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麦家的文类“密码”

　　以往，以革命战争年代的敌我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叙事很容易走入两种创作路向：一是选用惯有的“革命历史题材”，采取“宏大叙事”的框架，纵览历史洪流或切入某个重要时段，描绘其间的革命英雄群像和典型人物，以舒卷时代风云、铺展社会变迁、抒发历史感慨，像“十七年”文学中的《红旗谱》《红日》《保卫延安》等。二是用个体视角或文化（风俗）眼光，反观和重构历史，在对个人的人生轨迹、命运遭际的喟叹中，辐射民族家国的盛衰，追溯社会文化的沿革，寄托对道德人伦、世道人心、风俗变迁的反思，进而阐发独特的文化立场、道德评判，如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都梁的《亮剑》等。这两种创作路向，或使用顺序分明的线性叙事，或使用见微知著的全知叙事，以求对历史和人生的全面观照、对文化和人性的深刻剖析。

　　麦家没有沿袭以上两种路数，《解密》《暗算》《风声》等的先锋性，首先是对叙事“难度”的刻意追求。《解密》表面上以“起、承、转、合”的中国古代话本传统来安排结构，但在开端的“起”用全知视角交代容家的传奇背景之后，叙事者就直接参与文中，以类似记者的身份，去进行多方访谈，搜集人物行状，追寻秘闻遗事，小说主体由此呈现为多角度、多声部的叙事笔调。通过叙事者对人物生平事迹的提炼、转述，贯通了容先生、郑局长、小翟、严实、希伊斯夫人范丽丽等人的口述记录，将容金珍的人生经历、命运悲剧全面而细微地铺展于读者眼前：诡异惊心的出生，孤寂的少年时光，不凡的学习岁月，与希伊斯之间亦师、亦友、亦敌的关系，被秘密抽调后的音迹杳无，在701立下不能公诸于众的传奇功绩，以及最后因笔记本被窃而变疯……与此同时，叙事者又不断插入对自己访谈行踪、创作心路的记述。最后以容金珍留下的唯一已解密的笔记本，让人物自己将混乱零散的自我意识展现于读者眼前。这样多视角、时序往复的叙事安排，串联成一张“迷宫”般交叉错杂的叙事网络，“将单一的故事丰富化，将缺少动作性的人物立体化”，对应着容金珍的人生的不同阶段，从行为表象到心理深处，剖开其人生隐秘；既各有侧重，又环环相扣；虚实难辨，谜底始终未能真正解开。《解密》将回溯访谈与情境再现结合，冷峻写实与心理分析交织，多种叙事、意识流动和哲理性议论闪回穿插的写法，既呈现出博尔赫斯式岔路纵横的“迷宫”色彩，也呈现类似马尔克斯《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众声喧哗”的复调风格。

　　《暗算》的笔法更加从容余裕，减少了刻意模仿、刻意雕琢的痕迹，但先锋味道仍然浓厚。小说由“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三部分组成，宛若几部中篇小说的汇聚。其通过实录见证者访谈的口吻，再现了阿炳、黄依依、陈二湖、韦夫、林英等人的故事。神秘单位701及其侦听、破密、谍战等工作是贯通全书的主要线索，它使叙事前后勾连、逻辑完整、形散神聚、不嫌杂乱。但701单位在小说中更为重要的功能，则是以其隐秘机密、常人难以了解的各种工作，作为始终存在的核心故事背景，让全书始终笼罩在一种神秘氛围之下。在开端的“序”中，叙事者再次自我置入，神秘兮兮地交代了创作本书的因由，是“源自我的一次奇特的邂逅”，这邂逅将“我”——“墨镜记者”或者“麦家”，带向了神秘的701，由此建立了与本书的“源头关系”；这邂逅也“把我从根本上改变了”，使“现在的我，以写作为乐，为荣，为苦，为父母，为孩子，为一切……这是我的命运，我无从选择”。“我”的创作是“偶然”造就，又似乎命中注定，“我”在展现701特工们的“秘密，神奇，性感”以及“命运的辛酸和无奈”之时，自己的命运也因此改变。叙事者不断地介入故事、关涉人物行迹的写法，让人不难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先锋作家马原擅用的叙事“圈套”。此外，《暗算》使用的多声部访谈、多视角呈现式叙事，比《解密》更为繁复多样：陈二湖的故事，就是由其徒施国光的日记，及施国光与其女陈思思、其子陈思兵的通信组成；701行动局利用肺炎致死的北越士兵韦夫李代桃僵，伪装成南越海军军官胡海洋的尸体，向美军传递迷惑性情报的故事，则是通过韦夫的“灵魂之说”娓娓道来，别有灵异诡奇的风格。

　　前作的成功，让《风声》对叙事“难度”的追求来得更为自信和老到。《风声》分“东风”“西风”和“静风”三部分，每部分彼此关联、互为参照，又自说自话、相互冲突。“东风”以“互文”开篇，叙事者煞有介事自承《暗算》是“胡思乱想”的编造，奉劝读者和观众不要对号入座。但通过对潘教授及其父潘老的访谈，叙事者用传统的全知叙事，聚焦谁是“老鬼”这一悬念，转述了中共地下党员李宁玉在近乎绝境的密室中，冷静周旋于日伪匪特、军统特工之间，最终以生命的代价送出珍贵情报、挽救党组织的故事，谜底也由此解开，李宁玉就是“老鬼”。然而在“西风”中，当年的军统特工顾小梦的现身说法与上文却大相径庭：叙事者与她交谈，转述她的故事，还原她的自述录音，猜测她和李宁玉的心理，其间不时穿插往事的回忆、史料的摘录、意识的流动。在全知叙事、限知叙事等的多视角转换中，谜底发生翻转，情报原来是李宁玉决心牺牲后，软硬兼施央求顾小梦送出的，从而形成对“东风”的重构和抵牾。其后的“静风”则被叙事者称为“阴面”，在不厌其烦的倒叙中，通过类似“历史考据癖”的实录笔墨，追溯了故事中多数人物的家世和行止，梳理了国仇家恨、恩怨情仇、纠结关系、时空阻隔中的人物事迹，看似是对前述故事（所谓“阳面”）的引证和补充，实则是一种拆解和破坏，是刻意加大写作“难度”，仍是给读者留下的一个个未解的谜，让他们掩卷长思，意犹未尽。

　　所以，一方面，《解密》《暗算》《风声》的叙事基调，如有论者所称道的，以精密纵深的逻辑取胜，它是高度理性的：“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将条件尽可能简化，压缩成抽象的逻辑……向着目标一步一步走近——这是一条狭路，也是被他自己限制的，但正因为狭，于是直向纵深处，就像刀锋”。这是高度理性的简化，是写作能力的智力挑战，麦家不断进行着既指向明确、又多向并进，冲突又包容的各种叙事尝试，造就了“元叙事”的特质。另一方面，自我指涉、穿插重构、相互抵牾的多视角叙事，也充满了非理性的丰富、复杂，为阅读埋下一个个引人入彀的陷阱：如博尔赫斯的“迷宫”那样神秘错杂、交叉分岔。叙事者故意设置了重重叙事密码，挑战读者的阅读智慧，引逗读者试图去拨开神秘之雾，在“众声喧哗”中梳理故事脉络，寻找人物命运轨迹，探究世界终极奥义。但叙事者不负责提供谜底和真相，或者说叙事者通过这样错杂的写法，嘲弄了所谓的真实和真相，消解了读者妄图“解密”的阅读心理。这体现了麦家追求小说“难度”和“技艺”的努力，它们并非无源无本的独创，而是深受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人小说观念及重要作品的影响，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先锋文学也有着某些关联。

　　密码二：深度意涵与命运解码

　　通过先锋形式的叙事，《解密》《暗算》《风声》也突出了先锋意涵，即在“特情”题材、“密码”意象和“解密”过程下，蕴含着对世界神秘、命运荒诞、人生无常的深切思索。这是对思想或哲理的开掘，让麦家的小说显示出一种“深度”。

　　密码的理论根基主要来自数学，这也是代表着人类的高超智慧、闪耀着严密的理性之光的学科之一。就如《解密》中郑局长所阐释的，密码是“由几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演绎的秘密”，它带来“最最高级的厮杀和搏斗”，而麦家笔下的“造密”“解密”高手，如容金珍、希伊斯、黄依依、陈二湖等，多是聪明绝顶的数学天才，容金珍甚至具备在人工智能领域获得造诣的绝佳潜力。但也正是“设密”到“解密”的过程，对科学探索以及人类的智慧、理性、人性、命运，进行了嘲弄和毁坏。在麦家小说的多处，叙事者通过不同人物的口吻，阐述了对密码的认识。在《解密》中，作为“紫密”的制作者，希伊斯痛陈：“不论是制造密码，还是破译密码，密码的本质是反科学、反文明的，是人类毒杀科学和科学家的阴谋和陷阱。这里面需要智慧，但却是魔鬼的智慧，只会使人变得更加奸诈、邪恶；这里面充满挑战，但却是无聊的挑战，对人类进步一无是处。”把容金珍亲自带进701的郑局长说，密码把“人类大批精英圈在一起似乎不是要使用他们的天才，而只是想叫他们活活憋死，悄悄埋葬”，所以“破译事业是人类最残酷的事业”。叙事者则将容金珍踏入701工作称作“是一个阴谋，一个阴谋中的阴谋”。在《暗算》中，钱局长直指密码的“反人性”本质，它“孤独”“阴暗”，“是人间最大的诈”，破译密码就像“听死人的心跳声”，需要一颗“恶毒的心”。陈二湖点出了密码混淆所有常态的险恶之处：“在密码世界里，没有肉眼看得到的东西，眼睛看到是什么，结果往往肯定不是什么，你肯定不是你，我肯定不是我，桌子肯定不是桌子,黑板肯定不是黑板，今天肯定不是今天，阳光肯定不是阳光。世上的东西就是这样，最复杂的往往就是最简单的。”这些言语，表面上说的是密码，但却隐含了作者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看法，令人不禁想起博尔赫斯笔下有无限可能的时空“迷宫”、知识“迷宫”。余华也曾在《虚伪的作品》中论到，“文明”和“秩序”之下，“混乱”和“暴力”才是最大的真实。也许，世界之于人类很大程度上就是异己的、反人性的，那些呈现在人眼前似乎井然有序的表象都像是“谜面”，而最适合破解这些奥秘的，唯有疯子，或是与疯子只有一线之隔的天才。

　　近几个世纪以来，出现了各种非理性主义哲学、精神分析理论，人类借此不断运用在传统理性看来近乎疯狂的天才构想，对世界进行重新认识和重新“解密”，但破解了“紫密”，还有“黑密”；破解了“乌密一号”，还有“乌密二号”、还有“火密”，密码永远层出不穷。这和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过程如此相像，人类发展了科学，创造了知识，一次次解开了宇宙万物的某些谜底，却一次次陷入更多、更深的谜团；人类解开的谜底越多，却愈加发现自己的无知和迷茫。世界的本质代表了一种神性，充满了让人膜拜、又让人恐怖的力量，爱因斯坦称之为“奥妙的经验”“最深奥的理性”，人类只可窥见一鳞半爪，对它的尊崇让爱因斯坦树立了“宗教感情”。容金珍在变疯前，也出现了类似于神谕的幻觉，它将“复杂”和“完整”、“美好”与“罪恶”、“善良”与“可怕”集于一身。其实，容金珍的传奇人生和最终命运，本就充满了神性色彩。特别是“外一篇”中自我的内心袒露，有的直接就从《圣经》中拿来，多数也像教徒的虔诚告白，如“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这与西洋老爹爹对容金珍自幼的基督教熏陶有关，更是他从事的职业所决定的，他的偶像亚山的密码巨著就叫《天书》（或《神写下的文字》），破译密码就是解读“天书”和“神言”。这使得小说隐隐透出悲天悯人的宗教意味，内涵更显深沉。

　　不可捉摸、无法企及的神性，使得麦家笔下的人物事迹也如同密码一样荒唐离奇、诡异莫测，它们比“黑密”“乌密”更难破译。 麦家小说中的主人公们，既有天才、智者、天使、英雄的特质，又杂糅着疯子、痴愚、魔女、凡人的品性。他们在“听风”“看风”“捕风”的秘密领域中禀赋特异、宛若神人般可敬可叹，却在普通的人情世故、凡俗生活中举步维艰，如同孩童可笑可悲。他们为特情事业倾尽天才、智慧、家庭，乃至生命，但其工作更加深了人类之间的谲诈和算计，且大多数也因这工作，导致亲人分离、夫妻反目、生命破碎，人生结局悲凉，功劳鲜为人知。他们的命运轨迹，好像都被“偶然”和“天意”捉弄，其中也蕴含着不由自主、不可抗拒的“必然”和“宿命”。

　　其实，麦家更为着力设置的，是人生和命运的“密码”，指向了人类“认识你自己”的永恒之谜。这个密码充满着无数对立、交叉、悖谬、融合的元素，错杂繁复不比世界的“迷宫”逊色。麦家小说的主人公们没有一个能破解自己的人生密码，走出命运的迷途；虽然几部小说中，常有转换叙事角度的评说、议论、叹息，表达了作者对主人公命运的哲理思考，但也没有真正提供“人的密码”最后的谜底。即便是作者、读者，谁又能说已经彻底洞悉了自我和人类的“密码”呢？所以在《解密》《暗算》《风声》特异隐秘的题材下，容金珍、阿炳、李宁玉等人的命运看起来荒诞、神秘、离奇，却又那么的真实、确切、可信，能够辐射到每一个人身上，让人们对自己的人生进行自省和反观。麦家在书中借受访者之口，将人物的人生悲剧，归结于天才的珍贵、易碎，归结于他们和普通人情、世俗社会的格格不入，归结于他们近乎病态的人格性情。麦家似乎故意在将读者引向人生的迷宫：也许，无关身份、道德、学识、人性等差异，每一个人的人生之路，都可能交织着必然和偶然、有意和无意、善与恶、智与傻、简单与复杂、理性与疯狂、崇高与下作、光荣与丑陋、神性与兽性……人们总在追求、选择、规避、调整，试图将命运的“密码”掌握于己手，结果却依然难免迷失方向，坠入不可知的命运“暗道”“洞穴”“陷阱”之中。人生的无常、命运的荒诞，或多或少会在每一个人身上上演，似乎谁都难以摆脱。麦家通过世界“迷宫”与“人的密码”的对应，叠加进对人生、对命运的反思和感慨，既寄寓深切的悲悯情怀，又进行深刻到直指本质的哲思，使得他的小说显示出一种“深度”。

　　密码三：建构高度与英雄赞歌

　　如上所述，麦家的大多数作品，在叙事、意涵的先锋性上，与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还有罗布·格里耶的《橡皮》、埃科的《玫瑰之名》等带有侦探或悬疑色彩的世界文学经典，有着明显的传承、借鉴和重写的关系，并凭此获得文坛和评论界的一片赞誉。后者的此类故事，被论者命名为“玄学侦探小说”，他们将“案件—真相”“话语—意义”的二元思维彻底推翻，拆解直指以理性为主宰的线性逻辑和因果律关系，重视语言和叙事的本体，刻意建造“能指”的话语圈套和叙事“迷宫”，隐匿模糊“所指”或让“所指”不断滑动（让侦探无功而返、罪犯不知所踪、案件真相流于迷茫），并且模糊文学虚构与现实生活的界限，表达了许多对世界、历史、时空、知识、语言、文学等各领域新的理解和思考。这样的创作姿态基本是解构的，对以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民族大义、正邪善恶之争为核心价值的侦探使命和事业责任，或者采取颠覆、嘲弄的姿态，或者将其忽略、悬置。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往往是一些被嘲弄、被戏谑的“失败的侦探”，其行为往往荒唐无奈、尴尬可笑，个人气质也是卑俗平庸，匮乏英雄气概、智慧闪光、悲壮精神和浪漫气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马原的《大师》《错误》《黑道》等，余华的《河边的错误》《偶然事件》，王朔的《我是狼》和“单立人探案”系列，格非的《追忆乌攸先生》《蚌壳》《雨季的感觉》等，也大致可归入此类。

　　然而，《解密》《暗算》《风声》等小说在大众读者中的广受关注，持续畅销，小众化的先锋技法和先锋意识，自然不是其小说魅力和阅读价值的全部“密码”所在。就像那没有上锁的“黑密”，麦家的创作密码，还在于它没有亦步亦趋地解构传统价值，而是再次为之建构了一种“高度”：从一眼可见对革命历史题材的选择，到坦率自陈以赞美讴歌为主的创作动机；从以神秘笔墨着力塑造秉性各异的特情英雄群像，到整体造就悲壮深沉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在对家国、民族、革命、理想等传统价值的回归与重构中，麦家显示出对当代中国文学某种趋势的反拨：“仍然普遍沉迷于一己之私，一己之悲欢，而很难从一种小情绪、小格局里走出来，关注更大的母题。”由此，将麦家的代表作称为“新红色经典”，归入“主旋律”文学的范畴，视为革命英雄的赞歌，是不无道理的。

　　早年的短暂特情工作经历，是麦家创作的主要源泉之一。在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颁奖礼的获奖感言中，麦家提到了那“非常不寻常的地方”和“秘密的军营”，以及那群“特殊的军人”，他称“他们是人中精灵，他们的智慧可以炼成金，他们罕见迷人的才华和胆识本来可以让他们成为名利场上的宠儿，但由于从事了特殊的职业，他们一直生活在世俗的阳光无法照射到的角落，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命运是我们永远的秘密……时代在转眼间变得喧嚣，越是喧嚣，他们在我心间的形象越是变得鲜明、亮丽。我知道时代变了，有些美德变成了迂腐，有些崇高变成了可笑，有些秘密变成了家喻户晓，但我相信，他们没有变，他们不会变，他们不能变，他们依然是从前，我为他们感动，也为他们心酸。就这样，我以魔术的方式再现了他们，这也是唯一能展现他们的方式……”这番感情洋溢、别有怀抱的致辞，是对自己创作动机的真诚表白。 虽然写法上虚实难辨，但毫无疑问，麦家的基本写作立场，是将创作的题材领域介入曾经深藏、鲜为人知、渐被遗忘的“红色记忆”，对隐秘战线不为人知的英雄，给予了由衷的赞美、深沉的敬意和悲凉的感叹。借此，也对当下喧嚣时代丢弃神圣使命、放逐崇高理想、忘却牺牲精神、颠覆英雄品质的趋势，进行了隐晦的批判；在不无惆怅中，作家也暗暗用文字缅怀了自己永难忘怀的青春痕迹和人生记忆。

　　从《解密》《暗算》，再到《风声》，麦家“坚持塑造一种强悍有力、同时具有理想光芒的人格。”他的主人公们投身神秘凶险的特情或谍报事业，抛却正常的生活，牺牲家庭、情感和生命，倾尽天才、意志和智慧，为拯救国家危亡、捍卫民族利益、实现革命理想立下了不为人知的卓越功绩，值得后世铭记和赞美。早年此类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有，如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陈屿的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但是作为主人公的地下英雄往往被神化，带着些“高大上”的影子。麦家塑造的则是别样的“英雄”——不是“凭借意志力量克服人类弱点和局限的超凡脱俗的英雄”，而是心智有致命弱点，道德并不完美，性格残缺的不完美英雄，是最终被命运之手拨弄、人生遭遇毁灭的悲剧英雄，这是麦家小说的另一核心密码。容金珍、黄依依、陈二湖、林英、李宁玉等人物，都“肩负起一个巨大的使命，并赋予这个使命以无比崇高的伦理光环……他们的人生悲剧、命运悲剧，都因为这种巨大的使命而显得崇高和壮烈”，这“巨大的使命”，就是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大义、愿为之献出一切的革命理想。对于这种传统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以及承载着责任使命、并为之付出牺牲的不完美的悲剧英雄的命运，麦家进行了一些深入的反思，但绝无嘲弄和调侃，相反是满怀尊重、热爱、敬意和崇仰，这使得《解密》《暗算》《风声》等在哲理、智性的意蕴外，又具备一种与众不同的崇高精神和悲壮风格。

　　主人公之外，麦家小说的次要人物也表达了对“巨大的使命”的忠诚，甘愿为此作出牺牲的精神。像容先生对701工作隐秘的理解：“一个秘密对自己的亲人隐瞒了几十年甚至一辈子，是不公平的，但如果不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可能不存在，起码有不存在的危险，不公平也只有让它不公平了”。而小翟对容金珍的爱，就像爱自己国家一样的神圣，永不后悔。如《暗算》和《风声》，都在密室内外、各方势力之间，或隐或现地勾勒了特情人员的英雄群像，几乎个个光彩照人：陈二湖的妻子将一生献给了“迷醉在红墙里的丈夫”，积劳成疾患癌离世，至死信念不变；代号“老汉”的二太太林迎春忠诚坚定、无私无畏，不惜深入虎穴、以身事贼、抗日锄奸，暴露后凛然就义；其他如林英、“老K”、金深水等地下工作者，也是为了忠诚信仰、革命理想而前仆后继，不惜付出自己的一切；甚至因背叛而导致阿炳自杀的林小芳，其出轨产子、奉养婆婆的道德悖谬，也是出于对国家的使命感。他（她）们和主人公相映生辉，都散发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气概。

　　《解密》《暗算》《风声》中的不完美英雄及其身边的人们，固然无法避免人生的悲剧、命运的荒诞，但都显露出一种为了国家、民族献身的“殉道”意味，崇高而悲壮，不能不让读者尊敬、感动。因此，麦家通过《解密》《暗算》《风声》等作品，在重写革命历史题材、再述敌我较量的故事之际，通过塑造个性禀赋特异、让人印象深刻的英雄形象，唤起了人们内心对已渐被遗忘的某些伟大理想、崇高精神、美好品德的向往；同时针对现今这个世俗化、多元化的社会，彰显了“红色经典”之中所蕴含的“一直支撑着我们民族的伟大魂魄”。在这种价值层面上，麦家小说被赞为“是有真正的人物的，他笔下的人生是可以站立起来的；他的小说是在为一种有力量的人生、一种雄浑的精神存在作证”。他以笔为旗，再次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学中久违了的理想、精神、人格的“高度”，因而获得了来自官方评价和民间接受的普遍认可。

　　密码四：呈现广度与热点效应

　　对于世俗大众和某些评论将自己小说贴上各种通俗文类的标签，早年的麦家是颇不认同的，他不喜欢被拿来与阿加莎·克里斯蒂等推理小说家做比较，但是，后来出版的麦家文集中，却有不少阐述对阿加莎·克里斯蒂和雷蒙德·钱德勒的阅读感受的文字，而且赞誉有加、钦佩不已。提及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时候，麦家认为其小说带给读者最大的阅读魅力是：“智力受到挑战，好奇心得到满足”，以及无所不在的“悬疑”之谜。对于雷蒙德·钱德勒的小说，麦家自陈既沉浸于那“令人心花怒放的虚拟的国度里”，又让“我的注意力时常被他别致、精到的比喻，准确、夸张的修辞所吸引，而忘记了案情的发展，故事的跌宕”。麦家尤其欣赏的是，“钱德勒把单调的侦探小说写得丰润又迷人，紧张又柔软，扣人心弦又诗意绵绵，跟我们常见的正统文学别无二致”；从而在“小说的好看与耐看之间”找到了“一条可以沟通的暗道，所谓龙蛇一身，雅俗共赏”。因此，《解密》《暗算》《风声》等的故事，之所以获得了广泛的畅销书效应，其密码还在于作家兼取文类、作品跨越语境，呈现出一种技法和接受的“广度”，形成大众文化的热点效应：其一，在先锋的意识、技法外，麦家借鉴许多通俗文类的情节要素以及设境、叙事、写人、用语的方法，带来了很强的可读性、普及性。其二，在大众文化为主宰的文化格局下，在传统“红色经典”再热、“新红色经典”不断问世的文学背景下，麦家的小说打开了一扇扇特情工作的隐秘之门，塑造了别开生面、形象独特的“红色英雄”，带给读者新异的阅读体验和阅读趣味。作品出版后，随之而来影视媒体的改编拍摄和某些商业化运作，也使麦家汇入当代大众文化的潮流，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受众面和流行性。

　　可以推测，麦家的创作，的确未曾有意使用侦探小说惯用的通俗技法，但从他所尊崇的博尔赫斯、纳博科夫的小说中，麦家也许无意间汲取了某些跨越雅俗、改写化用，可以带来奇特效果的通俗文类特质。《解密》《暗算》《风声》中，也营造出神秘诡异的密闭环境，渲染了紧张刺激的气氛，设置层层推进、多方铺展的悬念，讲述鲜为人知、惊险跌宕的特工故事……都对应了通俗小说基本的情节元素和心理机制——“设疑”与“窥秘”。如容金珍的家世、出生、经历，就始终笼于神秘之中，随着一个个谜被多方的证言所解而渐次展开：“大头虫”的命运将会怎样？他去的701究竟是个什么单位？他怎样解开“紫密”的，能解开“黑密”吗？希伊斯给他的来信到底是何目的？笔记本被窃为何让他致疯？这些悬疑及解密，丝丝入扣，波澜迭生，读来使人欲罢不能，与侦探小说很是相似。还有风流放纵的黄依依，严谨古板的陈二湖，兼具“炽热的金”和“柔软的银”气质的林英（《风声》中“老汉”也获得了这两句评价），从冷静至极到歇斯底里爆发的李宁玉……随着叙事者、访谈者的讲述，他（她）们的故事也在多位见证者的访谈中，随着一个个悬念的设置、谜底的揭开得以展现。叙事者就像一个侦探，试图替自己、更替读者，去揭秘诡异事件的真相，去揭秘人物的人生密码，读来引人入胜。

　　荒诞离奇的情节虚撰，与色彩斑斓的知识、趣味奇妙并置，是麦家笔下故事的另一魅力所在。麦家在层层解密中，既进行合情合理的逻辑智慧及严密推理，又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形象鲜活的比喻，旁逸斜出地介绍数学、无线电、密码学、监听、宗教、民俗等各方面的知识。他还落笔过去现在、虚实之间，亦真亦假地考证历史记载、民间轶闻、人物生平……高超的想象力、严密的逻辑性、丰富的知识性、新异的趣味性，是侦探小说、悬疑小说、间谍小说等通俗文学及大众影视作品的共同特征。对这些技法的借鉴，让麦家的小说具备了“融合”的文类特征。这既是对博尔赫斯的致敬和对话，也是多元文化背景下，各类文艺样式互渗给作家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融合”，很能激起不同背景、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兴致，吸引了更多的阅读注意，取得了跨越群类、雅俗共赏的品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十七年”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和“样板文学”为主的“红色经典”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主要依靠的是现代影视传媒、流行文化的翻拍与“重述”，再度引发一些热潮。它们让一些历史记忆和崇高精神得以复活，但部分作品在市场导向下，英雄人物的人性缺陷被放大、高大形象被颠覆，显出浓浓的“戏说”味道和通俗（甚至媚俗）趣味，也招致了多方面的批评。但文坛将“红色经典”通俗化的趋势未曾消减，只是大多向中国传统的审美趣味靠拢。近年来取材于战争年代、塑造革命英雄的小说（影视剧）问世，也可称为“新红色经典”，如石钟山的《激情燃烧的岁月》、都梁的《亮剑》、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等。这些作品中，革命理想被个人化和世俗化，革命英雄也不全是高大完美的形象，尽显各种鲜活凡俗的性格，宛如中国古代通俗话本、民间传奇中的江湖好汉，在他们身边，再设以白衣书生式的人物，形成一武一文、一粗一细、一张一弛的人物关系，制造出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传统的通俗模式，让这几部“新红色经典”迎合了中国读者的审美取向，也造就了畅销（热播）的局面。

　　《解密》《暗算》《风声》中人物塑造的通俗化因子，却是另走一路。它们中出现了此前中国小说少有的特异的“红色英雄”——解码天才、监听天才、谍报天才，表现出类似阿加莎·克里斯蒂、丹·布朗等人作品中的推理智慧与知识含量，成为“新红色经典”中独树一帜之作。《永不消逝的电波》《野火春风斗古城》《夜幕下的哈尔滨》等文艺作品此前也涉及此类题材，但神圣的革命理想、权威的政治伦理、完美的革命道德，往往是这些作品的中心，特情工作的隐秘背景、专业知识、复杂智性，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缺乏高超的想象能力、幻想能力、推理能力、抽象能力、破解能力”。麦家的小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遗憾，他笔下的英雄形象不完美，更像是西方文学（包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中的人物：或是神经质的天才，如容金珍、阿炳、李宁玉；或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如黄依依。这样具有天才禀赋的特殊形象及其神秘行为，和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中终身在思考使“一本书成为无限”并因之殒命的汉学家艾伯特，埃科的《玫瑰之名》中为捍卫信仰和真理、不惜毁灭一切的教士佐治，甚至福尔摩斯、詹姆斯·邦德等有些相似。麦家通过塑造光彩和缺陷同样鲜明的人物形象，对应了大众读者“猎奇”的阅读心理，带来的感受熟悉而又新鲜。

　　《解密》《暗算》《风声》也呼应了当下的某些大众文化热点。其一，是对历史的重新发现和大众化接受。近年来，许多秘密战线的英雄事迹被解密，他（她）们的故事真实存在，但惊险、刺激的经历不亚于文学想象。其二，是影视媒体和大众文化的共鸣互渗。近一二十年来，特情、谍报、悬疑等题材的影视剧长盛不衰。从根据龙一小说拍摄的电视剧《潜伏》，到后来类似的《悬崖》《风筝》《伪装者》等电视剧，都激发了观看热潮。同时，众多来自国外的影视作品，如《达·芬奇密码》《国家宝藏》《夺宝奇兵》等，也以悬念满满的故事、节奏强烈的动作、令人目眩的特技，展现神秘的“解密”过程和惊险的“特情”故事，引来观众热捧。这些题材相似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汇聚成一个庞大的“大众文化场”，不断制造出大众文化热点。麦家的小说也被裹挟而入，他的多数代表作品被拍成影视剧，收获了较高的票房和收视率。尽管麦家自己很不情愿，他的小说还是在这样的“大众文化场”和商业营销行为中，被冠上通俗的帽子，成为世俗大众喜爱的文化商品。

　　总之，麦家小说既“在专业文学评论领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也拥有非常广大的读者群”，同时与“主旋律”相合，“能如此完美的结合实属不易”。而他打破雅与俗的文类界限，追求写作“难度”，“深度”开掘思想，“高度”建构人物，呈现文类（语境）“广度”，创制了叙事先锋、意涵深蕴、精神高扬、特征多样的“融合”文类，因而获得主流政治、文学评论、大众读者的普遍认同，这大概就是麦家最为主要的文类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