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

　　被遗忘的大屠杀

　　目　录

　　序

　　导言

　　第一章　通往南京之路

　　第二章　恐怖的六星期

　　第三章　南京沦陷

　　第四章　六周暴行纪实

　　第五章　南京安全区

　　第六章　世界知道些什么

　　第七章　铁蹄下的南京

　　第八章　审判日

　　第九章　幸存者的命运

　　第十章　被遗忘的大屠杀：再次凌辱

　　结语

　　中译本出版后记

　　序

　　1937年12月13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被日军占领。对日本而言，占领南京是战争中决定性的转折点，是日军在半年里同蒋介石的军队在长江一带厮杀的胜利的顶点。而对中国军队而言，英勇的上海保卫战最终失败，最优秀的部队也伤亡惨重，而南京的陷落则是一次惨痛的，或许是致命的失败。

　　现在看来，我们还可以把南京当做另一种类型的转折点。南京古老的城墙里发生的一切，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收复南京，赶走侵略者的决心。中国政府撤退并重组，最终在这场于1945年结束的战争中击败了日本。在其问8年中，日本占领着南京，并建立了一个由中国人中的投降分子组成的政府；但这个政府从不具可信性和合法性，它也从未能使中国投降。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南京的暴行使公众舆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反对日本。

　　今天，在几代人都受到日本所犯罪行及其失败的教育的中国，日本如何赎罪还是一个问题。60年过去了，南京的冤魂仍然影响着中日关系。

　　确实如此。日本人对中国首都的洗劫是一次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大批处决战俘，以及屠杀、奸淫数十万平民，这一切违背了所有的战争规则。至今仍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是公开的活动，是有预谋的残暴行为。国际人士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但他们试图阻止日本人的努力却是徒劳的。南京的暴行也并不是军队纪律暂时的松懈所致，因为屠杀持续达七个星期之久。本书所讲述的，就是艾里斯·张（张纯如）对南京的悲剧首次用英语进行的全面研究，是一个震憾人心的恐怖故事。

　　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准确了解，究竟是什么促使日本的指挥官和军队作出如此残忍的暴行。但对日军的所作所为，张小姐此书比以往的任何记录都更为详细。在本书中，她像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包括来自当时第三国目击者的无可辩驳的指证：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在日本人进入毫无防争的南京城时，他们就留在城里。张小姐发观的其中一份这样的资料，是一份日记－－实际上是一份小型档案－－约翰·拉贝的日记。拉贝是一名德国商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领导着一个保护南京民众的国际行动。通过拉贝的眼睛，我们可以看鲥南京居民在手无寸铁的情形下面对日本人屠杀的那种畏惧而又勇敢。通过张小姐的叙述，我们深为钦佩在南京城被点燃、百姓被屠杀之际，在医院被关闭、陈尸所被装满、哀号遍城之时，拉贝和那些试图改变现状的人们的勇气。我们也读到，那些知道了在南京发生的一切的日本人也为此感到羞愧。

　　过去，南京的暴行在西方已几乎被人们所忘记，所以，本书问世尤显重要。张小姐把它称作“被遗忘的大屠杀”，将二战期间在欧洲和亚洲发生的对数百万无辜者的屠杀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日本和纳粹德国后来成为盟国，却并不是很好的盟友。但是南京发生的一切－－希特勒肯定没有想到－－使他们成为精神上的帮凶、残暴的侵略者和最终被称作“对抗人性的罪行”的作恶者。W．H．奥登①曾目睹了中国发生的这场战争，他把欧洲和亚洲发生的一切更早地联系在一起③：

　　地图能真的标明位置

　　现在，那里的生命已是灾难：

　　南京；达豪③。

　　威廉·C·柯比

　　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现代史教授

　　注：

　　①w·H·奥登，英国著名诗人，1907－－1973年，1948年获美国普利策诗歌奖：－－译注

　　②选自w·H．奥登《短诗集：1930－1944》》中“在战争年代”。第279－－280页，伦敦，1950。

　　③Dachau，德国巴伐利亚州地名，曾建有纳粹集中营。－－译注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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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通往南京之路

　　在试图理解日本人的行为时，要求必须给以回答的问题是极为明显的。是什么原因使那些在现场的日本士兵的行为竟全然不顾人类行为规范的约束？为什么日本军官允许甚至怂恿这种胡作非为？为什么说日本政府也难逃干系？而且至少还应该回答：面对来自它本身渠道的报道，以及它所听到的来自现场的外国人传递的信息，日本政府的反应如何？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先讲一点历史。

　　20世纪的日本脱胎于一种上千年形成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社会等级靠武力争夺而确立并得以维持。追溯以往，人们都记得，日本列岛上有权势的封建诸侯雇佣私人军队，彼此进行连续不断的战争；到中世纪这些军队巳经演变成一个独特的日本武士阶层，他们的行为规范被称为“武士道”（“武士的行为方式”）。为主人效忠而死是一个武士一生中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这种荣誉观当然不是日本文化所创造的。罗马诗人贺拉斯最早界定了每一代年轻人应当对其统治者所负有的义务——“为国而死．无上光荣”。但是日本的武士哲学大大超过了这种对服兵役的适宜规定。日本武士的行为规范极为苛刻，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道义上的强制性，即如果武士们没有光荣地完成军事作战任务，他们就必须自杀身亡——通常是举行极隆重的但疼痛无比的剖腹自杀仪式，这时武士要在证人面前毫无畏缩地用剑剖开自已的腹部自杀身亡。

　　到12世纪，当时称为“将军”的最有权势的统治家族的首领，向作为天照大神之直系后代而受到崇拜的天皇提出的要求：将军的武士为天皇提供军事保护，以换取整个统治阶级对武士阶层的神圣承认。交易作成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只是一小部分人遵循的武士的行为规范，逐渐深深地渗透到日本文化之中，并成为所有年轻男子崇尚的道德行为准则。

　　时间并没有腐蚀武士道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最初显现于18世纪，并在现代被运用到极端的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臭名昭著的“神风”突击队的自杀使命，即受过正规训练的日本飞行员驾机直撞美国的航空母舰，曾震惊西方，西方人没有想到，日本的年轻人竟会如此心甘情愿地准备为天皇献出生命。另外，并非只是少数精锐部队抱定了宁死也不投降的信念。人们关注这一事实：在塞班岛和硫黄岛，战死与投降的盟军的比例为3∶1，而日军则为120∶1。

　　赋予日本独特个性的另一种力量是它的即是自然的又是自我强加的孤立主义。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德川家族统治日本，他时这个岛国实行锁国政策，使之免受外界影响。这种闭关自守政策的本意是保护日本免遭更广大的外部世界的威胁，但事于愿违，闭关锁国割断了日本社会与正在发生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所引起的新技术的联系，并使它失去了安全。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军事技术仍然停留在弓箭与刀剑的水平之上。

　　19世纪发生的一些非日本所能控制的事件将敲碎这个国家的自缚之茧，并使它处于一种不安全和仇外的绝望之中。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一直对所有其他人类社会摆出一副这是“白种人的责任”的姿态，以支持当时的所谓欧洲扩张主义合理论的观点，1852年他受到日本拒绝开放其通商口岸的挫折，决定派遣舰队司令马修·佩里前往这个岛国，以结束日本的孤立主义。佩里仔细研究了日本历史，决定以大规模展示美国军事力量的方法恐吓日本人屈服。1853年7月，佩里派出两艘喷着黑烟的艘只开进东京湾——让日本人第一次瞧瞧金属外壳包装的蒸汽动力舰。随后他被约60－70名手持长剑短枪的警惕的入侵者簇拥着，大步穿过将军的幕府所在地，并要求面见日本的最高官员。

　　认为日本人被佩里的来访震呆了的说法不过是一种肤浅之见。关于这个事件，历史学家塞缪尔·埃里奥特·莫里森评论道：“这件事对日本人来说，就好像听到宇航员们宣布奇异的不明飞行物正在从宇宙空间飞向地球一样。”吓坏了的德川幕府准备战斗，他们藏起贵重物品，惊恐万状地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但最终他们无可选择，只有承认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井接纳了这个代表团。伴随这次访闷，佩里不仅迫使德川幕府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而且为英、俄、法、德等其他国家敲开了日本的贸易大门。

　　使这个骄傲的民族蒙受的奇耻大辱最终转化为强烈的愤恨情绪。日本的一些权势人物私下里主张立即与西方列强开战，但另一些人建议小心谨慎，它们的理由是：此时开战只会削弱日本而不是削弱外国。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们还强调，当局应该安抚这些入侵者，向他们学习，并不动声色地制定自己的复仇计划：

　　由于我们在工业方面还不能与外国人相比，因此让我们与外国保持来往，并学习他们的训练方法与策略，当我们把日本各民族团结成一个大家庭时，我们就有能力向海外发展，并把外国的土地赏赐给那些在战斗中表现卓著的人们；而士兵们定会争先恐后地显示他们的英勇无敌，所以到那时再宣战也为时不晚。

　　尽管上述观点并未公开流行，但将证明是预见性的，因为它们不仅描述了日本将遵循的战略，而且说出了一些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他们是从国家而不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待生命的。

　　德川幕府束手无策，决定观望等待——这一决定等于宣判了德川幕府统治的结束。将军的妥协姑息政策与他对其追随者必须尽忠的苛刻要求是如此地格格不人，以致使幕府遭到了许多人的唾弃厌恶，他们把军需弹药提供给幕府的鹰派反对者，这些人把将军对外国人侵者的谨慎反应看成是向外国蛮夷盛头称臣。当各藩的反幕力量确信将军已经失去了统治资格时，他们便计划结成倒幕联盟，推翻幕府，奉还大政于天皇。

　　1868年，倒幕联盟以明治夭皇的名义取得了胜利，并点燃了一场旨在把一个封建割据的国土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的革命之火。他们把崇拜太阳的日本神道教提升为国家宗教，利用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去平定四方，统一列岛。新的帝国政府下定决心要对西方取得最后的胜利，便把武士道精神作为全体国民的道德准则。外国的威胁对日本列岛起到了一种进一步净化情感的作用。在以后被称为“明治维新”，的时代里，日本全国上下回响着这样的民族主义口号：“尊王攘夷”！“富国强兵”！

　　日本人以令人惊愕的高速度使自己在科学、经济和军事上跻身于现代社会之中。政府向海外派出最好的学生到西方的大学学习科学技术，并控制自己的工业，去建立兵工厂，还建立了一支由国家征兵的军队以取代地方割据的封建军队。政府还仔细研究分析了欧美的国防情况，其中德国的军事体系最受青睐。但是它的海外留学生带回国的有关西方技术和防御战略方面的知识却击碎了日本一直自以为是的军事优越感，并使它对将来一旦与西方正式摊牌，日本是否必定取胜怀着深深的优虑。

　　19世纪后期，日本打算在其亚洲邻国身上检验并炫耀它的新武功。1876年明治政府向朝鲜派出2艘炮舰和3艘运输舰组成的海军舰队，井迫使朝鲜政府签订了通商条约——这个行动正是当年佩里强加于日本的行动的翻版。

　　于是日本在朝鲜问题上与中国发生了冲突。1885年签订的条约确认了朝鲜为中国和日本的共同保护国的地位，但在10年间双方爆发了武装冲突，当时中国试图平定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支持的朝鲜叛乱。1894年9月，在宣战仅仅6周以后，日本人不仅占领了平壤．而且在海战中使中国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人必须向日本人支付2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款，把台湾、澎湖列岛和中国东北的辽东地区割让给日本，并增开4个通商口岸。这场战争后来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

　　如果后来不是西方列强的干涉，日本或许能够获得完全的胜利。战后日本人得到的最大战利品辽东半岛，最终却由于俄国、法国和德国三国联合干涉而被迫归还清政府。这个行动进一步证明了遥远的欧洲国家迫使日本就范的实力，但这只能使日本更加痛下决心要在军事上压倒令人生厌的西方人。到1904年，日本的军队规模已扩大了1倍，在武器生产方面也实现了自给自足。

　　这个战略果然奏效。日本夸下海口，不但能在战争中打败中国，也能打败俄国。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人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的旅顺港，对马海峡的海战胜利使它获得了萨哈林群岛的一半以及在中国东北的商业优势。对于这个骄傲的国家来说，在遭到西方列强的羞辱而卧薪尝胆50年之后，终于有了出头之日，这真是件极其令人兴奋之事。为这场胜利所陶醉，一位日本教授概括出日本想法，当时这位教授宣称，日本的“天定命运就是向外扩张并统治他国。”

　　主要是由于这些胜利成果，20世纪初期成为日本回味无穷的时代，现代化的进程不仅使日本赢得了军事声望，还给它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日本的是对其钢铁生产以及纺织品和对外贸易的巨大需求。股市行情猛胀，基发户应运而生，奢靡之风四处蔓延。就连过去隐居在这个男权主义社会中的妇女，也能在赌场和赛马场上一掷千金。

　　倘若这种繁荣能持续发展，在日本或许会出现一个有力的中产阶级，并使它的人民有能力遏制日本帝国的军国主义影响。然而事与愿违，日本即将面临其现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性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将把它的过去所获一扫而光，把它逼到饥饿的边缘，并驱使它走上战争之路。

　　20世纪20年代日本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大幕终于落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终止了以往对军需品的无休止需求，日本的军火工厂纷纷倒闭，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1929年美国的股市崩溃，大萧条随之而至，降低了美国对奢侈品的购买力，也使日本的生丝出口贸易陷于瘫痪。

　　同样重要的是，尽管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协约国一边，但在战后的10年中许多国际商人和消费者故意不买日本产品。虽然欧洲国家和日本人都靠获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利品而扩大了它们的海外帝国，但人们却不是用相同的眼光来看待日本的扩张的。在这个新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不被承认，而它企图尝试西方式的殖民主义并把前德国的殖民地占为己有的作法则更不得人心，因此西方的金融家们开始把更多的资金注入中国。接着，中国被凡尔赛和约作出的把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和租借地转让给日本的决定所激怒，发起了广泛的抵制日货运动。这些发展进一步损害了日本的经济，并使日本人普遍认为，日本再次成了一场国际阴谋的牺牲品。

　　经济的持续衰退打破了日本社会的平衡。工商业倒闭，失业人数猛增，贫苦的农民和渔民把自己的女儿卖进妓院。通货急剧膨胀，工人不断罢工，而1923年9月的一场大地震简直是给日本已阴暗的形势雪上加霜。

　　大萧条时期日益流行的一种看法是，日本需要征服新的领土以防止大饥荒。日本的人口从明治维新时期的约3000万猛增到1930年的6，500万，这使维持生存越来越成为问题。日本农民努力使每英亩的粮食产量达到极限，到20年代农业生产已止步不前。继续增长的人口迫使日本每年要依靠大量的粮食进口，在1910年到20年代末的时间里，大米的进口翻了两番。他们曾靠出口纺织品来支付这笔费用，但当时纺织品的出口却不断受到外国需求量的减少、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歧视性关税的影晌。

　　20年代，日本军队中年轻的激进分子就不断地论证军事扩张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陆军中校桥本欣五郎在他那本《致青年人》的书中写道：

　　要想从人口过剩的压力下解脱出来，摆在日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移民，打人国际市场，和领土扩张。第一扇门，即移民，已由于其它国家的反日移民政策而对我们关闭，第二扇门……由于关税壁垒和废除通商条约而正在关闭。当三扇门中的两扇门拒绝让日本通行时，日本应该怎么办？

　　其他日本作家指着别国的广袤领土，抱怨着世道不公，特别是因为其他国家没有充分使用它们的土地，没有达到日本那样高的粮食亩产量。他们不仅嫉妒中国的巨大领土资源，对西方国家也垂涎三尺。军方的喉舌佐渡荒木问道：为什么日本要以142，270平方英里的大部分是贫瘠的土地喂饱6，000万张嘴，而像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他们每国都拥有300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却只养活650万人口？日本为什么要满足于此？这些差别是不公平的。对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来说，美国占有某些最重要的优势：佐藤荒木指出，美国不仅拥有300万平方英里的国内领土，还享有70万平方英里的殖民地。

　　如果说西进太平洋是19世纪美国的“天定扩张使命”的话，那么中国就成了20世纪日本的“天定扩张使命”之地。日本这个极度自尊自大的民族认为，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中国简直唾手可得，几乎理所当然地要为日本所用。日本的贪婪野心还远不止于亚洲。1925年，也就是日本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签订的，承认日本为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的独特作用的主力舰限制条约签订3年以后，日本陆军总参谋部的一个成员大川周明写了一本书，该书不仅坚持认为日本的天定使命是“解放”亚洲，而且强调日美之间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在该书的最后一章里，当他简直就像是在上天的启示下预言这两个国家之间将会爆发一场圣战时，恐怕连他自己也不能料到他会预测的那样准：“在一个新世界到来之前，西方与东方的强国之间必将要决一死战。这种看法已在美国对日本的挑战中得到体现。亚洲最强大的国家是日本，而代表欧洲的最强大的国家是美国……这两个国家命中注定要打仗。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一仗何时打。”

　　30年代，日本政府自身陷入了政治纷争之中。一些人主张利用日本的新技术建设一个更好的国家，另一些人却希望利用日本的军事优势对其邻国实行对外扩张计划，他们之间竟相争夺扩大影响。扩张主义者的理论获得了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狂热支持，他们要求建立限制个人财富、资产国有化并主宰亚洲的军事独裁政权。这些观念燃起了下级军官的野心，他们出身农村，少年气盛，天生不信任东京的政客们，并迫不急待地想要得到权力。尽管他们之间也存在不和，但他们却认定有同一使命：他们相信日本的天定命运是对欧洲人报仇雪耻并称霸亚洲，为此他们要彻底改造现社会，并清除一切官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障碍。

　　这些介入者一步一步地使政府中的温和派作出了一系列妥协。但他们仍嫌变化的步子太慢，于是开始密谋推翻政府。1931年，他们策划了一场政变，但最终没有进行。1932年，一群海军军官在东京发动了一场恐怖袭击，杀死了首相犬养毅，但他们未能实施戒严法。

　　1936年2月26日，一群青年军官发动了一场大胆的武装政变并要了几个政治家的命。尽管这次政变使东京的商业区陷入了3天多的瘫痪状态，但最终被镇压了下去。其首领或被投入监狱，或被处以死刑。于是权力从极端分子手中转移到政府中行事更为谨慎的人们手中，但是重要的是指出这个事实，即这些人在当时也同样具有许多青年军官的狂热思想：称霸亚洲是日本的权利。

　　日本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很快就意识到，他们要想控制中国就必须迅速行动。因为有迹象表明。1895年被迫屈从于日本要求的中国正在探索强国之路，这使日本的扩张主义者认为必须赶快履行他们的“使命”。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确在使自己从一个分裂的帝国变成一个努力奋斗的民族共和国。1911年，革命军打败了清军，结束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清朝统治。20年代蒋介石领导的民族主义者成功地打败了北方军阀，统一了中国。他们还宣布，废除外国列强强加在清政府头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其奋斗的目标。由于蒋的运动声势浩大，这就威胁到日本在中国东北和蒙古（即所谓“满蒙”地区）的利益。必须采取行动，而且要快，否则中国将强大到不可能被征服。

　　日本军方在政府的赞同下，开始更具侵略性地干涉中国的事务。1928年由于中国东北军阀张作霖拒绝与日本人全面合作，他们就策划了暗杀他的行动。这次谋杀使中国人民极为愤怒，他们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

　　30年代，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日本管理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妄图挑起事端，当这场爆炸没有达到使一列特快列车出轨的目的后，关东军却打死中国守军，并向世界舆论反诬中国有意搞破坏。这个事件给了日本人占领中国东北的藉口，他们把中国东北改名为“满洲国”，并扶植中国最后的皇帝、满清王朝的继承人溥仪组成傀儡政府。占领中国东北所激起的中国的反日情绪在中华民国积极分子的支持下更加高涨。在双方的情绪都十分激昂的情况下，1932年爆发了流血事件，当时上海民众袭击了5个日本僧人，其中1人死去。日本立即对整座城市进行报复，他们轰炸上海并使好几万平民百姓死于非命。当上海的大屠杀激起了世界舆论的谴责时，日本的回答却是自绝于国际社会，并于1933年退出了国际联盟。

　　为了准备与中国必将发生的战争．日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训练它的战斗人员。青年人很小就开始接受正规的军事培训，30年代军国主义的影响更是渗透到日本男孩生活的各个方面。玩具店简直变成了战争圣殿，出售玩具士兵、坦克、头盔、制服、步枪、高射炮、军号，以及榴弹炮等全套武器。在关于那个时代的回忆录中，描写到男孩子们在街上进行模拟战斗，用竹竿当做假想的步枪。一些男孩甚至在背上捆上木棒，想象着自己成为执行自杀使命的“人肉炮弹”英雄。

　　日本的学校就像是座小型的兵营。有些老师实际上就是军官，他们对学生讲述日本的天定命运是征服亚洲，以及作为第一等民族应获得傲居世界民族之自的地位，而帮助国家完成这个使命则是每个学生的责任。他们教小男孩如何操作木制模型枪，教大男孩如何使用真枪。教科书成了战争宣传的工具；有一本地理书甚至用日本的地形位置作为扩张的正当理由：“我们正处在亚洲的先锋地位，井勇敢地向前插进太平洋。同时我们也随时准备保卫亚洲大陆免遭外来的侵犯。教师还向孩子们的头脑中灌输对中国人民的憎恨和蔑视，为他们将来人侵中国大陆作好心理上的准备。有位历史学家讲述了一个生活在30年代的神经脆弱的日本中学生的故事，当老师让他解剖青蛙时，他吓哭了。他的老师用手指节猛击他的头，并大声咆哮：“一只臭青蛙有什么好哭的？你长大后还要杀死一百、二百个中国佬呢？”

　　然而除了这种心理的训练之外，这个故事是更为复杂的。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拉纳·米特评论道：“日本社会对中国存在着十分矛盾的心理。这不完全是种族歧视，就像日本付朝鲜人那样：一方面他们承认中国是他们大量吸收的文化源泉，另一方面，他们又为20世纪中国的混乱状态所激怒。“满洲事变”的制造者石原莞尔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狂热支持者。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的年代里，包括孙中山和袁世凯在内的许多中国人从日本得到帮助和训练。日本人还为中国人提供庚子赔款奖学金，日本同仁会还在中国建立医院，而且像桥本时夫这样的学者真心诚意地欣赏中国文化。日本外务省和陆军的中国通们通常受过很好的训练，井对中国相当了解。然而这些知识和气质几乎都不可能传授给普通士兵。

　　日本学校中的军国主义历史根源可以迫溯到“明治维新”时期。19世纪末，日本的文部相宜布，学校的开办不是为了有利于学生，而是为了有利于国家。小学教师要接受新兵军事训练，实习教师则要住在兵营中去接受严厉的训练和道德教育。1890年制定了帝国《教育敕语》，它规定的道德伦理法规不仅约束学生和教师，也约束每个日本国民。《教育敕语》是日本军事法规的平民版本。它规定服从上级和无条件地效忠天皇高于一切。在每所日本的学校里，《教育敕语》的副本都和天皇的画像供奉在一起，每天早上都要加以宣读。据说，不只一个教师由于在宣读时偶尔打了结巴而自杀，以谢亵渎圣文之罪。

　　30年代日本的教育体系已经军事统制化和行动机械化。一位来访者在参观了一所小学之后，看到几千名儿童挥动着小旗，步伐一致地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不由得发出惊喜的感叹：显然这位参观者只看到了纪律和秩序，却没有看到纪律和秩序需要借助虐待加以确立和维持。教师的行为就像残暴的教官，左右开弓打学生的耳光，对学生拳打脚踢，或用竹剑木棒不停地抽打学生的现象司空见惯。学生被罚背重物，跪地板，赤脚站在雪地里，或围着操场跑，直到精疲力竭而倒下。可以肯定几乎没有人是由于愤怒而来学校访问的，即使是十分挂念学生的家长也难明真相。

　　如果学生决定当兵，那么绝对服从上级的压力就更大。经常发生的高年级学生对新生的恶作剧，残忍的恃强凌弱，压碎了所有的个人主义精神。服从被说成是最高的美德，个人的自我价值观被取代，个人的价值不再与个人有关，而就像是一台巨大机器上的小齿轮。为了把个体的个性“升华”到集体的共性，上级军官或老兵经常无缘无故地打新兵耳光，或用大木棒猛抽他们。据作家入谷敏男说，军官们还经常用这样的话来解释他们任意惩罚的理由：“我打你不是因为我恨你。我打你是因为我关心你。你以为我是疯了才干这些事而把自己的手打得红肿流血吗？”一些年轻人经不住如此残酷的肉体折磨而死去；另一些人自杀身亡；而大多数人则经受了锻炼，使军方可以把一套新的人生目标灌输给他们。

　　对有抱负的军官来说，训练也是一个十分残酷的过程。20年代所有的军校学员都必须经过在市谷〔在东京都新宿区）军事学院的学习。营房过分拥挤。教室没有暖气，食物也不充分，这地方更像是座监狱而不像是所学校。日本军校的训练强度超过绝大多数西方的学校：在英格兰，一个军官必须完成1，　372小时的课堂学习和245小时的课外自习，而在日本的标准是3，　382小时的课堂学习和2，　765小时的课外自习。学员们不但要坚持每天规定的超强度的身体锻炼，还要学习历史、地理、外语、数学、科学、逻辑、绘画和书法等课程。每门课程都要力求达到完美的目标和优异的成绩。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军校学员必须接受“只知有胜利的思想”。学员们对任何一点失败的迹象都十分恐惧，以致为了减少有人自杀的危险而不敢分开考试结果。

　　军事学院本身就像一个孤岛，与世隔绝。日本的学员既不享有隐私权，也没有机会培养个人的领导才能。学生读物经过严格检查，而且没有闲暇时间。一位西方作者这样评论日本军官：“在这些可塑造的年代里，他们被隔绝于一切欢乐、利益和影响之外，在他们活动的那个狭隘的环境中渗透了特殊民族和特殊军队的宣传。从种族心理上来说，日本已经远离了我们，而这些军官则离我们更远。”

　　1937年夏天，日本终于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7月，根据条约驻扎在中国城市北平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古老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日军在黑暗中打了几枪之后，在点名时发现一名士兵“失踪”。于是日军便以此为借口行使它在这个地区的“权利”。他们开到靠近卢沟桥的宛平城外，要求中国守军打开城门让他们进城寻找这名士兵。在遭到中国守军司令的拒绝后，日军便炮轰宛平城。

　　7月底，日军已控制了整个京津地区，8月，日军进犯上海。第二次中日战争已不可逆转地全面展开。

　　但是征服中国证明是一件比日本预料的要困难得多的事。仅在上海，中国军队就以10比1之比在数量上超过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同时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派出了他的最精锐的部队来打这一仗。8月，当35，000名日本新兵企图在上海的码头登陆时，他们遭到了自7月以来的第一次大挫败。埋伏好的中国炮兵向日军开炮，炸死了好几百日军，包括良子皇后的表兄。在几个月的战斗中，中国军队极其英勇地保卫着这座城市。使日军极为懊恼的是，上海的战事进展缓慢，他们是一条街一条街、一道路障一道路障地攻下来的。

　　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军方领导人不断吹嘘——并当真相信——日本可以在3个月内征服中国大陆，但当他们只在中国的一个城市的战事就从夏夭拖到秋天，又从秋天拖到冬天时，便彻底击碎了日军“速战速决”、轻易取胜的幻想。在这里，中国这个淳朴的、缺乏军事科学知识也没受过多少训练的民族，竭尽全力打击、遏制比他们强大的日本军队。当上海干11月最终沦陷时，日本皇军的心态举止趋于疯狂，据说许多人在向南京进军时渴望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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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恐怖的六星期

　　到南京的竞赛

　　日本进攻南京的战略是很简单的。日军利用了南京城两面临水的地理位置。这个古都位干长江拐弯处的南侧，江水先北上后东流。只要从东南方向对南京形成半圆形包围圈，日本人就能利用江水的天然屏障，完成对这一首府的彻底围困，并切断一切逃跑路线。

　　11月底，日军分三路进攻南京。一支部队沿长江南岸前进，他们从上海西北角的白茹口登陆并涌进长江三角洲，然后沿沪宁铁路线前进，此前日军己经炸毁的这条铁路上的大部分桥梁。这支日军由中岛今朝吾率领。他曾是日本陆军在法国的情报处成员，后来成为天皇裕仁的日本秘密警察的头子。涉及此人的著作不多，但仅就已知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是否定的。《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的作者戴维·伯格米尼称他是“一个小希姆莱，一个控制思想、恐吓和酷刑的专家”，并引用其他一些人对中岛的描述，说中岛是一个虐待狂，在去南京的路上随身带着焚尸油。甚至他的传记作者木村邦宪也把他描写成“一头野兽”和“一个暴虐的人”。

　　另一支日军准备穿过位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的太湖，进行水陆两栖突袭。这支部队从上海沿着中岛部队的南侧向西运动。指挥这一行动的是留着小胡子、身材矮小并患有肺结核病的松井石根将军。与中岛不同，松井出身于一个古典学者家庭，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还是日本在上海和南京地区的派遣军总指挥。

　　第三支日军又在松井的部队以南前进，再转向西北直通南京。率领这支部队的是柳川平助中将，一个秃顶矮小的有文学兴趣的人。或许是由于柳川比其他大多数日本人更深地卷人了南京的浩劫，所以使他的侵略生涯神密莫恻。根据他的传记作者营原丰所说，控制日本军方的法西斯集团开除了柳川，因为他试图阻止他们于1936年2月的兵变。在他被排斥和降级服役后，柳川成了一名在中国的日军指挥官，并取得了“伟大的军事胜利……包括攻占南京”，但是军方却把他的名字和照片从当时的出版物中删去了。所以在日本许多人认为柳川是个“戴面具的将军”。

　　在通向南京的路上，日军什么也不放过。日本的老兵还记得当年洗劫农村的情景，他们见人就打，见人就杀。但遭此劫难的绝不止是小村庄，一座座城市也同样被夷为平地。我们就以位于大湖东岸的苏州为例。作为一座中国的古城，苏州以其精湛的丝织绣品、精美的园林和庙宇而闻名于世。它的水道和小桥使它在西方赢得了“中国威尼斯”的美称，11月9日，一个倾盆大雨的早上，一支日军先遣队穿过苏州城门，他们戴着兜帽，以防中国的哨兵认出他们。一进城日军就连续数日的烧杀抢掠，无恶不做。许多文物古迹被付之一炬，数以千计的中国妇女被抓去惨遭兽兵蹂躏。根据《中国每周评论》的报导，这次人侵使苏州城的居民从350000人减少到不足500人。

　　一位英国记者有机会记录了上海效区松江镇的劫后惨状，那是在日本人离开9周以后。“几乎看不到一座没有被焚毁的建筑物”，他写道，“仍在闪燃的房屋废墟和渺无人迹的街道呈现出一副十分令人恐惧的景象，唯一活着的就是那些靠吃死尸而肥得变形的野狗。在这个曾经稠密居住着大约100，　000人口的偌大的松江镇，我只看到5个老人，他们老泪纵横躲在一个法国教会的院子里。”

　　朝香宫接替指挥权

　　但是最残暴的行径还在后面

　　12月7日，正当日军向南京逼进时，松井将军发起高烧，在苏州的战地指挥部卧床不起。这是他的慢性肺结核的又一次发作。病情发作时，正是松井刚刚把他的指挥权交给天皇家族的一个成员手中的时候。仅仅5天前，天皇裕仁免除了松井的这个职务，同时派遣裕仁的皇叔朝香宫鸠彦亲王到前线接替他。根据这道新的敕令，松井被提升为负责整个华中战区的司令官，而在军队中干了30年的中将朝香官，将作为新的总司令指挥南京周围的日军。作为一个皇族成员，朝香宫使自己的权力凌驾于南京前线的一切权力之上。他与中岛中将和柳川中将的私人关系比与松井的关系要密切，因为他曾作为陆军情报处的官员与中岛和柳川在巴黎共事3年。

　　没人能知道为什么裕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选择朝香宫接替这个职务，尽管伯格米尼相信这是为了考验朝香宫，他曾在1938年2月的陆军兵变中，在一个政治问题上站在天皇的弟弟秩父宫一边反对裕仁。在皇家的名册谱牒中，裕仁把他作为一个态度“不好”的皇室成员而单独打入另册，并显然是要给他这位皇叔在南京一个机会去改过自新。

　　当时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重要的人事更换，但后来对于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性命来说，这将证明是一个致命的重大更换。

　　很难说明当时在现场的日本军队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许多详情细节是在多年后的军事法庭审判中由松井和他的同事们交待的，或可能是由不可靠的人提供的，因此引用这些材料时需要谨慎。但是如果这些证言是可信的，那么情况就是这样的。警惕这个新到来的皇族成员滥用权力的潜在危险，松井对侵人南京的军队发布了一系列道义命令。他命令部队在距南京城墙几公里的地方停下来重新集结，只让少数纪律良好的大队进人中国的首都，完成占领任务，这样一来，这支军队将“使中国人眼前发亮，从而使他们对日本产生信任感。”他还在病床前召开参谋会议并宣布：

　　帝国军队进入一个外国的首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将为世界所嘱目。因此，不得让任何部队在纪律松懈的情况下进城……要让他们事前知道要记住的事项和城内各国权益之所在。绝对不许进行抢劫。必要时要布置岗哨。即使是出于大意而强占财物或引起火灾，也要严加惩处。要派许多宪兵队和辅助宪兵队与部队一道进城，以防止违法行为的发生。

　　但是在松井无法控制的地区到处都有不法事件在发生。12月5日，事情继续发展，朝香宫乘飞机离开东京，并在3天后到达前线就职。在离前线指挥部不远的靠近南京大约10公里左右的一座被遗弃的乡间别墅里，朝香宫见到了他在巴黎的同事中岛将军，他的左臀部的伤口正在痊愈。中岛告诉朝香宫，日军就要包围南京地区的30万中国军队，而且最初的谈判表明，他们准备投降。

　　朝香宫听了这个报告之后，据说他的司令部就发出了一系列加盖他私人印章的命令，并标有“绝密，阅后销毁”的字样。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命令清楚地写道：“杀掉所有俘虏。”我们所不清楚的是，是否是朝香宫本人发布的这些命令。【朝香宫的情报参谋太宰治后来向朋友们承认是他自作主张伪造了这个命今。另一个日本军官田中隆吉说，在1938年4月，当时的日本陆军74大队队长太宰治给他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太宰治告诉他，当他的部队在杭州湾登陆并向内地推进时，大约30万中国军队被切断了撤退之路，于是他们放下武器并向日军授降。据太宰治说，“要安置这么多的俘虏，要给他们食物，这是个大问题”。就像这个故事发展的那样，很快采取了一个方法去解决食物问题：“我立即命令所有的部队：‘我们必须全部杀掉这些俘虏！’于是我利用军事指挥官的名义，用电报发出这些命令。命令的文本要被销毁。”我们从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伪，但必须指出，即使太宰治的确擅自伪追了杀人命令，也不能免除朝香宫对这场大屠杀的责任。如果屠杀开始，朝香宫也能够发布一个命令取消这场大屠杀，并把他的情报参谋送上法庭。】

　　到日军进人南京之时，消灭所有中国战俘的命令不仅已被印成文件，而且已经散发到低级军官的手中。1937年12月13日，日军第66大队接到如下命令：

　　大队战地通讯员2点钟收到团指挥部命令：遵照旅指挥部命令，所有战俘要被杀掉。执行办法：把战俘分成每12人一组，一组一组枪毙。

　　下午3点半召开各连指挥官会议，就处理战俘问题交换意见。经讨论决定，把战俘平均分配给各连（1连，2连和4连），按50人一组从关押地带出去枪决。1连在驻地以南的庄稼地执行；2连在驻地西南的洼地执行；4连在驻地东南的庄稼地执行。

　　战俘关押区必须严加警戒。我们的意图绝对不能让战俘发觉。

　　各连要在5点前完成准备。执行行动从5点开始，7点半结束。

　　这道命令存在着残忍的逻辑。可以不给战俘食物，因为他们必定要被杀掉。杀死他们不但能解决粮食问题，而且减少了报复的可能性，因为死人是不可能组成游击队力量的。

　　但执行命令是另一回事。当日军在12月3日黎明前的几小时冲进城市，他们进入了一座人口远远超过他们的城市。后来的历史学家估计，有50多万市民和9万中国军队被围困于南京城内，而袭击这座城市的日本兵只有5万人。中岛将军意识到杀死10几万中国战俘绝非易事：“处置1千，5千、甚至1万人，即使只是解除他们的武装也是极其因难的……如果他们制造麻烦，后果将不堪设想。”杀害战俘由于人力有限，日军极力制造骗局。这种集体大屠杀的策略分成几个步骤：先是向中国人许诺，只要停止抵抗，就会受到良好待遇，哄骗他们向日本占领军投降，再把他们分成100－200人一组，然后把他们骗到南京附近的不同地方杀死。中岛认为，一且失去了进一步抵抗的可能性，大部分战俘都会极为沮丧并服从日本人的任何命令。

　　这一切比日本人事先预料的更容易。只发生了零星的抵抗；实际上几乎没有抵抗。当日军围攻这座城市时，许多中国士兵丢下武器弃城而逃，后来向日军投降，希望获得良好待遇。一且这些人缴械投降并束手就擒，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中国士兵的不抵抗行动在一个前日本士兵东史郎的日记中得到了更详尽的说明，他描述了南京陷落后不久中国军队投降的场面。当他们突然接到围赶大约2万名战俘的命令时，他所在的部队在市中心不断派出岗哨和分配宿营地。

　　东史郎和其它日本兵到9,10公里之外搜寻这些战俘．夜幕降临时，日本兵终于听到了像青蛙发出的隆隆声，他们还看到无数烟头在黑暗里一闪一闪。“那是一个宏大的场面”，东史郎写道：“7，000名战俘都集中在一个地方，聚集在两面白旗之下，那旗子挂在一个枯树枝上在夜空中飘动。”战俘们衣衫褴褛，乱七八糟，有的穿着蓝色棉军服，蓝色棉外衣，带着帽子。有的用毯子盖着脑袋，有的拎着粗布袋，有的还背着棉褥子。日军让战俘排成4队，队前竖着白旗。这几千名中国士兵耐心地等待着日本人把他们带走，并告诉他们投降过程中的下一步该做什么。

　　这些中国部队不愿进行抵抗使东史郎震惊。对这个成长于军国主义文化中的人来说，飞行员只能用刺刀，而不能使用降落伞，最后宁可自杀也不能被俘，因此当看到中国人不愿与敌人战斗而死时，他感到不能理解＿当他发现被俘的人数超过抓俘虏的人数时，他对中国人就越发鄙视了。

　　“当我想象他们是如何聚在一起到处找白布，然后把它绑在枯枝上并前来投降时，真是又可笑义可怜”，东史郎写道。

　　我在想，他们怎么能变成俘虏呢？他们有那么多人——超过两个营——竟然一点也没有尝试抵抗。这些部队一定有许多军官，但一个也没有留下，我想是全都逃之夭夭了。尽管我们只有两个连，而且那7000名俘虏已被解除了武装，但是如果他们决定站起来反抗，那我们的部队就彻底完了。

　　一种纷乱的情绪侵扰着东史郎，他为中国士兵感到难过，这些饥渴而又惊恐的人不断要水喝，并再三要求得到他们不会被杀死的保证。但同时他又对他们的懦弱嗤之以鼻。东史郎突然感至羞愧，因为在以前的战斗中他曾暗暗害怕中国士兵，一股不由自主的冲动使他把这些战俘看成是没有人性的昆虫和动物。

　　他们成群地走着，就像地上爬的蚂蚁。

　　他们看上去就像一群无家可归的人，脸上带着愚昧无知的表情。

　　像一群无知的羊，无规无矩，在黑暗中行进，并相互耳语着。

　　他们根本不像就在昨天还向找们开枪并给我们制造麻烦的敌人．根本不可能相信他们曾是敌方的士兵。

　　认为我们会战死在这些无知的奴隶军队手中的想法实在是太傻了。即使他们当中有些是20－30岁的男青年。

　　日军把战俘带到附近的村庄。东史郎回忆说，当一些中国人被赶进一个大房子时，他们犹豫不肯进去，认为这地方就像是“一个屠宰场”。但后来他们还是屈服了井排队进了大门。只有当日本人企图要把中国俘虏的毯子和草垫拿走时，他们才拼命争夺。第二天早上，东史郎和他的同事接到了去另一个地区巡逻的命令；他们后来才知道，当他们巡逻时，这些中国战俘被两三百人一组分配给几个连，然后被杀害了。

　　在南京暴行中，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体屠杀战俘的事件或许要算发生在幕府山附近的那次。该山就在南京正北面，位于南京城和长江南岸之间；估计有57，000市民和前士兵在这里遇害。

　　杀人是秘密分阶段进行的。12月6日，《朝日新闻》的记者横田报道说，日本人在靠近青龙山和幕府山的炮兵要塞俘虏了14,777名士兵，而仅仅是这么多的战俘就成了问题，“日军遇到了最大的困难，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抓获这么多战俘”，横田写道，“连处理这些战俘的人手都不够。”

　　根据前日本陆军下士栗原保存的有关这个事件的日记和笔记所说，日本人解除了数以千计的俘虏的武装，除了衣服和毯子，抢走了他们身上的每件东西，并把他们押送到一排临时搭起的茅棚中。当12月17日日军接到杀死这些战俘的命令时，他们极为谨镇地行动。那天早上日军宣布他们要把这些中国战俘转移到长江中的一个叫八卦洲的小岛上。他们对这些战俘解释说他们需要特别谨慎地行动，并反绑起战俘的双手——仅这个任务就花了一上午和大半个下午。

　　下午4点到6点之间，日本人把这些战俘分成4队向西走去，绕过几座小山后停在江边。”这些战俘在等待了3、4个小时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看不出任何准备过江的准备”，这个下士写道，“此时天渐渐黑了下来，他们还不知道日本士兵已经沿江水形成新月状包围了他们，许多机枪己向他们瞄准。”

　　当发出射击的命令时，这些中国人再想逃走已为时太晚。“突然各种机枪同时开火”，栗原写道，“机枪声和绝望的叫喊声交织在一起。”中国人痛苦地挣扎了1小时，终于听不见从人群发出的声音了。然后日军用刺刀一个一个地刺戳中国人的身体，从晚上一直干到天亮。

　　处理尸体是日军的另一个大问题。在幕府山的大屠杀中，被杀死的人数只是日军在南京城内外杀死的总人数的一小部分，但清理尸体的工作也花了数日。掩埋尸体是一种处理方法，但中岛将军在日记中抱怨很难找到地力挖掘足够掩埋七八千人尸体堆的大坑。焚尸是另一种方法，但日军经常缺少足够的燃料去完成这个任务。例如，在幕府山的大屠杀之后，日本人在尸体上浇了几桶汽油焚尸，但还没等尸体烧成灰烬，汽油就用光了。“结果是一大堆烧焦的尸体”，日本下士写道。

　　许多尸体就被扔进了长江。

　　屠杀平民

　　在士兵们大规模投降后，实际上已经没有人来保卫南京平民。日军对这一点是了解的，于是在1937年12月13日大量涌进南京，占领了政府所在地、银行和仓库，并在大街上随便开枪杀人，有许多人是在逃跑时从背后被击中的。日军用机关枪、左轮手枪和步枪向成群的伤员、老妇和儿童开枪，他们集中在中山北路和中路的大道及附近的胡同里。日军还在城市的每个地区杀害中国市民：无论是在大街小巷，在防空洞，还是在政府建筑物，在城市广场，他们到处杀人。随着一个接一个的牺牲者痛苦呻吟或叫喊着倒下，这座沦陷的首都的大街小巷、沟沟渠渠血流成河，许多人奄奄一息，但无力逃脱。

　　日本人在南京挨家埃户地搜查寻找中国士兵，也就一家接一家地杀害这座城市的居民。但他们也在市郊和乡村屠杀中国人。在城墙外，在河边（河水早已被染成红色），在池塘和湖边，在小山旁和大山脚下，到处尸体成堆。在南京附近的村庄里，日本人向任何一个过路的男子开枪，因为他们怀疑他过去可能是个中国士兵。但是他们也向明明不可能是中国士兵的人开枪，例如老人和妇女，如果他们对用日语发出的命令表示犹豫或不理解而走错了路，就要遭到枪杀。

　　12月的最后10天，日本人的摩托车队开始在南京巡逻，同时日军扛着步枪把守所有街道、大路和小巷的人口处。日军换家挨户也要求市民打开大门迎接胜利的部队，但是店主只要一开门，日军就向他们开火。日军用这种方式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市民，然后把这些商店洗劫一空，对他们没用的东西则付之一炬。

　　日本的记者

　　这些暴行使随军到南京的日本记者感到震惊。一位恐惧的《每日新闻》记者亲眼看到，日军让中国战俘排队站在中山门附近的城墙上，然后用步枪上的刺刀向他们猛刺过去。“俘虏们一个接一个地摔落在墙外”，这位记者写道，“鲜血四溅，阴森恐怖的气氛真使人毛骨悚然，四肢颤抖。我站在那里丢了魂，茫然不知所措。”

　　不止是他一个人有这种反应。其他许多记者，甚至是身经百战的战地记者们，对这种疯狂的暴行也感到畏缩，于是他们把感受倾注于文字。下面是一位日军记者今井正冈的记述：

　　在下关码头，死尸体堆成了黑糊糊的山。大约50到100个人在那里干苦活，把尸体拖下来扔进长江。尸体还淌着血，有些人还活着并虚弱地呻吟着，他们的四肢还在抽动。苦为们一声不吭地干着活，像是在演哑剧。在黑暗中人们很难看到长江的对岸。在微弱的月光照射下，码头上是一大片闪着微光的污物。哇！那全是血！

　　过了一会儿，这些苦力干完了拖尸体的活，日本士兵就让他们沿江边站成一排，砰！砰！砰！我听到了机关枪的开枪声。苦力们朝后栽进长江，被汹涌的江水吞没。哑剧到此结束。

　　现场的一个日本军官估计有2万人被杀害。

　　下面是一位日本战地记者小俁行男亲眼目睹中国俘虏被带到下关并沿江排队的情景：

　　第一排人被杀了头，第二排人被迫将这些尸休投入江中，然后他们自己也人头落地。这种屠杀从早到晚不停地进行着，但他们用这种方法只杀了2千人。第二天他们对这种杀人办法已经厌倦，便架起了机枪。砰！砰！砰！砰！板机被扳动了。俘虏们跳入江中想逃走，但没有一个人能游到江对岸。

　　以下是来自日本摄影记者河野公辉的记述：

　　在“入城庆典”之前，我看到50－100具尸体沿江漂流。他们是死在战场上，还是被俘后被杀死的？还是被屠杀的市民？

　　我记得南京城外有一个小池塘。它看上去像一片血海——有着耀眼的色彩。要是我带着彩色胶卷的话，……那将是一张多么令人震撼的照片！

　　另一位在南京的日本随军记者佐佐木元政评论道：“在东京大地震中我曾见过成堆的尸体，但与这里相比，那简直算不了什么。”。

　　南京的强奸暴行

　　下一步，日本人把目光转向了妇女。

　　“妇女深受其害”，一个日本驻南京114师的士兵田锁增三回忆说，“无论老幼，她们都逃不脱被强奸的命运。我们从下关派出拉煤车到城市的街里和乡村抓回许多妇女。然后把每个妇女分配给15－20个士兵，任他们奸淫凌辱。”

　　活着的日本老兵认为军队强奸敌方的妇女是不合法的。但强奸在日本的军国主义文化和迷信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致没人认真实行这一规定。许多日本兵还深信强奸处女能使他们在战斗中更加有力。士兵们甚至戴着用受害者的阴毛制成的护身符，相信这样他们就有了魔力而不会受到伤害。

　　军方的禁止强奸的政策只是鼓励士兵们在完成后杀死受害者。在一次为记录片《以天皇的名义》进行的采访中，一位日本老兵东史郎坦白地说出了在南京奸淫与谋杀的过程：

　　我们先说一些不正经的话，如Pikankan。Pi意思是“臀部”Kankan意思是“看看”。Pikankan意思是“让我们看女人张开腿”。中国妇女不穿衬裤，只穿外裤，用一根绳子系住。没有皮带。当我们扯掉绳子，臀部就露出来了。我们就“Pikankan”。我们就看。一会儿就说一些诸如“今天是我洗澡的日子”之类的话，然后我们就轮奸她们。如果只是强奸她们，就没什么事儿。我不应该说这没什么。但我们通常还要用刺刀捅死她们。因为死人是不会开口说话的。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田锁增三与东史郎一样坦率。“强奸后，我们还要杀死她们”，他回忆说，“一旦那些妇女拔腿而逃，我们就让她们跑，然后我们从背后‘砰’的一枪打死他们”。据活着的老兵说，许多士兵并不认为这是犯罪。“或许当我们强奸她时，我们把她看成女人”，东史郎写道，“但当我们杀她时，我们只是把她看成猪一样的动物。”

　　这一暴行不仅限于士兵。各级军官也放荡不羁。（甚至连谷寿夫，这个高级将领和日本第六师团的指挥官，后来也发现他在南京对大约20名妇女犯有强奸罪。这些军官不仅怂恿士兵在城里成群结伙奸淫妇女，而且提醒他们在完事后一定要把这些妇女处理掉，以消除罪证。一个军官对他的下属这样说：“在你完事后要么给她们点钱，要么在偏僻之处杀死她们。”

　　松井石根的到来

　　12月17日早上，因病而身体仍然虚弱的松井石根进入南京城参加庆祝阅兵仪式，屠杀和强奸才有所收敛。他从这次肺结核发病恢复后，乘海军的汽艇溯江而上，然而换乘小汽车去南京城东的中山门三孔拱门。在那里他骑上一匹栗色马，把马头转向东京天皇的皇宫方向，并在日本国家广播公司的录音下为天皇三呼万岁：“天堂之阶最伟大的大元帅万岁——万岁！”然后他骑马沿着一条大道向前走，道上已经仔细清除了所有尸体，两旁还站着成千上万欢呼的士兵，松井一直抵达南京城北部的大都会饭店，当晚在那里为他设宴。

　　据记载，在宴会期间，松并已经察觉到南京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当天晚上他召开参谋会议，并命令所有不必要的部队都调到城外。第二天西方新闻媒体报道说，日军约定对松井保密，不让他知道南京暴行的全部真相。

　　当松井开始了解到城里发生的强奸、杀人和抢劫的巨大规模时，他的心情极为阴郁。1937年12月18日，他告诉他的一个文职助手：“现在我认识到，我们己在无意中给这个城市造成了最深刻的痛苦与创伤。当我想到我的那些已经逃离南京的中国朋友的感情和心情以及两国的未来时，我只能感到沮丧。我觉得很孤独，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心思为这次胜利而感到高兴了。”甚至在当天早上对新闻界发表的声明中，松井也流露出一丝这种遗憾的情绪：“对民众遭受的苦难我本人甚为痛惜，但本军队决然继续挺进，直到中国悔悟为止。现在正值冬季，这个季节提供了反省的时间。本人对一百万无辜的民众不胜同情。”

　　当天晚些时候，当这位日军指挥官为这场侵华战争中死去的日本士兵举行埋葬仪式（日本人称“慰灵祭”——译注）时，松井为该城发生的肆无忌惮的疯狂暴行谴责了300名军官、师团指挥官和其他人。日本记者松本写道：“以前从未有过一个上级对其下级给以如此严厉的斥责。军方对松井的行为感到奇怪，因为在这些军官中有一位皇族的太子。”

　　星期六，即12月19日，松井搬到南京城外朝香宫的司令部，第二天便乘驱逐舰回了上海。但或许是被绝望所驱使，他一到上海就作出了一个甚至更令人吃惊的举动：他对《纽约时报》吐露了他的担心，甚至告诉一个美国记者“日本军队可能是今天世界上最无纪律的军队”。当月他还给朝香宫的参谋长发出一封不客气的信件。“谣传说不法行为仍在继续”，他写道，“正因为朝香宫是我们的司令官，就必须更严格地遵守军纪和道义。任何违法乱纪者都应严惩不贷。”

　　元旦那天，松井仍然因日本士兵在南京的行为而情绪烦乱。在祝酒时他对一个日本外交官透露：“我的部下干了一些非常错误的事，我深感遗憾。”

　　但是强奸仍在继续，屠杀也在进行。松井对此似乎无能为力。如果人们能相信许多年以后松井讲述的这个故事：他对南京的短暂访问甚至使他流下了眼泪。“慰灵祭仪式结束后，我马上召集高级军官并当着他们的面流下了愤怒的眼泪”，在1948年被处以纹刑前，松井告诉他的佛教忏悔法师，“朝香宫和柳川将军……都在场。我对他们说，在士兵犯下累累兽行的那一刻，一切事情都已成泡影。但是你能想象吗？那些士兵事后竟还嘲笑我。”

　　慰安妇：南京的遗留物

　　发生在南京的大规模强奸的一个最离奇的结果是日本政府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大量抗议的反应。日本统帅部不是去镇压或惩罚这些肇事的士兵，而是制定计划建立一个巨大的地下军妓组织——这个组织将把整个亚洲的成千上万的妇女纳入它的大网之中。“日本华中派遣军发布命令，在这段时间内修建慰安房”，日本中央大学的著名历史教授吉见义明评论道：“在上海和南京的战斗期间发生大规模强奸事件后，日本害怕来自中国、美国和欧洲的指责。”

　　这个计划很直接了当。诱拐、购买或绑架8万到20万妇女——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日本的殖民地朝鲜，但也有的来自中国、台渭省、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日本军方希望用这个办法减少随意强奸当地妇女的事件（以便消除国际社会谴责的机会），通过使用避孕套遏制性病传播，酬劳在前线长期作战的士兵，当然，当后来全世界都了解了这个计划的时候，日本政府拒绝承担责任，战后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坚持咬定是私人承包商而不是帝国政府在经营这些战时军队妓院。但1991年，吉见义明从日军国防档案馆里发现了一份标题是“关于为军队妓院招募妇女”的文件。这个文件印有日本统帅部首脑的私人图章，并命令立即修建“性慰安设施”，以阻止军队强奸日军占领区的中国妇女。

　　1938年第一家正式注册的慰安房在南京附近开业。用“慰安”一词来指这些妇女或是这些妇女居住的“房屋”是很荒唐的，因为它使人想象出游乐胜地的景象：漂亮的艺妓弹着琶琶，给男人洗澡按摩推拿。事实上这些妓院的条件之污浊超出了大多数文明人的想象。无数妇女（日本人叫她们“公共厕所”）在得知她们自己的命运后自杀了；一些人死于疾病或遭残害，那些活下来的人终生蒙受耻辱和孤独、不孕或体弱。因为大多数受害者来自对妇女的贞操理想化的文化圈，即使那些活着的人，她们的大多数在战后直到最后也不肯讲述她们的经历，因为担心面临更多的耻辱和嘲笑。亚洲的儒教——特别是朝鲜的儒教——把女性的贞节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而且永远认为，任何妇女在经过了如此屈辱的经历后不去自杀面仍然能够活下来，是她自己对社会的侮辱。因此半个世纪以来，只有极个别的慰安妇鼓起勇气打破了沉默，并要求日本政府对她们的遭遇提供经济补偿。

　　南京大屠杀背后的动机

　　现在我们终于要回答所有间题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在南京日本士兵的心理状态。当那些手持步枪和刺刀的十几岁的士兵施暴时，他们的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许多学者对这个间题绞尽脑汁，但发现不可能找到答案。西奥多·库克与他的妻子哈罗科·塔亚·库克合写了一本书《战争中的日本：口述历史》，西奥多·库克承认，南京的强奸兽行使他困惑。他发现在日本内战中没有相类似的情况，面且蓄意的破坏和大规模的屠杀城市人口似乎是蒙古历史而不是日本历史的一部分。他说，试图研究在南京的日本人的心理，就好带凝视着一个“黑洞”。

　　大多数人发现很难把南京的野蛮暴行和日本人有名的过分讲究的礼貌和优雅的举止一致起来。但某些军事专家认为，这两种看似大相径庭的行为举止实际上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他们指出，古代武士阶层具有令人生畏的地位，在几个世纪里他们拥有对一个农民的砍头权力，如果这个农民未能对这个武士提出的问题给以有礼貌的回答的话。一位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在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文化的时候说：“直到今天日本人也认为一个有礼貌的回答是为了让提问者感到满意。有礼貌是日本人的民族特性，这听起来使人吃惊吗？”

　　其他一些专家把日本的战争暴行归因于日本文化本身。美国人类学家罗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著作《菊花与刀》中写道，由于日本杜会的道义责任并不普遍，而是地区性的和对个人的，所以在外国的土地上道义责任就很容易被破坏而置于脑后。一些专家谴责日本宗教的非基督教性质，声称基督教提倡所有人类皆兄弟的思想——的确，一切事物都是上帝的想象而创造的——而日本的神道主义的要旨则是只有天皇和他的后代是上帝的想象而创造的。由于这种差异，这些专家断定：某些文化，无论他们多么深奥，仍停留在他们的核心部落时代，在这里个人对部落内部的人所承担的责任完全不同于对部落这外的人所承担的责任。

　　这种假说存在内在危险，因为它有两个含意：第一，日本人的宗教价值天生不如西方文化具有人道，因此必须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我发现这是一种既不负责任又具有优越感的含意）；第二，犹太教与基督教文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干出像南京强奸那样的暴行的。当然，在德国这个虔诚的基督教国家，纳悴党的30－40年代找到了一种办法，使德国人在精神上丧失人性，甚至把他们宣称是德国人的敌人的民族看成魔鬼。其结果是导致了我们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某些最邪恶的犯罪。

　　回顾千年历史，使人清楚的是，没有一个种族或一种文化在战争的残酷性方面占有垄断权。文明的外衣看起来是太薄了——以致人们能够很容易就把它撕去，特别是在战争的压力下。

　　那么我们将如何解释在南京城发生的日复一日的原始兽行呢？日本人与他们的纳粹同党不同，大多数纳粹分子被关进监狱，或被处决，即使活着的人，也是作为逃脱法津制裁的逃犯而余度残生，但许多日本战犯仍然活着，并在日本政府的保护下过着平静而舒适的生活。因此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着很少的一些人，他们不用担心国际法庭会找他们算帐，能向作家和记者透露一些他们在二战暴行中的思想和感觉。

　　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日本士兵不仅在中国的战斗中变得冷酷无情；他对执行杀害中国的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的任务也一祥冷酷无情。的确，日本军方组织的各种竞赛和练习，使它的士兵对人类的本性——反对杀死不进攻者——麻木不仁。

　　例如，在日军去南京的路上，日本的士兵被要求去参加杀人比赛，日本的新闻媒体把这种比赛当做体育项目进行热情采访。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是12月7日《日本广知新闻》刊登的题为“两中尉百人杀人竞赛彼此难分高下”（图片上为“少尉”—编注）的文章。

　　同属驻扎于句容县的片桐部队的向井敏明中尉和野田毅中尉进行友谊比赛，看谁在日军完全占领南京前，能首先用马刀砍死100个中国人，比赛已顺利到达最后阶段，两者几乎不分胜负。在星期六（12月5日）……据《朝日新闻》报道：比数是向井中尉砍死89人，野田中尉砍死78人。

　　一周以后，该报报道说他们两人都不清楚是谁选达到了100人的成绩，于是他们把目标提高到150人。“向井的刀刃在比赛中稍有损坏”，《日本广知新闻》报道说，“他解释说这是把一个中国士兵连钢盔带身躯全都劈成两半的结果。他声称，这个比赛很“有趣”。

　　这样的暴行并不仅仅发生在南京地区。这只是整个战争期间日本人在中国训练其士兵冷酷麻木的典型。一个叫田岛的日本士兵提供的下述证词并不鲜见：

　　有一天尾野少尉对我们说：“你们还没有杀过人呢，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些杀人练习。你决不能把中国人看　成是人，要把他们看成是连猪狗都不如的动物。勇敢些！　现在，自愿做杀人练习的，走到前面来。”

　　没有人动，少尉发怒了。

　　“你们真是一群胆小鬼！”他吼叫着，“你们没有一　个人称得上是一个日本军人。没有人自愿吗？那么，我就命令你们。”于是他开始点名，“大谷——吉川——上　野——田岛！”（天哪！叫到我了！）

　　我用颤抖的手举起我上着刺刀的枪，在上尉歇斯底里的咒骂声中，慢慢向那个吓坏了的中国人走去，他站　在坑旁，那坑是他帮助给自己挖的坟墓。我心里乞求他　的原谅，闭上眼睛，耳边响着少尉的咒骂声，把刺刀猛地扎入那个吓呆了的中国人。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他已经跌入坑里了。“刽子手！罪犯！”我骂自己。

　　对新兵来说，恐惧是自然的心理状态。在一个日本人的战时回忆录中，描述了一群日本新兵在他们目睹老乓把一群老百姓残酷折磨至死时，怎么也不能掩饰他们的震惊。他们的指挥官预料到了这种反应，井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所有的新兵都是这样，不过很快他们自己将做同样的事。”

　　但新军官也要有一个变得冷酷麻木的过程。一个名叫富水少壮的退投军官清楚地回忆起他自己从一个天真无邪的青年变成一个杀人机器的过程。当富水从广岛被派到39师团232联队时，他只是一个刚从军校毕业的新少尉。当他被介绍给他的部下时，富永惊呆了。“他们都目光邪恶”，他回忆说，“那不是人的眼睛，而且虎豹的眼睛。”

　　在前线，富永和其他新的候补军官都进行了集中训练，以加强他们对战争的忍耐力。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教官指着拘留区的一个瘦弱的中国人对这些军官说：“这些是供你们磨练勇气的活靶子。”教官日复一日地教他们如何砍头，如何刺死活战俘。

　　最后一天，我们被带到训练场。24个战俘被反绑双手蹲在那儿。他们被蒙着眼睛。已经挖好了一个长10米、宽2米、深3来多的大坑。联队长、大队长、和中队长们都坐在安排好了的座位上。田中少尉向联队长鞠躬并报告说：“我们现在开始。”他命令一个杂役兵把一个战俘拖到坑边，当这个战俘反抗时被拳打脚踢。田中转向我们并轮流审视我们每个人的表情。“应当这样砍头，”他说着，拔出他的军刀。他用一个长柄勺从水捅里舀了一勺水，倒在刀刃的两面。他嗖嗖地挥掉了水，举起他的军刀呈弓形。田中站在那个战俘后面，稳了稳身子，张开双腿，随着“嗨！”的一声人头落地。人头飞出一米多远。从身体中喷出两股鲜血，流进坑里。

　　那景象是那么可怕，我觉得简直要窒息了。

　　但富永渐渐学会了杀人。而且也越来越熟练。他不再觉得他的部下的目光邪恶了。对他来说，暴行成了例行公事，家常便饭。回顾他自己的经历，他写道：“是我们把他们变成这样的。把家庭中的孝子、慈父、好兄弟带到前线相互残杀。把人变成了杀人的恶魔。3个月的功夫，每个人都变成了魔鬼。”

　　一些日本士兵承认，对他们来说杀人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是，除了天皇．其他所有个人的生命——甚至他们自己的生命——都一钱不值。东史郎这个曾经目睹了南京一系列暴行的日本士兵，在写给我的信中，对他的战友们的行为做了极好的评论。在京都府福知山的第20步兵联队接受军事训练的两年里，他得到的是这样的教育：“效忠天皇重于山，而我们的生命轻于鸿毛。”他回忆道，在战争中一个士兵能获得的最高的荣誉就是裹尸而还；为天皇而死是最大的光荣，被敌人活捉是最大的耻辱。“如果我的生命不值钱，”东史郎给我写道，“那么一个敌人的生命就必然变得更不值钱……这种人生观使我们鄙视敌人，并最终导致大规模的屠杀和虐待俘虏。”

　　在一次又一次的采访中，从南京大屠杀回来的老兵们都诚实地交待了他们经历的那种全然丧失同情心和犯罪的感觉，甚至在他们折磨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时也是如此。永福角户坦率地谈到南京陷落时他的心情：

　　我记得卡车拉着我们沿着一条已被清理的路行驶，不断穿过成千上万的被屠杀的尸体堆。当我们停下来，从背后抓住一群中国战俘时，野狗正在啃噬着死尸。当时日本军官建议测试我的勇气。他拔出军刀，吐了一口唾液在上面，突然他猛的一挥，那刀就落在我们前面的一个蜷缩着的中国男孩的脖子上。领时人头落地，身休向前载倒，两股鲜血从脖子里喷出来。那军官建议我把这颗人头带回家作纪念品。我记得当我接过他的军刀开始杀人时，我自豪地笑了。

　　经过几乎60年的反省之后，永富角户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在日本当了医生，在他的候诊室里，他修建了一个悔悟神龛。病人们可以看到他在南京受到审判的录像带，以及他所犯罪恶的全部口供的录像带。这位医生的礼貌好客的举止和他令人恐惧的过去完全不相符，人们真难以想象他曾经是一个残忍的杀人狂。

　　“几乎没人知道，日本的士兵用刺刀挑起婴儿，活活把他们扔进开水锅里，”永富说，“他们结帮奸淫12岁到80岁的妇女，一旦她们不再能满足他们的性要求，就把她们杀死。我砍过人头，饿死过人，也烧死过人，还活埋过人，在我手下死去的人有200多。这真可怕，我简直成了动物并干了那些无人性的事。实在难以用语言来描述我当时的暴行。我真是个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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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南京沦陷

　　南京。一个长久以来被誉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艺术、政治中心之一的城市，一个3至6世纪作为古代中国首都，在14世纪又断断续续作为首都的城市。正是在南京，创作出了中国书法与绘画的精品，确立了汉语中四声体系。一些最著名的佛教经典在这里被编辑和抄写，由此而产生了经典的“六朝”骈体文（一种中国诗歌与散文的混合文体）。正是在南京，1842年签订了结束鸦片战争的条约，中国从此开埠通商。还是在南京，1911年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成为他新生共和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今天它还充满自豪地是中山陵的所在地。

　　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提起南京，他或是她都会向你描绘一幅这样一个城市的图画：在这个城市里遍布古代帝王的宫殿、奢华的陵墓、博物馆和纪念馆。这幅图画中还应包括修建于明朝的精雕细刻的将士和动物石像，著名的鼓楼（马可波罗700年前见过最早的鼓楼，令天见到的鼓楼是3个世纪后的一位军事统帅修建的，他曾在鼓楼上敲击一面巨大的鼓号令他的军队），还有南京郊外的景致——矗立在附近山峰和丘陵之上的寺庙，湖面上的茶亭与荷花，跨越长江的巨桥。

　　多少世纪以来，山水为南京提供的不仅是美丽的风光还有军事屏障。长江从西，紫金山从东，护卫着这个城市，借用一句描绘南京自然条件的古语：“虎踞龙蟠”。

　　但是可悲的是，南京城曾三次遭到入侵。

　　第一次入侵发生在1000多年前，6世纪末时，当时，野蛮的游牧部落毁坏了城内所有的重要建筑，甚至遍挖城墙内的土地。第二次入侵在1000多年后来临，1853－1856年间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了城市。领导他们的是一位狂热的领袖洪秀全，他在能使一个人跻身达官显贵的科举考试中落第后，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他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他要推翻清王朝的企图在13年内最终使大约2，　000万中国人丧生。起义军在十几年里以南京为都城直到他们被逐出，他们在撤退时把南京城焚为废墟，甚至毁掉了琉璃塔，这是一个由琉璃瓦构筑的多色宝塔，被认为是中国同类建筑中最美丽的。

　　在19世纪剩余的时间内，南京在和平与湮没无闻中沉睡．当满清皇帝在北方城市北京登基时，南京变得仅仅是一个文化名胜。它的再度显赫要到国民党人推翻清王朝并定都南京后，南京成为正式首都是在1928年。

　　到1937年，南京惨遭洗劫的那年，老南京，清王朝的南京正在与国民党的新南京竞争。扁担两端挑着装有小饭碗和茶壶的篮子的小食贩；在露天工厂弯腰织丝绸的手工织工；手工擀面的面店雇工；沿街叫卖锡器的锡匠；在雇客门前修鞋的鞋匠；在馋嘴的孩子们眼前制作出来的糖果，这些孩子的手中捏着中间有孔的铜钱；推着吱吱作响的独轮车的人，车上高高堆起的柴草让人既看不见车也看不见推车人，但是新气象也随处可见——正在逐渐取代泥路和石路的沥青路；最终取代汽灯、蜡烛和油灯的电灯；水龙头里流出的水代替了装在桶子里、在街上卖的水；坐满了军官，官吏，外交官的大、小轿车不停地按着喇叭，穿行在道路上，路上满是人群，有人力车夫，拉着蔬菜的骡车，缓慢前行的成群的行人和牲畜——狗、猫、马、猴子．甚至间或还有水牛或骆驼。

　　但是有些古老的东西让人感觉它是决不会变化的。环绕这个城市的是建于明代的古老而又巨大的石头城墙，有一位传教士称之为世界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他宣称，如果允许登上城墙之顶，肯定会看到中国最壮观的景象，从城南端的城墙顶上，越过修有缺口的灰色城墙可以看到，工人住宅区的土灰色砖瓦，有钱人家红色和灰色的瓦屋顶，然后转向北方，隐约可见的是政府区的高大的现代建筑物；政府各部和使馆按西方样式修建的大楼。

　　凝视东北方，可以辨认到背对着紫金山深黑山脉的白色耀眼的中山陵及散落的乡间别墅，这些别墅的所有者是南京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然后再看西北，闪现的是江边的工业活动：工厂中冒出的烟雾，运煤港筑出的污水，附近码头的汽船和战舰，通往北方和上海——南京之间铁路和铁轨穿过城市并在北部郊区的下关站交汇。沿着地平线，还能看见巨大、喧嚣的长江绕过南京城蜿蜒流向西北。

　　在1937年的夏天，南京所有的这些显赫与不合谐都在沉睡之中。潮湿闷热的空气久已使这个都城拥有“中国三大火炉”之一的称号。炎热混合着附近田野上泥土的刺鼻气味，使许多有钱人在酷暑中出城去海滨避暑地。对那些留在城里的人来说，夏天是经常瞌睡的日子，是懒洋洋地摇着蒲扇和竹扇的日子，最用竹席在屋前挡日晒的日子，夜晚邻里们走出火炉般的房屋，搬着藤椅涌入街道，用闲聊打发夜间的时光，然后在露天入睡。

　　没有人料到，几个月后战争会打到自己的家门口——把他们的家园投入烈火，街道浸透了鲜血。　8月15日，金陵大学心理学讲师张小松正要午睡，突然听到刺耳的警报声。她想：“是不是在搞空袭演习？为什么我没有在早报上看到通知？”

　　当8月初中日军队在上海开战时，南京政府也被迫准备敌人可能会进攻其它地方，中国官员不仅在城市内举行了空袭演习，还命令居民伪装房屋及修建防空洞。整个南京城里，人们把房屋的红顶和白墙涂成黑色，在地下挖洞以备躲藏。张心有余悸地回忆说：当时的情景就像是在准备“一场盛大的葬礼”。

　　因此，8月15日这天，在听到第二遍警报时，张小松警觉起来，但是在她同屋的朋友们劝她相信这是又一次演习，于是，她又回去躺在床上，街到她听沉闷的隆隆声，就像是炮声时，她又爬起来。“哦，这是雷声。”她的一位朋友说完又去读小说，张再次回去躺下，为自己大惊小怪而羞愧，直到她听到准确无误的枪炮声和飞机从头顶飞过的响声。就这样，南京经历了它历史上的第一次飞机轰炸。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南京经历几十次日军的空袭，居民被迫躲进地下室、壕沟和地上挖的洞中。日本飞行员不加选择地轰炸这个都城，对准学校，医院、电厂和政府大楼，成千上万的人被迫逃离这个城市，其中既有富人也有穷人。

　　邢峰鑫，现在是旧金山的开业中医，回忆起在1937年秋天和父母逃离南京时那种恶梦般的混乱情境。当时的邢只是一个11岁的孩子，他包起自己珍爱的收藏物准备上路：弹弓和石弹。祖母交给他的当铁路技师的父亲几个玉的和银的手镯，以备以后急需时典当用。藏着他们一家去汉口的火车拥挤不堪，成百的难民找不到座位只好坐在车厢顶上，还有一些也找不到座位的人就悬在火车下面，他们的身体离铁轨只有几英寸。在整个旅途中，邢不断地听说有人被甩出火车或卷进车轮。旅途中日本轰炸机袭击火车，他们全家只好跳离火车躲进一个墓地，邢才总算幸免于难。

　　我自己的祖父母也是在南京撤离中险些永远地失散了。1937年秋天，我的祖父张铁君，一位诗人和记者，政府的国民党哲学的教员。在日本轰炸首都时，他和家人被迫不断地躲进用木板和沙袋掩盖的沟里。到10月，他认为留在南京对我祖母（当时她是一个20多岁的孕妇）和姨妈（当时是一个11岁的幼儿）不安全。两人回到外祖母在乡下的娘家，一个靠近无锡的村庄。无锡是位于南京和上海之间的太湖边的一座城市。

　　到11月，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我的祖父离开南京去看他的妻子和家人。几天后回到南京，他发现他的工作单位全体在忙于整理行装准备撤离这个城市。据说，已经决定他所在的单位乘船前往长江边上的一个城市——芜湖，祖父带信给家人，让他们立刻前往那里与他会合。

　　但是他们差点没有能赶到那里。日军的空袭摧毁了我祖母娘家与芜湖之间的铁轨，唯一的通道是乘小船走遍布这一地区的纵横交错的狭窄河道。

　　我的祖父焦虑地在码头等了4天之久，扫视一船又一船的难民。到第四天，他的家人还是没有到达，他被迫作出不曾有人作过的选择：乘坐下一趟也是最后一趟船离开芜湖，他相信他的妻子和女儿不会在前往南京的途中，也不会留在南京，当时他已经清楚地知道这座城市不久就要陷落。

　　绝望中，他声嘶力竭地对着天空呼喊着爱妻的名字“以白”！然后，像是来自遥远的回声，他听到回答。回答来自最后一艘正从远处靠近码头的小船，一艘截着他的妻子、女儿和我祖母的几位亲属的小船。我母亲总是对我说他们的团圆是一个奇迹。

　　许多南京人没有能像我的祖父母那样逃离，而是留在南京城里度过整个11月，有些人是采取观望态度，有些人留下是因为年迈和贫穷而别无选择。11月不断地给他们带来坏消息——上海的战事进展不利。大批的中国士兵从战场回来，许多人还是孩子，不到12岁，他们精疲力竭、遍体鳞伤、士气低落，神情黯然地列队前行或是坐在挂有红十字旗帜的大卡车里。让人感到安慰的是能看见装备精良的新部队穿过街道列队走向江边，在那里登上由驳船牵引的船开往战场．显然战斗还没有结束。顶着大雨狂风，小型的现代中国坦克，从南京隆隆驶向上海，跟在后面的是驮着军衣、毯子、步枪、机关枪的骡群。

　　这个月末，绝望的消息终于传到南京。上海——“中国的纽约城”——陷落了。20万日本军队现在站在上海与首都之间，同时有70万中国军队在败退。他们带来的是谁也不愿意听到的消息。上海已成废墟，日军正从上海向南京挺进。

　　丢失上海对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是一个打击。面对丢失了中国最大的城市，蒋试图解决一个两难问题：是保卫南京打退日本人还是把首都迁至更安全的地带。最后这位总司令决定两样都要。但是不是由他本人留在南京保卫南京，而是把重担交给别人——一位名叫唐生智的下属。

　　唐生智奉命保卫南京

　　蒋介石与唐生智的关系非常奥妙。他们谁也不信任对方——在生命中的不同时期，他们确实既是合作者又是竞争对手。例如，在北伐时，当时国民党想要统一全国，唐生智帮助蒋介石打赢了反对封建军阀的战争。但是唐从来没有对蒋表示过特殊的忠心，而且两人之间的权力之争两度使唐流亡海外——一次是去香港，另一次是去日本。但是1931年在中日满洲危机爆发时，为了加强中国的国防力量，蒋介石又将唐生智重新召回军队。唐迅速升为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到1937年他已成为蒋的军事训练总监。

　　1937年1l月，在几次关于保卫还是放弃南京的高层军事会议中，唐生智最终成了蒋介石顾问中唯一的一个主张加强南京防御的人。他认为，中国军队保卫南京，能减慢日军的前进速度，并给其余中国军队休整的机会。

　　但是当蒋问到谁留在南京领导保卫战时，唐和其它的军官都默不作声。蒋最后将了唐一军：“不是我留下，就是你留下。”面对他的逼视，唐肯定感到别无选择。他说：“我怎么能让总司令留下？”他承诺他将留在南京战斗到死。

　　决定将保卫南京托付给唐成了一大新闻。11月27日，唐在记者招待会上鼓舞士气。他向记者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发誓要与南京共存亡。他的演讲太感人了，结束时博得了记者的热烈掌声。

　　但是也有些记者注意到唐表现得极为焦虑不安。实际上他刚刚大病痊愈，用一名外国记者的话说，他似乎“如果不是昏昏沉沉的也是茫然若失的样子”。他大汗淋漓，要人递给他热毛巾擦干前额。

　　也许蒋介石知道唐生智根本不可能与处于上风的日本军队作战，指派他仅仅是要显得好像中国人真的正在加强防御。也许是谨慎告诉蒋介石应准备第二方案以备不患。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在11月的后半个月实施了第二方案。首先，蒋介石命令大多数政府官员转移到南京以西的三个城市——长沙、汉口、重庆——这使在留守的官员中的谣言越传越烈：他们已被抛弃，任凭日术人宰割。几天之内，装满箱子的官员汽车堵塞了街道。然后，这些汽车迅速地消失了。公共汽车和人力车也装满撤退的政府官员离去，弄得城市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很快几乎所有的汽车都走了，甚至那些往常从乡下运大米到南京的汽车也都走了。随后，11月中旬，5万中国军队到达，取代了离去的政府官员。他们来自上游港口，先卸下一箱又一箱的武器，然后开始占据自己挑选的空荡荡的政府大楼。到12月份，估计有9万中国军队驻扎在南京地区。

　　军队改变了南京的面貌。中国士兵在大街上挖壕构，埋地下电话线，在城市十宇路口拉有倒刺的铁丝网——十字路口开始变得像战场。军队也驻扎在城墙上，安装的机关枪护卫着古战场。他们关闭了所有的城门，只留下3个，为军队运输保留一条狭窄的通道。所有的城门都用20英尺高的沙袋挡住，再用木料和角铁加固。还至少将一个城门用混凝土浇铸成一面墙。

　　12月初，军队还用火烧干净了沿护城河1英里宽的作战区域，根本无视损失和伤害。造成的损失无法计算。在城郊，毁掉的有汽油，弹药、营房、农业研究的实验室、警察训练学校和中山陵中的建筑。在乡村，士兵烧掉了茅草房、带顶的农舍、树木、竹林和灌木丛。南京主要郊区无一幸免。军队把住在下关和南门周围的居民赶进城墙内，然后再烧掉他们的住房。那些要被毁掉住房的人被告知在几小时内搬走，否则就按间谍罪逮捕。军方的理由是焚毁是战略决定，为的是不消灭任何可能为侵略者所利用的建筑。但是一个外国记者指出：烧焦的墙可以像真正的建筑物一样被日军用来抵挡炮火。他推测放火其实是中国人在“发泄狂怒与绝望”——想要只留给日本人一片焦土。

　　城市就这样在为迎击侵略作准备。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只要有力量、有判断力、有钱、有机会离开，都开始出逃。所有的博物馆馆藏都装箱运走。12月2日，数百箱故宫博物馆中的珍宝——几乎是中国文化遗产的全部——装上船运往城外的安全地方储存起来。6天后，12月8日，蒋介石、他的妻子、还有他的顾问乘飞机离开南京城。毫无疑问，日军即将开始围攻南京。

　　四天沦陷之谜

　　几十年来，南京大屠杀的谜团之一是，有那么多的士兵驻守在这里，南京怎么会仅在4天之内，到1939年12月12日晚就陷落了呢？总之，军队在被包围时有足够坚守至少5个月的弹药。原因之一是，许多幸存者，记者和历史学家把溃败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士兵士气崩溃。他们还把唐说成是恶棍，他在部队最需要他的时候抛弃了他们。

　　后来根据新公布的文件写成的历史显示了一幅不同的画面。在上海战役中，几乎有3，　000架飞机的日本空军使只有300架飞机的弱小的中国空军相形见绌。在其他方面，中国空军也不能与日本相比。上海战役中，意大利训练的中国飞行员对着城市乱投炸弹，向附近的西方船只投炸弹，甚至向拥挤的街道和外国居民区内的建筑物投炸弹。

　　但是，一个弱小的空军也比没有空军强。这就是唐生智面临的形势。12月8日，蒋介石和他的顾问离开了南京，同时离开的还有全部中国空军。在以后的4天里，唐在作战中得不到任何有日军运动的空中战略情报，因而使布置在南京周围山顶和丘陵上昂贵的大炮没有多少效力。

　　第二，转移到重庆的政府官员带走了几乎所有先进的通讯设备；因而军队的各部分不能互相联系。

　　第三，军队不是来自同一地区，互相交谈有语言困难。一位在南京战场工作过的护士回忆说，中国军医说广东话而中国士兵说普通话，这种形势在医院造成了无数的误会。

　　第四，这支军队中的许多“士兵”是在一夜间成为士兵的，他们是被绑架来的或是从农村违背他们的意愿强拉入伍的。许多人在来南京前从未拿过枪。由于子弹匮乏，没有人浪费子弹训练这些新入伍的士兵学习射击。而在有过作战的经验的士兵中，许多人刚从上海回来。他们疲惫、饥饿、患病，多数人精疲力竭，难以完成修建掩体，在城内挖壕沟的必要准备工作。

　　最糟的是，中国士兵没有一点凝聚力和目标感。在一份关于南京形势的战斗报告中，一位中国军官指出，只要占领一个地方，他们情愿无所事事，也不会主动帮助附近正在与日军作战的其他部队。指挥官也并不表现得更好。报告评论说，他们互不信任，因此，日军得以从一个地区运动至另一地区，将中国军队一个一个地击败。

　　12月9日，日本飞机开始在南京附近撒传单，传单是由日军三个将军之一的松井石根起草。传单写道“保护无辜平民和文化遗迹”的最好方法是投降。传单说，日军将“冷酷无情地对待反抗的人”，但是将“善意和慷慨地对待非军事人员和不对日军采取敌意的中国军队。”传单要求，南京城在24小时内，即第二天中午投降。“否则，将使用所有的战争恐怖手段。”

　　在公开场合，唐生智对最后通牒的条款表示愤慨。他把传单摔在地上，向所有部队发布了两条命令。第一条命令是严禁部队撤退。命令说：“我们的军队必须为保卫前线的每一寸土地而战。”“任何不服从命令而撤退的人，将严惩不贷。”第二条命令严禁任何军事部门私自使用船只渡江。如果任何军事单位拥有船只，应将其交回运输部门。唐指定第79军为负责指挥及处理运输事务的单位，并警告将船只用于私人目的任何军事人员都将受到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