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次特殊的团圆：穿越高墙，去见父亲

　　极目新闻记者 刘琴 见习记者 唐佳燕

　　又是一年中秋节，在无人注意的角落，这群孩子却难以和父母团圆。

　　一个错误的念头、一次触法的行为、一纸判决书，结局不只是让犯罪分子受到制裁，也让无辜的他们背负后果，至多只能隔着玻璃与父母相见。他们是服刑人员的孩子。

　　中秋节前夕，极目新闻（报料邮箱：jimu1701@163.com）记者作为志愿者前往福建省福州市，跟随这群服刑人员的孩子，见证了一场特殊的团圆。

　　戴人偶头套互动的孩子

　　高墙外的等待

　　进监狱探亲的前一天，17岁的王翔发现自己对爸爸的记忆不太清晰：小学时，爸爸为了赚钱，总是很晚回家，给他留下一个模糊的身影。

　　小学五年级时，王翔的爸爸突然消失了。后来，他在继母打电话时偷听到真相：爸爸进了监狱。

　　在爸爸入狱的五六年内，王翔反复寻找着这个身影：在放学回家的人群中、在家长会空空的座位上。尽管他知道，这不会有结果。

　　半个月前，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红苹果公益）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这次可以面对面见到爸爸。”他兴奋了很久。

　　高二课业紧张，尽管已经很久没跟继母说过一句话，为了见爸爸一面，他特意请了四天的假，跟随继母去福州市区参加红苹果公益组织的“穿墙引线”活动。“穿墙引线”活动，旨在帮助服刑人员孩子修复亲情关系，主要形式是组织服刑人员的孩子进监狱面对面探望父母。

　　王翔的爸爸在福建省福清监狱。从前，他只能隔着玻璃会见爸爸，爸爸会对他说，你要好好读书。

　　但他的成绩却并不好。在继母眼里，王翔一回家就关起门来打游戏：“不是我亲生的，也不敢管。”在王翔眼里，继母会提防自己，自己带着同父异母的妹妹出门，继母会打电话询问：“你带妹妹去干嘛？”

　　每次想爸爸时，他就去看奶奶。王翔说，奶奶快90岁了，身体不好、行动不便，而爸爸还有七八年刑期，也不知他们还能不能再见一面。说到这里，一直面无表情的王翔哽咽了。

　　孩子给狱中父亲画的画

　　对于服刑人员的孩子来说，这可能是爸爸入狱之后，第一个可以短暂感受爸爸体温的中秋节。

　　为了见到爸爸，9岁的小杰和妹妹提前三个月就在家演练。探监日期临近，兄妹俩丢下家里的两只小鸟，提前四天从莆田来到福州。去看爸爸的前一个晚上，他们参加了红苹果公益组织的四遍入监流程排演。流程越顺利，和爸爸待在一起的时间越长，但最长也只有1个小时。

　　小杰今年上小学三年级，却显示出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成熟。休息时，他不吃零食、不玩气球、不和其他小朋友打闹，经常一个人在角落拿着望远镜玩，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是男子汉”。

　　在妈妈眼里，小杰一夜之间长大的转折点，是一年前爸爸因赌博被抓。当时，妈妈告诉小杰：“接下来的日子我没空管你们，我需要把重心放在爸爸的事情上。”

　　爸爸入监一年，小杰和妹妹还是会时常想起他：在吃螃蟹和鸡爪时想起他、在失眠时想起他。一次，有小伙伴到家里玩，不小心拆掉了小杰房间里的积木。为此，小杰哭了4个小时，因为积木是“我跟我爸爸，我们一家人一起完成的”。

　　为了照顾两个孩子，妈妈晚上做跨境电商，白天接送小杰和妹妹。上个月，妈妈在家里晕倒，从餐桌旁摔倒在地板上，送医院后被检查出冠心病。

　　但她还是放下一切，带着两个孩子来看爸爸。她希望让两个孩子能抱抱爸爸、闻闻爸爸的味道。“不希望孩子对爸爸产生隔阂。”她说。

　　心墙难拆

　　9月25日上午，福州市福清监狱。正在服刑的爸爸们排队入场的那一刻，王翔在一片灰色囚服中立刻认出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此前一直沉默的他开始大哭，眼泪止不住地大颗大颗地砸下来。志愿者问他：是看见爸爸了吗？他点点头，指向父亲的方向。在“爸爸，我们等你回家”的红色横幅下，王翔的父亲身穿灰色的囚服，剃着光头，50岁的他看起来很苍老。

　　会见现场，身穿红色衣服的孩子和身穿灰色囚服的父亲之间，隔着穿蓝色衣服的狱警。这仿佛是一种隐喻：和普通的父子关系不同，这些孩子对父亲的思念，隔着道德和法律，显得格外复杂。

　　王翔与父亲相见

　　进入监狱之前，志愿者询问王翔，有什么想跟爸爸说的，可以录成视频发给在监狱的爸爸看。王翔却说：“没什么想说的。”

　　对于那些年龄尚小的孩子，大多数家长选择隐瞒父亲犯罪的真相。前来看望父亲的孩子们，多数只知道自己是来看爸爸的，但并不知道爸爸在监狱里意味着什么。

　　但在小杰妈妈眼里，这样的举动会埋下孩子对父亲的怨恨，“孩子总有一天会知道。小的时候会觉得爸爸为什么总不陪我，长大了就会对爸爸产生叛逆心理。”

　　对外，小杰告诉所有人，爸爸是去旅游了。但他已经9岁了，从书上知道了监狱是什么地方。奶奶到学校接小杰，在学校门口抱着他大哭：“你爸爸会很快回来的。”他觉得很丢脸。

　　妈妈不希望这种羞耻感，让小杰逐渐疏远爸爸。

　　但是孩子总是能知道。一直活泼开朗的小玺，一提到爸爸却像是变了一个样子。“不要说我长得像爸爸，因为我爸爸进了监狱。”她说。

　　有的家庭则面临解体，这对孩子造成的影响更大。

　　7岁的花花在身穿囚服的爸爸怀里蹦蹦跳跳，她此刻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正在跟爸爸闹离婚，两人正在争夺她和哥哥的抚养权。这次进监狱，跟着妈妈住的哥哥没有来。一提起爸爸，哥哥就很暴躁，因为他曾经目睹了父亲家暴母亲的场景。

　　湖南省衡阳市关爱服刑人员孩子“寻贝计划”的创办者之一王玉秋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她曾向媒体表示，服刑人员孩子中，低龄孩子更容易与父母建立情感，因为他们对父母的情况没有概念，自己又渴望爱与关注。到了初中，他们会开始思考父母为什么犯罪，然后怨恨父母，出现内心的冲突和挣扎。这时候，需要有人来引导他们。

　　隐秘的角落

　　红苹果公益创始人林敏明感到，关注服刑人员孩子特别不容易。没有前人的经验，公益组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2012年，身处福建省司法行政系统的林敏明创办了红苹果公益机构。当时和林敏明一同创办“红苹果”的叶源富现已是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会长，他的本职工作是初中老师，在长期参加支教活动中，他们发现相比于一般的孩子，服刑人员孩子的问题更复杂。

　　叶源富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去看望服刑人员孩子时，在学校门口被爷爷质疑是人贩子。走访孩子家中时，周围的邻居质疑：“他爸爸都那样了，为什么还要帮他？”

　　这几年，国家政策和社会观念都在不断进步。2019年，我国将服刑人员孩子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孤儿范畴。北京“太阳村”、福建善恩园等双服刑人员孩子的孤儿院模式，也保障了这群孩子的基本生存需求。

　　当经济问题后退，这些孩子的心理问题逐渐凸显。近年来，除经济帮扶之外，红苹果公益着重于对这些孩子的心理帮扶。

　　对服刑人员孩子的统计一直较为模糊，据司法部2005年的调查，这群孩子有逾60万。他们的心理问题，则是一个更为灰色、隐秘的问题。

　　2017年，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陈鹏对868名长春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抽样调查发现：存在自卑心理的占58.11%；受到周围人歧视的占13.83%；仇恨父母的占2.7%。

　　而帮扶普通服刑人员孩子的心理问题，尤其困难。从被帮扶者的角度来说，有的服刑人员孩子不太愿意表达，他们宁愿沉默也不愿被歧视。

　　很多孩子的问题来自家庭内部，在传统社会中，社会力量如何援助和介入家事？面对花花和王翔这样家庭的问题，社工需要在保护孩子隐私和进一步介入之间小心翼翼地试探。

　　这对志愿组织的专业度是一个考验。例如，一个孩子的家庭困境的解决，可能就需要心理咨询师、律师、长期家访的社工共同介入。

　　“穿墙引线”活动中，家属们聚在一起

　　除了“穿墙引线”之外，红苹果公益还设计了入户走访，对问题较为突出的孩子进行频繁走访了解，平时给孩子们寄送“梦想礼盒”，让孩子感受到被陪伴的温暖。此外，他们还提供法律和心理咨询的援助。

　　“你们可能看起来一次会见很简单，但这涉及到和监狱以及家长的沟通。”一名志愿者告诉记者，一次这样的进监探视活动要打两千个电话。进入监狱的每一样物品都需要报备，大到摄影设备、小到孩子手腕上的手链。

　　经费和人一直都是问题。最早，没有经费时，前来探监的家属和志愿者只能睡在废弃的军训学校宿舍。现在，住宿问题解决了，但难以找到免费给孩子们开心理课和亲子课程的优质老师。

　　今年已经在福州上大学的张楚涵从小跟随母亲参加红苹果公益组织的各项活动，她这次担任摄影志愿者。她感觉到，作为志愿服务的主力，福州的大学生普遍对红苹果公益的认知度较低，因为“现在抖音上都刷不到”。而这是因为，出于对孩子们隐私的保护，红苹果对孩子们的照片和视频流出有严格的控制。

　　破碎与救赎

　　花花破碎的家庭，志愿者慧心尤其能够共情，因为她自己也是服刑人员的孩子。

　　不久前，慧心的妈妈再次入狱，母亲的刑期还未定下来，她前来参加这个志愿活动，“纯粹是为了做好事”。

　　访谈这些家属时，对于这些家属的心情，她比谁都能理解，但当记者问起她是否受到母亲的影响，她却一直矢口否认。

　　当载着孩子们的大巴车靠近监狱时，她突然想起了母亲被捕那天的情景。

　　那天下午，她从外地赶回家里时，母亲收拾好的衣服还放在房间，双人床上摆着的还是一对枕头，其中有母亲的气味。“就好像她随时还会回来一样。”慧心说，其实她心里知道，妈妈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来了，自己就要带着弟弟，成为家里的“母亲”。

　　探监的前一晚，慧心跟花花一家一直聊到深夜11时，第二天她还特地留下了监狱心理咨询师的电话，她希望能够借助心理咨询师的力量劝导花花的父亲放下心结。花花一家的情况也被上报到红苹果公益，将会有专人对花花家的情况进行评估。

　　红苹果的模式也已被看到。红苹果公益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日，司法部监狱管理局、预防犯罪研究所以及15个省市监狱管理局领导带领基层监狱来研究、学习、借鉴，对红苹果公益的模式给予积极的肯定，未来红苹果的模式有望在全国复制。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四川省委员会副主委徐玖平提出，构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关爱帮扶体系的系统工程，监狱、司法、教育、民政、共青团、妇联、红十字会等单位要细化各自救助措施，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合力。

　　他建议，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系统梳理、建立属地内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信息和查询平台；加强对服刑人员家庭未成年子女的走访，及时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障和心理帮扶范围。同时，要保障适龄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学校应作为第一责任人，及时跟踪反馈孩子接受义务教育情况。对于他们的报警和求助，公安机关要第一时间出警调查，对于脱离监护、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或不履行监护责任、遭受家庭暴力、遭受意外伤害或不法侵害等情况，应依法妥善处置。

　　（文中除王玉秋、林敏明、叶源富、陈鹏、张楚涵、徐玖平外，均为化名）

　　本文来源：极目新闻（记者：刘琴 见习记者：唐佳燕）

　　编辑：罗婷

　　审核：谢礼逵

　　关于我们

　　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红苹果公益）是一家致力于为困境儿童提供帮扶援助的5A级慈善组织，2019年5月获得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获得中国公益慈善领域中的最高政府奖“中华慈善奖”。

　　协会关注特殊群体困境问题，聚焦困境儿童帮扶，针对困境儿童家庭的各类需求，围绕儿童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参与权开展一系列帮扶项目，力求在心理健康、权益保障、能力建设等多方面促进特殊群体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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