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难题及其衍生

　　电车难题即其衍生

　　电车难题如今还是涉及着深刻的伦理道德问题。

　　面对两种不可避免的损失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们会选择损失较小的一种选择。这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在较小的范围内，其尚且还不存在着人道谴责，尤其是在个人作出选择的时候。一个人，面临抢劫的时候，往往会选择保住生命而损失财物。人们并不会因此而去指责他，因为这乃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所放弃的乃是他自己的，正义的所有。他有权去对自己的生存发展做出合适的恰当的选择。

　　但如果我们放大范围，将这个范围扩大到一个社区、城市，乃至于一个国家。当一个代替整体的个人去为整体的生存发展利益做出判断与选择的时候，他的担当是重大的，所背负的人道责任也是沉重的。在古代，他是国王或者僭主，在现在，他是一个民选领袖。

　　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早已被证明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不同的阶段，矛盾也是不同的，而在大部分情况下，中庸的做法并不适用，面对不可避免的损失时，有可能是自然灾害，也有可能是战争，抑或是各种各样的问题，人们总是要去面对的，但问题是，这应该由谁去面对。换句话说，谁去承担风险，谁去承担损失。最高统治者总是面临着这种问题。然而并不是每一个统治者都能过像梭罗那么幸运，得以去用中庸之道去解决问题，毕竟在绝大多数时候，矛盾是尖锐突出的，对立双方的关系是不可调解的。两者的斗争一触即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面对这种情况，当然，最好的做法不是尽力去调和，因为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延缓斗争，而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又是不断加剧的，以至于到最后爆发的时候必然会有着强烈的多的震荡。

　　往往最好的做法便是去竭力支持一方，而打压另一方。在该支持谁打压谁的问题上，似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见解。身为贵族代表的国王自然会去竭力支持贵族的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统治阶级的一切行动准则不是去促进社会发展，而是去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他们所能接受的最低下限就是和被统治阶级进行不危害统治基础的双赢决策。在信息闭塞的时代，确实是这样的，那时候也不需要承担人道压力。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确确实实是这样的。

　　当然事无绝对，在古希腊我们也曾有过在某种程度上的民主政府去代表着公民的利益，虽然它被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所鄙视，认为其是多数人的暴政。但即使是亚里士多德，也不得不去承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民主政治确实强过僭主政治与寡头政治，这在他的政治学里面得以体现。雅典的民主政治，虽然承担着一些暴政的骂名，但就其阶级本质而言，无疑是最亲近人民群众的，尽管只包括合格的公民。但我们还是要承认其是古代的一个巅峰，在那时，弱势群体的利益能过相对得到保障。

　　由于在古代，统治阶级往往是强势的群体，所以在面临割舍的抉择时，弱势群体的利益最先得到了背叛。而这往往是极为残忍的。斯巴达人征服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把原住民希洛人强制变成奴隶。希洛人要从事艰苦的劳作，每年的劳动所得的一半要上交给主人，在战争的时候，还不得不被驱使着上前线当炮灰。在一千五百年以后，当蒙古的骑兵驰骋于广大的欧亚大陆上时，吃的是风干的牛羊，而当粮食储备不够时，他们就会找到一个村庄，把村庄的人屠戮一空，做成肉干，然后继续他们的征服之路。

　　古代的矛盾往往集中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地主与农民往往是对立的，农民的利益往往是被出卖的。在欧洲，开始有多神教与一神教的冲突，然后有着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宗教改革后，又有着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这历史可以追溯到文明的产生。伴随着征服与被征服。但跨入近现代，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当然也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认为是多数人群体与少数人群体，的关系，更加复杂了，阶级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更加的突出，那就是民族关系，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

　　在不讲究人道主义的时代，这往往是血腥的，在十六十七世纪，法国的新教派，胡格诺教派，就曾经经历了长达近两个世纪的迫害，而在往前，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相互战争，罗马人对基督徒的迫害，都更加血腥的多。伴随着宗教势力范围的收缩与扩张，在伊比利亚半岛与巴尔干半岛，身为少数的基督徒或者是穆斯林，都受到了不人道的剥削。

　　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就更加激烈了。犹太民族是一个多难的民族，在古埃及，就曾经有着摩西带领人们走向迦南的伟大史诗。在欧洲，反犹势力阻止犹太人去从事农业与政治，所以犹太人尽管往往从事商业，经济条件富足，但往往也被指责为吸血鬼、不劳而获的人。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都曾经遭受到迫害，波兰地区的反犹势力不强大，所以到二战前，波兰的犹太人，也称阿什肯纳滋人，总数有三百五十多万。经历了纳粹疯狂的种族灭绝之后，只剩下七万多人。当然，在中国，西北历史上也是有不少回乱的。这杂糅了宗教因素与民族因素，具体不方便多说。情况很复杂。

　　当然也有一些与民族、宗教都不相干的历史事例。蒋介石舍弃了东三省的利益，践行其所为的大局观，也有花园口决堤事件，为了抵抗日军进攻，扒开黄河大坝，淹死上百万人，河南人民经历了水旱黄汤，七年的黄河泛滥造成了一大片黄泛区。前前后后竟然造成了数百万人死亡，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即使这样，三个月后，日本人占领武汉。这请诸君去思考，是否值得。

　　已现代的眼光去看待这些问题，就要抓住其的核心本质。而这就是少数人与多数人的矛盾冲突，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矛盾冲突。其实无论怎样，这都是残酷的，所有的决策往往要披上人道的外壳。一个开明的统治者，应当合理拿捏，到底如何去取舍。到底舍弃哪一方的利益是有利于大局的，是更加符合人类全体利益的。尽管这往往是复杂的，也是难以割舍的。因为无论怎样，这都不是一个个人可以去负责的。无论怎样，这都要接受这莫大的人道压力。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而这个问题本质上又是没有一个伦理上道德上的答案给你的。

　　不行你去问问一条轨道上的五个人或者另一条轨道上的一个人试试看，问他们谁愿意死。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谁去做出抉择都是痛苦的，乃至于令人崩溃的，对于每一个心中尚且存在着良知和道德人而言。这对于目前的欧洲难民问题是十分有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