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高的普高线，真的能改变中国的职业教育吗

近日，教育部发布《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557.05万人，比上年减少25.38万人，下降4.36?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41.27?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1555.26万人，比上年减少37.23万人，下降2.34?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39.53?

结合以上数据，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国中职招生规模（比例）和在校生规模（比例）近年来持续下降。

对于中职教育，我国的基本战略还是普高和中职协调发展，两者招生比例为1:1，而近年来，随适龄学生数减少，中职招生规模不断下降，同时，中职招生占高中阶段招生比例也逐渐下降。总体而言，中职教育有萎缩趋势。这也成为我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问题之一。

控制普高率，正成为一场国家行动？

最近几年，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初中生家长开始集体吐槽：“中考简直比高考还难”。实际上，这样的吐槽由来已久，而这一形势，甚至会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变得更加严峻。

就在今年2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在这份方案中，中央加大了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投入，要求到2022年，职业院校教学条件基本达标，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建设50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50个骨干专业（群）。另外，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高职大规模扩招100万人。

提升高职院校，改制一部分本科高校，扩大招生范围，这是中国制造发展战略的整体考量，也是市场企业对职业教育所提出的实际要求，无论是哪一点，都无可厚非。

但从结果来看，在这一国家整体计划中，上普高的孩子将会被限定在一定的比例，而不会像过去那样年年增长。

这也意味着，在未来，不管你在深圳、上海还是武汉，甚至是在普通县城，都会有相当一批成绩位于中等的孩子，面临从普高到职高分流的挑战。对此，很多家长恐怕并没有做好准备。

同一普高率，视角不同解读不同

以深圳为例，2019年深圳中考，公办普通高中录取率仅为45?相比2018年的53?减8?引发了许多应届生家长的强烈不满。

而根据教育学者熊丙奇先生的说法，2018年深圳中考公办普高录取率达到53％，整体普高录取率达到74％；2019年由于中考人数增加8000人左右，公办高中录取率确实有所下降，但整体普高录取率依然会达到7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安徽马鞍山这个并不起眼的五线城市，过去5年，这座城市的普高录取分数线都在580分左右，录取率在70?右；而2019年普高线突升至634分，录取率降至61.6?在当地家长的强烈抗议下，当地教育局又增加了100个普高招收名额，录取分数线降到了600分，但还是高出往年近20分。

而根据教育学者熊丙奇先生的说法，当地并没有减少普高招生计划，普高录取分数线上涨，是由于学生考试成绩整体提高的结果。但这一说法能否得到广大家长的认可，应该不难猜测。

中职教育的现实困境

截至目前，我国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88.8％，但在不少学生、家长看来，上中职，并不是上高中。对于我国提出的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目标，舆论一再解读为普及普通高中教育，或者普及高中义务教育，这种解读，并非不了解高中阶段教育包含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而是希望国家把高中学校都办为普通高中。

这反映中职教育的现实困境。虽然国家高度重视中等职业教育，实行中职免学费政策，设立中职国家助学金，以及国家奖学金，但家长在孩子中考时，还是希望孩子进普高，而不愿意进中职。

在地方教育部门明确规定达不到普高线就不能进普高学习（包括借读），以保证中职的招生后，家长不但对地方教育部门施压，质疑这一政策，还想办法曲线上普通高中，有的机构还会给家长提供违规运作的服务。还有的中职学校，则以普高化为招生卖点，告诉家长、学生进中职后，依旧学习普高课程，以参加普通高考。

中职的这种困境，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职业学校办学质量不高，缺乏特色，加之很多学生缺乏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家长担心孩子上中职学校，没学到技能，反而被“带坏”；

第二点，也是更为深刻的一点原因在于，职业教育的地位不高，相对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还存在低人一等的情况——

高度筛选型社会，职高没有前途？

在就业市场上，体力劳动者的收入超过写字楼的普通白领，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从社会地位上来说，白领的地位依旧明显高于技术工人、快递员、外卖小哥。甚至有很多学校在招生时，都会要求父母具有本科学历。这种赤裸裸的歧视，正是高度筛选型社会的直接体现。

白领的收入可以比蓝领低，但社会阶层却要更高，这说明收入并不是决定阶层的唯一因素。决定阶层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中考，如果你上了普高，那么大概率可以上一个大学，你毕业了就是白领（最新本科就业率91?，甚至是金领；你如果上了职高，大概率上不了本科，毕业了就是蓝领（最新就业率92?。

所以，中考默默地决定了一个人的阶层，细思恐极。

用分数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阶层，这是荒谬而粗暴的，但又是高效和现实的。

如果你考上了985大学，那么国家对这个学校的投入非常大，而学生交的学费又很低，所以你等于凭借高考高分拿到了一个极其便宜的教育机会；相反，如果上的这是高职院校，国家投入差了很多，你交的钱比好大学学费还多，等于拿到的是一个又贵又糟糕的教育机会。从投资回报率来看，没有傻子会主动去读高职。

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中国学生一路上来的考试，小的几百次，大的有几次，每一次都在筛选学生。我们的教育就是考试筛选孩子，所以被称为“应试教育”。应试教育走到极端，有个非常糟糕的问题，那就是所有孩子都在一个方向上努力，不管你有没有天赋。

最近，毛坦厂中学弄一个小号，专门招收上海地区的高考复读生。没有任何褒贬评价，但这事说明，即使像上海这样的人们印象中教育十分发达地区，在残酷的筛选制度面前，考生不也不得不向山区学习。筛选带来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上海的家长和深圳的家长一样恐惧自己的孩子搭不上“教育改变阶层”的末班车。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控制普高录取率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会加剧这种恐惧。因为你的孩子进了职业院校，参考以往的经验，基本上就很难实现阶层突破了。这一点，足以让很多父母为之惊叫。

纵观世界的职业教育

纵观全球，职业教育做得最好的国家，德国毫无争议地排名第一，而中国也将德国作为效仿的榜样，教育学者熊丙奇先生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建议同样建立在“德国模式”之上。

一个非常值得关注但同时被很多人忽略的现象是，当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向中国转移时，美国出现了“铁锈地带”，唱出了“乡下人的悲歌”，并且选了一位倡导“美国利益优先”的总统。但是，作为制造业大国的德国却安然无恙，工人们没有什么怨言，社会舆论没有任何发酵。

原因就在于，美国的教育资源分化极为严重（大概只比中国好一点），美国的学生去当工人，多半不是因为兴趣，而是因为成绩太差。所以，美国的技术工人素质并不高，美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并不强，美国不如日本，更别说跟德国相提并论。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在德国，很多本行业知名的企业CEO，都是由从技术工人一路晋升上来的职业学校毕业生担任。这些企业可能不像奔驰宝马大众那么有名，但在本行业内，却常常占据领头羊的位置。

他们的产品具有不可替代性，而生产线上的工人也同样不可替代，公司的领导人需要长年累月浸淫在生产线上，极为熟悉生产流程和生产技术才行。

产生上述两个现象的土壤，就在于德国多年来年轻人上大学的比例始终维持在25?右。德国的学生从中学开始，根据个人兴趣进行分流，分别进入文理中学（或综合中学）和普通中学（或实科中学），其中文理中学的学生主要为进入大学做准备，而普通中学的学生主要以进入职业学校为主。注意，在选择过程中，学生考虑的主要是个人兴趣。

而在德国的就业市场上，大学生毕业生和职业学校毕业生也没有明显区别，其社会地位、收入水平、晋升空间都相当类似。你是公司白领，我是工厂技术专家，我们都是社会的中产人士。

事实上，德国制造业的产值达到德国总产值的80?而这是由60?产业工人所贡献的。“德国制造”以耐用、可靠、安全和精确著称，价格也很昂贵。同等重量的机床，德国制造是中国制造的20倍。这样的差距，工人能不被尊重吗？

所以，中国职业教育要做改革，不能简单压普高分数线，因为说到底这还是在用考试的办法做筛选，属于典型的新瓶装旧酒。

原本，读职校也可以是基于兴趣的主动之举；原本，读职校也可以很有前程似锦，月薪数万；原本，读职校也可以实现阶层跃升，成为社会中产，乃至上层精英。

但是，高度筛选型的游戏规则，把主动学生挡住了，把似锦的前程遮蔽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职业教育改革没办法单独进行，以高考为切口的应试教育改革需要做一个整体性的诊断。当然，这是一个挑战极大的难题，如何改，怎么改，还需要一轮又一轮的大讨论。

当前游戏规则下，该如何破局？

可以想见的是，短时间内，升学考试的筛选性很难改变，甚至会进一步加剧。

对于每个学生、每个家庭来讲，只能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主动去适应整个大环境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正处于国家教育改革和政策调整的风口浪尖，从新高考改革到新中考改革，从教材改革到教学改革，政策压力仿佛给已经筋疲力尽的学生身上又加上了一根无形的稻草。

但无论教育政策如何改变，有一点不会改变——只要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足够优秀，无论处在什么样的评价体系、筛选体系中，总能够找到自己 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