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文化论文集锦9篇

　　家乡文化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巨变同时带来了乡土文化的价值冲突和认同缺失，传统乡村文化在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中遭遇了“破坏有余”和“重建不够”的历史命运。总结和反思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的传统角色及其实际作用和价值，对于乡村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发展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要树立“文化自觉”的理念，坚持文化传承与文化延展的统一，在开放性与自主性的统一中建设面向新农村发展的乡村文化新认同。

　　改革开放3o年来，乡村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同时也带来了30年来农村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变迁，在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念的急剧碰撞尤其是工业化、市场化的过度开发和破坏下，乡村文化正面临着某种程度上的认同缺失。如何理性面对和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文化的价值变迁，并从文化哲学的发展角度看待乡村现代性发展下的传统角色及其可能的文化发展向度，成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当代中国谋求乡村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议题。

　　一、改革开放下乡村文化的价值变迁

　　基于数千年来的宗法血缘关系，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构建了一种具有典型文化学意义上的乡土社会价值系统。在传统乡土社会的存在结构中，自给自足的农耕自然经济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主体，儒家文化形态成为古代乡土社会的主要精神价值纽带。传统社会的这种独特的经济与文化特征，也塑造了中国广大农民在个体观、家庭观和社会观等方面的独特的价值取向。

　　30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这一历史变迁的进程中，首先是中国农民亲身经历并深刻体会到这一变迁带来的身份自觉和价值抉择。我们看到，对于经历了1980年代“离土不离乡”和1990年代“离土又离乡”两个阶段的中国数亿农民，在承受着中国农村改革的巨大空间变迁中，也享受着3o年时间带来的农村改革成果，而且这一改革的进程还在不断推进。在新世纪，为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国家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在实践和价值层面上推动着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诉求。因此，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举措，包括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实现、2005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以及2006年延续了数千年的农业税的全面取消等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国家对农村改革的信心、决心与力度，更充分凸显了乡土社会现代变迁的实践进步意义，中国农村建设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推进。

　　回顾30年的历程，在这一系列改革与发展成就的背后，同时也带来了农村文化的工业化、市场化破坏与乡土文化的认同缺失等突出问题。30年来，工厂、企业在农村的市场化经营，普遍伴随着对于乡土环境与和谐秩序的剧烈破坏，带来了乡土社会的村落消失和环境恶化，也带来了乡土传统文化的集体性失落；而传统乡村文化的断裂与破坏又使得广大农民在家庭观、社会观、个人观以及价值观、文化观等方面发生了文化认同的迷失，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精神家园不复存在，而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化认同又尚未建立。

　　二、乡村文化：现代性下的传统角色

　　在这场农村巨变和文化断裂的实质进程中，凸显了乡村现代化建设与乡村文化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传统乡村文化在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中遭遇到“破坏有余”而“重建不够”的历史命运。“破坏有余”是指工业化、市场化带来的过度破坏以及对传统乡村秩序的无情摧毁；而“重建不够”则是指乡村文化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存在着价值迷失和认同危机，缺乏建设中必要和科学的价值指导。正是基于这样的双重命运，导致30年来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与农村文化的建设发生错位，人们在诸如农村发展、经济提升等观念的片面主导下，忽视了村落文明、精神家园等乡村传统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对于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现代研究从上世纪初已经开始，其中费孝通先生的“文化中国”说影响最大。费孝通将人们对传统中国农村的研究纳人到人类学、社会学视野，探讨了中国农村文化模式怎样从中国农业和农村生活中产生出来，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人文生态”等概念。其实在费孝通提出“乡土中国”时，20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了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普遍开展和推进传统乡村社会的现代实践。如潘光旦、吴文藻等对中国本土的乡村传统文化特征在现代社会构建过程中的角色、问题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而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则主要致力于开展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

　　随着20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思想史的激荡展开，对于乡村文化的现代化探讨不仅反映在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中，文化学者也在思想与文化哲学的层面展开了充分的讨论。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洗礼，留给20世纪文化和思想界一个充满理性与智慧激荡的话题就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包括传统乡村伦理的实际价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后“五四”文化激进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们带来的文化批判主要强调了西方现代主流价值的普遍意义，他们看到了传统中国乡村伦理的负面意义和现代西方启蒙理性的普世价值，一致认为儒家传统伦理和宗法制度渗透着“礼教吃人”的残酷封建思想，丧失了“独立人格”，扼杀了“自由人性”。可以看出，在对西方现代价值的解读和对自我历史意识的表达中，他们普遍将儒家乡村伦理一律视为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神圣化和结构化符号而开展批判。

　　由启蒙运动确立的基本价值和理念，在“五四”时期和整个20世纪受到了理性的大力阐扬，已然成为主流思想界的价值说词，这就大大刺激和挑战了以儒家文明及其伦理规范为代表的传统乡村伦理，这些价值，真正说来比仁义礼智信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中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一种以西方主流解释话语为主的乡村现代性真正建立了起来，这种乡村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传统乡村伦理的合理性与价值，造成了乡村社会在现代性下的传统解构。

　　在现代新儒家等文化保守主义者们看来，“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其核心就是要解决“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传统应当向何处去”这样的时代提问。因而，他们各自提出了传统儒学谋求现代化发展的方案。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无论是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马一浮的“六艺统摄一切学术说”、贺麟的“儒化西洋文化说”，还是冯友兰的“东西文化转型说”、方东美的“生命精神提升说”，以及唐君毅的“依本成末说”、牟宗三的“良知的坎陷说”，还是在全球化文明对话背景下的刘述先提出的“理一分殊”、杜维明倡导的“文明对话”与“儒学转化”。现代新儒家的整整三展对于传统文化和儒学命运的现代转进思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可以说，这些探究为传统乡村儒学伦理的发展命运和前途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为乡村文化在现代性下的传统角色提供了多重的理论视角。

　　三、走向乡村文化自觉

　　正是基于传统乡村精神伦理和文化的“实质性”影响，在谋求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需要正确处理农村发展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笔者以为，对于乡村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发展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要树立“文化自觉”的理念，从文化迷信走向文化自信，从文化批判走向文化传承，从文化传承走向文化延展，从而构建起符合中国乡村特色的文化新认同。

　　家乡文化论文范文2

　　何为乡土文化

　　对我们这些寄生于城市、又在为寄生的城市出谋划策的知识分子，乡土与我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还是乡土里生乡土里长的那些穷孩子吗？我们还理解生我们育我们的大地吗？

　　乡土到底是什么？仅仅只是家乡的那片风景？还是那座小院子或在那里生活的父母？抑或是浩荡无垠的田野？乡土文化又是什么？

　　我又一次翻开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图书馆匆匆拿起过这本书，但仅仅只是翻了几页，就扔下了。那时，我是乡土文化的反叛者，是故乡的叛徒。那时候的大学生几乎都是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都是我们这些乡土子孙们的代言人。我们迫切地想生活在城市。我们极力地批判农耕文化，赞颂海洋文明及在它之上生长出来的商品文化。我们批判忠孝，嘲笑礼义，蔑视廉耻。谁强调道德，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生活就是如此地不可思议！今天我总在反问，为什么我们当年会那样？而又是为什么我们如今会一点点地重新认识大地，重新亲近自然，重新追寻大地上那些古老的脚印？

　　费孝通本来生活在江苏吴江县城的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家庭，他接受过传统教育，也留过洋。在他的胸怀中，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他去过的欧美世界，代表了激进的现代性文化，另一个则是古老的保守的乡土中国。受梁漱溟之邀，费孝通到山东邹平县参加乡村建设工作，这使他接触了真正的乡村。这个曾经也是要学医的青年，从乡村出发，去理解整个古代中国。所以，在他的世界里，乡土文化不光是乡村的文化，同时也是整个古代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就是以那种方式在生存、发展、生老病死。费孝通是以庄子所讲的那种庖丁解牛的方式来解剖中国的。从他的《乡土中国》来看，他对中国乡土文化既是理解的，也是批判的。他不是那种激烈的革命家，什么都要彻彻底底地，他是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性格。但乡土中国需要变革，这是费孝通写《乡土中国》的潜在目的，只是他认为应该顺着乡土中国的纹理进行变革。

　　费孝通把他的这种思想集中于《乡土中国》这本薄薄的册子中，它不是那种大而全的通论，而是靠灵感、靠感性的生发而随意勃发的，但它恰恰以这样的随意性柔软地打动了读者。70年后，在深夜，我读着那些仿佛是在田垄间生长出来的句子，格外亲切。是的，乡土不是乡村的代名词，而是一种与大地紧密融合在一起的文化与生活。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乡土文化是一种根植于大地，在大地上建立乡村、城镇、礼仪、制度、庙宇，并且以此而建立起自由、幸福的天人合一的文化。它是有完整的宇宙观、人生观、伦理观的文化，有可供人们学习、思想的一系列经典文化，如《易经》《道德经》《论语》《庄子》《中庸》《礼记》《诗经》《乐经》等，它帮助人们理解天地宇宙、大地山川、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小宇宙（身体）。

　　从根本上来说，它就是钱穆所讲的与海洋文化、游牧文化相对应的三大文化之一的农耕文化。再说小一些，它就是中华传统文化。

　　所谓乡土文化的复兴，实际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它不是复古。它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评估在中国大地上流行了百年的西方主导的现代性文化的一种方法论，同时也是在寻找如何克服当今人类面临的宗教矛盾、经济矛盾、政治矛盾、民族矛盾、国家矛盾及人的自我矛盾等一系列问题的一种方案，当然，它更是我作为中国人重新寻找血脉、重新寻找天地大道的必由之路。

　　乡土文化的危机

　　在关于乡土文化复兴的论坛中，我听到很多有志向的学者都在思考如何改善我们的乡村，他们使我再一次思考，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身处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和现状。费孝通说的那个乡土中国还存在吗？如果存在，我们拿什么去改造乡村？又或者反过来让乡村来照亮我们？如果那个乡土中国已然不存在，那么，复兴乡土文化还可能吗？如果连复兴乡土文化都不可能，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从哪里着手呢？

　　那些青年，那些在城市里长大且在国外学得一身理论的青年，他们思考的很多问题都让我思绪不断，然后便陷入长久的矛盾与思考中。我又一直在想，我们这些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和今天的“80后”“90后”青年，谈到的乡土文化，还是同一个概念吗？甚至于，我们这代人，与费孝通先生他们那代人所理解的乡土文化，还是同一个概念吗？

　　显然是不一样的。一切的东西都处于变动不居之中，一切的一切都在流变中。有些东西消逝了，有些东西又生长了，更多的东西则与新的思想融合而形成新的事物了。这世界一刻都未曾停下它行走的脚步。

　　今天的青年，当他们踩在大地上时，会一样看到那客观存在的乡土，但一定不再是前代人或过去时代人的乡土了。是的，乡土还是一样的乡土，但乡土文化却流散了。当贾平凹在写《秦腔》《古炉》《极花》时，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人们，他在为家乡立传，在为乡村立传。他在一遍又一遍撕心裂肺地唱着乡土文化的悼亡曲。寺庙早被拆了，秦腔没了，维系着乡村社会的民间信仰以及道德文化艺术全都一一崩解、散尽了。今天的城市青年，到乡村去只能看到一个萧瑟的大地，早已不是流淌着传统文化的诗意大地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强调过的人与大地的冲突，也许根本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中国。诗意的栖居早已不在了，那么，大地的尺规又在哪里？人类生活的尺规又何以建立？

　　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展开，便应了《易经》中的那句古话，否极泰来。知识分子中终究有一批人开始重新思考乡土与中国传统文化。实的《白鹿原》便是代表。虽然实对白嘉轩也抱着非常矛盾的心理，但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个正面描写中国乡村儒家文化坚守者的一部小说。然而，我一直在想，白嘉轩在当代中国该如何生活？他又如何坚守儒家的那套道德法则？进一步讲，如果把他放到今天，让他生活在今天，他又将如何生活？他是不是要放弃自己的理想、道德？答案似乎在后面。在实之后，很多作家都重新来审视乡村，但大多都是以缅怀甚至悼亡的心情来写乡村的。在贾平凹的《秦腔》中，代表儒家精神的仁义礼智四兄弟的相继去世，其实也暗指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大地上的湮灭。

　　随着互联网信息社会的来临，时间似乎越来越快，大地也越来越荒芜。大多寄身于城市的人，对天地自然的变化不再敏感，对乡土文化一味否定。现代性带给我们的问题却日渐凸显，尤其是人与人、人与自我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天道未变，可人伦乱了，何也？是因为我们对天道的迷茫。在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也开始寻找中国新的命运。而乡土文化的复兴，则是一个大的命题，它应和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乡土文化复兴的可能

　　事实上，我们发现，即使生活于城市，我们也还是身处于大地与自然之中，我们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宇宙多么浩瀚无边，地球多么渺小，天人合一仍然是我们浑然不觉的存在状态。

　　所以，乡土文化仍然是我们在宇宙天地间的首选。乡土文化根植于古老的宇宙观，这种观念在今天不但未变，而且得到了更为成熟的论证。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根据经验和智慧，认识到大地与太阳的关系是影响四季轮回、生命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所以发明了夏历，又分出二十四节气，并根据此创造了一系列的文化，比如《易经》《黄帝内经》等等。这些理论指导中国人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并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人类自身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回到人与大地、自然的关系中去寻找解决的方法。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乃中国人古老的人生法则。天人合一的观念就是从这里得来的。《易经》中的祸福相依、此消彼长、否极泰来等一系列方法论，是解决人生问题的最好法则，也就是中庸之道。中医理论也许不能治疗一切疾病，但它是根植于乡土文化并且对古老哲学进行运用的一种医道，不仅关乎身体，还关乎心灵。这些方法不是来自于某种宗教，而是中国人向大自然学习得来的智慧，也许这才是今天过于倚赖技术的人类所需要的最好法则。

　　乡土文化所代表的农耕文化是解决今天人类世界一些根本性冲突的良药。宗教冲突、神学与科学的矛盾、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导致的生态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在今天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都是西方文化所无法解决的，但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应对和解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和合观念、中庸思想、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等都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大法。联合国的一些文化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高度契合，这也从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念是今天人类的最高理念。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丧失殆尽，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仍然弥漫于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与呼吸中。不仅仅是中国需要向世界先进文化学习，世界也需要向中国文化学习。

　　家乡文化论文范文3

　　一、**地区理论普及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地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基层理论普及工作，使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着眼于振奋精神、激发热情、坚定信心，基层理论宣传做到了基调鲜明、方向正确、效果明显、富有成效。

　　一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相断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热情，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广大农牧民中传播。

　　二是在基层广泛深入地开展宣讲活动，帮助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和掌握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围绕十六大、十七大精神和十六大以来历次全会、扩大会议精神，从地区到各县(市)，紧密结合实际，开展三下乡、面对面宣讲、特约宣讲员等形式多样、深入持久的宣讲活动，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

　　三是党的基层理论普及的阵地更加巩固。党的十六大以来，通过争取“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东风工程”、“新西工程”、“电视进万家工程”、“村村通工程”、“农家书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等重大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建设,全地区54个乡（镇），已建文化站36个；502个行政村中80%的村已建成水准较高的文化室，党的理论阵地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四是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方式，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广大群众所了解掌握。近年来，各县(市)通过举办各种学习培训班、主题教育活动等，广泛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坚持不懈进行理论宣传普及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在充分肯定近年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一是基层理论工作依然是理论普及的“软肋”。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固有差异、人才队伍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广大农牧民接触党的最新理论以及学习的深度和广度，明显地滞后于城市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学校社区，这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党对“三农”工作不断的重视程度的与日俱增，基层理论普及与其它社会事业诸如卫生、教育、科技等一样，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这为基层理论普及带来了难得发展机遇。

　　二是文化资源整合成为理论普及的“重点”。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着力加强农牧村文化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着眼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基本文化权益问题，地区基层农牧区的宣传文化投入逐年增加，国家、自治区、地区、各县(市)对基层阵地“四位一体”的格局已经形成，基层群众读书看报难、看电视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基层文化阵地管理相对滞动，需要有效地进行整合。如文化资源条块管理、各负其职、缺乏有效的整合和管理，中央、自治区配发下来的各类书籍往往被“束之高阁”，借阅使用率低；一部分农牧村喇叭、宣传橱窗成为摆设；村文化活动室还需在吸引力、感染力上下功夫。

　　三是加强队伍建设是基层理论工作的“焊点”。做好基层理论普及，关键在干部，在队伍。据我们调研了解，目前各县(市)乡(镇)一级的宣传文化干事存在年龄结构老化、在编不在岗等情况。村级专兼职宣传员情况不一，近年来地区招录的大学生充实到村后，状况有所好转，但缺少必要的学习培训。

　　四是打造乡村文化成为理论普及工作的“终极”。在日新月异的二十一世纪，在党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先进理念的倡导下，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各种思想碰撞、民族凝聚力、创造力归结到“先进文化”上来，更加重视提升文化“软实力”，传统文化、机关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乡村文化等等。从理论的层次上讲，基层理论普及当属乡村文化范畴。先进的乡村文化是理论普及的生存发展“土壤”，先进的理论离不开寓教于乐的教育形式；科学理论反过来又指导乡村文化，使其朝着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方向发展。它们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二、加强基层理论普及工作的对策

　　从2008年3月起，地委宣传部理论宣教科开始着手加大基层理论的普及力度，我们先后在福海县的解特阿热勒乡、**市切木尔切克乡等地开展调研，本着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充分借鉴昌吉州的做法，草拟了《**地区基层理论普及示范点的创建管理办法》，各县(市)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推进基层理论普及的试点工作。

　　通过近一年的调研了解，我们认为基层理论普及关键要抓住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乡(镇)党委中心组学习。现在每个农牧业村都有一名乡(镇)领导挂钩，乡(镇)党委中心组的良好学习风气，必将带动农牧村理论普及。第二个重点：积极培育、健康、向上的乡村文化，用先进的文化来占领党的基层阵地，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

　　为了做好基层理论普及工作，笔者认为应做到五个“着力”

　　一是着力搞好农牧村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公益性文化设施是传播先进文化、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必要物质载体和重要阵地。要不断加大投入力度，着重搞好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以适应广大群众就近，经常参加各类政治学习、培训、文化活动的需要。

　　二是着力建设一支专兼结合的农牧村文化队伍。县、乡、村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稳定和发展专、兼职结合的农村文化队伍，逐步提高农村文化队伍的整体素质。每一个乡镇要有一支专兼职的文化演出队伍，在农牧村中组建起戏曲队、腰鼓队、秧歌队、阿肯阿依特斯弹唱队等群众性自娱自乐的文化队伍。县文化局通过分流、返聘等多种措施，保证创建乡镇有一名文艺辅导员。乡(镇)文化站按照至少“一人一编”的标准配备好专职人员，行政村有一名村干部负责兼管文化室。村办公室大喇叭、宣传橱窗要充分运用，及时给农民传递党的方针政策和致富信息。

　　家乡文化论文范文4

　　纵观21世纪初的整个人类社会，大多数国家都是口头上宣称文化多样性教育，但实际上执行的却是一体化教育。这种以工具理性为中心的政策模式已经造成了很多问题。当我们以工具理性思维模式诉求的时候，社会经济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可能会被破坏，社会发展不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我在借鉴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国外“文化多元一体”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也可称为“多元一体化教育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教育在担负人类共同文化成果传递功能的同时，不仅要担负起传递本国主体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同时也要担负起传递本国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内容，除了主体民族文化外，还要含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一方面，少数民族不但要学习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还要学习主体民族文化，以提高少数民族年轻一代适应主流文化社会的能力，求得个人最大限度的发展。另一方面，主体民族成员除了学习本民族文化外，还要适当地学习和了解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增强民族平等和民族大家庭的意识。

　　在中国，要实行多元文化整合教育，课程改革势在必行。一般而言，基础教育宏观课程结构大致由三个部分构成：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国家课程是根据公民基本素质发展的一般要求设计的，它反映了国家教育标准，体现了国家对各个地方中小学教育的共同标准。国家教育目标是制订国家课程标准的基本依据，因此每个区域、每所学校都应认真贯彻实施国家课程，以保证国家教育目标的实现。地方课程则主要是根据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实际情况与地域特点设计的课程，它是国家课程的补充。校本课程必须在贯彻国家课程标准的基础上，以地方课程方案为依据来加以设计。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三者的关系及其比例不同，宏观课程结构的状况就有差别。在中央集权课程管理体制条件下，国家课程在宏观课程结构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国家课程规定的是国家教育最高标准而不是起码标准，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没有应有的地位。而在地方分权课程管理体制下，国家课程门类较少，且它仅仅规定着中小学教育应达到的起码标准，而非最高标准。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地方课程是学校课程的基本依据。

　　长期以来，中国基础教育实行的是高度统一的国家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强调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为培养统一的国民素质和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体现了国家对学生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共同质量标准。可以说；建国60年来，中国大约有三十多年是“一纲一本”的时代，这个阶段中国的课程结构实行的是“过度的”国家普世主义教育。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高度统一的课程结构开始松动，出现“一纲多本”的现象，但这个阶段的课程结构仍然贯彻的是国家普世主义教育理念，只是将国家权力下放到了省级地方政府，县市以及基层学校课程开发的权力较小。一直到21世纪初期，我国才正式确立“三级课程管理体系”。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为保障和促进课程对不同地区、学校、学生的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文件的出台为地方性课程、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发展空间，促进了我国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的开发。但很遗憾，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理念至今仍未充分进入教育领域，也未引起课程专家足够的关注，尤其是在课程开发的过程中普遍缺少跨学科专家的参与。这导致到目前为止，我国开发的大部分地方性教材和校本课程质量不高、理论意识不够。因此，我们建议国家应重新制订乡土教材开发的政策，尤其在乡土教材的开发过程中需要专家学者给予理念上的指导和培训。

　　为了加强多元文化整合教育，推动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近五年来，我带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学术团队开展了一系列课题研究。其中一个重要项目就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该项目得到国家“985”工程项目和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它以文化人类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的个案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的一般范式，为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经验支持和参考范例。该项目选取了两所分别代表西北高原牧业和西南丘陵稻作经济文化类型的学校开展实验。我们首先对当地社区进行经济文化类型调查，根据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斯宾塞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一观点确定对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及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最有用、最有价值的知识，然后选择哪些内容进^乡土教材，怎样进入，进入多少，同时考虑文化变迁因素。该项目已实施将近四年，历经“经济文化类型田野调查”“制定校本课程标准”“开发校本课程教材”“教师培训与实验教学”四个阶段。

　　另一方面，在香港乐施会、国家“985工程”的资助下，我们还开展了“中国乡土教材收藏与研究”项目，抢救性地搜集、整理从清末以来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乡土教材。这些乡土教材记录并承载了当时当地的乡土文化知识，既是有形的资产，也是无形的遗产。通过官方与民间的协同努力，我们形成了专业人员与志愿者相结合的搜集、研究队伍。经过三四年的努力，我们收藏了3000多册乡土教材，其中既包括清末、中华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乡土教材，也有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文字乡土教材以及台湾地区的乡土教材。搜集乡土教材是保留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个项目意义重大，希望所有有识之士支持我们的收藏工作。在当前多元文化背景下，我国的基础教育应关注乡土知识，保证乡土文化占有一定的比例。这样，既贯彻体现了我国教育的国家意志，也充分展示了文化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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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廷顿的城乡差距理论及其启示

　　作者：李奕潼 杨岭华

　　来源：《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05期

　　[摘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和乡村居民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一差距主要来源于现代化。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现代化的源泉在城市。在现代化的早期，广大农村依然处于传统社会之中。这就必然导致二者的差距；城乡差距，特别是过大的城乡差距，将会加剧城乡间的对立，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为消弭这种不稳定，现代政党及其领袖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和方式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

　　[关键词]现代化；城乡差距；政治稳定；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C93-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3）05-0077-03

　　亨廷顿作为20世纪中期美国著名的政治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学者，以其宽阔的视野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描述和论证。特别是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主要是针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而进行的客观描述和理论概况。深入挖掘亨廷顿城乡差距理论，对于全面把握亨廷顿的现代化或政治发展理论，以及正确处理当下我国的城乡关系，不无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城乡差距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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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强思想引领，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通过做好专题党课学习，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教育广大党员做到“四讲四有”即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切实做好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引领。近年来，xx乡每年都在年初、七、一期间邀请党校老师和县委传部理论学习室相关讲师为全体党员干部和‘两代表一委员’讲专题党课，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建设‘美丽xx，富裕xx，平安xx，文明xx’总体目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时代主旋律，倡导文明新风，传播正能量。今年，我乡在一月份邀请了县委党校王辉老师为全体党员干部讲解，七一邀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苗坤为全体党员，两代表一委员讲解了《宪法》。

　　二、开展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一是完善组织管理。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学习领导小组，做到领导带头学、带头讲、带头用的工作格局。二是完善学习制度。为确保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有计划的开展，年初结合上级理论学习安排，制定了2018年xx乡党委中心组学习计划，指导全乡的理论学习。有效开展学习型机关活动，把每周三定为机关‘学习日’每月至少学习四次。三是理论学习与时俱进。党委中心组结合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两学一做”“三严三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组织开展了专题学习。四是有效开展学习型家庭活动，推进《弟子规》等传统文化进家庭，构建起家庭、学校和社会三结合的“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网络。二是有效开展学习型乡村活动，加强农村基础文化设施建设，开展经常性送知识下乡和农民学习培训活动。各村文化室、文化广场活动开展内容丰富多彩。五是开展“走出去，请进来”学习模式。3月4日请烟叶公司的技术人员为全乡烟农上了一堂技术培训课。7月6日，乡党委政府组织第一书记，各村支部书记，全体班子成员到天德、郜家店、凉泉学习产业发展，学习兄弟乡镇如何壮大发展集体经济，如何推动产业发展助推扶贫攻坚。

　　三、开展先进文化进万家系列活动，推动精神文明健康持续发展。

　　一是开展文艺汇演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引导村民增强奉献意识，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xx乡现有文化广场十个，农村书屋十个，十四支秧歌队，每天晚上各村的文化广场都非常执闹，村民自发组织各种形式的文体活动。今年三八妇女节期间，全乡共有八支秧歌队在中心村xx村组织了‘庆三八秧歌汇演’，展现新时代农村妇女形象，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好评。在父亲节的时候，组织六只秧歌队在敬老院为老人们奉献了精彩的秧歌表演，关爱老。在六月份参加了县委宣传部组织的‘2018年西丰县先进文化进万家广场舞大赛’，xx村秧歌队获得乡镇组第二名，展现xx人民美好的精神面貌。xx秧歌队在去年铁岭市邮爱杯中老年广场舞大赛中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二是通过‘身边好人’树立‘道德模范’，引领文明乡风。

　　近年来，xx乡树立了张良梅孝道典型，张艳波带领群众致富等一批道德模范典型，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推动文明乡风建设。乡宣传部门还专门为张良梅拍摄了孝敬父母的宣传片。为繁荣乡村文化，树立文明乡风拍摄了xx乡精神文明宣传片，这些短片先后传到乡村两级的微信群，为推动乡风文明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四、以党建带新风，通过驻村第一书记抓党建，以党建推动乡村社会风气向健康发展。

　　xx村第一书记礼广成邀请沈阳工程学院的鲍杰秋老师以《触电预防和触电急救》为题，为小学生们讲授安全用电常识和触电急救等内容，今年以来沈阳工程学院驻村工作队相继邀请了辽宁电视台主持人怿明团队为xx村中心小学教师进行专业培训、铁岭爱尔眼科医院为村小学学生进行如何科学预防近视讲座，在教育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达成村第一书记刘天一为党员干部讲党课，进农户，深入了解农民生活状况，以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深入民心。福巨村第一书记王立成关心群众，付立强因为患有脑血栓瘫痪在床无法去银行取钱，王书记亲自联系银行上门服务受到群众好评。第一书记以党建推动了社会风气向健康方面发展。

　　家乡文化论文范文7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实践；当代价值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20 世纪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文化名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乡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是他在反思中国近代以来民族自救运动屡屡失败的原因之后，从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特点出发，从乡村入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融合中西文化之优点，进行的重构民族新文化，重建中国社会组织，为民族谋求新的出路的尝试。他的乡村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

　　一、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提出

　　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论来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改造以及对西方当代文明的撷取。他的乡村教育理论就是以其东西文化观为基础而形成的。早在1921 年，他出版了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该书中，他认为世界文化发展有三条不同的路向：第一路向以西方文化为代表，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第二路向以中国文化为代表，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基本精神；第三路向则以印度文化为代表，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这三种文化无所谓好坏，只不过走的路向不同而已。

　　根据这一东西文化观，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构造和现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的社会构造很“特殊”，它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新的政治制度迟迟建立不起来，经济陷入破产，礼俗秩序被破坏殆尽。这一切都缘于文化的失调。梁漱溟指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救治的办法就是进行乡村建设———开展乡村教育。他明确指出乡村建设“顶要紧的”就是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

　　梁漱溟极其重视我国古代的“乡约”制度。所谓“乡约”就是同乡的人共同遵守的规约。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无论从内容、形式上还是从精神实质上都取法于“乡约”，这从他所设立的乡村建设的基本组织———乡农学校+ 乡学、村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所设立的乡农学校和乡学、村学以“向上学好”为目标，乡农学校的校长、常务校董、学众（即学生），即相当于乡约中的约长、值约和约众。梁漱溟把他们融为一体，使其乡农学校成为一个集教育、政治、合作、自卫训练等功能于一身的“政教合一”的复合体。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改造整个社会、创造新文化的使命。

　　二、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经济建设上,梁漱溟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发展工业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力求摆脱和超越西方和苏联的工业化模式，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以避免欧美、日本的工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工业剥削农业、城市掠夺乡村，生产与消费相脱节的种种流弊。

　　（一）要走“促兴农业”、“从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首先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梁漱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阶级斗争和暴力手段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持反对态度，而只主张通过合作“, 达到土地利用的合理化，农业经营的合理化。”在具体步骤上，他主张先依靠政府用立法的形式“, 设为种种限制，裁抑地主，终使其土地出卖”。同时，梁漱溟还设想建立起一个农村金融系统，给农民提供长期贷款,鼓励他们购买土地。

　　（二）在政治建设上，梁漱溟虽然认识到培养农民的新政治习惯的重要性，但是他的所谓新政治习惯仅指的是“团体生活的习惯”，并且这种“团体生活的习惯”之培养，在他看来也“必须合乎旧伦理精神”，合乎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之社会结构。

　　（三）在文化建设上，一方面，梁漱溟认为乡村的“精神破产”是中国文化或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动所引起的价值判断的丧失造成的，而所谓价值判断，据梁漱溟解释，就是中国社会“传之数千年而不变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梁漱溟开的解救乡村“精神破产”的药方，是“启发农民的智慧”，让他“认识古人的道理，让他已失去的合理观念恢复起来，把传统的观念变为自觉的观念”。

　　三、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实践

　　（一）乡农教育实验的主要内容

　　1931 年,梁漱溟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渠的支持下,到山东省邹平县办起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一面研究乡村建设问题,一面指导乡村建设的实施。该研究院分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实施乡村建设的实验县区。1933 年,山东省政府遵照政府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的决定,将邹平、菏泽两个县划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实验区将全县划分若干区,各区成立“乡农学校”校董会。开办乡农学校。“乡农学校这个东西，是补充改造后的乡约中自然要有的机关。”他指出：乡农学校一面为社会教育民众训练机关，一面又是下级行政机关。也就是“政教卫合一”的农村基层组织。梁漱溟的乡农教育实验主要是通过乡农学校的组织机构展开的。

　　（二）乡农教育的目的

　　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工作,即在如何实现此理想的新社会。

　　初步就百余户至三四百户之区域,成立“乡农学校”,化社会为学校,目的在推动社会,组织乡村。关于乡农学校的系统理论上比较缺乏,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刊行的《乡村建设旬刊汇要》有这样的言论:乡农教育是什么?是中国大众的全人教育。我们说“: 以乡农教育推进乡村建设”,我们的意思是要指明乡村建设与乡农教育是不能分离的。乡农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改造乡村生活；乡农教育的方法也只有一个———去与乡农生活。

　　四、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教育是梁漱溟用于乡村建设的一种重要手段。他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办学兴教。在梁漱溟看来，“乡村建设也就是民众教育，民众教育不归到乡村建设就要落空，乡村建设不取道于民众教育将无办法可行”。

　　（一）当前乡村教育的现状

　　1.农村辍学率令人担忧。理论上经济越发展，教育会越普及，义务教育越有效果。可实际上并非如此，近些年在乡村调查，有的地方辍学率已达6.67%，还有的地方高达10%。农村孩子之所以辍学，读不起书和读书无用论双双起了作用。一是因为农民贫穷无力让孩子读书；二是因为对读书“前途”无望。自20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大学学费增长幅度较快。对于当前的高校收费，大部分的家庭认为已达到了承受的极限，甚至有所超出。虽然国家有助学贷款，但不是理论上那么简单。一些农村青年读了中专，但找不到工作，有些师范毕业的农村青年到学校教书，要交数千至数万的就业金。每年全国有130 万的农村少年在小学毕业后即走向社会成为“劳动力”；农村青少年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从1985 年的22.3%降到1999 年的18.6%。数据映射出的问题触目惊心。

　　2.农村教育的条件严重滞后于城市教育。城乡差距大，农村地区学校条件差，1999 年，城市小学生的人均经费为1492.2 元，而农村是476.1 元，城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2671.2 元，农村是861.6 元。农村地区的经济欠发达和教育落后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不足是限制农村教育发展的瓶颈。直至目前，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是提高农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以及校舍改造等基本办学设施的建设。这也是教育行政部门验收农村中小学校是否合格的主要标准。即使这样，农村教育的办学条件也只能满足学科教学的基本需要，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相去甚远。同时，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得不到保障，部分农村教师处在半工半读状态，严重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

　　3.农村教育严重滞后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农村成人教育和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从机构、教师、培训人数看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以及业务技能远远滞后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入90 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变成了沉重的人口负担。

　　（二）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1.我们必须走出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两不相干的农村教育误区。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不断强化在使乡村社会不断被边缘化、使乡村与城市进一步疏离的同时，也使乡村教育游离于中国教育之外。乡村学校正在不断丧失着它改造乡村社会的功能，正在创造着它与乡村建设之间的新的疏离。在高考指挥棒和升学率以及政策导向的作用下，城市教育迅速成为乡村教育的样板和被迫效法的榜样，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完全忽略了乡村教育的本质和特征，根本没有考虑乡村教育对乡村社会的作用，根本没有认真反省目前在全国范围迅速推开的新课改是否适合于乡村教育，根本没有考虑是否应该把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区别对待以及如何区别对待。因此，我们必须直面中国乡村教育，从根本入手，乡村教育之路就是坚持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携手共进，使乡村教育与乡村发展融为一体，将农村教育与解决“三农”问题一并考虑。

　　2.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必须完全承担起乡村基础教育发展的经费投入，因为单靠本来就极端贫穷的农民集资，根本无法维持教育发展的需求，而依靠社会的慈善捐助来发展乡村教育不仅是杯水车薪，而且只能是权宜之计；必须对城乡的基础教育区别对待，努力探索一条适应乡村发展的基础教育之路。应尽快研究探讨乡村教育的发展战略，使乡村的孩子即使就业无门，也能够脚下有路，使广大农民和他们的子女树立起对教育的信心。

　　3.农村师资队伍与教育发展需求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目前农村师资队伍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80 年代初的一批中师生，他们通过函授或自考取得大专文凭，现已人到中年，知识更新与当代教育改革和创新要求有落差；二是占一定比例的“民转公”教师和“代课教师”，他们的教龄不短，年龄偏大，有一定教学实践经验，但大部分没有接受过正规师范教育，素质参差不齐；三是近年来毕业的一批具有本、专科学历的新教师，教学经验尚有待积累。

　　4.进一步提高师资水平。高水平的师资不足，导致农村教育质量难以保证。在农民对优质教育需求提高的形势下，有些家长就把孩子送到师资强的县城学校，造成农村学校生源不足，而一些县城小学则出现大班化，班额普遍在70 人左右，最高班额竟达110 多人。现在教师流向基本上是往人才集中、物质条件好的地方汇集，这个状况要扭转，关键是加快发展地方经济，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真正解决教师队伍建设问题。

　　总之，梁漱溟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是农村问题，认为中国的教育应到农村去办，身体力行的从城市来到农村，践行知识阶层与民众结合的愿望，精神可嘉，而且他也将当代科学思想和方法带入了落后的农村，对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做出了

　　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梁漱溟.梁漱溟全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郑世兴.我国近代乡村教育思想和运动[m].台北:正中书局,1977:17.

　　[3]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力最后觉悟[m].村治月刊社,1932:97.

　　家乡文化论文范文8

　　（一）国际视野：城乡教育公平研究要重视文化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一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表现在三个维度：政治的民主、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文化与教育的进步。民主不仅要体现多党执政的制度，而且还要体现对权力的限制；商品经济不仅要体现市场的繁荣，而且还要体现人民生活的幸福；文化教育的进步是一种思想启蒙，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对美的追求、对善的渴望和对真的向往。①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时展的主题正在发生转换和调整。20世纪50年代，民族独立和政治自由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这一主题在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被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所替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的主题则转向了对人和文化的发展，提出了社会发展的文化维度。②我们所处的知识经济、后工业、冷战后、全球化时代正在向“文化时代”迈进，文化正逐渐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正如伏尔泰所说的那样：使人获得思想解放的力量，莫大于文化与教育。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教授，对社会文化价值观的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经济增长的中心地位已不如以前，而文化和制度变化的作用正在上升。③在这个文化作用日益提升的社会中，人的文化性逐步彰显，教育和社会发展的文化诉求日趋强烈。一方面，人作为文化的存在创造了文化，反过来文化又在塑造着人，人从一个普通的自然之子，在文化的浸染下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自我走向他者，人在文化的武装下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塑造了自豪的今天，人正在充满自信地走向美好的未来。文化像一张无形的网，在各个方面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我们，历史上没有像今天这样更注重文化的价值，人们在谈论、研究、学习、选择、传递、创新着文化，在体验着文化带来的幸福与快乐。另一方面，人们更清醒地意识到，社会和教育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危机。从全球化表面来看是经济的全球化，其深层和本质的因素是全球不同文化的全面交锋、碰撞、融汇和整合。环境污染、种族冲突、恐怖主义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文化有关，这些问题大多数都是由于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价值的思维方式的错位造成的以及由于人们不当的态度、行为方式引发的。1993年，欧文•拉兹洛等专家在《多种文化的星球》报告中指出，文化是社会的决定性力量，文化的力量是解决全球问题的途径，文化决定社会系统进化的轨迹和人们的命运。④从这一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们把实现文化的多样性和对多样性文化的整合作为全球化社会的首要问题。人们正在形成这样一个共识：文化时代的到来、人的文化性的彰显给以人为对象、由人来实施、为了人的发展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研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通过学习获得并成为后人学习和传递下去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产品。⑤文化作为我们人类共有的财富和精神家园，如何关注文化影响、汲取文化力量，如何实现城乡教育公平和教育改革，成为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二）国内审视：文化意识的觉醒，促使城乡教育公平研究注重文化关怀早在一百多年前，日本现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就指出，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物器与经济的改变。改变这三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人的心灵，然后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如果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从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是走不通的。⑥近代日本教育的发展基本上是按福泽的路走的，它成功了。同一时期的中国却走了一条福泽预言走不通的路。中国最早打开国门搞洋务运动，搞经济建设，把西方的坚船利炮买过来，照此进行制造，但最终发现仅仅依靠这些远不能实现国家的崛起与复兴，还需要创新文化价值观念、进行政治体制变革。梁启超在反思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历程时，曾这样总结，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物器时代、制度时代和文化变革时代。⑦正如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人类社会就其发展形态可以分为“政治本位社会”、“经济本位社会”和“文化本位社会”；知识经济时代是经济本位社会走向文化本位社会的过渡阶段；文化本位社会是以人的文化素质取代GDP，然后将人的文化素质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第一标准。①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60年（即1949－2009年）的发展历程的考察基本可以得到印证：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我国经历了两个不同的30年的发展阶段，这是两种驱动社会的不同力量，或称之为两架不同的引擎：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30年基本是政治引擎驱动、坚持“政治挂帅”的年代，人们表现出高涨的政治热情，国家呈现出一派狂热的政治氛围；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至2009年，这一个30年基本是经济引擎驱动，人们表现出强烈的经济意识，我国经济呈现出持续高速增长的喜人局面，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不可否认，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同时还应认识到，无论对个人、团体，还是对民族、国家而言，要实现人与社会的持续、健康、全面、和谐发展，最深厚、最持久的支撑力和驱动力仍然是文化。文化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是一定要重视文化的。我国在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之后，人们在文化方面开始全面觉醒，立足变革时代，放眼美好未来，认真谋划文化复兴之路。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提出了一系列文化发展战略目标，为把我国推向一个文化引擎驱动的时代打下了基础。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公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更加自觉、主动地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2009年，我国颁布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我国把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从战略上对文化的改革与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这给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转移和调整，是从经济建设到文化建设———从经济立国到文化立国———从经济强国到文化强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和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已成为时展的主题。一个以文化重构与振兴为标志的深层次社会变革时代正在到来，我国已开始向文化本位的社会迈进。我国一系列文化发展战略的出台和实施，标志着我国文化意识的全面觉醒，尤其是在我国全面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以来，在物质条件已基本达到的情况下，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不再仅仅表现为物质条件的差距，更多地体现出办学观念、学校文化、育人特色等方面的差距。（三）教育思考：研究范式的文化转型为城乡教育公平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从哲学的发展角度来看，立足于人的存在和发展，对人类文化的总体性危机进行深刻反思与批判的文化哲学正在成为哲学的主导精神。有研究者认为：“当代哲学，作为一种智慧，主要表现为一种文化意识，即一种综合性的和前导性的研究。”②当代哲学正在从意识哲学转向文化哲学。③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也出现了文化转向，“文化已成为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非常明显关注的对象”。④当代文化哲学研究，从人的发展条件、途径、方向、认识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反思。当代社会学从价值、信仰、意识形态、语言、社会实践等视角，揭示了文化与人的个体社会化、个体身份、地位和角色变化等方面的关系，以及揭示了文化与宏观社会结构的整合等方面的关系，形成了文化再生产理论、社会建构主义、解释学、后结构主义等多元的文化理论流派。哲学和社会学的文化转型对教育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正如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教育出现了三种教育研究范式的两次转换：政治教育范式转向绩效主义范式，绩效主义范式转向文化学范式。“文化学范式是以人为中心，从文化出发来研究人、从人出发来研究文化所形成的研究范式。文化学范式正在成为我国教育研究的主导或主流范式”⑤。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对城乡教育公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城乡教育公平作为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实践活动，需要对其文化价值取向等进行反思、批判、剖析、比较和选择，以确立其正确的发展方向，进而不断深化城乡教育公平理论研究，推进城乡教育公平实践的探索，认识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的文化制约性，揭示文化对城乡教育公平的影响及二者复杂的互动关系，探求城乡教育公平发展的策略。（四）自身反观：城乡教育公平的文化性与城乡教育公平文化研究的薄弱性，使城乡教育公平研究的文化价值走向成为必要与可能教育传承文化、创新文化，无时无处不受文化的影响和浸染。城乡教育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处于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城市文化、乡土文化等不同文化影响、博弈中的教育形态，其自身有着鲜明的文化性，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其本质是，不同教育个体、群体、阶层处在城乡两个不同的文化圈内，这使他们在教育起点上、教育过程中对文化资本的占有量有差距，这导致他们在教育成就等方面也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可以不断复制并产生代际传递。二是城乡教育公平问题有鲜明的文化表征。在宏观层面，中西文化差异影响城乡教育公平的研究和实践。西方有注重公平、民主的文化传统，他们对城乡教育公平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比较系统、深入，同时，西方教育研究也重视文化等隐性因素对城乡教育公平的影响，如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柯林斯的“身份文化”、韦伯的“身份集团”、伯恩斯坦的语言编码理论等，都是从文化视角对城乡教育公平问题进行的研究。而我国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传统中负面因素的影响、制约，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从文化视角对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的关注度不够、研究不足。在中观层面，城乡文化的异质导致了城乡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文化资本的差异，城乡文化资本的差异对处于城乡两个不同区域的个体、群体和阶层有着不同的影响；微观层面，课程、教学、评价和政策的城市化倾向，对城乡差别的漠视，对农村教育弱势补偿措施的羸弱、不足乃至缺失是导致城乡教育不公平现象产生的重要的文化根源。三是文化既是导致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的重要原因，也是推动城乡教育公平实现的重要力量和资源。关注文化影响、重视文化研究、加强文化建设、整合文化资源是实现城乡教育公平目标的重要手段。不可否认，加大经费等的投入是实现城乡教育公平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外部的有形投入和硬件的标准化建设，为城乡教育公平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如果仅靠这些，那么，城乡教育公平实现的仅仅是一种基础条件的公平。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文化对城乡教育公平的作用正在彰显，正如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教育公平的发展正在从显性逐步转化为隐性。“从隐性的文化因素对教育公平进行深入研究尤为必要。文化资本对儿童教育的影响是最不容易受外界条件干扰的先赋因素之一，文化资本的影响持续上升。”①我国教育正在面临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型期：从满足基本需要转向追求更好、更理想的教育。教育问题正在逐渐从外部转移到内部，教育发展正在由硬件建设转为以软件的更新、提升为主。②新的发展阶段具有新的发展特征，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发展方式，教育从以扩大数量、速度、规模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转变为以提高质量和水平、增强文化软实力为主的发展方式。内涵式发展方式的核心是提升教育的文化内涵，通过加强文化建设来提高教育质量与水平，增强教育综合竞争力。③无论是从国际还是从国内来看，无论是从社会的发展还是从教育的发展的视角来看，我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个“文化时代”。④在这样一个重视文化引领、文化影响、文化创新和文化发展的时代，城乡教育公平同样深受文化的影响。城乡教育公平自身的文化性，教育公平文化研究的滞后、薄弱，决定了深化城乡教育公平研究、实现城乡教育公平、均衡和优质发展必须关注文化的影响，强化文化研究，推进文化建设。

　　城乡教育公平的文化本质及加强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文化内涵分析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复杂。文化，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我国传统的文化与西方传统的Culture有着明显的区别。我国文化的本义是身上雕有花纹的人，强调的是人类的社会活动，偏重于精神领域。而西方的Culture则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进而引申到社会和精神领域，它的本义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⑤这里所指的文化偏重于精神、观念层面，指的是不同类型、不同层面文化的互动与协调。文化的类型主要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划分：从历时维度来看，主要是指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从共时维度来看，主要是指城市文化、乡村文化以及城乡两个不同文化圈的家庭文化、学校文化、社会文化等。文化的层面主要是指物质文化、观念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这些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文化对城乡教育公平的研究和实践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二）文化与城乡教育公平关系解读城乡教育公平有着鲜明的文化性。教育的文化性是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一是教育与文化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教育本身即文化，而且是高层次的文化。①教育担负着文化传承、创新的使命，文化是教育发展的重要资源，是实现城乡教育内涵特色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文化对教育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文化的差异是导致教育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二是城乡教育公平与文化的关系尤为密切。城乡教育公平与城乡文化密切相关，城乡文化的差异是导致城乡教育差异的重要因素。实现城乡教育公平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是造成城乡教育差异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实现城乡教育公平的重要力量；我们必须充分考虑由于城乡文化具有不同的文化样态而产生的限制因素，充分发挥它在推进城乡教育公平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三）文化视角下的城乡教育公平本质的诠释文化是影响城乡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也是实现城乡教育公平的重要力量。文化视角下的城乡教育公平的本质，是由于城市教育、乡村教育处于城市、乡村两个不同的文化圈，处于这两个不同文化圈的家庭文化、学校文化和社会文化也有着显著的差距。而当前的教育内容设计、教育评价制度等有明显的城市化倾向，上述种种差距和城市化倾向对处于城市、乡村不同区域的教育个体、群体和阶层的教育起点、教育过程产生了不同影响，这种不同的影响明显对城市的孩子更为有利，这种影响、差距不断累积和叠加导致城乡文化资本的占有量产生了差距，同时，这种差距不断加大，进而造成城乡学生获取学业的机会的差距不断加大。美国学者沃尔特说：“没有接受本民族文化教育的学生固然可能产生疏远感和无根感，但缺少主流文化教育的学生将会失去许多经济、政治和社会性的机会。”②这是导致城乡教育公平问题产生的深刻的文化根源。（四）城乡教育公平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城乡教育公平文化研究对城乡教育公平研究和实践产生的意义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从不同的政策、经济等文化视角对城乡教育公平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城乡教育公平的文化研究，拓展城乡教育公平研究视阈，丰富城乡教育公平理论研究成果。二是从文化视角认识、破解城乡教育公平问题，探求城乡教育公平研究的新路径，开展城乡教育公平实践。三是系统、深入地探讨不同文化与城乡教育公平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从不同的文化视角构建实现城乡教育公平的策略，推进城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城乡教育公平发展具有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体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一是基础条件公平，主要是指依靠外力，以有形的物质投入、标准化建设及外在条件弥补的方式，实现城乡、区域、校际的硬件设施、师资水平等这些有形教育资源配置的基本公平，追求均等化、规模化和标准化。二是城乡教育高位均衡，实现教育公平，主要是指根据各地区学校的办学基础和优势，通过深化内部改革、加强文化建设、创新体制机制、推动特色发展，促进城乡、区域、校际教育互动交流、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实现教育的自主创新、多元化、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奋斗目标。

　　以文化关怀推进城乡教育公平发展的对策思考

　　家乡文化论文范文9

　　〔关键词〕乡村,法治建设,路径依赖,范式

　　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以政府推动为主导力量的社会法治化运动,走上了一条政府“变法”的道路。通过大规模的“送法下乡”运动,在建构一体化的国家法律秩序的同时,国家法对乡土社会的民间法、宗教法等地方性法治资源也开始了全方位的“格式化”征程。由于国家法及其权威的强力推进,在乡土社会,乡规民约已不能独立支撑起村庄治权,特别是乡村中原有的乡绅、社会贤达、宗教人士等民间权力资源大量消失,使乡规民约失去民间依赖。家法、族规也面临同样的境遇。特别是在现代性观念及其话语借助于电视广播等媒体进行大规模的、先导性的传播之下,这一进程被空前加速。然而,在这种背景之下,国家法权威及其硬件设施却未能同步跟进,由此所形成的“时空错位”及其张力直接导致了乡村社会的“秩序真空”。同时,现代传媒还在乡村产生了一种“时空延伸”的效果,使不在场的、远距离发生的现代工商社会生活图景被不断置入乡民的头脑之中,并与乡土生活的客观场景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内心的躁动不安。这样,在乡村,传统法律文化的整合功能被削弱,而现代性法律文化及其制度救济功能尚未到位,甚至在短期内也无法完全到位的情形下,行为失范将无法避免。

　　正如费孝通先生早在50年前所意识的:现行的法律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结果是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1)

　　由此看来,承载着更多西方法律文化基因的国家法制度及其实践能否完全适应于中国国情,特别是能否适应中国乡村,这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长期以来,在乡村法治变革的理路上,我们更多地关注了一种“建构论唯理主义”的理路,而忽视了一种法治生成的“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理路,这遮蔽了社会历史变化的相当重要的复杂性、多样性,容易诱致人们对社会建设出现片面的、直线的、纯粹的理解,容易使人们对社会建设方案的“他者”要素视而不见,并可能遮挡人们观察、捕捉另外可能存在的制度建设资源的视野。(2)

　　一、乡村法治建设面临的路径依赖问题

　　路径依赖问题,是道格拉斯·诺斯将关于技术演进过程中的自我强化现象的论证推广到制度变迁方面来的新解释。他认为,制度变迁过程与技术变迁过程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3)当代中国的乡村法治建设首先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且在这一进程中呈现出鲜明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对乡村地方性知识的文化偏见,决定了国家法和民间法的紧张和背离;对法治制度的简单移植,导致了乡村法治建设泛于形式化;由于缺乏文化传统、价值理念的支撑,导致乡村法治主体——农民的整体性缺位与失落。这些问题构成了当代中国乡村建设特有的路径依赖问题,直接影响当代中国的乡村法治建设。

　　(一)“送法下乡”背后的文化偏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似乎信奉着一个流行的理论: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是法治化的进程,而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逐步疏离乡土社会的努力——这被视为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于是,通过大规模的“送法下乡”,在建构一体化的国家法律秩序的同时,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开始面临被彻底边缘化的命运。实际上,“送法下乡”的初衷便带有浓厚的改造民间的冲动,是国家法对乡土社会的民间法、宗教法等地方性法治资源进行的全方位的“格式化”征程。通过解析“送法下乡”这一语词之隐喻,就可以体味到其背后的文化偏见色彩。比如,“送”(而不是来“拿”或“取”)意味着村民并不主动、自愿地消费国家法产品,“送”显然带有廉价“推销”之意,意味着国家权力的主动出击;“法”显然是指城市社会的“国家法”产品,而非乡土社会固有的“民间法”产品;“下”意味着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运作方式,同时也说明国家法是一种“优越”、“高贵”的东西,呈现着一种全景式的、上帝式的俯瞰的姿态;“乡”意味着乡土社会、熟人社会仍然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是有别于城市社会的一种现实存在。(4)面对广袤的中国乡村,我们的法学研究者常常坚持这样的一个判断,即中国农民素质不高,法律意识不强,故而应该“把法律送给农民”,让农民学法知法,唯有如此,法治才有希望达致,却偏偏容易忘记思考这些“送走”的法律在乡村是否适销对路。

　　(二)法治秩序是人为的建构性秩序,制度实施缺乏适宜的社会生态条件支撑。我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除少数沿海农村已实现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过渡外,绝大多数农村仍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离现代工商社会或文明社会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无论我们把这个群体的聚合称为“熟人社会”还是“半熟人社会”,我们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远未到达陌生人社会的境地(无论从地域还是人口上讲均是如此)。这就决定了乡村社会必然处于传统社会控制机制与现代社会控制机制的交替时期,传统的道德情感、风俗习惯与现代的法律调控手段共同成为人们遵守的行为准则。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乡村实现法治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它绝不是急功近利的产物,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在乡村法治化进程中,我们热衷于引介和移植西方法治理论,从来没有反思过这些理论的现实意义,也没有思考过乡土中国里“农业、农村、农民”的现实处境,“在不顾一切的打破传统和秩序之后,相伴而生的是失去了保持传统和秩序的能力。”(5)

　　(三)乡村法治建设缺乏文化传统、价值理念的支撑,导致法治主体整体性的缺位与失落。文化是制度之母。与法治建设相适应的文化建设,是乡村法治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事实上,相对于西方式的法治现代化和中国城市的法治现代化而言,中国的乡村地区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素保留较多的地区,同时,乡村也是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多社会经济形式和多种文明群体共存的地区,这就决定了该地区法律文化的多元性品格。在这种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外部环境条件下,国家制定法、宗教法、民间法和地区习惯法杂然相处,共同对乡村社会关系和民众行为起着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规制作用。“乡村法治化”可以使法律在乡村出现,但真正进入乡村社会则难免被地方性知识重新解读。并在解读过程中不得不去回应后者而使其本身逐渐向乡间的社会记忆同质化,更有甚者,“法律下乡”后扰乱乡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讨个说法”、“争个公道”、“挽回个面子”的诉求在法律中得不到满足,徒成扰民工具,带给他们的是困惑和不解。因而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乡民总是用地方性知识解读法律,赋予法律乡土韵味。而被重读的法律往往与制度设计者初衷相距甚远,下乡后的法律又力图避免被重新解读,乡土秩序与法律的解读和反解读在“乡村法治化”过程中总是纠缠不清,其艰难由此可见。可以断言,乡村地区可能是中国法治现代化征程中的最后的堡垒,也是最坚固的堡垒。也正因为如此,无论如何强劲的中国法治现代化(或曰制度格式化)征程,在挺进(或“拓殖”)广阔的乡村地区并与乡村本土性制度资源短兵相接时,将无法稳操胜券,而是在与乡村本土性制度资源的相互博弈中各取所长、各弃所短,进而可能孕育出中国本土化法治之路。

　　二、当代中国乡村法治建构的途径:范式转换

　　“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应当是为了确立一种威权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解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6)面对乡村法治建设的困境及其存在的路径依赖问题,我们认为,当代中国乡村法治构建必须进行范式转换,充分考虑乡村社会演进的内生因素,走一条社会演进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道路才是现实的选择。具体地,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摈弃文化偏见,给乡村法治建设以多元、宽容的理解。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国人口中有近80%是农民,农村面积占中国国土的90%左右,我们便不得不承认中国问题基本上仍将是一个农民问题。不可否认,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展开,国家法及其执法力量必然会大规模输入乡村,乡村秩序的现代化趋势似乎是不可逆转的。然而,从形成中国自主的、独特的法治模式的角度来看,承载着更多西方法律文化基因的国家法制度及其实践能否完全适应于中国国情,这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事实上,西方法律文化以及由此所支撑的民主式法治模式,在西方国家也仅仅“试验”了二百多年,作为一种在西方语境下产生的地方性知识,并不必然具有某种普适性效应。由于任何法治建设的规划,都不可能穷尽关于一个社会中法律活动的全部信息或知识,所以,我们不可能仅仅依据我们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或现有的理论来规划、建立一个能有效运作的现代法治国家。因此,从乡村法治秩序生成的未来目标模式来看,我们更应该确立一种开放式的图景,对本土的法律文化资源持一种宽容的姿态,对乡村法治化过程中多元文化博弈的“试验性效果”首先持一种观察者而非裁判者的姿态,而不是一开始就对乡村本土的文化资源一味地进行一体化或“格式化”的变革。

　　(二)明确农民在乡村法治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唤起农民的法治参与热情。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应当是全民的事业。法治化的过程实际上就内蕴着大众普遍参与,并确立神圣信仰和树立忠诚的过程。因而“法治不仅是国家所关心并努力从事的事情,而且更是社会公众所关心的或者应当关心并努力投入的其中的事业。”(7)乡村法治之所以效果不佳,表面看来是法治在中国刚刚践行,时间较短,但更不容忽视的潜在原因在于路径的缺陷:制度的人为建构并缺乏生活的经验,把广大农民有意无意地当作“局外人”或者如学者所说的“旁观者”,乡村法治仅作为一个象征,一种标志,远远没有进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它仅存在于法学家或者法学工作者的自问自答式的理论建构和热情参与中。而真正的法治要义——大众的认同和回应、农民参与与合作却遭到了忽视或漠视,结果是法治的意义尽失,徒具形式而已。对于新世纪的乡村法治化运动而言,我们应该确立这样的观念:乡村法治是全民的事业,需要全民的参与,亿万农民是乡村法治化的真正主体。没有他们的真正认同和积极参与,乡村法治终究逃不过被遗弃的命运。这就要求在实践中,法治必须真正走向乡村,走进农民生活,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生存样式息息相关。

　　(三)重视乡村地方性法律文化的存在及其作用。以英美法系的衡平法为例。当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以后,公开宣布保留原有的散于各地的习惯法。国王设立了中央司法机关——王室法院,派出巡回法官定期到各地进行巡回审判。在各地审判案件时,除遵循王室法令外,主要依据当地的习惯法。在强大的中央政权的支持下,在原有习惯法的基础上掺合诺曼底人的习惯,以判例的形式,把全国各地分散的习惯法逐步统一起来,就形成了全英国普遍适用的共同的习惯法,这就是普通法。大法官依据其个人良心所认为“公平”、“正义”原则独自处理,在普通法之外,就产生了一种不成文的判例法——衡平法。在英国法中,普通法与衡平法并存,普通法院与衡平法院并存。但是,这两种法律体制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互相配合,相互补充,相辅进行。我们从法治先进国家的法制史可以获得感悟并值得借鉴其所长。在乡村法治建设过程中,重视乡村地方性法律文化的存在及其作用,吸收各种各样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地方性法律文化作为国家法的辅助和补充,可以有效地克服国家法的刚性和僵化,揭示不同法律价值的长处和互补性,使二者承担起共同构建当地社会和国家法制秩序的重任。

　　注释:

　　〔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8.

　　〔2〕刘 星.现代性观念与现代法治〔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3):69.

　　〔3〕〔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1994.11-13.

　　〔4〕王 勇.中国法律文化变革的现代性取向及其代价〔J〕.西北师大学报,2003,(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