有一定程度的妥协：2003年刚做“央校”校长时，为了推行教师文化建设，规定每周六老师来学校集体看电影，后来有人投诉，他立即做出调整，最终改成了每周五放学后看电影。

　　对于公民教育，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李庆明归纳为五点：追求公民人格完善、遵循公德基本伦理、倡导公益慈善活动、学会公共事务参与、达成公理世界认同，“这五个方面，从个体的自我，渐次地推进、拓展，直到一个世界性的自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公民观。”

　　这一路，李庆明成为了“明星校长”，“央校”的师生支持他，社会也关注他，还有外地教师在了解他的公民教育行动后，发愿“要脚踏实地，像李庆明校长一样，让学生得到更多的乐趣和实惠”。但是，在升学率至上的时代环境下，李庆明也有自己无法完满解决的问题，即“鞠躬校长”盛名远播之时，学校的考试成绩并非同样出彩。对此，他一直忍受着别人的不理解，却内心平和，从未怀疑过公民教育，“我在探索中国人一个世纪都没有做好的事情，我相信我做得对，历史会有一个公正的判断”。

　　在李庆明离校前一天，知名纪录片制片人邓康延去拜访他，却发现他依然无房无车，而且是无合同无编制人员。邓康延感慨道：“我才知道他是上千次家访的校长，去穷家庭还会带点礼物。但‘央校’难留，他热爱的城市难留。”

　　好的传统，或者经过改造的传统，不仅不会伤害现代文明，还能相互契合，作为一种补充，在某种意义上还有可能预示某种更美好的未来。“老祖宗总是在提醒我们这些后辈，不要走得太远，不要忘了自己的根底，去追求一个无根的现代文明。”

　　“在未来十年，或者更长些的时间，我希望我们的基础教育能有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真正以学生为中心，能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李庆明说。在“央校”九年，他对环境的相对宽容感到欣慰，更满意于自己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其实能给中国教育带来希望的人很多，那些孩子，那些有良知的家长，那些有良知的社会包括官方人士都可以，而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太渺小了。”

　　尽管李庆明对公民教育心怀蓝图，对自己的教育道路，他却有一些无力，他甚至不知道离职后能干些什么。“躲进书斋里，还是在钟情的校园里继续耕耘？还真没有想好。”他笑了笑。

　　“我理解的公民教育，能通过它获得心灵的解放，而不是被教育捆绑，现在灌输式的教育就是要捆绑你，让你感受不到思考的乐趣，也体会不到自由。简而言之，灌输式教育越学越死，公民教育越学越活。”李庆明说。（吴亚顺 曹世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