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悲剧？

　　是安娜咎由自取吗？还是卡列宁？或者是教科书上说的社会黑暗？

　　社会的训诫是暂时的，托尔斯泰感兴趣的是人类永恒的道德标准。他所要真正传达的道德寓意是：爱情不能仅仅是肉欲的，因为那样的话爱情就成了完全的自我中心主义，而自我中心带来的是毁灭而不是创造。因此这样的爱情是有罪的。托尔斯泰为了尽可能更清楚、更艺术地阐明这一观点，他刻画了一系列特别的艺术形象，而且把两个爱情故事并排叙述，进行了生动的对比：伏伦斯基-安娜这对肉体情欲之爱；列文-吉蒂的爱情，用托尔斯泰描述的原话来说是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的爱情，世俗的情欲仍在，但在责任、温情、真诚、天伦之乐的纯洁气氛之中达到平衡与和谐的境界。

　　以上摘自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文学讲稿》。

　　从创作意图来看，托尔斯泰安排了安娜最后的卧轨自杀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开篇关于家庭幸福问题讨论的回答。但是从人心的角度来看，安娜的死到底能不能够避免？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在遇到伏伦斯基的时候她挣扎，最终发现唤醒了内心深处真实的自己。回到彼得堡之后，见到丈夫，真实自我的声音被放大，最终使她抛下丈夫孩子。与伏伦斯基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她又开始疑心猜测，她也尝试着做一些事情来分散注意，但最终没有成功，反而变得有些神经质。其实，每一个有感情的人都会或多或少经历与安娜类似的内心活动：发现自己时的内心悸动，陷入爱情时的无法自拔，嫉妒猜疑时的盲目与极端。安娜正是一步步把自己的心放大，把自我放大，最终整个人变得极端而又神经质。从这个角度来看，安娜的死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令人非常感动的一点是，她自始至终保持着的纯洁的道德感，以及对于家庭的责任，以及对爱情的信仰。在读到安娜赴死之前的意识流那一段，我的心也跟着怦怦直跳，眼睛湿了好几次，觉得这就是我啊。当和爱人之间产生不可冲破的隔阂时，每个人都是盲目的，脆弱的。所以安娜的死我们没有必要歇斯底里地一味批评社会的黑暗，这样文学就只能成为历史的注脚。也没有必要去指责安娜太作，一直认为安娜的作也最富有人性味，也正是每个人面对爱情、面对生活的正常反应。一位俄国文学教授说过，最能考验人性的是爱情。活在当今，我们没有太多类似舍身取义的考验道德的机会，但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爱情，考验我们道德的也是爱情，在爱情里我们会经历一些属于人的最原本的感情。所以，爱能让人生，也能让人死，只有内心情感的平衡调和，才能使得爱情不致成为走向死亡的推手。

　　究竟是谁害死了安娜？（本评论为作者个人观点，不喜勿喷，即兴创作，可能会有些错字）

　　分析一部作品，如果细致入微到探讨行文修辞，那其实不是现代文学批评者能够胜任的事情，特别是对于外国文学来说，所以我简单从传统的几个方面谈一下我对这本书的看法。

　　《安娜·卡列尼娜》是俄国19世纪著名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也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列夫·托尔斯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需多言，他的作品在对灵魂的拷问上肯定不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对现实的披露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列夫·托尔斯泰是贵族的代言人，出生在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在高加索服过兵役，参加过克罗米亚战争，丰富的社会阅历表现在作品里，就是三教九流，驾轻就熟，各行各业，游刃有余，一部书可以包罗万象，这也正是我们在文学史中听烂了的一句话，某某书可以说是某个世纪的社会百科全书。

　　但实际上「百科全书」这四个字，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承载的，《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同样承载不了，它带有严重的阶级偏见，以及浓烈的改良主义色彩，但这似乎不影响它的文学性。

　　我们现在来从写作特点，语言风格，人物塑造，思想层面，对这部作品进行理智的分析。

　　写作特点

　　写作特点，自然是现实主义手法，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典型性格，取材于现实，反映着现实，但这种套话只能出现在教科书上，更细致的分析要细读文本，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作者对安娜大量使用心理描写，为什么？因为作者害怕读者感受不到安娜的心情，他害怕读者觉得他的笔力不够深，他害怕读者无法体会安娜在爱情和名誉中的挣扎，所以他要在安娜的心理描写上花费大量笔墨，当然，托尔斯泰是成功的，他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最终博取了我们对安娜的同情。

　　语言风格

　　跟福楼拜的冷漠比起来，列夫·托尔斯泰显得很热心，总是迫不及待地和自己的人物进行互动，其中最严重的失误体现在作者对安娜这个人物的过度偏爱上，据说这位老作家是哭着把安娜写死的，作品从一开始到最后，用各种正面勾描，侧面烘托的方法来表现安娜的美貌，知性，天真，每每让我觉得他对安娜这个人物太过溺爱。

　　列文看到安娜，迷醉于安娜的风华之下，此时的列文是有妇之夫，而且列文是一个相当有责任感的人，第一次见面，吉蒂就被安娜的绝代风华所倾倒，生完孩子后见到安娜，本来心里对安娜是憎恶的，结果看到她那张脸，就莫名其妙又没有了敌意，安娜是得有多美啊，某画家给安娜画了一幅画，这幅画光彩照人，简直是人间最美的画作了，列文一看就痴了，天啊，好美，但是托尔斯泰接下来又写了，画美，真人更美。我们就不提安娜对渥伦斯基的杀伤力了，这本来就是作品的主线，那么问题来了，安娜这么美又这么天真，为什么在遇到渥伦斯基之前没有过任何外遇？我们从作品里可以知道，安娜在跟渥伦斯基谈恋爱的时候，谢廖沙已经很大了，而且安娜还怀着一个小宝宝。

　　人物塑造

　　人物塑造和剧情我们放在一起谈，本书中格外丰满的人物有一下几个，卡列宁（书房里的心理描写），安娜（各种心理，外貌描写），吉蒂（正常描写），列文（各类客观事件），渥伦斯基（主要通过行为）。

　　卡列宁自然不必多说，这类人物很好塑造，只需写出他是事业狂魔，然后再加上一些上帝视角的心理描写，形象自然就跃然纸上。

　　渥伦斯基是作者塑造的很成功的一个角色，为什么？因为渥伦斯基的身上体现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渥伦斯基坏吗？不坏，他对安娜一直都很好，好吗？也不好，他最终把安娜逼死了（表面上）。

　　所以渥伦斯基是一个复杂的「中性人物」，他为了安娜也放弃了很多，比如，放弃了自己的仕途，本来是有机会高升的，后来跟安娜搬到了彼得堡，开私人医院等等，为一段名不正言不顺的婚姻焚烧着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甚至也为了安娜放弃了很多机会。从最开始的情欲如火，到最终的冷漠麻木，渥伦斯基身上体现的是可以上升的普遍人类经验的——一见钟情从热到冷的过程。

　　安娜和渥伦斯基后来在爱情中产生的种种矛盾，都是我们普通大众在人生历程中无法逃避的，爱情从最初的新鲜感，变成最后的淡如白水，从对爱情最初的蠢蠢欲动、惊险刺激逐渐被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磨灭到了无痕迹，而这样的爱情旅程同样也存在于列文和吉蒂中，并且作者在书中也多次表达这样一种态度——爱情最终会归于平淡。

　　这也正是《安娜·卡列尼娜》带给我们的普遍人类经验，是我们能从文学汲取到的营养，遗憾的是，作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却并没有给出答案，这也正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通病。

　　吉蒂，作者的意愿是把吉蒂塑造成一个胸无城府的女孩，平平凡凡的，单纯可爱的女孩，但是矛盾在于，这样的中性人类塑造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所有作者在刻画吉蒂的时候，流露出一些「强制胸无城府」的倾向。

　　如第四部第二十九章末尾，安娜让吉蒂代她向列文问个好。吉蒂回答：『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的！』吉蒂胸无城府地回答，她望着她的眼睛，充满了同情。（第四部第二十九章末尾）

　　作者用这么一句话，想要至少体现出两件事情，一、吉蒂毫无城府。二、吉蒂富有同情心。因为主线剧情里没有太多的笔墨给吉蒂，但是作者又担心吉蒂这样的形象太过平凡，特点不够鲜明，所以使用了「强制胸无城府」手法，当然这也无可厚非，人物形象的丰满本来就是作者要面对的最大的难点。

　　再来看看另外一种写作手法，它一般被西方批评家们称为「黏性写法」，这种写法在很多现实主义作品里都出现过。　瓦莲卡已经把帽子戴好了，她手中拿着她的雨伞，正在检查着被吉蒂刚才由于激动而弄坏的弹簧。（第四部第二十一章）

　　吉蒂在跟瓦莲卡聊天的时候，因为激动而抢了瓦莲卡的雨伞，当她们离开的时候，瓦莲卡先是把帽子戴好，然后检查着被吉蒂弄坏的弹簧，这种手法一用，就会让读者感觉很生动形象，正是大家的大手笔，而列夫·托尔斯泰的传神还远不及此。　昨天她在小店里挑的那几件既寄托着她对儿子的深爱又包含了她的忧烦的玩具，还没来得及拿出来，就原封不动又被带回去了。（第四部第二十一章）

　　在这一章里安娜回国去彼得堡看儿子，并且为谢廖沙买了玩具，但是见到谢廖沙后，情绪非常激动，想起了很多伤心的往时，而正在这个时候，卡列宁回来了，安娜慌慌张张地离开了，甚至忘记把玩具给谢廖沙，这是「黏性手法」在列夫·托尔斯泰作品中最传神的运用。

　　分析安娜·卡列尼娜这个角色，对每个文学评论者都不是简单的事情，美国文学评论家科尔·金说：『列夫托尔斯泰想借助安娜的死揭示现实的灰暗，但却失败了。』我觉得我跟科尔·金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我们看完这本书最大的问题应该是：

　　到底是谁害死了安娜·卡列尼娜？

　　而各种明显因素和潜在因素的复杂性，正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

　　首先，我们可以把《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作品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个美貌倾城却在婚后仍对爱情有浪漫幻想的19世纪俄国贵族少妇在遇人不淑后将会输得多么一败涂地？没错，这部书的主题也正在于此，托尔斯泰想通过这部作品来表明，是残酷的社会现实戕害了安娜，可是如果用现在的眼光去分析作品，我们却得出了如下结论：安娜把自己给作死了。

　　这听起来有点武断，我们从作品出发，首先，我们其实并不能说卡列宁有多虚伪，顶多说他事业欲强，有点不解风情，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19世纪俄国贵族男人，这本来就无可厚非，渥伦斯基也一直渴望加官进爵，名利双收，从他参加竞选大会的剧情就可以看出来，安娜嫁给他虽然并不算幸福，可以真正幸福的家庭又有多少，作者自己都表达过这样的观念：爱情最终会被婚姻家庭冲淡，那么安娜幸福吗？说句实话，在她没有红杏出墙前，她真的很幸福，她可以时不时地去参加上流社会的各种聚会，她可以极为惬意地享受着让嫂子达丽雅眼红不已的优质生活，她还有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儿子，她很爱他。

　　但是安娜却最终在欲望和安稳的选择题中并不算吃力地选了前者。

　　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安娜最终放弃了相对安稳的生活，而选择了可以带给她浪漫爱情的渥伦斯基，赤裸裸的出轨罢了，只不过作者对安娜这个角色很偏爱（我们刚才提到过），从头到尾都在把安娜当成一个受害者来刻画，从而致使读者会跟着作者的节奏同情安娜，却忽视了安娜自身的诸多问题。

　　在安娜与渥伦斯基这段惊险刺激的恋爱刚开始的时候，安娜是把他和阿廖沙等量齐观的，她在心里曾这样抱怨过：我都已经把你在心目中的地位放得和阿廖沙一样高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呢？

　　随着这段感情的进行，安娜渐渐发现，不知不觉中，渥伦斯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就超越了谢廖沙，就如安娜自己所说，她在这段爱情中越陷越深，而渥伦斯基则刚好相反。安娜在选择出轨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过卡列宁的感受，作者本来就是要把卡列宁当做反面人物来塑造，所以从始至终我们都在讨厌卡列宁，可是抛却卡列宁那些不足以作为缺点的缺点来看，卡列宁至少具备以下几点优点：进取心强，对家庭忠贞，给另一半自由空间。而作者用主观意志灌输蒙蔽了我们，进取心强变成了权力狂魔，麻木不仁，对家庭忠贞变成了不解风情，给另一半自由空间则恰好纵容了安娜。

　　安娜是一个恋爱经验很匮乏的女性，表面上知书达理，很知性，大家闺秀，饱受尊重，在恋爱中却是一个内心细腻、敏感多疑，有受虐倾向的小女人，这样的反差使这人物在读者的心目中更加真实丰满，但这样的性格最终也葬送了安娜，或者保守点说，这构成了安娜的主要死因。

　　列文，农场主，喜欢乡下的生活，有独立见解，认为民主泛滥会造成办事效率地下，缺点是妥协性很强。这样一个正直的农场主却在婚后对安娜有爱慕之心，虽然是作者想要通过这样的侧面描写凸显安娜的美，但是却在无意间损害了列文的形象。

　　插入：开头和结尾

　　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的一章名为「开头和结尾」，这一章给我带来最大的启发就是，在分析每部作品时，会特别留意开头和结尾。

　　比如《城堡》的开头是以对城堡的外形进行后印象派笔法勾描，开篇就让人感到迷惘和压抑，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的开头是天罡地煞108星的渊源，借此提纲挈领，统领全局，结尾则是108将的悲凉归宿，首尾相应，浑然一体。

　　阅读和创作经验都告诉我一点，一部作品的开头最终流露出作者的创作初衷，以及主题思想，现实主义作品尤为如此。《安娜·卡列尼娜》这样开始：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紧接着开头是奥勃朗斯基家的矛盾，也就是安娜哥嫂的家庭战争，奥勃朗斯基出轨了，我们不得不说这是很明显的暗示，也是作品主导思想的流泻，整部作品以家庭矛盾为纲穿针引线，以不幸的家庭的不幸收尾。

　　不得不提的是，作者在收尾的时候，显得有些突兀和铺垫不足，安娜坐火车去找渥伦斯基，并且在这之前给渥伦斯基发了电报、写了信，渥伦斯基最后回信说：对不起，我没有接到那封信，我十点钟就回来。

　　由信件到达较慢产生的误会已经冰消雪融，安娜却仍然选择自杀，尽管安娜之前曾经通过暗示自己要自杀威胁过渥伦斯基，也曾经多次幻想过自杀的场景，但是仅到剧情进行到这样的程度，我个人认为，结合安娜多愁善感、易于妥协、牵挂甚多的性格，并不足以做出自杀的决定，所以我一直认为《安娜·卡列尼娜》这部著作是烂尾的。

　　作者在最后一页有一段描写，可以作为对这个失误的一些挽救，但明显有些回天乏术、力不从心。『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呢？为了什么呀？』她想要站起来把身子仰到后面去，可是一个沉重的冰冷的巨大东西轰然撞了过来，撞了她的头又从她的背上碾了过去。

　　安娜此时处于一种意识不太清醒、几乎迷失自我的状态，回光返照的清醒让她忽然后悔了自杀的决定，但此时已经来不及了。安娜死了。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其他层面

　　分析外国文学的诗学和美学特征，对于读译作的我们来说，其实是不现实的，但是思想却能够穿越国界，对《安娜·卡列尼娜》的哲学思想分析，可以概括为下面几个方面。

　　1．矛盾的同一性。我们一旦来到这世上，就是在彼此仇恨，就是在折磨着自己，也折磨着别人。（第五部第三十一章安娜所说）

　　2．爱情的始终和家庭的不行最终上升为普遍人类经验。

　　3．刺激与安稳最终无法得到辩证统一。

　　现实主义作家们的通病

　　我们从《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作品里，可以分析出很多作家们的通病。最典型的是：

　　1.强制「胸无城府」手法

　　2.借作品发表自己的各种人生观、艺术观。

　　3.太过偏爱自己笔下的人物，而忽略了其他人物的塑造。

　　4.莫名其妙的梦境

　　第一点已经在之前提到过，我们来着重分析一下第二点。这个毛病在《堂吉诃德》一书中体现得简直是淋漓尽致，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可不止发表了自己对骑士小说的看法，还发表了自己对写作的看法，对各种文学的看法，对政治的看法等，通常借堂吉诃德或者神父之口来表达，这样如果能做到「化工」的境界，也就是完美融入剧情，达到「读者几乎无法读出来这是作者借人物之口来表达自己观点」，那么大多数作家一般都做不到这种地步。

　　《安娜·卡列尼娜》中多次表达出作者对英国的不屑，如在第五部第二十三章安娜的心理独白中这样说：我只能忍耐着，接受着，自己找一些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的事情来麻痹自己，英国人的家庭、写作、阅读这些骗人的娱乐，与吗啡无异。

　　作者在全书中通过各种旁白或者人物之口，多次表达对英国的不屑。

　　第四部第十七章，托尔斯泰借用巧妙的比喻来间接表达自己的艺术观：你没法阻止一个人给自己做一个大蜡人，搂着它接吻。可是如果这个人搂着他的蜡人坐在一位正在恋爱中的人前面，像这个正在恋爱的人和他爱的亲人亲热一般与他的那个蜡人亲热的话，那么这个正在恋爱的人世肯定会很不愉快的。

　　大意则是，让渥伦斯基放弃画画是不可能的，他知道那些对艺术一知半解的半吊子爱好者有充分的权利去爱画什么便画什么。但是如果一个艺术半吊子，却对自己的作品奉若神明的话，在真正的艺术家眼里是可笑的，并且会让这种真正的艺术家有一种受辱的感觉。

　　高度仿真笔法

　　这种笔法在现实主义作品中是比较高端的，无论在刻画人物，还是勾勒环境方面，都可以认为是传神之笔，堪比画中的「逸品」，会给读者心灵很大的触动，并且极大增强作品的代入感。下面举两个例子。　　『不，不是你所说的这个，我问的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恋爱。』她本来是要脱口说出葛尔辛格福尔斯的，但由于这是渥伦斯基刚刚用过的话，所以她没有重复它。（第五部第二十六章）

　　安娜正在跟渥伦斯基闹矛盾，却又无可避免地跟他讲了同样的话题，在略微尴尬的气氛下，安娜选择用代词来代指，这样一个极其微笑的语言艺术手法运用，让我觉得安娜这个形象如同就在眼前，那种细密的小心思并不需要用一大片心理独白来赘述，只要一句话『由于这是渥伦斯基刚刚用过的话，所以她没有重复它。』就足够了，而这种手法说难不难，是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过的情形，托尔斯泰用出色的艺术感知力将其运用于作品之中，就是现实主义带给文学的启示。

　　而接下来的这段，则是极能体现作家功力的一段，我认为这是现实主义刻画手法所能达到的巅峰。她端杯子的手，小指翘着，当送到唇边之后连饮了几口。她一眼瞥过去就已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他的脸上分明写着他讨厌她的手，她的姿势以及她喝咖啡发出的声音。

　　这是心理刻画的炉火纯青之笔，也是大巧若拙之笔，正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渥伦斯基此时未必在厌恶安娜，但是细腻敏感的安娜却困在自己的世界，一举一动都不自然，她觉得就连自己喝咖啡发出的声音他都讨厌。

　　其实这种感觉很难用文字表现出来，这需要对生活有极深的感悟，极细的观察，并且具备极强的艺术转化能力，在写作的时候完全进入书中角色，才有可能有这样精湛的描绘和表达，乃是实至名归的「高度仿真笔法」，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一些败笔

　　此处只举一例，因为实在不胜枚举，在朵丽（也就是达丽雅）去安娜的别墅做客时，跟安娜的对话中产生了距离感，作者是这样描述的：　朵丽能够看出来，因为自己的到来而在她身上产生的影响，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她说话的口吻也变成了一种从表面上看非常冷静的方式，这种口吻似乎把通向她隐匿和内心活动的密室的门户给封锁住了，使外人无法再读懂她。

　　这里想表达的意思是，此时安娜因为有心事，所以口吻变得有些冷漠，在朵丽心里惊出一些波澜，归结成简单的三个字就是「距离感」，而现实主义作家往往会殚精竭虑地堆砌辞藻来力求精准无偏的将那种情感复原在作品里给读者看，但实际上这种比较微妙的感觉如果用现实主义式的长篇叙事去描述，等读者看完了，也就错过了领悟这种感觉的最佳时期。

　　比如别人问你，这苹果尝起来怎样？

　　你说，酥脆可口，像是在吃一块多汁的饼干。这种诗一般的感觉很快就表达出来了。

　　你如果非要说，啊，这个苹果，当我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牙齿掀开果肉的喀嚓声和果汁涌入齿间的感觉交杂在一起，汇聚成一个美妙的乐章。

　　其实听者已经错过了接受信息的最佳时间。

　　一点奇思妙想

　　细心阅读这部作品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从性格和地位来看，真正能给安娜幸福的人，不是卡列宁，不是渥伦斯基，而是列文。

　　我们讨论下他们的各种契合度吧：

　　1，首先两人彼此是满意的，列文在婚后见到安娜后惊为天人，离开的时候跟安娜说话都是红着脸的，甚至回家之后老婆吉蒂还跟他吵了一架。而安娜虽然此时陷入渥伦斯基的情网，但也喜欢上了列文，并且自觉展示自己的美去吸引列文。

　　2，安娜非常喜欢乡下的安静自由的生活，不止一次地向渥伦斯基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而列文则一直都醉心于农业。

　　3，安娜这种太过玻璃心、多愁善感的性格，需要一个相对沉稳，不那么拈花惹草的男人给他安定，渥伦斯基显然属于那种到哪里都不缺女孩子喜欢的公子，无法给安娜安全感，而列文却可以。

　　安娜算荡妇吗？在她看来，我只是一个道德沦丧、没有廉耻的女人，可她还不知道，如果我真的是那样的话，她的丈夫已拜倒在我的脚下了，只要是我愿意，而事实上，我也确实很愿意。

　　我想，大概还是不能算的吧。

　　莫名其妙的梦境

　　很多作家都喜欢在作品里植入一些读者们完全蒙蔽的梦，有些与作品有关，有些与作品无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写过两个自己小时候做过的梦，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首版时间是19世纪末，因此不能说受到他的影响，可能是作家们无意识的写作吧，至今我未能明白作品最后交待的那段安娜的梦境。早晨她被一场噩梦惊醒，这噩梦曾多次出现，甚至在她与渥伦斯基结合以前就多次纷扰过她。梦中总是有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头，低身俯在铁器上做着什么，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法语。梦中多次出现的最令人感到恐惧的就是这种情形：老头对她毫不在意，但却手执铁器向她的身体做着很可怕的事。她猛地从噩梦中挣脱出来，身上流了一层冷汗。

　　这个梦到底寓示了什么，我目前还没有答案，也许是安娜缺乏安全感，也许是托尔斯泰自己的梦，这个梦的深刻内涵欢迎大家讨论。

　　谢邀。

　　安娜的死不能用简单的一两句话概括。任何的严肃文学中的每个情节都有其比想象得更细致的考量。与其说她为什么死，还不如探讨她的悲剧意味着什么。哪怕托尔斯泰坦言自己都没有预料到安娜的自杀，我始终相信，作者是遵循了一种高于角色、高于自身的美学规律去创作，而不是遵循一种无聊的因果关系创作。谁能回答人类心灵那不可捉摸的神秘性？更何况是去解读托尔斯泰这样本就充满了矛盾与冲突的作家的角色。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托尔斯泰的角色是不断变化的、自相矛盾的。安娜可以握着卡列宁的手忏悔，说她爱他。也可以对卡列宁充满嫌恶，抛下儿子也不愿和他沾染分毫；列宁可以对宗教怀有审视，甚至是被善良性格压抑的嘲笑，也可以在最后一章将信仰当成人生的全部意义。这种变化和矛盾正是角色的生命力所在。

　　假如去揪着细节不放，在文本里拿着放大镜，挑出她导致她死亡的每一字每一句，然后得出一个看似合理的结论，是毫无意义的。每一部小说都是文本，不可能因为作者将其塑造得栩栩如生，就变成一个现实世界。哪怕是最尊崇现实主义的作品，也不免有其难以解释、难以掩说的地方。

　　假如安娜真的是失去了爱情才死亡，那么也疑点重重。伏伦斯基虽然有些厌倦，但对她的爱远远谈不上消失。一般来讲，得出他的爱情消失的依据多是这一段，第六部的第三十二章的末尾：“你这简直是在威胁我。其实，我要同你永不分离，我没有比这更大的愿望了。”伏伦斯基微笑着说。不过，他嘴里说着这样温柔的话，眼睛里却闪出又冷又凶的目光，就像一个被逼得走投无路、不顾死活的人。她看到这目光，正确地猜到了它的含义。“如果这样，那可太不幸了！”他的目光仿佛在这样说。这只是一刹那的印象，但她却永远不会忘记。

　　这一段的确是如触冰雪。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作者透过安娜的眼睛看到的伏伦斯基，因此它客观的可信程度是存疑的。与其说是表达伏伦斯基，还不如说是表达安娜自身。

　　可假如对比安娜死后呢？在最后一部中，也就是安娜死后，作者展现出了一种惊人的克制——几乎再也没有提起过安娜。几乎所有的角色都没有再回忆起安娜，一切照旧。

　　如果一定要纠缠着不放，那么作者总共提起了三次过世的安娜。

　　一，伏伦斯基的母亲，以对话的形式。“是的，她那种下场正是她那种女人应得的下场。连死的方式都挑得那么卑贱下流。”

　　二、安娜的哥哥奥勃朗斯基的心理活动。这里仅仅是一笔带过，况且那还是在奥勃朗斯基见到伏伦斯基的情况下。

　　三、柯兹雪尼夫在车站遇见伏伦斯基时，伏伦斯基的心理活动。“是的，作为一种工具，我还有点用处。可是，作为一个人，我已是个废物了。”他一字一顿地说。他那阔大牙齿的剧痛使他嘴里充满口水，妨碍他说话。他不做声，凝视着那沿铁轨缓慢而平稳地滚过来的煤水车的车轮。突然，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不是身上的疼痛，而是揪心的难受，使他刹那间忘记了牙痛。一看到煤水车和铁轨，再加上同那次事件以后没见过面的朋友一谈话，他顿时想起了她，想起了那天他像疯子一样冲进车站看见她所剩下的一切：一张长桌上，在一群陌生人的围观下，那不久前还充满着生命的血肉模糊的尸体，不知羞耻地陈横着；那盘着浓密发辫、鬓角上覆着几绺鬈发的完整的脑袋向后仰着：那张美丽的脸上，嘴唇半开半闭，凝聚着一种异样的神情——嘴唇悲怆凄凉，那双没有闭上不动的眼睛动人心魄，仿佛在说他们吵嘴时她对她说的那句可怕的话：“你会后悔的！”他竭力回忆起第一次——也在车站上——见面时她的模样：神秘、妩媚、热情，自己追求幸福，也赐给别人幸福，不像她最后一次留给他的冷酷的复仇神气。他竭力回忆同她在一起的幸福时刻，但这些时刻永远地被糟蹋了。他只记得，她曾威胁他饮恨终生，她胜利了。他不再觉得牙疼。一阵抽泣使他扭歪了脸。

　　这一段无疑是极其动人的。安娜死的瞬间，作者与读者感受到的全部毁灭的悲痛，都寄寓在这一段中。这个时候的伏伦斯基已经决定参军（这种参军等同于自杀，且不同于之前的用手枪自杀。这是一种自暴自弃的自杀。他没有需要报复的人，他只有深深的颓废和绝望），他原先的生命力与热情，似乎都被安娜的死亡带走了。 伏伦斯基是否爱着安娜，很难论述。但起码他离开了她是活不下去的。安娜为了伏伦斯基放弃地位，伏伦斯基又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呢？谁能说伏伦斯基是安娜死前所想的那样？

　　安娜为什么会有不安和猜疑？她的许多想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无厘头的。是什么让她不安？这些问题的答案仿佛藏在她自己都无法解释的自我最深处。

　　安娜报复伏伦斯基的逻辑也很有问题：倘若她因为他不爱她而自杀，那么她的死对伏伦斯基能产生哪怕一丝一毫的影响吗？她的死有什么意义呢？倘若他爱她，那么她为什么自杀？

　　我始终觉得，安娜死前的埋怨，不过都是一些普通女人的呓语，真正的关键不在这里，如果要从前面几张的只言片语中找到她死亡的依据，是不可取的。这只会将我们带往相反的方向。——它们只是一些情绪化的表征，是作者要达到那个死亡之点的必经之路。作者在一点里悠长地停滞。这停滞比永恒的死亡还要漫长。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停滞里，安娜以隐秘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走向死。就好像在之前尼古拉濒死之时一样：在已经预言的死亡中反复燃起希望，又反复陷入更深的绝望。真正的死亡来临之时，我们已经迷惘而疲惫了。那支她曾用来照着阅读那本充满忧虑、欺诈、悲哀和罪恶之书的蜡烛，闪出空前未有的光辉，把原来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给她照个透亮，接着烛光发出轻微的哔剥声，昏暗下去，永远熄灭了。

　　不管怎么说，伏伦斯基是作者留给安娜的最后笔墨。如果匆匆忙忙地说安娜的死是因为失去爱情，整个悲剧的神秘美感就消失了——她以毁灭的方式在伏伦斯基心中生存，像幽灵一样存活在她不应当存活的文本当中。因为这一笔，她的痕迹将无法抹杀，并且在后文持续不断地与列宁一线相关联。她的死不是一个单纯的错位，不是被迫害的悲剧。与其去仔细研究她死的主观原因，不如看看整部著作的布局——她的死，究竟组成了些什么？

　　她的命运的悲剧里确实有很多无聊的东西。但比起那些无聊，这其中有一种更大的、动人心魄的美。这是无需言明的。

　　让我们回到小说的开头：奥勃朗斯基（和他的家庭）。

　　奥勃朗斯基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角色。但就像开头讲的那样，任何的严肃文学中的每个情节都有其比想象得更细致的考量。奥勃朗斯基其实是不同于安娜、列宁两人的一条巧妙的隐藏线路。在绝对的对与错之间，还保留着许多灰色的地带。同样，在幸福与不幸之间，在生与死之间，也并不是泾渭分明。奥勃朗斯基就是在灰色地带中徘徊的大多数：没有信仰，没有善恶，没有幸或不幸。他是一个当时社会生活的常态：拿着普通的薪水，有着普通的家庭，出入风月场所的嗜好和频率普通。不像安娜那样八面玲珑，也不像列宁一社交便露出窘态。不像安娜那样为了爱情抛弃家庭（事实上他也没有真正的爱情），也不像列宁那样热爱家庭、将其作为生命的职责。他的人生就是这一段：奥勃朗斯基从不选择政治派别和观点，而是这些观点主动找上门来，就像他从不选择帽子和上装的式样，在穿着上总是随大流一样。由于进出上流社会，再加上成年人思想活跃，他需要有政治观点，就像需要帽子一样。至于他选中自由派，而不像他周围许多人那样信奉保守派，那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自由主义比保守主义更有道理，而是因为自由主义更适合他的生活。自由派说俄国什么事都很糟。不错，奥勃朗斯基负债累累，手头总是很拮据。自由派说，婚姻制度陈旧，必须加以改革。不错，家庭生活并没有给奥勃朗斯基带来多少乐趣，还违反他的本性，强迫他说谎作假。自由派说——或者更确切些，暗示宗教只是对野蛮人的束缚。不错，奥勃朗斯基即使做一个短礼拜也觉得两脚酸痛。再说，他也无法理解，既然现实生活这样快乐，那又何必用恐怖而玄妙的语言来谈论来世呢？”

　　与其说这是社会中人的常态，还不如说是人类的生存状态。人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选择自我？

　　奥勃朗斯基有如作者手中一个随意使用的镜子，将一切事物照得分明。在最平庸的平庸下，任何突出的事物的形影都引人注目。没有奥勃朗斯基，就没有安娜和列宁。

　　同时，从人物关系来看，一方面奥勃朗斯基是列宁的朋友和内兄，是安娜的哥哥。奥勃朗斯基是将两条线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另一方面，作者在小说中，除了相邻两部之间，没有突然变动的叙述视角：先讲述a，a或与b亲近的人遇见了b或与b亲近的人，叙事中心由a转移到b。奥勃朗斯基有点类似于这种编排下的“中间人”。

　　奥勃朗斯基代表了一种人类生存的普遍状态，只有在这种普遍中，安娜和列宁才能变得特殊。

　　一切伟大的作品都逃不开对人的生存的探讨——这一最接近自我表达的终极问题。虽然这种探讨并不是哲学式的，而是表现出一种文学式的实验与考量，但我们必须看到它的存在并去捕捉它。在情节、角色的重重帷幕里，它在哪里等待着我们并向我们敞开？它是如何在字里行间中无法分离，却又超出了文本，在小说的内部存在？

　　安娜和列宁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本是不应被束缚之人，然而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世俗的种种限制，而且这些限制又和他们密切相关。对于这种限制，他们没有妥协，变成“理应被束缚之人”，而是各自用各自的方式对抗。安娜的束缚极其明显，婚姻，舆论，孩子。而列宁的束缚则复杂得多：他的束缚是一种幸运的束缚，是一种安逸的漩涡。对于这种束缚，他们度过迷茫和痛苦的日子之后，前者选择了死亡，后者选择了信仰。

　　安娜虽然有着宗教意识，但最后这种宗教意识没有扳过她天真的热情和对生的向往。在她的世界中，宗教意味着卡列宁和李迪雅夫人式的压迫。宗教要么是一种伪善的托词（李迪雅夫人以上帝的名义，拒绝让儿子与她见面，并阻挠她和卡列宁离婚），要么是一种愚昧的化身（对兰道先生的离奇尊崇），要么是一种走投无路下的投降（受到舆论压力的卡列宁开始信仰宗教）。再加上她抛下丈夫和儿子追求爱情，与教义大相径庭，注定是要被宗教拒之门外。也就是说，她永远无法依靠宗教来获得生的理由。

　　表面上，她与伏伦斯基相爱，抛弃了宗教。但从某种意义上，是卡列宁式的压迫先将她驱逐，她只能在爱情中寻找生的意义。卡列宁的压迫是无形的。他的儿子谢辽查曾经有这样一句大意为此的独白：“他好像不是对我说话，而是对书上的某个孩子说话一样。我只能竭力表现得和书里的孩子一样。”安娜对于卡列宁的意义也大致如此。安娜只是一个“妻子”，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在这种伪宗教中，个人的存在意识被驱逐，只留下死气沉沉的象征意义。安娜原先的宗教意识也正是一种象征意义：她从未信仰过这种宗教。

　　安娜的抗争过程其实是寻找生的意义的过程。她的死不是因为爱情的消失——她的爱情并没有完全消失，只不过有一些裂痕，那是不至于自杀的。对自己的魅力无比自信的安娜并不是担心爱情的消失。不过，她意识到的是比消失更可怕的东西：生的意义的破灭。

　　安娜的反复无常不是对伏伦斯基，而是对爱情本身。她相信爱情，但她已经在朦胧中不相信爱情能够解决生的意义了。哪怕将操控自我与伏伦斯基的缰绳赠予她，她也只能更快地走向毁灭。正如列文在最后没将信仰告诉任何人一样，安娜也将意识到她不可能依靠他人找到意义。她的人生没有依傍——她的活力不是生的意义本身，那只是寻找生的意义的表现。托尔斯泰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的存在是为了寻找。当寻找没有意义之时，存在本身的必要也将不存在。

　　这里其实陷入了一个深深的绝望之境：安娜的自杀并不是因为有什么自杀的理由，而是因为她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她的生命力不足以抵抗束缚她的东西，所以只能选择用死亡结束。这看起来很清楚，很明了，但其实往深里挖掘，她自杀的原因更加朦胧了。是什么指引她到了如此的绝望之境？

　　就是这种难以解答的疑问，让我在阅读安娜死亡的部分时，有一种强烈的、真切的无力感。这种感觉无法捉摸，也无法抵抗。正如托尔斯泰绝望地看着安娜死去一样。安娜的死是无法挽回、无法明说的，是那个时代紧攥着人心的一个死亡意识。正是因为没有原因，不可捉摸，所以它凌驾于所有人之上，谁都无法避免，也无法逃脱：“在无限的时间里，在无限的物质里，在无限的空间里，分离出一个生物体水泡，这个水泡一刹那破灭了，我就是这样一个水泡。”这是一个叫人痛苦的谬误，但却是人类几世纪来在这方面冥思苦想的唯一成果。这是一种最新的信仰，人类思想在各个领域的探索几乎都是以它为依据的。这是当前占主导地位的信仰，在不同的解释中，列文不由自主，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和怎样开始，挑选了这种信仰，认为他是最明确的。但这不仅是一个谬误，而且是一股恶势力——人类不该向他屈服的邪恶可恨的势力的——嘲弄。一定要摆脱这一股恶势力。而摆脱的方式就掌握在每个人手里。一定要摆脱这股恶势力的控制。唯一的办法就是死。

　　最后，列宁选择了信仰。从某种意义上，他与安娜的选择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列宁起初怀疑宗教，后来却将宗教当做生命的全部。安娜一直活在宗教中，却在最后抛弃了信仰，走向毁灭。

　　他们的人生是并行的、截然相反的。生与死，幸与不幸，高尚正直与大逆不道。他们神奇地因为对生命的迷惑联系在一起。在这种联系中囊括了极端中的共性。也许就连奥勃朗斯基也曾经笼罩在这里——关乎人的生存的永恒困境。

　　就先到这里。这个悲剧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类似的结局，至今还带来震撼，是有原因的。这种原因，恰恰就是那无比真切的、却又不合理逻辑的苦难。无法言明，却感同身受。这也许是文学虚构中最强大的魅力。

　　《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 著 草婴 译

　　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列夫·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

　　文｜格非

　　关于列夫·托尔斯泰，马原有一个说法，他认为托尔斯泰是小说史上争议最少的作家。我理解他的意思，这里所说的争议最少，指的是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是说，你可以喜欢或不喜欢托尔斯泰的作品，但似乎无人能够否认他作为一位杰出思想家和第一流小说家的地位。一位小说家获得如此殊荣，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字虽说常常与荷马、莎士比亚、歌德并列，但人们似乎更喜欢把他与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在一起比较。在这方面人类的天性中确有一种固执的可笑之处：是塞尚伟大，还是梵高更了不起，莫扎特与贝多芬孰优孰劣，如果不让他们见个高低，分个胜负，决个雌雄，似乎颇不甘心。

　　敏感而自尊的普鲁斯特就认为，巴尔扎克的文学成就根本没法与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见《驳圣伯夫》)。他说：“巴尔扎克的作品令人不愉快、装模作样，充满可笑之处，人类受到一个想写一部巨著的文学家的裁判，而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却是受到一个安详的神道的裁判。巴尔扎克给人伟大的印象，托尔斯泰身上一切自然而然地更加伟大，就像大象的排泄物比山羊的多得多一样。”

　　与普鲁斯特持相同看法的是海明威。海明威的自负是出了名的，屠格涅夫、莫泊桑之流也许根本不入他的法眼，他自称与巴尔扎克打了个平手，但对于托尔斯泰伯爵，他还没有足够的勇气与之较量。

　　说到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两个人堪称一对冤家。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期出现了两位大师，彼此之间由于文人相轻的通病而导致互相鄙薄本属正常，比如前面提到的海明威与威廉·福克纳之间就很不太平。不过，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没有太多的猫腻。至少从表面来看，两位巨匠虽不能说相敬如宾，倒也相安无事。托尔斯泰曾对陀氏的妻子大为赞扬，并不无自嘲地感叹说，若是每个作家都能有那样一个贤惠的妻子，真不知道要多写多少部小说。言下之意，陀氏之所以能一部接着一部地写出那些传世之作，其中有一半是妻子的功劳。托尔斯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好像很不以为然，他说出“一个病人不可能写出健康的小说”这样的话，显然有失厚道。相比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显得较为谦虚一些。他不仅认为《安娜·卡列尼娜》是欧州文学中无双的精品，而且公开承认托尔斯泰的才华在自己之上。

　　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捆在一起，并最终使他们互相成为对方的镜子，是后代的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有意无意造成的。19世纪的俄国文坛，群星闪耀，大师层出不穷。但如果要从中选出一位对后代的文学(小说)产生最重大影响的作家，此人非陀思妥耶夫斯基莫属。相反，列夫·托尔斯泰对后世影响最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力举世公认，加缪、卡夫卡、贝尔纳诺斯皆可以看成是陀氏的传人。卡夫卡在日记中承认，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对自己日后的写作是一大发现。而在《罪与罚》与《审判》《城堡》之间，似乎也可以很容易找到内在的联系。即使像果戈理、契诃夫一类的作家对俄国、西方乃至美洲的短篇小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要在西方找到一位托尔斯泰的真正门徒则绝非易事。

　　记得在大学读外国文学，有关两人的高下优劣，几乎是换一个教师就会换一种说法。这与教师个人的趣味不无关系。喜欢现实主义传统的人，大都比较推重托尔斯泰；而喜欢现代派和所谓心理小说的先生则更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在国际学术界，几乎每隔五六年，风尚即为之一变，而两人的排序也随之沉浮。最近来了一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她问我最喜欢的作家是谁。当我提起托尔斯泰的大名，她立即面露不屑之色，她说，在美国，托尔斯泰已经是一个过时的作家了。我不知道她说的“过时”从何谈起，就立即讨教，不料她也说不清楚，最后一言以蔽之曰：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是虚伪的。

　　在我的学生中间，对托尔斯泰不屑一顾的也大有人在。有一次碰到一位学生，依我看他的导师是一名颇有学问的俄国文学专家，不知何故，该生却对恩师颇为不满，提出是否可以转到我的名下，让我给他指导。我问他为何要更换导师，他便列举了原导师的几个罪状，其中一条是：他竟然让我去读什么《安娜·卡列尼娜》。可见，在这些言必称美国的学生们的头脑中，老托尔斯泰显然已经是一个不中用的古董了。我对他说，导师就不必换了。因为如果我当你的导师，第一本推荐的书恐怕还是《安娜·卡列尼娜》。

　　有人说，杰作犹如大动物，它们通常都有平静的外貌。这个说法用于列夫·托尔斯泰似乎是再恰当不过了。我感到托尔斯泰的作品仿佛一头大象，显得安静而笨拙，沉稳而有力。托尔斯泰从不屑于玩弄叙事上的小花招，也不热衷所谓的“形式感”，更不会去追求什么别出心裁的叙述风格。他的形式自然而优美，叙事雍容大度，气派不凡，即便他很少人为地设置什么叙事圈套，情节的悬念，但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紧张感；他的语言不事雕琢、简洁朴实但却优雅而不失分寸。所有上述这些特征，都是伟大才华的标志，说它是浑然天成，也不为过。他在后世没有真正的传人，似乎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的“风格”“技巧”不是很容易就能学到家的，一般来说，那些叙事风格、形式感特别强的作家，后人学习起来还不至于无所依傍，如果有人打算从托尔斯泰那里偷一点雕虫小技学以致用，恐怕多半要失望，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像反类狗也。胡适有句名言，叫做“但开风气不为师”，这句话用来表明个人的治学态度并无不可，但从文学史上来看，大凡是开了一代风气的作家，身后都有一长串追随者，自古以来，开风气者必为师，似乎也是一条定律。普鲁斯特、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莫不如此。

　　我这样说，一点也没有贬低这些大师们的意思。像荷马、莎士比亚、但丁、歌德、托尔斯泰、曹雪芹一类的作家只不过在他们各自时代留下一座纪念碑，刻下了标高，后来者高山仰止则可，刻意模仿却吃力不讨好，对于这类大师的学习，至多也是“养养气”而已。我们一般会说，《老人与海》《白鲸》有一点荷马的影子，《日瓦戈医生》有一点托尔斯泰的气象，但从来不会有人把海明威、麦尔维尔说成是荷马的学生，更不会把帕斯捷尔纳克看成是托尔斯泰的再传弟子。因此，生活在托尔斯泰同时或稍后的作家是不幸的（但就这一点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十分了不起，他的身影始终未被托尔斯泰遮住），他的惟一的出路似乎就是另辟蹊径。

　　高尔基曾把托尔斯泰称为“小神”，我想他这样说的动机是纯真的。不是为了宣传，而是出于匠人之间本能的崇拜。托尔斯泰的身上也的确有那么一点“神启”之光，且不用说好的艺术家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点与神灵相通的性质（譬如诗人在古埃及的文献中，是属于人神之间的那么一个角色，有点类似于信使），托尔斯泰本人的宗教热忱也让人望而生畏。有人说他本质上不信教，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他称之为一位不折不扣的宗教狂热分子。别的不说，当列夫·托尔斯泰随口说出“天国就在你们心中”这样一类的话时，无意间已多少带有一点耶稣的口吻了。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受，这里也是随便说说，尽管列夫·托尔斯泰一生写了七百万字以上的小说，其中大部分都堪称杰作，但托尔斯泰本人似乎对第一流小说家的荣誉并不那么在乎。也就是说，驱使他写作的动机并不是做一个一流的小说家，而是他那野草般丰富而深邃的思想惯性，再加上他那野牛一般的体力和过人的精力，小说只不过是他发泄过剩精力的一个天然渠道。因此，我觉得他被称为一个思想家也许更合适。在他的名作《战争与和平》《复活》中，列夫·托尔斯泰动不动就让精彩的故事突然中断，毫无顾忌地加入大段大段的议论和评述，尽管他的议论性文字不乏真知灼见，但对故事的流畅性和阅读效果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损害。福楼拜也好，托马斯·曼也好，都对托尔斯泰这一做法感到不解，尤其是在《战争与和平》的第三部分，他为了塞进那些议论性的文字而不惜让整个故事“突然死亡”。其实，以列夫·托尔斯泰的睿智，他并非不知道这一写法会带来何种结果，他一意孤行，我行我素，说明整个写作活动已部分地脱离了作家的智慧的控制。反过来说，这种写法对作者来说是一种不可更改的习惯，是一种必须。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有自身的智慧，它比作者本人的智力水平更高、更远，这种说法在列夫·托尔斯泰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验证。在托尔斯泰晚期的作品中，作家在思想性方面的探索走得更远，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钻进了牛角尖。如果换一种说法，那就是列夫·托尔斯泰试图代替上帝进行思考。《克莱采奏鸣曲》《伊凡·伊里奇之死》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安德烈·纪德曾经告诫人们，对于有些问题，以人类的智力，不宜推究得太深，米兰·昆德拉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说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但对于列夫·托尔斯泰来说，他的思索、疑问是不分畛域、没有界限的，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更近乎歌德。后者曾有一句名言：“凡是赋予整个人类的一切，我都要在内心体味参详。”他又借霍蒙苦鲁斯之口说出这样令人费解的话：“一个人连‘母亲’都敢探索，就再也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参见《浮士德》，董问樵译）。

　　托尔斯泰的政治理想，价值伦理和哲学思考固然因为在印度的实践而开出了花朵，结出了果实——甘地所奉行的和平主义运动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并成为某种新的精神资源。但如用“不以暴力抗恶”或所谓的人道主义来概括托尔斯泰的思想，未免过于简单。说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是虚伪的，也没有完全错。托尔斯泰一方面固然同情、关心农民，并一直设法让农民获得应有的土地，但他骨子里与农民属于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他既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同时在内心深处对他们也有一种本能的蔑视，而且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贵族地位和优游的生活。他一生都在思考“得救”这个问题，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幻想在人间建立上帝的天国。他既然说出了“天国在你们心中”这句有名的箴言，但仍无法克服内心巨大的矛盾与分裂，最后终于离家出走，死在了一个荒凉的小车站上。我认为，从本质上来说，托尔斯泰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而他的合理身份也许还不只是一个思想家，倒更像一位没有具体信仰的神学家，关于这一点，托尔斯泰本人在忏悔录中说得十分明白：

　　我生活在这个世界已有五十年，除了十四五年童年时代之外，我有三十五年都是个虚无主义者，这是按这个词的本意来说的：既非社会主义者，又非革命者（就人们通常赋予这个词的歪曲涵义而言）；虚无主义者，这就是说：没有信仰。

　　《安娜·卡列尼娜》插图

　　《安娜·卡列尼娜》是我最喜爱的长篇小说，而且我也认为，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中，它也是写得最好的。《战争与和平》也许更波澜壮阔，更雄伟、更有气势，但它不如《安娜·卡列尼娜》那么纯粹，那么完美。顺便说一句，列夫·托尔斯泰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文体家，但他的文体的精美与和谐无与伦比，这并非来自作者对小说修辞、技巧、叙述方式的刻意追求，而仅仅源于艺术上的直觉。

　　尽管《安娜·卡列尼娜》在文体上有着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但我之所以会被这部作品迷住，是因为完全不同的另外因素。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是这部作品在道德上的强烈的冲击力。

　　众所周知，列夫·托尔斯泰在道德训戒方面的主观意图十分强烈，但也并非始终如此。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更信赖不涉及道德说教的自然，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纯粹艺术的才能要比社会意义的才能高得多。到了晚期作品中，托尔斯泰完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甚至带有明显的反智，反文化、反艺术的色彩，他不仅对莎士比亚那样的纯艺术作品深恶痛绝，而且为自己身上所有的莎士比亚的倾向公开表示悔恨。我们这里要说的《安娜·卡列尼娜》恰好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段，是托尔斯泰的思想、观念、艺术倾向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

　　俄国的德鲁日宁，安年科夫等人把《安娜·卡列尼娜》视为“纯艺术”的代表作品，我认为颇有疑问。《安娜·卡列尼娜》虽说没有《战争与和平》中那么多的议论和哲学说教，但对于“灵魂得救”这一主题的展开，作品中的思辩色彩和宗教情绪却要浓烈得多，而且，托尔斯泰晚期作品中的许多主题，倾向和叙事特点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都有所表露。

　　因此，我认为，《安娜·卡列尼娜》对于列夫·托尔斯泰一生的创作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从艺术表现力方面来说，作者的能力日臻成熟，而且对长篇小说这个体裁的驾驭炉火纯青。这部小说写于他一生中最安宁，最幸福的时期，虽然对于绝对善、正义、真实以及“得救”的探索已为日后的创作埋下伏笔，但这方面的倾向还未来及得对他饱满的热情、宽广的视野构成损害。

　　我最近在重读这部作品时，它的流畅性，内在的严谨与缜密仍然让我感到震惊。而实际上，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时断时续。作者一面写作，一面却对这部作品的意义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甚至几次中断了写作。如果不是他的责任心的驱使——仅仅为了使《俄国导报》的连载得以完成，很可能会中途夭折。当托尔斯泰写完这部作品后，他像是摆脱了一件沉重的负担似的感叹说：“我终于被迫把我的小说写成了，它简直叫我腻烦死了。”托马斯·曼认为，作者之所以写得如此困难，主要是艺术上的永不满足造成的无休止的琢磨修改：“这位惊世骇俗的圣者越是不相信艺术，对艺术越是一丝不苟。”这一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我认为，这部作品难产的另一个或许更为重要的原因，却是作者在“生命的意义”“价值观念”“社会变革的理想”等重大问题上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危机与幻灭感。作者将那些犹疑、彷徨、甚至有些绝望的思考一起写入了小说。

　　在以前的课上，我每次都要向学生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托尔斯泰的绝大部分作品都不喜欢在章节之间用小标题，这是作者的写作习惯所致。《安娜·卡列尼娜》似乎也不例外，但有趣的是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却出人意料地使用了一个标题，那么这个小标题是什么呢？没有学生能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这说明，同学们在阅读作品时还不够细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在文体上的形式上的反常之举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好吧，我现在告诉诸位，这个小标题就是“死”。也许列夫·托尔斯泰在写下“死”这个标题时，完全是无意识的，但却泄露了一个重要的秘密，这部作品的主题并不像很多人指出的那样单纯，至少不是以“婚外恋”“反叛”“家庭伦理”一类的题目所能涵盖的。“死”这个标题在全书中那样醒目，似乎暗示了“死亡”是作者的思考中无法逾越的障碍，正如托尔斯泰在作品中说的那样，既然人人都要一死，那么他在生前的荣辱失得，衰盛毁誉，挣扎和希望又有什么意义呢？问题既出，无人能够回答，在这里托尔斯泰似乎又钻进了牛角尖，又在代替上帝进行追问了。这种思考注定没有答案，是因为它本身是非理性的。因此，我觉得，尽管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问题小说，但它从本质上来说是反理性反社会的。也就是说，在列夫·托尔斯泰有关“获救”的辞典中，社会进步、革命理想、知识与文化、理性与科学统统不在其中。在托尔斯泰看来，艺术不是别的，其存在的理由正是对上述一切价值系统困难而神圣的超越的象征。

　　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中，列夫·托尔斯泰塑造了许多在文学史上光芒四射的人物：安娜、渥伦斯基、吉提、列文、卡列宁、奥布朗斯基公爵……在这些人物中，唯一一个在生活中左右逢源，带有点喜剧色彩的就是奥布朗斯基公爵，其他的人物无不与死亡主题有关。如果我们简单地归纳一下，这部作品主要写了两个故事：其一，是安娜与渥伦斯基从相识、热恋到毁灭的过程，以及围绕这一进程的所有社会关系的纠葛，其二是列文的故事以及他在宗教意义上的展开个人思考。

　　正如那句著名的开场白所显示的一样，作者对现实的思考是以家庭婚姻为基本单位而展开的，至少涉及到了四种婚姻或爱情答案：卡列宁夫妇，安娜与渥伦斯基，奥布朗斯基夫妇，列文与吉提。每一个答案都意味着罪恶和灾难。安娜是惟一经历了两种不同婚姻(爱情)形式的人物。在作者所赋予的安娜的性格中，我以为激情和活力是其基本的内涵，正是这种压抑不住的活力使美貌纯洁的吉提相形见绌；正是这种被唤醒的激情使她与卡列宁的婚姻、甚至彼得堡习以为常的社交生活、甚至包括孩子谢辽莎都黯然失色。与这种激情与活力相伴而来的是不顾一切的勇气。当小说中写到渥伦斯基在赛马会上摔下马来，安娜因失声大叫而暴露了“奸情”之时，对丈夫说出下面这段话是需要一点疯狂勇气的，“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随你高兴怎么样把我处置吧。”托尔斯泰对这种激情真是太熟悉了，我们不妨想一想《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复活》中的卡秋莎，还有蛰伏于作者心中的那头强壮的熊——它的咆哮声一直困扰着列夫·托尔斯泰。

　　如果说列文这个形象对托尔斯泰来说意味着个人经验的改写，那么安娜恰好预示着一种可能：她对家庭的背弃，她的自杀，都是作者想做而未做的。因此，作者对安娜的深爱、赞赏与恐惧是不难理解的。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安娜的悲剧是由于客观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比如说脱培西之流蚁聚一处的上流社会生活圈子的压力，或者说，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悲剧是由于他们两人都无力也不愿与这个生活圈子一刀两断而导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作者高尔斯华绥认为安娜之死是作者的败笔，是不真实的。从小说本身所展现的事实来看，这一见解是说不通的。安娜与渥伦斯基结合固然会导致社会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并未大到足以毁灭他们的程度，其次，假如这种爱情意味着“获救”和“幸福”，那么承受这种压力就是应有之义。至少，对于女主人公安娜来说，她在与渥伦斯基结合的过程中，她所面临的最大恐惧并不是上流社会的摒弃，也不是谢辽莎遗弃的后果，而是她不知道爱情的对象何时会停止这种爱，从而让她的全部牺牲彻底贬值。由此，安娜进入了嫉妒—怀疑—安慰—怀疑—嫉妒的怪圈，并最终导致了厌倦。

　　由此可见，安娜的死是由于厌倦，她的自杀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厌倦压迫着她，使他在任何时候都会采取自杀这一步骤，尽管安娜本人并非完全了解这一点。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安娜的自杀带有那么一点灵机一动的神秘色彩——她去车站并不是为了自杀，而是去等候渥伦斯基。火车进站的鸣叫使她突然想到了死，于是她就走下了站台。她当时表现得异常“清醒”，她甚至感到自己手提包被什么东西挂了一下，又从容地解开了它，但这种清醒何尝不是一种深刻的迷惘。在这里，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安娜想惩罚他的情人，想让自己的死使对方感到悔恨。她动用了属于她的最后一点资源。

　　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安娜的死是“注定”的，也就是说，作者托尔斯泰早就将她列入了牺牲者的名单，因为托尔斯泰对激情导致的后果已作了预先的设定，他不相信安娜与渥伦斯基的婚姻／爱情形式有多大的前途。事实上，作者安排安娜与渥伦斯基在车站月台上的第一次见面，宿命的阴影已经将两人笼罩于其中了。

　　我们再来看看列文与吉提。这对恋人虽然历经波折与坎坷，最后终于成了眷属。较之安娜和渥伦斯基，他们之间的爱情更符合托尔斯泰的理想。在这里，《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列、彼埃尔、娜塔莎的三角关系被一分为二；安德列与娜塔莎之间的充满激情的爱情在安娜—渥伦斯基身上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现，而彼埃尔—娜塔莎宗教气息很浓的婚姻则在列文—吉提身上再一次被重写。列文与吉提的重归于好被托尔斯泰赋予了天堂般的温馨。像彼埃尔一样，列文也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的“猜字游戏”式的求爱过程更像是一次赌博，不过他成了赢家。列文的求婚被接受之后，困扰着他的所有障碍仿佛在顷刻之间被瓦解了。托尔斯泰写道：“他(列文)必要的时候可以飞上天，或是举起房子的一角来。”由于有了梦寐以求的爱情，他一度深恶痛绝的沙龙聚会不再令人感到无聊，他甚至感到自己承受不住幸福的晕眩，迫不及待地与茶房彻夜长谈，婚姻的枷锁在列文那里也成了逃避自由的绝妙借口，尽管他不得不放弃自己打猎的爱好，但他为自己失去了自由而欣喜若狂：

　　幸福就是妻子不让列文去猎熊，列文感到高兴，爱，不仅是征服了他，而且是整个地将他吞没了。“我心里丝毫找不出惋惜我的自由的心情。”“我高兴的正是失去我的自由。”

　　然而，现实正如托尔斯泰所指出的那样，与不幸的背景相比，幸福是脆弱的，来得快，去无踪。列文与现实的和解是暂时的，忧郁与痛苦很快又回来了。爱情并未使他“获救”。为了阻断自己的自杀企图，列文像一个强迫症患者一样，把家里的绳索全部藏起来(因为他看到绳索就想上吊)，而且不敢携带枪支(开枪自杀就更容易了)。列夫·托尔斯泰仿佛被死亡这样一个巨大的诱惑迷住了，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写到了形形色色的死：列文的哥哥的死，安娜的自杀，列文的克制不住的自杀冲动，渥伦斯基的为自杀所寻找的漂亮借口(上前线并尽快地被土耳其人的子弹打死)。

　　小说中的人物似乎没有一个有好的结局，就连密哈罗夫这样的人也成天幻想着离开世界：“要是能够逃到什么地方去就好了。”而卡列宁无疑是小说中最为悲惨的一个人物。他自始至终都在深渊中挣扎，他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虚假的。糟糕的是卡列宁本人能够意识到这种虚假而根本无力改变它。在他的心目中世上的一切都是邪恶的，惟一可以支持他生命的是一种病态的责任感：他用这种责任感强迫自己办公务，用这种责任感来谈情说爱，来面对背叛他的妻子，与他的情敌和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卡列宁自己把这种责任感解释为“侍奉上帝”的道德需要。

　　毫无疑问，列文是小说中的第一主人公。托尔斯泰为了改造这个人物，动用了自己的大部分经验积累。从某种意义上说，列文就是托尔斯泰本人。那么，托尔斯泰借助于这个人物的苦难历程要向读者传达一个怎样的信息呢？或者说，列文这个富足的地主、患有强迫症的沉思者、具有非理性倾向的“神学家”所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上帝与个人的关系。或者说，人在何种意义上需要一个上帝，以及人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之下何以得救。与其说他给我提供了一个真实的答案，还不如说留给了我们一个自相矛盾的谜团。列夫·托尔斯泰的思考留下的是一个原样的世界，但他也在某种程度上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列文式的坚韧与忍耐，或者以蒂利亚口吻所说出的：“上帝给予了十字架，也就给予了我们的忍受它的力量。”它与里尔克、卡夫卡所给出的答案大致相仿。

　　马丁·杜伽尔曾认为，托尔斯泰是最具洞察力的作家，他的目光十分锐利，能够穿透生活的壁垒而发现隐含其中的“真实”。但我却倾向于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托尔斯泰是一个图解自我观念的作家，不管是早期还是晚期作品，主题上的联系十分清晰，尤其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两部巨著，其中的人物，情节，主题多有雷同之处，他的观念的疆域并不宽广，他的素材也不丰富，但这并不妨碍托尔斯泰的伟大，正如塞万提斯的狭隘主题并不妨碍《堂吉诃德》的伟大一样。小说的真实来自他的智慧，敏感而浩翰的心灵，而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诚实。维特根斯坦在读完《哈吉·穆拉特》以后曾感慨地说：“他（托尔斯泰）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权写作。”

　　文字丨格非，选自《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有删节

　　图片丨网络编辑丨周郎顾曲

　　我觉得吧，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其实还挺好归因的，说白了就是当时社会的毛病和她自身的毛病三七开，具体说来就是：

　　安娜自身的责任占70%。首先说我个人真不认为安娜的出轨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就是和自己的原配感情基础不好，觉得他不够爱自己，然后婚后无意间邂逅了真爱吗？这种戏码别说在当时的俄国，就是放到今天不也稀松平常吗？何况小说背景下的俄国社会也并没有不许安娜离婚另觅真爱，也没规定她就必须生是卡列宁的人死是卡列宁的鬼吧？至于她和前夫的离婚官司没处理明白，拖拖拉拉一直没有办妥手续，前夫不肯放弃儿子的抚养权，和她打拉锯战，她和新欢的感情也一波三折出了问题之类的情节，同样是放到今天也丝毫不违和呀，既然是从古至今都不稀奇的戏码，那就不能一股脑的全推到当时的社会上吧？

　　其次说安娜自己做错了什么，读完小说给我感觉，怎么说呢，安娜这人虽然本性不坏吧，也不是没有羞耻之心，但她貌似是那种对自己的人性弱点很容易包容的人，说白了就是对自己轻易狠不起来。就好比我们如果全部站在她的立场上，就会觉得她的想法做法根本没错一样：

　　她觉得婚姻不幸福、丈夫不爱自己，觉得渥伦斯基好，能给她来电的感觉，她有错吗？她不该被理解吗？

　　她不想跟卡列宁过了，想跟渥伦斯基名正言顺的相守，卡列宁却不肯痛快离婚，非要给她添堵，她恨卡列宁有错吗？她不该被理解吗？

　　她舍不得儿子谢廖沙，想把他一并带走，不想把他留给前夫，从一个母亲的角度讲，她有错吗？她不该被理解吗？

　　她不想被上层社会抛弃，想得到他人的接纳，不想活在周围人的指指点点里，她这种想法有错吗？她不该被理解吗？

　　她希望渥伦斯基珍惜她的牺牲和付出，爱她永不变，多顺着她一点，给她充沛的安全感，她这种要求有错吗？她不该被理解吗？

　　所以你发现了没有？如果说站在安娜的角度上，她的那些诉求一点毛病都没有，一点都谈不上过分，哪怕那是人性的弱点，也可以被人理解，包括安娜本人也是这么包容自我的，即便她内心知道自己有些事做的不对，也依然在行动上宽恕了自己，放纵了自己按照自己的诉求去做事，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一样是人，一样是活在世上，谁还不是个宝宝了？安娜的人性是人性，卡列宁、渥伦斯基以及他母亲老伯爵夫人甚至书中的广大看客的人性就不是人性了？你反过来再看一看那些人的诉求，似乎也不过分、也是可以被理解的吧？

　　人家卡列宁身为国家公务员，不该爱惜名誉吗？就算虚荣点又咋了？人家婚后对家庭一心一意，从没想过要分开，却被自己的老婆送上了一顶绿帽子，还闹得沸沸扬扬，丢人丢到家了，人家不该有气吗？人家不想痛痛快快离婚，想给这对狗男女一点教训，不想让背叛婚姻的老婆见到他们的儿子，人家这种想法有错吗？人家不该被理解吗？

　　人家渥伦斯基好歹也是富贵人家出身，好歹也为了这段爱情搭上了自己的前途和声誉，也算有担当了，那人家内心深处舍弃不下自己曾经的那种生活，作为男人想再努力一把重回上流社会，想要东山再起，不愿再一味沉溺于儿女情长，人家这种想法有错吗？人家不该被理解吗？

　　渥伦斯基的母亲老伯爵夫人，人家也是母亲呀，人家也心疼自己的亲儿子呀，人家就是看不惯你安娜一个红杏出墙的坏女人，人家就是不喜欢你做儿媳，又有什么错？人家不该被理解吗？

　　还有书中的那些看客，人家就是瞧不起你安娜婚内出轨，就是觉得你道德败坏，就是不愿带你玩，那又怎么了？你出轨是事实，还不让人说了？你做得，别人还不能反感得了？你有苦衷别人就必须无条件体谅你，否则就是无情残忍无理取闹？到底是谁不讲理？而人家看客们的这种心情，也该被理解的吧？

　　所以，我觉得安娜个人的悲剧就在于她只理解和纵容自己的人性弱点，却不能理解其他人的，但问题是既然她都不舍得对她自己狠，又有什么权利去要求别人都对自己狠，从而成全她呢？尤其是在她的诉求切实侵犯到了他人的利益之时，那就更别指望人家对她包容尽让了，长得美难道就能为所欲为啦？不可能的啦~

　　然后再说社会所占的30%责任，我觉得毕竟那个时代没有给女性提供更多展翅高飞的机会，安娜生得再美，也只能依附婚姻、依附男人而生存，如果离了卡列宁再离了渥伦斯基，她便是死路一条，这种选择面的狭窄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她将爱情当作救命稻草，最后走上了绝路。试想倘若彼时的社会能让安娜有自食其力的机会，哪怕去打工、去做网红、去做up主，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能在婚恋之外找到精神的寄托，是不是她就不会在爱情上那么钻牛角尖了？那她后来的悲剧，是不是也可以一并避免了？

　　最后还是给托翁吹个彩虹屁，他老人家笔法真心牛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