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本纪第一范文

　　五帝本纪第一篇1

　　[关键词]史记；五帝本纪；关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2-0175-02

　　一、《史记?五帝本纪》的文字美

　　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充分表明了《史记》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文学是以文字和语言为载体的一门艺术，而对于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传承来说，文字的记载显得尤为重要。《史记五帝本纪》体现的文字价值集中表现在形式和题材上。

　　从形式上看，《史记?五帝本纪》在纪传体通史的形式上详略得当、用词精美，让人读来抑扬顿挫、一气呵成、表达丰富、美感丛生。《史记?五帝本纪》的开篇是“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短短的两句话便将皇帝这个我国古代传说中被儒家奉为“圣人”的中华“人文初祖”描绘的惟妙惟肖、个性凸显。还有第二段的开篇：“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絮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这种文字阅读所带来的审美享受，这种纪传体通史的艺术手法，为我们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有关上古历史的记载，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内容上看，《史记?五帝本纪》这一部分的写作，必然有着十分丰厚的文字材料的积累才能完成。众所周知，我国有关上古文明的记载由于时代久远和生产力的落后而相对匮乏，很难想象司马迁在那个文献记载十分匮乏的历史阶段是怎么搜集到大量的资料的，当然，司马迁和他的父亲身为史官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优势条件，但是要从零星细碎的原始记载中进行搜集和整理，这个工作从难度和广度上来讲还是十分不易的。《五帝本纪》中对舜帝寻求人才的辅佐的一段说：舜谓四岳曰：“有能奋庸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维是勉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与皋陶。舜曰：“然，往矣。”舜曰：“弃，黎民始饥，汝后稷，播时百谷。”舜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驯，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舜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轨，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维明能信。”舜曰：“谁能驯予工？”皆曰垂可。于是以垂为共工。舜曰：“谁能驯予上下草木鸟兽？”皆曰益可。于是以益为朕虞。益拜稽首，让于诸臣朱虎、熊罴。舜曰：“往矣，汝谐。”遂以朱虎、熊罴为佐。舜曰：“嗟！四岳，有能典朕三礼？”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为秩宗，夙夜维敬，直哉维静e。”伯夷让夔、龙。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稚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舜曰：“龙，朕畏忌谗说殄伪，震惊朕众，命汝为纳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时相天事。”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远近众功咸兴。分北三苗。这段话内容十分丰富，通过舜帝和众大臣的对话将当时治理天下的理想状态细致地描绘出来，也成为后世大多数君主们在政治统治上的追求。

　　二、《史记?五帝本纪》的神话美

　　《史记?五帝本纪》基本上是以神话传说为基础写成的，由于上古时期生产力的低下，导致我们的祖先面对自然界和世俗世界的一系列事故都保持这一种迷信的态度，从而“天地人神”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标签。司马迁是依据《尚书?尧典》的历史文献来创作《五帝本纪》的，而《尚书》本身带有极大的争议性，现在学界还有古今尚书之辨。《史记?五帝本纪》的开篇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这段话中“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一句便带有明显的神话色彩，而这段话也成了有记载以来上古中国实现第一次统一的实证。

　　神话是由人民集体口头创作，表现对自然力量的崇拜、斗争及对理想追求的虚构故事，属民间文学的范畴，具有较高的哲学性、艺术性。从形式上看，神话充满瑰丽奇特的想象，“思如泉涌、意如飘风”，成为中华民族历史遗产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内容上看，神话开创了我国文学艺术的重大题材，千百年来一直是文人墨客与民间艺人进行创作的不朽源泉，对后世影响深远。从政治上看，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国家，基本上各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神话故事，而对各个民族神话的记载和重视也体现了泱泱大国的天下情怀，有利于华夏多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世纪?五帝本纪》作为承载中国上古神话的文学载体，在当下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史记?五帝本纪》的历史美

　　历史的问题在于不断发现真的过去，在于用材料说话，它是延伸的，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史记?五帝本纪》美学价值的体现，最重要的一方面便是它在中国历史中所具有不可动摇、举足轻重的地位。

　　《史记?五帝本纪》最后说道：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太史公日：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据此而言，本篇中有关尧、舜的部分可能是司马谈的原作，而黄帝、颛顼、帝喾三个人物的部分则肯定是司马迁后来所追加。

　　五帝本纪第一篇2

　　关键词：汉民族；五帝；五帝时代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4-0131-05

　　收稿日期：2013-09-12

　　作者简介： 徐杰舜（1943-），男，浙江余姚人，广西民族大学 教授，主要从事人类学、汉民族研究。

　　Discussion on Five Emperors Era of Han

　　XU Jie-shun

　　Abstract： Before Xia Dynasty in Chinese history， the Five Emperors time lasted for about a thousand year， “Five emperors” were Yellow emperor，Emperor Chuanxiang， King Ku， Emperor Yao and Emperor Shun， they formed the starting time of Han history. It should be a historical time not a mythical one. The time is still a difficult problem， the key for solving it is regarding it as a symbol of a clan， a pedigree or a “dynasty”.

　　Key words： Han； Five Emperors； Five Emperors Time

　　人们常说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而据中国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测定，夏王朝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这样，根据一般历史理论和国家学说，中国在公元前2070年方建立国家，进入文明社会。这样算来，在中国历史进入夏王期之前，还有约一千年的历史记忆是什么呢？

　　这一千年的历史记忆就是五帝时代。

　　所谓“五帝”，指夏代以前的五位帝王，他们是黄帝、帝颛项、帝喾、帝尧和帝舜。记载这个历史记忆是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以及稍前的《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和《帝系姓》。据载：自颛顼以下的各位帝王都是黄帝的子孙后代，其中帝颛顼是黄帝次子昌意的儿子，帝喾是黄帝另一个儿子玄嚣的孙子，帝喾所娶陈锋氏生下的儿子即是帝尧，帝舜则是颛顼的六世孙。这五帝构成了汉民族历史的起步时代。

　　五帝时代究竟是历史的真实还是神话传说？中国学术界的疑古学派曾推翻了传统的“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疑古学派萌芽于宋明，源起于清初，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达到鼎盛时期，六十年代之后逐渐式微。那么，五帝之时在中国历史的建构中，究竟是传说时代还是历史时代呢？换一句理论性的专业词语说，就是五帝之时是否进入了人类的文明社会？

　　一、五帝是一个历史时代

　　国学大师钱穆早在1944年在其著名的《黄帝》一书中就语重心长地说：

　　文化的发展是渐进的，不是骤变的。开天辟地当然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不是几个人一跳出来就天地光明，宇宙灿烂。但是长时期，千万人的事业，却能从少数人身上看出来。似乎最精粹的东西都结集在他们几个人身上。一幅画的龙，鳞爪虽是活灵活现，我们总觉得它的精神全部从两只眼睛上透露出来。历史上往往着重描述伟人，正是提纲挈领，画龙点睛。年代久远，记载缺乏，描写古代伟人不是容易事。先民的传说质朴无文，他们形容一个伟人，不能像现代的史家有许多技巧。现代的作者可以连篇累牍写一个人而不致过分失实。先民恰反，话虽不多，一下子就说过了限度。富于幻想的述说者，把古代伟人说成神；着重实际的述说者，把他们说成圣；一切文明的产物都归功于他们。我们的古传说，后一类居多数，这些传说自有他想表达的真意义，你不要被它的神奇蒙蔽。完全信他固是大谬，因而鄙弃也是愚笨。我们要深入一层看。这些传说形容和描写的是民族伟人，同时也说明在这几个阶段中我们祖先对文化的卓绝贡献。从文化发展的观点看，这些传说都有很清楚的含意。前人的记载确有可信。让我们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汉朝人作的《越绝书》有一段记春秋末年楚国风胡子相剑的故事：

　　……风胡子对曰：“……时各有使然。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精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楚王曰：“寡人闻命矣。”

　　人类文明的进步，按照应用的器具划分成四大时代，是近代，史家的事。我们这段记载是两千年以前的说法。所指的人物和时期虽不尽可靠，所分的时代和次序则确不可移，“时各有使然”，正是说时代有变迁。最古的“以石为兵”，就是现在所说的旧石器时代。“以玉为兵”的时代，就是新石器时代。“以铜为兵”的时代，就是铜器时代。“以铁为兵”的时代，就是现在所说的铁器时代。春秋末年，铁器开始通行，这些器物的改变对人类影响之大，无法形容，就称它们为神物，推尊开始用它们的人为圣人。古史简略，只提出几个伟人和几件大事，时代又弄不清楚，后人对这些记载的印象，不自觉地认为时代很短，伟人过度密集。又加以形容伟人的方法不得当，夹杂很多的神话，更容易使后人疑而不信。但这些雾障终掩不住背后的史实，埋没不了伟大人物的功绩。[1]

　　钱穆的一席话引出了中国历史的五帝时代。“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以铁为兵”四个相继连接的时代，以东方特色的中国话语，形象地建构了中国文明社会的路线图。

　　但是，历史是复杂的。钱穆的一席话虽然言简意赅，但就钱穆所论述的黄帝，历史的记载复杂而不确定。《孔子家语·五帝》云：

　　“季康子问孔子曰：旧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五帝？孔子曰：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血仃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生为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绤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绤配金，颛顼配水。康子曰：太绤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东方，万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则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则以所生之行转相承也。康子曰：吾闻勾芒为木正，祝融为火正，蓐收为金正，玄冥为水正，后土为土正，以五行之主而不乱，称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称五帝，太绤之属配焉。亦云帝，从其号。昔少绤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勾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颛顼氏之子曰黎，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龙，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业为官职，生为上公，死为贵神，别称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号，于五行之德各有所统，则其所以相变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则各从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骡，牲用骅。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尧以火德王，色尚黄。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独不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将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谷者众矣，唯勾龙氏兼食于社而弃为稷神，易代奉之，无敢益者，明不可与等，故自太绤以降逮于颛顼，其应五行而王，数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这篇以季康子和孔子对话的形式，季康子提出勾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也是五行之正，为什么不称为五帝？孔子说，他们是五正，是佐五帝的五行官名，不能称为五帝。季康子又提出：唐尧、虞舜、夏、商、周其德也符合五行原则，为什么不能称为五帝？是其德不上古五帝，还是天神大帝的数有限制？孔子曰：已经确认了上古的五帝，“数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因此，五帝只能是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礼记·月令》、《吕氏春秋》、《淮南子》都有类似记载。

　　但是，《孔子家语·五帝德》一文是宰我与孔子的对话，在论述五帝的功德时没有提到太昊、炎帝和少昊，介绍五帝的顺序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这就奇了怪了，同一本书，同是孔子之口，提出的五帝竟然如此相左，可见历史的复杂。

　　为什么会岀现这种情况呢？这可能与确认五帝的角度有关。前边提到的以太昊为首的五帝是建立在五行的基础上，而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摆脱了五行理论，不是把他们作为天神大帝来看待，而是作为王位传承来看待，正如上述钱穆所言“历史上往往着重描述伟人，正是提纲挈领，画龙点睛。年代久远，记载缺乏，描写古代伟人不是容易事。先民的传说质朴无文，他们形容一个伟人，不能像现代的史家有许多技巧。现代的作者可以连篇累牍写一个人而不致过分失实。先民恰反，话虽不多，一下子就说过了限度。富于幻想的述说者，把古代伟人说成神；着重实际的述说者，把他们说成圣；一切文明的产物都归功于他们。”所以，《孔子家语·五帝德》说黄帝：

　　“生而神异，弱而能言，哲睿齐庄，敦敏诚信，长聪明，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服牛乘马，扰驯猛兽，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克之，始垂衣裳，作为黼黻。命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以顺天地之纪，知幽明之故，达死生存亡之说，播时百谷，尝味草，仁厚及于鸟兽昆虫：考日月星辰，劳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财物，以生万民，民赖其利，百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黄帝三百年”。

　　这是把黄帝描写成死后尚影响数百年的一代帝王。然后，关于颛顼，“孔子曰：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曰高阳”，叙述了他的聪明才智和政绩。关于帝喾，“孔子曰：玄枵（嚣）之孙，乔极之子，曰高辛”，与颛顼一样，文中也叙述了他的聪明才智和政绩。关于帝尧，“孔子曰：高辛之子，曰陶唐”，下边同样叙述了他的政绩。关于帝舜，“孔子曰：乔牛之孙，瞽瞍之子，曰有虞”。叙述了他的德政后，文中说舜“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这里把五帝的顺序说得一清二楚，而且颛顼、帝喾、尧、舜都是黄帝的子孙①。

　　与《孔子家语·五帝德》相同的是班固在《白虎通·礼乐》中对五帝的确认也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他在论述五帝三王之乐时，引《礼记》曰：“黄帝乐曰咸池，颛项乐曰六茎，帝喾乐曰五英，尧乐曰大章，舜乐曰箫韶，禹乐曰大夏，汤乐曰大濩，周乐曰大武象。”这与《刘子·辩乐》所记虽然有异，但是五帝三王的顺序是一致的。班固还解释说：“黄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载，咸蒙德施也。颛顼曰六茎者，言和律历以调阴阳，茎者著万物也。帝喾曰五英者，言能调和五声以养万物，调其英华也。尧大章，大明天地人之道也。舜曰箫韶者，舜能继尧之道也。”这是通过解释乐章把五帝的顺序又展示了一次②。

　　《风俗通义》作者除了介绍三皇外，也专门介绍了五帝，他说：《易传》、《礼记》、《春秋》、《国语》、《太史公记》都认为：“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五帝也。”他对五帝也有评述：“黄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栋下宇，以避风雨，礼文法度，兴事创业。黄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与地同功，以先黄以别之也。颛者，专也；顼者，信也。言其承易，交之以质，使天下蒙化，皆贵贞悫也。喾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喾然，若酒芬香也。尧者，高也，饶也，言其隆兴焕炳，最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尧绪也。”这一段话叙述五帝功德，与其他文献相比较，其行文略有异同，但是确认的五帝比较明确、也很一致，不仅反映了《风俗通义》作者的观点，也引出了《易传》、《礼记》、《春秋》、《国语》、《太史公记》诸书的观点，即这些书的作者确认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

　　还有一种提法，《道藏·洞神部·谱录类·昆元圣记》引梁武帝说：黄帝、少昊、帝喾、帝挚、帝尧为五帝。

　　其实关于五帝系统最早的记载是《国语·鲁语》，其云：“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大戴礼记·五帝德》对五帝功德也有具体介绍，主要是确认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

　　从以上不完全的文献摘引中，可以看到对五帝的确认分歧很大，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

　　二是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

　　三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禹；

　　四是轩辕、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

　　五是黄帝、少昊、帝喾、帝挚、帝尧。

　　到了汉代，司马迁在写《史记》时，面对这种种有关五帝时代的文献和史料，怎么办？司马迁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史学家，他早年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他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进行田野考察。回到长安后，作了郎中。为官后，他又曾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又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所以他是在写《五帝本纪》时，已有了比较丰富的田野调查经历，掌握了大量的史料。司马迁在非常谨慎的思考后，在《史记》的开篇便写了《五帝本纪》，这是第一次把五帝在系统的正史中列为首篇。之后便是《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从这个排列可以看出《五帝本纪》在《史记》中的重要地位。

　　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之后曾说：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丈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从司马迁这一段话就可以看到，他写《五帝本纪》是十分慎重的，不仅依据先秦文献，而且还通过各处的调查资料，分析思考，并与文献对照研究，最后才认真地写出了《五帝本纪》。可见司马迁的《五帝本纪》是最权威、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因此，我们应该相信司马迁确认的五帝，历代的史学家多数人是支持司马迁的。对此，沈长云在《中国历史·先秦史》中说：

　　“无论把黄帝等人说成是古代一统国家的君主，还是把们编织进一个血缘谱系，都应出自后世人们的构拟，是以后中原各古老部族日渐融合暨华夏一统国家出现趋势明显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然而，尽管有这些人为构的痕迹，我们相信有关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以及其他一些古史人物的传说仍具有相当可信的成分，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夏代以前我国即将进入文明之甭那个时代的史影。如果我们按照那个时代的性质，将黄帝等人看作是上古氏族部落或部族集团的首领，那么，包括《史记》及其他一些古代典籍中的五帝的传说仍可得到合理的解释。”[2]

　　不仅如此，我们还同意许顺湛在《五帝时代研究》中考证的那样：“不仅赞成司马迁确认的五帝，而且还认为五帝不是传说时代，应该是一个历史时代”[3]。

　　二、五帝年代的坐标

　　既然五帝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时代，那么它的历史坐标在哪里呢？这又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难题。难归难，但中国历代学者一直坚持不懈地在探讨这个历史难题。

　　要解开这道历史难题关键是把五帝分别当作一个具体的人，还是作为一个族群、或一个世系、或一个“朝代”的符号来看。

　　如果把五帝分别当作一个具体的人，那许多问题会让你百思不得其解。如五帝都是享年一百多岁，在位都达到一百年左右。帝挚在位9年被废，这是一个例外，帝舜在位50年，加上摄政28年，执政也达78年，其享年也是一百多岁。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和尧都活了一百多岁，这在古代的生存条件下可能吗？又如，《国语·晋语四》中说：炎帝、黄帝都出自少典，可是《帝王世纪》中却说炎帝传八代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如果把黄帝作为一个具体人看待，他虽然活了一百多岁，或者说“寿三百”，也不能与炎帝相隔五百多年却代炎帝而有天下啊？共工这个人，在伏羲时代已经出现，后来与颛顼、帝喾都打过仗，到尧舜时被杀了，可是禹时与共工又打仗了，共工寿命有如此之长，这不是叫人费解吗？

　　如果作为一个族群、或一个世系、或一个“朝代”的符号来看，那许多不解就可以找到合乎逻辑的解读。对此，《纬书集成》的内容有许多是不可信的，但是确实有不少资料是有价值的。例如《易纬稽览图》说“黄帝一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年，颛顼五百年，帝喾三百五十年，尧一百年，舜五十年，禹四百三十一年，殷四百九十六年，周八百六十七年，秦五十年”[4]。许顺湛认为这一段话非常重要，因为它把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与禹、殷、周、秦并列，同等看待。这样就是明确地把黄帝等古帝作为一个朝代看待，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时代看待，还提出了各时期的具体的年数。这对正确解读五帝时代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不仅如此，《春秋命历序》中不仅提出具体年数，而且对各古帝时代提出了若干世，如说：黄帝传十世，少昊传八世，颛顼传九世，帝喾传十世。这与藏传佛教中的达赖几世、班禅几世有些近似。但是达赖、班禅的“几世”与几辈人的含义相同，而古帝的“世”则不一样，它是对有卓越政绩的帝王、被列入祀典的帝王才作一世对待，才计其数。《春秋命历序》没有说帝尧是几世，有一句话值得研究，如说“帝喾传十世乃至尧，后稷为尧官，则姜螈，帝喾后世妃”。这是把帝尧归入帝喾十世之中。《春秋命历序》与《易纬稽览图》合起来形成了更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先秦史学家董立章在《三皇五帝断代史》[5]一书中，根据《通鉴外纪》所载《春秋命历序》所记三皇五帝各朝帝世及年代，对三皇五帝提出了一个年代框架。

　　三皇 五帝各朝帝世及年代表

　　朝代 帝世 年数 历史年代

　　虞舜朝 2世 27年 公元前2173～前2146年

　　唐尧朝 2世 73年 公元前2246～前2174年

　　帝挚朝 1世 9年 公元前2255～前2247年

　　帝喾朝 20世 300年 公元前2555～前2256年

　　颛顼朝 19世 350年 公元前2905～前2556年

　　少昊朝 20世 400年 公元前3305～前2906年

　　黄帝朝 18世 400年 公元前3706～前3306年

　　炎帝朝 17世 380年 公元前4087～前3707年

　　伏羲朝 数十世 1260年 公元前5347～前4088年

　　这个框架是否准确当然还可以讨论，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打破了多数史学家的传统观念，没有把五帝作为传说看待，也没有作为一个具体人看待，而是把五帝分别作为朝代看，从而找到了解读五帝时代的钥匙。许顺湛则更进了一步，他在《五帝时代研究》中分析说：

　　《汉书·律历志》的一条材料对我有启发。如说：“寿王及待诏李信治黄帝《调历》，课皆疏阔。又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岁。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桮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不与寿王合。”这一段话是通过历法的计算，把黄帝在元凤三年的基点上，推到6000多年前是不可信的，往前推到3629年是可信的。有基点向上推算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材料。元凤三年为公元前78年，言黄帝以来3629年，即公元前3707年。但是这个数字只是黄帝制定历法的年代，黄帝的年代一定要早于它。这个数字与考古学结合，当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年代范围之内。由此可以说黄帝不会是始于距今4500年前后。根据上述基本情况，我对五帝年代的选定如下：黄帝10世1520年，颛顼9世350年，帝喾10世400年（包括挚和尧），帝舜一世5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始年（禹代舜后）定在公元前2070年。为了计算方便，我把夏始年定在前2100年，在此基点上，加上帝舜50年，即公元前2150年，也即公元前22世纪。再加帝喾（包括尧）400年，即公元前2550年，也即公元前26世纪。再加颛顼350年，即公元前2900年，也即公元前29世纪。再加黄帝1520，即公元前4420年，也即公元前45世纪，距今6400多年。这就是说黄帝始于前45世纪，即在距今6000年前。由此可排出这样一个五帝年代框架：公元前2150～前2100年为帝舜代；公元前2550～前2150年为帝喾（包括尧）代；公元前2900～前2550年为颛顼代；公元前4420～前2900年为黄帝代。

　　关于少昊，他虽不属于五帝之列，但属于五帝时代，而且史书也有具体积年记载，我选定《春秋命历序》的说法，少昊“传八世，五百岁”。以颛顼年为基点，公元前2900年再加500年，即公元前3400年。这就是说公元前3400年～前2900年是少昊年代段。这个年代段是从少昊受命于黄帝成为海岱地区领袖开始，终结于颛顼兴起。在这个年代段之前，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少昊族群兴盛时期，否则，就不会与蚩尤联合，不仅战败炎帝而且还能与黄帝长期对峙，发生涿鹿大战。少昊衰败后，颛顼并没有成为海岱地区的领袖，少昊族群仍在海岱地区活动。因此说，少昊年代与五帝年代是并行发展的[6]。

　　五帝年代框架表

　　帝及世 积年 公元前年代

　　帝舜一世 50年 约为公元前2150～前2100年

　　帝喾十世

　　（包括挚、尧） 400年 约为公元前2550～前2150年

　　颛顼九世 350年 约为公元前2900～前2550年

　　黄帝十世 1520年 约为公元前4420～前2900年

　　（少昊八世） 500年 约为公元前3400～前2900年

　　资料来源：《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从学术史上来说，最重要的是考古学家许顺湛长期将考古学与“五帝”历史文化结合起来研究，认为黄帝的历史和年代在仰韶时代。2001年许先生还发表了《河南仰韶文化聚落群研究》，开篇即说：“我把黄帝时代的年代框架界定在距今6000年前后至距今5000年前后，基本上与仰韶文化中晚期相对应。关于仰韶文化，我在不少文章中都有论述，认为与炎黄文化相对应。因此，谈到黄帝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首先就得考虑到仰韶文化”，并认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重点地区和中心地区很清楚，对今后进一步研究黄帝时代文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学资料”[7]。从而推翻了，认为考古学的龙山文化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相对应，且五帝的年代约在距今5000～4000年间（个别认识年代上限达5500年前）的主流认识。

　　其实，早在1989年，考古学家李绍连就发表了《炎帝和黄帝探论》一文，论证仰韶文化是黄帝创造的文化，而炎帝族创造的文化是裴李岗文化[8]，1996年又发表了《涿鹿之战与华夏集团》认为炎黄战争后炎帝族又融入了仰韶文化[9]。

　　1997年历史学家李衡眉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三皇五帝传说及其在中国史前史中的定位》一文，主张“有关黄帝的传说，大体与仰韶文化同步……有关颛顼、帝喾的传说，大体与大汶口文化的中后期情况相一致……关于尧舜的传说.反映的正是氏族制度行将瓦解，国家即将产生的情况，其时正处于龙山文化阶段”[10]。同年不久黄怀信发表了《仰韶文化与原始华夏民族一炎、黄部族》一文，提出和推定“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相当于炎帝部的文化，庙底沟类型相当于黄帝部的文化”[11]。有上述讨论的基础上，王先胜制定了中国史前史（“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简表。

　　历史的建构是有规律的。当我们把五帝当作一个族群、或一个世系、或一个“朝代”的符号来看之时，那么，一个历史上鲜活的汉民族的五帝时代就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注释：

　　①奇怪的是《孔子家语·五帝德》在五帝之后又加了一个大禹，“孔子日：孙，鲧之子，曰夏后”。分明是在说五帝，为什么又加上了一个禹，成为六帝？完全多余。

　　②班固在《五行》篇中也赞成以五行为基础的天神大帝性质的五帝，即太吴、炎帝、黄帝、少吴、颛顼之说。其实这种神化的五帝，在《吕氏春秋》、《淮南子》中也有反映。这种类型的五帝，与人君帝王的五帝不是一个体系，不是一个含义，不能与之相比。

　　参考文献：

　　[1]钱穆.黄帝[M].北京：三联书店，2005：4～5.

　　[2]沈长云.先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

　　[3][4][6]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16～20.24.26.

　　[5]董立章.三皇五帝断代史[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7]许顺湛.河南仰韶文化聚落群研究[J].中原文物，2001，（5）.

　　[8]李绍连.炎帝和黄帝探论[J].中州学刊，1989，（5）.

　　[9]李绍连.涿鹿之战与华夏集团[J].中州学刊，1996，（1）.

　　[10]李衡眉.三皇五帝传说及其在中国史前史中的定位[J].中国社会科学，1997，（2）.

　　[11]黄怀信.仰韶文化与原始华夏族一炎、黄部族[J].考古与文物，1997，（2）.

　　五帝本纪第一篇3

　　关键词：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通变思想；“五德”说；“三统”说；理论渊源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3—0109—06

　　众所周知，“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撰述《史记》的旨趣之一，历史变易思想是司马迁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论者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具体内含多有论述，而对其理论渊源则少有论及，仅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周易》通变思想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本文认为，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即《周易》的通变思想、邹衍的“五德”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以下试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三个主要理论来源作出具体论述，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哲理基础是《周易》的通变思想。吴怀祺先生认为：“易学是司马迁家学渊源之一，也是他的史学基石的组成部分。”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受《易》于杨何”，司马迁父子还以“正《易》传”为己任，将此看做扬名于后世的伟大事业。易学的本质是讲变易，认为变易是宇宙间的普遍法则。《丰》卦彖辞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对于《易》之变易思维特征，司马迁是心领神会的，所以《太史公自序》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又说：“《易》以道化。”《史记》一书很多地方都以《易》的变易思想来解说历史。

　　《周易》变易思想主要体现于《易传》，《系辞下》将《易传》的变易思想集中表述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就是说，当事物发展到了尽头之时，就必须要进行变易；变易之后，事物的发展才会畅通无阻；畅通的事物必然会持续较长时间的发展势头。司马迁将《易传》的这一变易思想运用于对社会历史的考察之中，由此而提出了“承敝易变”的历史变革论。在司马迁看来，一个政权的覆灭，必然是这个政权在制度上出现了种种弊端，因此代之而起的新兴政权，就必须要针对前朝制度的种种弊端进行变易，只有这样，新兴的政权才能得到稳定。基于这一认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明确提出了他修作《八书》的旨趣，就是为了“承敝通变”。司马迁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在比较了秦、汉建国之后的改制情况后，司马迁说：“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卷8，《高祖本纪》）司马迁认为，秦皇朝继周而建，却没有针对周朝制度的种种弊端进行变易，相反却实行严刑酷法，这是导致秦朝迅速败亡的原因所在；汉王朝继秦而建，却能够针对秦的各种制度弊端进行变易，主要表现在一反秦的严刑酷法而实行与民休息的治国政策，从而使政权得到了稳定。

　　“《易》穷则变”之“变”的主体是人，《易传》强调人事在事物变易中的积极作用。《系辞下》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司马迁赞同《易传》的说法，不但肯定人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而且强调人在变革历史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史记》重视对于变革历史的记述，而略于和平时期的历史记述。据统计，《史记》关于黄帝以来3000年历史记述总共有52万余字，而关于周初、战国、秦汉之际和武帝建元后四个主要变革时期的历史记述，却有40余万字数，由此可见其重视变革历史记述之一斑。张大可先生称这种撰述原则为“详变略渐”。司马迁重视记述变革之史，当然也重视记述和评论那些变革时代的风云人物——变革家们的事迹。《平准书论赞》说：“汤武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凌迟衰微。”在此，司马迁对商汤和周武王建国后及时改易前朝之敝从而使民不倦给予了肯定。司马迁虽然对商鞅的刻薄寡恩提出批评，但却充分肯定了商鞅变法对秦国的强盛所起的重要作用。《商君列传》说：商鞅之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燕召公世家》对燕昭王新政给予肯定。昭王即位于齐国破燕之后，为雪先王之耻，他卑身厚币以招贤，吊死问孤而与百姓同甘苦，结果四方之士争先趋燕，燕国因此而逐渐国富兵强，最终得以破齐雪耻。对于管仲实行改革成就齐桓公霸业，司马迁同样给予了肯定。《齐太公世家》说管仲与鲍叔牙等人“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管晏列传》则说：“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司马迁对越王勾践改革图治以成霸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越王勾践世家》说：“苗裔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史记》一书还对历史上其他一些著名改革家如李悝、吴起、赵武灵王等人的变革业绩都作了详细记述。

　　由上可知，司马迁“承敝易变”的思想主旨主要有二：一是认为物久必生敝，故要“承敝易变”；二是强调“承敝易变”必须以“使民不倦”为目的。所以司马迁说：“汤武承敝易变，使民不倦。”“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史记》对历史上那些有利于民众的改革，总是加以肯定和赞扬。

　　当然，“《易》穷则变”之“变”，在《易传》的作者看来，主要是指一种自然和社会的变革，但也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需要进行革命。也就是说，当事物的弊端已经无法通过一般的变革加以消除之时，则唯有通过革命的途径加以解决。《革》卦彖辞云：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在此，《易传》首先在卦象上肯定了革命是势在必行之举；其次，《易传》充分肯定了革命的意义在于“文明以说，大亨以正”，亦即“通其变，使民不倦”之义；最后，《周易》强调革命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共同的法则，天地要靠革命而成四时，人类要靠革命而以仁易暴。由此来看，变易也好，革命也好，只是方式方法不同，目的都是为了除去与民不便之弊。

　　对于《易传》所宣扬的这一革命思想，司马迁同样也作了继承。司马迁不但直接承袭《易传》肯定汤武革命的思想，而且还以这种革命思想作指导来评述古往今来的历史。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列陈胜入《世家》，将陈胜首义与汤武革命和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太史公自序》说：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

　　司马迁肯定陈胜首义之功，当然是与《易传》肯定革命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分不开。同时，肯定革命也是正统儒家的一个基本观点。董仲舒就说：“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卷第7，《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司马迁闻学于董仲舒，自然也从董仲舒那里受到这种革命思想的影响。在司马迁看来，秦皇朝的统治已是天怒人怨，如同事物已到穷尽之时，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使封建统治柳暗花明又一村。而暴虐的秦皇朝最终被推翻，陈胜有首义之功。司马迁是将陈胜当作秦汉之际社会大变革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加以称颂并载入史册的。

　　二

　　“五德”说为战国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系统阐述的关于历史王朝更替的一种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历史王朝的更替，是依据土、木、金、火、水相胜之序进行的，落实到具体历史发展阶段，则是黄帝得土德、大禹得木德、商汤得金德、文王得火德，后者依次胜前者而兴。依据相胜之理，代火者必将水，此后的王朝一定是一个水德王朝。每一王朝兴起之时，必有祥瑞符应出现，如黄帝得土德之兆是“天先见大蚓大蝼”，这是土气胜的表现；大禹得木德之兆是“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死”，这是木气胜的表现；商汤得金德之兆是“天先见金刃生于水”，这是金气胜的表现；文王得火德之兆是“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这是火气胜的表现。每一得新德的王朝建立后，都必须要变更一切旌旗服色和文物制度，如黄帝得土德，“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大禹得木德，“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商汤得金德，“其色尚白，其事则金”；文王得火德，“其色尚赤，其事则火”。同样，得水德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应同》）。

　　自从邹衍创立并系统阐发这一学说后，秦与汉初的学者们普遍倡言“五德”，遂使其成为秦汉以来最有影响的一种历史变易学说。生活在“五德”说盛行的西汉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自然也受到了这一学说的影响，《史记》对“五德”说作了大量的汲取，遂使“五德”说成为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重要内涵之一。

　　首先，《史记》所构建的五帝、三王古史系统的历史运次采纳了“五德”说的思想。《五帝本纪》说黄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这个土德之瑞，应该就是邹衍所说的“大蚓大蝼”。《殷本纪》说“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色尚白，显然是说商为金德。关于周朝德属，根据《周本纪》的记载，在周武王起兵时就已经显现其火德的符瑞：“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也。”这段话讲了两件事，其一是说武王得火德，其瑞应便是赤乌；其二，武王杀祭白鱼，这里白鱼既指得金德的商纣王，也预示着火要灭金建朝。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黄帝以后和商汤、武王以前各帝王的德属，《史记》并没有明确记载。我们认为司马迁是采纳邹衍的说法，并没有另外赋予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四帝的德属而共尊黄帝的土德，因为《五帝本纪》说：“自黄帝之舜、禹，皆同姓而异国号。”既然是同姓，就都共同遵守黄帝的土德。至于大禹开创的夏朝，邹衍是给予木德的，而《史记·夏本纪》没有记载其德属，《五帝本纪》先说“自黄帝之舜、禹，皆同姓而异国号”，按照这句话来理解，如果说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四帝共尊土德的话，似乎大禹也应该是尊土德。但是《五帝本纪》接着又说：“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显然又将夏、商、周并称，而且《夏本纪》的开篇人物就是大禹。因此，大禹应该不在共尊黄帝土德的帝王行列当中。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我们说《史记》是以黄帝为土德，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四帝共尊土德，商汤为金德，周朝得火德，而大禹在得金德的商汤之前，自然是木德，这也符合邹衍的德属排列。问题是，《史记》没有记载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四帝德属，只是说“自黄帝之舜、禹，皆同姓而异国号”，我们就一定能判定他们都是共尊土德的帝王吗？其实这里还有一个证明的方法，那就是以黄帝土德、商汤金德、武王火德为基点，用五德来对应《史记》所排列的古史系统——五帝、三王，这样的排列顺序应该是：黄帝土德、颛顼木德、帝喾金德、帝尧火德、帝舜水德、大禹土德、商汤木德、武王金德。这种对应排列的结果，使得商汤成了木德、武王成了金德，显然是与《史记》的商汤金德说和武王火德说相矛盾的。由此也可以反证，《史记》确实没有用给予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四帝另外的德属，而是以黄帝等五帝为土德、三代的夏朝为木德、商汤为金德、武王得火德排列的。这样的德属排列，完全跟邹衍是相一致的。

　　其次，《史记》关于秦汉统绪采纳了“五德”说的思想。对于秦皇朝的德属，《史记·秦始皇本纪》作了详细记述：“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日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这段话不但明确指出秦朝是个水德政权，而且还依据水德建立起一整套文物制度，具体包括改年号、改历法、尚黑色、六为度量单位、实行法治等。从《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可知，如果说邹衍是五德终始说的理论家的话，那么秦始皇则是实践家，是第一位依据五德终始说建立朝代制度的皇帝。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要说明秦皇朝统治的合理性。而《史记·秦始皇本纪》详载秦朝德属及其与秦朝制度建设的关系，说明司马迁也是认为秦朝是得水德建朝建制的。

　　关于汉皇朝的德属问题，按说汉皇朝继秦而建，应该是以土德代水德，也是新一轮五德的开始。然而实际上，汉初的德属问题却较之远为复杂。汉朝初年刘邦、惠帝时期，由于“庶事草创，唯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卷25，《郊祀志下》）到了汉文帝时期，开始出现关于汉朝德属的水德和土德两种说法。据《张丞相列传》载，张苍以秦短祚，认为汉当为水德；《屈原贾生列传》载，贾谊认为汉当为土德；《历书》说公孙臣亦主汉为土德说。持土德说的当然是承认秦朝为水德。这是发生在汉文帝时期的一场关于汉朝德属的争论，结果未作定论。对于汉朝这场德属争论，司马迁是赞同贾谊、公孙臣汉朝为土德说的。《汉书·郊祀志赞》说：

　　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免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

　　这段话不但记载了汉武帝时期参与修撰《太初历》的兄宽、司马迁等人是赞成汉朝土德说的，而且也明确指出《太初历》最终确定了汉朝的土德，所谓“遂顺黄德”即是。实际上，汉武帝太初年间的修历，是采用了“三统”说的正朔和“五德”说的服色度数。如《汉书·武帝纪》说：“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汉书·郊祀志下》也说：“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尚黄。”此外，《史记》宣扬的革命思想也符合“五德”之义。邹衍的“五德”说讲五行相胜、相克，因而是一种主张革命的学说，与西汉末年出现的五行相生之“五德”说主张禅让正相反。司马迁主张革命，如“三王本纪”对历史上桀纣的残暴进行揭露，肯定汤武革命的正当与合理性；《陈涉世家》列陈胜入“世家”，将陈胜首义与汤武革命和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如此等等，对此前文已有论及，不再赘言。

　　“三统”说的创始人究竟是谁，现已无法确知。但从现有资料来看，对这一学说记述最为详尽的，当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这一学说认为历史朝代是按照黑统、白统和赤统三统依次循环更替的，凡异姓受命而王，都必须要改正朔、易服色。其中黑统以寅月（一月）为正月，色尚黑；白统以丑月（十二月）为正月，色尚白；赤统以子月（十一月）为正月，色尚赤。新王即位之所以要改制，是要以此来报答天命，同时与前朝区别开来。以“三统三正”来对应历史朝代，董仲舒认为夏朝是黑统，建寅，色尚黑；商朝是白统，建丑，色尚白；周朝是赤统，建子，色尚赤。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认为周朝之后，《春秋》当为黑统，由于孔子有其德而无其位，只能托于王鲁而作《春秋》，以为汉朝制法，于是汉朝便以黑统上接周朝赤统，其间蕴含了一种摒秦的思想。新王建朝，必须保留前二朝之后，为他们封土建国，这叫作“存三统”（又称“通三统”）。本届三统称作三王，三王之上则有五帝、九皇，共为九代。三统（或称三王）移于下，则五帝、九皇依次上绌（卷第7，《三代改制质文》）。与“三统”说相为对应、互为表里的则是“三道”说。董仲舒认为，对应夏、商、周的黑、白、赤三统的，便是忠、敬、文三道。如果说“三统”言改制只是“改正朔、易服色”的话，那么“三道”言变易则是肯定道变，是一种深层次的变化。而董仲舒“三统”说的实质，恰恰就在于变道救弊。

　　司马迁曾“闻董生曰”，董仲舒的经学思想和历史观对于司马迁影响巨大，其中就包括“三统”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史记》对董仲舒“三统”说的汲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三统”说之“民皇帝王”论与《史记》五帝、三王系统的创立。如上所述，董仲舒的“三统”说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近及远依次按照三王、五帝、九皇、民上绌之序的，“民皇帝王”作为一个大系统是循环变易的，三王、五帝各自作为一个小系统也是循环的。由于上推第九朝为皇，九皇之上为民，因此历史朝代帝王系统其实主要是九代。由于董仲舒通常是以周为新王、以三代为“三统”来论三王五帝九皇的（卷第7，《三代改制质文》），故而他确立的古史帝王系统便是：周、商、夏“三王”——帝舜、帝尧、帝喾、颛顼、黄帝“五帝”——神农“九皇”。当然，这个系统会随着新王朝的不断出现而不断变化，亦即依次循环上绌。

　　以董仲舒“三统”说的“民皇帝王”论来观照司马迁《史记》的古史观，二者可谓是如同一辙。我们从《史记·十二本纪》的编排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司马迁是以《五帝本纪》为开篇章，这“五帝”与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以周为新王而叙述的“五帝”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分别是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接着，《史记》撰述了夏、商、周三王“本纪”，也称“三代”，这与《三代改制质文》等篇关于夏、商、周或称“三王”、或称“三代”也是一致的。稍有不同的是，《三代改制质文》明确以神农为“九皇”，而《史记》里没有采用“九皇”说，不过《五帝本纪》也明确记载了作为五帝第一帝——黄帝之前是炎帝神农氏，黄帝是因“神农氏世衰”而起的，这里的神农氏被称为炎帝，而不是“九皇”。在《史记》中，秦汉以前的历史，除去《秦本纪》外，便是由《五帝本纪》和“三王本纪”构成的，因此它们便是《史记》所构造的一个完整的古史系统。对照一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其实这也就是董仲舒所叙述的古史系统。由此可知，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古史观是如此惊人的相一致。

　　问题是，这种“五帝”、“三王”论是不是汉武帝时期人们的一种普遍的叙述历史运次的古史观呢？我们的答案是并不尽然。首先，从远一点的战国后期来说，如前所述，五德终始说的创立者邹衍的古史系统便只有黄帝、大禹、商汤和文王四朝。《吕氏春秋·应同》不但记载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而且还接着邹衍的说法，认为“代火者必将水”，说明《吕氏春秋》在历史运次上是赞同邹衍五德终始说的。相比较于邹衍和《吕氏春秋》，董仲舒和司马迁以五帝、三王为历史运次的古史系统更为丰富，二者相一致的地方，则都是以黄帝为人文始祖与历史开端。其次，从与董仲舒、司马迁同时代的刘安来说，他召集门客编撰的《淮南鸿烈》一书虽然具有丰富的历史变易思想，其关于历史运次的解说，却要比董仲舒、司马迁简单、粗糙得多。如《淮南鸿烈·俶真训》提出了历史五阶段论：“混冥”之世、伏羲氏之世、神农与黄帝之世、昆吾与夏后之世和“周室之衰”之世；《览冥训》则将汉以前的历史分为六个阶段：往古之时、虑戏氏之时、黄帝之时、夏桀之时和晚世之时。综合《淮南鸿烈》的古史划分，夏以前可知的帝王是伏羲、神农与黄帝三个，与董仲舒、司马迁的古史系统相比，少了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增加了传说色彩更为浓厚的伏羲氏。因此，这个古史系统也要简单得多，说明董仲舒与司马迁的古史系统可能并非汉武帝时期人们的一种普遍认识。其三，董仲舒《三代改制质文》只是论述了以周为新王和以《春秋》为新王的古史系统，没有论及神农以前的历史，只是笼统地说九皇上绌“下极其为民”。而司马迁《史记》确实提到了很多传说中的古帝王，如《封禅书》借管仲之口，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管仲只记得其中的12家，他们分别是无怀氏、虑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和周成王。这里所谓管仲对于古史系统的认识，其实是司马迁本人对于古史系统的认识。从中可知，司马迁知晓传说中的古72帝王之事，而能称得上号的也就是12个帝王；而12个古帝王中，真正被司马迁列入其古史系统的则只有8个，其中炎帝与神农合二为一，作为五帝之前的帝王被写入《史记》，却没有被视为五帝之一，其他则皆未人。由此可见，司马迁之所以采纳董仲舒的三王、五帝古史系统，是经过选择然后确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的“太史公日”中，虽然对为何以五帝为历史开篇的原因作了说明，当中却并没有提及受董仲舒“三统”说古史观的影响，然而二者古史系统如此的一致，应该不是巧合，它与司马迁“闻于董生”肯定是有密切关系的。

　　司马迁是中国史学开始“成一家之言”的人，《史记》是中国纪传体正史的第一部，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史记》受董仲舒“三统”说影响而创立的“五帝”、“三王”这套古史系统，对于中国史学史的影响非常之大。

　　其次，“三统”说之“三道”论与《史记》关于三代历史的解说。“三统”说的重要内涵之一是“三道”论。董仲舒认为夏、商、周三王的礼乐制度是按照忠、敬、文“三道”依次变易更替的，这一思想被司马迁所接受。《史记》在评述夏、商、周三代历史时，便是直接采用了“三道”论的说法，认为随着夏、商、周三朝的历史更替，其礼乐制度的改易便依次按照忠、敬、文“三道”之序循序进行。司马迁说：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在这段话中，司马迁一方面认为夏、商、周制度变易是通过后朝对前朝的损益救弊而按照忠、敬、文秩序进行的，忠、敬、文三王之道的变易是“若循环，终而复始”；另一方面则明确指出当周末出现“文敝”时，接周而建的秦皇朝不但不知道救周之“文敝”，反而将周代礼乐之“文”推及到刑法之“文”，而汉朝却能“承敝易变，使人不倦”，乃“得天统矣”。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接受董仲舒的“三道”理论来解说自夏以来的历史变易的同时，也继承了董仲舒‘‘三统三道”说中所蕴含的摒秦思想。董仲舒以“五德”说来论秦朝历史，是肯定其历史统绪的。如《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篇以相胜之理，肯定古今之变是一个“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的相克相胜过程；而以“三统”说来论，则又否定了秦朝的历史统绪。司马迁也同董仲舒一样，在采用这两套不同学说解说秦朝历史时，同样出现了这样的矛盾说法。而司马迁摒秦论的理论依据，似乎也是从董仲舒那里得来的。从《高祖本纪》的记载可知，司马迁认为，在自夏至汉的历史变易过程中，只有秦的变易因方法荒谬而未果，而继起的汉皇朝则完成了救周之弊的历史变易。如果我们将这一说法与董仲舒“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卷56，《董仲舒传》）之语相比较便不难看出，其实两种说法是相一致的，它们都肯定了秦朝不知变道和汉朝在制度上是以忠道接续周朝文道的，因而他们的历史变易论都含有明显的摒秦之义。

　　再次，“三统三正”与司马迁汉朝当“行夏之时”的历法思想。“三统”改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改正朔，即所谓“三统三正”。司马迁肯定“三统”循环变易，当然也主张“三正”循环变易。《历书》说：“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

　　司马迁曾参与主持汉武帝太初年间的改历活动，这次修定的《太初历》，便是采用了“三统”说的正朔，用夏正，以正月为岁首。虽然《太初历》采用“三统”说的正朔并不能肯定就是司马迁的意见，但据《史记·韩长孺列传》载司马迁言“余与壶遂定律历”以及《太史公自序》对这次修历活动的高度重视来看，《太初历》应该蕴含了司马迁的历法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敬仰孔子，而据《论语·卫灵公》载，孔子是主张“行夏之时”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司马迁正是通过《太初历》的修定而实现了孔子“行夏之时”的理想。

　　《太初历》的行夏之时，也蕴含有摒秦思想。这是因为，既然汉代的历法《太初历》是行夏之时，也就意味着汉正是直接接续周正的，就如同汉代的忠道接续周朝的文道一样。这样一来，秦皇朝从历法上也就被排除于历史王朝统绪之外了。

　　最后，“三统”说的更化救弊思想与《史记》的历史发展观。我们知道，董仲舒的“三统”说既是一种循环史观，同时又内蕴有历史发展的思想，这集中表现在“继乱世者其道变”（卷56，《董仲舒传》）的变道更化救弊上。司马迁在吸取了董仲舒“三统”循环论史观的同时，也承继并着重发展了这一学说蕴含的历史发展思想。

　　司马迁的历史发展观，其一体现在《史记》的撰述原则上。《史记》撰述原则所体现的历史发展观一是强调详今略古。《史记》虽然记述了上下三千年的历史，但重点却是记述汉兴以来的历史。据统计，《史记》专述汉史共有62个专篇，另有13篇内容兼及汉史，篇目已超过了全书的半数。由此可见，司马迁是非常重视对现当代历史的研究的。二是注重详变略渐。这一点前已详论，不再赘言。

　　其二体现在肯定秦汉大一统的功业上。司马迁对秦的暴政颇有微词，认为秦不知“承敝易变”，不以仁义治天下。但从“终始”的眼光来看秦皇朝，司马迁还是充分肯定了秦的大一统功业。《六国年表》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对于汉朝的统一功业，司马迁更是加以热情讴歌。《高祖本纪》说汉朝的建立是“得天统矣”；《货殖列传》对汉初70年间推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从而造就文景盛世局面也给予了热情赞颂。

　　其三，有较明确的“法后王”思想。这里的“后王”是相对于先王即古圣王而言的，实指近现代的君王。“法后王”，其实就是强调以近现代历史为鉴。《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说：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

　　五帝本纪第一篇4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取材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1-0162-01

　　《史记》原称《太史公书》，全书130篇，约52万字。记三千年间事，上限起于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限讫于太初。书中详实地记载了纷纭复杂的政治兴废，众多的人物事件，反应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展现了多彩的历史画卷。无论是涉及时代之久远还是囊括空间之广阔，《史记》都是空前的，司马迁也因此成为中国史上以历史学家著称的第一人。

　　司马迁搜求了丰富的原始材料，并进行审慎的整理取舍，撰写出一部通史。在史料的整理和抉择上，司马迁有其优良的方法。他在《自序》中称其总则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可见，他是要把异传的材料剪辑摘要，包罗到史记里面去。在对语句上进行技术处理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对史实的理性抉择。司马迁一方面对所征引的材料归纳综合，另一方面也适当增删文字以体现自己的主观倾向。综观《史记》取材的四个类览，大致如下：

　　一、“厥协六经异传”

　　《史记》所据之原料涉及的经传，包括先秦典籍和当世流传的著作，考本书中自述其所取材者如下：

　　写春秋以前的历史主要根据《诗经》、《尚书》。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谈到孔子删定《诗经》时，曾“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殷本纪》中有“自成汤以来，采于《诗》、《书》。”《诗经》有鲁诗、齐诗、韩诗、毛诗好几派，他采用的是鲁诗。《尚书》用伏生传的今文《尚书》，也用了孔安国的古文《尚书》。

　　春秋时期用到的有《春秋》、《左传》、《国语》、《公羊传》。《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吴太伯世家》：“余读《春秋》古文。”还有《论语》，《仲尼弟子列传》：“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其他篇目中也多有引用。同时用《礼记》作补充，在《史记?大戴礼》中还采用了《中庸》、《夏小正》、《王正》、《五帝德》、《帝系姓》这些篇章。

　　记战国的事用《秦纪》、《战国策》。《秦始皇本纪》：“吾读秦纪。”《秦纪》是秦国国史的名称。《史记?六国年表》依据《秦纪》所编，以秦国为主，名曰六国，实记七雄。《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史记?孟尝君列传》里面孟尝君手下冯谖的故事，就是取材于《战国策》。《史记?刺客列传》有关荆轲的部分，也大量抄录了《战国策》的原文。

　　写秦末到汉惠帝、文帝的时候，用的主要有《楚汉春秋》。《楚汉春秋》一书乃汉初陆贾所著，至南宋时亡佚。所记从刘邦、项羽起事起，至汉文帝初期止，为一部杂史。《史记?项羽本纪》中流传不衰的“霸王别姬”的故事，就是由《楚汉春秋》中采撷而来。

　　《史记》是我国先秦以及汉初历史文化的总结,班固曾概括指出它们的联系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实际引用的图书远不止此。司马迁参考了大量古今图书，经传只是古籍中的一部份。除经书外，还有诸子、文、骚、赋等。

　　二、“整齐百家杂语”

　　在“整齐百家杂语”方面，司马迁也费心做了一番工作。“整齐”这两个字，既有综合梳理，又含批判扬弃。这已经是创作，是以述为作。今列举文本中的数例示之：

　　1.在《五帝本纪》的后面，司马迁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意指百家讲黄帝的事迹荒诞不经，是不大可靠的。

　　2.在《吴太伯世家》里有：“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而谒王僚饮。”然而，《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记载：“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司马迁对原材料中事件发生的时间做了更改。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主持订定了太初历，此处的更正便是以改正后的通行历法为根据的。

　　3.在《刺客列传》里太史公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说一般人把这件事渲染得太过分了。下面说：“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接着就讲自己的看法，说明司马迁对百家杂语是有整合、选择的。

　　司马迁以这样宽容、变通、剪裁、熔铸的思想方法来看待百家杂语，采取舍短取长、出入增减的慎重态度，公正客观地将历史的得失利弊呈现出来。

　　三、“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司马迁还利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涵盖了当代和前代的档案文书。自序中所说“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所举律令、章程等各种规章制度，即是石室金匮之书的主要内容。司马迁任太史令之职时，有机会看到许多秘府典籍和秦汉文档，那时史籍和藏书都集中在太史令手里，甚至汉代各地方的行政报告，他那里都有。司马迁充分掌握、利用了秦、汉的档案文献资料，所以《史记》中秦、汉部分写得生动、详尽。

　　可以看到，《史记》引用了计功档案、专科档案、诏令及有司文书、奏议文本、上计年册、朝廷议事记录等多项重要材料。具体来说，如《曹相国世家》所记曹参的军功、《樊哪滕灌列传》所记樊哈的军功, 所列的斩、虏、降、定的敌军人数及郡县数, 均是依据“ 计功档案” ；《扁鹊仓公列传》记仓公所对的医案是皇室所藏医疗档案；而《史记》对西汉所属各郡国情况的叙述, 则很多采用各郡国的上计年册。

　　四、游历访问、实地考察

　　除此经籍掌故外，《史记》史料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司马迁自己的亲身见闻。耕牧河山、迁徙茂陵、宦学京师，二十岁以后，浮阮、湘，游淮、泗，遍及梁、楚、会稽间矣。三十岁以后，西征巴蜀、邛、i，滇黔风土悉知矣。其后官太史令，出入侍从，见之于《封禅》、《河渠》、《平准》诸书，武帝巡幸所至，史公悉与之俱。他游历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每到一处就访问当地历史古迹和遗老。司马迁的广泛游历和亲身见闻是其研究大量历史文献所得的重要补充，他往往还把他们互相结合起来。现引数例观之：

　　1.《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于是，“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2.《孟尝君列传》：“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司马迁曾困厄于鄱薛彭城，薛在滕县西南，是孟尝君被封的所在。

　　3.《齐太公世家》：“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孔子世家》：“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等等。

　　司马迁的出游，搜求了大量史料，其中也包括他看到的好些古代的遗迹，听到的好些古代的逸闻，包括神话、传说、歌谣、谚语等多种民间文学资料，这些都是活史料，他选取有价值的部分融入《史记》的编撰中，用来印证并补充他所读的书。

　　可见，司马迁是着重从史实方面下功夫论著，治史有此实证精神是尤为可贵的。这种囊括古今各类书籍，各家各派文化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他的包罗之广泛，体大而思精，至今犹令我们感到惊奇而为之赞叹。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59.

　　[2]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M].中华书局，1959.

　　五帝本纪第一篇5

　　黄帝，是4000多年前率领我中华民族由史前蒙昧时期进入文明时期的一位杰出的氏族部落的领袖人物，因而也就成了我们现代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他的这一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早在2000多年前就受到普遍认同。所以，西汉时史学家司马迁在他撰写的我国第二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第一卷《五帝本纪》中，开篇第一句就载明“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五帝中其余四帝，即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以及舜所传的帝禹，均为黄帝后裔。所以太史公司马迁在《五帝本纪》最后又写道：“学者多称五帝，尚矣。”还述及他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可见黄帝在上古时之中华大地上是有口皆碑，备受尊崇，因而其活动遗迹也甚多。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曾居轩辕之丘，邑于涿鹿之阿，崩殂后葬在桥山。这即为黄帝最重要的三处史迹。

　　黄帝所居之轩辕之丘，据历代学者研究，均认为在今河南新郑市。南朝刘宋时人裴驷在其著《史记集解》中载皇甫谧述黄帝?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唐代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载：“郑州新郑县本有熊之墟。”近当代许多史学家也都论定轩辕丘在今新郑。如钱穆先生就断言：“古代黄帝部落之居地，应在今河南新郑，断无疑矣。”因而今新郑市作为黄帝所居之故里，已成公认。

　　黄帝所邑之涿鹿，东汉班固在其所著之《汉书》中曾多次提到，如在《汉书?地理志》中就在上谷郡下记有涿鹿县。实际上涿鹿一名在战国文献《竹书纪年》中也出现过。南朝梁时人刘昭在《后汉书?郡国志》的上谷郡涿鹿县下作注，引西晋时人皇甫谧著《帝王世纪》所述，指明涿鹿为“黄帝所都，有蚩尤城、阪泉地、黄帝祠”。以后历代史籍与地方志书皆有类似记载。迨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故之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北辰教授曾亲往考察，在今涿鹿县城东南40里处踏勘了这座古城。该城平面呈不规则正方形，南北长约510―540米，东西宽约450―500米，南、北、西尚存有断续之残墙，高约3―5米，上宽约2．5米，底宽约10米，夯层厚10－14厘米。从出土之多种石器及遗存之战国与汉代文物看，该城在新石器时代就是一个先民聚居地，且一直沿用到汉代，因而该城应为黄帝为征伐炎帝部落与蚩尤，部落而建造的城邑。但也正如《史记正义》所引《舆地志》云，此城为黄帝初都，后即迁往有熊。

　　黄帝所葬之桥山，因太史公未指明具体所在，后世学者对此都十分关注，做了不少工作。如东汉班固在撰《汉书?地理志》时，根据《史记》之《孝武本纪》与《封禅书》所载汉武帝刘彻北巡朔方时，曾“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的史实，在上郡阳周县条下载明“桥山在南，有黄帝冢，莽曰上陵r”。东汉时，因阳周县被撤除，故《后汉书?郡国志》中未再记桥山与黄帝陵。后至明清时，一些史籍、志书又根据班固与北魏时人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的记载，论定西汉，阳周故城在今绥德、子长商县境内之淮宁河上游，桥山与黄帝陵自当在淮宁河上游南岸。但还在北齐时，”魏收在其撰写的《魏书》之《地形志》中却将载有桥山与黄帝陵的阳周县系于幽州赵兴郡下，后至隋改名罗川县，至唐改为真宁县，至清改为正宁县。而唐代成书的《括地志》，更将黄帝陵定在罗川县东之子午山上。以至到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唐王朝正式下诏在坊州中部县，即今黄陵县置庙，将黄帝列入祀典。尽管在这之后，《大明一统志》在记载了中部县的黄帝陵外，还记载了庆阳府之子午山与黄帝陵，甚至还提到平谷县鱼子山黄帝陵；清代成书之《日下旧闻考》在卷142平谷县，又提出了“妫州桥山”之说，等等，但都未动摇今陕西黄陵县黄帝陵的地位，自唐之后历代都是在中部县黄带陵祭祀黄帝，迄今已1230余年，1944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中部县改名为黄陵县，更突显了它在众多黄帝陵冢中的独尊地位。

　　二、新郑黄帝故里祭祀礼仪之特点

　　本文前一节已论明有关黄帝三处最主要的史迹之所在，也述及另一些史迹之状况。当然还有一些史迹也颇具意义，未便一一列述。本文所论及的上述三处最主要的史迹，现均开展祭祀活动，其中又以黄陵县黄帝陵与新郑市黄帝故里祭祀活动规模大，影响广，且颇为规范。这里仅举一例，试对新郑黄帝故里祭祀礼仪之状况与特点略作述评。

　　2003年10月26至28日，在新郑市黄帝纪念馆举行了“癸未年世界客屑第十八届恳亲大会‘根在中原’拜祖大典”。10月27日上午参加拜祖活动的各界人士达 3000多人，其中国内外客家社团有110多个，2500多人。连同新郑市当地参与接待和祭祀活动的干部、群众，总人数几近万人。整个拜祖活动历时约1小时，其主要仪式为：

　　1。河南省、新郑市领导人与拜祖嘉宾代表致辞；

　　2．奏《黄帝魂》乐，鸣放礼炮，放飞吉祥鸽，抛撒丝带花雨；

　　3．各方代表敬献花篮，向黄帝塑像三鞠躬；

　　4．客属代表敬拜上香，少年合唱团高唱《黄帝颂》；

　　5．客属代表颂读《拜祖文》；

　　6．全体拜祖人员向黄帝塑像三鞠躬；

　　7．钟鼓齐鸣，并进行舞龙、武术等表演；

　　8．祭祀告成，拜祖人员陆续进入黄帝纪念馆瞻仰黄帝圣容，并参观黄帝故里景区。

　　以上仅是新郑黄帝故里祭拜活动的一个例子。从中可看出整个仪式既庄严肃穆，又热烈欢快，客屑代表颂读《拜祖文》时，配有古乐，声情并茂，令人深为感动，留下深刻印象。而祭祀告成前举行的舞龙、武术等表演活动，群众参与性强，也很具观赏性。因此从民祭这个层面看，上述做法都是十分成功的。

　　三、黄帝陵祭祀中应把握之特点

　　我国历史上对黄帝的祭祀始于先秦。《史记?封禅书》曾记：秦灵公(前424年－前415年在位)“作吴阳上峙，祭黄帝”。而祭黄帝陵最早的前已述及是汉武帝，他于元封元年(前110年)北巡朔方还京途中曾“祭黄帝冢桥山”。唐大历中将改定在坊州中部县，即今黄陵县城北1公里处之黄帝陵正式列入朝廷祀典，这虽有魏收误记的影响，但也有更便于建都关中长安的唐王朝统治集团进行祭祀的因素。自此之后这一祀典竟延续不绝，足见对黄帝陵的祭祀符合我国传统礼仪，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为社会各阶层所重视。

　　当前，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我国经济进一步持续稳步发展，凝聚全球华人的力量，达致中华民族的复兴，很有必要使祭祀黄帝陵的仪式更加丰富，更具感召力。因此，建议在祭典中充分吸收新郑黄帝故里拜祖活动中所具有的较为浓郁的“民祭”特色，为各个社会阶层与团体的祭祀活动，设计安排不同的祭祀仪式与内容，使这一活动更具广泛性与群众性。同时针对祭拜的是我们的人文初祖黄帝的陵墓，其祭祀方式、活动内容既可与新郑黄帝故里的祭祀活动大同，还应有自己的具体要求与特点，应更加庄严肃穆，甚至在祭祀参加者的服饰与用具上也应充分加以体现。

　　五帝本纪第一篇6

　　关键词：《史记》 十二本纪 疑点

　　十二本纪作为《史记》的第一部分，建立了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叙述结构。然而由于司马迁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和书籍辗转传抄造成的错漏等诸多原因，致使其中许多内容疑点重重，扑朔迷离。在此，笔者谨将《史记》十二本按照时间顺序分作三部分，针对阪泉、涿鹿之战，尧舜禹禅让，秦二世夺位等问题进行辨析，抒己浅见。

　　一、关于先秦诸本纪的疑点辨析

　　1、阪泉、涿鹿之战

　　司马迁写作《五帝本纪》主要取材于《世本》《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尚书》，而材料安排巧妙是本篇的突出特点。文章开篇重点记述了尧舜二帝的智慧与德行。然而对于黄帝这位中华民族缔造者的记载，包括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与炎帝的阪泉之战却平平带过，言语间使人生疑。司马迁于文中讲道两次战役时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1]

　　由此段文字可见，太史公认为神农氏衰落，面对诸侯间的相互侵伐无能为力，而炎帝则扮演了欲侵扰他邦的非正义角色，于是黄帝应时而起，代神农氏征伐，在阪泉之野与炎帝进行三次战役，黄帝大获全胜。而后黄帝又成功战胜蚩尤于涿鹿，天下诸侯皆归轩辕氏，最终黄帝取代了神农氏，成为天子。据《周易?系辞下》记载：“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2]即赤帝、炎帝为一人，且世代以神农为号。此时我们便可以发现其中矛盾之处，依照司马迁所言当时的天子为神农，且于黄帝之时已经衰微，以至于无力征讨互相侵伐的诸侯，又怎有力量去“侵陵诸侯”？在《帝王世纪》中却有记载“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3]《国语?晋语》中也载：“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4]由此观之，黄帝与炎帝便是出自同一先祖的兄弟，至今我们依然称华夏民族为炎黄子孙，这样疑问又出现了，何以“兄弟”成为非正义的被讨伐对象？

　　笔者以为，上文《周易》、《帝王世纪》、《国语》中所述的炎帝与神农氏同源无疑，更准确的说炎帝是神农氏部族的第一任首领，后世皆以神农氏子孙为天子，直至黄帝时期，神农氏衰微。而那位“欲侵陵诸侯”的炎帝并非是身为天子的神农氏子孙，因为若炎帝处于“天子”的地位，对诸侯作战也应称作“征伐”、“诛讨”，而不应叫“侵凌”。《史记》对两次战役的记载，他书也有类似言辞，如《战国策》：“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5]，《新书》：“（炎、黄）战于涿鹿之野”[6]，《绎史》引《归藏》曰：“黄帝与炎帝争斗涿鹿之野。”[7]综合各书相关记载可见，关于黄帝于涿鹿战争的对象异说两存，且部分书籍仅记涿鹿之战，并未提及阪泉。究竟涿鹿之战黄帝的作战对象是谁？马《绎史》对所引《归藏》一句评论道：“史称克炎帝于阪泉，擒蚩尤于涿鹿，本两事也，而诸书多言战炎帝涿鹿之野，当是舛误，或云蚩尤亦自号炎帝。”[8]在这里马明确指出黄帝在涿鹿的作战对象是蚩尤，并非炎帝，值得注意的是最后那句“或云蚩尤亦号炎帝。”这就又透露出一则信息，马又认为与黄帝战于涿鹿之野的有可能是冒称炎帝的蚩尤。而之前与黄帝战于阪泉的炎帝是否也是蚩尤呢？吕思勉先生对此认为：“蚩尤既灭神农氏，后裔遂袭其位号，故传者混二人为一，黄帝实只与蚩尤战，未尝与神农氏战也。”[9]依《逸周书》中记载：“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10]正好为吕思勉先生蚩尤灭神农，袭炎帝为号的观点提供了依据。由此便可得出，黄帝并非与出自同一祖先的神农氏相伐，而是与取代炎帝神农氏又自号“炎帝”的蚩尤（蚩尤自号炎帝，理由详见第四章）。至于阪泉之战，吕思勉先生认为：“则蚩尤、炎帝一人，阪泉、涿鹿一役，《史记》盖兼采两书，而夺‘一曰’二字也。”[11]“疑阪泉为神农氏或蚩尤旧号，涿鹿则其新居。”[12]笔者以为此说颇为合理，《逸周书》云：“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13]其中“蚩尤乃逐帝”而“赤帝大慑”，可得出蚩尤所逐为赤帝，即身为天子的神农氏后代子孙。此处刚好与《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的记载相契。赤帝被逐，蚩尤代其号占据涿鹿，于是“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于《五帝本纪》“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的记载亦与此相合。

　　2、尧舜禹禅让

　　禅让制以任人唯贤为宗旨选择明君，一直以来被后世称颂。其最早见于《尚书》，然而在中国历史中往往以禅让为名，行夺权之实，即朝中权臣胁迫皇帝退位，为避免不忠的骂名，便以禅让为名，以取得正统性。或许正因如此，禅让的真实性一直令人怀疑。司马迁在《夏本纪》中对上古王位更替的记载颇为详细：“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14]由于先秦史料的匮乏，人们对圣贤的尊崇，禅让制是否存在尽管存在争议，但始终未有有力证据正明其虚假，直至汲冢书的出土。这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古籍对禅让的记载与司马迁所述大相径庭。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提到：“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益干启位，启杀之；益为后启所诛。”[15]我们根据以上《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的记载不难看出所谓“禅让”实质是政权争夺的美名。

　　笔者认为，禅让制真实性是值得商榷。首先，尧舜所在时期禅让制所依存的政治经济基础已不存在。而且，在尧舜时期出现了私有财产与等级分化。《孟子?万章》记载：“象至不仁，封之有庳”[16]，舜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属，如土地为全社会共有，想必没有人会任凭他人随意支配土地。在《列子》中记载“尧乃微服游于康衢”[17]，可见尧平日衣着与他人不同，他所着衣服标着尊贵的身份。此外，近年来考古发掘表明，尧、舜、禹时代贫富分化已非常严重，从墓葬规制和陪葬品的多寡可以清晰的看出不同的等级。甚至比尧、舜、禹时代还早3000多年的西水坡和城头山遗址，都发现了人殉。而人殉是人类迈入阶级社会的重要标志，在等级与财富面前，禅让制的实行实在过于理想化。

　　其次，舜与禹的即位方式与禅让制不符。毋庸置疑，禅让是君主的自愿行为，即生前自愿将王位让与他人，倘若身后所让之人方得即位，那么让位是否出于自愿便不得而知了。且看《史记》中记载：“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18]据文意，舜在尧生前并未即位，只是担任了有权职的摄政大臣。同样，“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禹在舜生前也曾做了十七年摄政工作，并没有即位。可见，尧与舜都未于生前将帝位传与他人，且二者选择他人做继承人的重要原因便是儿子不肖，不堪为帝。如果仅仅因“荐某于天，使代己位”便说是禅让，未免有些牵强。综上分析，尧舜禹禅让并不符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也不符合禅让本意，因此，司马迁对禅让的相关记载实难令人信服。

　　二、关于《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的疑点辨析

　　（一）秦二世夺位

　　就现今文献中记载秦朝的历史而言，无疑司马迁的《史记》最具权威性。由于秦代纷乱复杂，即便选材谨慎、考证详实的司马迁在记载这段历史时也难免错漏。笔者现就《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秦二世记载所具疑问之处叙述如下：“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19]此处是全文第一次提及胡亥，“少子胡亥爱慕请从”在《李斯列传》中作“少子胡亥爱，请从。”[20]据《李斯列传》之《集解》之意，“爱”指受秦始皇宠爱。“少子”为始皇帝第十八子。另外，在此篇本纪中，记载的与胡亥相关的最重要事件便是“沙丘之变”：“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