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范文

　　新文化篇1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门被打开后的清王朝，发现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泱泱大国，原来不堪一击，落后于世界诸强。于是，为了振兴朝廷，开始向西方学习，西学东渐，兴办新学，留学海外。结果是“种瓜得豆”，反而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新文化运动就这样开始发展起来。

　　孙中山先生12岁至17岁，一直在夏威夷度过，也就是说早年受到西方新文化的熏陶。还有更多的同盟会成员，黄兴、宋教仁等等，或通过东洋，或直接从欧美，接受西方文化。后来有更多的人，包括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先生，把西方文化引进中国，改造中国，发起新文化运动。

　　说得更准确一些，新文化运动就是引进西方的新文化，引进西方的现代文化，或者说是发生在西方的人类的新文化。多年的东西之争，实际上是东方旧文化与西方新文化之争，是新旧之争。西方文艺复兴前的旧文化，也是神权迷信，也是君权专制。文艺复兴以后的新文化，新就新在：用科学代替神权，用人权代替君权，用民主代替专制，用市场代替官商。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发生在西方的新文化，事实上是人类的新文化。植根于普遍的科学，植根于共同的人性。承认客观规律，承认人的权利；承认按规律办事，以达人类幸福的共同追求。因为揭示自然规律，有了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等；因为揭示人类社会的规律，有了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等，以及揭示数和形及其相互关系的数学等等；因为揭示人的情感，有了以人文为中心的艺术，包括新的文学、音乐、美术、戏剧以及后来的电影、电视等等。还有揭示人的心灵，经过多次改革，回归内心世界的宗教信仰等等。这些来自西方或主要来自西方的新文化，实际上是人类的新文化。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新文化没有来得及在我们东方的国土上产生。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就把这些新文化，和“罪恶的帝国主义”混为一谈，或者以地域的情感困惑代替理性的认知，拒绝对我们民族有用的新文化。

　　要知道所有的文化，开初都是地方的、地区的、民族的、或某一方的。其中，优秀的符号、先进的价值观及其规范，也就是优秀的文化，总是会生机无限，发扬光大，并且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从一个国家发展到另一个国家，乃至最后从地方文化、民族文化，发展成全球文化。一个国家的先进与落后，往往看你对全球文化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而且，人类的进步，人类的文明，总是继承和发展先进的文化，淘汰和遗弃落后的文化。

　　我们应该看到，新文化，人类的新文化，就这样滚滚而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5年，陈独秀在他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把新文化作了一个很好的概括：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与赛先生。

　　新文化，是相对于旧文化而言的。东方西方皆如此。我们很少把西方的新文化与西方的旧文化加以对比。我们却直接把西方的新文化与东方的旧文化加以对比。而且，还简单地看成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对比。再重复一遍，是西方的新文化与东方的旧文化的比较。

　　文化，包括符号、价值观和规范（习惯、道德和法律，特别是制度规范）三个层面。

　　旧文化的旧，包括旧符号：最典型的就是文言文，难懂，难以传播；旧价值观：神本位（神权），君本位（君权）；旧规范：三纲五常，封建专制。

　　新文化包括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其核心：科学观念与人文观念。即以规律为依据（相对于旧文化的以神意为准纯），以人为本位（相对于旧文化的以君权为本位）。科学观念即从凭神意和经验办事，转向按规律办事，其精髓是规律意识和进化意识；（我们现在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复古思想回潮）人文观念即从“君本位”，转向“人本位”。（我们至今还是官本位，权本位）

　　科学是第一认知力，（不是第一生产力，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为人类认知客观世界（自然和社会）提供了观念、思维和方法。为人文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自然界有规律，人类社会同样也有它自身的规律；自然界是不断进化的，人类社会也是不断进化的。规律是事物本质的、普遍的联系，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

　　科学观念的核心是尊重规律，人文观念的核心是尊重人。一方面，人受到尊重，同时人又懂得尊重规律，所以现代社会一日千里。现代社会，既是理性社会，也是人文社会。凡是发生了这两个观念转变的国家和民族，一般说来，就进入现代和发达国家的行列。

　　新文化可以概括为科学与人文（价值观层面）、民主与市场（制度层面）两个层面。约翰?洛克搭建了科学与人文的桥梁，又揭开了理性人文文化的序幕。科学是开启人文的一把钥匙。

　　我们先是反对科学，然后又把科学实用化、技术化，丢掉了科学，也就是理性这把钥匙。

　　罗素说：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耐心的民族，她用几个世纪的时间来思考别的国家花几十年思考的问题。” “需要的是对未来的憧憬，而不是对于业已死亡的过去的永无止息的怀恋。”其根本原因就是，1.缺乏科学、理性和规律意识；2.缺乏进化意识，总是向后看，越看越迷茫。而且，在当今的中国，你要用理性的眼光观察社会，反而显得很孤立。

　　如罗素所说：“由于我们的大多数意见都是欲望的满足。科学的态度，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不自然的。所以，我们当中最有理性的头脑，犹如几叶小舟，运载科学的信仰，航行在以欲望为基础的波涛汹涌的感情海洋，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真正的知识分子，要有这份理性、洞见、孤独和承担。缺乏，甚至抵制理性的思维，是我们始终无法正确认知世界、认知自己，始终无法形成正确的共识，无法找到正确的方向的重要根源。

　　一个民族靠什么联系起来？靠什么组织起来？靠什么凝聚起来？靠符号、价值观及其规范，也就是靠文化，靠先进的文化。一个先进的民族，就需要先进的价值观，先进的规范，特别是先进的制度规范。

　　科学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整个世界；人文像一颗明星，指引人类前进的方向。一个拒绝科学和人文的民族，既看不清世界，也找不到方向。

　　走向民主，走向共和，走向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必由之路。

　　新文化篇2

　　关键词科技创新文化指标设计评价

　　1科技创新文化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

　　自1912年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经济创新的概念以来，创新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国家创新系统等不同的发展阶段。现代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指人的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具有创造性、具有不同于前人或超越自身的独特的途径和方法。科技是科学和技术的总称，科技创新主要包括科学创造和技术发明创新两个方面。文化是社会文明的精华，文化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的精神文化，是社会的思想、道德、科技、教育、艺术、传统习俗等及其制度的复合体。管理心理学把“文化”定义为“群体成员共同认同和拥有的一组管理理念与愿景、价值观取向和行为模式”，创新文化是指与创新有关的价值观、态度、信念的人文内涵。科技创新文化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在科技创新实践中形成的有利于科技进步的思维方法、价值观和一系列文化要素的总和。创新与文化的关系，科技创新与文明进步的关系，既是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科技创新需要创新文化先行，任何一个技术创新活跃、经济繁荣的时代，都需要一个重大的人文创新引导，需要文化的繁荣。科技史的发展也能证明这一点，比如著名的李约瑟之迷和韦伯疑问——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元明以前，中国在科技和经济很多领域都领先于世界，后来的落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思想如忽视理性、注重伦理、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耻于竞争等不无关系。

　　2科技创新文化指标体系的建立

　　2.1科技创新文化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1）全面性与代表性相结合的原则。科技创新文化是一个由多层次、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涉及到影响科技创新的文化、制度等社会环境，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再到成果转移的完整过程和多种特征要素的集合，最大限度地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这就要求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要具有足够的涵盖面，尽可能将影响科技创新文化的主要要素囊括在内，以系统、全面、真实地反映科技创新文化的全貌和各个层面的基本特征。但是，全面性并非要求设计的指标体系面面俱到，而应从众多的指标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指标，在技术处理上：一是选择最有说服力的综合指标取代过多的单项指标，二是选择最能反映科技创新文化的发展状况的指标，三是在相互包容和相互关联的指标中选取最有代表性的指标。

　　（2）科学性原则。即必须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科学的研究方法，选取的指标应能准确的反映科技创新文化的内涵。以文化竞争力、公共选择理论、投入产出等理论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既要利用静态指标反映科技创新文化的基础、现状和实力，又要利用动态指标体现科技创新文化发展的潜力、趋势和前景。并充分考虑指标数量大、各类中具体指标相关性强的特点，兼顾评价方法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3）前瞻性。科技创新文化指标体系的设计要具有前瞻性，要考虑今后发展变化的可能。为某一区域的制度绩效和文化氛围提供定量考察，适应当前国际科技创新文化发展的形势与趋势，符合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科技政策，引导各科技创新实体坚持以人为本，凝聚一流创新人才，产出高水平创新成果；引导各科研单位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与产业化，为国家经济建设作贡献。

　　（4）可比性原则。统计指标所测度的现象的性质具有可比性，当需要认识两种现象在一定时间空间条件下的数量联系时，要求对比的两个统计指标所度量的现象在性质上有着必然的联系。当两个指标的度量性质相同时，要使用相同的计算方法，使统计指标的计算方法具有可比性。可比性还要求对末级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或无量化处理。

　　（5）可行性原则。这一原则主要指每个指标数据都要有可靠的资料来源，指标的计算方法要科学，要便于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在科技创新文化的决定方面，往往有些重要因素或难以直接量化，或有某些对象具有统计数据，缺乏完整性。一般研究常常为了便于计算，略去了这些重要的方面，同时要删除一些内容重复的定量指标，以简化指标体系，提高评价的可操作性。

　　2.2科技创新文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2.2.1科技创新文化、制度环境和经济环境指标

　　（1）科技创新文化环境。政府文化投入率（单位：%）：即政府文化经费支出与财政总支出的比率；家庭文化娱乐教育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比重（单位：%）；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单位：册）；人均教育事业费支出（单位：元）；每万人拥有医生数（单位：人）；每万人拥有影剧院数（单位：个）；居民文化程度（单位：人）：该指标选用每10万人口中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数；外来文化的认同度（单位：张/人）：该指标选用各地出版VCD数量与当地总人口的比重；经商指数（单位：%）：即非公有经济社会商品零售额占全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等等。

　　（2）科技创新制度环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文件数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文件数量）；拓宽科技体制融资渠道（文件数量）；加大财政税收支持（文件数量）；市场化指数（单位：%）：即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占全部工业从业人员的比重知识产权指数（单位：作/万元）：该指标选用专利申请量与GDP之比；政府规模（单位：%）：即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与总人口的比重；对外开放度（单位：%）：选取出口额加上进口额与GDP的比例。

　　（3）科技创新经济环境。城市化率（单位：%）：即从事非农业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失业率（单位：%）；通货膨胀（单位：%）。

　　2.2.2科技创新人力、物力资本基础

　　每万人口的专利申请量（单位：件）；每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单位：人）：即登记注册的专业技术人员与地区人口的比率；研发全时人员当量（单位：人年）：研究与发展人员指参与研究与发展项目研究、管理和辅助工作的人员，包括项目课题组人员，企业科技行政管理人员和直接为项目课题活动提供服务的辅助人员，全时人员当量是指全时人员数加所有非全时人员按工作量折算为全时人员数的总和；科技机构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单位：千元/人）。

　　2.2.3科技创新投入

　　（1）企业投入。技术开发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单位：%）：即各地区大中型企业中技术开发人员占全体员工的比例；技术开发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单位：%）：指各地区大中企业中技术开发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百分比；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占全部企业比重（单位：%）；企业技改投资比率（单位：%）即企业技改投资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科技开发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的比重（单位：%）。

　　（2）高校、研究与开发机构投入。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数量（单位：个）；每万人高校教工数（单位：人）；教学与科技中副教授以上人员（单位：人）；高校科技服务课题数（单位：项）；R&D投入占GDP比重（单位：%）；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数（单位：万元）；财政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比重（单位：%）。

　　2.2.4科技创新产出

　　获奖成果数（单位：件）；每百万人口三种专利申请授权数（单位：件）；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单位：%）；技术市场成交额（单位：万元）：包括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以及技术服务等有偿技术交易额；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部销售收入比重（单位：%）：指新产品开发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外贸出口额的比重（单位：%）；S&N、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数（单位：篇）：即发表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的论文和优秀博士论文的数量和；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科技论文数（单位：件）：指被SCI（《科学引文索引》）、ET（《工程索引》）、ISIP（《科学技术会计索引》）收录的论文数；国内CSCD、CSSCI收录论文数（单位：篇）：指被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和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论文数；每万人火炬、星火计划及成果推广项目（单位：项）。

　　3科技创新文化评价模型

　　3.1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样本矩阵

　　由于指标体系中各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信息上会发生重叠，从而影响评价工作的进行。设某区域Ri（i=1，2，…，n)在指标Ij（j=1，2，…，p）下取值为，得到指标矩阵由于指标体系中各指标反映问题的角度和形式不同，指标较多，且各指标的量纲不同，为便于比较，对指标矩阵进行规范化处理。令y=X/（对于逆指标如基尼系数、失业率等的处理需要把X取负号），得到规范化矩阵Y=(y)np

　　3.2计算相关矩阵

　　R=(r)=YY/(n-1)(i,j=1,2,…,p）

　　r=yy(t=1，2，…,n；i，j=1，2…，p)

　　3.3求特征值

　　解样本相关系数阵的特征方程|R-?姿Ip|=0得到p个特征值?姿1≥?姿2≥…?姿p≥0

　　3.4确定主成分

　　按≥0.85确定m个主成分，使信息利用率达到85%，求出前m个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将之规范化，得到每个主成分的线性组合y1，y2，…，ym。

　　3.5综合评价

　　求出样本在每一主成分上的得分，构造综合评价函数F=a+a+…+a，ai为每个主成分yi的方差贡献率，（i=1，2，…，m）为第i个主成分的得分，分别按和F对样本进行排序，即可得到各样本的综合得分。其值越大，某一区域的科技创新文化越优。

　　参考文献

　　1蒋慧工.国家核心竞争力三元素：人才、创新、制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李杰.科技创新文化的构建[J].改革与战略，2004（9）

　　3陈依元.试论科技创新文化内涵体系[J].宁波大学学报，2003（12）

　　4徐冠华.大力构建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J].中国软科学，2001（3）

　　新文化篇3

　　一

　　五四新文化的危机首先来自国民革命高潮的兴起。虽然国民革命的领导核心国民党中不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但是，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存在着矛盾。国民党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其指导思想，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是不一致的。人们一般把孙中山称作资产阶级革命家，但是，这位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家并未完整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而是更多地继承了本土的传统遗产。而且，作为一个志在行动的革命鼓动家和组织者，他要努力使自己的思想纲领能够为更多的国人所接受，就不能不在思想和言论上迎合大众所承载的传统。

　　正因为这样，孙中山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也看重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影响力，却并不赞同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取向和价值选择。在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力量时，人们往往更多地注目于文化界的保守派，但是，只要认真面对历史，就应该承认，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林琴南或梁漱溟，而是来自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五四新文化精神与孙中山思想的主要分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人为基本出发点和最高价值尺度，新文化的意识核心是人，其努力目标是个人自由与权利的保障；孙中山反复强调的是民族和国家，对新文化运动的价值核心不仅没有兴趣，而且竭力抵制。特别是对个人自由，他的态度可谓深恶痛绝。他认为中国人的自由已经太多，所以不必再争取个人自由。他说：“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要这样做，便要大家牺牲自由……我们的革命主义，便是集合起来的士敏土，能够把四万万人都用革命主义集合起来，成一个大团体。”[1]直到去世前夕，他在一次次演讲和训话中反复强调的仍然是：“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有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2]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的一次思想文化补课，其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反传统以铲除几千年专制政体的文化根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已经认识到，作为中国文化核心部分的儒学传统与专制政治是相互适应的，在儒家学说基础上形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观念是中国专制政治的文化基础，因此，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就必须彻底批判旧文化。孙中山的思想却与此恰恰相反。他认为：“我们中国四万万人不但是很和平的民族，并且是很文明的民族。近来欧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讲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未曾过细考究中国的旧学说，便以为这些学说就是世界顶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了几千年了。”[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无法容忍中国的政治传统，因而在呼唤科学的同时呼唤民主、自由和人权。孙中山却说：“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4]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竭力批判旧道德，因为正是它以强大的力量扭曲着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制造着一具具僵尸。孙中山却几乎全盘接受了与专制政治相适应的道德观念。他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的，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的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5]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思想在许多方面与五四新文化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如果只是思想和学术上的一家之言，也许并不值得特别关注，但作为一个革命领袖，这些思想却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随着革命高潮的掀起，孙中山的思想家喻户晓，并直接影响着一代青年不自觉地背离新文化。

　　同时，重组后的国民党在北伐过程中显然受到了鲍罗廷等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们带来的俄式极权主义思想和体制的影响。这样，就使得国民革命的意识形态与五四新文化精神日益背道而驰。

　　因此，1927年蒋介石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后果非常复杂。对于北伐的胜利，任何否定都可能有失偏颇，但是，从文化上看，一个事实却无法否认：新政权的建立没有推进新文化的发展，而是直接和间接地带来了旧文化的回潮和复辟。因为伴随着新的政权的建立，在政治上出现的不是现代民主政体，而是一党专政的非现代政体。为了巩固其政治上的一党专政，国民党不得不努力强化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新政权不是努力发展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新文化，而是努力弘扬与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旧传统。

　　也许，1927年之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回潮与蒋介石个人的儒家思想和民族主义倾向不无关系。大概无须进行详细的考察就可以发现，蒋介石象孙中山一样支持五四学生运动，却对新文化运动不感兴趣。原因非常简单，五四学生运动可以被轻易地引向某种统治需要，而新文化运动却与一切旨在统治的需要冲突甚多。作为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蒋介石反复强调的是国民的自信心，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情绪。作为曾国藩的真诚崇拜者，他信奉儒家传统，心仪宋明理学。因此，他一直埋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不赞成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西化态度。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盲目崇拜西方而丢失了民族的自信，认为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那一套不适合中国国情，而且使青年背离传统、反抗权威，张扬个性，不讲纪律，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蒋介石是从根本上不赞同新文化运动的。他后来曾经这样说过：“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它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险了。”[6]因为这种认识，他一生中都无心推动新文化而有志弘扬旧传统。

　　在没有获得统治权的时候，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破坏偶像、反对权威、要求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尚能部分容忍，然而，当他们通过军事手段获得统治权之后，就难以容忍并要严加防范了。在20世纪的中国，一切在骨子里与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力量都对五四新文化抱有警惕，因而总是努力消灭它，或者巧妙地改写它。新政权为了巩固一党专政的非现代统治秩序，试图用三民主义统一人们的思想，用传统道德整合人们的精神，并且梦想通过弘扬传统文化而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实现思想和舆论的一致，而毫不顾及现代知识分子以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文化理想。当然，南京国民政府对知识分子是重视的，新政权建立之后很快对教育部门给予了一系列优惠，比如，不再拖欠薪水，提高教师工资，使大学教授的实际生活收入随着币制的改革等一系列措施而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是，伴随着物质生活待遇的提高同时出现的却是自由空间的萎缩。虽然国民党没有能够把知识分子完全纳入体制枷锁，却曾经试图通过政治思想工作而对其思想和言论进行限制，并且试图通过学校教育灌输党派的私货，使国家的教育事业为党派的利益服务。

　　为了新的统治秩序的建立和巩固，新政权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开动宣传机器，拼命制造舆论，在全社会强化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甚至利用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喊口号、贴标语等方式运动群众，大造声势。党的宣传成为压倒一切的声音和不容质疑的东西。在党的控制之下，报刊受到控制，人们的言论自由空间急剧萎缩。

　　二、实行党化教育，强行灌输某种思想和主义。机关学校都要做纪念周，学习“总理遗嘱”。三民主义成了不容批评的金科玉律，虽然没有写进宪法要求国民必须坚持，却借觉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强行灌输，在公立的学校中培养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

　　三、努力向传统文化寻找资源，弘扬旧传统，重振旧道德。中央宣传部长亲自撰文，要“由党的力量来挽回风气”，并且声称“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7]

　　这一切，不能不使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新文化面临严重危机。

　　二

　　正当国民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鲁迅来到广州。他在北京受到压迫，在厦门受到排挤，在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却受到热烈欢迎，不仅文化教育界热烈欢迎，而且国民党要员纷纷拜访和宴请，可谓热闹非常。这种情况极易使人产生好感并因之产生更多的认同。这对鲁迅不能不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初到广州之时，鲁迅的确也曾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革命热潮的影响，并对革命抱有热望。但是，作为一个五四新文化的主将之一，他没有成为国民革命的狂热追随者。因为他毕竟不是那些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青年，更重要的是，革命策源地广州的思想文化是他不能认同的。虽然鲁迅对孙中山一直怀有敬重之情，但是，他们之间在思想上距离甚远。鲁迅从来没有正面批判过孙中山的思想，也没有直接与国民革命的意识形态相对立，但是，从他到广州之后的言行考察，便不难发现，他并没有因为身处革命高潮之中就认同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是仍然坚持着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首先，仍然坚持反传统的文化立场，致力于旧文化的批判和改造。他对革命的广州在文化上的守旧深感不满，因而开始在南方传播新文化的火种。在《无声的中国》中，他首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中国文字，认为正是它造就了一个无声的中国：“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在革命的广州，人们都熟悉孙中山的“一盘散沙”论，但是，对于这“一盘散沙”的形成，鲁迅的解释却完全不合于孙氏学说。孙中山认为是自由太多导致了中国人成为一盘散沙，鲁迅却认为原因在于“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那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而且，正是在这篇演讲中，他再次反对调和折中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他说：“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但是，很奇怪，却和别国不一样。那些老调子，还是没有唱完。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人说，我们中国是有一种‘特别国情’。”直到今天，包括《鲁迅全集》的注释，都注明所谓“特别国情”是袁世凯的论调，其实，特别国情论也是孙中山、蒋介石等人的论调。鲁迅却继续坚持对特别国情论的攻击，并且一如既往地强调：“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其次，没有迎合广州的革命口号，没有唱革命的高调，更没有为革命策源地献上动听的赞歌。既是名人，他不能不参加各种活动，不能不到处演讲，甚至无法拒绝种种革命桂冠。然而，他却常常说一些煞风景的话，甚至因此而使一些革命者大失所望。他对革命口号和革命桂冠的确不感兴趣，甚至声称自己从来不革命，而且害怕革命。这一切都显然不合时宜，因为广州作为革命的中心，正依靠狂热情绪进行着革命的动员。在一次次演讲中，他反复强调的是：现在的一切还是旧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旧的，文学也是旧的。他说：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同学去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他批评广州“旧文学仍然很多，报纸上的文章，几乎全是旧式。我想这足见中国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守旧的人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旧人仍然能超然物外。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8]

　　其三，在当时的广州，那些穿上了军装或挎上了军刀的文学家们正在大讲“革命文学”，鲁迅对此没有给予热情的支持，而是常常泼一点冷水。鲁迅反复讲的却仍然是文艺自身的特性，是创作的自由和自主。他讲文学的“无用”和“无力”，甚至断定革命的时代是没有文学的。在黄埔军官学校的演讲中，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9]

　　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对革命的认识更加清楚。以独裁代替民主，以专制压制自由，以群体压抑个体，以所谓革命的主义代替自由的思想，这一切是一个坚持五四新文化立场的人所能容忍的吗？考察当时鲁迅的言论，可谓谨慎非常。但是，精神立场却不难发现。他的确看了很多，也感触甚多。比如，在K委员的眼里，“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在革命策源地，连白话都视为异端；报刊成了宣传工具，人的言论要符合革命的尺寸；否则就不能发表……如此情况下，谈什么思想自由？谈什么文学建设？鲁迅对思想禁锢当然不能认同，因为他所向往的革命是推动文明向前发展，而不是让人失掉思想的自由。在革命的广州，鲁迅没有找到他所向往的自由权利。

　　他曾经这样叙述过自己的遭遇：“到后来，却有些改变了，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处演讲时，我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当译成广东话时，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被删掉了。给一处做文章时，我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然而终于没有印出，不知所往了……”[10]在革命的广州，一切都要服从革命的需要，所以文学“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这才是‘革命文学’”。[11]对此，鲁迅曾经形象地描述道：“现在在南边，只剩了一条‘革命文学’的独木小桥，所以外来的许多刊物，便通不过，扑通！扑通！都掉下去了。”在这种唯“革命文学”独尊的文化氛围中，鲁迅看到，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语录虽然是常见的标语，但仿佛已经成了一句谦虚话，在大部分的人们的心里，是“革命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了。“既然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国的主人翁，则对于一切，当然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刊物虽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12]刊物既然被主人翁看管，新闻出版的自由当然难以出现。

　　在革命之前，鲁迅自己有一种解释：在革命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文学的。他大概也同样认为，在革命的时候，是没有自由思想的。但革命成功之后呢？鲁迅看见了，也经历过了。一九二九年五月，他在燕京大学演讲，开头就说：“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诸君说什么话了，因为革命以来，言论的路很窄小，不是过激，就是反动……”[13]至于革命之后的文化走向，则是“革命成功之后，‘国术’‘国技’‘国花’‘国医’闹得乌烟瘴气时”[14]

　　然而，对于鲁迅来说，重大的收获还在于他又一次看清了中国的革命，原来不过如此：“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15]这显然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希望的结果。鲁迅曾经为参加革命的青年而痛苦，甚至怀疑自己参与了制作“醉虾”的勾当，然而，现实也使他更进一步明白了什么是革命家：“这也因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缘故，倘是革命巨子，看这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远做指导，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16]

　　三

　　新文化的危机还来自国民革命的另一个结果。

　　20年代的中国社会已经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下层民众的生活苦难可以说是几千年一贯的历史事实，但在一般情况下，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制约，苦难的大众并不一定有足够的“阶级觉悟”，也不一定能够导致农民起义那样的翻身之举。但是，国民革命的高潮却象助长民族主义情绪一样助长了阶级意识的觉醒。

　　在此之前，一些知识分子因为接受西方观念而深刻认识了社会的不公，开始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为大众鸣不平，并试图改变不平的现状。比如早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就在《贫民的哭声》中写道：“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弄得民穷财尽，钱用到哪里去了？替人民办了什么事？……养了议员去嫖赌，恭维督军；养了文官去刮地皮，借外债卖路矿得回扣；养了武官去杀人，抢劫，贩卖烟土；养了法官警官去捉拿那贫苦的烟犯赌犯来罚钱。现在的时代，还无人敢说政府官吏没有什么用处。可惜他们的功效，只造成一片贫民的哭声！”[17]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学徒苦》，刘大白的《卖布谣》、《田主来》，都鲜明地体现着阶级意识，反映着贫富悬殊和阶级差别。而它的目的显然是指向社会平等，“生我者亦父母”的呼声就是一种典型的声音。在刘大白的《红色的新年》等赞美俄国十月革命的作品中，大声呼叫的也是“不公！不公！！不平！不平！！”。

　　革命高潮到来之际，情况完全不同了。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孙中山等国民革命领袖们看到了工农力量的重要性。因而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中明确宣称民族的解放事业“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并且作出允诺：“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18]这就在国民革命中为追求阶级翻身的革命运动留有了广阔的空间，使下层工农大众追求翻身解放的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尤其是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借着国民革命之势，穷人进行了翻身的尝试：“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土豪劣绅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19]

　　就在毛泽东为农民运动大声叫好之时，国民党的大多数却对此不以为然，作为军事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也不愿承认这种翻身的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出身富裕家庭的军官们已经无法忍受自己家中被抢、亲人被杀的事实。他们的态度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嘲弄的：“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然而，抱怨并不能改变当时的革命现实。他们既然害怕得要死，就要采取措施。于是，无论是乡村的农民运动还是城市的工人运动，都转眼间风平浪息了。手段当然是残酷的，工农运动的组织发动者们也受到了清洗和镇压。

　　当清党运动使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谋求翻身解放的行动失掉合法性的时候，一些从业文人不得不转向文学运动。

　　在重返文坛的文人团体中，创造社的举动尤其引人注目。当然，创造社的举动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转向”本是家常便饭。他们的转向早就开始了，最先的转变主要是从表现自我到表现社会、由主张抒情到主张写实，也就是创作上从浪漫主义走向写实主义。这在当时实在算不了什么，因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及其最先的主力军一直进行着这样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走向社会现实的同时纷纷投身于国民革命，而且在穿上军装之后就立即开始高喊“革命文学”的口号，号召文学青年“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20]其表现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但仔细想来，这仍然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五四高潮中，创造社的人们并没有进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其主要人物甚至没有读过《新青年》。他们只是凭着朦胧的感觉和本能的冲动从感性的层面上应和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破坏与创造的精神高扬起了个性反抗的旗帜，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缺少足够的认识。盲目的追随者在高潮过后转身而去，本是非常自然的事。他们的转向适应了国民革命的政治要求。然而，随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他们却成了鲁迅所说的“革命已经成功的文学家”和“革命尚未成功的文学家”之中的后者，被迫回到了文坛。

　　重返文坛的他们不但没有走上五四新文学的道路，而是恰恰相反：一齐拿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主将们开刀，要彻底扫荡新文学和新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政治上应该是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但在文化上却与国民党统治者保持着高度的一致，――都把五四新文化作为批判和否定的对象。他们否定鲁迅，嘲弄胡适，扫荡几乎所有的五四作家。他们竭力否定文学革命的成就，猛烈批判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对《新青年》集团和文学革命的开创者进行扫荡。在他们看来，启蒙是浅薄的，新文化运动是不合时宜的，“胡适之流”的叫喊“力竭声嘶”，“其余一些半死不活的大妖小怪”不过是“跟着一齐乱喊”，新文化运动的“这些‘名流’完全不认识他们的时代，完全不了解他们的读者，也完全不了解自己的货色。”“他们不知道那时候的觉悟的青年已经拒绝了他们的迷药”。……面对五四新文学的中心北京文坛，他们认为是“一片乌烟瘴气”，所以需要“十万两无烟火药”。[21]他们认为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的，他们的文艺都是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文艺。

　　他们发现了新的文学道路，认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选择和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取向已经过时，继之而起的将是无产阶级的文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在这种形势下，“谁也不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着那龌龊的大众！”[22]如果有人不愿接受他们的命令，或者坚守五四新文化的价值立场，他们就要“替他们打包，打发他们去”，或者“踢他们出去”。[23]他们宣布：“不能和我们联合战线的就是我们的敌人！”“必须先把这些敌人打倒”！[24]他们从个人主义走向了群体主义，从轻视大众走向崇拜大众，因而不仅否定自我，而且否定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要求作家做一台“留声机器”。如果不愿响应他们的号召，他们的态度异常蛮横，正如郭沫若在《英雄树》中的回答：“那没有同你说话的余地，只好敦请你们上断头台！”

　　作为五四文坛上一个有影响的社团，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以这样一种姿态开始对五四新文学进行一次再革命，对五四新文化进行猛烈的反叛与颠覆。毫无疑问，它从另一方面加剧了新文化的危机。

　　四

　　面对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挑战，鲁迅进行了反击。他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成了“中国的DonQuixote”，“为布尔乔亚汜当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25]甚至是“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人物”和“不得志的Fascite（法西斯蒂）”。[26]面对围攻，鲁迅没有退却。他不断迎战和反击，与之展开了长期的论战。

　　在过去的历史叙述中，人们往往从阶级阵线着眼而努力抹杀他们之间的矛盾，或者由于思维方式的局限而看不到冲突的实质，结果是使这场激烈论争性质模糊不清，焦点隐晦不明。直到今天，即使在一些“重写”的现代文学史上，也仍然是一笔糊涂账。那么，这场冲突的焦点究竟何在？其实，后人为适应某种需要或在种种限制之下做出的解释远不如当事人的感觉和认识更为可靠。郑伯奇在《文坛的五月》中曾经声明：“这不是我们和鲁迅的冲突，也不是创造社和语丝派的冲突，这是思想和思想的冲突，文坛上倾向和倾向的冲突。我们所批评的不是鲁迅个人，也不是语丝派几个人，乃是鲁迅与语丝派诸君所代表的一种倾向。”郭沫若在《“眼中钉”》一文中也曾辩解：“他们批判鲁迅先生，也决不是对于‘鲁迅’这一个人的攻击。他们的批判对象是文化的整体，所批判的鲁迅先生是以前的‘鲁迅’所代表，乃至所认为代表着的文化的一个部门，或一部分的社会意识。”应该承认，这些话是不错的。他们的确不是批判鲁迅个人，而是批判一种文化倾向，这倾向就是五四新文化的倾向。同时，鲁迅的抵抗和还击也并非仅仅出自私怨，而是守护一种文化倾向，这倾向也是五四新文化的倾向。考察其矛盾冲突，挑战者的进攻和守护者的抵抗都紧紧围绕着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交锋之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一是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亦即五四文学以人为中心的人道意识；二是现代启蒙主义，即以改造国民性为标志的现代启蒙立场；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知识分子话语的独立性。

　　挑战者们否定鲁迅，首先因为鲁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们在鲁迅的文章中看到的是“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看到的是“人道主义者的裸体照相”。[27]他们说鲁迅的文章“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28]由此可见，在他们眼里，人道主义不仅是浅薄的，而且是丑恶的。站在五四新文化的立场上，这种观点当然难以接受。鲁迅并不赞成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但是，他不能容忍对人道主义的简单否定。所以，当挑战者称托尔斯泰是“卑污的说教人”时，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中说：“惟有在中国特别，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了，而对于中国‘目前的情状’，却只觉得‘在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

　　挑战者们反对个人主义，强调一切必须服从组织，听从“时代”的命令。他们认为个人主义早已是一种腐朽的思想，象自由、民主一样属于腐朽阶级的意识形态，而鲁迅却“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而不愿接受集体化：“‘因为我喜欢’，所以我要反抗，这不是革命党人的态度，这是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者的丑态。……他的出发点，不是集体，而是个人，他的反抗，只是为他个人的反抗。虽然有时也为着别人说几句话，我们若果细细地考察起来，究竟是抛不开‘我’的成分的”[29]他们说鲁迅倔强，任性，固守己见而不认错；说鲁迅沉迷于自由思想，说鲁迅仍然固执于浅薄的人道主义，等等，应该说都是不错的。问题在于这正是鲁迅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作为新文化的承载者，他不能不高度重视个人的自由，执着于把人从各种迷信和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启蒙工程。因此，他对依靠某种政治势力或者军事势力而大喊革命文学口号不以为然，对以群体的名义剥夺个人的权利的确有点害怕。他一方面提醒人们注意“笔下雄纠纠，对大家显英雄”的人们与“指挥刀”的关系，一方面发出如此的感叹：“中国却有此例，竟会将个性，共同的人性（即林氏之所谓个人性），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混为一谈，来加以自以为唯物史观底申斥，倘再有人据此来论唯物史观，那真是糟糕透顶了。”[30]

　　挑战者们反对自由思想，批判知识阶级或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指出：“鲁迅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恶习性完全暴露了出来，小资产阶级的任性，小资产阶级的不愿认错，小资产阶级的疑忌……鲁迅所以陷于这样的状态之中，我们也可以说完全是所谓自由思想害了他，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矛盾，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徘徊，所谓自由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骗人的名词，鲁迅便是被骗的一个。”[31]在他们的眼里，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都是应该批判和否定的。鲁迅却仍然坚持自由的思想，反对任何思想专制，守护着现代知识分子独立地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即使翻译苏俄文艺理论的主张，也是“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32]关于挑战者们反复攻击的所谓“小资产阶级”，鲁迅说：“中国，据说，自然是已经革了命，――政治上也许如此罢，但在文艺上，却并没有改变。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了，其实是，小资产阶级文学在哪里呢，连‘头’也没有，那里说得到是‘抬’。”[33]

　　挑战者们认为阿Q时代已经死去，大众已经不需要启蒙，所以强调作家放弃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而充当大众的留声机器。他们认为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资本主义已到了它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蒂’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34]中国也不是过去的中国，“农村零落了，都市普罗列塔利亚特（Proletariat）发生了。谁人能说中国依然是（封建的）文明之邦，礼教之国？”[35]与此同时，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近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决没有像阿Q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知识已不像阿Q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Q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36]那么，《阿Q正传》当然过时了，它“是写给愚蒙看的，那么就请它到愚蒙那里去吧，我们这儿已不再要它。我们这儿要革命文学了，要无产阶级的文学了。”[37]既然阿Q时代已经过去，而且阿Q已经觉悟，当然不再需要启蒙主义。所以，按照钱杏村的说法：“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再不彻底觉悟去找一条生路，也是无可救济了。”[38]鲁迅却不承认阿Q时代已经过去，而是一如既往地坚持启蒙立人之路。他在同一期《语丝》上同时发表《扁》、《路》、《头》、《通信》、《太平歌诀》、《铲共大观》等一系列文章，其显著的主题是揭露现实的黑暗和民众的愚昧，提醒人们：阿Q的时代真的过去了吗？阿Q真的已经觉悟？在《铲共大观》中，他说：“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清末党狱，民二，去年和今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了。”在《太平歌诀》中，他说“看看有些人们的文字，似乎硬要说现在是‘黎明之前’。然而市民是这样的市民，黎明也好，黄昏也好，革命者们总不能不背着这一伙市民进行。鸡肋，弃之不甘，食之无味，就要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一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在《文艺与革命》中，他说：“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

　　挑战者们以无产阶级的文学使者自居，自以为代表着新的时代，并且完成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超越，鲁迅却看到了假冒伪劣，看到了新商标下的旧货色，毫不留情地揪出了他们新制服下面的老辫子。在〈路〉中，他曾尖锐地讽刺说：“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罢。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因为在他看来，在这些地方寻找出来的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使者。在《文坛的掌故》中，他又说：“向‘革命的知识阶级’叫打倒旧东西，又拉旧东西来保护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的为他们自己写照……”在《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中，因为对方提到了林琴南，鲁迅写道：“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都讳言黑暗，棒喝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都厌恶人道主义等――林琴南先生的事也正是一个证明。至于所以不行之故，其关键就全在他生得更早，不知道这一阶级将被‘奥伏赫变’，及早变计，于是归根结蒂，分明现出Fascist本相了。但我以为‘老头子’如此，是不足虑的。他总比青年先死。林琴南先生就早已死去了。可怕的是将为将来柱石的青年，还像他的东拉西扯。”

　　关于鲁迅对创造社太阳社的态度，后来的评论也远不如当事人当时的感觉更为准确。在《创造十年》中，郭沫若这样写道：“在这儿鲁迅先生又不费力地把创造社来和《论衡》派、鸳鸯蝴蝶派归为了一类，而使文学研究会承继着《新青年》和《终身大事》的正统。似乎创造社之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新敌’，是因为该研究会声援了《新青年》。”“我们的鲁迅先生自始至终是要把创造社的几个流氓打进阿鼻地狱里去的。在未革命之前他们是流氓痞棍，在既革命以后他们还是流氓痞棍！”[39]

　　考察这场冲突，我们不难看到，虽然矛盾复杂，但的确带有新旧文化冲突的性质。挑战者以最激进的面貌出现，似乎实现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超越，要把文学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所谓“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事实上，他们却陷入了一种貌新而实旧的境地：他们反对的所谓“旧式的作家”，正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他们所反对的所谓“旧思想”，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新思想。这些激情满怀的年轻人自以为超越了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却没有意识到他们以最激进的面貌出现，努力复活的却是旧传统。

　　进入30年代之后，鲁迅参加了左联，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五四新文化的守护。他加入左联之后的矛盾和痛苦，与左联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其根本原因都在于他虽然置身于左联之中，却仍然不愿放弃新文化运动中确立的现代性的文化目标。就整个新文化阵营的格局看，30年代的鲁迅已经站在一个极地之侧，但是，正是在这个边缘之处，鲁迅以短兵相接的方式抵抗了各种对新文化的侵袭，顽强地守护着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和来之不易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空间。------------------------------------------------------------------------

　　新文化篇4

　　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古文学家，其实钱先生对语体文所持的是一种十分客观的态度。他不似一般古文家对语体文的抵死抗拒，亦不似一般白话文鼓吹者对语体文的痴狂无度，而是能客观准确地定位语体文在国民教学中的出现。

　　钱基博先生一生，经历了国势衰朽、西学东渐的清朝末年和趋新弃旧、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一个文化大转型的时代，欧式的学术思想与方法浸染了中国绝大部分的学者，他们之中不为少数的一部分人为此而决绝地抛弃中国的传统，在对所谓的“新学”崇拜的同时，对中国的“旧文化”产生了咬牙切齿的痛恨。钱先生在1905年之后的几年也曾迷恋过西学，甚至与友人一道组织理科研究会，然而这似乎只是他短时间的热情，10年之后他在《国学历代变异的问题》一文中如是说：

　　现在欧化东渐，又有一个西方美人，要来和我这个东方古国举行一种学术结婚了。或者“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竟会诞育一位宁馨儿，像从前宋学一样？或者也许因“老夫耄矣”，血气已衰，终至流胎？这且看罢！

　　他对曾经信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似乎产生了不小的怀疑，甚至有对“流胎”的担心，那么钱先生对待“新学”的态度究竟如何呢？一时之间亦不好妄评，但或许能从他的遗作当中找到一些证据。

　　作为民国大教育家，钱先生曾为不同的教学对象编写过多本国文教材，其中四本以“文范”命名，取“文章范式”之义，分别是《酬世文范》《语体文范》《模范文选》以及《国师文范》，对当时中学与高校的国文教育意义颇大。湖南科技学院国学研究所傅宏星先生将这四本国文选本总题名为“文范四种”，收入《钱基博集》（第二辑）中的“模范国文”部分，并已付梓出版，让当今学作文者有机会领略到钱先生于文章学独特的教学思路，实属幸事。那么这几本文范除了教给学生作文的方法之外，我们是否还能从中窥见钱先生的一些学术态度呢？且先借用先生的一句话：“这且看罢！”

　　一、实践之理性——《酬世文范》

　　《酬世文范》印于1920年元月，是钱先生任教于江苏省第三师范学校时为他的学生所编写的讲义，专门以酬世文为编选对象，这种选本在当时的国文教材中特别少见。“酬世文”，据钱先生而言，“不过一时人事酬酢之作耳”，它非散非骈，亦无多所谓文学性，却是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极可能需要用到的一种文体，实用性相当强，钱先生专门以此编选教材，足见他对学问运用于实践之重视。《酬世文范》选编历代酬世文268篇，辑为四卷，分别为庆贺门、祝祭门、通启门、尺牍门四种。

　　《酬世文范》选文年代跨度很大，最早选自汉代，及至唐、宋、元、明、清及当代皆有文章入选。钱先生评酬世文以“典浅显”三字为标准，曰：“先儒论八比之文，有典、显、浅三字诀，而（博）则谓酬世之文能尽此三字之妙，则善矣！”故文后皆有以之为准的简评。如祝祭门中祭神类首篇为汉人董仲舒的《止雨祝》：

　　诺，天生五谷以养人。今淫雨太多，五谷不和。敬进肥牲清酒，以请社灵。幸为止雨，除民所苦，无使阴灭阳。阴灭阳，不顺于天。天之常意，在于利人。人愿止雨，敢告于社！

　　此篇文意晓畅平实，故评曰“浅显”。

　　从钱先生所选文章来看，庆贺门以庄重为要，如钱基厚《代电大总统冯代表地方恭贺就职（代杨县长）》；祝祭门以情切为要，如刘大櫆《祭舅氏文》；通启门以理直为要，如王岱《募建弥勒像疏》；而尺牍门则更为灵活、感性，可含深情，亦可有意趣，算是酬世文当中最有文学特性的一类了。如袁中郞之《与邱长孺》：

　　近日游兴发否？茂苑主人，虽无钱可赠客子，然尚有酒可醉，有茶可饮，太湖一勺水可游，洞庭一块土可登，不大落寞也。如何如何？

　　文笔轻快爽利，读来不禁莞尔，绝不似一般酬世文之客套拘谨。

　　按时代来看，《酬世文范》选入的主要还是大量时文，其中选钱基厚一人之文则达32篇之多，钱先生自己的文章亦选17篇，其余还有诸友之文，约占全书之半数以上，这还是体现了先生选文求实用之苦心。

　　二、“强南以就北” ——《语体文范》

　　《语体文范》是先生应国民政府推行语体文的教育政策而编写的初小教材。1920年年初，北洋政府教育部下令小学教科书改用语体文，即白话文，并通令各省编写语体文教材，时在江苏省第三师范学校任教的钱先生即在此背景下为无锡的国民小学一、二年级编写《语体文范》，并于当年7月出版。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古文学家，其实钱先生对语体文所持的是一种十分客观的态度，他不似一般古文家对语体文的抵死抗拒，亦不似一般白话文鼓吹者对语体文的痴狂无度，而是能客观准确地定位语体文在国民教学中的出现。

　　钱先生此书根据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将所选文章分为著述门、告语门、记载门三种，并每门再分别分类，著述门分为议论、序跋类，告语门分为公布、演讲、写信类，记载门分为记事、写景类。每类选文两篇，共选文14篇。因为是编选语体文，故而所选多是时文，如钱基厚、胡适、蔡元培、陈独秀等人之文，仅记载门中四文节选自《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也算是经典之选。在选文内容上，钱先生所选语体文与当代小学语文教材或语文读本注重作品的文学性与趣味性不同，他更注重知识性，注重对小学生学习入门的一种引导。如议论类首篇选刘叔雅的《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次篇选周澄与潘渊的《怎么样去教授国文》，序跋类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其导向性非常明白。然而先生选文又并非一味选自己赞同的文章，如演说类蔡元培《国文之将来》一文，钱先生对蔡氏文中所表达的观点多有相左，却又特意选来，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味道。《语体文范》中钱先生的评论较多，不仅有详细的文中点评，每篇之后还有较长篇幅“批评的意见”。

　　此外，《语体文范》除了著述、告语、记载三门，还有附编两种，一是里谚与歌谣，分别收集占候、农桑、习惯法、格言类与观风、砭俗、表情、童谣类诸种共近500条，多从各地民间百姓口头甄选而来，爽利诙谐，读来有趣得很，钱先生以这各地方言汇编于他所称的北京方言——语体文之后，究竟是巧合使然呢，还是有意为之，这便只有钱先生自己知道了。附编二是国民学校国文课改授语体之往来函电，亦是对语体文推行的讨论。

　　三、“明法为本” ——《模范文选》

　　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模范文选》是一部大学教材，乃先生任教圣约翰大学与光华大学时的讲义。据先生自序，《模范文选》的选文标准与一般文选不同，曰：“普通文选，可以娱志为归。而模范文选，当以明法为本。”又曰“倘所谓宏文无范者耶！美则美矣；然不以绳墨自纪，可以入文选，而不可以入模范文选也。”可见其选为“可为法式”之“模范文”，是严格按照中国主流文统之标准来选择的。先生认为文章主要用于记载与议论，故曰：“文有记载之文，有议论之文。记载之文述事，议论之文阐理。而情者纬于事与理之间，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因而《模范文选》的主要部分是记事门与言事门，又因为一些文章兼有议论与记载，故添议叙兼行门于其间。此中诸法将中国传统文章之学的文法、笔法囊括几近，如若能细审之，确能得大半文章之道，更兼《模范文选》还有颇为详细解析评注：每一类前有类别解析，每一篇篇名有题解，文中有评注，文末还有作者简介。如言事门第一类侧叙法，解曰：

　　侧叙法者，专叙题之某一点，或某一方面，其余或带叙，或竟不叙。盖题有头绪纷繁，仓猝无从着笔者；如欲一笔不漏，面面写到，必致主从不分，或有顾此失彼之忧；即曰不然，平铺直叙，文境亦少回澜；不如扼重一点，其余四面八方，都用作烘托。魏际瑞曰：“文章大意大势，正如雾中之山，虽未分明；而偏全正侧，胚胎已具；作者保此意势，经营出之。”其言可深味也！

　　侧叙法是行文中一种很重要的笔法，钱先生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侧叙法之特点、功用及于行文中之必要，对后学极有启发性。初学作文者若能将全书中叙法、议法之解析细细玩味之，定当受益匪浅。

　　解题一般十分简短，述文章之特色及典型文法与笔法。如先议后叙法选苏轼《超然台记》，解题曰：

　　超然者，盖即游物外之意。作者先就游物内，游物外，利害得失，凭空发议；然后叙台之葺新，及其命名之由。篇末一结，点明超然二字，如画龙点睛，通体俱活矣！

　　指出文章先凭空发议，之后再叙台之实事，最后收束，则是此篇被作为先议后叙法文范之理由。解题亦有十分详细者，如类叙法中选韩愈《画记》，选文字数刚过八百，而题解大段引用梁启超与林纾的评论，以至字有千余，虽是引用，却也算是详解。

　　文中评注最是简明扼要，往往在文章关节处用一两字点明精义，使文章结构脉络顿时明晰。如言事门中归纳法选《老子》第一章，曰：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以上论道不可以有名。）无名，天地之始。（一句。）有名，万物之母。（一句转下。）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妙者，天地之始也。）常有，欲以观其徼。（徼者，归终也，宇宙之究竟也。以上论道不仅可以无观。）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以上论有名无名，同归于玄。）

　　《老子》第一章历来被人称为最是玄疑难解，得钱先生打通关节，或可初探究竟。

　　对于选文初次出现的作者，在文末有简介，述作者生平、成就及诸人评价，最是精要，以此对照斯人之文，有知人论文之义。先生之良苦用心常见于此等细处。

　　四、造师资于战乱——《国师文范》

　　《国师文范》于1939年编写完成，亦是大学讲义。是时正值中日战争，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刚刚成立，尚无合适教材，故而先生甄选古今之文编成文范一册用作各系一年级必修教材。因时局之限，此本讲义未曾正式出版。文范按体裁分为十类，分别是论说类、序跋类、书牍类、赠序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哀祭类，共选文41篇。其弟子吴忠匡认为此十类依旧是本于“议论”与“记载”两大类，是得先生之传。对于此编，钱先生在《本编教学旨趣及实施办法》中有几点意见：如其旨趣在于“指示文章正轨，造就中学师资”，主要是为了培养师范人才；选材上以文言为主，原因在于青年需要阅读古书来了解本国之文化（此处仍可见先生对于白话文与文言文之态度）；教学强调教学相长；作文强调则以“简”“整”“快”三字为要，重在培养学生认真之习惯；阅读则以白文加圈点的方式来训练学生，等等。先生给学生在课堂上用以阅读训练的文章称为“自习文”，乃于41篇范式文外之另选，可惜已经散佚，故而现今对于所选之文已不得真相了。文范选文紧关时世，1939年中日战争已开始两年，国军节节败退，半壁河山已入虎狼之口，先生当时所在的湖南国师亦是兵临城下，遭此国难，先生作为一介文弱书生，无法上阵杀敌，只能把自己对祖国的情怀编入教材之中，以鼓舞国人之民族信心。如苏轼的《倡勇敢》、管同的《跋团勇助军约记》、曾国藩的《毕君殉难碑记》、袁宏的《三国名臣序赞》，以及他自己的《日本论》和《国立师范学院成立记》等，紧扣危难时局，意欲借诸人之笔激国人奋起之志，众志成城以克来犯之敌。先生忧时救世之苦心可见一斑。

　　文范每类皆有绪论，选文之前则多有作者小传，文末有诸家简评。对于绪论，其弟子吴忠匡称“讲筵侧聆，辨析体要，乃有匡桐城姚氏《类篹》序目所未逮者，遂为缀其绪论，冠于每类，以资讽习而便学者焉”，确为便学者而考虑周详。对于初学者而言，文体知识相当重要，如果只是单纯地按类罗列文章，学生始终是不得要领，若能在绪论中将各类文体之精要提点一二，学生则豁然开朗了。而先生下笔向来精准，又善引前人著论，故每篇绪论都很圆整精美，如论说类绪论曰：

　　姚鼐《古文辞类篹》推源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曰：“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辞共心密。所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而陆士衡《文赋》则曰：“论精微以朗畅。”精微以意言，朗畅以辞言，弥纶群言，辞忌枝碎，斯朗畅矣！研精一理，义贵圆通，斯精微矣！至于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悦怿；惬理餍心，斯之谓说。何必如刘勰所称六国说士之炜烨谲诳，乃为说也！

　　先生将“论”与“说”二字分开来阐述，引用前人之言说明“论”字要领，认为“论”在于“义通”和“辞畅”，同时又自出机杼，认为“说”强调的是“惬理餍心”。

　　文末诸家简评多借旁人之笔发言，客观而有说服力。如韩退之《送孟东野序》文后有评：

　　方望溪：文极变化，而谓人物之鸣，皆出于不平，则未确，人多不察。

　　刘海峰：文以天字为主，而用鸣字，善鸣字，纵横组织，其间奇绝变化。

　　（又）雄奇创辟，横绝古今。

　　曾涤生：天择物之善者，而假之鸣，其为鸣盛与鸣不幸，惟天之所命耳，文之立意止此。征引太繁，颇伤冗蔓，“惟天下之于时也，亦然。”通首按住天字。

　　张廉卿：《仪礼》之细谨，《考工》之峭宕，惟此与《画记》与之相肖。

　　韩愈的这篇文章自是千古奇文，其“不平则鸣”之论被后人奉为圭臬，可以称此文是中唐古文运动的一面旗帜。但先生所选之评论意见莫衷一是：方望溪赞其文而不认同其意，刘海峰则唯有欣赏，曾涤生嫌行文冗繁，而张廉卿则以此文与《礼记》《考工》相提并论，可谓见仁见智。而钱先生并未给出自己的意见，他将判定标准留给学生，大概是不愿以自己的标准来影响学生的思维，希望学生能形成一个自己的评价系统。

　　五、“文范”中的集部传统

　　自刘歆《七略》首次以“诗赋略”将文学作品归为一类，至荀勖《中经新薄》将中国典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并将文学归于丁部，再发展至阮孝绪《隋书·经籍志》正式确立经史子集四部之门，中国的文学典籍便从此划时代性地处于集部之中，并沿承它一贯的传统。对于集部的传统，章学诚《校雠通义》有言：“由刘氏（刘歆）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又言：“因集部之目录，而推论其要旨，以见古人所谓言有物而行有恒者，编于叙录之下，则一切无实之华言，牵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几辨章学术之一端矣。”可见，从刘歆独别出文学一类始，中国的集部之学便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特点。

　　集部典籍的分类从最初《七略》中所分的诗赋五类，至清代《四库全书》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与词曲类的最终成熟也经历了一系列的衍生过程，其中总集的出现比较早，“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为之《流别》”。自此始，之后又有南朝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蔚为大观，后代之总集更是数不胜数。钱基博先生的“文范四种”皆是诸家作品之综合集，故可归于总集一类。然而民国开始，经历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学术风气为之一大变，文化情形复杂而特殊，新文学一派不仅否定了中国学术之四部，引入西方所谓科学的学科划分法，甚至对传统古文产生痛恨至极的情绪，以至有“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之说，钱先生在这所谓的新文化与旧传统冲突十分激烈的时期编选文范，他的标准究竟是新还是旧？他是沿承集部之传统，还是接受新的划分法？这或许得从“文范四种”的几个特点来展开推论。

　　首先，《语体文范》编选语体文，当是新派做法，他却借用了曾国藩在《经史百家杂钞》中的分类方式来将语体文分为著述、告语、记载三门。其实钱先生对于中国文学之分类在《我之中国文学的观察》一文中有明晰的阐述：

　　考梁昭明太子《文选》分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史、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难、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文、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各体。苏东坡讥其编次无法。盖文有名异而实同者，只当括而归之一类中。如骚、七、难、对问、设论、辞之类，皆词赋也。表、上书、弹事，皆奏议也。笺、启、奏记、书，皆书牍也。诏、册、令、檄、移，皆诏令也。序及诸史论赞，皆序跋也。颂、赞、符命，同出褒扬。诔、哀、祭、吊，并归伤悼。此等昭明皆一一分之，徒乱耳目。至清姚鼐辑《古文辞类篹》，定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类，而诗歌摒不列入，似未为备。曾文正《经史百家杂钞》，约为三门：曰著述，曰告语，曰记载。则简而当矣！此皆以文学之体裁分也。虽然，文学之分类，一以体裁为主，似不免太落迹象，拘于形式而忽于内容，必以内容之分类辅之而加以观察，则文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钱先生在此文中将姚鼐的《古文辞类篹》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与昭明太子的《文选》相提并论，认为《文选》之分类“徒乱耳目”，《古文辞类篹》“似未为备”，却独赞《经史百家杂钞》“简而当”。“简而当”此三字应该就是钱先生在《语体文范》中借用曾氏三分法的原因。事实上，曾氏的三分法也并非纯属独创，宋人真德秀《文章正宗》运用归并法将天下文章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歌四类，其中根据文体的相关性，大致可将辞命对应告语，议论对应著述，叙事对应记载，因为《语体文范》不录诗歌，故可不记。也就是说，曾氏的三分法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真德秀四分法的继承。钱先生在编选《语体文范》之时，大量采用有关当时中国学术方向的文章，并就《国文之将来》一文与蔡元培进行辩论，这已然脱离以辞章为先的选文方式，而是在选文中贯穿着义理。

　　其次，事实上除了《语体文范》之外，《模范文选》大量选经子史篇章，《国师文范》选切时之文，都是“载道”之用，只是相较真氏而言，钱先生选文不独重于义理，为作教材用，他的编选往往是义理、辞章相并重。具体说来，《模范文选》以写作笔法来分类选文，却大量选用《公羊传》《左传》《礼记》《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史记》《三国志》《后汉书》等典籍之中的篇章，经、史、子、集四部所选之文数量相当，且以四部之序依次排列，这当然不会是偶然，而是“载道”之具体表现。其实这一点或许依旧能从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中找到注解，曾氏在《经史百家杂钞·序》中说：

　　村塾古文有选《左传》者，识者或讥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三代两汉，今舍经而降以相求，是犹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国，将可乎哉？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姚姬传氏撰次古文，不载史传，其说以为史多不可胜录也。然吾观其奏议类中录《汉书》至三十八首，诏令类中录《汉书》三十四首，果能屏诸史而不录乎？余今所论次，采辑史传稍多，命之曰《经史百家杂钞》云。

　　曾氏此处所论即文章的源流问题，经与集是“高曾”与“子辈”之关系，集部源出于经、子、史部，故而集部之首应列经、子、史，集部作为“晚辈”，理当排在最后。钱基博编选《模范文选》以此目次排列，显然并非无意，而是对集部源流的继承。

　　此外，关于文章的源流，钱先生在《国师文范》中的文体分类对姚鼐《古文辞类篹》的继承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他在《〈古文辞类篹〉解题及其读法》说道：

　　十年以来，桐城姚鼐《古文辞类篹》一书，时贤诟病，几等不足齿之伧！然余以为“姚篹”之病在取径太狭，即不如“曾钞”（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之博涉经子；而择言偏洁，又不如“李钞”（李兆洛《骈体文钞》）之足有才藻；规模未宏，自是所短！至分类必溯其原而不为杜撰；选辞务择其雅而不为钩棘；荟斯文于简编，诏来者以途辙，近儒章炳麟曰：“文足达意，远于鄙倍，可也；有物有则，雅驯近古，是亦足矣！”

　　他认为“姚篹”虽有不足，但只因其能遵循文章之源流、坚持高雅之情致，使后学有所传承，便可给予相当的肯定。这一段话是钱先生对姚氏选文的评价，亦是他自己编选总集思想的表达。在集部选学上，他更注重追踪溯源与去俗存雅。这也便是他基本沿用“姚篹”文体分类法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钱先生在编写文范之时非常灵活地运用了新的形式，却又坚持了中国传统的集部之学。即便是在中国文脉几近“断裂”的新文学时代，他的文范依旧坚持与学术传统保持一致。而与此同时，新文学派学者们却将集部从四部中孤立出来，把文选当做可以随意拼接杂糅的材料，并利用编选文集来宣传一己私见。与此相较，钱先生保证了中国集部之学的延续，让文章一脉相承，有“源”有“流”，在“新文化”当中充当了一面“旧旗帜”。或许这才是“文范四种”最大的意义所在。

　　新文化篇5

　　“文化模式”是指一个社会中的文化构成要素或文化复合体，简单的说就是事物存在的一种稳定的形式。大体上可以将企业创新文化模式划分为“个人文化模式”与“集体文化模式”两种类型。“个人文化模式”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欧美模式”，这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典型代表的企业文化模式。这种企业文化的突出特征是注重企业员工的个人意识，提倡个人的独立、解放，富有创新精神。在拥有个人文化模式的企业中，企业员工以“独创性”为荣，企业也充分尊重员工的个性特征，提倡员工的自我发展，尊重员工自我需求的满足。“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机制存在于企业员工的文化意识之中，因此他们崇尚个人奋斗，注重事物发展的结果。在这种类型的文化模式之下，员工之间的“人际”及“血缘”关系相对淡漠，人们更注重的是一种平等的“合作”与“契约”关系，人人都站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只有通过个人的不懈奋斗才会取得成功。同样，企业对员工的束缚也很小，采取各种激励机制来鼓励员工们创造性的开发，并不以统一的模式对员工进行要求，重视对员工需求的满足。与之相反，“集体文化模式”就是以“团体”为特征的文化模式。在这样的模式氛围之下，员工们更多的是一种对“集体”的责任感与归属感，它强调“公众”责任意识。更加强调对整个团体的奉献精神，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当个体与群体产生矛盾的时候，作为企业的一员，员工则更应该倾向于选择后者作为贡献的主要对象。这也是传统中国文化所注重的“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种企业的明显特点是用一种整体的价值观来对员工进行精神层面的“渗透式”约束。

　　那么，这两种企业创新文化模式究竟是哪一种更适用于企业创新活动的展开呢？由于两种企业创新文化模式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不能简单的从表面现象来进行选择。比如，“个人文化模式”虽然拥有宽松的创新氛围，是一种积极向上、鼓励创新的文化模式，但是却容易使员工过多的重视自我从而忽视整个企业的利益，不容易在员工之间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桥梁，在需要解决团体问题的时候不容易相互协调与合作；反之，在“集体文化模式”中，虽然缺乏一些个体的创新与发展，但是却可以拥有很强的集体观念与协作意识，可以凭借合作的团体力量来处理实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因此，现代企业家都力求建立一种新型的企业创新文化模式来为企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与文化氛围。也就是说，力求在两种企业创新文化模式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即“中和文化模式”。我们以海尔企业为代表来进一步分析。

　　海尔人的价值观是创新，正是带着这种海一样的包容与创新精神，海尔企业创新文化模式集合了“个人文化模式”与“集体文化模式”的特点，结合中国企业的发展环境来创建自己的企业文化，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当海尔企业决定合资的时候，曾经有许多国外的企业想与之合作，如日本、美国、德国等企业在技术上都不相上下，很难做出选择。张瑞敏在进行考察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日本企业设计的冰箱成本很低，但是寿命相对要短一些，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而德国人办事严肃认真，虽然有些刻板，但是讲求理性，能够较好的与原来的企业相融合，促进企业文化的观念转变。就是带着这种对企业文化的预期，他们选择了德国的公司进行合作。这种技术性的引进对日后海尔的发展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海尔文化中一些规范严谨的观念都深深的刻上了德国文化的印记。虽然张瑞敏认为日本企业的产品不适用于海尔，但是日本企业中的团队精神却成为了海尔吸收的对象。“海尔应像海，一旦汇入海的大家庭中，每一分子便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不分彼此，形成一个团队地整体，随着海的号令，执着而又坚定不移地冲向同一个目标，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正是这种追求卓越地精神渗透着日本企业文化的要素。在吸收他国企业文化的同时，海尔更加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来构建自己独特的文化机制。例如：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海尔就以这个为出发点阐发了海尔的文化价值观，对海尔员工最大限度制约的同时又最大限度的解放，使人获得真正的尊重与自我满足，开发创新能力。在融合了日本、欧美和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海尔独创了自己的文化和特有的OEC管理法，从而使海尔企业独树一帜。可见“中和文化模式”的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1]金吾伦:创新文化的内涵及其作用[J].光明日报，2004～6～9，（3）

　　新文化篇6

　　培育创新文化是企业战略新定位的客观要求

　　创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也是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企业的创新文化是以实现企业最高追求和员工最高层次需求而形成的鼓励创新、支持创新，在创新中求发展的共同的价值观念，是企业在创新管理活动中创造和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创新精神财富和创新物质形态的综合，是一种为创新而生、因创新而变又作用于创新的文化形态，是推动企业创新的力量源泉。企业创新实践推动创新文化氛围的形成，创新文化又是企业开展创新实践的土壤，创新文化与企业的创新实践活动互为作用，相辅相成。美国人爱迪斯在《企业生命周期》一书中，把企业的生命周期分为从孕育期到死亡期10个阶段，其中壮年期是企业生命曲线最为理想的阶段，壮年期不是企业生命周期的顶点，而是企业具备旺盛活力的阶段，延长这个阶段，或者防止壮年期过早消退的根本方法就是不断进行变革与创新。纵观世界上创新能力强的优秀企业，都能在跌宕起伏的市场经济大潮中砥砺风险，化险为夷，破浪前行。

　　航空工业的强与弱代表了国家的综合国力，跻身世界航空工业强者之林既是国家意志也是全体航空人甚至国人的梦想。在中航工业2013年峰会上，中航工业明确提出了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确立了将集团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集团，实现对世界航空工业强者望其项背到并驾齐驱，再到遥遥领先跨越发展的目标，这是集团面对客观形势提出的新的长远目标，也是实践集团“两融、三新、五化、万亿”的目标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瞬息万变的世界让我们对创新深信不疑，新目标的确立对提速建立创新型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创新型企业的灵魂就是企业在追求创新、寻求突破过程中形成的创新文化。其中文化创新是源泉，技术创新是核心，管理创新是手段，全员参与创新是基础。

　　文化创新是源泉。企业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旦形成，常常是牢固而不可更改的。一个企业既定形成保守和安于现状的一种文化，不具备鼓励创新的文化生态和土壤，想要开展创新是很难的事情，甚至开展创新，勇于冒险和突破的意识和做法也会与其文化格格不入。不能幻想仅仅依靠局部的创新活动就能改变企业文化的导向，文化创新是创建创新型企业的原动力，创新文化建设首要解决的是企业所倡导的文化是不是组织现在所需要的，是不是与整个组织致力于协同创新相吻合，如果不适应不吻合，必须进行文化层面的变革。“思想走多远，我们才能走多远”。社会的发展呼唤观念的及时跟进甚至要求我们必须有超前和超常的思维，文化创新是理念和观念层面的不断求变，没有理念和观念与时俱进的文化创新变革，创新文化是很难形成的。

　　技术创新是核心。企业的创新不能单纯地把简单的改变看待创新的成果，应该从其内涵上注重传承与变化。早在熊彼特提出创新概念时就提出，作为企业是以输出产品获取价值的，那么产品创新的核心就是技术内涵的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技术创新是带动企业价值提升的核心，没有技术创新，很难有产品的序列发展，也不会在市场中持久的占有一席之地或者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的规模。因此说，从创新文化建设角度看，企业应该围绕技术创新这个核心，培育各项技术提升所需要的文化内涵。

　　管理创新是手段。没有落后的资源，只有落后的管理，社会的发展必然推动社会资源能力的进步，而企业的各类资源是通过管理活动创造价值的，管理水平的高与低决定了资源效能发挥的好与坏。管理创新是协调和激活企业资源，提升其价值创造能力的重要手段，如果企业管理不能适应企业发展的要求，旧有的管理体系就会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桎梏。美国安然公司因为在管理上出了问题，企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铁的事实告诫我们：无论是在企业制度建设和流程管理中，创新活动必须适应市场的规则，管理创新必须以市场规则为本。

　　全员参与是基础。很多企业将创新文化归结于企业的管理者，即作为“老板”文化的子文化，忽视了员工在创建创新文化的主体地位，很多企业的员工很多时候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认为创新是决策者和管理者的事儿，有很多好的想法、好点子在创新思维的萌芽阶段就被迫流产。这就说明，这部分企业还没有形成基于全员参与的创新文化。全员参与是企业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充分尊重每名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意愿，使其每个毛孔都充满创新的生机和活力，为那些勇于创新、敢于突破的员工提供发展自我的空间和舞台是激发创新思维，形成创新实践氛围的一剂良药。

　　创新文化是构建创新型企业的灵魂

　　企业开展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是构建创新型企业的重要内容，但归根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