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间阅读 ｜ 他们用勇气诠释人性

　　

　　卡罗琳·穆尔黑德对“秘密村庄”和“冬日列车”的追索，同样是打破沉默的忠实记录。它见证了不同群体的勇气和坚持，也诠释了何以为“人”。

　　作者 |叶克飞

　　图源 |图虫创意

　　在战争后，曾经失散的一家人团聚，会是怎样的情境？在一般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它总以温情与热泪呈现。可是，它未必是真实的，起码不属于全部人。

　　《秘密村庄》就揭示了这种残酷，它这样描述二战后的法国人：“并非所有发现自已父母还活着的孩子都能适应战后法国的新现实。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被带走，被慈爱温柔的妇女关爱和照顾，他们发现自己的母亲枯瘦憔悴，筋疲力尽、过早衰老、唉声叹气……有些孩子后来说，他们宁愿自己永远没有找到父母。

　　有一个幸存者为自己的回忆录取了一个令人心碎但也揭示真相的标题：‘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孤儿’。有些孩子会说，他们越来越觉得无论自己做什么都永远无法达到父母的期望，与此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父母‘就像焦土、就像荒漠、就像灾区’……卡罗勒·扎尔贝格曾经被高原上一名农夫的妻子收养了一年，她写道，父母总是在张望，‘他们仿佛正在等待什么东西，小心翼翼地度过余生，仿佛死亡会轻而易举地抓住他们’。”

　　当然，这是战争之后的事情了，在此之前，人们先考虑的是生存。毕竟，生存是如此之难。专注于二战难民研究的英国作家卡罗琳·穆尔黑德在《秘密村庄》中记录了一段关于生存的二战历史。

　　维希政权的懦弱与不堪

　　仅用六个星期就攻陷法国，是纳粹德国津津乐道的战绩。但德军受困于兵力不足，一直未占领法国全境，这也使得法国维希政权拥有了一定的独立权。维希政府所统治的主要是非占有区，也就是所谓的自由区，大概占法国本土面积的40%。

　　令人唏嘘的是，维希政权的“当家人”是一战英雄贝当。法国即将战败时，原总理辞职，贝当继任并向德国求和。1940年7月，法国国会在维希举行争议性投票，授予贝当一切立法、司法、行政及外交权力。贝当政府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国会沦为布景板。

　　许多法国人最初对贝当政府报以矛盾心态。一方面认为这是投降，另一方面又认为贝当有委曲求全的一面，目的是为了保持法国的相对独立。但随着戴高乐领导的抵抗运动迅速发展，加上贝当政府本身助纣为虐，使其彻底失去民意。

　　维希政权下的法国“自由区”本质上与德国占领区没有太大差别。但“自由区”和占领区的民众无法随意往来，甚至维希政府的官员也需要德军发放的“通行证”。维希政权所代表的金融寡头和军人集团利益，与纳粹德国有着种种勾连，因此在政治上难免实施高压，也因此激起了法国民众持续不断的抗争。

　　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这段抗争史的记录聚焦于格里耶尔高地等地区的游击行动。英国学者卡罗琳·穆尔黑德则选择了另一个角度，以《秘密村庄：维希法国的抵抗运动》一书记录法国民众的抗争。

　　拥有一定独立权的维希政府，一开始对犹太人的处置选择了相对怀柔的方式。但随着德国方面压力的加大，维希政府不但没有设法保护犹太人，反而变本加厉，对犹太人的甄别、限制工作、拘禁和迫害，一度比德国纳粹还要严苛缜密。到了1942年，维希政权更是全面驱逐犹太人，尤其是7月份的“冬赛场”围捕事件，导致12884名犹太人被集中关押，最终被分别送往各处集中营，最终幸存者不足百名，所有孩子全部死亡，这被视为维希政权最严重的一笔血债。

　　而在法国一角的维瓦莱-利尼翁高原，村民们则播撒着人性之光，他们不顾危险，尽一切努力拯救犹太人。

　　这段历史曾经被遮蔽，直到1953年，一本双周刊《和平新闻》刊登了一位法德两国混血的新教牧师安德烈·特罗克梅的故事，他在1940年5月德军进驻巴黎至1944年夏天法国解放的几年间，拯救了大约5000人。文章中写道，特罗克梅牧师以其坚定不移的和平主义信念，鼓舞其新教教区信徒，参与这场“善意的密谋”，信徒们接纳、藏匿、供养继而转移这些不幸出现在纳粹处决名单上的可怜人，帮助他们安全地转移到瑞士。其中，许多获救者还是懵懂幼童。

　　不过，五千人是夸大的数字，“他们也不是靠非暴力抗争而得救，而是靠想方设法、通力合作的艰难冒险而得救。他们不仅经历了普通意义上的冒险，而且借助偏僻边远的独特地理环境和沿路居民的默默支持而涉险过关”。特罗克梅也并非唯一主角，与他风雨同路的还有其他牧师与教徒，此外还有医生、教师、大学教授、学生，以及童子军里的许多男孩女孩，他们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当时，犹太人想尽一切办法寻找生路，如能逃到北美就可算是“胜利大逃亡”，但维希政府会用各种方式拖延签证。在黑市办理新身份和签证又随时会被骗，有些黑心中介甚至会将自己的客户转手出卖给纳粹。

　　也有些善良的工作人员，包括医生和牧师等，偷偷将犹太孩子送出集中营，附近农村的民众则负责收养。而且，这种收养并不仅仅是偷偷藏在家里，他们甚至会将孩子送入当地学校读书，尽全力维护这些孩子的正常生活与尊严。当然，这也与维希政权一开始的怀柔政策有关。1942年夏天，维瓦莱-利尼翁高原上收容犹太难民的难民之家和儿童之家还获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最起码获得了维希政府的承认。但到了维希政权开始驱逐和迫害犹太人之后，这些犹太孩子的存在就需要各种“安全配合”，村民们会让孩子牢记自己的假名字和家庭情况，以防被抓捕。当德军巡查时，孩子们会逃入野外的树林中。

　　当纳粹以所谓的“纯洁”目的戕害犹太人时，这些法国村民体现了何为大爱。他们多半是天主教徒，却并未视犹太人为异端。在村庄里躲藏的犹太人，仍然会定期进行祷告。

　　犹太人往何处去

　　随着战事的推进，形势越来越严峻，收留不再是长久之计，“秘密村庄”面临的是更艰难的转运。

　　书中写道：“越来越明显的状况是，在维希政府和德国人眼皮底下藏匿并非长久之计。需要藏匿的人太多，而可供藏匿的地方太少，尤其是那些看上去就像外国人，而且几乎不会说法语的人就更麻烦了。高原上每间农舍似乎都有人躲藏，而且大家都不太敢相信巴克那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需要更安全的地方，一个他们能够置身于战火之外、坐等盟军胜利的地方。问题是这个地方在哪里。”

　　一个选择是西班牙，它勉强算是个中立国，且一直接收难民。但1942年11月德军占领法国南部后，直接控制了法西边界，德军宪兵取代了法国边境警察。“而且，穿越比利牛斯山同样费时费力，需要徒步行走两天到五天，包括攀登海拔3000米的高山，部分道路几乎终年积雪……对于那些来自维瓦莱-利尼翁高原的人来说，穿越法西边境是太过遥远、太过艰难的旅程：目的地在500千米之外，没有好走的道路，也没有联络站。”

　　意大利也曾是一个选择，尽管是轴心国之一，但反犹主义在意大利没有市场，“尽管墨索里尼个人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既猜疑又褊狭，但种族主义法律终究只是法西斯党政策当中不太重要的组成部分。德国人曾经以为，意大利人也会像法国人那样实行类似的反犹措施，并与维希政府一道把犹太人送去德朗西。但意大利人并没有那么做。”

　　所以，“无论柏林方面多么愤怒，意大利人只是忽略逮捕犹太人的命令。”

　　中立国瑞士也是一个避难地，而且与法国有200公里的边境线，有众多相对容易穿越的山口，但瑞士并未决心拯救犹太人。一战后，瑞士的天主教徒、农民和白领工人就结成同盟，抵制外来者。到了1938年，“一种‘外国人泛滥成灾’的恐惧，尤其是对那些注定‘无法同化的’外国人即东欧犹太人的恐惧，弥漫于瑞士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犹太难民加剧了瑞士人的反移民态度，1938年10月4日，一种针对德国“非雅利安人”的强制签证开始签发，“在瑞士而非德国的压力下，犹太人的护照上必须打上‘J’的印记。”

　　即使犹太人打算将瑞士作为中转站，进而前往美国、南美和中国，这条路也很快便被关闭。早在1939年10月后，也就是法国维希政权建立之前，瑞士就开始驱逐和拘捕难民。即使少量收容法国难民儿童，条件也是“犹太孩子除外”。

　　宗教力量在此时起到了关键作用，作为西方社会思想文化的重要依托，宗教在二战期间遭遇冲击，但也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战争。

　　在整个二战过程中，“新教教会与瑞士教会之间的联系始终是畅通无阻的，而且有33位瑞士牧师在法国服务。”在法瑞边境封锁后，牧师们用尽各种方式与瑞士政府谈判，最终达成协议，“一定数量的‘犹太基督徒’可以安全进入瑞士，实际上几乎所有犹太人都在表面上以某种方式皈依基督教。”

　　也就是说，在德国纳粹的严密监视以及维希法国警察的控制之下，法国境内的犹太人与外界沟通变得异常的困难。这时宗教本身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教士之间的往来，可以带来金钱与信息，并帮助人们进行转移而不被维希法国的警察以及纳粹德国的人们所察觉。犹太人可以通过让自己皈依基督教的方式，躲避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追杀而成为一个‘犹太基督教民’，也就是成为了一个拥有自由的公民。”

　　开往集中营的冬日列车

　　在反抗者中，女性的光辉尤其璀璨。在卡罗琳·穆尔黑德的另一部作品《冬日列车：维希政权与纳粹集中营里的法国女性》中，记录了一群这样的女性：她们因反抗纳粹暴行而团结起来——分发反纳粹传单、印制革命出版物、藏匿抵抗者、收留犹太人。

　　她们可能是教师、学生、药剂师，也可能是歌唱家、作家和家庭主妇，她们是母亲或妻子，也是姐妹或女儿。最终，她们还是开往纳粹集中营的31000次列车的囚犯。

　　女性遭遇的重压尤其令人慨叹。维希法国政权建立后，以“女性应回归厨房与卧室”的名义，禁止已婚女性在政府公共部门工作。这使得女性的社会接触面大大缩小，但她们仍然用各种方式参与到抵抗运动中。可是，在法国总计40760名战后归来的“政治抵抗者”中，有女性8872名，而在被授予最高荣誉法国解放勋章的1053人中，女性仅6人。换言之，那些在战时有过英勇表现的女性，在战后遭遇了各种轻视与偏见。在许多人看来，在法国的抵抗运动中，女性往往只能充当那些力所能及的角色，如信使、通讯员、印刷工、被禁文件的分发者和提供安全屋，是那些看起来不是那么英勇的作战方式。

　　但实际上，即使是这些看起来不太英勇的方式，也需要莫大的勇气与智慧。而且，在大量男性被捕后，投身抵抗运动的女性不但越来越多，而且也开始承担男性的工作，包括参与武装袭击、暗杀德国士兵、惩罚叛国者和告密者，收集武器和策划破坏行动等。

　　与这种轻视和偏见同时存在的，是对女性的极度苛刻。法国沦陷后，许多法国女性为求生存，不得已与德国士兵结婚生子，战争期间大概有20万法德混血儿出生。这些女性在战后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反而遭遇清算，甚至遭遇剃头、泼油漆和游街等羞辱。

　　在实际上，参与抵抗运动的法国女性们，所面对的风险一点也不小。《冬日列车》记录了1942年的“皮肯事件”。

　　皮肯是法国抵抗运动的下塞纳省负责人，被纳粹所通缉。法国军警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对其进行追踪而不是立刻逮捕。很不幸，这样的策略奏效了——最终，军警宣布他们对抵抗运动做出了“决定性的”一击。成果包括“300万份反德和反维希政府传单、重达3吨的文件、2台打字机、8台复印机、1000个复印模板、100公斤墨水以及30万法郎。113人被拘捕，其中35人为女性。”

　　九个月后，也就是1943年1月24日，这35位女性中的30人，与其他200位因从事抵抗运动而被捕的女性一起，被押上送往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列车。这230位女性都不是犹太人，她们所乘坐的是唯一一列载运法国抵抗运动中被捕女性的死亡列车。

　　当她们被带到集中营后，遭遇了残酷折磨。面对的是纳粹军人的凶残、极其恶劣的居住环境、各种足以致命的疾病、还有随时会被送入毒气室和焚化炉的阴影。羞辱也无处不在，她们像所有集中营女囚一样，被剃去所有毛发，换上残破囚服，终日从事各种无用功式的重复劳动，甚至接受纳粹德军进行的人体试验。

　　仅仅两个半月，这230位女性中就有150人死去。值得庆幸的是，她们依旧团结，彼此慰藉。用各种方式抵御难关，对于她们而言，友谊“比她们从前所知道的任何东西都更为坚固，这成了她们的信条，也定义了她们这群人。”最终，这230名被带到集中营的女性中，仅有49人活了下来。但是后来的事情，才是更煎熬的。

　　幸存者的人生不应沉默

　　离开了集中营的恐怖，也离开了伙伴的温暖和支持后，《冬日列车》的幸存者们只能生活在创伤中，如行尸走肉般生活，“如果我能回家的话，我们想找回的生活本应是宏大的、壮丽的、色彩斑斓的，但现实却是如此平淡简陋琐碎，我们的希望被打破了，美好的意图被击碎，我没有活着，我在奥斯威辛时已经死去了，但没有人知道这一点”，这便是幸存者的命运。

　　书中写道：“所有女性都认为，最艰难的是如何描述她们所经历的一切。她们曾设想将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告诉家人，现在，她们却陷入了沉默。”

　　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幸存者之一的夏洛特·德尔博创作了一个剧本，讲述从前同伴们的故事。23位女性身穿标志性的条纹衣服，谈论着她们在纳粹集中营的生活。她们的发型和特征都被刻意模糊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德尔博认为“那一张张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共同的经历。“正如希腊悲剧那样，人人知道存在暴力，却没人真正见过暴力的发生”。

　　2008年，卡罗琳·穆尔黑德决定寻找在65年前那个寒冷刺骨的1月早晨离开巴黎的女人们，想知道她们当初为何投身于抵抗运动，如何被逮捕，又如何为了生存而战斗。

　　而在此之前，创造剧本的那位幸存者夏洛特·德尔博已于1985年死于癌症，仍然健在的女士只余七位。

　　在穆尔黑德的探访中，这些勇敢女性们的形象逐渐生动。让穆尔黑德有些困惑的是，“她们竟如此勇敢，却对取得的成就如此谦逊。”

　　“秘密村庄”的人们同样勇敢而谦逊，正如书中所写的那样，在很多时期和地区，救助者的伤亡率远远高于被救助者。为了别人的生命，他们显然已经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们身份不同，行事手段不同，却因为“救助犹太人”这个共同目标走到了一起。当个体被大时代裹挟时，他们没有为了安全而选择随波逐流。

　　但无论是“冬日列车”上的女性，还是“秘密村庄”里的民众，都曾在战后的岁月里长期沉寂。这显然与戴高乐政府的导向有关，戴高乐并不愿意人们在战争回忆里陷入太深，也不希望受害者沉浸于追究中。从政治角度而言，他认为法国更急需的是集体失忆，让人们暂时忘掉仇恨和创伤，投入新的建设中，以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

　　但更重要的是因素是“幸存者的沉默”。1984年，也就是在自杀离世的三年前，意大利作家莱维出版了人生中最后一部著作《被淹没和被拯救的》。而在此时，欧洲甚至出现了屠犹质疑，有人甚至质疑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否存在。显然，沉默的幸存者成了纳粹党卫军的帮凶。

　　莱维深谙这一切，他写道：“纳粹统治者用三种武器来伪造记忆和否定现实，这三种武器是：重复宣传、对多元化信息树立壁垒、恐怖主义。

　　受害者人倾向于阻滞受伤的记忆，以免重新激起伤痛。而施暴者则把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去回忆，以减轻罪恶感”。一个人要想摆脱这种桎梏，需要“保持正派、真诚，并不断付出道德和智力上的努力”。

　　所以，莱维从未选择愤怒控诉，避免情绪化宣泄引发逆反，而是选择以最理性冷静的方式叙述所见所闻，因为只有这样，“一个见证者才能在司法程序中履行他的职责，从而为公正的判决打下基础。而法官正是我的读者们。”

　　卡罗琳·穆尔黑德对“秘密村庄”和“冬日列车”的追索，同样是打破沉默的忠实记录。它见证了不同群体的勇气和坚持，也诠释了何以为“人”。

　　这一切让我想起了一句话——1941年，法国外交官雅克·勒孔普特·博内决定加入反纳粹的抵抗组织，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想给孩子留下这样的记忆：父亲只是穿着拖鞋舒适地在家里生活，等待国家的苦难过去。”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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