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底看前朝：微言大义 嬉笑怒骂谈古今

　　英明的开国皇帝，思维、行事大开大合，挥洒之间，无不切中义理，体现出兴旺强健的正力量。明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御览全国地图，侍臣见朱元璋心情不错，就说：我大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前所未有啊。（“舆地之广，古所未有。”）这显然是奉承皇帝。但朱元璋不是那种有文艺范儿的皇帝，一听好话就高兴得想拉二胡唱K，他对现场的大臣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正是我们要谨慎的地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会带来治理的难题，因此，不管在哪里做官，各级官员必须德行高尚，因为只有一个居上位的人的德行方能让他人叹服，这是为政的前提。商纣王拥有天下，不也亡了？而他的祖先商汤的本钱起初才七十里，却慢慢地拥有了天下。都是因为一个字：德。有德者就是正能量！（“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则抚摩难遍，此正当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视。纣以天下而亡，汤以七十里而兴，所系在德，岂在地之大小！”）

　　帝王以礼乐化民，祭祀之事，非常重要。洪武年间，制作太庙的祭器，礼部反复研究，以为必按照古礼制作，丝毫不能马虎，为此一些儒生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各自依据古书的描述，相互指摘挑剔，水火不容。就跟今天学传统之学的年轻人一样，为一个汉服、儒服之类争论得不共戴天。朱元璋说：你们别争论了，“礼顺人情，可以义起。所贵斟酌得宜，必有损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笾豆之属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似亦无谓，其制祭如生仪”。洪武十一年（1378）初秋，朱元璋祭太庙，由于祭祀用的板栗没成熟，负责祭祀工作的太常向朱元璋汇报，请求能不能用桃子代替。朱元璋听了，说：当然可以！礼从宜嘛。今后所有用来祭祀用的果品，不必常备，更不必让各地数千里供应，就用时令的果品即可。这个要形成一个制度（“着为令”）。

　　朱元璋虽然不是读书人出身，没什么文化，但真如子夏所言：“必谓之学矣！”

　　同样的事，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这样处理的——赵匡胤刚建立宋朝，到太庙祭祀，见祭器笾豆簠簋之类，陈列周详，他不认识，问这都是些什么？近臣汇报说是祭祀用的礼器。赵匡胤笑了：我祖宗恐怕也不认得这些，撤了吧。用日常的膳食祭祀即可。赵匡胤自己行礼完毕，却对刚才的近臣说：你们依然将刚才那些礼器摆上去，方便其他人来祭拜，不能因为我，让别人无所适从。

　　邵康节称赞赵匡胤：真是一个懂礼乐真谛的达人。（“达古今之宜矣。”）

　　这就是王朝初期的正能量核反应堆，帝王言行，大事小情，无不“达古今之宜”，垂范天下，上能推诚，下无逸口，国家呈现出兴旺的气象。

　　考诸往史，每个王朝发展到后来，无不是能量衰减的过程。再健康的事物，久则必然生弊，犹如衣服由新到旧，其污染肮脏是不可避免的一样，各种各样的困难矛盾也会越积越多。比如，至明朝正德年间，单是宗室亲王就有30多位，郡王215位，他们的子弟还都是各种吃国家财政的官，消耗非常大。永乐时期就将这些宗室的俸禄大量削减过，显然当时已经负担不起了。到了后来更负担不起。国家机器其他部分的运转也都日渐冗繁沉重，如洪武初年（1368），锦衣卫官共205人。由于维稳和反腐任务重，机构重叠设置，到嘉靖八年（1529），锦衣卫官增加到了1700多位。弊端这个东西，具有疯狂生长的能力，拼命革除，尚且不尽；稍有懈怠，满目尽是，以至于连个正常参照都找不到，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弊端了。

　　明朝每个王朝出现的短期中兴，就是继位的皇帝奋力革除弊端，给核反应堆增添新的能量，能量所加，必然有腾旺的气象。

　　洪熙帝在位仅一年就死了，但其仁政所施，颇有成效。明朝帝王都学了朱元璋的坏脾气，疾恶如仇。洪熙帝刚继位，就下诏说：朕的脾气不好，如果过于疾恶，对罪犯的处罚在朝廷的法律之外，即过分干预司法，请司法部门再三执奏，劝说提醒朕。如果你们再三执奏，朕还是不听的话，可五奏；五奏还不听的，就联合其他大臣一起奏，提意见，你们把朕当成一个昏君、暴君来对待，直到朕同意回到法律的轨道上来为止。这要形成一个永远的制度（“永为定制”）！

　　宣德九年（1434），朝廷想将位于德胜门外的教场，即京城的教场用于操练和检阅军队。因为是全国最高级别的检阅，所以德胜门外的教场面积有些狭小。皇帝派大臣去选新址，新址选在西直门外白云观附近。皇帝又派大臣去详细查看修建新教场的工程难度和估计预算。

　　大臣回奏：新址是很理想的。只是要拆迁三十六户老百姓的房屋，另外百姓种的麦子，还有桑树、枣树、银杏等果树都是成树，每年都给百姓带来一些收入；还有一些坟墓，有当地人家的，也有城里人家的，这些都要拆迁或平毁。尤其是旁边的白云观周围的土地，都是当地百姓用来种植纳税的好土地，这些，朝廷都可以以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公共设施等名义拆除，给老百姓一点小小的补偿即可……

　　“行了！”宣德皇帝没听完就打断，让汇报工作的大臣别再往下说，他决定教场先不迁了，别折腾老百姓（“勿病民”）。

　　明仁宗、明宣宗两位皇帝在位的时间都不长，但却创造了明代的“仁宣之治”，可见皇帝稍微一认真，就很快见成效，犹如给核反应堆里增添了新的能量。

　　但是，后面的皇帝就基本上是消耗能量而非增添能量了。最后到崇祯皇帝时，明朝的核反应堆已因年久失修，坏了、泄漏了，不能使用，他想添都没法添。

　　至于有的短命王朝，虽号称王朝，但并不具备王朝的基本素质和条件。也没有什么反应堆，就是根蜡烛，还嘚瑟着，不停地折腾，迎风流泪，不加节制地燃烧，其消亡和覆灭就更不值得一说了。

　　第2页 :成王败寇的真正含义

　　成王败寇的真正含义

　　科举制其实是个伟大的创举，它使出身下层的士子有了上进的通道，使王朝有了人才吐故纳新的机制。但是，任何制度都要操作得好，如操作不当，久则生弊。唐朝，科举让两个读书人受挫，一个是黄巢，一个是李振。这两个人科举不成，一是他们的文章的确不行；二很可能是科举执行者量材标准有失偏颇，让应该获得上进机会的人，遭受阻蔽，堵塞了人才之路。黄巢生气了，后果很严重，挥刀造反，四方响应，天街踏尽公卿骨，使唐朝一下子陷入极度病衰时期，无药可治；藩镇割据，神州瓯裂。

　　其实要是当时有人在旁有力辅佐黄巢，不让他和朱温闹翻，黄巢说不定能成事。可惜黄巢目光短浅，朱温被围困在同州（治所在今陕西渭南市大荔县），黄巢不救，于是朱温降唐，转而攻巢。也可能黄巢为人不如朱温那么凶悍奸险，所以最后败在朱温手里。朱温是借着黄巢起来的，以其勇猛善战，帮助黄巢把唐朝打得奄奄一息，最后却倒向唐朝，把黄巢收拾了。总之，黄巢发狠忙活了一辈子，都替朱温忙活了。收拾了黄巢，朱温把名字改成了朱全忠，以向唐朝表示全心全意的忠诚，简直就是没有唐朝就没有朱温。他从造反的贼寇陡然变成了唐朝最忠诚的忠臣，许多唐朝的文臣和读书人很不相信，但嘴里不敢说。

　　朱温的父祖都是乡下读书人，教书谋生，日子过得很清苦。朱温很看不起自己父祖那样苦哈哈地生活，也从小就仇恨读书和读书人。这小子极端聪明，城府极深，胃口极大。朱温替唐朝灭了黄巢，文弱的唐朝将能给朱温的荣耀都给了，口袋都翻底儿给朱温看了，但朱温觉得不够：他想当皇帝。正在此时，另一个因为科举受挫的读书人李振站了出来，他要复仇，他对朱温说：现在阻碍您当皇帝的人，都是朝中那些读书人出身的官员，这些人平时自诩是所谓清流，您别看他们现在不作声，但心里很鄙视出生入死打仗的藩镇武将，把他们杀了扔到黄河里去，让他们这些清流变成浊流！看谁敢再鄙视您。朱温一听，笑而从之，一下子把三十多个读书人出身的文官杀死扔到白马驿（今河南滑县境）附近的黄河里去了，史称“白马之祸”。朱温扫清了自己当皇帝路上的清流文官障碍，轻而易举地当了皇帝，改国号梁，即称大梁皇帝，揭开了历史上最混乱血腥的五代时期。

　　朱温当了皇帝，怕人笑话，名字也不叫朱全忠了，又改名朱晃，结果他当这个皇帝真的一晃就过去了——朱皇帝其实很注意抓经济，富国强兵，也取得了很显著的成效。但是政策很偏，即经济再好，也改变不了他仇恨读书人、仇智恨学的心态。他当了皇帝后，参照前朝，觉得应该要有个样子，也不懂装懂地提出发展文化，弄几个读书人出来装装门面，希望他们写写歌颂皇帝和祖国的歌曲啥的。比如他邀请其时已经隐居山林的司空图出来当官。司空图看透了朱温的本性，不敢不出山，但是伴君如伴虎，而朱温本身就是只虎、饥饿的变态虎！司空图在朝堂上故意走路跌跌撞撞的，把手里的牙笏都掉在地上了，后果很严重——这是严重的失仪。司空图被朱温斥退，正中下怀，又赶紧隐居去了。

　　朱温这皇帝当得很不像个皇帝，贼性不改，经常招呼一帮流氓出身的哥们饮酒啸聚。他的哥哥都看不下去了，趁着酒劲儿骂：朱三儿！你这个德行也配当皇帝！

　　其实那时候已进入了一个聪明人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有智谋的人横行的时代，一个聪明、智慧而无道德的时代，许多人因为没有道德、没有文化却成事了。我在成都参观过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寝宫里有王建的石雕像，相貌看上去相当英伟。王建，也是流氓无赖出身，因为他排行老八，人称“贼王八”。现在咱们骂人王八、王八蛋，就是从这儿来的。“贼王八”王建因其贼，在四川盆地成就大业，当起了皇帝。

　　朱温当皇帝，经济实力是有的，军队也是能战斗的，他为人也是很聪明机警的，他也是很勤政的。但是聪明人没有了仁义道德的约束，一味地逞他的聪明厉害，行使其雷霆手段，还是治不了国。何况他还很淫乱，把自己的儿媳妇睡了个遍，跟相貌出众的儿媳妇还睡出了感情。不到六年，朱温先是被割据在太原的李存勖重挫，后来被自己的儿子杀死，死得很惨，他儿子一刀戳到他肚子里，由于用力过猛，刀从后背出来，穿了个透！

　　朱温以乱贼盗寇出身，成事当皇帝，人称其为梁太祖，但是一般人还是认为他是贼寇，是乱五代之首的恶贼寇。

　　同为朱姓的另一位皇帝是明朝的朱棣，以造反起家，后来承继大明正统，其文治武功将明朝推向辉煌的永乐盛世。所以，人们仅在背后同情猜测被他赶下台的建文帝，但对于朱棣的王道事功还是很认可的。朱棣死后，明朝效法唐李世民，尊朱棣庙号为太宗，仅次于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后来明世宗时，追改太宗为成祖，又将朱棣的尊誉提拔了。史家对此无异议，因为朱棣的确是成就帝王大业、践行王道的有为皇帝。

　　同为朱姓皇帝，朱温以奸篡得逞，朱棣以反叛成功，在唐昭宗与建文帝看来，都是反贼盗寇；朱温肇“白马之祸”，朱棣诛方孝孺十族，均可谓酷烈凶残。朱温称帝，行盗贼之法，以至于国灭惨死，虽曰梁之太祖，而百代以下，仍称其为贼寇；朱棣以反叛起兵，夺位登基，大行王道，文治武功，大业卓著，百代以下，犹追誉其功德，越宗而祖。二朱为帝，天壤之殊，耐人寻味。古人说：“德象天地谓之帝，仁义所在谓之王。”此真理也。

　　元代无名氏的杂剧《犯长安》之《李傕定计》——李傕道：“雄兵十万吾为首，昼夜兼程朝西走，这次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夺了长安为董公报仇。”元代读书人不敢明说“成王败寇”这句话，因为其时蒙元狂飙治下，所行非王道。故读书人内心鄙之，目蒙元为贼虏盗寇。既不愿意屈身服侍之，又不能公开言明，于是转而经营舞台，借戏中人物之口向社会道破天机。

　　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演讲》中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习惯，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但近代文明国家，不是如此。”孙中山先生此言或可有补充阐发之处：自古贼寇起事，事成而行王道者，即改贼寇之心为王者之心，故曰成王。也可以说，惟贼寇行王道者能成事，即事以王而成，故曰成王；又贼寇之性不改，以贼寇而侥幸成事者，自古鲜有，有亦必奄忽而成，倏然而败。反过来，即先为王者，后弃王道而行贼寇之道，人必以贼寇视之，其必然以贼寇而亡败。

　　过年闲居，忽思十多年前春节，在华山脚下一农场，华县皮影戏艺人为我们几个人演出的专场折子戏。夜幕下，天穹如墨，只有华山顶上偶尔闪烁的灯光，更增添了天地间的寂静空旷。其中有一场武打戏《狼虎峪》，说的是随黄巢举旗反唐的朱温投唐反戈击巢，狙杀于狼虎峪，黄巢兵败自杀的事。剧中黄巢与朱温对打，锣鼓铿锵激烈，老艺人潘京乐那沙哑苍劲的嗓子猛地迸出：“朱温呀！朱温！我把你个贼……”

　　听得人浑身一震。

　　第3页 :黄道周：忠心佞口一孤臣

　　黄道周：忠心佞口一孤臣

　　考察中国历史，每至一朝末季，大厦有颓斜将倾之危，而拯救此朝代的意见大致有两种：一是从根本上扶正，以巨大的勇气和魄力固本培元以拯救匡扶之；一是裱糊粉饰，人君与臣民得过且过，大家都好过，手拉手一起陪着王朝凄美而文艺地死去。到了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人的欲望被前所未有地激发煽挑，又产生了另外一种激烈的意见：革命、建制——希望将复杂的社会变革换成革命的手段，建立一种舶来制度，希冀能毕其功于一役，一劳永逸地解决纷繁复杂的问题。

　　第一种，必然不被广泛接受，因为王朝既久，弊端丛生，而人心不宁，平居思乱，各怀不靖之志，这种固本培元的意见往往被认为迂阔缓慢，不能满足人迫切的需求，故即便是人君，也不会接纳这种意见，更从未见施行。第二种，今天仍盛行于某些公知和民众中，以为建立甚至照搬某种制度，则可将万千困惑胶着如难言之隐一洗了之。这种意见尤其容易获得广大愚众的欢心，因为这是在煽惑满足与迎合愚众的非分欲望，看上去很美，很嗨。但是，以其躁急功利、不切实际，绝不可行，也行不通，其命运必然是一直亢奋地哀怨着、哀怨着。

　　考诸往事，第二种意见宿命地被一次又一次选择。选择是选择，但是，它究竟好不好，有李鸿章与大清朝的命运作注，就不多解释了。

　　这里要说的是以黄道周为典型的明末士子，为挽救即将颓亡的明朝，给崇祯皇帝谏言的故事——

　　黄道周，福建漳浦人，黄氏祖居湖北江夏，为黄香之后。黄道周天资过人，少年即有“闽海才子”之名，天启二年（1622）进士，历任天启朝翰林编修、经筵展书官，崇祯朝翰林侍讲学士、经筵展书官。

　　黄道周是个典型的士大夫，行事但循义理，不屑圜转，俗称戆头。戆，愚直也。被称为戆头者，即任气节而不顾利害之人。故古人以为，惟此戆头，方可以托孤寄命。

　　崇祯二年（1629），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钱龙锡举荐袁崇焕为帅，东北拒敌失败，这一战对崇祯的打击很大，他乱了方寸，因而十分恼怒，大兴株连，要杀钱龙锡。满朝官员无一人敢出声，惟黄道周连夜上疏，为钱龙锡辩冤，直指崇祯帝的过失：“今杀累辅，徒有损于国。”自负急躁的崇祯帝阅疏大怒，“以诋毁曲庇”，着令回奏——崇祯在盛怒之下，让黄道周把话再说清楚，其实是给了黄道周和自己一个退避圜转的机会，不料黄道周再疏辩解，表明自己“区区寸心”“为国体、边计、士气、人心留此一段实话”。崇祯帝的愤怒被黄道周沮阻，所以非常反感黄道周，几乎将他也一起杀了。由于黄道周的据理力争，钱龙锡得以不死，而黄道周却因此被降三级调用。

　　黄道周三疏诤谏，学的是他的老师袁可立。从此名声大振。

　　崇祯五年（1632），黄道周以疾求归，临走却给崇祯帝上了一疏，言辞激切：“臣入都以来，所见诸大臣皆无远猷，动寻苛细，治朝宁者以督责为要谈，治边疆者以姑息为上策。序仁义道德，则以为迂昧而不经；奉刀笔簿书，则以为通达而知务。一切磨勘，则葛藤终年；一意不调，而株连四起。陛下欲整顿纪纲，斥攘外患，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缙绅；陛下欲剔弊防奸，惩一警百，诸臣用之以借题修隙，敛怨市权。且外廷诸臣敢诳陛下者，必不在拘挛守文之士，而在权力谬巧之人；内廷诸臣敢诳陛下者，必不在锥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丛之大。”黄道周以请求退休者的身份，冷眼旁观，精准地指出了崇祯帝面临的尴尬局面：诸大臣几乎没有能真正为朝廷国家考虑的，不但不为国家尽力，反而利用权力打压那些真正想为国尽力的仁人志士。这话说得崇祯帝心惊肉跳，内心很沮丧、恼火。崇祯帝批复，跟上回一样，让黄道周把话再说清楚，要解释两个敏感词：“葛藤”“株连”。

　　从古到今有一个怪现象：有的人就是不接受含蓄的表达，非要让你把话说清楚、说露骨，你说清楚了，他却受不了了。黄道周无奈，只能进一步申明自己的见解，几乎将崇祯即位以来以及从前三十年的弊端和任用人才的失误全部说出来了，把皇帝信任的重臣们的所作所为一语道破：“迩年诸臣所目营心计，无一实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过推求报复而已。……今诸臣之才具心术，陛下其知之矣。知其为小人而又以小人矫之，则小人之焰益张；知其为君子而更以小人参之，则君子之功不立。”黄道周很不给皇帝留面子，并且直刺当时崇祯信任的几位大臣。崇祯帝阅疏，非常生气，将黄道周贬斥为民。

　　崇祯九年（1636），黄道周又被启用，复原职，迁左谕德，擢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读学士，充经筵日讲官——崇祯帝冷静清醒的时候，也会想起黄道周的话，因为经过时间检验，黄道周所发现的人和事几乎被一一证实了。加上黄道周学问精深渊博，人又正直，名气又大。这就是他又重新任用黄道周的原因。可是，刚一上任，黄道周就连连上疏，不改其激切直言，当然是没有悬念地惹怒了崇祯帝，又掉入了一个由兵部尚书杨嗣昌等人精心布下的陷阱——其时朝廷肃清东林党，黄道周虽不是东林党朋，但也被株连，心灰意冷，请求辞职回家。临走他上疏解释自己辞职的原因，本来是谦虚之词，也可以说是敷衍，列举十数条理由，有一条说自己“文章意气，坎坷磊落，不如钱谦益、郑鄤”。这句话被切齿痛恨他的杨嗣昌等人抓住不放——其时，有人揭发弹劾郑鄤曾经打过自己的母亲，这可是大逆之罪。关于此，有两种说法，一是郑鄤少时，其母悍妒，犯七出之过，其父欲杖而教训之，郑鄤不愿意父亲担此名誉，乃泣而求代父杖母，也可能是怕父亲下手过重，自己代父执行，做个样子，让父母都好受一些；二是郑鄤的确对他母亲不好，蒙骗了曾经路过在郑家小住的黄道周。郑鄤百口莫辩，后来被处以凌迟。这样一个大逆不道之人，黄道周居然称赞他的文章好，这让人抓住了把柄。崇祯帝也犯了人君不该犯的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黄道周辩解说自己只是认为郑鄤的文章写得比自己好。但是，崇祯帝就是抓住这一点不放，斥责他居然同情称赞一个忤逆的郑鄤！

　　为什么朝廷那些大臣如获至宝地抓住黄道周这一点不放？因为也许是骨子里的孝道血统和仁孝文化基因，黄道周一直主张严格遵循以孝道治天下，当时崇祯皇帝最倚重的宠臣杨嗣昌，父母死应该丁忧守制，而崇祯却将其夺情起复，这是没有遵守孝道。黄道周指杨嗣昌不守孝道，为此还举行了一场辩论——“与嗣昌争辩上前，犯颜谏争，不少退，观者莫不战栗”。斥责杨嗣昌不遵礼守制，有违孝道，无疑也是指责崇祯，这很明显。因此崇祯帝极力袒护杨嗣昌等人，崇祯和杨嗣昌君臣组合对付黄道周，黄道周雄辩滔滔，纵横莫当，这一场千古罕见的抗辩对话，即便是编剧妙手，也难呈现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

　　最后辩论不过黄道周，崇祯帝愤然怒斥黄道周：“一生学问只办得一张佞口！”闻此言，黄道周豁出去了，高声争辩、步步紧逼：“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辩。臣在君父之前独独敢言为佞，岂在君父之前谗诌面谀者为忠乎？”他厉声直逼皇上：“忠佞不分，则邪正混淆，何以治？”

　　这场辩论的结果，黄道周被连贬六级，调任江西按察司照磨。

　　黄道周确实犯了他的戆头脾气。

　　有关戆头，明朝初期的烈士方孝孺有言：汉代汲黯（长孺）、三国吴张昭（子布）就是千古戆头，这两个人幸运的是遇到了理解并尊重戆头的人君，故能成就戆头的功业。而其他人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方孝孺自己的命运最惨，蒙诛十族之酷，千古仅见。虽然这样残酷地绞杀戆头，戆头却代不绝人，到了明末，就出现了黄道周这个人。

　　崇祯十三年（1640），江西巡抚解学龙以“忠孝”为由向朝廷举荐黄道周。——这就是古代的士大夫，不怕跟黄道周这种有问题、犯了错误的官员来往，非但与其来往，还向朝廷推荐他。此古风今已绝矣！崇祯最忌讳官员之间相互勾结串通，以朋党为之戒。他认为解学龙被黄道周迷惑了，大怒，下令将二人逮捕入狱，以“伪学欺世”之罪重治。这时候，有几位大臣力谏，遂改为廷杖八十，永远充军广西。经此杖谪，黄道周更加声名远播，“天下称直谏者，必曰黄石斋”。说到这里，让人不得不为明朝在最惨淡的时候，尚有有良心的士大夫而感叹：在大厦将倾之危时，还有人站出来说良心话，可见大明朝士气没有死绝。

　　明朝到了崇祯时代，内有闯献造反，四方扰攘；外有崛起的大金，虎视眈眈。而明王室贵胄，谁也不愿意自己减损一丝一毫的利益，为朝廷和皇帝分忧纾困，总以为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砸不到自己头上。崇祯是个很想做好皇帝的人，也很勉力勤政，比他前面的列祖列宗要像样得多。但是，崇祯的命运不好。明朝走到这个时候，他很急躁、很焦虑，人一着急，就没有不乱的。他也看到了明朝问题的根本所在，但是，他没把握选择一种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大拆大卸、推倒重来这种方法是坚决不会选择的，谁也不敢给他提供这种选择。应该说这种选择其实不是选择，是宿命，是等着你的宿命。一种意见就是黄道周这种正直的士大夫的意见，让皇帝不要被眼前的一些烦乱的不稳定乱象搅扰，应该从根本上以巨大的勇气和魄力固本培元以拯救朝廷，匡之扶之。

　　黄道周给出的意见是：祛除皇帝身边那些敏慧可人的才智之士，如兵部尚书杨嗣昌、内阁首辅温体仁之辈，这些被皇帝信任而重用的能臣干才，无一不是裱糊匠、装修师傅。他们主要摸准了崇祯皇帝的脉搏，崇祯很想与关外的清兵讲和，但是不敢明说，怕士大夫清流们不答应，自己也不愿意落这个名声。历来研究明史者，很多人批评明末这些士子，为了成全自己的士大夫名节，耽误了明朝的命运，此所谓书生误国。如顾诚《南明史》评价刘宗周和黄道周：皆非栋梁之材，“守正”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世无补。再如撰写《二十一史札记》的赵翼，说得似乎更有条理：“统当日事势观之，我太宗既有许和意，崇祯帝亦未尝不愿议和，徒以朝论纷呶，是非蜂起，遂不敢定和，以致国力困极，宗社沦亡，岂非书生纸上空谈，误人家国之明验哉！……诸臣不度时势，徒逞臆见，误人家国而不顾也。”

　　赵翼的这种观点，很被后来的学人认同并深以为是。这种说法其实是对书生气节的极大诬枉，是一种计较成败的、实用的功利思维，还是一种事后聪明。书生原本就应该这样生存，如浩然正气盎然充塞于天地之间，端看一个朝代如何使用这种气。用得好，就是你的正能量，正好借助其力，风正帆悬，劈波斩浪；用不好，就是你的负能量，对峙抵触，摧樯折橹，加速你的覆灭。况且一姓一国之存亡，原本就不是书生应该关心的，书生关心的是天下的存亡盛衰。至于一个朝代悲摧地灭亡，朝代更迭所造成的人间悲剧，就是历史变迁的正常磨损，革故鼎新，岂能计较琐屑毫末？

　　实际上，黄道周并非腐儒迂阔，他自幼学《易》，以天道为准，早知道大明朝气数已尽。他在给自己的老师袁可立所作的《节寰袁公传》中说：“智者不能谋，勇者不能断，慈者不能卫，义者不能决，赖圣人特起而后天下晏然。”他明知道当时的国事，已非当时的诸臣可为，非赖有圣人出现不可，可他为什么不退隐林下，以等待时局的变化？为什么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因为天下需要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东汉末年，就有这种士大夫，明知汉之气数将尽，但仍然鼎力扛持。怎么理解这种不知圜转变通的书生意气？简单说，就是当此江山更迭之际，要以士大夫的固执，增加新王朝夺取政权的难度，提高夺取政权的门槛，这种难度和对抗，能给新政权自觉地注入一种强健的文化基因。蒙元初期，以杀戮震慑，每攻占一城，见反抗者即株连屠城，到了即将横扫天下的时候，凶残的嗜杀者也觉察到，要是把这种反抗的力量全都杀尽，则将来连自己需要这种力量为自己扛持的时候，都没有人了，也没有这种士大夫的种子，所以才听从了耶律楚材等通晓汉文化的读书人的建议，招中原读书人而用之，才有了许衡“不如此则道不尊”。

　　况且，天下不能都是聪敏灵慧智巧之徒，若人人都谙熟圜转，人人都是不粘锅，那才不啻人间地狱——试想：倘若天下人皆以见风使舵为识时务、知变通者，则人无恒心，朝廷这艘大船，就只有哪里来风就往哪里使舵，非但不能扬帆航行，反而因总在随着众人各异的诉求随意变换航向，直到触礁沉没。

　　黄道周给崇祯皇帝的建议，在于竭力维护道统纲常，而此道统纲常的核心就是“孝”，作为天经地义的孝道，是诸德之本，皇帝以孝治理天下，是为固本培元，扶正本元，则“通于四海，光于海内，无所不通”。

　　基于此，他对杨嗣昌、温体仁等那些所谓识时务、善变通的人是很不屑的。做个比喻，杨嗣昌辈就是装修师傅、裱糊匠，能满足崇祯皇帝急于看到国家有起色的心理。而黄道周等人的这种固本培元之策，如中国古代建筑的“打牮拨正”法，即将地基塌陷、梁柱歪斜的大厦，用“打牮拨正”的方法将整个大厦的上层骨架支撑起来，再更换衰朽的梁柱椽檩，填充加固地基，最终使大厦重新复归于稳固泰然，延年益寿。黄道周的这种方案，虽不是大拆大卸、推倒重来那么令人震撼，但无疑是有巨大风险的，这对焦躁疲惫的崇祯皇帝来说，是接受不了的。

　　黄道周挨了八十大棍，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卧床八十多天，才能稍稍起立。读过方苞的《狱中杂记》者，可知当时狱中的规则与“潜规则”，虽朝代不同，想必情形几无差别：俗话说靠山吃山，狱卒靠犯人就吃犯人。据《黄道周年谱》载：“先生既以清苦闻天下，诸狱卒皆不敢有望，于先生惟日奉纸札丐先生书。”黄道周是有明一代杰出的书法家，其行书，人称“飞鸿舞鹤”，其楷书“峻厚古拙”，与王铎、倪元璐并列明末三大家。当时的狱卒也知道黄道周的字好，于是每天请他写字，黄道周也不推辞。“先生时时为写《孝经》，以当役钱。凡手书《孝经》一百二十本，皆以狱卒持去。”他在狱中待了约15个月，平均每月要写近10部《孝经》，不断抄写内容相同的《孝经》，据说看现存的黄道周楷书版《孝经》，无一不是恭谨不苟的作品，可以看出书写者内心的端严庄敬之情，无丝毫草率敷衍。黄道周对《孝经》非常敬重，《孝经大传序》是他重要的代表作，他曾说：“臣观《孝经》者，道德之渊源，治化之纲领也，六经之本皆出《孝经》。”

　　的确如历来学者所言，孝是黄道周倡导的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是他用一生竭力维护的道统纲常。有人说他在狱中不间断地书写《孝经》，实际上是一种笔谏，是他的政治宣言。

　　这种诤谏与宣言，未尝不被崇祯皇帝从价值观上认可，但是，却不愿意接受施行，以其太缓慢迂阔，远水救不了近渴。大凡朝廷到了危殆之时，主政者都焦虑急切，犹如答题，不耐烦换算过程，就想要个直接答案。

　　果然，杨嗣昌病死（一说因事不利，无颜见崇祯而自杀）后，崇祯皇帝又想起了黄道周。《明史》的细节十分生动——

　　崇祯十五年（1642），道周戍已经年。一日，帝召五辅臣入文华后殿，从容问曰：“张溥、张采何如人也？”皆对曰：“读书好学人也。”帝曰：“张溥已死，张采小臣，科道官何亟称之？”对曰：“其胸中自有书，科道官以其用未竟而惜之。”帝曰：“亦不免偏。”时延儒自以嗣昌既已前死矣，而己方再入相，欲参用公议，为道周地也，即对曰：“张溥、黄道周皆未免偏，徒以其善学，故人人惜之。”帝默然。德璟曰：“道周前日蒙戍，上恩宽大，独其家贫子幼，其实可悯。”帝微笑，演曰：“其事亲亦极孝。”行甡曰：“道周学无不通，且极清苦。”帝不答，但微笑而已。明日传旨复故官。道周在途疏谢，称学龙、廷秀贤。既还，帝召见道周，道周见帝而泣：“臣不自意今复得见陛下，臣故有犬马之疾。”请假，许之。

　　可见崇祯皇帝内心知道黄道周虽然有一张厉害的佞口，但是却怀着一颗不贰的忠心。有人替黄道周说话，崇祯帝就顺着台阶下了。

　　黄道周的高明，崇祯到底没看出来，黄道周请假告退，别有隐情——他据《易》推演，据情观察，认为明朝必亡，所以退隐故乡，著书守墓。历来有识之士，于此危亡关头，莫不如此。不久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崇祯皇帝于煤山自缢。明朝残余退到江南，新袭位的福王监国，做苟延残喘。南明弘光朝，黄道周被任命为吏部侍郎、礼部尚书。短命的弘光亡后，黄道周又回到福建。南明隆武帝又封黄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但是兵权落入另一心怀私利的权臣郑芝龙手中，处处掣肘，黄道周无计。

　　其实准确地说，黄道周已无心与人在朝廷中争权了，他在给自己寻找和等待一个得其所的死法。古之士人，一生无非寻死，寻一得其所之死。士有寻得其所死之心，则文死谏，武死战。这个机会终于来了：隆武元年（1645）九月十九日，黄道周募众数千人，马仅十余匹，带一月军粮，出仙霞关，与清兵抗击。这样一种显然不堪一击的出征，连黄道周的继室夫人蔡玉卿都看出来了，她欣慰地感叹：“道周死得其所了！”

　　黄道周果然毫无悬念地兵败被俘，押解至南京。清廷敬重黄道周博学忠义，派先前已降清的洪承畴劝降，黄道周对洪十分鄙视，作对联讥刺之：“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联中将史可法与洪承畴对比，洪承畴观之羞愧至极。仍然向清廷上疏请求免黄道周死刑，其时气势正盛的清廷也很高傲，不准。黄道周绝食十数日求死。这中间，他的妻子蔡玉卿来信，居然鼓励丈夫死：“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意思是家里的事有我安排料理，你不用操心，以坚其志。

　　黄道周于南明隆武二年（1646）三月五日就义。临刑前，盥洗更衣，取纸墨，画一幅长松怪石赠人，留遗言：“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即将行刑，一直跟随他的老仆痛哭不已，其情甚哀，黄道周安慰老仆说：“吾为正义而死，是为考终，汝何哀？”乃从容就刑。至东华门刑场，黄道周向南再拜，撕裂衣服，咬破手指，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

　　刽子手刀落，黄道周头断而身犹“兀立不仆”。敛其尸，从他的衣服里发现“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

　　黄道周死后，家人收其遗物，得一小册，黄道周书，“自谓终于丙戌，年六十二”。可见他是知道自己生死之命的。他既知自己生死，亦知明朝生死，其所舍身奋力扛持，无非是完成士大夫的气节，将自己作为一块千古戆头，铺垫在历史的轨道下面。

　　一百年后，清朝乾隆皇帝为褒扬黄道周忠节，谥“忠端”，乾隆帝称赞黄道周：“不愧一代完人”。清道光四年（1824），旨准黄道周从祀孔庙——清朝已经不是一百多年前那种铁血杀戮的骠悍初创阶段了，当它步履从容，有了实力和底气的时候，胸怀和眼光使它主动地回顾历史，涵养并容纳如黄道周这样的气节之士，这才是一个王朝最强健的基因。王朝需要这种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这不仅是自己的体面，更是自己赖以生存和延续的正能量反应堆。

　　应特别补充的是，黄道周的遗孀蔡玉卿，于黄道周死后，每日以书写《孝经》，缅怀其夫。今日存世有黄道周书《孝经》真迹，亦有蔡氏书《孝经》真迹。世人无不爱赏其书法，而欲详问其人其事，则今人鲜知矣。

　　第4页 :王道本乎人情

　　王道本乎人情

　　赵匡胤嗜酒，没有当皇帝以前，他是后周世宗手下的大将，有一次想喝酒，周世宗的一位亲吏曹彬掌管御酒，曹彬跟赵匡胤关系也不错，但是，说什么也不给赵匡胤酒喝。赵匡胤有点不高兴，说你这人怎么那么矫情？咱俩这关系，你给我点好酒应该不是问题吧？曹彬说：这是官酒，我不能随便送人。赵匡胤说：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官家的东西哪儿有个准数？皇帝又不会亲自查验，派人查验也不过是审计一下，将数字对上而已。曹彬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自己花钱买了瓶好酒给赵匡胤。

　　后来赵匡胤当了大宋朝的开国皇帝，给大臣讲他与曹彬的这个故事，说曹彬这个人的人品非常好——“世宗吏不欺其主者，独曹彬耳！”遂将曹彬引为亲信，极为重用。

　　这样被人当面不给面子的事情，赵匡胤遇到过好多次——赵匡胤还没有发迹的时候，到处找工作，流落到长武、凤翔一带，见了节度使王彦超，希望能被收留，给份工作。王彦超给了赵匡胤一点钱，把他打发走了。后来赵匡胤建大宋，当了皇帝，将前朝的藩镇节度使都招安在自己麾下，召集他们进京开会，在御花园大摆宴席，隆重招待。宴会上，人人都借着酒兴显摆自己跟当今皇上当年有过什么交情，有的说自己的父祖跟赵匡胤的父祖有什么关系，有的说当年赵匡胤“插队当知青”的那个村跟他就相隔两个山头。只有王彦超低头喝酒，言语不多。赵匡胤发现了，问王彦超想什么呢，王回答：自己没有什么功劳，不配当这个节度使，愿意卸职，能给皇帝当一个卫士就好了。赵匡胤说以前的事儿，谁能说得准！王彦超颜色稍缓。赵匡胤玩兴大起，低声问他：那你说说，当初为什么不收留我？王彦超说：我那儿的水浅得跟牛蹄窝里的积水一样，怎么能容得下一条神龙？（“蹄涔之水，安可以延神龙？”）再说，我当时若收留了您，您就不一定有今天了。赵匡胤大笑，还让王彦超继续当节度使。

　　曹彬为人境界之高，堪称千古楷模——他在徐州当官，手下一个小吏犯了错误，按照规定，要挨杖责。曹彬经过审问，决定先不打这个人，给他把惩罚记下，直到第二年才执行。有人问为什么？大人与这个人有什么关系吗？还是这个人给了大人什么好处？曹彬说：我听说他去年刚刚娶妻结婚，如果那时候打他，可能会让他们家人觉得会不会是所娶新妇不吉祥带来的灾祸，这样对那个妇女就太不公道了，所以“缓其事”。

　　《礼》云：“毋不敬”，可以延伸理解为做事有原则；《左传》曰：“必以情”，说的是变通。然非人情练达者，不能得二者之妙旨。曹彬领十万水陆大军平南唐，出发前命令部下将士勿滥杀，为此甚至不惜装病与部下约定。等平定了南唐，立下巨大的功劳，他给皇帝上书汇报工作，非但不夸大自己的功劳，甚至有意说得很平静，奏章上只说“奉敕江南干事回”，即您让我到江南办的事办完了，现在回复您。返程也没有随大部队奏凯而还，而是一个人租了一条小船，乘风捷发而回，船上只带了一些书。

　　圣明之君，必然胸襟广大，能识人用人，建立不世功业。曹彬的幸运是碰上了赵匡胤。赵匡胤胸襟宽广，气度宏阔，又极其近人情，正史野史所述，无不跃然纸上。赵匡胤是从后周得来的天下，立国之初，也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即人心还没有完全统一和认可他的正统地位。一般的神经质皇帝，当此时必采取紧张戒严的治理模式，而赵匡胤非如此，他反而很放松。一次宴会上，有个前朝后周的旧官员、翰林学士王著喝多了，大声喧哗，乱说话，有些话很难听，甚至直接讽刺赵匡胤。左右很紧张，看皇帝怎么处理。赵匡胤让人把他扶出去休息，这个王著犯了拧脾气，手死死地抱着柱子不肯出去，还往皇帝跟前移，大哭起来，场面很不雅观。第二天有人给赵匡胤上奏道：王著他是借酒装疯，分明是思念前朝世宗，给陛下难堪，应当治罪。赵匡胤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什么思念世宗！他就是喝多了嘛，不许联想。再说了，即便他是思念世宗，也没什么，一个书生，不过思念而已，还能干什么。

　　赵匡胤登基以后，就给他的子孙立下三条规定：一、不杀后周皇帝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提意见的人；三、以上两条必须严格遵守。

　　他的后代皇帝比如宋仁宗，有一回某官员上奏，说自己手下一个小兵士的胳膊上长了一条龙状的东西。这在过去是严重犯忌的，要是在秦始皇手里，这人不但会被处死，连他家的祖坟都要刨了，还得灭族株连不知道多少人。官员将这个小兵士抓起来，等候皇帝的处理。宋仁宗闻奏，说：这算什么罪啊！人家身上长了个东西也犯法？将他放了吧。

　　历来科举，解决了出身寒微的读书人的上进之路，也使朝廷有纳新的机制，让天下的人才有了念想和希望——人主要是要有希望、有念想，这很重要，不一定非要兑换成现实；没希望、没念想，人才不在体制内，就永远没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机会和希望，即体制将人才阻挡在政府之外，这很危险。那些人才和自认为人才的人常常就会成为国家的对抗力量，成为政府力量的对抗者和消耗者。所以，科举对于古代中国的稳定和发展贡献非常大。

　　可毕竟能成功考取功名的永远是少数人，没考取的人难免愤愤不平，这也是人之常情。有一次，成都府接到一个读书人献的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这明明是一首煽动造反、煽动分裂、闹独立的诗！典型的反动言论！这还了得？知府将这个人抓了，汇报给朝廷。宋仁宗远在千里之外的深宫，看了奏折，轻淡地批复道：这不过是不得志的老秀才发牢骚，你们不要那么紧张，别小题大做，也别治他的罪。看看有没有司户参军的位子，给他安顿一下，让他有饭吃，都不容易的。

　　迷信权力的人，以为帝王只要会杀人就行。其实，有权杀人而不杀人，才是真行。王道本乎人情，不通人情者，必然自私偏狭，必然没有仁者心怀，其胸襟气度必然不宽广，虽为帝王，强权在握，刀剑横列，手段狠戾，也不会长久。《中庸》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

　　第5页 :古代帝王下诏罪己

　　古代帝王下诏罪己

　　古代帝王对日食这种自然现象非常警惕，一旦发生，就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好，下诏罪己，并且广开言路，让人提意见，以匡正自己为政的过失，类似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汉光武帝刘秀，什么事儿也没有，每发诏书，先说自己不好，总说自己不够资格当皇帝。遇到大旱，他也下诏罪己，说自己做得不好，使“元元愁恨，感动天气”，才导致了大旱。总之内心长存慎惧敬畏，至死留遗诏，还说“朕无益百姓”，不让大办丧事，一切效仿西汉文帝——简葬。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性格豪爽，心胸开阔，最不怕臣下提意见，甚至很欢迎臣下的谏诤。有一年的春天，上谷地方的百姓给朝廷上书，说皇家的苑囿即游乐园占地太大了，占了百姓太多的田地，请求将其缩减一半，把耕地还给百姓。大臣古弼为此去找太武帝拓跋焘汇报。古弼一脸严肃地到了皇帝处，却见皇帝与另一位大臣刘树正在下棋，两个人下得酣畅淋漓，都没看见古弼在一旁等候多时。古弼突然冲上去，打掉刘树的官帽，抓住他的头发猛扯狠拽，又将刘树从座位上拉下来，摔倒在地，拳打脚踢，边打边大声痛骂：你这误国的奸臣！诱惑皇帝于无聊游戏，荒废国政，让百姓埋怨朝廷，诅咒君上……刘树被打得满脸是血，呼号不已。太武帝拓跋焘见状，连连大叫：住手！快住手！哎呀都是朕的不是，快住手。古弼这才住手，耐住性子汇报工作。太武帝拓跋焘完全同意古弼的意见，在春耕之前，将苑囿的面积缩减一半，还田地给百姓。

　　古弼玩了一次“打狗伤主人脸”的游戏，自知伤了皇帝的面子，他抓紧将皇帝的决策下发到政府部门去执行。然后自己披发跣足，走到纠察官员纪律的部门去请罪，因为自己毕竟动作粗鲁，有失礼仪。可是，太武帝拓跋焘却说：赶紧穿上衣服带好帽子，你没有错！今后，凡是对国家和百姓有利的事，你尽管去做，即使像这次一样，颠沛造次，不顾礼仪也没关系。（“自今以后，苟利社稷，益国便人者，虽复颠沛造次，卿则为之，无所顾也。”）

　　像汉光武帝刘秀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这样的英明皇帝，愿意接受意见，臣下也敢于提意见，相得益彰，所以国家的气象才蒸蒸日上。居上位者，苟有毫厘之善，在百姓，则有万里之泽，可以说，自古德政，见效都是很快的。

　　宋徽宗赵佶初即位，也很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并不是后世看到的只顾文艺，不管国事。这一年的三月，发生了日食。赵佶下诏求直言，即征求批评意见。新皇帝刚继位，说不上什么政治上的失败，但是，能下诏求直言，对当时已显疲弱的大宋朝很是鼓舞。江西筠州一个类似幕僚的地方推官崔晏给宋徽宗上书，说：臣听说提意见的道理，“不激切不足以动人主意，激切则近讪谤”，就是说，给上级提意见，不激烈，就不能打动上级的心。而如果激烈，就很像是诋毁甚至诽谤上级了。对此，皇帝您要心里有底，臣下才敢说话，因为提意见的人很害怕背负诋毁上级、污蔑领导甚至造谣中伤的罪名，就不敢说话了。这就是官员们对同僚和朝政钳口不言的原因。人都不敢说话，所以才让那些谄邪之人得到了畅通无阻的发展空间。

　　崔推官进而慷慨陈词：当今的国家形势，“政令繁苛，民不堪扰，风俗险薄，法不能胜”，问题多得数不胜数，“未暇一二陈之”。皇上您面临的是这样的局面：好多年以来，朝中负责给皇帝提意见的谏官，都不提意见了，有的都变成了歌颂专家；负责纠察百官的纪律检查部门，都不弹劾处理犯罪的官员，对群众的举报置若罔闻，对贪官的处置还不如不处置，因为处置不当，反而会杀伤天下人心对朝廷公正的渴望。至于门下（类似办公厅）负责审核皇帝的诏书，从不提出自己的意见，哪怕是诏书有失当之处，也不加丝毫矫正，这样就使皇帝担负所有的责任，“天下之恶尽归于上”，即老百姓的怨言都是针对皇帝的，而他们都自以为不尽职尽责，反而是很会做官。（“比年以来，谏官不论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门下不驳诏令，共持喑默，以为得计。”）所以说，问题很多，很严重。但是，主要问题还是在朝廷的上层高官，把这些人的问题处理好了，天下别的事就不算事，会迎刃而解的。

　　“帝览而善之”，宋徽宗听从了地位不高的筠州崔推官的意见，并将他提拔为相州教授。

　　可是，北宋经过几次折腾，国力疲弱，尤其是打击“元祐党人”，动摇了宋朝的根本，使天下真正的俊秀之士无法为国家效力。喜爱文艺的皇帝宋徽宗心思特别细腻柔弱，耳根子尤其软，很喜欢那些谄媚逢迎的奸人，即便是罢斥奸邪，也要缠绵悱恻似的。所以，虽蔡京等人受宋徽宗重用，宋朝兴旺时期的正气一直无法恢复。到了后来才给“元祐党人”平反，毁“元祐党人碑”。可是，人心已经疏离，被平反者的后人反而不愿意朝廷平反，觉得自己的先人被列入“元祐党人”很光荣。朝廷毁了“元祐党人碑”，人家的子孙反而又重新刻上，离心离德，以至于此。宋徽宗的下诏求直言，被称为“建中初政”，看着阵势挺大，但没多久，就熄火了。

　　第6页 :宋仁宗的饮食

　　宋仁宗的饮食

　　对于清宫的逸闻，我最喜读《宫女谈往录》《太监谈往录》两本，前年拜见《清史》总编纂戴逸先生，向先生推荐后者，还寄了一本给他。我并不能考证此书所说是否确凿，之所以认为可信者，以其情理圆备耳。

　　作者信修明是读书人出身，娶妻生子后才净身入了宫，由于他有文化，为人处事圆融得体，很快就成为慈禧太后身边的近侍太监，有时候还给慈禧读书听。他的见识修养和文字功夫，今天的人是不可想象的。我起初也是因为猎奇才读他的《太监谈往录》，一读之下，认为他写的之所以可信，原因就是情理通顺。这也印证了我对德龄、容龄两姐妹“拆白党”的判断，她们写的清宫逸事都是胡说八道。

　　比如说饮食，信修明写慈禧太后的饮食起居，并不是奢华不可遏制的，而是按照早就定好的规矩办，丝毫不能逾制。民间传说慈禧喜欢吃什么，哪个菜还是慈禧给取的名字，完全是杜撰，就跟那个相声里说的“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一样，是民间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瞎猜，宫中御膳房的厨师都没法准确把握帝后喜欢吃什么。慈禧秉政，即使是大冬天，也得差不多凌晨四点起床，她是老年人，但也得“身乏强起”，不然，会被外面的王公大臣议论，说她示天下以怠政。因为她这儿若差之毫厘，到了外面可就谬之千里了。所以，不是位高权重就什么事儿都由着她。

　　在以往的朝代也是如此——拙作《尚食志·糟》一文，曾述宋仁宗皇后向吕夷简夫人索糟鱼一事，宋朝宫廷有制度：不得取食于四方。就是说，京城所在地方产什么，皇宫里基本上就吃什么，不能让全国各地进宫土仪即地方特产，以免增加百姓负担。京城绝没有逢年过节前，突然多了外地的送礼车，将道路堵死的情况！

　　岂止如此，宋仁宗有天晚上肚子饿了，特别想吃烧羊肉，但他忍着到了天明。第二天早上吃早餐，对伺候他的侍臣说：昨半夜里，朕突感饥饿，特别想吃烧羊肉。侍臣一惊，赶紧说：那您就应该降旨让御膳房做呀！宋仁宗摆摆手说：算了！朕听说宫里每有任何要求，外面就当成永例、制度，供应不断。其实，朕当时也想让御膳房做来着，但恐怕吃这一回，就让今后每天晚上杀羊成为制度，那就太糟糕了。（“诚恐自此逐夜宰杀，则害物多矣。”）在场的所有人听了，都高呼万岁！

　　我们在清宫戏里常见戏中人动不动就端起盖碗茶抿一口，帝后步履所至，茶汤都是跟随着的。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内监宫女勤快地给主子递水，哪怕主子不愿意喝，也绝不会怪罪。这点眼力见儿是宫廷内监必须有的。宋朝宫廷似乎就不如清宫那么方便：一次春日游园，宋仁宗中途感到口渴了，他没出声，往左右看，找水喝，但谁也没领会他的意思，就没给他水喝。等回到内宫休息，仁宗急忙对嫔妃说：太渴了，赶紧端热水来。嫔妃一听，赶紧端水。看着皇帝喝水，嫔妃才说：皇上为何刚才在花园里不向内监索水？这帮人也太不会伺候人了！宋仁宗说：朕回头看了几次，没看见随行的烧水镣子（类似带炭炉的热水瓶），就没出声。朕怕一出声，就会有人受处罚，所以才“忍渴而归”。

　　宫廷禁止向四方索食，但是，外地特产卖到京城，内务府有时候也从街上采买一些，而不是特供。有一年秋天，内务府买来一些新上市的肥美蛤蜊，宋仁宗在餐桌上见了，问：这东西汴京不产，哪里来的？内监回奏：海边来的。仁宗说：要多少钱一枚？内监回：千钱一枚。仁宗：这么贵？内监：路途遥远，且海物易馁，不易保存，自海边至京城，十不存一二，故颇为昂贵。仁宗说：这一盘二十八枚。朕常叮嘱你们不要过于奢侈，今天这一盘就吃掉二十八千钱！朕可下不了筷子。遂罢。

　　什么是尊贵？尊贵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有条件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有条件干什么也不干什么。尊贵就是自律，自律是比他律更高的要求，更是比刑律更高的要求，所谓“行己有耻”“有耻且格”。

　　从前中国的学问，都是教养君子之学，君子就是会自律的人，是自己能管束自己的人。地位越高，受的约束越多，主要是自我约束。“刑不上大夫”的意思是用比刑罚更高的要求约束士大夫，士大夫一旦刑罚加身，那可就丢人丢大了。怎么后来这句话竟然被领会成了谁的地位越高、级别越高、权力越大受的约束就越小，最高地位的就没人管了？

　　第7页 :美食背后

　　美食背后

　　国家领导人上街头平民餐馆吃饭，意在示民以俭，引导风气，一时天下欣然靡从，功莫大焉。

　　一般中国人骨子里是崇尚奢华的，即我要比你吃得好才算我成功、幸福——人心崇奢的深层原因，追究起来，恐怕是人多资源少带来的生存，即吃饭的危机感，所以，我一直认为美食背后有深层的吃饭焦虑。前些日子，买了一台打果汁机——不是榨果汁机，以往的榨果汁机往往是刚买来很新鲜地用两次，之后就不堪忍受用完洗涤的麻烦，遂空置一边。这回买的是连果肉都打成细末的东西，关键是洗涤极为方便，使用比泡茶还便捷。所以天天用，也给朋友同事推荐。有朋友和同事网购，同样的牌子却要贵上好几倍，最甚者贵十倍。我笑道：一次打果汁，总共用不到1分钟时间，你非要买全自动、智能等所谓最高档的，其实不过是在最初基本功能上的一点点添加而已，你们心中那种“我的幸福不算幸福，我要比别人幸福才算幸福”的思想，就是商家的利润来源。这就是中国人的心理，我一筷子下去，等于别人十筷子、一百筷子，我能吃到别人吃不到的东西，才算幸福。所以，中国美食的另一面，就是竞逐豪奢。所以，需要一种价值观矫正并引导这种习惯。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中国古圣先贤有关饮食的思想，比如《礼记》中的“十四毋”，都是对人饮食本能的节制和约束，使人吃饭的时候看上去很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故贤达者化民正俗于日用伦常之中。

　　有关曲阜孔府的档案、逸闻中，提到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有一条说是曲阜人家有喜事摆宴，以请衍圣公孔令贻为荣。可是，衍圣公的差人即代表到、礼到、题写的牌匾或其他题词也到，就是公爷孔令贻本人不到。人不到，但是差人传话：要办喜事的人家给公爷打包送菜过去，而且一定要剩菜，因为公爷就喜欢吃办喜事的人家席上撤下来的残羹剩菜，而且特别喜好都放得有点酸味儿的菜，即曲阜人说的“杂和菜”。孔令贻的女儿孔德懋也写过这个故实，孔德懋老人今尚健在，此说当不虚。我去曲阜数次，也屡闻此传说。

　　浅躁者多以为孔令贻口味怪异，不免笑其富贵之身却有如此卑陋的嗜好。

　　您道衍圣公孔令贻先生专好这一口剩菜吗？我的理解，不是。您想想，一般人家办喜事，花费已经不少，如果再接待衍圣公，就更不得了了，礼仪排场车马不说，就是公爷公太太以及随行人员也不少，这不都得接待吗？还有，接待公爷一行，那喜事的男女主角不得靠后吗？一天的风头不都得让给公爷吗？动静太大，花销不少。因此说，让公爷大驾亲自出席，就跟搅局差不多。曲阜那么大，差不多天天都有办喜事的，遇到好日子，一天数家、十数家办喜事，公爷能去了这家不去那家吗？因为走不开，没去的那家，脸上多不好看哪！所以，只能是派代表送礼去。但是，办喜事的人家，最喜欢客人吃饭喝喜酒，吃饭才是事主最大的荣耀。您不吃饭，单是差人送礼，似乎有点例行公事、应付的意思，也违背礼尚往来。所以，孔令贻特别嘱咐，专门让人请事主家给他打包，带点自己喜欢吃的剩菜回去。这样一来，深居简出、高高在上的衍圣公，就和蔼亲切、平易近人了。

　　这就是人情练达。一般人理解不了，那些挖孔令贻的坟、将他的遗体挂在树上批斗的人就更理解不了了。

　　人都说雍正皇帝为人峻刻，其实一般清廉的皇帝、官员，无欲则刚，自然就带着一股峻刻之气。雍正皇帝就很不喜欢浪费——过去人说宰相不亲小事，但是关乎吃饭，就是天下大事，所以连雍正皇帝也管得很细。他给内务府下诏，专门说后宫吃饭剩下的饭菜处理问题，如果印刷成现在的文件，就是类似《清国务院关于重视处理机关食堂剩饭剩菜问题的通知》，得算红头（黄头）文件吧？在这个“通知”中，雍正先是说了一些反对铺张浪费的大道理，后面说得很具体：后宫吃剩的饭菜，不要浪费，要打包给保安员、车队司机、保洁员们；他们吃不了的，可以给宠物宝宝吃；宠物宝宝吃不了的，可以晒干保存，给动物园的小鸟去吃。

　　这事儿，您可以查清宫档案。其原文，我建议中小学生应熟读并背诵。

　　您可以说这是雍正皇帝作秀，但是这个秀就是做得拨你心中这根弦儿：别浪费，吃不了的，打包。

　　要是天下百官都这么作秀才好呢！

　　第8页 :“设官求人，非人求官”

　　“设官求人，非人求官”

　　褚彦回担任南朝宋的吏部尚书，掌管官员考察举荐升迁大权，自然遥望干求者不绝，找他的人非常多。有一回，有个官员拜访褚彦回，嗫嚅半晌，从袖中取出一块金光灿灿的金饼，咣当一声放在褚彦回的办公桌上。他以为褚彦回会大袖子一盖，顺势就拖到抽屉里去了。

　　谁知褚彦回平静地问：你这是干什么？

　　来人忙答：大……人，这不是又要调整干部了吗？下……下官想……

　　褚彦回一笑：把你的东西收起来！听我说，按照你的才干和表现呢，你本来就应该到那个重要岗位上去，不必搞这一套。国家量材用官，要发挥人才的重要作用，这个基本政策是不变的，要相信组织，不要受那些不正之风的影响。把东西拿回去吧！如果你非要放在这儿，我就只好向上面检举了。

　　来人吓坏了，赶紧拿起东西就跑。不久，新的干部调整结果发布，那个人果然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职务。虽然褚彦回在给干部做报告的时候也举了这个例子，但“终不言名”。后人评价他有原则，也有爱人的度量；也有的评价他人情练达，知道一个人鼓起勇气去给他送东西，也是迫于世俗风气，不能因为这一点就看不到人的才干；也有人说，只有褚彦回这样的人，才能担当吏部尚书这样重要的官职。

　　王悦之也在吏部工作，任侍郎，权力也不小。有人也给他赠送一个金饼，他也不要，他不要的理由是：我想要的，比你送给我的要大得多！

　　什么意思？就是董仲舒说的就大者不取小。什么是大？就是身负重任，享受国之名器，与之相比，发财之类的都微不足道。谁说当官就一定要发财，就一定要比别人过得富裕？当官必发财、只有发财才是成功的，这是谁的伦理？当官发财算什么本事？当官不发财才算本事！

　　同时代的苏琼，小时候跟他的爸爸到边境去玩儿，拜见了刺史曹芝。曹伯伯问苏琼：小朋友，长大了想当什么官儿啊？苏琼说了一句千古名言：“设官求人，非人求官。”就是说，官位放在那里，寻找能干的人去担任，哪里有人找官当的？后来苏琼还是当了官。他担任清河太守的时候，清河那里有个道人，很会经营生意，以道观为基地赚了很多钱，买了很多地，放了很多高利贷，据说还准备上市呢！但是收租、收高利贷却不是那么容易收上来的。以前都是道人让当地官员帮忙，派武警和公安帮着收，再不行就强拆——当然不是白帮忙。现在太守换成苏琼了，道人赶紧来登门拜访，把关系弄熟。关系熟了以后，道人总想提自己的要求，比如说苏大人您给帮帮忙，到时候给您点儿原始股票什么的。可是苏琼每次见面就海阔天空地神聊海侃，把道人弄得云山雾罩的，根本就插不上嘴。徒弟问道人：您不是每一任太守都能搞定吗？怎么就搞不定苏大人？道人感叹：苏大人每次跟我说话，都说的是天上的事儿，从来不谈地上的事儿。

　　苏琼也不是无比地刻薄寡恩、不近人情，比如他退休回家，当地人请苏大人尝尝自己种的瓜。苏琼推辞不过，就把那两个瓜挂在房檐下。后来许多人都来给苏琼送瓜，可是到了门口，看见苏家房檐下那两个蔫了吧唧的瓜，就明白苏琼的意思了。

　　第9页 :谏诤犹如挤粉刺

　　谏诤犹如挤粉刺

　　下对上匡以正言，曰谏。谏，通俗地说就是提意见、批评。居上者，一般不喜欢其下属提意见。凡进谏，皆出于忠心，但常常因为言辞激切而失敬，或因机会场合不当而冒犯长上，所谓“直必见非，谓之靡上。严又被惮，不得居中”（《唐高力士墓志》）。

　　是故荀子曰：“谄谀者亲，谏诤者疏。”总之，一般人不喜欢别人提批评意见，这是人之常情。

　　皇帝处理军国大事，万机之繁，不能不兼听，靠他一个人再圣明也忙不过来。但是，你不喜欢听谏言，是人之常情；别人一般不喜欢没事找事给你上谏言惹你不痛快，也是人之常情。应该说，居上者比居下者更需要别人谏言，需要借别人一双双慧眼。而人为常情所阻，远灾避祸以自保，宁愿钳口不言者居多，怎么办？靠人的自觉是指望不上了，要在制度设置上解决这个死结。所以，设司谏、置言官，专门负责在旁边看，看到偏差过失，及时谏言，同时倾听清议，择善采纳。

　　宋太祖、宋太宗二朝，励精图治，从上到下，虽有过失，但总体上是奋发向上的。宋太祖听臣下谏言，可以说是每闻谏诤则喜，进谏者无论所言是否切当，太祖都能看出谏诤者的良好用心，即便不予采纳，也嘉奖慰勉之。君臣可谓心心相印，上下一体。上下一体、心心相印，不是谄谀取媚君上，也不是土匪出身一起扛枪一起嫖娼那种亲密无间，而恰恰是谏诤抗言，上下得心。宋太宗时，“陕西愣娃”寇准常常危辞切谏，有时候说得太宗都生气了，站起来就要走，寇准猛扑上去，拉住太宗的龙袍说：您先坐下嘛！坐下嘛！有啥话咱慢慢说嘛！然后把自己的话全部说完。弄得太宗没脾气，几次这样谏诤，太宗渐渐觉得寇准的意见提得对。于是叹曰：朕得寇准，犹唐太宗得魏征！

　　谏言者，一般没有好言辞，即话说得都不好听。所以进谏是件危险的事儿，谏官是个危险的职业。但是，正如京剧《法门寺》里宋巧姣唱的两句散板“民女宋巧姣有深冤，地方官不作为”，父亲陪她去拦太后进香的鸾轿鸣冤告状，她父亲见皇家威仪前呼后拥，有点害怕，劝女儿：咱这状不告了吧。女儿说：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告。父亲说：民告官可有罪。宋巧姣唱：“明知道深山有豺狼虎豹，哪一日峻岭上断了砍樵！”这两句过路的唱词，一般演员唱得并不用心，随口就带过去了，但是这两句词真可谓“近乎道矣”！把很多事情都说清楚了。谏诤者也是这样，明知道提意见会惹上面不高兴，让人生气，自己绝不落好儿，但是，有意见不提，犹如青春期的脸上有粉刺不出一样难受，非说不可。儒生给秦始皇谏言，去一个杀一个，一连杀了二十七个，谏诤者前赴后继，残暴如秦始皇自己心里也发毛了。他举起屠刀之时，在内心里其实已经被谏诤者打败了。

　　谏诤者并不是专门找别扭，正如亲近者并不是一味地谄谀阿附一样。谏诤者是用一个类似客观的道理、标准，来比照指出君上的过失。宋真宗其实是个不错的皇帝，但是做错了一件事，这件事说严重点儿，可以说是宋朝命运的转折点。他被阴险狡巧的王钦若忽悠，王钦若下了一盘很大的棋：绑架皇帝以打击排挤异己。真宗承继太祖、太宗两朝积累的雄厚成就，又在寇准的辅佐下，与契丹签订盟约，以经济援助的方式，了结了两国历史性的敌对关系，使两国一百年无大的冲突，因此志得意满。王钦若说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要去泰山封禅谢天。真宗不像太祖太宗那样吃过苦，所以性格活跃，容易动荡。人家说他功德全备，应该学史上谁谁去泰山封禅，他就心里痒痒得不行，想去。谁知道一答应就被绑架了——皇帝的决策就是十分重大的决策，不能随便更改。否则惹天下耻笑事小，让天下人从此内心深处轻君即鄙视君上，问题就严重了。要封禅就要有许多舆论准备，于是在王钦若的安排下，一会儿哪儿又降甘露了，一会儿哪儿又出瑞兽了，一会儿哪儿又开奇花了……反正，自从真宗想封禅，大宋朝天南地北所有的祥瑞征兆都攒堆儿似的出现了，跟约好了一样。

　　宰相王旦一开始明确反对真宗这样好大喜功，那天真宗赐给他一大瓶酒，很沉，说：回去跟你老婆孩子共享吧。他抱回去打开，里面装满了珠玉宝贝，他明白了，皇帝要封禅，先封他的口。从此王旦不敢反对了，不但不反对，慢慢地，作为宰相，那些迎祥瑞、接天书之类的事，他也不得不去主持出席操办。王旦为此内心很痛苦，死的时候命儿子将他的头发剃了，以布衣装殓薄葬，以表示自己这辈子没有能成功向皇帝谏言，阻止皇帝封禅，在道义上是重大亏欠。王旦此举，不失士子本色。另一位臣子孙奭，一开始就严词反对真宗封禅，数次上疏，激词切谏。每当朝廷媒体公布有什么祥瑞出现，比如黄河水变清之类，孙奭老师就上言激谏，孙奭明晓经史，博古通今，他的言辞之激烈，今天读来仍让一般人胆战心惊。读孙奭的谏章，我觉得当今写时评言辞再激烈也激烈不过他，那些动不动就说谁写文章言辞刻薄啦、写文章太损人啦等等，都是没文化，没读过古人的谏诤文章。现在的人写文章再激烈、再损，也比不了古人。

　　可是，真宗皇帝让人赞叹之处就在于，他一点都不生气孙奭谏诤章中所说的那些难听的话，那些在今天看来都够杀八百回头的文字，真宗皇帝全部容忍了。

　　其实宋真宗让王钦若、丁谓等操办封禅，没多久自己都后悔了。但是，皇帝不能朝令夕改，太不严肃了，让天下轻之，问题更严重，马到临崖收缰晚，开弓没有回头箭。自古绑架君上以伸己意者，都是利用了皇帝这个心理。所以，真宗内心知道孙奭等人的话是真话，只是一时不能正面采纳。

　　自古士子入仕当官，文死谏，武死战，是为忠诚，绝不是在庙堂上分利益，勾兑关系，给自己谋身家。孙奭等冒死谏言，其实是对朝廷有信心，凡是对朝廷抱有希望和尊敬的，都愿意上谏言给它，批评它、指摘它。否则就随便它死活，自己顾自己——宋朝宰相富弼政治上遇沮，退休回洛阳老家，学佛，整天和和尚混在一起。陕西蓝田学子吕大临给富老写信，严辞谏曰：您作为一个士大夫，能在庙堂上为国服务则服务，退居林下也应当教化乡里，怎么能置圣人义理不顾，学佛自了？您这样做是表明儒家思想不够深远广大，跟一般的浅薄读书人一样，一旦受挫折即脱儒，不入于庄则入于释，我认为您这样做是错误的。富弼读罢信，深谢之。

　　至于说为文，今人观所谓批评文字，动辄指其戾气，什么语言暴力之类，这都是没有读多少古人的谏诤文章。今人议论文字，以疲沓无骨为周全，实则绵弱无神采，说了不如不说。然而习惯已久，文章偶有气象者，读者先受不了，认为你狂躁不安稳，你语言暴力。以至于视批评为骂人，呼作者为愤青。我倒是认为，今人想学欧阳修之为文温纯雅正、蔼然仁者气象是学不来的，倒不如矫枉过正，先学学古人的谏诤之词，或许可以先为今人文字涵养一点正气？

　　第10页 :清末军机处的那些事儿

　　清末军机处的那些事儿

　　清末，庆亲王奕劻主持军机处。一次有事急召湖广总督张之洞到军机处议事，其时，张之洞的能力、实力逐渐为清廷所倚重，作为一方封疆大吏，他的地位显然要高出同级的其他总督。张之洞疾驰入京，到了军机处门前，其他几位军机大臣早已等候多时了。但是，张之洞却站在门口台阶下面，端立不言，唯向上面拱手而已。

　　众大臣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庆亲王奕劻急了，隔着窗户喊：张大人，您这是干什么？快进来呀！都等着您了。

　　张之洞面带微笑，冲着奕劻拱手施礼，含笑不语。这时候，另外一位军机大臣，就是那个相貌长得特别像英年早逝的同治皇帝、为此慈禧太后特意赏了一座别墅给他的瞿鸿禨猛然醒悟，赶紧邀请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鹿传霖一起走出军机处，来到台阶下，与张之洞站在那儿商议国家大事。原来，清世宗雍正皇帝曾经给军机处贴了一张纸条，圣谕：军机重地，有上台阶者处斩。这个重要文件当然是当时科考仕进的读书人和朝廷臣工都应该熟悉的，但是时间太久，一百多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被淡忘了，只有饱学博闻如张之洞、瞿鸿禨这样的人还记得。所以，张之洞为朝廷栋梁，却丝毫没有恃宠骄横，反而非常严整端饬。

　　这同时说明，军机处在清代有多么重要；也说明在晚清，国家形势变得多么危难仓促：连庆亲王奕劻都不懂规矩了。

　　冬天，那些相当于今天司局级的官员们，所穿棉衣棉袍，有的很旧了，“脱毛露革”，很不体面。四川人、军机章京高树穿着这样的袍子上班，被庆亲王奕劻看到了，问：这是什么貂皮？庆亲王奕劻这样问，就跟晋惠帝听说老百姓饭都吃不上，问“何不食肉糜”一样。高树不便回话，另外一位大臣铁良回话：王爷，他穿的不是貂皮。庆亲王奕劻听了，沉吟道：同志们辛苦啊！（“贫可知矣！”）于是他让办公厅统计一下，给每个人发了120两银子的生活补贴。

　　这说明，军机处为清廷权力要枢，即便是到了腐败丛生的清末，那些读书人出身的军机大臣和章京等等，也不随便贪贿自肥，生活可以说比较清贫。若说带着女朋友，到外地度假，那是不可想象的。

　　时京城闹义和团，慈禧想利用义和团制约洋人，使国事形势越来越复杂。朝中大臣有阿从慈禧者，多是满洲利益集团，动不动就讲亮剑，也不看看自己的真实实力和底牌。当时围攻使馆已经成为朝野共识，是时已经查处了许多主张温和处理与各国危机关系的大臣，谁也不敢说违逆慈禧的话，军机处也不敢。唯独政务大臣王文韶上书军机处，力陈各国使馆不可围攻。王文韶的奏疏，先由端郡王载漪审阅，军机处的章京们感觉王文韶这一回是寻死来了，谁知道王文韶和大家谈笑自如，还说几个新段子惹大家笑，丝毫没有焦灼不安的样子。果然，端郡王初读王文韶的奏折，想到王文韶这个人真该杀。等读到最后一句“如以为臣荒谬，臣实不敢胶执己见”，即我把话都说完了，你们还不听，我坚持也没用，就随你们的便吧。端郡王长叹一声，也没有怪罪王文韶。

　　庚子年诸国攻陷北京城，慈禧、光绪逃亡，军机处四散，有的军机处干部流落京城。当时城里缺少粮食，官宦之家也缺米无炊。军机章京高树到市面上，找了一个卖烤白薯的摊儿，买了两个白薯吃了。一抬头，看见其他几个同事也在买烤白薯。几个人见了，相互开玩笑指责：堂堂军机，居然在这里与老百姓争吃的！

　　流水落花春去也，你心再好，对命中注定要灭亡的东西，胡乱折腾也是没用的。清末最后的科举考试，名额数量和录取有意偏向边省，招揽边疆的人才，以笼络边疆人心。西南举子骆公肃，书读得很好，文章也好，但是，他高度近视加严重散光，他的老师杨公峤怕他在参加殿试时看不清试卷，写字不端正，给他准备殿试的材料，让他起头就写一句“君辱臣死”几个字，一下子抓住了当时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慈禧太后的心，近视眼骆公肃果然被拔为头名状元。时称“爱国状元”。

　　就是这位以“君辱臣死”标榜的爱国状元，于辛亥年，起草山西省联名请清廷退位（体面地称“退位”为“禅位”）的奏表，隆裕太后看了这个爱国状元起草的奏表，大哭：“爱国状元亦出名，势不可挽矣！”

　　国家命运自有定数，读书人入仕为官，为国为民，勤劳尽忠，问心无愧即可。所以，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建造了一个石舫，清亡以后，前朝军机章京高树春日到此游玩，遇见了他的同年、前清状元张季端，湖光山色依旧，回首前尘，物是人非，张状元突然说了一句话：亡国非我辈之咎，公以为然否？高树笑而不答。

　　第11页 :顾命大臣的命运

　　顾命大臣的命运

　　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取司马氏而代之，有所作为，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不低。刘裕临死前，将国家的命运委托给徐羡之、檀道济、谢晦、傅亮等朝中重要又忠心耿耿的大臣，让他们尽心辅佐17岁的皇长子刘义符继位当皇帝。

　　徐羡之等人作为顾命大臣，尽心尽力。但是，刘宋王朝的天命如此，作为皇二代的刘义符非常不争气，从小就贪玩儿，什么事儿也没有游乐重要。这孩子应该说幼年失教，早就废了。但是，刘裕老皇帝犯了一般人都会犯的错误，“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自己看着自己的孩子什么都好。所以这孩子从小因缺乏管教，养成了骄奢淫逸的性格。一般来说，骄奢淫逸的人，其实不十分恶，甚至很乖巧可爱，还多情，又都聪明得要死。聪明透顶了，谁劝说也劝说不动。他爹刘裕刚死，所谓居丧期间，少帝刘义符就玩疯了，他特别喜欢搞水上游乐项目，搞大型文艺演出，比如类似“印象”系列：印象天渊池、印象玄武湖之类。当时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全都跟打了鸡血一样，创作歌曲全是那种亢奋的、昂扬的旋律，歌手们一听到前奏就大睁两眼，大掰脸盘子、七情上头地仰着脖子深呼吸，仿佛承担了八百万吨的赞美似的。刘义符要求大型文艺演出比如团体操一定要整齐划一，像刀裁一样的整齐，谁出错谁就是对皇帝主体思想的大不敬，是很严重的犯罪，当时全国文艺工作者的日子非常爽，到处是夺朱之紫的大型演出，演员们挣钱都挣疯了。刘义符还喜欢跟女演员在一起，喜欢将女演员接到后宫搞联欢会，成天昏天黑地地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连边境上有了战事他都不管不问，军队打败仗了，他也不管。

　　眼看着少年皇帝这样玩儿下去，非出大乱子不可，几个自认为肩负着先帝刘裕重托的顾命大臣非常忧虑。忧虑的结果，决定废帝、换人！先帝刘裕有的是儿子。

　　刘宋景平二年（424）五月的一天，天气炎热，少帝刘义符到华林园避暑。这个爱玩的少帝刘义符，居然在皇家华林园造了一排商业步行街，自己穿着汗衫短裤像个小商贩一样，做小买卖，跟人讨价还价。又跟左右那些佞臣一起，划船取乐，尽兴玩乐了一天。傍晚时分，又乘坐龙舟来到天渊池开心，看“印象天渊池”，一直玩到后半夜，还去吃宵夜、喝酒，最后居然在龙舟上抱着女演员睡觉了。

　　次日凌晨，檀道济、徐羡之、邢安泰等人，趁刘义符还没有起床，带军士闯入，杀掉刘义符的两个内侍，厮杀中还砍伤了刘义符的手指，收缴了皇帝的玉玺和一切文件印信等。刘义符被废了，先帝刘裕的另一个儿子刘义隆被推上了皇帝宝座，是为宋文帝。不久，为了让新皇帝刘义隆彻底放心，废帝刘义符被邢安泰杀了。

　　按说，作为既得利益者，新皇帝刘义隆应该对扶他上位的檀道济、徐羡之等人感恩才对，可是，不久这些人都一个个被刘义隆以“弥天大罪”的名义诛杀了，诛杀的过程记录在正史中，比影视剧的镜头还惨烈血腥，令人读之魂飞齿震。

　　史上顾命大臣的命运大部分不好，得善终者非常少。大约一般人对皇帝有恩，难免内心会滋生矜骄；内心有矜骄，没法不流露出来，这就无疑为朝廷和皇帝敛怨聚恨了；身为顾命大臣者，权倾朝野，天下无不揣测其心意，多有逢迎巴结，而自己又但凡稍许流露出对这种逢迎和巴结的接受，就形成了分解核心权力的状况，这是对皇帝最大的威胁。顾命大臣与皇帝的关系，多数是利益关系，所谓以利交者，不要说利尽交绝，利壑难填，就是利衰则交绝怨生，是以君臣之间，极其容易产生嫌隙、猜忌，祸根由此而生——其实刘裕在给儿子交代这几个顾命大臣的时候，也是做了精心安排和挑选的，明面上颁布诏令曰：“后世如有幼主，朝事一一委以宰相，母后不烦临朝。”私下里对儿子交底：“檀道济虽有武略，而无大志，徐、傅二人也无异心。”其实从根本上，还是不放心。先帝不放心，继位者心里就留有余地。

　　还有一个原因，有作为的新皇帝，即便是顾命大臣扶保上位的，也不愿意担此让人扶保的名声，总想找机会用自己的方式向天下表明自己更有实力、更配得上作为真正的皇帝。所以，顾命大臣往往就成了皇帝试刀祭旗的牺牲品，换个别人吧，就像打麻将一样，还真凑不成这一抹牌，非得顾命大臣这样的不可。这简直就是顾命大臣的宿命。

　　人情一理，一般来说，老皇帝临死前，找可靠人托“六尺之孤”，即便如此，皇帝们也还是在依依不舍中，含恨狐疑地死去。刘备对诸葛亮那么信任，到了临终托孤，还对诸葛亮说了一句压力山大的话：您若看小刘禅不顶用，您就取而代之吧。刘备临死这么将一军，把诸葛亮吓得差点没在刘备前死去。

　　以诸葛亮的智慧，是不会利令智昏地矜骄专权的，反而非常居卑谦下，对后主竭尽全力地辅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保全了自己的千古名节与后代身家。诸葛亮的智慧和境界在于他懂天命，知道天命不可违。国家的天命、皇帝的天命、个人的天命都不可违。

　　还有一个人，可以说比诸葛亮还伟大，他是史上最成功的顾命大臣，他就是周公姬旦。周公姬旦受命摄政，辅佐成王，制礼作乐，建章立制，开创儒学千古基业，天下归心，其功之伟，自不必赘述。

　　周公和诸葛亮，作为顾命大臣之所以成功，原因就是他们心中不怀偷与私，即所谓光明正大、天下为公，所以无论是英武的周成王，还是暗懦的刘禅，都能感觉出来，所以，他们以光明正大，辅佐了皇帝，造福了国家，也保全了自己。

　　第12页 :一辈子就为了得一个好死

　　一辈子就为了得一个好死

　　楼下开了间茶馆，主人是位大姐，招呼我路过品茶。喝茶闲聊间，问大姐贵姓，大姐说姓罗，老家是中原人——客家人自我介绍喜欢说自己祖上中原、郡望何处。我开玩笑说：那您就应该是隋唐罗成的后人。罗姐笑了：说不准。旁边有人搭话：罗成？他死得很惨哟！（此人大约看过《隋唐演义》。）罗姐正用公道杯分茶水，正色道：你认为人家死得惨，可人家不这么认为，人家家里人也不这么认为，我跟你说古人啊一辈子求的就是一个好死，就是死得有意义、有价值、值！

　　举座闻之肃然，敛色而敬。

　　日前在北京拜谒文天祥祠，小院寂寥，秋风瑟瑟，落木萧萧，思文丞相之死，令人感奋——其时元兵凶猛南下，攻下临安，俘年仅五岁的恭帝及谢太皇太后等，押解北上。文天祥与张世杰、陆秀夫等效北宋靖康事，先后拥立宋宗室两个小王为帝，即端宗与少帝。崖山决战，宋败。见大势已去，陆秀夫对八岁的少帝说：德佑皇帝（恭帝）被俘押往元大都，受尽侮辱，皇帝您不能再落入敌人手中了，“义无再辱”，臣必须和您一起死！言罢背负少帝蹈海。张世杰领军战斗至最后一刻，亦无憾而死，他的外甥投降元军，曾经来劝降，被他骂回去了。文天祥被俘押解至元大都，元帝一直想统战他，因为虽然天下被快马弯刀拿下，但血雨腥风之中，仍未完全安定，如果能有一个宋丞相文天祥主动投降，再委以元朝丞相之职，那将是整个华夏大地被征服的绝妙形象代言人，胜过百万蒙古骑兵艰苦征战。但是，元主失算了，文天祥誓不为所动。元丞相孛罗亲自劝文天祥，许以富贵尊荣，文嗤之以鼻。孛罗怒而讥讽：你们立了两个小皇帝，不是没有成功吗？文天祥说：立皇帝是为了保存社稷，有皇帝在一日，为臣的就尽一日责任，管什么成功不成功呢！孛罗冷笑：明知不能成功，还费这些功夫干什么！？文天祥答：你们哪里懂我华夏仁义之道——就像父母得了重病，虽然不一定治得好，但是做儿女的怎么能不为父母延医问药？尽儿女之义罢了，如果真是救不了，那就是天命。今天我文天祥就等着一死，不要再废话了！其气凛然，挫折胡虏嚣张之气，感撼千古士子之心。

　　当时为宋室殉死者，单是崖山一役，就有百姓官属数十万人，海上漂浮的尸体绵延数十里。元兵攻占一城，见城无虚井，皆被自杀殉国者的尸体填满，其状甚骇。衡州被元军攻击甚急，将破，知州尹谷却回家从容为两个儿子举行冠礼。守军将领斥责：此危急时刻，你还有心思行此迂阔之事？尹谷从容答：我正要让我的儿子以成人的身份去地下见自己的先人。礼成，举家自焚而死。潭州知州李芾抗敌，受伤力竭，郑重委托一仆：我应当死，家人也不能受侮辱，我命令你把我的家人都杀了，最后杀了我。元军攻入福州，抓住知军陈文龙，逼文龙投降，文龙不惧，摸着自己的肚子说：这里装了一肚子节义文章，你们就别逼了，没用！陈文龙被杀，他的母亲很欣慰：我能跟我儿子一起死，又何恨哉！

　　像这样震撼人心的死，举不胜举。

　　谢枋得在宋亡后，隐藏在山中，侍奉老母，直到母亲去世。元帝此时虽用武力取得整个中华，但是急需能治理国家的人才，就想起用汉族读书人和前朝的官员。有个叫魏天佑的投降官员诱降谢枋得，以讨好元主，被谢凛然斥骂。魏被骂急了，讥讽谢：封疆大吏当誓死保卫自己的疆域，你为什么没有在你任职的安仁被攻陷的时候就去死？谢鄙而耻笑之：春秋时程婴、公孙杵臼皆忠于赵，一个死于十五年前，一个死于十五年后，千古之下，谁不知道他们都是有名的忠臣？王莽篡汉十四年后，龚胜不买王莽的账，终于饿死，谁不知道他是千古忠臣？骂得魏无语而退。元帝命人将谢枋得送到大都，谢枋得到了大都，先问被元军先前俘虏的宋恭帝和谢太皇太后的坟墓所在方向，对着那个方向大哭行礼，表示自己绝不投降蒙元。他在遗书中说：元朝新建立，你们搞你们的，我是宋朝孤臣，就只有一死了。我当初为什么不死，原因是我有93岁高龄的老母亲在堂，今年二月，我的母亲去世了，我安葬了她，现在我没有什么事了，可以去死了。

　　元朝许给宋朝那些大臣以富贵，希望他们能投降。但是，这些如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谢枋得等忠士，宁愿死，也不接受。他们就等一个死，而投降是莫大的屈辱，受辱而富贵，士君子不屑。

　　谢枋得其实早在二十多年前，观察社会、以天象人事推理，觉得大宋朝的气数快尽了，他估计宋在二十年后会灭亡。但他为什么还要出来做大宋朝的官，辅佐宋朝的皇帝呢？这就是古代士君子的气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因为社稷一日在，就需要有人延续文明、宣扬仁义、服务黎庶，这是读书人的使命。后人评价说：但信大义于天下，而不以成败利钝论。

　　士君子以死殉道，在古代不是话题，但在今天却是个不容易理解的话题。今人尚利，古人尚义。图利者，有奶便是娘；尚义者，仁义不合不如去死。而天下之利无不以屈从妥协而得之，以至于有所谓“妥协的艺术”之说、“成功有赖情商”之说等等。生存至上，故今日天下无不屈之心了。

　　当初赵匡胤取后周而代之，后周负责保卫京城的副将韩通，明知势不力敌赵匡胤的大军，仍欲强力抗阻，被军校王彦升拦截并杀了全家。后赵匡胤坐稳江山，反而追谥表彰厚葬韩通，治王彦升擅杀之罪，后经群臣劝阻，给王彦升一个很重的处分，基本上是彻底封杀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朝廷，尽管在取得政权的时候，要靠杀戮和招降等方式，但维持政权，却需要人有不屈之心。即国家的正气要靠不屈之心来扛顶。读书人、士君子有自身各种各样的毛病，汉武帝说：“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就是能谅解他们的毛病和缺点，在关键的时候，用他们的大义不屈之心。招降纳叛，许以富贵，是为了减少取得政权的代价和成本，而国家涵养尊重士人不屈之心，让士人受国恩，即是增加别人取代江山的代价和成本。所以，一旦江山大定，必须施仁义于天下，使人归心向化。即便嗜血好杀的蒙元，在随后的治理中，也广招天下士子而用之，意在化夷为夏，变血腥为书香。无奈其征战杀伐的惯性很大，一时难以扭转。虽有此心，但因为起初杀人太多，将天下士子搜刮杀尽，将文弱的宋朝文明几乎连根拔起，后人有“崖山之后，再无中华”之恨，亦传说东瀛得知元灭宋，“举国茹素”，哀悼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人类文明死于野蛮的马刀。元朝因为不以仁义养士，或者说还来不及养士，当它也需要人扛顶的时候，自然无人应答，故奄忽而亡。

　　胡林翼平太平天国，历尽艰苦，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这大清朝怎么了？“十年之间，四次造反。贼胜则举国庆贺，贡献不绝；贼败则士子掩袖而泣，农夫辍耒而叹。”胡林翼深深明白：读书人、老百姓，被大清朝伤心伤透了，极其失望。不管造反的是什么人，都将自己寻求变化的愿望寄托在造反者身上，不管社会出现什么乱子，在读书人和老百姓看来，横竖都是朝廷的错。人心大失，各怀不靖之志，平居造谣，借故生乱，城管执法错打一个人，也被夸大成很大的局部事件。当此际，哪怕百姓所心仪的造反者根本就成不了气候，也根本不如现行朝廷，造反却象征了变革的希望。老百姓像蒙着眼睛着急嫁人的剩女一样，即便所托非人、跳火坑，那是以后的事儿，眼下匆忙间跟流氓私奔了也行，恨不能让造反者得逞。

　　一个朝廷，最悲催的就是没有一群倔强不知变通的读书人为之死扛硬顶，使其在将倾未倾之际获得不屈之心的扶持担当。尽管这不屈之心最后很可能抵抗不了天命，但因为有一群人愿意为你去死，所以你死的时候不会死得太难看。简单地说，就是有了文天祥这样的人为你去死，你死得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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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官要随时准备说：我不干了！

　　自古为官者，无非两种人：一种是不粘锅式的，或者叫溜肩式的：明哲保身，潜身缩首，苟图衣食，什么事儿也不承担，善于踢球推卸责任；一种是危身奉上，万死不辞，担当公义，不惜自己受挫折遭倒霉的。前者人多，则社会风气为之大坏，致江山社稷于腐朽颓毁而无心扛持；若后者人多，则社会正气充盈，虽有困难，亦呈现兴旺气象。后人评价东汉末年之衰败，之所以将倾而未倾，皆因士大夫之力担当扛顶之故。

　　宋朝魏涛知沂州，有两个人打架斗殴，其中一个受了重伤。魏涛审理此案，让受伤的人先回家去。但是，伤者回家很快就死了。死者的儿子向监司投诉魏涛。监司调查，对魏涛很不客气，说话很不好听。魏涛也火了：我这个官可以不做，案子绝不能乱判！——后来再经仔细审查，原来是伤者回家时坠马而死，邻居都出来作证，案情大白。今天的地方官，犯得着为一件小事儿跟上级顶撞，以至于冒险丢官吗？不会！

　　宋朝周敦颐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是个小官，这个小官还是因为他在别处办案得力被提拔的。有个人犯罪，其罪不当死，但是当地最高领导王逵行事很霸道，酷烈残暴，还动不动辱骂下属，即便副职也照样挨骂，谁也不敢跟他争论。周敦颐跟他争论这个犯人罪不当死，王逵说民愤极大，一定要杀，还对周敦颐口出恶言、骂骂咧咧的。周敦颐火了，把文件夹朝王逵的办公桌上一拍，说：这官当得真没意思，杀人以取媚众人，我不干了！——王逵一向没人敢与之抗辩，被周敦颐这一拍，给拍愣了，后来有所醒悟，就没有再胡来。今天的法官，犯得着为一个普通罪犯，这么给力吗？不会！

　　所谓危身奉上，万死不辞，就是随时准备说：我不干了！有了这个心胸，办事就很给力了。

　　唐朝徐有功几十年都过着这样的日子——武则天疑神疑鬼，认为唐朝老臣们总在背后算计她，因此经常派特务酷吏乱抓人、设冤狱，制造恐怖气氛。徐有功任职司法，但是，绝不当武则天的打手，凡案件到了他手里，该怎么审理就怎么审理。武则天再给他下旨意、写条子，没用。因此徐有功经常被武则天的红人周兴、来俊臣辈陷害。陷害归陷害，徐有功都死了好几回了，可就是不吸取教训。

　　武则天对徐有功说：你们司法部门作为国家机器，天职就是配合老娘的工作。

　　徐有功说：既然让我当这个司法官员，我就按照司法的程序办事，守正行法，要不，案件都按您即兴所说的去办，那还要法律干什么？要司法部门干什么呢？我知道我这样做将来会死得很惨，可我还要这么干，没办法，这就是干司法的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