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疫情控制最佳时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舆情不满情绪爆满

　　舆情观察员马付才

　　舆情背景

　　2019年12月，武汉市爆发了不明原因的肺炎疫情。由于当地政府在中早期对信息公开重视不够，疫情通报频率存在迟报、瞒报现象，以致错过了控制疫情的宝贵时机。

　　该舆情的处置，既考验着地方政府部门的治理能力，又折射着社会的和谐信任，关乎地方形象与发展大局。但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中早期处置舆情过程中，由于舆论场各方叙事方式和表达态度不一，风险点把握不准，导致事件一波三折，错失主动局面，酿成一波又一波的舆情峰值。

　　至今“武汉新冠状病毒”相关疫情信息，仍占据各大搜索引擎的首位。

　　舆情过程

　　1、疫情早期信息公开透明度不够

　　2019年12月8日，武汉市出现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发病。

　　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称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

　　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委派专家组抵达武汉指导疫情处置。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公开发布通报称，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专家从病情、治疗转归、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初步检测等方面情况分析认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2020年1月1日，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贴出公告休市整治。

　　同日，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近期，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了多例肺炎病例，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有关肺炎病例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

　　从12月8日到2020年1月1日，关于对武汉出现的不明“病毒性肺炎”，几乎没有媒体报道的声音，舆情在网络上虽然有质疑，并且有医护人员在微信朋友圈等传播关于疫情的信息，但很快被以传播谣言，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等，被“依法处理”。

　　2、舆情引发关注，武汉卫健委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

　　2020年1月3日，湖北省新华医院CT医生李云华发现3例CT异常；武汉市全市启动对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监测、病例调查、华南海鲜市场环境及动物调查和标本采集工作；中国开始向美国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向世卫组织和周边国家通报疫情；武汉飞往新加坡的旅客抵达樟宜机场时需接受体温检测；武汉市卫健委当日通报共发现44例“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在武汉某派出所内签下训诫书。

　　民主与法制网舆情梳理关于该舆情的传播渠道发现，疫情发现初期，舆情仅仅在有限的微信群中传播，12月31日，第一财经首次报道“确认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之后，直到1月5日，所有舆情线索均来自发表于国际权威医疗期刊的论文、各类官方披露及机构官方自述。同日，武汉卫健委通报59例“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之后。连续12天，武汉卫健委或无该疫情的任何通报，或仅有通报也是称无新增病例。

　　1月19日，舆情信息显示，武汉市百步亭社区举办了“万家宴”。

　　1月20日，呼吸病症治疗权威专家、抗击SARS的有功之臣、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接受了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的专访，剖析了疫情，并透露了有多名医务人员感染，首次证实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能够人传人。

　　1月23日凌晨2点左右，武汉官方宣布封城。此时恰逢春运，人口大规模流动已经开始。

　　至此，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才被广大公众知悉，并认识到其传染的严重性。

　　舆情观察

　　1、舆情信息不足延误疫情控制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舆情发端于网络社交媒体，然后纸媒和网络媒体陆续跟进，形成一次又一次的舆情高峰。

　　从该舆情走势来看，舆情在12月31日开始形成，一天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休市整治，财新、新京报、澎湃新闻等媒体跟进报道休市及疫情相关新闻，舆情形成一次小高峰，因武汉卫健委连续多日通报无新增病例，舆情走势回落。直到1月2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现在可以说，肯定有人传人现象。”舆情形成一次峰值。

　　如今的社交媒体基于手机的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使民众传递信息的交互频率和密度都极为便捷。而最初少部分公众正是于社交平台获知这一疫情的传染性和防范措施。

　　2019年12月30日17时48分左右，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一名眼科医生李文亮在一个150人左右的同学群里发布消息称：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同一天晚上8点43分，武汉协和医院的一名肿瘤科医生谢琳卡在微信群里发布消息称：华南海鲜市场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类似非典），大家注意戴口罩和通风。

　　这种点对点的直线传播方式信息碎片化，内容局限，也无法了解疫情全景。很快，该舆情信息又被武汉“封锁”：李文亮1月3日被医院监察科约谈，并签了一份对“违法问题”警示的《训诫书》；谢琳卡医生也被认定为“造谣”。

　　在疫情发展过程中，官方和民众都面对着信息不确定性与滞后性的制约。但是，在该疫情爆发后长达一个多月时间里，武汉官方的信息披露不足，甚至出现“百步亭万家宴”这种误导疫情的新闻，使初期的舆情处于不明状态，最终导致民众对疫情警惕不足并潜在延误对疫情的控制，造成了长期的风险。

　　2、围绕疫情舆情话题的不满情绪

　　围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多个疫情新闻将舆情推向峰值，并引发公众的质疑和不满情绪爆满，关注点也从防控自保转移到挖料问责。

　　其中与疫情关联的舆情峰值，有最早向社会公开武汉疫情的8名“谣言”发布者被依法处理；“吹哨人”李文亮去世；疫区医院患者打医生；黄冈卫健委主任对疫情一问三不知；疾控中心专家被疑只写论文不管疫情防控；WHO发布对中国疫情；湖北省红十字会及武汉慈善总会接收捐赠物资使用情况等等，都是舆情的热点。

　　因此，在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中早期，疫情或者是舆情的应对和处置，无论是信息透明、与市民和病患的沟通，各项应急处置措施的出台落实和后勤保障方面，武汉乃至湖北都有值得检讨之处，甚至可以说疏漏频频，以至于处处被动。

　　在灾难面前人都会感到恐惧、悲观、愤怒，人与人之间都会有同情、怜悯、感同身受，这些与疫情密切相关的舆情信息叠加酝酿后，不断挑动公众敏感的神经。尤其是当下，各地封城之后，民众对外交流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在互联网，公众对疫情的焦虑和恐慌之后，不满情绪在网络上爆发在所难免。以微信、微博为主的社交平台，也很容易使叠加的多篇声讨或责难的“曝文”一天或半天之内达到舆情峰值。

　　网络已经改变了社会舆论的生态环境，并形成了崭新的网络舆论场，任何人对网络舆情都躲不开、绕不过。舆情是疫情的客观反映，只有准确、及时地公开疫情信息，才能化舆情于“无形”。

　　3、大数据让舆情更加公开透明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正值春运背景，以及武汉“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的双重影响下，疫情迅速从湖北省扩散至全国，甚至海外部分地区。

　　离开武汉的500万人他们都是谁？究竟去了哪儿？又有谁接触到了这500万人？有谁感染了新冠肺炎？这些问题都是疫情排查和控制的关键。

　　与2003年爆发的“非典”相对比，如今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更加畅通，铁路实名制、手机实名制、高速公路ETC等都普遍实现了身份核验，而据此形成的大数据为精准识别可疑病例并及时预警响应提供了技术保障，有利于快速普及防护知识和化解公众疑虑，使民众能够及时掌握疫情动态并正确地采取必要防护措施。

　　目前，三家基础电信企业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在得到用户授权的情况下，基于电信大数据分析，向用户提供本人“14天内到访地查询”服务。并且，一部手机就是一个随身检测器，疫情动态、迁徙地图、接触人群、确诊病例等等数据，都可以通过直观的数据实时变化及地图展现出来。

　　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战场上，还有众多互联网公司充分利用自身的平台优势推出实时更新的“疫情地图”“发热门诊地图”等，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以方便公众时刻掌握疫情态势，做好自身防护。

　　大数据提供精细化数据支持，还有利于疫情的溯源和监测，有利于疫情的防控和摸排重点人员，有利于对人员返程流动情况、城市企业复工复产以及目前物资资源情况等等进行分析和综合判断，这对疫情发展态势进行预测研判提供了科学的支撑。

　　另外，在防控疫情的过程中电商平台也通过发挥大数据供应链的优势，进行智能调度来最大化降低疫区医疗防护物质短缺的情况，其中，基于大数据运算等技术在这次物质供应保障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

　　随时随地可查的疫情信息与数据统计也抑制了不良舆论环境的生成，维护了良好的舆论生态。这说明，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技术，促进了网络舆情行业的深层次改革。一方面，网络舆情在实际应对过程中，技术和数据的作用愈发重要；另一方面，网络舆情错综复杂，需要更专业的人才参与处置应对。

　　因此，今后如何处置舆情中民众公共观念、情绪、动机、压力、观念分裂等应急系统大数据的应用，将会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4、舆情处置暴露多个短板

　　在互联网普及的当下，网络为舆情的产生和爆发提供了传播渠道。因此，网络舆论环境下的公共治理，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社情民意上传下达，防范和化解重大社会风险，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强、危害性大、时效性强、网络传播速度快等特点，事关人民的身体健康,其网络舆情具有与公众利益切身相关性、负面倾向性、高度谣言泛滥性以及影响的延续性的特征,一旦发生在网络上必将引起轩然大波。因此，如何建立应急预案和网络舆情监测预警机制,积极引导网络舆论；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制度,加强事后跟踪反馈和总结反思尤其重要。

　　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初期，因为武汉当地官方的信息提供少之又少，因此普通民众无法从官方获得这一疫情完整的、准确的、及时的信息。舆情完全爆发后，信息透明与沟通又出现诸多问题。因此，庞大的网民数量夹带着情绪宣泄，一时网络舆情汹涌澎湃。

　　无论是疫情或者是舆情的处置，在舆情爆发中早期，武汉都暴露了多个短板：公共卫生领域仍然存在诸多漏洞，网络舆论环境下公共治理预警和研判能力滞后，在舆情应对上存在“网上网下两张皮”现象等等。

　　5、传统媒体仍然是舆情引导的“定盘星”

　　自春节之后，疫情防控的程度越来越高，大家都开始被宅在家中。商业冷清凋零，旅游市场不见人影，因此，互联网资讯火爆了起来。

　　截至2019年2月报告使用的数据显示，整个社交网络行业的用户装机规模是9.73亿，安装渗透率达到88.5%。其中微信用户达到9.9亿，微信公众号注册量已经超过2000万个；微博2019年第一季财报显示微博月活跃用户为4.65亿，另外，还有今日头条、快手等等，因此，疫情期间，有成千上万个自媒体都没有进行一手调查，却在“正正经经”地宅在家中写新闻。

　　此次疫情事件，自媒体不断地刷屏挖料，不断将一些舆情推向峰值，成了疫情下自媒体的狂欢。

　　不可否认，自媒体发出的声音，同样有利于信息公开透明，但是，多元的自媒体声音很多没有经过采访、求证、核实为基础，只是利用舆情炮制大量似是而非、真假难断的文章来吸引眼球圈粉，也给全民共克时艰抗疫分神添乱。

　　“火神山医院被大风吹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女研究生是新冠病毒肺炎零号病人”等等谣言不断滋生。让人欣慰的是，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舆论场上，央视、新华社、人民网等等传统主流媒体并未缺席，他们在热点舆情的引导中，以客观、事实、数据等说话，讲好抗“疫”故事，宣传科学、斩断谣言，其影响力、公信力不但起到了“定盘星”的作用，而且使舆情快速回落。这是自媒体无法替代的。

　　舆情点评

　　突如其来的疫情彻底改变了2020年这个即将到来的春天。不断升级的隔离警报，不断增加的确诊人数，让长期生活在衣食无忧年代的我们突然无所适从。

　　疫情和舆情，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越是形势严峻越是考验水平能力。

　　如何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既需要坚决有力的防控措施，也需要强大的正能量来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

　　在这场疫情阻击战中，我们看到了医护工作者“不计报酬、无论生死”的最美“逆行”；看到了“国有战、召必回、战必胜”人民子弟兵的紧急集结星夜驰援；看到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中国速度”；还看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精神……

　　从这场疫情阻击战中，我们还看到一个渐渐成熟起来的社会管理者形象，也看到一个渐渐理智的舆论场。

　　（新闻来源：央视新闻、人民网、财新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