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赏析《反贪风暴》系列电影叙事凸显的伦理问题

　　原标题：赏析《反贪风暴》系列电影叙事凸显的伦理问题

　　香港《反贪风暴》系列电影率先构建了完整的叙事框架和故事结构，以反贪肃腐为主题，从第一部到第四部电影的上映，现实的票房号召力也逐渐增加，在香港和国内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但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香港《反贪风暴》系列电影它本身的一些问题。

　　从伦理规范来看，“伦理一词，是指人类社会中人与人关系与行为的秩序规范”，内在追求着一种合理性、应当性和价值性。

　　香港《反贪风暴》系列电影虽然注重现实性，但很多艺术的设计重噱头、颜值和唯票房主义非常明显，尤其是第四部电影更加突出。与此同时，在社会公平正义方面、伦理关怀等方面的诠释则显得比较欠缺。由此，《反贪风暴》系列电影叙事凸显出以下伦理问题。

　　电影叙事的伦理文化

　　冲突无论是《反贪风暴》系列作品前三部所表达的反贪腐、真善美和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念，还是第四部所传递的重噱头、颜值、暴力和枪战的票房至上的观念，都是对香港社会现实和香港民生实践的自我认知、表述、想象和映射。

　　以上两点是我们对《反贪风暴》系列作品进行伦理和审美阐释所必须正视的基本事实。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反贪风暴》系列前三部作品之所以能够在题材表现上有所突破，在现实主义美学表达上有所成就，是因为其不可否认地借鉴了内地热点，嵌入了内地元素，呼应了内地主导文化。

　　另一方面，《反贪风暴》第四部之所以在伦理表达和艺术表现方面折向经典港片的老路，在市场迎合主义影响下重回了“票房主义”的阵营，是因为其未从根本上认同内地主导文化意识，未从根和魂上理解清正廉洁的时代主旋律和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观。

　　同时，市场的高票房和豆瓣的高评分，进一步刺激了香港电影在“票房定成败，评分论英雄”的歧途上愈走越远。

　　更使得香港电影无法认识到自身在阐释和解析伦理观念和文化导向方面的先天不足，香港电影的短视行为和功利主义，凸显和加剧了这种因文化和意识的隔阂所导致的矛盾性和悖论性的动态对抗。

　　权与法、公与私表达的伦理困境

　　在《反贪风暴》系列电影中，权与法，公权与私权的矛盾表述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但也是极为艰难把握和呈现的。

　　从电影的精神诉求来看，法律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以陆志廉为代表的ICAC们基本的信念和武器。但具体到故事呈现时，却存在着表述的困境。

　　如第一部Z风暴中，陆志廉在调查Z基金伊始，即面临着港府高官韦专员的质疑和诘难，于是余副处长直接发问“韦先生，老板是不是不想我们查？”

　　这里，可以预见，如果特别行政长官“老板”不希望ICAC查Z基金，那么ICAC势必无法开展调查工作。

　　而正是因为陆志廉和余副处长搬出“老板”才使得韦专员和范太太无法阻拦。由此，捍卫公平正义和社会法治的本应是法律，但实际上镜头给出的答案却是“老板”的私权。

　　同样的，在Z风暴中，陆志廉因闯入胡志勇的私宅而被扣留在黄文彬负责的警局，黄文彬自然百般设卡阻挠陆志廉离开，而陆志廉最后之所以能够顺利脱身，也不是因为谭美莉拿出了证明胡志勇的私宅系违建的证据。

　　而是因为地政总署署长是余副处长的大学同学，余副处长凭借他的私人关系和职务影响，向黄文彬的上司曾副署长施压，“你不是要我现在过来支持你吧，十点多了，我已经上床睡觉了”，黄文彬在这场关键交锋中没得到领导的支持，从而不得不放人。

　　在《反贪风暴》系列作品中，诸如此类的例子并不在少数。陆志廉宣扬和维护的法治、公平和正义，却时常需要通过展示权力，特别是以ICAC副处长为代表的高层来完成其坚守和捍卫。

　　对权与法和公与私矛盾的表述困境，构成了《反贪风暴》系列的另一重伦理困境。

　　社会矛盾的伦理思考欠缺

　　正如前文所述《反贪风暴》系列展现了包括权力与法律、正义与邪恶在内的多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但影片却始终未能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提供真正有力有效的解决之道。

　　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卡里斯马”式的主人公，从第一部到第四部分别掀起了Z风暴、S风暴、L风暴和P风暴，然而始终不能彻底解决这些矛盾冲突，也无法带来富有深度的思考。如Z风暴中，安达问“你怎么知道大闸是违建的？”

　　马耀祖回答“香港有哪栋豪宅是没有违建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香港豪宅违规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普遍到让精英阶层（以律师胡志勇为代表）习以为常（为常到理直气壮地扭送擅闯私宅的陆志廉去警局），普遍到让ICAC的调查主任们一笑而过。

　　但是这种“一笑而过”和Z风暴中陆志廉去妻子公司追查电梯故障，最后发现机电工程署有人贪污受贿一事，形成强烈对比，同样是剧情中的小插曲，一个“一笑而过”，一个追查到底。

　　剧中不仅未交代两种不同处理的原因何在，更没有提及如何看待和处理违建问题，而这一问题，关乎的不仅仅是精英阶层，更关乎民生大众，是镜头画面问题，更是社会文化问题。

　　显然，这一领域是镜头力所不逮的地方，留给观众的，只有无尽的想象空间。在S风暴中，陆志廉一行找到邓达标了解外围赌球问题，“廉政公署，有件案件想请你回去协助调查”。

　　“赌外围就关我们的事，但如果我查到你有杀人放火，一样会交给警方处理”随后邓达标让小弟团团围住陆志廉，直到重案组刘保强一行到来解围，“看你的棍子快，还是阿Sir的枪快”，才让古惑仔们知难而退。

　　此处的情节安排，显然是ICAC对警察有威慑力，警察对古惑仔有威慑力，但是ICAC拿古惑仔没办法，对付古惑仔，最好的办法依然是警察、枪和子弹，消解暴力的最佳方式显然不是ICAC所代表的公正和法治，遏制暴行的最有效方式居然是更强的暴力。

　　镜头给出这样的答案，当然是无奈的、被动的、消极的，但是这一略显肤浅的、粗糙的、不负责任的处理方式背后，却凸显了影片对香港社会法治、文化和公平正义的思考不深入。归根结底这是一部追求票房的系列影片，对社会伦理和价值取向等思想性的介入不够。

　　道德教化功能未充分展现

　　《反贪风暴》系列在阵营塑造上，除了突出ICAC、警队、官员、富商、企业管理层和律师等为代表的精英阶层这条主线外，还隐藏了以零星镜头、无名人士和市井小人物为代表的底层群体这条暗线。

　　与精英阶层立场坚定地捍卫和追求公平正义不同，底层群体在道德观念和价值定位等方面出现了紊乱和迷失。

　　在Moko（新世纪）商场追捕杀手宋仁信的过程中，在商场女士内衣专卖店PrivateShop的试衣间里，发现身着女士内衣的男人。刘保强和同事在追捕的过程中，发现商场二楼的残疾人卫生间紧闭，遂破门而入，但迎面而来的却不是追捕目标，而是正在偷情的青年男女。

　　S风暴中，李丽的前男友向谭美莉介绍，当年在大学两人是情侣，后来李丽参加了一个剧组，串了一个小角色，就跟了那个制作人，后来又跟了一个有钱有势力的干爹，开始炫富。这些镜头无不昭示着香港社会底层群体，信奉欲望和金钱的价值观。

　　S风暴中，刘爱碧的前男友，青年厨神沈永辉在同居屋内，卧炭炉自杀，直接原因是世界杯期间，欠外围200多万赌球债。

　　但是深层次的原因？可以想象，一个厨师，想要买房成家，仅凭按部就班的工作是无法实现的，沈永辉迫切地想要改变生存现状（搬离冬天仍需靠炭炉取暖的出租屋），想要给女朋友更好的生活，因而走上赌球这条“捷径”，踏上了自取灭亡的归途。

　　同样的Eva盗窃、兼职拍摄，努力赚钱，也仅仅只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直白地说，是为了给奶奶买间好点的房子住。

　　房子，多次出现在影片中，俨然已成为挡在香港青年面前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这种冷冰冰的现实让人绝望，让人退却，让人迷失。

　　这是底层人物对香港社会积弊益深的无能为力，也是底层阶级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年代的价值定位方面的集体迷失。《反贪风暴》系列所展示的底层群体，能否有机会通过努力实现阶层跃迁，突破阶层桎梏，跻身更高层次呢？

　　影片并未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P风暴中，王蓝禄在面对监狱长的突击检查时，十分英勇地帮助陆志廉完成了关键文件证据的转移。

　　王蓝禄表示“我活到现在也一事无成，一件像样的事情也没有做过···难道我回答他，你老爸最擅长做混蛋，低着头跟别人道歉，我也害怕孩子会看不起我，如果有机会呢，我也想挺起胸膛，跟我的孩子说，我也做过威风的事”。

　　这段话，并非无的放矢，后续的天台上，姚君豪带领一众打手在一侧直播虐打王蓝禄，血腥残酷，另一侧则是王蓝禄要保护的妻儿，正带着耳机听音乐，安宁祥和；画面的两侧是如此强烈的对比冲突，更显得王蓝禄的选择，是厚重的，是勇敢的，是应当的，是正义的。

　　只是，这种选择显然不是最佳方式。在S风暴中，刘保强在赌球巨亏之后，家没了，事业也没了，在警队失了势，领导不信任，甚至直言“你说有十成把握，我只信你三成”。

　　下属更是当面斥责“整个警署谁说我们懒散都行，就是你不行···就是跟着你，注定不走运，无奖无赏。我们能进重案的，个个肯拼肯做想升职的，但偏偏是跟你，算了吧！倒不如拼命点，看看有没有机会调出去更好！”

　　刘保强消沉了很久，事业上的低迷让他一度无法找到自信和自尊，直到最后才幡然醒悟，迫切地想要真正做些事情，想要破案，证明自己，但是一直无法走出泥泞，仿佛有一堵无形的墙，横在他的前方，阻挡着他。

　　后来，刘保强在酒吧买醉，伤心地回顾失意的往事，对陆志廉直言“一个人摔倒了，想要再爬起来，真他妈难！”

　　最后，刘保强甚至是通过付出生命的代价才突破了那堵无形的墙，显然，这种代价太高。

　　通过刻画王蓝禄和刘保强，影片向我们呈现的是，香港社会的阶层相对固化，流动性不足，并且是一个单程向下的流动通道。底层群体想要完成阶层的跃升，非常困难，即便是精英阶层，一旦从程式化的规制轨道滑落，想再次晋升上流圈层，也很难。

　　电影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还兼具文化商品的属性。电影在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应当遵循艺术规律，不仅要发挥着审美娱乐的功能，还应当充分发挥电影的教化作用。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其教化功能是不容忽视的。电影本应自觉地承担起自身的教育责任，但《反贪风暴》系列在内容和表述上顾此失彼，不仅没有起到教化的效果，反而有诱使观众模仿和助长价值对立面的影响。

　　如第三部L风暴中，张副部长问游子新“你有什么办法，把我那100个亿漂白呢？”游子新“我们有很多个途径，给你洗钱。买卖珠宝，拍卖古玩，豪宅，假货交易。

　　我们还有几百个本地和海外银行户口，互相转账，一共可以把七十个亿洗干净”“明天，我们会有一只新股上市，已经安排好了，十亿股配售给张部您，面值一个亿。开市之后，我把股票从一毛推到三块以上，那一个亿就变成三十个亿了”。

　　如此详细的陈述，内含渠道、手段，横跨本地和海外，连通拍卖和证券市场等，这段反面人物作案手法的展示，倒更像是一个教导和科普如何洗黑钱的教程。

　　在“市场迎合主义”驱使下取得了票房上意料之中的成功，但却在娱乐化和商业化的进程中，与它的教化功能渐行渐远，忽视和弱化了电影艺术本身的思想性及所应传达的价值理念。

　　P风暴中对于金钱、欲望和权势的过多渲染，会对观影群体产生一种不良的示范效应，诱使观众不自觉地模仿电影中的暴力行为和贪腐堕化，在这样一种逻辑的指导下，就容易助长不良的社会风气，造成较坏的社会影响。

　　在“市场迎合主义”的驱使下过分追求票房利润，刻意营造视觉刺激，渲染和宣扬暴力等，毫无疑问会弱化甚至消解电影的教化功能，而丧失了思想性的电影，也难以成为一部真正的普遍意义上的好电影。

　　伦理关怀体现不够充分

　　《反贪风暴》系列电影的内容在价值追求以及对人的伦理关怀等方面做得不够。该系列从第一部到第四部，虽然票房水涨船高，但反映出来的伦理关怀却未见增长。

　　该系列的主题仍然是透过“警匪”和“廉腐”两对矛盾关系展开的，第四部P风暴甚至在“市场迎合主义”的驱使下重回了香港电影的老路。如果说，前面三部虽微有瑕疵，但整体上是以传导清正廉洁、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为定位。

　　那么到了第四部，影片对伦理、价值、道德和正义的探讨和表达愈发减少。影片明显表现出对崇高感、责任感、使命感的淡化和疏远，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感官刺激和特写桥段，究其根本，还是“以票房为中心”，而非以“价值传导为中心”。

　　不能不说，该系列作品第四部的重观赏性轻思想性，重票房主义而轻伦理关怀的价值取向，是一种短期行为，不利于电影艺术在新时期谋求艺术与市场平衡下实现自身的稳健可持续发展。

　　这些充斥着暴力镜头的语言表述，虽然抓住了观众的眼球，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电影的观赏性，但却严重损害了电影的思想性。

　　如宣扬爱国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狼》和《红海行动》等，均在收获了市场高票房的同时，完成了与观众在精神层面和价值层面的共鸣共振。然而，在“市场迎合主义”的裹挟下，能够聚焦道德文化生活同时体现人文伦理关怀的电影实在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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