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稿｜共跻春台——山西放足史话（千里）

栏目：影视资讯时间：2023-08-16

　　导语

　　农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正月是农历的元月，禁止缠足，厉行放足，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迈出的第一步。然而，在全国缠足之风最甚的山西，这一步蹒跚蹀躞三十余年，足见移风易俗开启现代科学健康生活的艰难。

　　缠足流风近千年，直到近代中国有了睁眼看世界的人，才发现此风“合地球五大洲九万里，仅有中国而已”。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者们发出了怒吼：“观四千年来，沉沉黑狱女界之现象，曰三从四德也，培养奴隶之教育也；曰缠足也，摧残奴隶之酷刑也。”缠足实在是摧残人体正常发育、剥夺妇女劳动生活能力、戕害和弱化中华民族、阻碍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大罪恶弊俗。

　　民国元年（1912）3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全国下达禁止缠足的动员令，称“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其先事革除，以培国本。”内务部据此制定了实施办法：“已缠足者令其必放，未缠者毋许再缠，倘乡僻愚民，仍执迷不悟，则或编为另户，以激其羞恶之心，或削其公权，以生其向隅之感”。从此，以国家名义图国力之坚强、国民体力之发达的放足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

　　山西是当年4月5日——民国第一个清明节下令实行放足的。当时，山西省颁布的一系列有关放足的法令，屡屡强调：“妇女缠足，为害甚大。不独有碍行动，且损坏其肢体。不但世界万国无此恶习，即前清旗人皇室，亦皆天足。且汉人缠足之风，莫甚于山西。”“照得妇女缠足，原为我国恶习，而晋省缠足之风尤甚于他省。”

　　这里是中国缠足最厉害的地方——这不是山西当局的危言耸听或矫情推诿，而是基于山西缠足史的考察和放足运动的艰难得出的结论。民国初年，山西第一批入太原女子师范学校的天足女生1925年北京女子师大风潮后合影。后排左二为山西籍学生刘亚雄一、天风难度娘子关自缠足之风初兴，控诉这一祸国殃民恶俗的呼声就代有不绝。清初朝廷曾三次下令禁缠足，意在要汉人从满人之俗，但很快又发现汉人缠足更有利于专制统治，也就乐观其成，于是就只强调禁止满人缠足了——多是为满人专制统治考虑的。早期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劝导人们要天足，成立天足会提倡放足——多是为接引人们信教入教考虑的。放足活动先从19世纪初的沿海地区开始，但是，沿海地区的缠足之风并不严重，且有资料显示当时两广女子不缠足，从此地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北上时曾下令“妇女不准缠足，违者斩首”——多是为要将“一切旧时歪例尽除”的造反需求考虑的。在中国妇女解放史上有重要意义的放足活动是从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开始的。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家乡发起成立“不缠足会”。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接连发表《戒缠足会叙》《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请禁妇女缠足折》等，痛陈缠足给妇女带来的痛苦，并把缠足同中国积弱联系起来。他们把妇女解放和挽救民族希望联系到一起，选择禁缠足、兴女学这两个关系妇女形体解放和精神解放的问题作为突破口，对封建势力举起叛帜，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企图把妇女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初步尝试。几乎与维新变法运动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兴起了。1890年孙中山就提出：中国人“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邹容在《革命军》中发出了“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的呼吁，陈天华在《猛回头》中提出“兴女学，培植根本”，“禁缠足，敝俗矫匡”的主张，孙中山1906年在《军政府宣言》中规定废除奴婢制度和禁止缠足以解放妇女。资产阶级革命派比维新派更早注意到女子教育问题，把女学同国家强弱联系起来，比较自觉地认识到妇女解放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他们对禁锢妇女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大大超越了维新派所达到的水平。天风浩浩难度娘子关。地处内陆的山西直到19世纪末才有提倡天足的举动。山西早期的放足，主要是由传教士劝导的，但因涉及洋教，人们有所警惧，更兼后来义和团在山西排洋闹得凶，得以放足的女子少而又少。1902年，内外交困的慈禧和光绪也不得不下劝诫缠足谕示：“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缙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而山西人仍执迷不悟，正如徐沟县举人刘文炳指摘的：“当时吾人以满洲人不裹足，故相率以天然之足谓之‘满洲’。一闻‘满洲’之名，即指富家婢大足之丑。盖以缠为美早成锢习，历代常有禁令而无奉行者。”此时，海外留学归来的知识青年和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开明士绅成为倡导放足的主力军。但是，他们的倡导仍难为老百姓接受。人们更蔑称剪辫回国的留学生是“假洋鬼子”，从晋南到晋北通称他们为“秃子”。同盟会员景梅九1905年放假，从日本回到晋南家乡，十里八乡的人都来看“秃子”。面对乡亲们千奇百怪的提问“外国有天没有？”“天上有太阳、月亮没有？”景梅九演讲起来，讲到外国女子天足和男子一样毫不作难地登山的情形，“大家听了都有一番惊奇的意思。”景梅九劝导放足先从自己家庭开始，不许女儿缠足，要求夫人放足，“费了一番喉舌，且微微用了些强制力，内人就不敢十分反对。算两个小女有幸福，再没受那样半削足的刑罚。”等他再次出国归来，夫人病故。人们给他介绍了20多岁的女子阎玉青。阎玉青在教会学堂读书数年，因放了足而无人娶。乡亲们激将景梅九：“你权当提倡天足，答应这段姻缘如何？”景梅九回忆道：当迎娶那一天，惊动人也不少：一因观新礼；二因看天足新妇；三因看假辫新郎。提起假辫，真是自愧，太没有抵抗环境的力量了！制成一个发网带辫，套在秃顶上，再戴上帽子，不留心，也瞧不出甚么破绽来。但我时常忘记戴假辫，仲弟亦然，所以有“大秃、二秃”的外号。一时轰传大秃娶天足女子，焉得不惹起一般人的注意？山西开明士绅起初只在家庭倡导放足，后来联络同仁，个别县成立了天足会。孟步云（1867~1932），出身于晋商辐辏之地祁县的商贾世家，商学兼顾，走南闯北阅历甚多，深知女子缠足毁体弱种之害，遂在祁县发起成立了天足会，自任会长，宣传妇女放足。1905年，孟步云任隰州学正时，在当地创立山西第一所州立女子学堂，规定只收未缠足幼女入学，让放足后的妻子任学堂教习，女儿孟石兰以天足资格率先报名入校。隰州为偏僻之区，孟步云敢为天下先倡导放足，时人盛赞其胆识。1907年，他奉调山西省农林学堂任算学教习，不改初衷，以倡导妇女放足为己任，奔走呼吁，聚合社会同好，在省城成立了“山西省妇女天足总会”。但是，天足会的影响和成效并不大。直到辛亥革命，在山西，缠足与否仍是辨识汉满女子的标识。当时，景梅九的挚友井勿幕率义军渡河来到河东，义军看到阎玉青是天足，差点把她当成旗人杀掉，气得景梅九骂：“小脚女人倒占了便宜！”可见缠足还有夷夏之防之义。刘亚雄（1901~1988），山西兴县人，中共杰出妇女工作者。太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师大），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左图右一为1937年的刘亚雄，右图为1937年山西女兵连学员在太原文瀛湖五角亭高唱抗日歌曲，进行抗日宣传二、举步维艰遭抗拒革命了，“秃子”与开明士绅们开始在社会上推行放足了。晋北五台籍的留日学生康佩珩，人称“康秃子”，他是端着手枪逼迫妻子、弟媳放足的。在阎锡山的支持下，他与赵三成、张侗等几个“秃子”和士绅林铭山、朱应龙在五台县组建保安社，竭力推行新政，不仅将行路赶集的村民的辫子剪掉，而且派人入户要求女子放足。这引起当地百姓的极大反感。五台县一带民风尚武且宗派林立，众教头推举河边村的豪绅曲儒银、屠夫宋周全为首领，发动不愿剪辫放足的群众进行示威。1912年5月24日，正是当地赶集的日子，他们啸聚千人包围阎府，指斥阎锡山“管得太宽”，若阎锡山不收回成命，他们就要杀人、烧房。在村里耆绅竭力劝阻下，示威的人群悻悻而散。随后，得知康佩珩等就在东冶镇，人们便挟持着阎锡山父亲阎书堂，从河边村出发，经大兴村，沿途纠合建安村、张家庄、北涧村群众，手持刀矛棍棒和铁锹斧头，越过滹沱河，分两路涌进东冶镇，将保安社包围得水泄不通，扬言要杀死康秃子全家，包剿赵戴文的家，并准备放火烧街。这时，从镇里出来一个骑马背枪的邮差。有人说，这邮差是通风报信搬救兵的，遂将邮差打死、枪也夺去。面对来势汹汹的人们，康佩珩、赵三成等只好退守到房顶，劝说受骗群众解散。然而，蓄意闹事者开始向房顶投石抛砖，保安社的人鸣枪示警，有人挑唆说保安社没几颗枪子，鼓动人们继续上前冲击。张家庄村民康复用从邮差手里夺到的枪朝保安社射击。激烈的械斗中，保安社两人丧生。康佩珩等一看局面失控，知道不下狠手双方会有更大的牺牲，于是下令开枪射击，围攻者遂作鸟兽散。保安社队员追至林岗村将康复击毙，枭首示众。阎锡山闻讯大惊，急急派兵将闹事头目押解到省城。途中，审问闹事者有什么后事交代，豪绅曲儒银说：“没啥事，就想见见老婆。”屠夫宋周全说：“家里有七十多岁的老母，没人养活。”押至太原，曲儒银被砍了头，陪桩的宋周全被刽子手在脸上篦了一刀，吓得瘫倒在地。家乡剪辫放足闹出人命，阎锡山慨叹：嗨吆，难弄！辛亥革命后，放足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几年了，但山西缠足之风未减，从北到南风情依旧——晋北，“妇女缠足之风甚盛，其纤小之度，燕赵无其比也。操作之需久立者，乃以膝代足；农家或佣妇女工作，载之以车，分苗则或坐或跪，锄毕，陇亩间坚实如杵筑矣。遇令节，尤好贾其余勇，为鹅行鸭步之旅行。衣服亦颇瘦小，趋时，色尚雅淡。头髻则壮老者多为蜣螂髻（余以形似命名）或青螺髻。少妇多为旧式圆头，女子则挽长髻垂项后，已字者则另作小发辫。”（王耀成1915年《大同游记》）晋中，“缠足之风最炽，小之不足，代之以木，动转甚艰，立则扶墙，行则持杖，伤生害事，莫此为极。其服饰随处不同。平定、寿阳一带，妇女衣服宽大，皆着黑色，腿带缠高尺余，发间后作燕尾形，银簪环饰满髻，重约十余两，腕钏指环累累。出门时，以径寸银钱缀襟右，策蹇而行，花裙覆驴背，若孔雀之散尾。榆次、平遥一带，衣服瘦小，梳盘龙髻于顶上，无他饰，惟以黑帕缠头。洪洞、临汾等处，与平遥相同，惟衣服稍宽，履根式平底，非复弓形，然束缚之紧，则不让他处。”（夏荆峰1915年《山西旅行记》）晋南，闻喜县地处平川，是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杨深秀的故乡。辛亥革命时，该县知事吓得逃跑了，闻喜人民自己起来选举杨深秀之子杨报田为知事。杨报田上任后立即号召男人剪辫子、女子放足。效果如何？民国元年出生的卫逢祺回忆道：“男人剪辫子倒好办，这是满清政府强加给人们的。可妇女放脚，就不那么容易，它有千年历史，根深蒂固，特别是广大农村，农民不买你的账，就不那么容易办。”“我记得在幼年时候，农村结婚人们评论新娘时，首先从脚论起，要求脚越小、越瘦越好。”民国四年（1915）农历六月六，山西大同还在举办传统的晾脚会，来晋旅游者记下当时情形：“妇女填街塞巷，或临城垣，或坐门首，美服盛饰，以绝纤之足夸示于人。余尝闻大同一带有所谓晾脚会者，今则不期而遇矣。”三、行政法令推行缠足与鸦片相等，其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影响山西形象倒是小事，实在是造成山西人口愈少、人体愈弱、人民愈穷的大毒害，“若不督饬禁止，非特步履维艰，难资操作，抑且人种积弱，难期富强。”阎锡山侈谈“军国主义”更是笑话。1914年1月29日，山西颁布《禁止缠足告示》：（1）凡10岁以下女子，如已经缠足者，限于本年阳历5月内，一律放之。（2）此事由县知事督促村长副，切实考察办理。（3）村镇士绅，当知中外大势与缠足恶习之由来，应负帮同村长开导村人之责。（4）从本年阳历6月1日起，如有违者，其家长罚洋1元，仍限令解放；再不遵，则倍罚之；三不遵，则送县署究办。（5）如系夫家阻挠，则罚其夫家，免罚家长。（6）罚款，以十分之三提充本县天足会经费，其余十分之七，拨作县内女学校经费。如未设有女学校，即留充本村镇内国民学校之补助费。（7）村长副如不实力奉行，由各县知事惩罚之。（8）本省长于本年阳历7月派员实察。如查有缠足幼女，除罚其家长、村长外，并予县知事以相当之惩戒。1916年9月25日，山西颁布《修正严禁缠足条例》。其内容同样是八条，但突出表现在：明确杜绝增量，原先所称的放足有仅指已缠者而言之嫌，这次是未缠足者不得缠；减少存量，扩大放足人群，将必须放足者的年龄从10岁以下提高到15岁以下，同时，要求15岁以上的缠足者不得再饰木底等物；变本加厉强化惩罚，罚款额度较前提高了30倍，直至拘留一个月，从家长、夫家中选一罚扩大到本人、媒人、饰物制卖者等一并罚。不再论为什么的理，只办必得施行的事，尽显法令的霸气。然而，由于国内政治纷争，山西军政分治，权力分散，令出多门，山西放足运动可以说是由政府倡议、民间自发办理的。从1917年开始，权争分晓，尘埃落定，阎锡山兼任省长，独揽军政民财大权于一身，遂将妇女放足列为强晋富民必办之要政，从此，山西的放足开始由官厅倡议、社团主办上升为政府主办、社团协办，由民间自发行动转变为社会自觉运动，放足才真正发展成为一场广泛的除弊革新运动。其具体实施办法表现在，由政府改组重建原有的天足会，发动组织青年学生成立不娶缠足妇女会，选任稽查员并制定稽查工作办法等。“山西省妇女天足总会” 聚合社会力量，以倡导妇女放足为己任，提倡幼女不缠足、缠足者速解放。然而，它毕竟是民间社团组织，“其效只及于思想新颖之绅衿家庭。民国初建，各县推设分会，更渐及上级社会之家庭。”对下层大众的影响有限。山西当局借鉴天足会提倡放足、开办教育“双管齐下”的路数，陆续创办公立女子学校，将部分私立女子教育机构改造成公立机构，政府设立天足会，大力发挥各级天足会的作用。1917年9月25日，山西省公署制定公布《天足会简章》十条，要求全省各县在文到15日内，一律设立天足会，原有的天足会也要照此简章进行改组。其宗旨是“劝诫一般人民祛除妇女缠足恶习。”全新的天足会是由各地县政府成立并管理，由县长呈报备案、省公署派员督查考核的实体组织，各该县长兼任会长总理一切事务。简章规定，县内凡年满20岁的成年男子必须入会，一旦入会，会员就有执行会章的义务和责任，在一个月内其家属必须做到：10岁以下之女子，不许缠足；15岁以下之女子，已经缠足者，即行解放；15岁以上之妇女，已经缠足而未能解放者，不许饰用木底。若有违反者，科罚2至30元，县机关人员及村长副者则并停其职。天足会不再是从前的一般性群众自愿团体和同仁组织，而是由各级政府支配的工作活动组织。天足会的活动经费一部分由政府拨付，主要来自各会员的量力捐助。会内包括干事、书记、会计等共十余人，由会长（县长）指选委任，承会长之命办理会内各项事务，每月至少召开两次职员会，考核各会员劝诫之成绩，对办事异常出力、劝诫人数多、著有实效者的会员及会外人员，以县长名义呈请省长奖励。奖励分两种，男子奖匾额，妇人奖褒章。“全晋学生不娶缠足妇女会”成立于1918年8月29日，它是山西省教育会领导下的体育联合会的附设组织，旨在以青年学生“俾作民众之先导，借树全省之风声。”强调“体育为健康身体之要务，天足尤人民富强之始基”，积极提倡体育教育，严厉禁止妇女缠足。该会系山西省学生组织社团，总会设于省垣，各县或各学校设立分会。凡系山西在校学生，皆为本会会员。该组织不限于学生，学校教职员及其他教育机关人员均可加入，同时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社团领导由会员中推举产生1名会长、4名书记、若干评议员（每所学校推选2名），会长总理会内事务，有须决定之事，由会长召集评议会议决之。总会、分会均制备会员名簿，每年于暑假后修正一次。会员的义务在于：未娶者，不许娶缠足女子；已娶者，如系缠足女子，实行解放。会员中，如有违反前条义务者，经评议会或全体会员大会议决，处以30至300元的违约金，并于各校内失其校友之资格。反对缠足，实行天足，青年学生是最可信赖的主力军，同时要加强自身检查和相互监督。在校学生“不娶缠足妻”活动成为破旧俗树新风的先导，“各学校放春假时，男女学生劝禁缠足，颇具热忱。”在城镇，哪怕是查禁缠足成效显著的省城仍要盯住学生不放，在女子学校于星期日仍派女学生依照成法，轮流检查，以期湔除恶习，“诚恐积久玩生，故态复萌，自应赓续进行，以竟全功。”“全晋学生不娶缠足妇女会” 统一制作配发了布条，要求各级各类在校学生佩戴在身。教育家陶行知于1921年至1925年间三次来晋，曾撰文赞赏山西的小学生人人佩戴“不娶缠足妻”布条影响很大，是“学校教育儿童，再由儿童影响成人”，扩大社会教育的良方。石评梅（1902 ~1928），山西平定人。太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中国现代女作家、革命活动家四、建立稽查制度劝导放足，稽查为要。封建社会讲男女之大防在于“男女授受不亲”，山西籍的司马光在《涑水家仪》记有“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不入中门，入中门，妇人必避之”。女子多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营家务的，其中自然包括学步的幼女、待字闺中的少女、妊娠哺乳期中的妇女等。她们的放足情况如何，稽查人员是需要走家串户，甚至登堂入室调查验看的。因此，稽查工作是需要有所顾忌的。若要深入细致地完成稽查工作，就必须由专门的妇女来承担。然而，公务人员中无女性，于是，各地遴选聘请女性暂充公务人员从事专项稽查。山西省公署明确了“各县查验天足，均以女稽查员行之”的原则，并就此接连下文不断完善女稽查员工作制度。全省统一规定，要求各县至少选定5名女稽查员，以便分赴城乡实查。聘请标准——女稽查员须系天足，或已经解放者；以学校毕业女学生，年在20岁以上者为合格。如无此项资格，应选品行端正，勤苦耐劳之妇人充之。工作待遇——由天足罚款项开销应需旅费，如果办有成绩，准予择优请奖，以彰劳绩，并将派定女稽查员姓名具报备查。女稽查员薪水及下乡时旅费，其数目由各县酌定，呈由省长核准。工作方法与权限——（1）依《严禁缠足条例》进行稽查。（2）每至一处，须确实检查，不准瞻徇情面，并须负劝导之责。（3）所查情形，据实报告县署，不准捏造，致失公允，不准擅自处罚。（4）下乡饭馔杂费均由自备，不准由各村支给，但遇天晚及雨雪时，各村长副须代觅宿舍。（5）入户检查，查毕即出，不准在人家逗留。检查时，须知会街、村长副或闾长一同前往。如须登记妇女家主或其夫之姓名，问明街、村长副、闾长填写。（6）只查10岁以下女子仍缠足者、15岁以下妇女仍裹有布条未解放者、16岁以上妇女仍饰用木底者，并劝导解放，不准干涉衣服式样及其他装饰。（7）下乡时各带1名巡警。巡警只在被查各户之门外伺候，非经呼唤，不准擅入民宅。其所带巡警系为保护女稽查员而设，并不准参与检查天足之事。（8）女稽查员下乡须洁己自爱。所带巡警，尤不准丝毫向人需索。倘有讹索情事，由各村长副查明确据，报告县知事惩办。（9）女稽查员执行职务时，倘遇有抗拒及诟骂情事，该女稽查员只向村长副、闾长询明家主或其夫之姓名，报告县知事究办，不准在外滋生事端。女稽查员的工作情形，从阎锡山表扬过的“宋拐子老婆”身上可见一斑。宋拐子老婆是五台县东冶村人，由于丈夫伤残、孩子幼小，她不得不干许多本该男人抛头露面的事情，因此深知缠足之害。她是当地带头放足的中年妇女，于推动放足最为卖力，积极配合六政三事的实施，且大胆泼辣，敢于站立在集市高台上向人们现身说法，除在本村挨门挨户检查、盯梢监督重点对象外，还到附近各村督促女人放脚。自从成为县政府备案的稽查员后，工作更是认真负责，风风火火领着两个助手，一个负责记账、登记放足情况，一个负责背零碎钱、给放足者奖小洋二角。各家各人放足情况如何、是否奖罚，取决于宋拐子老婆的检查认定。奖钱都高兴，让放脚就有抵触，怎奈宋拐子老婆追迫甚勤，半月二十天就要来查一回，人们对她防意如敌。她还未进村，村边就有通风报信的，满村争喊传呼：宋拐子老婆又来了！人们闻讯，缠足女子或搭梯上房，或钻进地窖，让家人以“回娘家了”“走亲戚了”搪塞，来不及躲避者则须当场解除缠脚带。但宋拐子老婆是要反复检查的，若再来稽查还不在家者，就要罚其家人1块大洋，对有钱的人家还要多罚。最初稽查时，是以县政府名义由省公署备案的女稽查员在城关乡镇入户查验，随着工作区域向偏乡僻壤推进，数量有限的女稽查员难以完成任务，省公署允许设区（段）的县可以由区（段）长带队稽查。但是，区（段）长必须依《行政执行法》进行劝导和查验，其权限在于：（1）按名单查看，查验前先通知街长或村长，由街长或村长告知被查验者本人；（2）查验时间，须定在白昼，即“于日出后、日入前行之”；（3）查验地点，不得进入房内，只能在被查验者家的院内，或将其唤至门口；（4）一经查出，即由该区长报告县知事，照章惩处，勿得由区长自行处罚，以清权限。蒲剧《挂画》剧照（贾菊兰供图）五、强化社会动员从1917年至1929年，12年的山西放足运动是由政府主导，分厉行六政阶段、村政办理阶段进行的。两个阶段都采取了始以布告、继以劝导、终以强迫的“三步走”规定动作。颁布禁缠足告示、条例等法令，公布各种有关放足的章程、规定，首先要求全省各县按村镇数目，各发给告示一张，由县长召集全县村长等开会，并亲自宣读讲解，继而由各村长在本村张贴宣讲，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如“现在，各县天足会均已成立。除会员照章办理外，所有未入会之一般人民，应先一律禁止幼女缠足，以期逐渐普及。兹按各该县所属村镇数目，各发给告示一张，仰该知事查照告示内所定办法，实力奉行，并传集村长副等，亲自晓谕明白，责令妥为张贴，转谕村众，务使家喻户晓，咸知警觉。”为了普及宣传，阎锡山强调“文告原为晓谕民人俾众周知，嗣后，各官署文告应用浅近白话”，使文告成为“作事利器”。1918年4月12日，山西省颁布《用民政治大纲表》，用“人民须知”的形式公布全省民众必须遵守的社会公约清单，在第四章里有通俗晓白、绵里藏针的文字儆告：“妇女缠足的害甚大，不止是行动不便，并把筋骨损坏。世界万国，都没有这种恶习。惟中国有此恶习。中国各省比较，数山西最利害。所以山西人口越少，身体越弱。这害不除，关系甚大。以后男人，凡有娶缠足女人的，一定要问他重罪。”“人民须知”起初是章节连篇的册子，以此作为通俗易懂的宣传范本，要求各类报章、印刷品进行广泛的普及宣传，后来就成为方便张贴的活页单篇，既推送政府法令告示，又摘录阎锡山感言讲话，在各种印刷品内夹送，在全省各地随时随地张贴宣传，遍布城乡角落，渐渐打造成一种展现阎锡山个人风格的官宣文体。如刊发阎锡山语录：最忌讳的是女子缠足。缠足的害也是很大。小时候受了苦楚，到大了行动不便，这事最可怕的。大家能从此把这缠足的恶习严行禁止，到了十年以后，全省的女子都是天足。如还有一个缠足的出来，真是丑死。由于影响广泛，“人民须知”成了山西布告的代称，阎锡山以此推送了很多感想讲话，以致后来的人们戏谑他是民国时期最好的“段子手”。政府、学校负有劝导天足的主要责任和义务，同时利用士绅耆老在改良乡村社会风气上发挥积极作用。然而，正如识文断句并不等于知书达礼，乡村尊崇的士绅也未必就是社会开明贤达。在昌明科学的现代生活运动中，必须警惕和纠正士绅顽固守旧的反作用。放足运动在缠足之风盛行的大同就受到了当地耆绅的反对，他们狃于积习，认为缠足是维持风化的办法，担心放足会使人心不古、风气浮薄，“于社会风俗恐滋流弊”，对放足运动“每借词非议，于劝导天足殊多障碍”。为此，省公署通知大同县县长，要指名召集这些旧绅进行详切晓谕，以期觉悟：秦汉以前纯系天足，风俗纯美，史不绝书。晚唐以后，缠足浸盛，其时风俗远不古。若是风俗之浇漓，于解放缠足绝无关系。况妇女缠足，损折筋骨，孱弱身体，种种弊害，不堪殚述。值兹中外大通，文野攸关，讥笑徒腾，礼教无裨，有百害而无一利，久为有识者所公认，该绅等故步自封，知识锢闭，祗徇相沿之习染，不顾种族之弱强，致有此等行为，殊属非是。“戏曲感人，足以转移风俗，由来已久”。提倡天足，本为改良社会、强健人种起见，而戏曲感化关系尤甚，对于社会风气影响极大。山西《用民政治大纲表》特别提出，禁止缠足“于演唱戏剧时注意此”。山西是个戏曲大省，各类地方剧种达数十种，各种“风搅雪”“草台班子”窜迹城乡，借戏曲娱神娱人，许多不识字的农民就是凭着听书看戏来了解历史知识的。游走于江湖的各种戏班，每于演唱古代巾帼英雄，如关于佘太君、穆桂英、梁红玉等戏时，舞台上必先让人物乔饰纤足，以此突出表现女英雄的外表美。崔莺莺、张生的故事产生于山西蒲州普救寺，王实甫长久生活于此地，其创作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全本20折，第一折就聚焦于女主角的脚，说她：“恰便似呖呖莺声花外啭，行一步可人怜。”“世间有这等女子，岂非天姿国色乎？休说那模样儿，则那一对小脚儿，价值百镒。”“且休题眼角儿留情处，则这脚踪儿将心事传。”一双小脚先让张生疯魔了，神魂颠倒只是想“翠裙鸳绣金莲小，红袖鸾销玉笋长。不想呵其实强：你撇下半天风韵，我拾得万种思量。”全剧不时闪现着诸如“动人处弓鞋凤头窄”等有关小脚的词。后来产生于当地的蒲州梆子（蒲剧）表演最讲究跷功，为旦角演员的基本功之一，即足绑木制小尖鞋，模仿女子小脚走路的姿态，表演走凳、过桌、踢蛋做出各种惊险动作，竭力表现小脚之灵巧美妙。更有甚者，一些男艺人顽冥不化，不识时务，如名伶王存才蹦跳于椅子靠背、扶手上演出的《挂画》最投合观众，以致社会上传诵“宁看存才的《挂画》，不坐民国天下”。在“社会上妇女不再缠脚，不少戏班也已废掉踩跷表演，而他我行我素，不为所动，坚决反对废掉跷功。”这不仅对放足运动不利，且民谚对政府亦大不敬。舞台上出现的这种怪象，纯系无知而好事者所为，不仅歪曲了历史，贻羞于女英雄，更重要的是一种愚民行为，戏弄百姓，迎合低俗，使大众崇拜缠足。这类戏曲演唱是与袪除缠足、劝导天足运动背道而驰的。旧戏班的表演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警惕，晋城县的周雎麟为此致函省公署，反映城乡仍有旧戏班“殊于劝导天足大有妨碍”的戏曲演唱，建议“改革陋俗，当先排除障碍”。山西省公署重视这一建议，特于1918年10月18日通令警察厅暨各县县长：迅速取缔旧有戏班，“亟应从严禁制，以维风化而革陋习。”饬令戏班不论演唱何等戏曲，均不得乔饰纤足，从此废除了蒲剧中的跷功。同时规定：由全晋天足会负责旧戏审查，核阅戏曲，剔除有关缠足的糟粕，排演新旧剧目要由省城戏团先行试演，俟排演成熟后，通行各县一律演唱。曾经在秧歌类小戏中，演员们也常用正面角色宣扬缠足之巧美，同时用反面角色表现天足之丑，彩旦演员特穿一种“猫咕咕鞋”，此鞋由孩童穿的连脚鞋演变而来，鞋头呈猫头形，用尺半大脚形容丑女。更有低俗者“多采淫词俚曲，伤风败俗，莫此为甚。”而在太谷县政府发出禁止秧歌演唱的布告后，乡间仍有偷偷演出者，于是，官府派人逮捕了艺人“二要命”。此剧种后来配合政府禁毒运动，编了出《女戒金丹》的滑稽剧才得以演唱多年。英国女传教士艾伟德（1902~1970）照片英格丽·褒曼主演的电影《六福客栈》剧照六、考核追责奖惩奖惩强迫是对工作对象，也是对办事人员，尤其是对县长实行的督促手段。其顺序是，先惩官后罚民，先奖民后奖官，以优劣评判官员，以得失刺激百姓。忻县士绅米庭珍曾办理天足会，大力实行劝导，使该县城关妇女十有八九放足改装，成效显著。但是，自米庭珍到省城工作后，该县县长以为前者功成告竣，竟未及时挂帅成立新的天足会，致使该县民间的天足会人走事息。两个月后，被追查后始行呈报，省公署认为忻县县长“其为延玩，概可想见”，将其解职调离。繁峙县县长自劝导天足以来，聘定女小学教员兼任劝导，督责宣讲员及村长副等协力劝导，并拟四言布告，遍贴各村，同时动员妻子、女儿两年亲赴城乡稽查，不辞劳瘁，洵属难得，查劝最多，效力亦大，实察员向省里报告“应请给予奖励，以昭激劝”。省公署为此下文：“该知事妻女稽查天足，成绩颇优，殊堪嘉许，应准各给褒章一座”。树县长以给全省作榜样，树各村镇第一个放足的妇女以给全县作榜样，由各县造册统一向省公署呈报，省公署制定美术奖品，酌予给奖，以资鼓励。各县陆续呈报办理放足情形，其劝惩并用，成效卓著者固属不少，而以空文搪塞、敷衍粉饰者，亦在所不免。1918年4月19日，阎锡山再次发出《警戒各县迅速办理天足文》：“禁止缠足，关系人种强弱，民生羸绌甚大，岂容视为缓图。本省长令出必行。计自《足字二号通令》后，迄今已有月余，转瞬期限即至，深恐各县奉行不力，姑息于前，自不得不操切于后。是不啻陷民于罪，亦非本省长为民除弊之本意。合行警戒各该县，迅即遵照前令，切实进行，务使人民于期限满后，违令者少，而天足成效，早获睹于未罚之先。考成所系，责有攸归，其各凛遵。毋忽。”时至1919年1月，全省整理村范后，执行权、罚款权由县上逐步放到村里，县长下乡调查幼女缠足时，责成村长及其家属勒令解放，按制定的村禁约，“再有违反，由村社公议，罚其父兄，以资儆戒。”其罚金交村费，均作为本村国民学校经费。有了惩罚权，又引发了基层办理人员简单化处理的事件，“各县对于年长妇人或疏于劝导，或舍劝导而专赖惩罚”。县长的权力下放，村长、闾长依照村禁约办理天足，这是熟人政治能网开一面，接着又产生另一种结果，各县妇女又发生缠足的恶习，并造出一种谣言，说：“妇女缠足，官厅已经不管了”。妇女无知，误听邪说，因此又想尝试起来，故态复萌。阎锡山于1921年7月17日发布《严禁缠足布告》，要求县长严查，“此次出示之后，如再有幼女缠足，及十五岁以下女子不解放的，一经查出，定是照章重罚，决不宽容。”为了激励督促落后县份加快办理天足，阎锡山专门印刷了空头手谕，哪个县办理不力，就专发给哪个县：近来，各县的天足女子，一天比一天多了。惟有你们县里还要与（予）女儿缠足。须知，你们县里缠足的尚多。看见天足的不好看，将来天足的多了，人家看见缠足的更难看。况如今学生，都不娶缠足妇女。你的女儿偏缠了足，一定寻不下好女婿，到那时候后悔也迟了。此谕。放足运动中，为了加强考核追责奖惩，山西各县县长和实察委员每年都要填写多种考核报表，计有《办理天足查报表》《天足调查表》《天足报告表》《天足罚款报告表》《考核天足表》《县六政调查表》《县办理六政成绩调查总表》等。《办理天足查报表》，由县长和实察委员先后填写。查报表设“段别及段主任（区别及区长）”“十五岁以下办理情况”“二十岁以下办理情况”“实察情形”“总评”5栏。先由县长根据各段（区）实际办理情况打分、合分、总评，再由实察委员根据实察情形打分、合分、总评。县长要将查报表于次年1月内填齐，交由实察委员依据考查。实察委员可以根据所见人数推算分数，如，在某段（区）见15岁以下女子，10人内有8人天足，即得80分。实察委员要将其所见天足及缠足人数于“实察情形”栏内叙明，同时要在“总评”栏内填写和叙明分数由来，如县长、区长办理天足事宜如何宣传倡导、绅士如何帮助、有无女稽查员、查劝是否尽力，并地方有何特别情形、能否依照村禁约处办等。1920年，山西省公署根据实察员的报告，对全省105个县办理天足成绩详加考核，共表彰奖励了15个县的县长。其中，记大功一次者2人：永和县前县长黄庭槐、大宁县前县长张永和，功在“查劝认真，成效卓著”。记功一次者13人：静乐县县长卢士樊、阳高县县长高浚明、沁县县长温钟洛、辽县县长李抚辰、壶关县县长张廷琇、长治县县长康佩珩、安泽县前县长陈懋、虞乡县县长周振声、岢岚县县长汪志翔、浮山县县长任祖荫、平鲁县县长潘祥和、蒲县县长李凤翔、霍县县长彭承祖，功在“奉行尚力，渐睹成效”。总而言之，成效的取得在于做好了“查劝认真”“奉行尚力”八字功课。奖惩分明，有奖必有惩。山西省公署对9个县的县长给予了行政处分。其中，“倡导无方，成绩较劣”记过一次者8人：交城县县长袁鸿吉、屯留县县长刘景南、应县县长陈德昌、荣河县县长陈启绪、文水县县长续思文、陵川县县长乔联元、保德县县长吕延平、大同县县长冯延铸；“办理疏懈，成绩最劣”记大过一次者1人：晋城县前县长贾治邦。他们的过失在于“倡导无方”“办理疏懈”。民国初年，梁漱溟曾四次来晋调查，1929年他是这样评价山西放足运动的：“山西妇女的生产特别成问题，实为缠足，身体不能活动所致。”“所以山西妇女，要免于难产之厄，亦必劳动才行，而缠足则根本妨碍了劳动；所以禁缠足，就是救了山西妇女。”“禁缠足有七八分成功。这实在是山西当局一件最大功德事。”七、余绪放足对已缠足者而言，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更不可能像剪辫那样干净利落。即使解决了与之相关的全部社会、家庭、个人问题，受到不可逆损伤的缠足者依然有一个生命周期，尤其是在山西这个几百年缠足之风最甚的地方，有着巨大的存量问题。何况放足并不等同于妇女解放，它只是受摧残的妇女迈上解放大道的第一步。不能脱离历史条件看问题，我们应当在辨清历史发展期中尊重阶段性的思想认识。20世纪30年代，山西开始实施十年建设计划，正欲竟放足全功之时，日寇入侵了。抗日根据地打倒封建，厉行放足，而沦陷区又出现了新的缠足者，致使山西于放足一步蹒跚蹀躞三十余年，直到日寇投降后才彻底终结了缠足增量问题。可以说，山西虽不是中国最早缠足的地区，但却是中国最末一辈缠足者的发生地。山西的放足运动是闻名全国的，也是闻名世界的。这其中有一段电影“插曲”：1931年女传教士艾伟德从英国来到山西阳城，阳城县县长给她发薪水、供马车，聘她为“禁缠足督导专员”，派两名兵弁护送她劝导放足。1941年艾伟德回到英国，在其自传《我的心在中国》一书中谈到了这段历史。英国作家为她写了传记体小说《小妇人》，1958年美国作家又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六福客栈》在全球上映。影片反映了艾伟德在华的贡献和部分历史真实，但却夸大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放足运动中的作用。历史的真实情形是，早在艾伟德来华十年前即1920年，阳城县就因办理放足等成绩荣登山西“上等县”之榜，且是全省表彰的16个县中的第1名。当时山西的放足运动已取得长足进步，许多庄户人家因积极放足，院门头高悬起政府授予的牌匾，上书四个大字：共跻春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说到底，山西的放足之路是山西人民、山西妇女自己蹚出来的。PICS

专稿｜共跻春台——山西放足史话（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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