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1884年“海难食人案“？

　　1884年夏，四名英国海员被困在南大西洋的一只小救生艇上，远离陆地一千多英里。他们的船——“米尼奈特”号（Mignonette）在一场暴风雨中沉没了，他们几个人逃到救生艇上，只带有两罐腌制的芜菁甘蓝，也没有淡水。托马斯?达德利（Thomas Dudley）是船长，埃德温?斯蒂芬斯（Edwin Stephens）是大副，埃德蒙?布鲁克斯（Edmund Brooks）是船员——据报纸报道，“这些人全都具有高尚的品德”。 这组船员中的第四个成员是船舱男仆理查德?帕克（Richard Parker），年仅17岁。他是个孤儿，这是他的第一次海上长途航行。他没有听取朋友们的建议，而是“怀揣年轻人的梦想”，认为这次旅途会使他成为一个男人。可悲的是，结果并没有这样。 四名被困的船员在救生艇上凝望着地平线，希望能有一艘船经过并解救他们。在最初的三天里，他们按定量分食了部分甘蓝。第四天，他们抓住一只海龟，并以这只海龟和剩下来的甘蓝维持了一些日子。然后，连续八天，他们什么都没吃。 当时，男仆帕克蜷缩在救生艇的小角落里。他不顾别人的劝告喝了海水，并因此生了病，看起来快要死了。在他们经受严峻考验的第19天，船长达德利建议用抓阄来决定让谁死，这样其他人也许能够活下去。但是布鲁克斯拒绝了，因此他们没有抓阄。 接下来的这一天，仍然不见别的船只。达德利让布鲁克斯把目光移开，并向斯蒂芬斯示意，他们不得不杀掉帕克。达德利作了个祷告，告诉男孩他的大限到了，然后用一把袖珍小刀刺进他的喉部静脉杀死了他。布鲁克斯摆脱了那来自良心的遣责，分享了这可怕的施舍。三人以男仆的尸体和血为食，又支撑了四天。 救援终于来了！达德利用犹豫而委婉的口吻在日记里描述了他们的获救过程：“第24天，正当我们吃早饭的时候”，一艘船只终于出现了，这三个人被救了上来。在回到英格兰之后，他们被捕并接受了审判。布鲁克斯成为污点证人，达德利和斯蒂芬斯则被送上了法庭。他们毫不隐瞒地承认，他们杀害并吃掉了帕克，他们声称自己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必要。 大家如何看这个案子？我认为，这就是物竞天择。人虽然是高级动物，有思想有法律有我们所谓的人性，但是归结到底还是动物。凡是生命就要遵循自然法则，强的吃弱的，大的吃小的，食物链也是这么形成的。生物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为了生存下去而不择手段，太正常了不是么？在极端情况下，这种行为完完全全可以被理解。

　　对案例模型引发的哲学讨论是开放的，所以题主的观点我会点头称赞的。

　　就算是有人认为“Dudley杀了一个人但是他喂活了三个人还不算罪大恶极，那个叫Brooks的什么贡献都没做还吃了别人的肉才该死呢”我也会点头夸赞他的思辨精神。

　　因为模型就是为了探讨的。

　　只不过我今天学到了这个案子，所以说说这个具体的案子。

　　电子文书 比较全的： https://la.utexas.edu/users/jmciver/357L/QueenvDS.PDF

　　字少的：https://judicialacademy.nic.in/sites/default/files/1453024280_Dudley%20Stephens.pdf

　　先矫正问题描述里叙述案件事实里的几处错误（可能这些错误对你的观点导致了误判）：

　　第一，Dudley, Stephen, Brooks 三个人都是普通人的船员，并不是”这些人全都具有高尚的品德”。

　　第二，没有抓阄并不是因为Brooks的拒绝，而是Dudley提出来的时候说是抓阄，但并没有真的准备抓阄的材料（他有笔有纸），所以成就了他表面提抓阄，实则产生对特定人犯意的证明。

　　第三，问题描述没有提到，在Dudley提出抓阄的同一天晚些时候，他提出了“有些人要为了其他人活着做出必要的牺牲”，并建议Parker是最佳任选，“因为Parker最年轻没有结婚没有成家”。并在第二天设定了一个24小时的时间线，他说：”如果到这个时间还没有船只来营救我们，那就杀了男孩吃他。” Brooks再次没有同意。

　　第四，Dudley祈祷不仅对男孩说“你的期限到了”，还说了“因为这是紧急情况，所以我们的杀人不算罪过，上帝宽恕这样的行为”。虽然男孩太虚弱没有力气反抗，但他表示不同意被杀做“牺牲”。

　　第五，男孩没有反抗是因为太虚弱，而虚弱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没有听从警告喝了海水”，而是他们之前接到的雨水、捞到的海龟均没有按照平均分配给男孩。

　　最后，他们杀了男孩后的第四天，就获救了。

　　以上是写在案卷里的事实经过，但是问题描述里缺乏的地方。

　　从纯法律上探讨，对杀人行为的豁免，只有“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两个理由。这两个理由在这件案子里都不成立。正当防卫，是指只有当一个人侵犯他人的生命权利时，对方可以为了制止他正在进行的侵害而杀死他，才不构成杀人，这里显然男孩没有积极作为对任何人的生命构成威胁，也没有对应负责的义务消极作为使别人生命产生威胁。紧急避险，是指采取合理的可以避险的方式，豁免对财务损害和不可预测的生命造成的损失，这里杀死男孩并吃掉并不是一个可以避险的方式，因为它所带来的结果并不等于逃生，也就没有成就避险的充分必要条件，当然了，更不是一个合理的方式。

　　1884年，英国对成文法中的“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并没有定义，英美法系习惯用“非……不……”的方法对是否具有类似成文法意义的情况加以判断，即是否有杀死这个男孩的“必须”，我认为1884年英国法庭和陪审团可以探讨到这个程度，以至于今天都印在教科书上，太难得了，respect：

　　易得，在海滩遇难过程中，没有人知道船只会不会被发现而获救、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获救。假如没有获救，或假如杀人的第二天就可以被救，则杀人而食就不构成“必须”。而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任何杀人行为都不构成必须。

　　还有，法律赋予生命平等的地位，只要活着，和其他人都是一样的，在“选择谁要死”上，并没有优先级别，也并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去“度量”别人的生命孰重孰轻。这本身就超越了物竞天择一说。再则，所谓的达尔文推测而来的进化论，并不适用于一个基督文化的国家。

　　再有，从杀人动机means rea上谈（本段有个人观点），也不可以避开Dudley的预谋是在完全有力气的情况下的。我们健康活着的人会通过想象，放大死亡的痛苦，也会低估濒临死亡时精神状态。Dudley都能写日记说明他完全有力气，思想也依然被社会文明的秩序管辖，并不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野人。记日记就是不是野蛮社会的证据。真正求生的人为了节省体力，是不会记日记的。还有余力记日记的，就有余力做人。同样的情况下，Brooks就拒绝杀人了，所以也不是四个人都公平的所谓“极端情况下的竞争生存”。证据指明的事实更倾向于，在他杀死男孩前，他预谋了好几天，只想着不劳而获，连替上帝原谅自己都想好了，他把很多体力不是花费在求生而是勾心斗角上，所以再也没能一起捕捞另一头海龟。事实证明，在后来的审判时，他的“无后悔之意”也是他被处置和批判的原因之一。在吃人后美化成“breakfast”的叫法，被陪审团称为“harrowing and loathsome(令人作呕令人发指）。”

　　以上是法律和证据层面，The Court 给的verdict。

　　英国案子要用到这样推理和抒情的时候不多，从这里也可以看做是判例法体统下的一个明显的漏洞，即在无前科案例的时候法院不得不用推理和抒情判决：第一个判例都需要创造法律。

　　法院如何用大的文化和文明，去给一个行为定罪，进而创造法学上的概念，让这个概念永恒在法律上不被质疑，这是值得学习的。

　　于是这个案子创造的概念，就是，除非自卫，否则杀人永远有罪。（本案不符合自卫条件）

　　题主的问题很好，但是更多是在道德层面探讨的，而非法律层面。按照法庭的逻辑，不说公海，就说在步行街上，假如一个快要饿死的人偷窃你的钱财用于买水和食物，那么他是否构成盗窃罪？当然构成。相反，假如你在城市里快要饿死了，还有个身材健壮的强盗来抢你食物，那么他是否构成抢劫罪？当然也构成。这两个案例都无关“弱肉强食”，因为如果真的允许弱肉强食，也就赋予了比你更强的人以非法暴力手段来侵犯你的可能。所以法庭的角度是，看似在讨论公海中极端情况下的食人求生问题，实则，我们在讨论社会秩序下文明和法律赋予人基本权力、保障基本秩序的问题，和上一段里，在步行街上有人抢劫或偷窃是一样的。

　　即使从道德方面，法院的立场都非常坚定：It is not needful to point out the awful danger of admitting the principle which has been contended for. 也就是说，道德观上，根本看不起任何投机取巧延续生命的行为，所以根本不用讨论，就是错的。标杆的风骨啊，很神圣。（后赴全文）读到这里，真的撒花，转圈，跳舞，歌颂它（个人偏见）。

　　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评判被Queen的诉状里，称之为“cold precision 冷酷的精确”，但是Queen建议特摄的理由却只是被陈述为“Mercy仁慈”，而不是“reduce of penalty减刑 ”, Mercy是个十分神学的词，也就是说，Queen给的减刑里是带有上帝宽恕意味的，但并没有否定他们的罪行，而且用了同样严格的词去形容这个犯罪如何不好： We are often compelled to set up standards we cannot reach ourselves, and to lay down rules which we could not ourselves satisfy. But a man has no right to declare temptation to be an excuse, though he might himself have yielded to it, nor allow compassion for the criminal to change or weaken in any manner the legal definition of the crime. It is therefore our duty to declare that the prisoners' act in this case was wilful murder, that the facts as stated in the verdict are no legal justification of the homicide; and to say that in our unanimous opinion the prisoners are upon this special verdict guilty of murder.

　　说Mercy的给予，不是出于同情，只是出于法律是大众的法律，而大众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给的Mercy。而这个罪行的行为，在Queen这类很取巧地抓取了The Court给的一个词“temptation尝试犯罪，魔鬼诱惑”。这就很有意思了。 结果从一切法律卷宗上，还是谋杀罪，判死刑。

　　[The COURT then proceeded to pass sentence of death upon the prisoners.]

　　后来，死刑的执行是通过Queen's Mercy后“减刑成”六个月的监禁。

　　因为从案子本身的角度，证据已经很确凿地并不构成所谓那么极端的情况，但因为其模型太过经典，人们对模型的探讨超过了对案子本身的探讨，所以：

　　我更倾向于在后来舆论因素下，女王给的Mercy，是在安抚社会民众的脆弱心理，缓解了他们对判死刑的想象和讨论极端情况下的道德操守的压力和心理负担, 这是对社会的减刑，不是对案子的，这是公共关系学、社会学甚至神学的范畴。

　　由法院的“cold precision的Justice”绝对权威的公正说法理立场，到Queen没有理由的纯“Mercy”的仁慈立场，两个反差极大，看似对立，其实统一，这是基督文化国家里对神的两种绝对特性的准确拿捏，一手是绝对的Justice，一手是天赐的Mercy。两者互不融合，却能作用到同一个囚犯身上、作用到同一个社会上。说实话，虽然我是个八竿子达不到的读者，但这种神奇的效果，连我内心都叹为观止。

　　今天看到一段话，才知道上述这个Mercy在法学上专有名词叫，Equity Law. 平衡法

　　In cases of no solution or shocking solution, people addressed the King asking him to intervene as an act of royal grace to satisfy conscience and as a responsibility of guiding the KIng's conscious and would if he thought it appropriate, transmit the request to the King for judgment in his council.

　　从这个案件演化出来的案件模型十分经典，但是注意模型和案子本身是有区别的。

　　不少学者认为，相比这个案件，案件模型才是更只得讨论，并学到东西的。所以课堂上讨论多以模型和引申为主。

　　关于模型，曾经有14个大法官做出了不同的14个结论，其中也有和题主一样的立场，还有些其他因素如公海管辖权问题，违法只死一个和不违法死多个等等。

　　比如哈佛的Justice公开课进一步讨论，假如Dudley争取了男孩的同意牺牲再杀他是否构成犯罪，进而讨论了是否可以通过一个人之前的对处置生命权和健康权的赞成而形成一种契约关系，演化成讨论代孕母亲反悔后争夺抚养权的问题……

　　比如从受害者的角度Richard Parker，讨论未成年人是否应给与更多照顾，和未成年人是否应该在生死观上被监护人还是社会引导和被教育，进而探讨是否应该让未成年人信奉宗教的问题……

　　比如我学的时候，老师对Brooks这个人是否有罪以及什么是Murder展开了讨论。Brooks从头到尾都不赞同以各种方式杀死男孩，但他并未阻止，并且男孩死后，他也食用了其身体得以存活。Brooks在模型里象征着纵容凶案发生不阻止且从中获利的一群人，甚至一个阶级、一个社会背景……

　　但，具体谈论这个、就这个案件来说，很多细节决定了此判决（判谋杀罪成立）比其他“用模型讨论判决结果“拥有更多的合理性。

　　PS

　　当时学的时候，我和题主一样，还担心Court怎么在没有判例的情况下说理，万一说服不了大家怎么办。但在卷宗里，不光有法律的分析是我说的以上部分，还有抒情和论述道德的部分更句句发人深省，振聋发聩，建议题主读一下，立马药到病除。

　　如此铿锵有力、气壮山河，如此，才有法的精神顶天立地而长存，届时题主会感觉我们是伟大的人类，社科是多么美妙，这种幸福感是纠结在“极端情况下杀人是否犯法”里无法获得的。

　　我当下决定全文背诵这段(非常适合演讲材料）： There remains to be considered the real question in the case - whether killing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set forth in the verdict be or be not murder . . . . . . . Now it is admitted that the deliberate killing of this unoffending and unresisting boy was clearly murder, unless the killing can be justified by some well-recognized excuse admitted by the law. It is further admitted that there was, in this case, no such excuse, unless the killing was justified by what has been called “necessity.” But the temptation to the act which existed here was not what the law has ever called necessity. Nor is this to be regretted. Though law and morality are not the same, and many things may be immoral, which are not necessarily illegal, yet the absolute divorce of law from morality would be of fatal consequence; and such divorce would follow if the temptation to murder in this case were to be held by law an absolute defence of it. It is not so. To preserve one's life is generally speaking a duty, but it may be the plainest and the highest duty to sacrifice it. War is full of instances in which it is a man's duty not to live, but to die. The duty, in case of shipwreck, of a captain to his crew, of the crew to the passengers, of soldiers to women and children, as in the noble case of the Birkenhead; these duties impose on men the moral necessity, not of the preservation, but of the sacrifice of their lives for others from which in no country, least of all, it is to be hoped, in England, will men ever shrink, as indeed, they have not shrunk. It is not correct, therefore, to say that there is any absolute or unqualified necessity to preserve one's life. "Necesse est ut eam, non ut vivam," is a saying of a Roman officer quoted by Lord Bacon himself with high eulogy in the very chapter on necessity to which so much reference has been made. It would be a very easy and cheap display of commonplace learning to quote from Greek and Latin authors, from Horace, from Juvenal, from Cicero, from Euripides, passage after passage, in which the duty of dying for others has been laid down in glowing and emphatic language as resulting from the principles of heathen ethics; it is enough in a Christian country to remind ourselves of the Great Example whom we profess to follow. It is not needful to point out the awful danger of admitting the principle which has been contended for. Who is to be the judge of this sort of necessity? By what measure is the comparative value of lives to be measured? Is it to be strength, or intellect, or 'what? It is plain that the principle leaves to him who is to profit by it to determine the necessity which will justify him in deliberately taking another's life to save his own. In this case, the weakest, the youngest, the most unresisting, was chosen. Was it more necessary to kill him than one of the grown men? The answer must be "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