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杀2》：延续主题内核，讲述全新故事——戴墨访谈

　　

　　本文选自《电影艺术》2022年第1期

　　受访 / 戴墨

　　《误杀2》导演

　　采访 / 索亚斌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摘   要:  作为形态独特的续集，《误杀2》与《误杀》在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上并无关联。续集在拍摄过程中，面对一个已经获得良好口碑与较高票房的成功IP，努力建构主题内核上的一致性，风格基调上的延续性，以使观众在前作中累积的观影体验能够延续。同时作为一部翻拍作品，《误杀2》又致力于故事情节的精心改编，人物身份的逻辑性打造以及叙事结构的颠覆性设计，相对原作进行了有效的本土化重构，讲述了一个全新的故事。

　　关键词：内核关联 改编策略 谜题效果 动物意象

　　只是换了比较朴素的包装

　　索亚斌（以下简称“索”）：《误杀2》与《误杀》之间形成的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续集关系，二者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等文本内容层面上没有任何关联及延续，最主要的关联反而是主创团队、类型风格等外在元素。类似以这样的续集形成作品系列的类型片创作，我个人印象里在外国电影中并不多，而在本世纪以来的中国商业电影中却不算罕见，例如还有《窃听风云》系列、《扫毒》系列和《追龙》系列等。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电影在产业化发展进程中品牌IP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也契合了中国观众某些渊源久远的观影习惯，算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美学现象。

　　戴墨（以下简称“戴”）：我反倒觉得《误杀2》与《误杀》的关联不是外在的，而是内核性的，是主题层面的。这个系列无论是围绕着亲情家庭展开的犯罪故事，还是悬疑惊悚的风格色彩都更像是主题内核的包装，像那种很漂亮、很精致的礼物包装，打开包装才能看到更重要的内在的东西。这个内在的东西在两部作品中是一致的，甚至我认为这一次的内核表达要更加耐人寻味。《误杀2》只是换了一种包装，只不过这次的包装没有《误杀》那么色彩浓烈、令人惊艳，而是比较朴素，比较返璞归真。

　　索：《误杀》翻拍自印度电影，而这个故事在印度电影中有两个版本，一个是2013年的《较量》，一个是2015年的《误杀瞒天记》。其中前一部在2021年2月还推出了一部续集《较量2》。我一开始还曾误以为《误杀2》是对这部续集的翻拍。

　　戴：其实是这样的：《误杀》翻拍自《误杀瞒天记》，而《误杀瞒天记》是翻拍自《较量》；《较量》是一个印度地方小语种的片子，宝莱坞的制作公司把它翻拍成一个投资更大的、说印地语的《误杀瞒天记》，只不过是《较量》出了一个续集《较量2》，但《误杀瞒天记》还没有出续集，我们怎么可能去翻拍呢。而且从内容上看，《误杀》中主人公李维杰的故事已经讲得很好了，讲到那就行了，再去讲他的故事观众可能也不会满意，意义不大。同样，《误杀2》中主人公林日朗的故事讲到这也就可以了，而且他最后都是那样的结局了。

　　索：我感觉在《误杀2》中，“误杀”这个词更多不是与故事情节的契合，而是指向了故事情节背后的象征意义，例如冲动而盲目的围观民众对主人公的误判。是否会有其他一些解读？

　　戴：也不能说在故事情节里就没有“误杀”。虽然没有像在《误杀》里“错手把人打死”那种法律定义上的“误杀”，但是林日朗最后的死是不是一种“误杀”？而且影片中林日朗还在无意中阻止了一次误杀，当时如果他行动再晚一点、没有开那一枪的话，阿文可能就拿刀子把达马医生给误杀了，因为那时阿文是在还没有了解真相、误以为达马是无良医生的情况下去捅刀子的。当然电影里那些医院外的围观民众，随着事件的发展，一会儿把林日朗定义成好人，一会儿把他定义成坏人，可能也算一种“误杀”。很多观众看电影的时候觉得奇怪，为什么警察第一次向林日朗开枪的时候，旁边的围观人群都显得很开心，其实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当他释放人质的时候，围观者觉得他还挺好，可是当知道他在里面打死了一个警察的时候，围观者就会瞬间改变立场，认为他是一个恶人，为他的死叫好。

　　我们在剧本阶段或者拍摄前期的准备阶段，都会去参考一些国内外类似的真实事件。当劫持人质，尤其是劫持未成年人的歹徒被警察开枪击毙的时候，周围群众真的会开心鼓掌。

　　电影《误杀2》剧照

　　索：《误杀2》翻拍自2002年的美国电影《迫在眉梢》，二者基本的故事情节大致相同，但是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应该更能体现出创作者在翻拍过程中所做出的本土化努力。例如在《迫在眉梢》中，围观者对主人公的态度没有出现特别大的起伏和变化，但是《误杀2》部分展现了围观民众与媒体舆论的盲目、武断，对林日朗的态度立场不断翻转，一会儿是同情、甚至还有点崇拜，一会儿又是厌恶仇恨，就连他的妻子孩子都被其他病人家属从病房里赶了出来。这种改写是不是针对当下一些社会现象，比如网络语言暴力？

　　戴：这种问题现在在全世界的网络空间可能都会存在，国外有些地方还会骂得更狠。比如，之前小甜甜布兰妮的事件，我觉得她现在糟糕的精神状态跟很多人对她的猜测和误解有很大的关系。人其实很脆弱，别人的态度和判断真的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让他变得失去常态，甚至成为另外一个人。我希望能引发观众在这方面的讨论，碰到类似的情况能有更多思考。

　　

　　电影《误杀2》剧照

　　让观众一上来就被吸引住

　　索：《误杀2》和《迫在眉梢》在片长上差不多，都是接近两个小时。不过《迫在眉梢》全片在结构上采用的是比较常规的线性叙事，影片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展现了主人公约翰一家的日常生活、儿子患病住院、夫妻四处求助无门，等等。这些内容构成了影片的第一幕，电影进行半个多小时后才进入第二幕，开始表现约翰进入医院急诊室劫持人质的剧情。而《误杀2》没有采用线性叙事，一开场就是林日朗进入医院劫持人质，之后才不断通过闪回来交代事件的起因。您为什么会这样改编？

　　戴：《误杀》的改编没有之前的作品可以参考，也没有什么限制，（拍）出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相对简单。观众觉得《误杀》是一个爽片，看起来很过瘾，事实上它已经在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模板。那么当《误杀2》努力去靠近《误杀》的风格基调和观影体验时，难度系数就会大很多。影片打破线性叙事也是想增加一些惊悚的感觉，我想让观众一上来就被这个戏剧性事件吸引。而且片头整场戏我几乎都没有设计台词，只是在最后让主人公说了句：“认识我吗？”我想让观众看到这时心里暗暗回答：“我认识你，你是李维杰，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还特意让主人公戴了顶帽子，跟《误杀》中李维杰戴过的帽子相似，这样就可以唤起一些观众的记忆和期待。接着主人公又说了句“我是林日朗”。这也是在告诉观众，我不是李维杰，这是一个新人物的故事，名字和身份虽然变了，但是初心不变，想要去保护家人的勇气和决心不变，接着再慢慢来给观众讲述这究竟是怎样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整场戏就说了这么几个字，我觉得就够了。

　　索：我感觉这方面《误杀2》的确是借助了观众在看过《误杀》后形成的接受惯性。在《误杀》中肖央扮演的李维杰是一个从“羊”变成“狼”的过程，一开始看上去懦弱无能、老实可欺，到最后显得心机深重、算无遗策。而《误杀2》中肖央扮演的林日朗则是一个从“狼”还原成“羊”的过程，一开始看上去凶恶残忍、不择手段，到最后善良而无助，只能选择自我牺牲。

　　戴：其实就是想让影片更有趣一些，让观众觉得李维杰又出来了。这几年很多电影都开始采用类似的叙事方式，就是一上来什么故事背景都不交代，先给观众出一道谜题，激发起观众的好奇心，去猜测主人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种叙事方式很符合现在观众看电影时追求快节奏的心理，也会更容易走进这个故事。

　　电影《误杀2》剧照

　　索：与《迫在眉梢》相比，打破线性叙事结构虽然更有戏剧性效果，但是有些方面也还是有损失。比如在淡化写实色彩的同时，也削弱了观众对主人公的认同感与共情心。《误杀2》中林日朗夫妻给孩子筹措手术费四处碰壁、求告无门的过程，是通过一系列蒙太奇效果的闪回来交代的。观众只是在事后了解了情况，而不是伴随着他们一路走过来，因而对他们日趋无助、愤怒、绝望的心态也缺乏足够的共鸣。

　　戴：其实闪回部分的内容拍了很多。闪回所涉及的情节，我基本上都是按照整场戏来拍的。这些内容也都是在开机后最早拍摄的，每一场戏镜头数都很多，也是在借此磨练整个团队。在后期做精剪的过程中我请了一些朋友来看，他们给我提的意见是说这部分略长了。我后来也做了甄选，不是做平均的压缩，而是有些戏整场拿掉，有些戏保留较多、内容更具体。闪回的内容不仅仅是向观众简单地交代前情，还是需要展开一定的篇幅。毕竟从发现儿子的病情到林日朗去劫持人质，中间经历了至少几个月乃至半年的时间，要让观众看着监视器上显示的孩子的血压在一点一点无情地下降，体会到时间的无情流逝，这样观众才更能理解林日朗是在种种努力都没有效果后，才采取的这种极端手段。不过这个整体叙事结构不是在后期剪出来的，而是从剧本阶段就这么设置的。虽然可能也会带来一些不利因素，但它还是符合整体上想要追求的效果。

　　索：能感觉到改编在强化戏剧冲突、增加悬疑氛围、营造谜题效果方面花了很大的心思。比如《迫在眉梢》中几乎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反派形象，造成主人公人生困境的根源最终指向了当时的一系列制度。而《误杀2》中不但设置了一连串沆瀣一气的贪官污吏，而且还增添了一个“移植心脏被偷”的核心事件。

　　戴：我们这样做还是为了在冲突对抗的感觉上做得更极致。其实《迫在眉梢》的拍摄目的很简单，就是对当时美国医疗保险方面不公平的制度提出批评。所以影片的主人公一家被设定为美国社会底层的黑人家庭，男主人公的职业身份也是普通的产业工人。据说奥巴马也受到了这部电影的影响，后来在担任总统期间努力推动相关改革，也可以说《迫在眉梢》间接推动了美国的医疗保健体系改革。而我们在改编过程中，不想将主人公设置成特别底层的身份，并且还想能够和《误杀》产生一点联系。第一部中李维杰的身份是影迷，第二部中林日朗的身份是编剧，都带有“迷影”意味。我们还想借此来为编剧这个职业正名，告诉观众编剧不像大家想象中那样可以赚很多钱，绝大多数编剧也都是普通人。而且林日朗的职业是编剧，就会在谋划整个行动的时候更具有前瞻性和判断力，更能够把握事件走向，预判可能的结果。

　　导演戴墨和主演肖央

　　索：影片中这种阶层对立在视觉空间上也有着独特的呈现。情节高潮处，林日朗听到隐约的电话铃声，抬头望上去。楼上是权贵高官在用强取豪夺得来的心脏进行手术，而楼下是一群平民百姓在徒劳无用地互相伤害。

　　戴：这个地方的确是有意设计的。我用的是一种比较夸张或者说比较写意的方式，林日朗循着电话铃声抬头去看天花板，那里有一个通风管道坍塌后留下的破洞。那个电话铃声非常微弱，别人都根本没有注意到，但是对于他来说却非常刺耳、非常有影响力。那个破洞我特意做得非常黑，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什么都看不到，却又牢牢地吸引着你。

　　索：“于天上看见深渊”的感觉？

　　戴：对。林日朗就这么看着那个黑洞，那是一个他平时根本无从了解、更无法触及的领域。其实这个地方与《误杀》也有潜在的呼应关系。《误杀》里的警察局是重新装修的，剧情暗示李维杰是把督察长拉韫儿子的尸体偷偷埋在了警察局下面。拉韫一直在警局里忙前忙后地找孩子，却不知道孩子其实就在她的“脚下”。《误杀2》里林日朗一直在找本应移植给他儿子的心脏，他觉得这颗心脏可能会在外面某个遥远的地方，最后才发现其实就在他的“头上”。

　　索：莫名消失的心脏终于被找到，但是却没办法拿回了，这个处理还是挺出乎意料的。

　　戴：观众看电影的时候当然都希望他能找回心脏。我在构思林日朗和龙丹市长面对面那场戏的时候，还曾想过要不要在市长身边安排一个保镖，拿把枪保护着他，但后来还是放弃了。我是这么想的：龙丹市长虽然位高权重，但他在面对林日朗的时候，更多是以一个父亲的形象出现。你我都是父亲，都是一心想救自己的孩子，只不过我们各自都用了最极端的方式。只要我救孩子的目的达到了，其他一切我都可以坦然面对。

　　索：他们两个人，从身份地位的社会角度看是不平等的，但是从身为父亲的人性角度看又是平等的，彼此之间甚至还能产生共情。只是市长救孩子用的是罪恶的方式。

　　戴：对。我也特别喜欢林日朗的那句台词，“如果我手里的枪是真的，我可能真的会开枪。”这一点市长完全没有想到，他懵了，你上来拿枪顶住我的脑门，甚至一枪把我打死，我都能想象到。但是，没有想到你居然拿的是一把假枪！所以市长才会茫然地问“还能为你们家做点什么”，才会答应配合林日朗一起演最后那场戏。

　　不从票房角度去做剧本

　　索：故事情节发展的最终结局，可能也是整部电影最重要的一处改写。在《迫在眉梢》中，约翰虽然也做好了将自己心脏移植给儿子的心理准备，但是故事最后如同“神迹”一样凭空出现了一颗可供移植的心脏，完美解决了问题。而《误杀2》中林日朗则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真真切切用牺牲自己的方式去拯救儿子。

　　戴：其实结尾是我们在改编剧本时最早就想要动的。《迫在眉梢》是一个非常美国式的大团圆的美好结局。但是如果是在现实中，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美好的结局，现实往往更加冷酷更加残忍，所以我们的改编也希望能更加贴近现实。

　　导演戴墨和摄影指导何山

　　索：从现实合理性上考虑，一颗成年人的心脏真的能移植给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吗？

　　戴：这方面我们是咨询过心脏科医生的，医生说可能移植成功的概率没有那么大，但也存在这种可能性。而且我们在前面也已经用台词铺垫了一下，说孩子的心脏本身就因为病变比普通孩子的大两倍，已经和成年人的心脏差不多大了。

　　索：将原来美好团圆的结局改成凄惨悲情的结局，有没有考虑过这样对电影票房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

　　戴：没有。我不会从票房得失的角度去做剧本，根本不会考虑这事，现在电影上映后我也没有考虑票房。

　　索：我倒是觉得《误杀2》这个颠覆性改编的结局，除了具有制造悬念、反转剧情的作用外，其“悲中带喜”的情感调性可能也会更能让中国观众接受。虽然有一种比较笼统的说法，观众都喜欢看大团圆式的结局，但如果落实到中国电影商业美学的发展变化中考察，还真的未必如此。这方面我没有做过数据上的统计，但有一种大体的判断，就是在那些市场票房表现非常好的中国电影中，非大团圆结局的作品占有着相当的比例，从《一江春水向东流》到《英雄本色》《无间道》都可以作为例证。观众甚至还创造出很多词来给这类电影贴标签，例如“丧燃”“虐心”“好哭”，就愿意追求这样一种观影体验。

　　戴：对，这部影片最后半小时特别好看。

　　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年的中国电影市场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家庭伦理片的爆发。从年初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始，到春节档的《你好，李焕英》，以及随后的《我的姐姐》《关于我妈的一切》等，几乎每个重要档期都有，票房和口碑也都不错。这些家庭伦理片以传统的苦情戏风格作为基调，同时也嫁接融合了诸如穿越喜剧、青春片等本世纪以来有效拓展的商业类型元素。受全球疫情的负面影响，2021年的院线电影市场非常不景气，我注意到美国电影市场就出现了惊悚片、恐怖片畸形繁荣的局面，相比之下中国电影市场迎来了家庭伦理片的全面复苏，其中可能也有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

　　在一定程度上，《误杀2》似乎也可以归入到这股复苏的潮流中。只不过通常在苦情戏里，核心人物大多是一个女性角色，既承担着价值认同又背负着所有苦难，在本片中则换成了一个男性。

　　戴：我不太同意用“苦情”这个词，我特别不喜欢。一提到“苦情”，就好像是妈妈带着孩子要多难有多难，恨不得去街头要饭似的。不过可能有些观众看完《误杀2》以后，会产生类似看苦情戏的那种感觉。记得在《误杀2》首映礼上有一位观众说：“上一部让她哭得这么惨的片子还是《妈妈再爱我一次》。”但是如果说《误杀2》是苦情戏，就把这个作品说“小”了。面对着不公与不义，面对着摧残与欺凌，林日朗选择的是奋不顾身地反抗，我觉得可以用“悲壮”来形容他。你看他最后留给张正义的那句话：“有时候，死亡也是一种胜利。”对林日朗来说，最后还是他赢了。

　　电影《误杀2》剧照

　　索：在看到那句话的时候，我突然联想到《飞驰人生》那部电影，两部作品的结尾有相似的地方，主人公都是以决绝的姿态去主动拥抱死亡，焕发出自己生命最后的光彩。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作为弱者，如果不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自己根本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相比之下，《飞驰人生》可能显得更绝望，而《误杀2》通过移植心脏给儿子又延续了希望。所以林日朗最后的主动赴死，可以理解为无奈的妥协，也可以理解为无助的反抗，但我更倾向于理解为宽恕，他以自我牺牲来拯救自己的儿子，同时也意味着宽恕偷走心脏的人，宽恕这个世界中的黑暗与罪恶。

　　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会给电影故事中的那个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但是我希望观众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他的勇敢、他的伟大，也会去帮助他留下来的这一对孤儿寡母。包括龙丹市长和他的儿子，乃至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会去帮助他们。

　　索：在电影中，情节发展和局势变化促使林日朗的计划从Plan A转换到了Plan B，本身已经很完整了，为什么还要在片尾字幕中安排一个花絮彩蛋一样的Plan C，告诉观众前面看到的所有内容都是按照编剧林日朗的剧本拍摄下来的故事，并且指挥拍摄的导演还是前面扮演张正义的任达华？

　　戴：观众看完正片之后可能会感觉很沉重、很压抑，Plan C多少可以带来一点安慰。你看这个Plan C首先是用夹在字幕间的小画面来呈现的，其次出现的时间也稍微靠后。我也不想让观众还沉浸在前面剧情中的时候，就突然被这个东西跳出来打断，觉得是被“骗”了。事实上这个结尾彩蛋是在即将开机之前十天左右才设计出来的，当时也比较矛盾要不要保留。后来请很多人来看，看完后都说挺好的，就保留了。很多观众舍不得林日朗，舍不得这个家庭破碎，或许宁愿去相信这个才是真正的结尾。还是有很多观众更喜欢接受大团圆的结局的。拍摄这个彩蛋的时候，本来是我想自己演里面的导演，结果那天华哥来探班，就把我的戏给抢走了。

　　索：我感觉这种带有“自我解构”意味的安排可能和《唐人街探案》系列有些联系。“唐探”每一集的结尾都是欢乐的歌舞场面，前面故事里的所有角色无论正邪生死，都在一起载歌载舞。

　　戴：“唐探”结尾的歌舞有种打破“第四堵墙”的感觉。《误杀2》还不太一样，我觉得它和《误杀》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更接近。《误杀》结尾留下来一个悬念，李维杰在监狱中扫地，情境和电影开头一模一样，如此一来整个电影就形成了一个闭环。

　　在国内拍出东南亚的感觉

　　索：两部《误杀》都延续了《唐人街探案》的背景设定，将故事发生地放在东南亚某国的唐人街。在当下全球疫情的恶劣情况下，跨国取景恐怕困难重重，影片的拍摄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戴：《误杀》的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小镇，而《误杀2》的故事更像是发生在一个大城市中。一开始我们真准备去泰国实地拍摄，2021年4月我都去看景了。我可能是今年为数不多出了一次国门的人，为此还特意换了护照。当时我带着二十多人过去，后方所有人包括演员也都做好了准备。飞机在泰国落地以后，就要直接拉到酒店隔离10天。结果在去酒店的路上我觉得似乎有点不对。我们这个团队其实对曼谷已经非常熟悉，这是一个夜生活非常发达的城市，可是在路上我都有点认不出来了。当时泰国正在爆发第三轮疫情，几乎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路上没有人也没有车。我心里想完了，这不是曼谷，我可怎么取景、怎么拍啊。

　　在泰国看景时，我们中午去吃饭，发现没法堂食，只能买完以后打包带走，大家出来坐在门口台阶上吃，特别惨。但是就算这样，我们还是没有放弃，依然抱着在那儿拍的希望。泰国在我心中，是一个架起摄影机就能拍电影的地方，在视觉上到处都有着丰富的元素和独特的美感。可是当时泰国疫情形势不太乐观，我们在当地医院看景的时候，有人拦住我们说先不要过，然后前面就推过去一个带轱辘的高压氧舱，那人告诉我们说里面就是一个新冠患者，距离就这么近。

　　我曾经灰心过好多次，感觉这个戏没办法拍了。当时参加过《误杀》的一位美术师正好在广州附近参与《四海》的拍摄，他说我在这边转转，结果发现有一个地方和泰国还有些相似，多少能拍出东南亚的感觉，这样就决定把拍摄地挪回到国内。

　　索：我看电影时特别留意了一下片尾字幕，发现“鸣谢”中还出现了几次珠海市，就猜到大概是在珠海拍的。

　　戴：主场景的医院是在珠海搭景拍的，我们花了很大功夫改建了一幢废弃的楼房。可是拍外景的时候还是很艰难，因为摄影机只能压着拍，不敢抬头，否则可能就会穿帮。

　　索：《误杀2》的英文片名 “Fireflies in the Sun” 意思是 “阳光下的萤火虫” ，怎样想到起这样一个名字？

　　戴：因为《误杀》有一个英文片名，“Sheep without a Shepherd”，有一个动物的意象在里面，我们也想往这个感觉上靠。当时我正好看到一张马来西亚萤火虫森林的照片，长曝光拍出来的，氛围特别好。就把萤火虫这个意象放到了故事中，先考虑怎样和故事的结尾建立象征寓意上的关联，然后增加了林日朗一家三口在森林露营其乐融融的场景，儿子的名字也改成了“小虫”。我觉得英文片名更像是《误杀》系列的副标题。

　　电影《误杀2》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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