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民族】跨境与变迁：朝鲜族传统文化的家族根基与传承——对桂永梓《原色记忆——

　　

　　【作者简介】朴婷姬，朝鲜族，博士，大连民族大学教授，延边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文化与民族教育研究;吕秀一，朝鲜族，博士，大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朝日关系史研究。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研究”(DMA130359)

　　【摘要】从桂氏和李氏两大家族的百年生活史，可以清晰地把握朝鲜族从朝鲜半岛的跨境移民融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历史脉络，深刻理解朝鲜族的生活方式、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从一个侧面也证实了朝鲜族传统的家族制度和家族观念对朝鲜族的民族凝聚力起着核心作用，同时对朝鲜族的国家认同、本民族文化传承以及与兄弟民族形成民族团结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关键词】跨境民族;文化变迁;朝鲜族;家族

　　    最近，读了桂永梓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原色记忆——朝鲜族一家人在东北》。该作品以作为社会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家族问题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桂氏家族和李氏家族的百年家族生活史。描绘了两大家族从朝鲜半岛移居中国、由朝鲜移民融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生活历程，这是一部朝鲜族的民族变迁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史。一直以来，东方民族都是以家族的完整与传承为立身根本。从一定意义上说，家族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系统，家族文化也是民族文化传承的灵魂和根基。该作品对于深入了解朝鲜族的历史与文化、特别是对家族社会生活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本文通过对桂、李家族在中国散杂居地区生活场景以及移住地风土人情的追踪，生动地再现朝鲜族历经千辛万苦从漂泊到生根、从陌生到归属，在中国成功定居、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反映朝鲜族通过积极参与共和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在社会生活中与兄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他们的国家观、中华民族观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清晰和牢固的心路变化。在此过程中，朝鲜族不断吸收兄弟民族的优秀文化，保存并发扬了本民族的固有文化，同时也充实和丰富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内涵，为中华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从跨境移民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

　　    桂氏家族和李氏家族都是朝鲜平安北道人，迁入到中国东北后，大体居住在朝鲜族的平安道风俗区域。不同祖籍的朝鲜族在自己的居住地形成了具有朝鲜半岛不同区域特点的生活文化，从而使朝鲜族内部的民俗文化也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趋同的多元一体特征。

　　    (一)跨境而居

　　    “从我记事起，爸爸只要把行囊放在背架上，我就知道这意味着出发，到新的地方去!”作者在书中记录了桂氏家族11次迁徙的经历。桂氏家族是1925年在父亲11岁时举家从朝鲜渡过鸭绿江移居到中国的，之后的43年间在中国境内也一直在四处漂泊，足迹遍布辽宁、吉林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奉天(今沈阳)、开原、辉南、磐石、乌兰浩特、通辽等地的城乡村与城市。

　　    从初期的移居到定居，“流动”始终成为桂氏家族的一个突出的主题，从中也折射出了朝鲜族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与汉族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有区别于朝鲜半岛文化，朝鲜族特有的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双重文化特征就是在这种频繁的移动背景下形成的。根据移民推拉理论的基本逻辑，移民的原因深受移民接纳国家与地区社会环境因素特别是国家主权与移民政策因素的影响。作为移居国的历届中国政府对朝鲜移民采取何种政策、中国民众持何种态度，是移民迁移成败的关键。移民系统理论认为，在移民体系中存在宏观和微观的双重结构。其微观结构主要指的是移民链，家庭与社区在移民链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桂、李家族的移民史，可以从外因和内因、宏观和微观视角得到一定合理的解释。

　　    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后，朝鲜各阶层民众出于谋生、复国等考虑，开始大量逃往中国东北。“他们热望一片肥沃的土地，祈求找到希望的绿洲……”“他们听说鲍家岗子朝鲜族人多，于是又拿起简单的锅碗瓢盆搬到那里。在鲍家岗子，外祖父申奉国一家与祖父桂晶洙一家相遇，开始了相互依靠相互帮助的生活。”“他们的每一次搬迁都是为寻找更适合种植水稻的地方。”“父母走到哪里都和亲戚们同行，他们相互依靠、相互帮助，同呼吸共命运似乎成了他们的生活信条”。可见，桂氏家族从朝鲜半岛移居中国，是因为朝鲜亡国、民不聊生所致;他们在中国境内屡屡搬迁，则是与朝鲜族不断追求美好生活有关。朝鲜族从朝鲜半岛迁入中国东北，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相对于擅长耕种旱地的关内移民，朝鲜族更多的是开发水田、种植水稻，使早年弃置的洼田水塘变为膏田，并且鸭绿江流域地势低洼、气候湿润，具有先天地理优势，适合水田种植。朝鲜族利用这些优势，在鸭绿江流域大力种植水田，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东北农耕文化的发展和中国边疆的开发和稳定。

　　    (二)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作品展现了桂、李家族在抗日战争和中国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辉煌历史，反映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重要时期，显示了朝鲜族与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桂、李家族在中国能够成功定居，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密切相关，也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念以及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分不开。从桂、李家族史，人们可以了解到朝鲜族与其他民族精诚团结，为了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惜流血牺牲，他们付出了汗水和鲜血，融入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里。

　　    1．流血牺牲。作品贯穿了桂、李家族在中国革命不同时期的感人故事。如，二姐夫的父亲赵奉天是原抗日义勇军李红光支队的侦察排长，曾在19世纪30年代与12位战友一起出色地完成了护送8名首长去苏联远东地区的任务;作者的大舅申文湜和姑父全太元与抗日联军李红光支队宋参谋紧密联系，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作者的三姨父应征入伍，英勇作战，被敌人的炮弹打掉了下巴，被定为二等残废军人;作者的姑父全太元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成为担架队的翻译，挽救了众多伤病员的生命;婆家的姨夫李寅涉参加革命被日本人关进监狱两次;婆家二叔父李元兴参加过抗日义勇军李红光支队，后来当上了土改队长，在解放战争时期，他被抽调到开原公安局做侦查工作，出色地完成了捕捉特务的任务;婆婆的弟弟李成烈勇敢地加入了抗美援朝，最后牺牲在战场，换回了光荣烈士家属证书;婆家爷爷兄长的儿子李贞根也勇敢报名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中韩建交后才得到消息，当年他被韩国兵俘虏，后在韩国生活;婆家三叔父李元彬1956年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后来驻守在长春空军部队，1956—1957年连续荣立三等功;婆家四叔父李元镐1956年于山西大同煤矿技工学院毕业后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婆家大姑姐夫金在奎是大连的解放军军官，她家的二女婿当时也是在部队服役的军官。上述实例，反映了桂、李家族成员不畏艰辛、前赴后继、不惜流血牺牲投身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感人场景，可谓荡气回肠!

　　    2．与兄弟民族交融互助。朝鲜族移居中国以来，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一直以兼收并蓄的积极态度吸取汉族、满族、蒙古族等兄弟民族的优秀文化，使彼此的习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互鉴。如，桂氏家族在内蒙古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生活期间，租住蒙古族房东的房子，双方用笨拙的汉语交流，逐渐地他们之间只需要一个微笑就可知对方所要表达的意思。“要是我家做了辣白菜、打糕、米肠等，妈妈送给他们，他们特别喜欢吃。蒙古族邻居也经常给我家送来牛奶、羊奶和奶茶，他们的牛羊奶都是带着体温的。”后来桂家迁往通辽市内，作者的妈妈见到蒙古族就像见到亲人一般。桂家父母和哥哥都能熟练地运用朝、汉、蒙三种语言，母亲说起汉语和蒙语更是出口成章，令人咋舌。再后来，桂家又搬迁到辽河岸边的以汉族居多，还有满族、锡伯族等各民族杂居融合共处的村庄，作者的母亲总是把捕捞的鱼分给左邻右舍，人家都夸奖朝鲜族能干、勤劳、捕鱼有方。

　　    相对于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聚居生活的朝鲜族而言，在辽宁、吉林省北部和内蒙古等散杂居地区，朝鲜族大多生活在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杂居、小聚居为特征的“民族乡”或“民族村”里。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居住形态凸显出不同民族习俗和生活习惯的差异。不同民族之间能够和睦相处，在政治理念上强调的是国家观，是民族话语与国家话语之间的高度统一;文化观上则是力求保留本民族固有文化的同时，更多关注的是与其他民族的和谐共生。多民族杂居形态使得朝鲜族努力克服单一文化形态的排他性，积极融入于主流社会，与其他民族共同走向多元共存、多元共生的世界。

　　二、身份认同的确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再塑造

　　    作者通过民族话语展现了中国朝鲜族身份认同的特征。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也就是“民族身份的确认”。民族意识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和利益的感悟……民族认同在民族意识中居主导地位。朝鲜族的民族认同，是中国文化环境与朝鲜传统文化相融合而形成并确立的，是既区别于中国的主体民族，也明显区别于朝鲜或者韩国文化的新的民族共同体——中国朝鲜族的身份认同。总体上说，朝鲜族自从移居中国后，无论在共同体的意识上，还是在国家观和民族观上，与共产党和共和国保持高度的一致，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上的原因有关，但朝鲜族真心认同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国政权是其关键原因所在，这一点确信无疑，因为朝鲜族共同体的话语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话语的高度统一才是形成这种认同感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理念下，朝鲜族的民族观和国家观逐渐融为一体，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中国朝鲜族的共同体意识也顺理成章地在民族自治背景下逐渐形成。

　　    朝鲜族的国家观和民族观的确立也经受过彷徨与痛苦。“移民性”是该作品的一个突出亮点。“研究朝鲜族移民史，除了其政治、经济因素外，还不能不重视这个民族多年来养成的‘以走为上策’的民族文化习性”。改革开放后，朝鲜族从高度集中的农村共同体走向以汉族为主体的大中城市，从国内移动到韩国和日本等周边国家，在语言、文化、生活习惯、婚姻家庭等方面承受着种种压力，在融入移住地主流社会时经历过痛苦的适应过程。作者的祖父、外祖父和全氏三家的人生就是在无数次的迁徙中完成的，他们的后辈至今还延续着这种习性，并且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和文化融合能力。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韩建交，桂、李家族的第三代为了追求更富裕的生活选择去韩国打工赚钱。如，作者的二姐和二姐夫放弃了国内的稳定工作，远赴韩国用打工赚得的钱送他们的子女到日本留学。作者的二大姑姐去韩国近20年，基本就是在饭店打工，长期超负荷劳动使她积劳成疾，患癌于2009年9月离开了人世。作者的小叔子李成光为了过上好日子，在韩国打工期间因误诊突然客死他乡;作者的另一个小叔子李成林把爱人送到韩国之后孤苦伶仃地度日，在春节期间因醉酒摔倒在墙壁和寝床的夹缝中丧生……可见，韩国对朝鲜族打工者来说只是一个能赚得比国内多得多的工钱的地方，中国才是自己赖以生存的故土。朝鲜族因出入韩国而获得的生命体验，使得朝鲜族作为中国人的国家观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家庭成员意识反而得到了强化和提升。

　　    桂氏和李氏家族的第四代、第五代，包括李哲(作者的儿子)、李白(作者小叔子李成林的儿子)、申玉芹(作者二姑姐的女儿)、申站生和赵锐(作者二姑姐的儿子和儿媳)、桂冬梅(作者大哥的女儿)和桂明宇(作者大哥的儿子)等，在第三代李爱顺(作者的小姑子)留学日本荣获博士学位并成功就职的影响下，纷纷赴日本留学或工作，他们凭借着自己较高的学历与多种语言优势，较快适应了日本社会。全球化背景下，跨越地理、文化、政治边界的跨国流动日益成为一种常态。中韩日三种语言兼通、自由行走于中韩日之间，是在日朝鲜族流动和生存的文化资本和最大优势。华人社会网络、韩人社会网络、日本社会网络都成为在日朝鲜族可接触、可加入的社会资源。通信技术的发展，使这种关系网络不受时空限制，形成横跨中日韩、纵横交错的社会网络。

　　    面对在城市化和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离散”或者“第二次移民”的情况，朝鲜族有时也会感到困惑甚至是危机。朝鲜族先民的重现世意识特别是“现世乐土”观念，已经积淀为朝鲜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往往对后世文化产生强烈的定势作用。朝鲜族既需要与主流文化相融合，又不愿意丢掉本民族的文化基因，在这种新的选择项面前，朝鲜族积极进行对自己共同体身份的再塑造。总体上说，老一代的民族认同倾向于静态的、稳定的，他们大多留在中国当地与其他民族共生共存，以重视教育的优秀民族和尊老爱幼的礼仪民族而受到兄弟民族的尊敬和认可。而新一代的追求则更倾向于动态的认同，他们继承了祖先“移民性”的基因，在更宽广的国际舞台上尽情发挥他们的多元文化优势，他们通过克服和摆脱危机来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如，作者二姑姐的女儿申玉芹，长期以来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很模糊，因为她的祖父祖母来自朝鲜半岛，她生长在中国，后来到日本接受教育和生活。申玉芹在日本期间，经常有日本朋友问她中国朝鲜族和韩国人以及朝鲜人有什么区别?问她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或是朝鲜人时，申玉芹坚定地回答:“我是中国人!”申玉芹很感谢她的祖辈从朝鲜半岛来到中国生活，也非常感谢父母把她送到日本留学，通过这种多文化的接触，让她开阔了眼界，而不拘泥于某一种文化背景的想法，让她拥有了对异文化的包容力。“我想我的家族史，给我的财富就是让我经历了多文化，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大地之子!”

　　三、从固守朝鲜族传统文化的单一性到民族文化的混溶性

　　    该作品是朝鲜族家族生活的真实写照，反映了朝鲜族独特的民族血统和悠久的文化传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的文化变迁。

　　    (一)朝鲜族传统的家族文化

　　    中朝两国同是以家族为社会组织基础的国家，两国的政治、经济、思想、道德都能追溯到家庭与家族，两国的传统文化都呈现出一些共同的表象，如家父长制、以孝道为家族伦理的核心、男尊女卑、重视亲情血缘关系、尊老爱幼等。移民的命运往往取决于移入国的家族结构。从家族结构来看，传统的中国属于大家族结构，尽管中国人也崇拜祖先，也重视长幼有序，也强调家的纵式延续，但是家中同辈兄弟的地位是平等的，家庭成员间的横向联系既现实也很重要;而传统的朝鲜民族属于直系家族结构，实行长子继承制，注重由祖先到子孙的纵向延续的特征，不仅夫妻间横向关系要服从纵向的亲子关系，即使同胞兄弟姐妹居于平等地位的成员，也变成具有主从之分的“纵式关系”。这种特征在朝鲜族进入中国社会后，自然也形成了一种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民族共同体。朝鲜族的整个社会结构就是按照家族的形式来组合的，晚辈不仅必须服从长辈，而且在晚辈之间也要依据进入该集团时间的长短形成兄弟关系。

　　    与桂氏家族不同的是，李氏家族属于朝鲜平安北道泰川郡有地位的“两班”家族。所谓“两班”就是精神层面的清高而不入俗，有俗语言“两班即使冻死也不烧糟糠之火”，就是讲“两班”的气节。“两班”家族的社会地位，使李氏家族的奶奶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三纲五常”、孔孟之道早已熟记于心。她经常嘱咐孩子们要做正直仁义、懂事明礼之人，不枉“两班”之家的美称。李氏家族重视礼仪和法度，等级秩序分明，遵守家族历史和传统，移居中国后也显示出“两班”家族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东山再起的抱负。李氏家族移居中国的原因很特殊，是因躲避报复举家渡过鸭绿江逃到中国东北的，他们在辽宁开原政府分配的“光明大院”里生活了近半个世纪。透过李氏家族的日常生活，可以看出朝鲜族的传统文化所在。

　　    长幼有序。朝鲜族家庭是以直系家族为主体，以父子关系为轴心，家父长处于家族中的中心地位，家长和家族间的从属关系由上至下、长幼有序。李氏家族奶奶要求家里人出门时必须打招呼，归家时一定要面见大人，早晚要向长辈问安。

　　    长子特权。以血缘为纽带的朝鲜族家庭，长子作为儒家济世理想的承载者，对家族的兴衰负有重大责任。朝鲜族家族中长子为大，是带着“长”的特权降世的。作者的丈夫是李氏家族的长孙，奶奶的呵护养成了他“唯我独尊、有主张、有见解的鲜明个性”。从中可以看出，家中的兄弟姊妹因出生次序不同，具有生而不平等的关系。

　　    使用母语。李氏家族成员在家里一律不允许说汉族话，必须使用本民族语言，如果说了汉族话就不允许吃饭。子女们就读的都是当地的朝鲜族学校。

　　    男尊女卑。奶奶的观念里，男尊女卑的意识已牢牢扎根，侍奉一家之主的男人和长子已成为她的天职，她的劳动就是让丈夫和儿子们过上安稳的生活，而自己率女人们无休止的劳作。奶奶却常对妈妈说:“女孩子会做家务就行，读书适可而止。女人就是女人。”餐桌礼仪。吃饭时不容许出声，更不能讲话。吃饭必须用勺匙，筷子不得在盘子中乱挑菜，要求取饭菜一次到位。女人大部分时间不能上桌吃饭，餐中要随时侍候老人和孩子，饭后必须给长辈们用双手恭敬地送上一碗锅巴水。

　　    通过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朝鲜族家庭都在很努力地守护着本民族传统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朝鲜族家族文化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如，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丧葬仪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多的父母为了减轻孩子负担，把养老的责任由家庭、子女转换到社会机构，选择去养老院安度晚年;死亡仪式也是由传统的土葬到火化，再到将骨灰撒入江河湖海中，一方面免除子女背上“不孝”的污名，同时完成人生的最后一次漂泊回归故土的夙愿。

　　    (二)从族内婚到族际通婚

　　    朝鲜族族内婚的观念根深蒂固，婚姻对象的选择反映出人们区分“我族”与“外族”的真实边界。为了保持血统的纯粹性和宗族的单一性，直到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间，朝鲜族一直坚守族内婚，反对与外族通婚。过去子女的婚姻是由父母做主，“奶奶和爷爷的婚事是太爷爷与太姥爷在酒桌上说定的”。

　　    在朝鲜族迁入中国后的漫长岁月里，民族间通婚的壁垒首先在散杂居地区被打破。居住在散杂居地区的朝鲜族，在与其他民族长时间生活接触与文化互动过程中，青年男女不断跨越传统思想的藩篱，克服不同文化交织过程的种种纠葛，建立起朝汉混溶的家庭，养育着族际通婚的子代。朝鲜族父母强烈反对子女与汉族或其他民族通婚，有的来自家族压力和世俗偏见，也有的是强化民族间文化差异的因素。作者夫妇不同意唯一的儿子选择汉族对象结为伴侣，是因为“朝鲜族有自身的文化和生活习性，喜欢干净整洁，饮食文化也不同于汉族”。作者的大姐桂永玉与挽救她生命的汉族医生举办婚礼时，只有妈妈领着几个年幼的女儿前去参加，爸爸和叔叔都没有参加，奶奶是从头至尾就不同意。后来奶奶和叔父及爸爸妈妈对外人都难以启齿地说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汉族人，亲戚们都认为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结合。如今大姐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也都与汉族结了婚，并都生育了下一代。

　　    “对于习惯了四海为家的朝鲜族女儿来说，与谁生活、与哪个民族的人生活、在哪里生活早已习惯了，因为这是一个逐渐融合的时代。”作品突出了散杂居地区朝鲜族文化的混溶性特征，这也是与朝鲜族聚居地区文化相区别的一面。通婚子代的民族认同带有多重认同的特征，在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与往来中会产生文化的碰撞。大部分通婚子代都不会说少数民族语言，也不会写少数民族文字，更不懂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心里充满了对民族认同的困惑。在对族际通婚家庭的访谈中发现，通婚双方的民族文化的差异，会造成早期的文化冲突，子代的出现对双方文化的冲突可以起到缓和作用。虽然文化的混溶性带来不少负面的影响，但其积极影响远大于负面影响。通婚子代更有条件学习不同民族的语言及风俗习惯，这对于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发扬和传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不同民族文化的熏陶下，通婚子代可以更好地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能够更好地体现出文化整合的一体化，也能更好地发挥多元文化的优势。

　　四、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塑造了民族团结典范

　　    朝鲜族历来重视子女教育。早期家庭教育主要通过潜移默化、言传身教、寓教于乐等方式达成。朝鲜族家庭至今还保持着节日、祭祖等集团性的家族活动及具有浓厚民族风味的文体娱乐活动，这一切无不折射出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朝鲜族的家庭文化认知中，有着强烈的“家族主义”倾向和高度的“团结和谐”认知，这也是朝鲜族能成为民族团结模范的家族文化基础。集团主义精神正是家族主义社会结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一)朝鲜族的家庭教育

　　    1．礼仪教育。尊老爱幼、礼貌待人，这是朝鲜族代代相传的美德。如，早晚要向长辈问安，出门时必须打招呼，归家时一定要面见大人;大人讲话时，小孩一律不准插嘴，更不允许顶撞，大人吩咐做的事只能服从，不能提出质疑。

　　    2．“孝”道教育。朝鲜族历来把“孝”看作是处理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睦与稳定的基础，把父慈子孝、赡养父母看作是家庭关系中最基本的道德要求，鄙视那些不孝不敬的行为。对待“孝道”的尊崇都不分阶级和阶层，体现出朝鲜族人民强烈的“孝”文化与家族意识。在礼仪习俗上，也体现了对老人的尊重，如吃饭时，最为年长的人要单独先行饮食，已示其优越的地位。在朝鲜族看来，孝顺不需要大道理，孝道就是“服从”。家庭教育中，孩子眼中的家长是极具权威的，这种权威性是家长教育和影响孩子的一个重要前提，这种权威性甚至超越了学校和社会的教育。

　　    3．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人格教育。朝鲜族家庭注重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准则的品行教育，以言传身教为主要形式的启智和审美教育。桂、李家族的前辈勇敢开拓，面对困苦时的乐观态度，融入新环境时的适应性，在不断吸收多种文化养分的同时对原有文化的苦苦坚守，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培育了家族男性勇敢顽强、敢于流血牺牲、忠诚报国的精神和女性勤劳贤惠、尊老爱幼、外柔内刚的品质。

　　    朝鲜先民以积极进取的“尚武”精神，开创了民族文化的家园，又以干练明慧的“重智”意识，有效地维护了民族及其文化的存续。民族原初意识中既含有骑马民族的刚健因素，也具有农耕文化的智能因素。这两者形成一股文化合力，表现为“现世乐生”而又不走极端的民族精神。它是一种高扬生命意识的精神，也是一种积极乐天、自强不息的精神。它成为朝鲜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源泉，使朝鲜民族及其文化显现出生生不已的活力。朝鲜族又都是天生的歌者，高兴时、悲伤时、劳动时、休息时、热了、冷了、起风时、结婚时……他们都唱着阿里郎，通过歌谣和打令来一书胸臆，或美妙欢快、千回百转，或悠扬悲壮、如歌如泣，或豪迈激越、荡气回肠。桂氏和李氏家族的成员，就是在这样优秀的民族文化熏陶和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下，有的成为大学教师，有的成为中小学校的校长，有的成为公务员、有的成为科学家，有的留学海外，有的在国外就职……无论何时何地，何种领域，他们都在积极努力工作，乐观生活，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作者本人荣获过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得到国务院表彰，并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五十周年国庆观礼。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个体成长的家庭环境是分不开的。朝鲜族家庭教育有自身的侧重点和优势，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育内容一直影响至今，促进了民族教育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二)朝鲜族的学校教育

　　    桂、李两家父母都认为再穷也要供孩子读书，对女孩子读书也持同样态度，家中生活虽然困难但他们坚决要送女儿进学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他们认为只有读书，孩子们才会有出路。他们坚守着民族语言认同，只要有条件就坚持把子女送进朝鲜族学校。作者的大哥桂永华在通辽市朝鲜族中学读书期间，于1965年考取了内蒙古工学院机械系，是全村唯一的大学生。在大哥的启蒙和引导下，作者也考取了聚集众多朝鲜族精英的延边大学，后来成为大连市朝鲜族学校的校长。

　　    作家所在的大连市朝鲜族学校是朝鲜族教育的一面旗帜，采取的是朝鲜语和汉语并重的教育模式。学校始建于1946年4月10日，最初属于民办性质，1991年转为公办。作者初来这所学校时，全校只有43名学生，所教班级只有4名学生。无论在建校初期还是在当前，能够使大连市的朝鲜族学龄儿童在有民族语言环境的学校中学习和快乐生活，得益于我党的民族教育政策，否则很难想象这么一所学校能够发展延续到今天。改革开放给学校发展带来了生机，随着朝鲜族人口的大量涌入，学校得到了大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先后成立了初中部和高中部。在作者担任校长期间，朝鲜族学校业已发展成为集幼儿园、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为一体的14个班型、500名在校生规模的学校。作者任朝鲜族学校校长期间始终伴随着两个使命:一是学校的生存与发展，二是提高学生的素质。她做到了，因此赢得了大连朝鲜族社会的尊重，作为大连市少数民族代表，在大连市百年城雕上留下了足迹。朝鲜族学校的发展同时也受到了大连市朝鲜族爱心基金会、大连市朝鲜族企业家协会、大连鲜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世界韩人贸易协会大连支会等社会团体的资助。体现了朝鲜族重视民族教育、办学热情高涨、有较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优良传统。

　　五、结论

　　    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个家庭、每个成员的责任和义务，民族的振兴需要一代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朝鲜族在中国所取得的地位，是众多像桂、李家族成员一样在东北边疆开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抗美援朝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付出一代又一代人的血汗和牺牲换来的，是朝鲜族社会每一位成员努力的结果。朝鲜族成员的个人利益、家族利益、族群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总体上是一致的。朝鲜族能够在中国成功定居，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并保留着自己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朝鲜族拥有自己民族的自治地方，即使像桂氏家族和李氏家族一样生活在散杂居地区的朝鲜族，早期也多是生活在大散居小聚居的村落共同体，他们创办民族学校，用民族语言和文字教育子孙后代，使本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得以完整传承下来。

　　    纵观古今中外的文明史，罕见有像朝鲜民族那样作为弱小民族仍保持民族独立与国土完整绵延数千年的民族和国家，可见，朝鲜民族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爱好和平、百折不挠的高尚品格，否则无法创造这种历史奇迹。拥有这种民族气节的朝鲜族，在来到中国东北的最初日子里，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清政府、土豪劣绅的百般欺凌，但仍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开拓出了这片土地，并与兄弟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赢得了兄弟民族的接纳和尊重。朝鲜族拥有的民族团结、勤劳勇敢、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完全是重合的，朝鲜族在中国大地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胸怀和他们的意识等，都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宝贵财富。在新时代，在走向城市民族的今天，每一个朝鲜族家庭都是守护和传承朝鲜族文化的根基。扎根中国大地的朝鲜族应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继承先烈的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继续发挥多语言多文化优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复兴，为维护和促进东亚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东亚区域的和平发展作出他们独有的贡献。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18年第5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李智环 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曾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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