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中外文化；异同；交流；理解

　　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各种文化之间既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各有不同于他者的独特之处。中国自百年前被迫打开国门，三十多年前自主对外开放以来，关于中外文化异同的讨论就一直是热门话题。既有长期旅居海外人士乃至华裔后代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也有人类文化社会文化学者的潜心研究，深入分析，更有许多“老外”也乐此不疲，这对于我们的思考和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都是大有裨益的。下面我仅就学习和工作中的体会，对怎样正确对待中外文化的异同尤其是“异”谈几点肤浅的认识。

　　一、承认、尊重

　　文化主要指某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惯、生活方式、文化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包括显形的和隐形的，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以及谈不上合不合理的一切，在某一时期作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可以说有多少个民族，就有多少种独特的文化。“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各种文化的存在必定有其存在的原因。我们对中外文化要一视同仁，要承认它的客观存在，要给予足够的尊重。不能采取“鸵鸟”态度闭上眼睛当作不存在，也不能自我否定采取民族文化上的虚无主义态度认为外来的一切都比本土的好，更不应采取文化沙文主义，视一切外来文化为蛮夷，唯我中华文化独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不利人，也束缚自身的发展。

　　比如希伯来文化，已有至少三千年的历史，虽然犹太民族两千多年来散布世界各地，直到二战后才有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但却能保持自己的传统，维系着民族的延续。靠的就是文化的强大力量！伊朗总统内贾德先生扬言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怎么可能？犹太民族受到的迫害，遭受的苦难还少吗？有文化在，这个民族就不会消亡，谁能把深入骨髓血液中的文化轻轻抹去呢？

　　承认各民族文化，就要尊重它。深谙中西文化的孙中山就说过要和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联合相处。你不尊重人家甚至蔑视冒犯，怎么与人家相处？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才会换来人家对你的尊重。

　　二、学习、理解

　　承认了尊重了各种文化存在的客观事实，就有必要去学习它理解它。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人类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流，带来了经济、生产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全球化。随着交流的增多，多种有着不同底蕴的文化交流碰撞就不可避免。我们要学习、研究、理解外国的文化，寻找中外文化的共同之处，也要尤其注意差异性。

　　例如，中西文化的思维方式就有很大不同，思维物化后形成的文化差异更是大相径庭。一般来讲，中国人比较重悟性，注重辩证思维，所以中国文字造词比较注重形象；而西方人更重理性，重逻辑思维，所以英文更多考虑实用价值。同一个东西，中文叫做“明信片”，而英文直译为“传递的卡片”（post card）。绘画上，西方的油画注重写实，讲究色彩，光线变化，透视效果，而国画讲究的是写意，意在言外，留下更多想象空间。中国人画一个人骑马，周围有纷飞的蜜蜂，表现的是“踏花归来马蹄香”。中国人不直言你儿子落榜了，却说“最后一名是孙山（我），你儿又在孙山外”（名落孙山）。再有，中国的饮食文化讲的是“色香味形”，而西方人偏重于营养的保证，一天摄入多少卡路里、维生素、蛋白质等。

　　学习、了解中外文化的差异，更要理解差异性其来有自。例如中国人说某人“像老黄牛一样干活”“气壮如牛”，英文中要表达同样意思却是用“马”。那是因为中国人向来用牛来耕田种地，而早期英国人是用马来耕作的，都是好帮手，词语中却不同了。这里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因为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了差异。可以说中外文化中几乎所有的差异都有其不同的原因，地域、人种、历史、宗教、生产生活条件、甚至气候、人数都会对文化的形成造成许多不同的影响。

　　三、互补、共荣

　　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文化是客观事实，文化间的差异不可避免。我们既要互相尊重理解，更要学会包容，吸取各自的长处。互相取长补短才能达到和谐相处，互利共荣。在各民族相处，各国家交往，各种文化交流中，最要不得的是傲慢与偏见。

　　例如在政治文化上，西方人就常犯这样的毛病。有些西方人士一心要让世界各国都变成和自己一样，他们采取的是“非我族类”“党同伐异”的政策，强制推销自己的制度、文化、民主。比如在中东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而中东各国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民族宗教情况复杂，发展程度不一。你一概打为“异类”而代之以“民主”，而非当地人民的自主自愿选择，那么“突变”的结果只能是混乱甚至倒退。中东和中亚闹过“颜色革命”的一些国家反美反西方情绪高涨与此不无关系。文化上的傲慢与偏见的后遗症由此可见一斑。

　　傲慢与自信是两码事。自信是应该的，必要的。因为资本主义二百多年的成功发展而产生西方文化的自信是有理由的，却不该由此完全否定其它道路与其它文化。同理，我们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有近百年来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基本统一的历程，有近几十年的快速的巨大的发展，而更加自信是应该的更是必要的。但绝不意味我们可以傲视其它国家，看不上外国文化。自信再前进一步就是傲慢与偏见了。

　　中国需要中华文化的自信，中国也从不讳言自己文化中的短处。中国提倡的是兼容并蓄，取长补短。文化上的征服是不可能的。历史上，中华文化就从来没有被其它文化完全征服，也更没有征服其它文化的企图，而是和平共处。丝绸之路，玄奘西行，鉴真东渡等等带来的是中外文化交流，是互相学习吸收；郑和下西洋也并非如哥伦布那样去征服占领。今后也一定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多样的文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冲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互相包容，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繁荣发展才是必由之路，共赢之路。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1-0020-01

　　这次敦煌学研究动态暨《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及时把握敦煌学研究动态，引领敦煌学走向，是《敦煌研究》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的重要任务。

　　依个人理解，近十多年来的敦煌学研究，大致出现了以下几方面新的趋向：（一）敦煌学研究外延的扩大，过去学者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及敦煌石窟，现在，将敦煌出土汉简纳入敦煌学研究的视野，已逐渐成为学界共识。（二）随着收藏于世界各地的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公布，在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出版定本敦煌文献全集成为可能，必将为敦煌学界利用敦煌文献进行学术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三）敦煌石窟的研究方面，随着《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的出版发行，首次开启以考古报告记录敦煌石窟的新时代，标志着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工作全面开展。与此同时，敦煌石窟的研究开始进入探索石窟内容所反映的佛教思想、流派、信仰和社会、历史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等深层次问题的研究，与敦煌石窟相关联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相结合的研究也成为主敦煌石窟研究的新趋向。（四）敦煌学研究由微观走向宏观，由分析走向综合，利用交叉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成为敦煌学新的亮点。（五）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以敦煌为中心，西域、中亚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与敦煌的文化交流再度成为敦煌学关注的新动向。前面s新江先生关于《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动态》的发言，就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启示。（五）敦煌学学术史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六）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科技支撑。

　　《敦煌研究》是敦煌学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学术刊物，也是敦煌学研究领域无可代替的学术刊物，多年来，《敦煌研究》以其鲜明的办刊特色和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赢得了国际敦煌学界的认可。关于《敦煌研究》未来的发展，我个人认为，首先要继续保持《敦煌研究》的独特风格，这是《敦煌研究》期刊立足于学术期刊之林，并获得学术地位的关键所在。其次，立足敦煌，面向世界，以开放包容的精神，刊发国内外敦煌学及相关学科研究的新成果、新资料、新信息，推进敦煌学研究的国际化。第三，根据敦煌学研究的新动态，《敦煌研究》期刊要发挥引领学术发展导向的作用，特别是《敦煌研究》多年坚持设置专栏，组织专家学者参与撰文讨论，引导学术的做法，值得继续发扬。第四，培养作者队伍，刊发高水平学术论文。第五，加大投入，做好《敦煌研究》网站的编辑及期刊论文数字化工作。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3

　　关键词：文化 文化冲突 英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4（b）-0172-02

　　当今社会，跨文化交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交际中的文化差异现象随处可见，语言环境中的文化因素应受到高度重视。实际上，学习语言与了解语言所反映的文化是分不开的。英语教学必须注意中外文化差异比较，才能真正使学生学好英语、正确地使用英语。

　　本篇论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给文化的一些术语下了定义；第二部分研究了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冲突问题与其冲突的根源所在；第三部分探究了文化冲突在英语教学中的一些启示及其内在联系。结论部分概括了本篇论文的所有研究，并指出应适当重视文化的传播。

　　1 文化，交流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1.1 文化的定义

　　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共享共存的社会空间，或是历史和形象交流团体中的一员，当他们离开那个团体时，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都会在信仰和行动上保持标准的统一性。这些标准通常被称为“文化”。更简单的说，文化既是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也是人的生活方式。

　　1.2 文化，交流和语言之间的关系

　　文化与交流，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他们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他们是如此息息相关以至于一些人类学家认为这两个术语几乎是同一个意思。霍尔[1]曾经说过：“文化就是沟通，沟通就是文化。”文化是通过交流来学习，表现，传达和保存的。当文化不相同时，交流的方法也可能有所不同。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内在的，一个社会的语言是其文化的一个方面，反之，文化对语言也有所影响。著名的萨皮尔—沃尔夫学说总是被引用来说明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关系。虽然完全接受萨皮尔—沃尔夫假说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它适用于文化和语言是显而易见的[2]。

　　我们看到文化在语言和交流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化不只提供了交流的符号或语言，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与这些符号和语言相关的意义。此外，文化还影响了人们在交流中使用语言的方式，并造成了交流障碍。

　　2 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冲突

　　2.1 文化冲突

　　对于文化冲突，目标文化和根源文化都可能会导致文化冲突。一方面，目标文化知识的缺乏可能会引起误解或不理解。举例来说，当一个学生问一个外国人：“你是美国人，不是吗？”外国人答：“是一个苹果馅饼。”这个答案使学生很迷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生无法理解。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苹果馅饼不仅是美国人最喜欢的食物，而且也是典型美国本地人的昵称。另一方面，文化冲突是指自己在跨文化交流中文化背景知识的负迁移类型。如果一个人理所应当的认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以同样的方式理解词语或行为的，或者试图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来理解不同文化间人们的语言，那么即使他或她懂得这门语言，他们仍可能遇到文化障碍，并且无法实现成功的沟通。向西方人打招呼用：“Where are you going”或 “Have you had your meal”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2 文化冲突的根源

　　由于在前面陈述了文化冲突是由文化差异造成的，因此，对我们来说，认识到产生文化差异的这些因素是很必要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尽量减少文化冲突。

　　2.2.1 地理和历史

　　我们都知道，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东部，面向太平洋。来自内陆地区的大风常常会带来寒冷和恶劣的天气。因此，东风是我们最喜欢的，但与此相反，英国位于大西洋的一个岛屿，他被温和并且潮湿的西风所影响，因此，西风与温暖和积极有关。例如：

　　在许多冬日，我都看到他，鼻子冻得发紫，站在飞雪和东风之中。（John milton ）

　　东风化雨，借东风（《三国演义》中的故事。）

　　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一些习语带有不同的内涵。“一说魔鬼他就出现”，这似乎与中国的成语：“说曹操，曹操到”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其内涵和其暗指在文化上是不同的。

　　2.2.2 宗教和习俗

　　宗教和习俗对语言的理解也有重要的意义。三字经已被广泛用于中国。在英国，基督教是主要的宗教，他在597年流入英国。基督教认为人是带着罪恶出生的，而人的生命就是为自己赎罪的过程。有很多词常常出现，像：天使，僧侣，主教等。现在这些词都被广泛的使用。宗教和习俗都深刻的扎根于文化中，他们下意识的被渗透到人的认知系统中，影响人的心理活动。

　　3 文化冲突与英语教学的联系

　　3.1 文化冲突与英语教学

　　由于语言以多种复杂的方式约束了文化，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文化冲突可能在语言教学中的每一个方面出现，并制约英语教学，降低英语教学的效率。这可以从许多学生中看出：他们拥有大量的语法和词汇知识，却没有交流能力。

　　例如：一些学生无法理解这句话“他见她一见钟情，并作了一些精密的计划去追求她，但他却连一垒也没达到。”尽管他们认识其中的每一个单词，但仍不理解。这是因为他们不熟悉美国最流行的运动与表达的关系。这意味着学好一门语言不是只要掌握好语音，词汇和语法就行了。在英语教学中，我们不仅要教语言，还要教文化。作为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多获取一些文化信息。

　　3.2 减少文化冲突的手段

　　3.2.1 增加跨文化意识

　　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间的差异要求交流者应该对文化有敏感的意识。

　　语言学教师不仅要知道文化和社会语言间的差异，及本土与非本土英语使用者的基本行为，而且还要将这些认识传达给学生。教师的作用可以且应该包括让语言学习者意识到在言语行为中实际存在的差异。为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而奋斗，并不意味着要将它同化为目标文化，相反，跨语言学习涉及了本土文化与目标文化之间的第三位的发展，即“自我与他人的发展。”[3]。语言学习者需要了解本地人语言的意思，即使他们不选择通过重复本地人的行为来理解。[4]

　　3.2.2 分析，对比根源文化与目标文化

　　在进行文化比较时，首先应该对根源文化和目标文化做出精确的描述。“除非我们对进行比较的每一种文化都有更多精确的理解，否则，我们不能对这两种文化进行比较”。（Lado 1957：111）由于这两种文化清晰明确，对比分析可能会广泛用于显示文化差异，从而说明哪种本土文化习惯会被转移，并且成为跨文化交际的障碍。通过这种方法，误解和曲解在很多情况下会被预知，并且很多的文化冲突也可能被避免。

　　3.2.3 使用刊登文化的教科书和教学资料。

　　由于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很少有机会通过与英国本地人交流或住在说英语的国家来获取英语文化知识，因此关于英语文化的教科书和资料对英语教学是有重要意义的。有关文化背景和习俗的教科书让学生品位到了“真正的”英语。此外，教师应该尽可能得将许多真实的材料加入到英语课堂中。真实的材料指的是来自于真正交流中的那些材料。使用这种材料的优点是他们触及到了许多有关文化和社会的要素。

　　3.2.4 使用教学多媒体

　　由于可视媒体具有一些突出特点，因此它应该被广泛应用于英语教学中。第一，它们可以帮助教师展示目标语言与具有高真实性的文化给学生看。通过展示一幅人们在目标文化中生活状态的图片，学生们可以加深对日常生活的了解，例如：拜访朋友，打电话，问路。第二，使用可视教具的突出特点是：交际场景控制演示。教师或学员可以中断或重新排序，冻结行动，甚至可以取消声音或图像。语言学习者可以被邀请加入到视频演示的一部分中，并可以对他们所获得的暗示有所回应。通过这类做法，学习者在目标语言中的交际能力将有所提高。

　　4 结论

　　跨文化交流注定要受到文化多样性的干扰，因为语言，这个交流的主要手段，只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反映。它不可能将语言的使用从文化中分离出来。在这篇论文中，我们的贡献就是对文化的冲突问题及其根源进行了讨论。这篇论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在英语教学中尽量减少文化冲突的一些建议性方式来提高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参考文献

　　[1] Hall，E.T.1977.Beyond Culture.Garden City，NY：Anchor Doubleday.

　　[2] Samovar，L.A&Porter，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3] Lo Bianco，J.，Liddicoat，A.J.，& Crozet，C.（Eds.）.Striving for the third place-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through language education，1999.

　　[4] Lo Biance，J.，&Crozet，C.（Eds.）.Teaching invisible culture一Classroom practice and theory，Melbourne：Language Australia Ltd，2003

　　[5] 肖龙福.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4

　　在印度学研究方面，季羡林卓有建树，贡献巨大

　　季先生一向重视文化交流的研究，他说：“我们研究文化交流，绝不是为研究而研究。除了学术意义外，还有现实意义――全世界各国人民都时时刻刻生活在文化交流中，都从文化交流中既得到物质利益，也得到精神利益。”

　　季先生认为，中印文化交流历史久远，尤其“佛教于公元前传入中国后，也由于同样的原因站稳了脚跟，并逐渐扩大其影响，不但在群众中流行开来，而且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传统思想核心之中，如果不是佛教传入中国，中国的哲学发展将会迥然不同，这一点我们很难想象。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博大精深的印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也随之传入进来。所以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现象，十分突出，令人难以忽视”。因此，季先生认为：“不研究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这些话说得非常精辟和中肯。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落后。为改变这种状况，季先生多年来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几部重要著作，如《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等。但是，文化交流是相互的，双向的。因此，季先生认为，“如果中印两国之间没有相互学习和交流，两国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他就中国文化对印度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发表了不少著作，诸如《中印文化交流史》、《交光互影的中外文化交流》等，填补了这个研究领域的空白。

　　季羡林治学六七十年，涉及的领域之广、之深、之杂、之多，在国内外实属罕见，很难用一两句话包容。涉及印度、中印文化交流等学科的就有很多。概括地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印度学研究；2.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3.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4.翻译著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5.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6.散文创作等。

　　在印度学研究方面，季先生卓有建树，贡献巨大，首屈一指，是他几十年来用力最甚、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领域。所谓印度学，包括印度的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等。他不仅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还能阅读法语、俄语书籍，这为他从事语言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方面，他突出的贡献是发现并证明了古代印度语言各种形态变化的特点，他的论文为判定佛教经典产生的年代、地点、流传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他把佛教梵语的研究同印度佛教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解决了印度佛教史上的许多问题，发现了佛教梵语的发展规律，为丰富和发展语言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印度语言发展史的研究意义重大。他通过对语言学的研究，还促进了自己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他把语言研究与佛教史实的探索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探讨古代佛教语言时，并不严格局限于语言的形态变化，而是努力探究隐蔽在形态变化后面的东西。季先生的大量细致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为世界各国学者所敬重，在世界梵语学界和语言学界受到高度重视。他的代表作有《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原始佛教语言问题》等。

　　在印度文化学方面，季先生继往开来，功勋同样卓著。他对印度文化的形成、特征、优点与长处、缺点与不足，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中国文化的区别等，都有明确的阐述。对印度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突出地位和重大影响，也有科学的说明。他指出：“中印两大文化圈之间，相互学习和影响，又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也是现实。”这句话千真万确，一针见血。他身体力行，不仅介绍了印度文化，而且还作了大量研究，大大推动了中国对印度文化的研究，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和彼此了解。代表作有《季羡林论印度文化》、《古代印度的文化》、《中印文化交流论文集》等。在他的垂范和积极倡导下，我国一批又一批学术著作相继问世。

　　在历史学方面，季先生高屋建瓴，辨伪辟谬，新义迭出，发前人之未发，这是他的研究特点之一，诸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与途径问题等，就是例证之一。季先生主张，研究历史要有“史德”，实事求是，注重考证。“考证的目的在于求真求实，而真实又是历史研究的精髓。对史料不做考证求实的工作而妄加引用，或歪曲原意，或削足适履，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是不道德的行为，为真正有良心的学者所深恶痛绝。”他还主张，研究历史切忌教条主义，他强调指出，“历史研究，贵在求真，绝不容许歪曲历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某种教条主义的‘论’”。他不仅对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了看法，更对印度历史研究发表了高见。关于印度历史，季先生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印度历史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他主张要历史唯物主义地划分历史时期和确定社会性质，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的比较方法来研究等，他身体力行，为中国学者作出了光辉示范。他除了发表过《印度简史》、《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等著作外，还写了许多涉及印度历史的重要学术著作，如《罗摩衍那初探》、《中印文化交流史》、《糖史》等，在这些著作中，他对许多前人未注意到或没有解决的有关印度历史问题，做了科学探讨，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填补了印度历史研究的空缺，起到了开拓印度历史研究的作用，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盛赞。

　　在佛教学方面，季先生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够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佛教学的学者。他用大量的梵文、巴利文、佛教梵文、印度古代俗语及汉译佛典等原始资料进行研究，就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与一些国际学者进行研讨、辩论，最后匡正了一些国际知名学者的错误结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代表作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佛教》（见《季羡林文集》第7卷）等；在吐火罗语言研究方面，他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为中国争得了荣誉。代表作有《吐火罗文研究》、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见《季羡林文集》第7、11卷）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但佛教曾又“倒流印度”。这一反馈现象鲜为人知。这在印度佛教史上，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甚至在世界宗教史上，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为什么在佛教中出现这种现象，对研究佛教史、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对研究世界宗教史，都有深刻的意义。但至今还没有哪一部佛教史或有关书籍，认真地谈到这个问题。季先生通过研究和分析大量史料，对佛教倒流的现象、原因等做了精辟阐述，对倒流印度的史实做了科学结论，解释了这一特异现象，从而为佛教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新贡献。（可参阅《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等）

　　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季先生主张积极开展中外文化交流，既总结过去，又展望未来。他写文章，作报告，办讲座，大力宣传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诸如《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复杂性》、《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等，后来他又主编了《东西文化议论集》。所有这些，受到了中外学者的重视，影响颇大。他对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时间也相当长。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贡献更大。他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中印两三千年的中印文化交流的史实进行了系统的挖掘和整理，并指出其交流的特点：“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季先生对印度和中印文化交流的研究，成就卓著，主要代表作有《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糖史》和《大唐西域记校注》等。由于成就辉煌，他被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印度驻华大使南威哲先生（V.K.NAMBIAR）在授予他“名誉院士”仪式上的讲话中说：“季羡林教授对印度的研究，倾注了毕生的精力，真可谓是一个传奇式人物。季羡林教授也是世界上公认的梵文研究的带头人。他对中印两国历史长期相互交流的研究所作的贡献，时至今日仍然起着先锋作用。”印度文学院长罗摩坎达?赖特先生（RAMKANTA.RATH）在授予季羡林教授名誉院士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采取这一史无前例的创举，把名誉院士授予季羡林教授，中国、东方文化学术界的带头人，我对此举倍感欣慰。”

　　翻译《罗摩衍那》，填补中国梵文文学翻译的空白

　　在印度古代文学方面，他翻译介绍了大量印度古代文学作品，并进行了一系列认真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填补了中国印度梵文文学的空白，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增进了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获得了中印两国学者的交口称赞。几十年来，他陆续翻译了《沙恭达罗》、《五卷书》、《十王子传》、《佛本生故事》等名著。尤其经过十年坚忍不拔的努力，终于翻译完成了世界著名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不但填补了我国梵文文学翻译的一项空白，也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因此，得到了国际梵文学界的极高评价和赞扬。在此基础上，他又研究了《史诗》在我国新疆、汉、傣、蒙、藏地区传播的情况，以及它在中国的影响，为中印文化交流研究作出了新贡献。

　　在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方面，季先生勇于创新，不因循守旧，重视比较文学研究。他提出了建立比较文学中国派的主张，得到中国学者们的一致赞同，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引起了世界文学界的极大关注，如今已成为世界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了比较文学属文化交流范畴，并强调了“比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所使用的方法，把“中国文学纳入比较文学轨道，纠正过去欧洲中心论的偏颇”，他亲自写过一些比较文学论文，他指出了目前在比较文学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在世界文学史上，东方文学一向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中国、印度、伊朗、阿拉伯、日本及其他许多东方国家的文学对世界文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促进了世界文学的发展。但是到了今天，东方文学却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习惯于欧洲中心那一套做法，或多或少，有意无意，抹杀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作用，这不利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学习与互相了解。”因此，他强调：“我们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是为比较而比较，真正的目的是通过这种研究，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学。”现在的问题是对东方文学重视不够，他主张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目的只是想能够较客观地认识中国文学及东方文学的价值和地位，吸收各学派的长处，建立一个科学的有特点的比较文学体系，促进我们文学的发展。

　　但如何才能作好比较研究，季先生强调指出：“一个人如果真想搞比较文学，至少必须通中国文学，另外再通一门外国文学，不能精通，也要稍通。对中外文学理论和发展规律要有一定的理解。具备了这样的基础，就不至于乱比，瞎比，比较的结果也会有助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要搞好比较文学研究，应重视文艺理论建设，两者关系密切。他认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印度古代文艺理论、西方古代文艺理论，是人类文艺理论的三大体系。我们都应该下工夫努力学习，‘采得百花成蜜后’，必有所得。只有做到这一步，中国的比较文学才能真正有所突破，才能真正立于世界比较文学之林，从而形成我们大家所期望的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总之，季先生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代表作有《〈罗摩衍那〉在中国》、《五卷书》、《漫谈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之我见》、《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和《季羡林文集》第8卷。

　　散文创作。季先生的研究工作有个特点，即几项工作同时交叉进行，也是一种积极的休息方法。与此同时，若偶有所感，还写点散文。他写的散文，别具一格，另具特点，在中国20世纪的文坛上独树一帜，可读性很强，已为世界所公认。提到季羡林的散文，无人不交口称赞。他既擅长抒情，又擅长写景，偶尔还用典引诗，使文章耐人寻味，给人以无限的美感。因此，读他的散文，既会被他那高尚的人格力量所震撼，又会被那些散文佳作的艺术魅力所陶醉。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择善固执”，在文章中均有体现，感人至深，读者爱不释手，为众人所称道。他的散文，就像他的为人一样，淳朴、亲切、幽默和睿智，有丰富的内涵和动人的情感。截至目前，他已创作出一百五十多万字的散文，现汇集成册，出版发行，其中包括对印度的回忆记录，如《天竺心影》等。

　　中国文化对印度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中印文化交流是相互的。印度文化传入中国，影响了中国文化，但中国文化，无论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也传入印度，对印度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这也是事实。因此，季先生说：“如果中印两国之间没有相互学习和交流，两国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这话千真万确，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像中印两大民族文化这样密切，在世界上的确是举世无双的。季羡林先生破除了中印两国单方面学习的成见，创立了“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相互渗透”的新说。发表的一些文章和专著，对中印文化关系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佛教的传入有密切关系。印度佛教很早就传入中国，但如何传入的？途径如何？传入中国后有哪些改造与发展？佛教传入的同时，对中国的语言、文化、音乐、艺术、医学等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经过了改造与发展，后来又如何倒流印度？等等。季先生对这一系列问题都进行了认真研究，一一作了回答，解决了很多疑难问题。读季先生的著作，不仅使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而且还会给读者带来种种启发。

　　季先生从事中印文化交流研究工作，有其独特的方法，“是从语言现象出发的”，以语言学、历史学等为依据，“最喜欢考证，亦称考据。考据，严格说来，只能算是一种研究方法，其精髓就是：无据不信。”加之，不墨守成规，不故步自封，敢于思考，勇于探索，勤于耕耘，独辟蹊径，发前人之所未发，对中印文化交流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从而开拓了新的领域，著作丰赡，令人赞叹不已。如《原始佛教语言问题》、《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等，都是他的重要著作。

　　那么中国文化对印度到底有哪些影响，季先生同样作了大量研究，成果显著，令人敬佩。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他对制糖术在中印两国之间交流的历史，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大量中外史料查证，他得出了“制白糖的技术”是从中国“传入印度”的这一结论。并且指出，“这一技术是经海路传入的，即使全靠语言学证据也能证明这一点。”（详见《季羡林论中印文化交流》第2页）。但他又在中国历史文献《明史》中找到了证据，再次证明，中国的制糖技术传入了印度，地点是孟加拉，时间是明代。（详见上书）这是季先生的重大贡献之一。经过多年研究，他又发表了《糖史》这一辉煌巨著，令世上学人叹为观止。

　　2．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历史，过去还没有人系统地、深入地研究过，这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无疑是一个重大事件。多少年来，季先生利用中印两国的古代文献，以及考古发掘的资料，确定了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时间、输入印度的过程和道路以及输入印度后发生的作用。

　　“中国丝”究竟从什么时候就输入印度？最早的记录，是季先生在印度古书里发现的。季先生在印度的古代语言和文献中发现了有“中国丝”的记载，例如在乔胝厘耶(Kautiliya)著的《治国安邦》中有“中国的成捆的丝”的记载，说明公元前4世纪传入印度。“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这个时期纂写的《摩奴法论》里有几处讲到丝。”（详见《季羡林论中印文化交流》第104页）；“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里也有几处讲到丝。”约生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语法家波你尼(Panini)，在他的著作里用了Kanseya (即茧产生的东西)这个字。此外，还见于印度古代诗圣迦梨陀娑的《鸠摩罗出世》和《六季杂咏》以及《五卷书》等。季先生在研究中发现，“最有意思的是‘从中国输入的成捆的丝’，后来逐渐有了‘丝衣服’的意思。再经过几度演变，这个字的两个组成部分Cina和Patta都可以独立存在，而仍有‘丝’的意思。与这个字有关的字Cinamsuka ，原义是‘中国衣服’，后来也变成‘丝衣服’，从这两个字可以看出，印度人一想到丝，就想到中国，一想到中国也就想到丝，在他们的心目中丝与中国简直是一而二，二而一了。”（详见《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

　　关于“中国丝”输入印度的情况，在中国的史书中记载更多，最早的记载是《汉书》。季先生研究后指出：“足见前汉时代中国已经由海路通印度。去的目的是买壁流离、奇石、异物。带去的是黄金与丝织品。这是中国正史上关于中国丝输入印度的最早记载。”（详见《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

　　季先生研究发现，在西方典籍里也有“中国丝”运到印度去的记载。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时间的推移，中国丝输入印度有增无减，质量越来越好。（详见上书）。

　　关于钢铁，也是由中国传入印度的，季先生通过梵文研究发现：“在梵文里，在许许多多的表示‘ 钢 ’的同义词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字：cinaja ， cina就是支那 ，指中国；ja意思是‘生’。合起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生在中国的’。这肯定指明了，中国冶炼的钢，在某一个时期，通过某一条渠道，输入到了印度。印度素以产钢著名，而中国的钢却偏偏传入印度。其间的关系不也同样发人深思吗？” （详见《交光互影的中外文化交流》一文）

　　季先生对中国的纸和造纸术何时传入印度、如何传入、影响如何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研究。季先生研究发现，在7世纪末叶印度语言里已经有了“纸”字了。纸在7世纪末叶到了印度。造纸术传入印度一定晚于纸。等到中国发明了印刷术，不管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传入印度后，那更是锦上添花，纸与印刷术配合起来，对文化传播和推进作用就更大了。（见《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一文）

　　从以上简介可以看出，几十年来，季先生对中印文化交流作了大量研究，成就不凡，令人敬佩。但他对中印文化交流的贡献，不只表现在研究上，体现在著作中，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做了大量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实际工作。几十年来，他接待过的印度学者、记者、官员和学生，不计其数；收到过多少访者来信，写过多少回信，无法统计，仅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过的，就已相当可观。在不同场合的讲演，答记者问，也有很多，其影响巨大，有大量口碑为证，在一些报纸或杂志上也有刊载。至于他在家中接待过的印度客人，那就更多了。访问者的体会、感受和看法，谁也无法全部集到，但看到更多的则是他的一些有关回忆文章，已汇集成册，《天竺心影》则是其中之一。

　　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几十年来，季先生参加过无数次国际会议，到过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其中先后出访印度多次，访问的时间也长，考察的地方也多，有时以中国友好代表团成员身份应邀访问，有时以中国学者身份应邀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时间有长有短，长短不一。长时，达一个半月之久，走遍印度各地；短时，起码在一周以上，参观考察多个主要城市。不管哪次出访，在印度所到之处，均受到当地人民热烈欢迎，他应邀作过热情洋溢的讲演，介绍了中国文化，带去了中国人民的情谊。回国后，他把在印度的所见所闻和感受等，都一一写在文章里，出版发表，告诉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

　　从他的一些回忆录里，可以看到印度的灿烂文化，可以了解到印度过去所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印度人民英勇反帝的斗争精神，更可看出，两千多年来，中印世代友好的历史记载和当今两国人民友好的种种表现。读者从中体会到，季先生对中印文化交流所起的重要作用。季先生到底如何受到欢迎和接待，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在他的文章里均有体现，他这样写道：

　　“我们在印度的时候，经常对印度人民说，我给你们带来了中国人民的友谊，我也将把你们的友谊带回中国去，带给中国人民。然而，友谊究竟应该怎么个带法呢？友谊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但是看不到摸不着，既无形体，又无气味；既无颜色，又无分量。成包地带，论斤地带，都是毫无办法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我们的行动带。对我这样喜欢舞笔弄墨的人来说，行动就是用文字写下来，让广大的中国人民都能读到，他们虽然不能每个人都到印度去，可是他们能在中国通过文字来分享我们的快乐，分享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情。”

　　季先生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发表在刊物上。让中国人民分享他的快乐，感受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热情。例如，他谈到1951年他初抵德里的情况时说：

　　“机场上人山人海，红旗如林。我们伸出去的手握的是一双双温暖的手。我们伸长的脖子戴的是一串串红色、黄色、紫色、绿色的鲜艳的花环。花香和油香汇成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印象。”（详见《初抵德里》一文），场面的确热烈，使人深受感动。

　　季羡林先生多次访问印度，进行了友好访问和学术交流，他亲自带去了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深情厚谊，带回了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这是非常珍贵的，它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中印两国人民。

　　中印有几千年的友好历史，这在两国的史书中均有不少记载。今天，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中印友谊的活见证。

　　“活的见证就是科钦。” ，“机场门外，红旗如林，迎风招展，大概有上千的人站在那里欢迎我们这两个素昧平生的中国人，‘印中友谊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宛如科钦港口外大海中奔腾汹涌的波涛。一双双洋溢着火热的感情的眼睛瞅着我们，一只只温暖的手伸向我们，一个个照相机、录音机对准我们，一串串五色缤纷的花环套向我们......难道还能有比这更好的更适当的中国、印度两国友谊的活的见证吗？”。（详见《回到历史中去》一文）

　　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非常热情友好，季先生对此深有感触，感慨万千，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内，我们走过了大半个印度，经历的事情比我过去生活过的四十年似乎还要多。......印度各阶层的人士，我们都会见过了。印度人民的情谊把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填得满满的，简直满到要溢出来的程度。我们又是兴奋，又是感动，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认识了印度，认识了印度人民。过多的兴奋，过多的激动已经使我们有点疲惫了。”

　　在科钦是如此，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例如他在孟买就有这种经历。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记得有一个晚上，邀请我们共同欢度节日......夜已经很深了，我们几次想走；但是，印度朋友却牢牢地抓住我们不放。他们说：‘我们现在不让你们睡觉。我们要让你们在印度留一天就等于留两天。你们疲倦，回国以后再去睡吧。我们相信，我们到了中国，你们也不会让我们睡觉的。’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印度朋友到了中国我们不也会同样不让他们睡觉吗？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七年；但是，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朗诵声还回荡在我耳边。印度人民的这种友谊使我们永远难忘。” （详见《孟买，历史的见证》一文）

　　的确， 中印传统友谊，深入人心，感人肺腑的例子很多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了。季先生把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带回了中国，至今，读者每读到这里，无不深受感动，很受教育。（详见《深夜来访的客人》一文）

　　季先生不仅如实记载了印度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情谊，而且大谈中印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同印度人民进行文化交流。他到底是如何与印度人民进行文化交流的，在他的一些文章里均有体现。季先生每到印度，一有机会，就作面对面的交流，这方面的事例很多，现在不妨举一个例子。例如，他参观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时，受到热烈欢迎，他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记载：

　　“主人致过欢迎辞以后，按照国际上的不成文法，应该我说话了，但是要说些什么，却是毫无准备。当主人讲话的时候，我是一边注意地听，一边又紧张地想。在这样一个场合，应该说些什么呢？说什么才算适宜得体呢？我们两国的文化源远流长，至今益盛，很值得我们两国人民引为骄傲的了。我这一番简单的讲话显然引起了听众的兴趣。欢迎会开过之后，我满以为可以参观一下，轻松一下，然而不能，欢迎会并不是高潮，高潮还在后面，许多教员和学生把我围了起来，热烈地谈论中印文化交流的问题。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又不限于中印文化交流。有人问到四声，反切。有人问到中国古代有关外国的记载，比如《西洋朝贡典录》之类。有人问到梵文文学作品的翻译，有的人问到佛经的中文本，有的人甚至问到人民公社，问到当前的教育制度，等等。印度朋友们就像找到一本破旧的字典，饥不择食地查问起来了......只有用满头大汗来应付这种局面。但是我心里是愉快的。”“深深地被感动了”，“整个校园都给浓烈的中印友谊的气氛所笼罩了。”

　　其他例子还有许多。总之，他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交流方式和交流内容。以上不难看出，无论是季先生的大量研究著作，还是他出国访问时的讲演或谈话，都反映了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和文化交流的事实。我认为，季先生在“交流文化，传递友谊”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起了很好而别人又起不到的作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榜样。

　　事情不止如此。季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谴责了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歌颂了印度人民的斗争精神。

　　季羡林先生把自己看过的印度名胜古迹告诉了中国人民，写得生动、具体，给人以真实感和形象感。读者读后，不仅了解到印度灿烂的文化，而且仿佛也来到印度，身临其境。例如回忆著名的泰姬陵就是一例。读者读后，仿佛身临其境，世界奇迹之一泰姬陵就在眼前，让读者大开眼界，大饱眼福。

　　季先生不仅参观了泰姬陵，还参观考察了那烂陀。季先生在文章中告诉读者：“这个地方不仅是佛学中心，而且是印度学术中心。从晋代一直到唐代，中国许多高僧如法显、玄奘、义净等都到过这里，在这里求学。”提到玄奘时，他说：“中国唐代的这一位高僧不远万里，九死一生，来到了印度，在那烂陀住了相当长的时间，攻读佛典和印度其他的一些古典。他受到了印度人民和帝王的极其优渥的礼遇。他回国以后完成了名著《大唐西域记》。给当时的印度留下了极其翔实的记载。至今被印度学者和全世界学者视为稀世珍宝。玄奘这个名字，在印度，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这样，季先生不仅把印度的一些名胜古迹告诉了中国人民，还把中国古代高僧，诸如玄奘等人的历史作用和他们在印度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也告诉了中国人民。其他例子还有，这里不再列举。

　　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而文化交流促进了我们两国的社会进步，加强了我们的友谊，并给两国带来了福祉。几十年来，季先生在吸收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排除万难，独辟蹊径，对中印文化交流开创了多个新的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受到世人的称赞。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为中印的文化交流在诸多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起到常人所起不到的文化交流使者的作用。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鼓舞和教育着中印人民。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5

　　首先，回顾近十年高考试卷，其与本专题有关的主观题如下：

　　1.2002年全国卷第40题：通过呈现“丝绸之路示意图”，考查有关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名、沿路所反映的宗教艺术成就，及西汉和唐政府的管辖机构。

　　2.2005上海历史卷第34题：通过列举郑和、徐光启、林则徐对外交往的史实，归纳他们对外部世界理解的变化，进而理解“从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到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中外文明的交往变化起伏”。

　　3.2008广东单科卷第27题：以启蒙运动时代、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不同阶段，西方对“中国形象”的不同看法为切入点，考查不同时期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影响及原因。

　　4.2009海南单科卷第27题：通过简短材料，考查晚清教案发生的历史背景及其评价，从中洞察西方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5.2012年广东文综卷第39题：以“science”“代议制民主”等词语和概念的变化，考查其所反映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6.2012年天津文综卷历史部分第12题：以佛教和道教对唐代儒学的影响，考查唐代兼收并蓄的思想文化特征。

　　7.2012年全国新课标卷第41题：以“冲击—反应”模式，考查对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理解。

　　8.2012年重庆文综卷第37题：以唐代、近代中国、近代美洲的留学生为切入点，考查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国家发展和国际交往中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从考题数量看，2002年以来，涉及文化交流史的题目共8道，2012年就占了4道。对该内容的考查有增加的趋势。从考题内容看，试题不断加强了对文明交往中的重要人物、关键事件的理解。从命题立意看，试题突出强调了不同文明交往间的认同、融合，互赢共进的文化精神。这些提示我们在复习中外文化交流史时需要特别关注的那些人和事。

　　“丝绸之路”的名称，最早是由普鲁士人李希托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提出来的。从陆路到海洋、从戈壁瀚海到绿洲，途经无数城邦、商品集散地、古代社会的大帝国。来往于这条道路上的有商队与僧侣、朝圣者与游客、学者与技艺家、奴婢和使节。这一幅幅历史画卷便形成了“丝绸之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唐代的景教、元代的方济各会），以及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其他宗教，都是经这条路线传入中国的。中国早期的养蚕术、造纸术和印刷术和自然科学等无数内容也是经由该路传出去的。①研究丝路史，既涉及欧洲大陆，也涉及北非和东非。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瓷器和茶叶的外销以及鹰洋（墨西哥银元）流入中国，那么它还可以包括美洲大陆。它在时间上已持续了近25个世纪，几乎覆盖了世界五大洲。②可见，“丝绸之路”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新课程教材、教学都重点强调了新航路的开辟，但并未突出“丝绸之路”，教材只在“古代手工业的进步”中简略提及。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必须高度关注，以下三点尤为不应忽视：

　　一是丝路的开通是路线两端帝国共同推动的结果。《新全球史》记载：古帝国的建立极大地拓展了远距离贸易的范围。汉帝国维持着中国的秩序，使中亚大部分地区处于和平状态。帕提亚王国在波斯取代了塞琉古王朝，把它的权威扩展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罗马帝国给地中海地区带来了秩序。而在印度，贵霜帝国和其他一些小邦国也为远距离商贸活动提供了安全和稳定，尤其是在印度北部地区。随着古典帝国的扩张，商人和旅行者建立了广大的商业网络通道。③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开通。

　　二是丝绸之路的负面影响。《新全球史》记载：同宗教信仰一样，传染性疾病也沿古典世界的商路不断蔓延。附着于长途跋涉的旅行者，病原体有机会离开它们原初的环境，攻击那些对这种疾病没有遗传免疫力和后天免疫力的人群。这种传染病往往导致人口死亡。公元2世纪至3世纪，汉帝国和罗马帝国都发生了大规模的传染病。最具破坏力的疾病应该是天花和麻疹，淋巴腺鼠疫在这时可能也爆发了。而这一时期，人类没有抵抗力、免疫力和药物对抗这些疾病，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两个帝国遭受了疾病的蹂躏，人口数量急剧下降。④

　　三是丝绸之路的兴衰。两汉至唐代，中国的对外交通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入宋以后，特别是南宋，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了。明代郑和下西洋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顶点，以后逐渐衰落。

　　为了突出以上内容，我原创了如下试题：

　　[原创题1]阅读材料，回答下列各题：

　　材料一：古典帝国的建立极大地拓展了远距离贸易的范围，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北非都处在一个或另一个古典社会的影响范围之内。随着古典帝国的扩张，商人和旅行者建立了广大的商业网络通道，连接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北非。历史学家把这些商路统称为丝绸之路，因为在这些商路上交换的最主要的商品是来自中国的高质量的丝绸。对商人和他们的商品来说，丝绸之路就是令人瞩目的高速公路；而另外一些东西，也利用了丝绸之路所提供的安全、可靠地进行长途旅行的机会。商人、传教士和其他一些旅行者，带着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念和宗教信念来到远方。同时，一些肉眼看不到的旅行者如病菌也穿过丝绸之路，在遇到新的感染人群时引发毁灭性的瘟疫。到古典时代末期，在丝绸之路上蔓延的传染病引起了中国和地中海地区人口的急剧下降，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也同样导致了人口下降。

　　——摘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材料二：两汉至唐代，中国的对外交通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入宋以后，特别是南宋，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了。元代又开创了对外交通的新局面，达到了所谓“古代中西交通史之极”的地步。明初，海上丝绸之路得以空前繁荣，其中最为壮观、影响最大的，要数15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

　　——摘自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在1400—1800年间，欧洲航海家的一系列杰出的探险之旅将他们带到了世界上除极地以外的各个海域。航海事业是昂贵的事业。然而私人投资者与政府却有极强的动力经营海上保险业，并且为船队提供先进的航海技术。探险还带来了额外的好处：欧洲的水手绘制了世界海图，对世界地理状况的认识也更为精确。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商人和水手建立起通信、交通和交流的全球网络，并且从中大大获益。

　　——摘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回答：（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丝绸之路形成的主要因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丝绸之路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文明交流方式的不同结局及原因。

　　参考答案：（1）因素：汉代丝织业的兴盛；张骞通西域的促进；古典帝国扩张的推动；远距离贸易的需要；商人和旅行者的利益诉求。

　　影响：促进了双方经贸、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发展；引发了疾病的扩散性蔓延，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的混乱。

　　（2）原因：宋元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科技发展，造船工艺进步；政府实行积极的航海贸易政策；北方民族政权并立，战事纷争。

　　（3）结局：郑和下西洋后，航海事业衰落，丝绸之路不再兴盛；欧洲的探险之旅（或新航路开辟）后，航海事业蒸蒸日上，世界交往不断扩大。

　　衰落的原因：朝贡贸易，不计经济效益；贸易环境的恶化（如海盗、倭寇等）；政府对外政策的变化。

　　扩大的原因：政府的鼓励；商业动机的驱动；航海技术的保障；航海知识的进步；航海家的探险活动频繁。

　　命题解析：此题围绕“丝绸之路”和新航路的开辟这两条文明交往的路径设题。旨在引导学生认识两点：一是丝绸之路开通原因的复杂性及其消极影响；二是从文明交往的角度进一步理解新航路的开辟。回答此题，既要仔细阅读并善于归纳材料，还要全面思考。如第（2）问既要考虑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原因，也要兼顾陆上丝绸之路衰落的因素；第（3）问既要答“衰落”也要答“扩大”的原因。这些都是考生容易失分的地方。此内容还可变换角度出题，如将丝绸之路特别是郑和下西洋所倡导的文明平等交往理念，与新航路开辟后的文明扩张思想进行比较设题。

　　中国文化不仅在内部各族文化的相互融和中得到发展，而且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受到了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系统或以外来文化作补充，或以外来龙去脉文化作复壮剂，使整个机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外域文化系统也在与中国文化的广泛接触中汲取营养、滋润自身的肌体。”①梁启超指出：“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②这两次中外文化大交汇，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因此，我们理应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复习中突出这两个阶段。

　　佛教文化是汉唐时期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的主体。佛学的系统传入，对中国哲学以至整个中国文化都起了巨大的启迪作用。中国人对于佛教哲学并非不加改造的照搬，而是在消化佛教哲学的同时，把中国传统哲学融入佛教，使佛学本土化。宋明时期，新儒学派又从佛学中汲取养料，传统儒学与外来佛学相摩相荡，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学，这是文化交流史上创造性转化的一个范例。中国文化系统不仅吸收、消化了佛教哲学，而且还在创造的基础上，又反输出给其他文化系统。大量的佛教译著和论著输出到东北亚（日本、韩国）、东南亚。这一“输入——吸收——输出”的文化流动，显示出中国文化系统的强劲生命力。①佛教绘画传人中国后，隋唐画匠（如吴道子）迅速地从佛画的绚丽色彩与宗教题材中汲取营养，大大提高了民族绘画的技巧与表现力。魏晋隋唐的雕塑壁画，也在吸收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著名的云冈、敦煌等石窟艺术，都有印度艺术的影响。

　　中外文化大交汇的第二次开端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耶稣会士来华。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包括欧洲的古典哲学、逻辑学、美术、音乐以及自然科学实验等，而后者又是最主要的部分。这些西方文化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欧氏几何及其演绎推论对中国思想界来说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图使中国人扩大了视野，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火器的使用、望远镜等仪器的介绍和应用都具有重要意义。徐光启等科学家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加以“会通”，晚明的数学家与天文学等面目为之一新。②

　　为了体现以上理解，我原创了如下试题：

　　[原创题2]阅读材料，回答下列各题：

　　材料一：西汉末，佛教传入后，最初只被当做黄老神仙方术的一种而在皇室及贵族上层中间流传，一般老百姓很少接触……东汉末年，佛教开始流向民间，在社会上有了进一步发展传播。随着西域来华僧人的增多，译经事业日趋兴盛，大、小乘佛教都于此时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在中国得以进一步发展。外来佛教和各种思潮和典籍以空前的规模涌进内地。可是在它的传播过程中，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以及传统思想——儒学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在儒、释、道之间迸发了广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论战和斗争。佛教经过不断的中国化而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至宋元时代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对中国政治、伦理、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明代中叶，罗马教廷配合欧洲殖民势力向世界扩展，在葡萄牙的支持下，通过澳门，派出成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出入京师宫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传布天主教。据统计，自1581年至1712年，来华耶稣会士共249人。在早期来到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欧洲传教士中，有开创之功者，是耶稣会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随着欧洲传教士的东来，西方的医学、光学、建筑学、美术、工艺、哲学、音乐、语言学等也纷至沓来。

　　——摘编自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

　　——摘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回答：（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至宋元佛教在中国发展状况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在中国得以传播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文化领域出现的突出现象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具体史实，谈谈对梁启超观点的认识。

　　参考答案：（1）特点：佛教信仰由上层扩大到民间，再渗透到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由最初的宗教生活发展为中国的佛教文化。

　　原因：佛教教义适合古代中国社会发展需求；统治阶层的提倡；知识分子的理论加工、改造；佛教内容的不断汉化、儒化。

　　（2）现象：西学东渐。

　　原因：文艺复兴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发展；宗教改革促进了西方传教事业的扩大；一批为宗教事业献身的耶稣会士来华；中国开明士大夫的大力支持。

　　（3）梁启超认为，晋唐与明末的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这是符合事实的。

　　晋唐之际，随着佛教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中国文化不断吸收、消化了佛学。如：佛学逐渐融入中国传统思想中，出现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态势，最终导致宋明理学产生；石窟艺术深受佛教影响；隋唐绘画题材多与宗教有关；隋唐乐舞也受印度艺术影响。

　　明末清初，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文化，影响了中国社会。如：利玛窦、徐光启合译了古希腊数学名著《几何原本》；西方天文、地理、火器等知识使中国人开阔了视野；欧洲的水利方法也出现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讲求实证，重视实际的学风影响了明清学者。

　　可见，外来文化的传入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活力，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命题解析：晋唐之际佛学对中国的影响与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是教材编写者没有强调、教师教学并不注重的两个重要问题。笔者以此设题，旨在引导学生认识到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重大影响。回答第一问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原因时，要注意考虑到当时中国社会的需求、佛教内容的发展及文化人士的作用三个角度；回答第二问“西学东渐”的原因时要考虑西方与中国两方面的作用；回答第三问时要注意找准史实，并突出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此内容还可变换角度出题。如可单独设题考查佛学对古代中国的影响，及“西学东渐”的具体概况，或者直接考查晋唐与明清两个阶段的文化特点。

　　中西文化的交流是通过人实现的，而传教士则充当了其中的重要角色。明清时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影响最大。耶稣会士来华，固然意在传教，却带来了范围远比宗教广泛的欧洲文化，客观上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成为当时“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①他们的传教活动产生了三大影响：一是他们中不乏饱学之士，他们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启发了中国文化开始步入近代化的历程；二是他们为了传教，必须研究中国固有文化，改穿儒服，学习汉语满文、读经赋诗，成为第一批西方汉学家；三是他们将来华见闻和中国古籍介绍给西方，向西方传播中国现行制度、社会状况、礼仪风俗等，起了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②

　　在来到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欧洲传教士中，有开创之功的是利玛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掀起了“耶稣会士研究热”，利玛窦研究首当其冲。1979年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吕同六的《沟通中西文化的先驱者——利玛窦》一文。该文认为：利玛窦“为我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因此，在意大利有人称他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粗略统计，从2001年至2010年7月，大陆地区出版的有关利玛窦的专著（含编、译著）有30余种；发表的论文达350余篇。世纪之交，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出千年来对中国历史进程及中外关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外国人有4个，利玛窦名列其中（另外3位是马克思、列宁、马可波罗）。③

　　对于近代传教士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不能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抹杀其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为了突出以上内容，我原创了如下试题：

　　[原创题3]阅读材料，回答下列各题：

　　材料一：最初，利玛窦以为和尚是中国人所崇拜的，所以他削发为僧，披袈裟。结果和尚装束不但不受人尊重，反而招来了麻烦。他及时吸取教训，改成儒者装扮，头戴方巾，身穿儒服，自称道人，行秀才礼。他摸准了中国高级官僚的脾气，因此，每到一地，故意赠送或展览陈列当时中国没有或者比中国质量更好的西洋物品，打动那些贪财官吏及皇帝的心，从而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找到保护人，站稳脚跟。当时中国一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为了富国强兵，渴望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交往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成了利玛窦的好友、学生或信徒，成了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柱石。经过多年努力，利玛窦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能用中文撰写文章和著作。万历三十四年（1606），利玛窦在北京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这是利玛窦首次把古希腊数学名著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利玛窦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八年，写了十六种译著，其中流传最广、史料价值最大的是《中国札记》，后被译成多种文字。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传教士译介中国情况的作品大致可分为四大类：中文语法、会话和字典；中国儒家典籍译介；有关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著述，包括会务报告、信件和日记等；中国文学艺术的译介。根据英文《中国丛报》（美国传教士创办）1849年的书目，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传教士向西方译介的出版物达400余种。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的30余年间曾译介了139部科技书籍和工具书。当时与傅兰雅先后合作翻译和编辑的中国学者有徐寿、徐建寅（徐寿之子）、华衡芳、李善兰、王德均等20多人。在旧中国十几所著名的教会大学里，中国教师的比重远远超过外籍教师。例如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经办的燕京大学，曾重金礼聘一批中国籍教授到该校执教，昊雷川、刘廷芳、陈垣、顾领刚、冯友兰、梁士纯等学者都曾在燕京大学教过书。教会医院的大部分医疗和护理工作是由中国籍医务人员担任的。其中贡献较大的有黄宽、石美玉（女）、颜福庆和张孝赛等著名医生。

　　——摘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三：康有为在1898年曾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英国传教士，1870年来到中国传教）和林乐知（美国传教士，1860年来到中国）的著作。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也是靠了传教士的帮助才逃脱清政府的追捕。……但西方列强却把洋教当成他们“借以张国威”“借以广土地”“为商业之先”的工具，再加上洋教毕竟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存在着明显的扦格（隔阂），之后不到一年，中国北方就爆发了一场针对洋教的反侵略斗争。

　　——摘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回答：（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成功的原因。

　　（2）根据材料，简要评述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

　　参考答案：（1）原因：了解、遵从中国的风俗民情；拉拢和投靠上层统治者；笼络知识分子阶层；熟悉中国语言文字，掌握交往工具。

　　（2）传播基督教文化；译介中国作品；介绍西方科技；创办报刊、教会学校、医疗机构；声援民主运动；进行思想文化侵略。

　　扩大了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有利于中国学习西方，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成为列强侵华的工具，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

　　命题解析：此题围绕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设题，旨在引导学生认识到外来文化在中国成功传播的策略（材料一），及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回答第（1）问时要注意仔细阅读材料，全面归纳要点；回答第（2）问时先要“述”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再加以全面评论。此内容还可变换角度出题。如选取艾儒略、南怀仁、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的相关活动命题。或者关注近代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作的贡献命题。

　　实际上，对于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与复习还有很多问题值得关注，如16-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影响、近代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发展模式的选择、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西传的特殊途径等，都可以作为这方面的重要内容设题考查。笔者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原创试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教师对历史课程、高考试题、命题理论与技术等方面有深入的理解与把握。高三教学中，通过以原创试题的形式来加强对历史复习内容的理解，的确能够促进我们对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从而有效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切实增强考试复习的针对性。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6

　　早在比较文学学科形成之前，比较文学“借用理论”的奠基人德国学者特奥多尔•本菲就曾于1859年凭借其对印度《五卷书》的长期实证研究，宣称印度文学中的部分寓言、童话与民间故事是在中世纪经由欧洲得以传播，继而传遍世界的。此后，经过本菲的诸多追随者的共同努力，比较民间故事学中注重研究传播路径的“传播学派”得以确立。对此，季羡林先生曾指出:“从此奠定了一门新学科的基础:比较童话学或者比较文学史，两者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①。在比较文学学科诞生之初兴起的法国学派的主导研究范式中，对于跨越国界的文学传播而言，其路径主要体现为立足于传播者的直线模式。该派素以倡导影响研究法而著称，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如果要对法国学派的研究倾向和特点加以概括的话，我认为将它们称为‘传播研究’更合适些。梵•第根等人所推介的国际文学之间的‘经过路线’的研究，伽列、基亚等人所主张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及其方法，严格地说，都是传播研究方法”②。事实的确如此，梵•第根曾在其专著《比较文学论》中表明:“在作那对于一位作家、一件作品、一种文体或一个国家的整个文学在外国的成功以及总括的影响的任何比较文学研究之前，我们有着一个条件:对于这些作品的多少要广阔一点的知识。人们所谓一部书或一系列的书的‘传播’，是可以由原文直接地传播的;对于只有少数人懂外国文的某一些国家，这种情形当然是少有的;如果是说一部法文作品在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的意大利、荷兰、俄罗斯等国的传播，这种情形却是更多一点。”③鉴于此，该著述将传播“媒介”划分为“个人”、“社会环境”、“批评;报章和杂志”以及“译本和翻译者”等。在梵•第根看来，“在两国文学交换之形态间，我们应该让一个地位———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地位———给促进一种外国文学所有的著作、思想和形式在一个国家中的传播，以及它们之被一国文学采纳的那些‘媒介者’”④。由此可见，他赋予了个人媒介，也就是传播者，以极高的地位。其后，法国学者基亚承续了梵•第根的学说，在其《比较文学》一书中倡导研究“有助于国与国之间或文学与文学之间了解的人士或典籍”的“文学世界主义的”，具体涉及如下层面，即:语言知识或语言学家;翻译作品或译者;评论文献与报章杂志;旅游与观光客;一种因为地理与文化特殊情况所造成的国际公民;等等⑤。毋庸讳言，该派的确对于国家之间的文学传播活动及其相关现象颇为关注。然而，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时过境迁之后，对于该派的传播研究予以重审，可以看出其中的诸种历史局限。首先，该派囿于其时的社会条件将传播的环境限定为“朋友的集团”、“文学会社”、“沙龙”以及“宫廷”，此种划分方式与现代实际情境之间不免存在差异;其次，尽管该派的传播研究并非仅强调孤立的影响，而是凭借辐射研究策略呈现出发散研究的模式，但是，其研究是以放送者为本位的，明显缺乏对于受众以及传播效果的应有关注，因而主动转播者与被动接受者的实际关系无疑暴露出该派有关传播的研究来而不往且有去无回的宿命。由此，该派仅关注信源与信道，而忽略了反馈渠道的研究实际上隶属于单向直线的文学传播模式。

　　二、双向互动传播模式

　　1958年9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教堂山(ChapelHill)召开，期间耶鲁大学教授雷纳•韦勒克通过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学术报告向其时掌握比较文学学科话语权的法国学派的诸位权威发起挑战。其后，以解构法国学派及其影响研究法为己任的美国学派逐渐兴起，进而曾长期居于比较文学学科的领军地位，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韦勒克曾在其《比较文学的危机》、《今日之比较文学》等文章中数次强调他否定的只是导致学科陷入危机的僵化认知模式与方法论所存在的不恰当之处，而“令人遗憾的是，它被理解成为美国比较文学学派的宣言，并且是对于法国学派的攻击，尽管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它所针对的并非是一个国家而仅仅是一种方法”①。由此，韦勒克及其美国学派的诸位同仁以平行研究法为圭臬，反对把比较文学研究仅局限于确有直接影响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实证分析，主张对于文学与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予以探讨，提倡从美学的角度分析各民族文学的异同，并且广泛涉及对于主题、题材、文体、人物形象、技巧、思潮与文学史等方面所存在的类同与差异的研究。客观而言，该派的平行研究法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法国学派的“一言堂”方式所带来的诸种痼疾，在其时的确堪称是力挽狂澜之举，从而为比较文学学科史书写了可圈可点的一页。此外，该派奉行对等原则，不考虑事实联系，因而不再如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法那样强调放送、流传与媒介，转而倡导总结异质文化的发展规律，涉及不同作家、流派、团体、国家之间的文学文本与现象，从而较为充分地体现了诸国文学之间的双向互动。然而，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该派对于法国学派矫枉过正，其盲目排斥传播研究与实证方法等弊端逐渐暴露无遗。鉴于此，其后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逐渐表现出跨文化互动的强烈诉求，基于各国文学的传播研究不仅重新成为该学科的一个重要考察维度，而且呈现出兼顾放送者与接受者的循环传播模式。以中国比较文学领域的相应研究为例，有关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的诸种双向阐释突显了传播者与接受者的互动特征，在内容的深广度与成果的丰厚性等方面均彰显出具有开创意义的延拓。自20世纪上半叶起，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跨文化交流问题即引发了诸位杰出学者倾尽心力的研究。如针对中西交通史研究而言，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以及方豪的《中西交通史》等著述相继问世。基于中外古代文学的关系研究来看，季羡林的《〈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陈寅恪的《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以及杨周翰的《弥尔顿〈失乐园〉中的加帆车》等无疑堪称典范之作。新时期以来学界有关中外文学的交互传播以及对话与交流的诸种研究呈现异军突起之势。首先，针对中外文学关系进行双向观照的著述陆续问世。例如:《中印文学关系源流》(郁龙余编，1987年)、《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严绍璗著，1987年)、《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王晓平著，1987年)，《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于语和主编，1997年)，《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殷国明著，1999年)，《中外文学交流史》(周发祥主编，1999年)，《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李岫主编，2001年)，《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何兆武著，2001年)，《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李强著，2002年)，《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葛桂录著，2004年)，《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1898—1937)》(贾植芳、陈思和主编，2004年)，《中外交流史事考述》(蔡鸿生著，2007年)，《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方长安著，2009年)等。其次，有关国外文学与文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的论著可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对于国外文学思潮、流派与团体以及国别文学的整体引介，例如:《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王向远著，2001年)，《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许钧等著，2007年)，《走向全球化:论西方现代文论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传播与影响》(冯黎明著，2009年)，《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陈国恩等著，2009年)，《“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叶立文著，2009年)等。另一方面是针对国外具体作家及其文本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的著述，例如:《屠格涅夫与中国: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孙乃修著，1988年)，《普希金与中国》(张铁夫主编，2000年)、《荒原之风———T•S•艾略特在中国》(董洪川著，2004年)等。再者，关于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情况的著述相继出现。例如:由北京大学与南京大学合作出版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先后刊行了数种专著，包括:《中国文学在朝鲜》(韦旭升著，1990年)，《中国文学在日本》(严绍璗等著，1990年)，《中国文学在俄苏》(李明滨著，1990年)，《中国文学在英国》(张弘著，1992年)，《中国文学与法国》(钱林森著，1995年)，《中国文学在东南亚》(饶芃子主编，1999年)，《中国文学在德国》(曹卫东著，2002年)，《中国•文学•美国———美国小说戏剧中的中国形象》(宋伟杰著，2003年)等。此外，针对具体个案展现中外文化交汇状况的专著先后完成。如《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乐黛云主编，2005年)选取王国维、吴宓、钱锺书、朱光潜、林语堂、梁实秋、冯至、卞之琳、梁宗岱、闻一多、陈铨、宗白华、穆旦以及刘若愚等中国近现代学术名家进行了个案研究。

　　三、多元系统传播模式

　　目前，传播媒介的发展的确堪称日新月异，媒介的更替并非仅为工具、手段乃至渠道的变化而已，而是导致了阅读方法、思维方式甚或价值观念的转变。由此，比较文学学科层面的文学传播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一)文学传播的媒介更新与变革

　　针对文学与时代的关联性问题，刘勰曾在其《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①由此论及因文学的载体置换所导致的文学形态的时代变迁，鉴于文学必须通过媒介在文本与社会、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作者与读者、创作与阅读、生产与消费、传播与市场之间实现沟通与交换，媒介对于文学自身的发展无疑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以来，信息传播不再仅依靠传统的纸质媒介，而是转为兼用相继诞生的第二媒体电波、第三媒体电视、第四媒体互联网以及第五媒体手机等。与之相应，曾经凭借传统的纸质文本独霸天下的文学存在方式、传播方式以及接受方式发生了具有革命意义的转变，出现了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整合的局面，而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融为一体的数字媒体使文学的体裁、类型、生产、沟通与交流都发生了数次转型。1999年，博客(blog)被正式定名。诸种新型媒介随即相继应运而生，例如:维基网(Wikipedia)、第二人生(SecondLife)、聚友网(MySpace)、播客网(Podcast)、脸谱网(Facebook)、掘客网(Dig)、优视网(YouTube)以及推特网(Twitter)等。与之相应的诸种载体硬件也纷纷出现，例如:iPad平板电脑，黑莓手机、iPhone手机以及其他智能手机等。与此前的传播媒介相比较而言，“新媒体的用户不得不等待被人生产的内容，比如从亚马逊书店买书、在iTunes播放器上下载歌曲就不得不等待。相反，新新媒介的用户被赋予了真正的权力，而且是充分的权力;他们还可以选择生产和消费新新媒介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是千百万其他新新媒介消费者－生产者提供的”②。基于未来的媒介走向与前景来看，“这样的媒介不是‘后’新新媒介，也不是‘新’新新媒介，而是新新媒介的‘超级版’，也就是新新媒介的‘仿生版’”③。

　　(二)比较文学学科的应对策略

　　陈寅恪曾倡导:“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④上述治学理路对于不断受到新兴媒介冲击的比较文学学科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值此数字媒介时代，面对层出不穷、模式翻新的传播媒介，比较文学学科只有与时俱进，有效利用传播媒介这把双刃剑，才是其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明智之举。

　　首先，坚守传媒语境中比较文学学科的文学本位。“传媒时代”所带来的诸种困惑与焦虑使有关“文学终结论”、“理论终结论”以及“批评终结论”的激烈论争频繁交锋。由纸质阅读到屏幕阅读再到拇指移动阅读的历史变迁，使文学研究的对象与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正如伊格尔顿在其《理论之后:文化理论的当下与未来》中所指出的，“轻声细语的中产阶级学生勤奋地聚集在图书馆里，努力地研究着骇人听闻的题材，例如吸血鬼、挖眼球、半机械人或色情电影”。在他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研究乳胶的文学或肚脐环的政治涵义，是完全依据一句古老且睿智的箴言字面义———学习应该是充满乐趣的;这就如同你可以选择全麦威士忌的口味比较或终日躺在床上的现象学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一样。由此，知识生活与日常生活之间不再有任何罅隙。不用离开电视机就可以撰写你的博士论文是有很多好处的”①。由此，他认为，“在今天，研究弥尔顿文本中的经典表述的老顽固轻视沉浸在乱伦与赛伯空间中的女性主义的激进分子;专注于论述恋脚癖或男性紧身裤前饰袋史的年轻学者，则带着怀疑的眼光望着胆敢主张简•奥斯汀(JaneAusten)比杰佛瑞•亚契(JeffreyArcher)更为伟大的老学究”②。与之相应，日益更新的媒介语境使比较文学范围内的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取向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与啮合。新型媒介语境中的文学传播凭借迅捷、便利、高效与广泛等优势逐渐赢得了受众的青睐。电子传播载体对于受众的自主性与能动性的有效调动以及对于传播的深广度的提升，无疑是功不可没的。然而，其负面影响也是必须予以警觉的。鉴于此，针对比较文学学科而言，在文学传播范式的蜕变中，如何甄别良莠不齐的文学现象，如何更好地利用诸种数字化媒介而不是为其所囿，进而在坚守中彰显与提升文学性，无疑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课题。一方面，新媒介自身在功能与效力等方面的特点带来了文学生产与接受方式的变化，传媒的发展为大众文化广泛、快速的传播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和载体，影像、电子媒介使个体的原创文学作品能够迅速转换为大批量的复制品。此外，传统的静态阅读转换为动态阅读，深度消平后的文学阅读方式呈现出平面化、碎片化等倾向，而对于文学性的解构则致使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发生错位，由此导致了传统的文学经典遭遇了阅读危机，进而直接阻碍了经典得以确立与传播的路径。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商业化倾向也带来了无以回避的负面效应，不仅导致文学观念与使命意识的淡化，而且促使文学的扩容与泛化现象的滋生。数字媒介的市场化运行模式致使文学的超功利性被纯粹功利性所取代，提升精神价值的诉求被迎合受众品位的目标所取代，追求审美愉悦的目标被追求物质利益的动机所置换。由此，就对于文学传播的评判标准而言，传播方式胜于传播内容，传播范围胜于审美意义，媒体创新胜于文本创新，因而不免流于浅表化和噱头化。

　　其次，关注新兴传媒构成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随着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与手机等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网络、手机等新兴载体逐渐成为现代传媒中的后起之秀。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首次向网络文学敞开了大门，共有七部网络小说参选，其中《遍地狼烟》还在首轮中胜出，虽最终未能折桂，但标志着电子媒介进入现代中国主流文学。又如，诞生于美国的“第二人生”是一个基于因特网的虚拟世界，刚开始被认为与其他具有游戏功能的媒介并无二致。然而，由于其不断加快自身的真实化进程，并为作家开设了网络虚拟书店，从而为各国文学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提供了平台。目前，不仅美国最大的在线书店Amazon书店业已进驻“第二人生”接受网友购书申请，而且路透通讯社也进入该网站开辟分社，为其网友报道新闻。再如，手机小说发端于日本，该国不仅较早将传统小说搬进手机，而且率先推介原创手机小说。《深爱》、《恋空》等手机小说的实体书先后在书籍销售排行榜上独占鳌头，并且陆续被拍摄成影视作品且反响良好，进而对于其他国家的相关创作与传播领域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依托日本手机小说的发展空间与市场优势，美国作家贝瑞•约克鲁(BarryYourgrau)与其日语译者合作，专门针对日语手机阅读群体创作超短篇小说。他的作品被称为“快速小说”或“瞬间小说”，以善于描写家庭关系，具有戏剧性著称，并且风靡日本。此种创作行为与传播方式同林纾当年所从事的译介活动在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