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53讲 ｜ 朱浒：洋务与赈务——从盛宣怀看新生产

　　2021年11月8日，北京大学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53讲“洋务与赈务——从盛宣怀看新生产力在近代中国的落实途径”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302会议室举办。此次讲座同时采取线上直播的方式，吸引了300余位学者参会。讲座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举办。讲座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常务副院长朱浒教授担任主讲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近代史研究》杂志副编审潘晓霞担任评论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亚光教授担任主持人。

　　朱浒教授在演讲中

　　朱浒对以洋务运动为核心的新生产力与近代工业化的问题进行讨论，并以盛宣怀为例探究新经济体系在近代中国落实的问题。区别于传统的经济史研究范式，他结合了社会史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因素进行考察，拓展了研究思路。

　　朱浒从中国工业化的内发与外源之争切入，探讨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早期工业化和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近代工业化之间的关系。

　　内发视角以李伯重的早期工业化论为主要支撑。李伯重认为，在1850年之前，江南的经济发展已进入早期工业化阶段，其内在动力和当时在英格兰出现的斯密动力没有本质区别，差异在于两地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条件不同，江南地区走的是一条超轻工业化道路，而英格兰以重工业先行，江南和英格兰在经济发展上并不存在巨大落差。但是，李伯重的论证存在经济实践上的脱节，朱浒将江南在早期工业化阶段所发展的经济类型、经济种类、经济部门和经济基础等要素与近代工业化阶段比对，发现并不存在直接对应，江南所发展的轻工业和重工业，比如纺织业和造船业，和洋务企业建设期间所兴办的新的纺织工厂、造船厂等机械化生产的大工厂之间并不存在直接承接，也就是说，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与近代工业化之间并未表现出继承发展的关系。

　　因此，朱浒将视角转向汪敬虞的近代工业化论，这一理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条件中，带有决定性的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力的引进。汪敬虞强调，当时中国原有的经济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械大工业生产准备必要的条件，机械化大生产在中国的出现是外源性的。但是，朱浒认为汪敬虞忽视了空间线索，从而忽视了机械化大生产发展中的江南背景。

　　基于上述对现有理论的分析，朱浒对新生产力在中国的落实进程进行重新审视。

　　首先是对空间线索的重视。在基于时间线索的分析中，工业化的背景是1842年鸦片战争后实现五口通商，但实际上，马克思在1856年的文章指出，南京条约的签订实际上并没有形成这五个新的贸易中心，只有上海在开埠后替代广州成为中西贸易中心。与此同时，寓沪的粤东买办崛起，成为上海社会的一个新阶层，与江浙商帮形成一种对立的局面。

　　其次是对江南商人的角色转变的关注。早期的江南商人没有完成把早期工业化基础与近代工业化建设相关联的任务，如第一任轮船招商局总办朱其昂、红顶商人胡雪岩等，虽然希望能够借助于洋务企业建设的东风跻身于近代工业化，但他们对于新式工业既没有太大的兴趣，也没有太大的经验，使得洋务运动初期的尝试屡屡失败。然而，在之后的洋务企业建设中，江南商人表现突出，逐渐成为洋务企业的中坚力量，但关于这些江南群体的研究较为简略。

　　因此，朱浒通过对江南商人代表人物盛宣怀走上洋务之路的再考察，讨论了这些新兴的江南绅商从何而来，他们以什么样的身份加入洋务企业，又如何成为洋务企业的经理人。

　　在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中，官僚群体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策推动者，起到政策制定、倡导与推动的作用；第二类是职务行为者，他们对近代企业的投资更多地是一种职务行为，而非主观参与；第三类是投身建设者，他们大多是中下级官员，虽然切实加入企业经营，但一般都没有做出太大贡献，除了盛宣怀。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最新公布的一批历史档案，朱浒发现盛宣怀很早就参与了轮船招商局的筹设，但由于仅是一个普通官员，没有雄厚的商人背景和洋务事业经验，因此并未处于主要位置，甚至遭受不少挫折。同样地，从1875年开始主持办理湖北煤铁矿务后没几年，盛宣怀也被迫裁撤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然而，在连续遭受失败后，盛宣怀在1881年电报局建设中取得突破，成为主要创办人员并成功推动电报局进入运营阶段；在1883年金融风潮中被委派整顿招商局、机器织布局以及一些大大小小的矿务，扮演了一个逆势而上的救局者的角色。朱浒通过对这几年间盛宣怀际遇的追踪，发现盛宣怀的崛起依赖于一种非经济的渠道——赈务。

　　明清时期劝善运动的兴起，促使江南地区兴起了以慈善为核心的社会事业的发展，进而演变成为地方权力格局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这样的演变过程中，江南善士圈出现并逐渐成为社会联系的圈子，实际上关涉的是地方社会秩序。丁戊奇荒期间，以江南善士圈为主的社会力量通过组织义赈加入了对华北地区的大规模赈济，并以此为契机发展其跨区域影响。盛宣怀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进入赈务圈子与义赈人员有了密切联系，从而拓展了人脉圈。在盛宣怀的引荐下，经元善、谢家福等江南绅商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广东买办郑观应开始进入洋务企业，共同成为后来洋务企业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群体。

　　朱浒指出，洋务企业建设如果可以被称为一种运动的话，需要一个群众性的、社会性的基础，新兴的江南绅商群体为这一基础的构成提供了很大的作用。第一，新兴绅商群体带来了近代工业化第一次投资热潮，并打开了社会投资的新局面——社会投资不再依靠传统时代下的人情关系，而成为一种现代化的社会关系投资。第二，新兴绅商群体带来新兴市场经济，盛宣怀在金融风潮中对各个企业的整顿工作便依靠这些江南绅商。第三，唯有新兴绅商群体有实力接受破产的企业、有能力带领企业步入正常的运营秩序，从而使得甲午战争后的中国转型进入了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因此，朱浒认为洋务运动的发展不仅仅是盛宣怀一个人的功劳，其背后是一批由江南绅商为主体的中国新兴市场群体，洋务运动前期的失败也说明国家建设不能仅依赖于官员，而是要调动社会群体共同努力。

　　最后，朱浒对讲座内容做出三点总结。第一，传统与现代的传承。朱浒开篇提及的李伯重的早期工业化和以汪敬虞为代表的近代工业化之间的内发与外源之争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之间既有连接又有扬弃的现象。对比现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有很多的问题都不能简单地以点对点、线对线的思路来理解，它可能会有很多的迂回曲折的关节所在：经济上的传承可能背后有政治社会的渠道，政治上的关联可能背后存在经济社会思想的线索。第二，内因与外因的结合。内发理论与外源理论的存在说明内外因均对中国近代工业化产生影响，争论主次关系不如探究他们共同作用的方式和原因。第三，经济与社会的互动。新型的经济社会并非单纯地强调经济为主或者社会为主，我们要把在经济驱动下的社会行为和在社会环境所决定的经济行为结合起来，发展新的思路，探究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与道路。同样地，做经济史研究或是历史研究应该关注更广阔的影响因素，而不宜对研究施加太多的预设。

　　讲座结束后，《近代史研究》杂志副编审潘晓霞和周建波教授对此次讲座进行了点评。潘晓霞表示人物研究应通过其相关历史事件对其作用、行为等进行整体研究，经济史研究在侧重规律的同时也要侧重细节、呈现事实。周建波表示研究历史是为了了解现在，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研究工具的掌握，还要重视阅读与积累。最后，张亚光长聘副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经济史与思想史的研究不能与社会史分离，且研究应联系时间线索和空间线索并有所延伸。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供稿：经济史学系

　　供稿人：金雪晴

　　美编：鱼尔、初夏

　　原标题：《北京大学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53讲 | 朱浒：洋务与赈务——从盛宣怀看新生产力在近代中国的落实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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