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德博拉·布卢姆《爱与依恋的力量》摘录：我们生来不能孤独

　　

　　人到底需要离得多近才能与他人建立起人际关系呢？哈利喜欢问这个问题。问的时候，他会拖长声音，带着善意的调侃。7厘米还是10厘米？15厘米可以吗？他的同行已经告诉过他，这样的嘲弄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他不喜欢“亲近”这个词，他大可选择其他的科学名词。表示亲密关系的科学词汇还有很多，为什么一定要用“爱”呢？

　　哈利·哈洛(Harry F. Harlow 1905—1981)英国比较心理学家，早期研究灵长类动物的问题解决和辨别反应学习，其后用学习定势的训练方法比较灵长类和其它动物的智力水平。

　　1、父母之爱，感人至深，归根结底却又幼稚无比。它无非是父母自恋情绪的再生，尽管可以体现为对外物的喜爱，却毫无疑问地彰显了其从前的本性。一一弗洛伊德，1914年

　　2、他真是生错了地方，一个梦想家，一位诗人，却阴差阳错地出生在艾奥瓦州这片追求现实的土地上。这就像玉米地里长出玫瑰一样有着太多的不可能。哈利·弗雷德里克·伊斯雷尔（Harry Frederic Israel，也就是后来的哈利·哈洛）每次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就忍不住会笑。孩提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生错了地方的有趣的小不点儿，身处规整的田垄中，他那梦想的双翅总能顺着一垄垄的翠绿和金黄，飞向那与天相接的 地方。

　　3、（哈利写的诗歌）

　　《午夜疯人屋》（The Madhouse at Midnight）

　　我来到这个地方

　　假装我已经完全疯狂

　　不过，任谁都知道

　　这只不过是我的一个伪装

　　我来这里的真正缘由

　　不难解释得清清楚楚

　　在我们的陆军部里

　　有人认为我是一位苏联间谍

　　总有一天我会离开这里

　　尽管我还没选好日子

　　那时候我只需把楼房推倒

　　然后再若无其事地走开

　　我会修一条小小的铁路

　　铁轨一直铺到月球

　　我会修建一条地铁

　　从纽约开到海王星上

　　我知道所有的金银财宝

　　存放在宇宙的什么地方

　　我就是拿破仑大帝的侄子

　　上帝是我的堂兄

　　4、

　　斯坦福大学的主校园非常漂亮，足以令这里的学生引以为傲。整个建筑群看起来有一种意式的优雅。哈利很想做的事就是沿着斯坦福大学优雅的走廊静静地走一走，静静地欣赏那些熠熠闪光的训导词，当然，还有能够静静地在心理学系那些自诩天才的管理者身边走一走。此时，哈利已经考上了研究生，他有两个直接导师，一位是卡尔文·斯通（Kalvin Stone），动物行为学家兼著名的《比较心理学与生理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的编辑；另一位是沃特·迈尔斯（Water Miles），一位极有远见的专家，后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飞行员设计了夜视镜。斯通和迈尔斯又都是为刘易斯·特曼（LewisTerman）工作的，特曼是心理学系的系主任，也是斯坦福一比奈智力测试样题的设计者。在哈利心里，这三个人都是他的引路人，也是让他立志改变现有科学的导师。

　　哈利总是把迈尔斯称作心灵导师，这里面显然包含着哈利对导师的喜爱之情。迈尔斯也喜欢哈利，他一反常规地为这位年轻的心理学家提供帮助。有时候哈利的钱要花完了，而他又不想让家人为自己做更大的牺牲，这时候迈尔斯就会给哈利找一份工作。在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家里，迈尔斯在车库里养了一堆老鼠。上完一天的课程之后，哈利就急急忙忙地赶到教授家里，然后就是训练老鼠完成教授的实验项目。

　　主要指导哈利学习和工作的是斯通教授。他既不热心，也不会培养人，不过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科学家。斯通教授几乎都是在学生做实验时才来到他们身边：他有一个绝对不可改变的标准，那就是做实验的方法必须准确无误。他是动物模型的追捧者，大多数实验都是用兔子和老鼠做的。他曾研究兔子大脑损伤对性行为的影响；曾研究食谱变化对患白化病的老鼠的性反应的影响；还探索过被阉割的老鼠学习能力的变化，以及食物和水是否会对老鼠的逃生能力产生影响。斯通是个冷静、有条理的人，从骨子里就非常谨慎小心。所有的人都因为他是个一丝不苟的观察者而对他更加肃然起敬，他所有的科学案例都建立在扎扎实实的细节之上。

　　5、

　　斯通教授和哈利的脾气几乎完全相反。

　　过去，斯通教授经常教导弟子，告诉他们合格的研究人员“会把科学的领域一寸一寸地向前扩展”。哈利恨透了这个观点，他总想跳跃式地前进。

　　不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斯通教授永远也不会把小老鼠轻轻的一咬夸大成要命的创伤，事情该怎样就怎样。他的确教会了哈利在一生中都要满怀敬意地以正确的方法做实验，教会了哈利如何精确地罗列事实，也教会了哈利热爱正确的科学方法。

　　事实上，他竭尽全力要教给学生的也就是这个。后来，当斯通教授从《比较心理学与生理心理学杂志》编辑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他成功推荐哈利接替了他。

　　6、

　　过去，斯通教授经常教导弟子，告诉他们合格的研究人员“会把科学的领域一寸一寸地向前扩展”。哈利恨透了这个观点，他总想跳跃式地前进。

　　不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斯通教授永远也不会把小老鼠轻轻的一咬夸大成要命的创伤，事情该怎样就怎样。他的确教会了哈利在一生中都要满怀敬意地以正确的方法做实验，教会了哈利如何精确地罗列事实，也教会了哈利热爱正确的科学方法。事实上，他竭尽全力要教给学生的也就是这个。后来，当斯通教授从《比较心理学与生理心理学杂志》编辑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他成功推荐哈利接替了他。

　　哈利的博士论文是斯通教授指导的。这篇170页的论文研究的是老鼠幼仔的饮食习惯，这次研究带有典型的斯通风格。论文就啮齿动物幼崽喜欢喝什么，从何时到以何种方式喜欢，研究得事无巨细、滴水不漏。不过，让哈利的学生、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尔斯（Robert Sears）来讲，他认为哈利的论文造成了哈利对研究老鼠的憎恨，而且这种憎恨终其一生都伴随着哈利。按照西尔斯的说法，斯通教授指导下的那些日子，在“乏味的老鼠问题”上花费的诸多时间，让哈利既憎恶老鼠，也憎恶数据分析。

　　哈利也认同这种说法。他曾经说过，他在斯通教授的实验室和迈尔斯教授的车库里看够了老鼠，因此他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老鼠了。在他接手《比较心理学与生理心理学杂志》编辑这份工作的时候，他声称，如果“有人敢给我塞一份研究老鼠的论文，我会毫不犹豫地把稿子打入冷宫”。而且，在之后的工作中，他也坚持把研究老鼠的心理学称作“啮齿动物学”。

　　7、

　　在喂养过程中，有没有那种可以阻断本性中所有贪婪与饥饿感的情形呢？哈利利用温度做了些简单的实验。一窝窝的老鼠被安置在玻璃板房内，这样实验人员就可以很容易地用冰块降温或者用电路板加热。哈利发现，温度过低只会阻碍老鼠的进食过程。如果觉得冷了，小老鼠就不再吃东西。这情形就像把老鼠冻成了暂停状态。奇怪的是，给玻璃加热也不能改善老鼠的饮食。幼鼠很可能因为温暖而挤在一起。看来，它们需要关心，需要比周围温暖的气温更多的爱抚。

　　实验结果证明，在喂奶的时候，母鼠会用自己的身体把幼鼠紧紧挤压在自己的窝里。那种温暖，那种融入大家庭共甘苦的感觉能够帮助激起幼鼠的饥饿反应。科学家们也许能用滴管把牛奶和果汁以及糖水灌到幼鼠的喉咙里，但是这些玻璃器皿所起的作用怎么也无法与母鼠用自己的身体往幼鼠身上轻轻一压所产生的效果相提并论。

　　8、

　　哈利设计了一种装置，用上面开有小孔的网格状障碍物把母鼠和幼鼠分隔开。小孔大得足以让刚出生的幼鼠挤过来，不过母鼠就挤不过去了。网格另一边的那些幼鼠显得惊慌失措、晕头转向，只会毫无目的地一圈又一圈地爬。不过，另一边的母鼠并非毫无目的，它们疯狂地想到幼鼠身边去，愤怒地撕咬着网格，用尽力气想要从细小的洞里挤过去。一旦中间的障碍物被拿开，它们会立刻冲过去把幼鼠拢在一起。哪怕母鼠已经饥肠辘辘，哪怕美食就在眼前，它们也会先把幼鼠带到安全地带，然后才进食。

　　在这种强烈的反应背后，在这种母子相吸的激流之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呢？这难道仅仅是简单的感觉反射吗？根据斯通的指示，哈利摘除了母鼠的卵巢，弄瞎了母鼠的双眼，并且切除了母鼠感知气味的嗅球。可即便如此，母鼠还是坚定不移地向孩子所在的方向爬去。也许它们的脚步放缓了些，但这种本能永远不会消失。

　　9、

　　在哈利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特曼博士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说他觉得我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可是因为我太过羞怯，我永远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下发言。”特曼“强烈建议我将来去一所专科学校教书”，他甚至还让秘书查询哪里有这样的职位。查询的结果是，在专科学校教书需要学有关教育的课程，而哈利缺少这方面的知识。“结果是，我没办法只好去拿个博士学位。”

　　1930年哈利博士毕业的时候，特曼又把他叫了回来。对于哈利的未来，特曼仍然忧心忡忡。这一次，他担心的是哈利的姓可能给他带来负面影响。“他们说，由于我的姓是伊斯雷尔，且社会上存在反犹太民族的偏见，他们发现要给我找一份进行学术研究的工作难上加难。”在其他大学里，沃特·迈尔斯一直对哈利赞不绝口，也一直被问及这位学生的宗教背景。一所州立大学的系主任告诉迈尔斯，他才不在乎这位年轻的心理学家有多么才华横溢，只要名字里有“伊斯雷尔”，他一概不用。后来，哈利多次回忆20世纪30年代这种反犹情绪是多么强烈，就算是在原本应该是文明之地的大学校园也莫不如此。

　　伊斯雷尔一家并非犹太人。但特曼说，问题不在于哈利是不是犹太人，而在于他的名字让人听起来像犹太人。在和特曼的那次谈话不久，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抛来了橄榄枝，这是发给哈利·伊斯雷尔的一封只有一行字的电报。上面写道：“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有一个年薪2750美元的教授助理的职位，您愿意接受吗？”怀着一颗激动的心，哈利收拾好行李踏上了路。

　　注：伊斯雷尔，与“以色列”同音

　　10、

　　消息传到费尔菲尔德的时候，斯坦福大学已经在印刷毕业材料了，在博士生的毕业名单里列着这位新人，来自加州帕洛阿尔托市的哈利·哈洛。只有一次，哈利跟一位挚友说自己后悔改名，说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犹太祖先，即便这个家族只有1/64的犹太血统，他改名这件事也是丢了犹太先辈的脸。

　　当然，改了名字并不意味着人也变了。在那个差不多要被人遗忘的哈利·伊斯雷尔身上有一点是一成不变的：他相信人能够“力挽狂澜于将倒”。

　　在成败未卜与人们对他的各种各样期待之中，哈利成了斯坦福大学培养出来的心理学专家。在他对事业的追求上，人不能轻易认输的信念，一直是他许多极为大胆的研究项目的重要指南。最后，他对那些不受人欢迎的事业的热衷将使他努力为爱劳作。

　　如果你想了解对爱的研究在20世纪中期的心理学领域中是怎样一种注定失败的命运，那就要先去了解日常生活当中爱的对立面那根深蒂固的地位以及人们对它的推崇。在搂抱孩子方面，心理学家争得面红耳赤。医生甚至反对父母与子女过度地接近与交流，这背后的缘由有着不短的历史。这些历史是以孤儿院和医院得来的经验为基础的，是以吸取那些夭折的儿童和婴儿的教训为基础的。在这之后，有对此类行为精心设计的实验，有精准的数据和数字运算，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感情只是一种没有必要也无关紧要的东西。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积累得犹如一堵厚墙一般，成群结队的研究人员时刻恭候着打击那些自命不凡的心理学家，其中当然包括哈利·哈洛。自然而然地，这也正是最吸引哈利的那种充满挑战性的研究。

　　11、现代心理学家对爱显而易见的压制，与众多知名人士以及普通民众对爱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一哈利·哈洛，《爱的本质》

　　12、

　　孤儿院里那些令人灰心丧气、不敢相信、惨不忍闻的事情可以总结为一句话——那里的人是儿童杀手。

　　他们一直都是儿童杀手。18世纪欧洲的文献记录得很清楚。1755～1773年，佛罗伦萨的一家孤儿院共接收了15000名婴儿，但2/3的孩子没到1岁就夭折了。大约同一时期，由于西西里的孤儿院死婴太多，附近的居民甚至建议在孤儿院的大门刻上一句箴言：“此处公费杀害儿童。”

　　13、

　　尽管如此，婴儿、蹒跚学步的幼儿、学龄儿童甚至青少年还是源源不断地来到这些孤儿院。在这些孤儿院里，每当一个孩子死去，都意味着为下一个孩子腾出了地方。

　　面对一波接一波的传染病，孤儿院的医生其实并不明白它们的起源，只好徒劳地与之对抗。孤儿院里，霍乱如洪水一般泛滥，同样肆虐的还有痢疾、白喉、伤寒和猩红热。可怕的痢疾是一种慢性疾病，这使孤儿院里经常弥漫着大便的臭味。根本不可能把这些粪便冲洗干净，因为缺少铺设水管的工人，没有热水，甚至连肥皂都不够用。当然，在抗生素和接种疫苗不知为何物的日子里，在没有发明氯水和巴氏消毒奶之前，感染横行的地方并不仅限于孤儿院。

　　在美国，1850～1900年出生的孩子，有超过1/4在5岁以前就夭折了。不过，孤儿院是各种感染和传染病集中暴发的地方。从表面上看，孤儿院培养细菌的效率可比养育孩子的效率高多了。儿科医生可以给你讲出许多发生在孤儿院的可怕事情。

　　14、

　　1915年，一位叫亨利·蔡平（Henry Chapin）的内科医生向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Pediatric Society）提交了一份报告，即《提供更精确的孤儿院统计数字的请求》。蔡平在全美调查了10家孤儿院。无论是以当时的标准还是以如今的标准来衡量，他记录的事实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10家孤儿院，除一所之外，接收的儿童在2岁以前全部天折。听到这里，他的一些医生同事站了起来，不是因为愤怒，而是要再揭露更惊人的事实。一位来自费城的内科医生痛苦地说：“我与这个城市里的一家孤儿院有过联系，在这家孤儿院里，所有年龄在1岁以下的婴儿来到孤儿院之后的死亡率都是100％。”在此之后，蔡平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建立一个收养遗弃儿童的体系而奔走呼吁。这并不是说他觉得那些收养儿童的家庭会更加善良或者更加温暖，而是他希望这些孩子在这些家庭中不会那么快就夭折。

　　在蔡平那个时代，多亏了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以及爱德华·詹纳（EdwardJenner），医生们才明白了他们一直面对的敌人原来是显微镜下的病原体。他们还不能完全明白这些无形的病菌是如何传播的，但他们最自然、最合理的反应就是把患者与健康的人分开。一些医生，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路德·霍尔特（Luther Holt），极力宣扬这一做法。作为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儿科医生，霍尔特把控制儿童感染当作一生追求的事业。他督促父母把家里打扫干净，以免滋生细菌。在医生的眼里，父母也不是那么干净，他们都是潜在的病菌携带者。霍尔特一直坚持父母应尽量避免与孩子近距离接触。

　　15、

　　在霍尔特之前的时代，在美国，父母通常和孩子睡在同一间卧室，甚至同睡一床。霍尔特为此领导了一项旨在让孩子独处一室的改革运动，不让把婴儿放在父母的房间。父母在照顾孩子前要先将双手洗净，要避免亲密的身体接触。毕竟，还有什么事情比亲吻孩子更糟糕？大家都知道，嘴唇可是赫赫有名的病菌传播渠道啊。

　　父母们可能对减少与孩子接触的做法还心存疑虑，但霍尔特的同事们对此却坚信不疑。在1888年出版的《主妇手册》（The Wife＇s Handbook）中，内科医生阿瑟·奥尔伯特（Arthur Albutt）也警告所有的母亲，说她们的触碰也许会给婴儿带来病菌。奥尔伯特说，如果母亲真的爱孩子的话，那就应该在触碰孩子之前洗手，而且别太“宠”孩子，别跟他们接触过多。在这本书中，奥尔伯特对婴儿的称呼一直都是“它”。奥尔伯特认为，只有这样养育孩子，它长大之后才可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16、

　　20世纪早期，这种超级洁净、无菌包装的环境简直就是医学界最理想的疾病防控手段，除此之外，最安全的办法恐怕就是把孩子重新送回娘胎了。

　　德国有一位叫马丁·库尼（Martin Cooney）的内科医生，发明了一种有玻璃墙壁的早产儿保育箱。那时候早产儿迟早都会夭折，所以父母通常把他们交给医生处理，医生们又都把孩子转交给库尼。库尼本人则到世界各国旅行，带着这些婴儿参加各种展览，推销他的保育箱。后来，他在库尼岛（Cooney Island）定居下来，并成功养育了5000多名早产儿。1932年，他从迈克尔·里斯医院（Michael Reese Hospital）租借了一些婴儿，参加在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并向公众售票，展览他的婴儿保育箱。玻璃盒子里的婴儿宛如一个个医学奇迹，因为在此之前，早产儿都难逃夭折的命运。库尼说，对他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说服孩子的母亲把孩子领回去。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孩子的母亲跟玻璃盒子里的孩子好像完全没有了关系。

　　17、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Robert Sapolsky）认为，医院和孤儿院的情形对当时最为流行的两种观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一是崇尚消毒、无菌的环境，并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其二就是儿科医生认为，触碰、搂抱和哺育孩子只是愚蠢的母性冲动。不仅医生持有这样的观点，研究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家也一样，他们认为：“搂抱、抚慰孩子的做法对孩子一点好处都没有，这样做也许是给孩子们帮倒忙。”

　　对于这一点，也许没有谁能比心理学家约翰·B.华生（John B.Watson）更有信心。华生曾任美国心理协会主席。人们对他领导的改革母爱种种弊端的运动仍记忆犹新。华生警告说：“在忍不住想爱抚孩子的时候，请切记母爱是一种有害的东西。”过多的搂抱可能会让婴幼儿不高兴，对青少年来说则简直是噩梦。它会给孩子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甚至使孩子无法迈入婚姻的殿堂。华生还警告说，所有这些影响发生的时间可能短得让人吃惊，“短短几天就可能对孩子的性格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18、

　　那时候，心理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此之前，人类行为一直都是生理学与宗教学的研究范畴。甚至美国心理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哈佛大学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也说，心理学根本算不上一门科学，充其量是有望成为一门科学而已。

　　孩提时期，华生就被母亲拖着参加一个又一个的帐篷复兴聚会。他清楚地记得，帐篷里挤得满满当当的都是信徒，人们身上的汗味儿臭不可闻。他决定洗刷心中残余的信仰，把情感从他的职业中彻底清除出去。华生认为，科学的心理学是建立更理智生活的方法。

　　华生坚持认为“在行为主义者看来，心理学应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纯粹客观的、实验性的分支”，其目标就是对行为加以预测和控制。因此，心理学家应当把精力集中在能够测量和修正的对象上。既然动物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做出反应，那么人类也能，而这一原则最适用的对象就是儿童。华生的研究就是为孩子提供各种各样的激励方式，以此诱导孩子做出正确的反应。华生的心理学，与哈利将要创立的、注重亲情的研究主题几乎是完全对立的。

　　这就是华生在1928年出版的畅销书《对婴幼儿的心理照顾》（The Psychological Care of the Child and Infant）里大力主张的观点。英国哲学家罗素称之为第一本具有科学价值的育儿书，他说华生的成功之处在于运用“科研人员研究变形虫”的方法来研究婴儿。《大西洋月刊》（AtlanticMonthly）称之为“不可或缺的”；《纽约时报》称，华生的著作开启了“人类思想史的新篇章”；《父母》（Parents）杂志把华生的忠告称为“所有有点知识的家长的必备品”。

　　注：指基督徒礼拜者在专门为复兴集会和教会集会等而搭建的帐篷中集会。

　　19、

　　华生幻想着能有一个娃娃农场，数以百计的孩子离开父母来到这里，而人们将按照科学的原则来养育这些孩子。他说，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母亲不知道哪个是自己的孩子，因此也无法把孩子宠坏。

　　华生坚持说，家长应当通过简单、客观的环境技巧来塑造孩子。如果家长不听他的，反而选择温柔的抚育方法呢？华生的观点是：“接受过多亲吻的孩子，其人生之路必将有大的磕绊。”华生不仅要求孩子自律，也要求家长这么做。他的指示非常明确：孩子哭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抱他们。孩子表现好就拍拍他们的脑瓜儿，或者握握他们的手；当然，极个别情况下，家长也可以亲亲他们的脑门儿。他说，从孩子一出生，家长就应该逼着他们自立。否则，等孩子长大后，你一定会彻彻底底地对你过去养育孩子的那种肉麻、多愁善感的方式而感到羞愧难当。

　　20、

　　对儿童养育进行科学指导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最终，美国联邦政府儿童局（Child Bureau）也加入了育儿咨询的行列，并聘请霍尔作为其出版物《婴幼儿养育》（Infant Care）的首席顾问。1914～1925年，儿童局将该书分发了大约300万册。这本书就像一个小册子，但面面俱到，内容从怎样用毯子进行襁褓到如何进行出生登记等，应有尽有，当然也包括告诫父母切勿忘记“习惯养成以及纪律约束”。

　　专家想提醒母亲们注意，不要摇动婴儿，不要跟孩子玩耍。把孩子忽高忽低地抛来抛去、逗孩子笑都会使孩子心烦意乱。按照专家的说法，慈母般的照顾是指用一种能诱使孩子安静下来的姿势抱着孩子，如果大人觉得胳膊酸了，就应该马上把孩子放下来，永远也不能让孩子给大人带来不便。孩子再大一些，比如到了6个月以上，就应该开始学习如何静静地坐在婴儿床上了。不然的话，大人也许就得一直哄孩子，这真是浪费时间。

　　现在再看这些东西会觉得有些奇怪，因为它们读起来就像读宠物训练手册。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出版了一本手册，一再告诉读者，当母亲对婴儿微笑时，她只是简单地向婴儿发出了一个“刺激”。如果孩子报之以微笑，那么孩子要表达的并不是爱意，而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对刺激做出的“反应”而已。

　　这本手册还警告说，家长应当明白，条件刺激是一种威力强大的工具。例如，如果孩子摔倒并且摔疼了，父母就不应该发出诱使他哭诉的条件刺激。父母最喜欢做的是把孩子抱起来安慰安慰，可这样的话就难以达到上面的要求。手册里建议：“轻描淡写地处理摔疼这件事，这样孩子跌倒后就会在心里激发起勇气，并对此一笑了之。”

　　华生声称，婴儿只能感受到三种感情：恐惧、愤怒与爱意。对此，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无不赞同。他们警告说，无心而引发那些不期望出现的恐惧心理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研究者引用了把孩子关在小黑屋里惩罚的常见例子，并对此做法表示反对。他们说，这么做只会刺激孩子对黑暗产生恐惧心理。在这种情形下，责备几句或者轻轻拍打一下的效果要好得多。研究者还建议家长不要太过担心孩子或者操心他们的安全，因为内心的担忧是产生恐惧情绪的温床。“如果母亲真的希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受恐惧的威胁，那她就要把恐惧从自己的生活中消除掉。”华生认为孩子心中的爱意与快乐是相等的，其表现就是拍打与触摸。不过，他也相信，受宠过多会削弱孩子的道德素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也这么看，在他们的书中，他们承认忽视与冷漠“也许”会让孩子产生一些问题，然而“与爱心泛滥所引发的过度依赖心理相比，这是后果较轻的一种麻烦”。

　　这些观点彼此契合，完美地拼成了一块拼图。医学成了心理学发展的一大助力，心理学也成了医学的支持力量。所有这一切，包括挥之不去的对感染的恐惧、讲究卫生带来的体面、对溺爱可能毁了孩子的担心、科学读物的畅销，以及家长对专家建议的渴望，所有这一切归结在一起，造就了历史上以冷漠至极的方式来抚育孩子的一个时期。

　　21、

　　儿科医生哈利·巴克温在论文里描述了他对儿科病房的观察，他的这篇论文是《婴幼儿的孤独感》（Loneliness in Infants）。在这个时期，法国研究人员也开始提出完全缺乏慈母般的抚育也许是医院里存在的一个问题。奥地利心理学家凯瑟琳·沃尔夫（Katherine Wolf）提出，允许母亲进入医院病房有助于提高病儿的存活率。她坚持认为，“设备最好、最卫生的医疗机构在对环境进行消毒杀菌的同时，也消灭了孩子内心中的某些东西”。她的这种说法有道理吗？今天看来，绝对有道理；但在当时，绝对没道理。

　　心理学理论不是宣称孩子不需要爱以及慈母般的抚育吗？为什么会有人认为这种观念对孩子是有害的，认为完全消毒的环境对孩子是危险的呢？也许这只是一种愚蠢的想法，微不足道。事实上，整个心理学领域几乎完全忽视了沃尔夫、巴克温以及布伦尼曼的这种观点。数年以后，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想查找一些有关母爱与精神健康的关系的研究，结果在欧洲和美国20世纪20年代所有可查的文献中，他只找到了5篇相关的论文。结果证明，忽视具有可传播性。正如一位内科医生所写：“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忽视的婴儿能够调整自己以适应这种不幸的环境。这些婴儿都能成为听话的好孩子，并学会忽视别人。”

　　令人奇怪的是，要改变这种状况竟然需要战争的帮助，而且还是规模宏大的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许小型的冲突永远也不可能如此撼动心理学领域的那种自信，真正开始吸引研究者注意的是战争的直接后果。炸弹的烟尘，遍布欧洲的废墟，伦敦一条又一条的街道被炸成齑粉，德累斯顿（Dresden）被燃烧弹烧成了一堆灰尘。在熊熊的火光中，眼看着自己的家园在身旁倾塌，为了保护孩子，很多家长决定把孩子送走。

　　他们把孩子从轰炸目标城市匆匆送走，送到乡下的朋友家里，送到亲戚家，甚至是送到自愿接收孩子的家庭中。仅英国就有超过70万的儿童离开家园，他们完全不清楚是否还能与父母重聚。“历史在做一场巨大的实验。”来自荷兰莱顿大学 （University ofLeiden）的J.H.范登伯格（J.H.Van Den Berg）写道。要否认这样做对孩子造成的情绪效应是不可能的。孩子们是安全的，他们有了住处，有人照顾，还有纪律约束，不过，这些孩子个个都伤心欲绝。

　　凯瑟琳·沃尔夫列举了这些孩子的症状：有些孩子无精打采，对周遭的环境漠不关心，甚至对家人的消息也无动于衷。有些孩子开始尿床，在黑夜的梦魇里发抖，到了白天，个个看起来都是半睡不醒的。有些孩子哭着要自己的爸爸妈妈，到了夜幕降临时，他们谁都不要，只想要自己的妈妈。沃尔夫所描述的孩子大多来自富有的家庭，他们寄居的家庭非常友好，对他们很关爱。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孩子虽然身上非常干净，吃得都不错，也没有接触什么感染源，但他们还是会病倒，会患上病房里司空见惯的慢性传染病。这样看来，良好而洁净的居所并不总能保证健康。这些避难的儿童用自己的方式阐释了家庭的概念，而这跟科学完全没关系。

　　22、

　　1944年，正值战争如火如荼之时，巴克温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描述了那些住院的幼儿，其状况与英国因战乱而与亲人分离的儿童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医院病房里的幼儿一动不动，悄无声息。他们不吃东西，不长肉，不会笑，也不咿呀呢喃。他们身形消瘦、面色苍白，他们的确是听话的好孩子，但也容易让人视而不见。巴克温写到，甚至这些孩子的呼吸也是轻声细气的。有些幼儿一连数月高烧不退，医生们用尽各种疗法也毫无效果。而这样的孩子一回家，就神奇地退烧了。

　　作为一名跨时代的传奇医生，巴克温获得了贝弗医院领导的支持，同意在孩子久病不愈的情况下，让母亲陪伴在旁边。他高兴地指出，1938年，在有母亲陪伴的情况下，传染病的发病率从30％～35％降到了不足10％。而这一切还是发生在各种抗生素被广泛应用之前。

　　然而，巴克温以及贝弗医院在医疗界就像一座孤岛。20世纪40年代，医院一般都会限制父母的探视时间，通常的规定是每周1个小时，而且不管孩子在医院里住了多久都是这样。专家们仍在建议尽可能不要接触婴幼儿，以及采取严禁探访的政策。甚至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一次对早产儿病房的普查中也发现，只有30％的医院允许父母探视孩子，而这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医院允许家长动手摸摸孩子。

　　23、

　　纽约的两位研究人员戴维·利维（David Levy）和洛蕾塔·本德（Loretta Bender）也开始关注起同样的问题。和巴克温一样，本德也在贝弗医院工作，是新成立的儿童精神科的主任。她的许多患者都是孤儿院的孩子。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些孩子被人际关系彻底搞蒙了，总是沉浸在幻想的世界里，而且他们编织出来的世界要么怒火冲天，要么一片死寂。如果这就是孤儿院抚育孩子的方式，那么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们培养出来的孩子都不像是正常的孩子。

　　利维的研究兴趣在于亲子关系的另一端。自20世纪30年代起，他就决定研究那些被华生指责为“保护心过重”的母亲。他想作个极端的对比：

　　把由母亲寸步不离地照看的孩子与孤儿院的孩子作比较。他发现，在父母的羽翼下，有些孩子的确非常不快乐，有些孩子在绝望之余总想离家出走，有些非常沉默寡言，还有些非常傲慢。与之相比，孤儿院的孩子要么沉默，要么绝望，通常还都失魂落魄的。许多孤儿都学会了一些古板的礼节。这些孩子，尤其是那些在孤儿院里待了很长时间的孩子，在聚会上只不过是一群彬彬有礼的陌生人。他们的举止无可挑剔，内心却一片冰冷。

　　那些彬彬有礼的表现有时候的确能够帮助孤儿院的孩子找到愿意收养的家庭，然而，他们不可避免地会给这些爱心家庭泼上一盆冷水。有一位母亲满怀希望地收养了一个小男孩，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感化、温暖孩子的心。然而，她后来不得不把孩子送了回去。利维也搞不明白，“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在感情生活中，人们会因为某种物质的缺乏而患上心理疾病，就像在人体器官的生长过程中，重要营养的缺失也会导致器官的缺陷一样？”

　　24、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来自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师叫勒内·施皮茨（RenéSpitz）和来自苏格兰的医学研究员詹姆士·罗伯逊（James Robertson），他们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虽身处不同的大洲，虽出于不同的原因，但他们都断定，仅靠语言文字绝对无法赢得这场斗争。他们都想到了用摄影机使人们准确地了解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所有事情。

　　施皮茨是个犹太人，出生于维也纳，后来从奥地利逃到了法国。在奥地利的时候，他曾与沃尔夫一起研究儿童消毒病房的课题。

　　1945年，他完成了一篇研究论文，讲述了施皮茨花4个月的时间对两组儿童进行的对比。这些孩子都很不幸，一组是孤儿院的婴幼儿，另一组则是一所女子监狱附属幼儿园的孩子。

　　在施皮茨的描述下，孤儿院的环境很干净，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婴儿床，周围用帘子隔开，施皮茨喜欢称之为“孤独的禁闭室”。那里遵守惯常的“切勿触碰儿童”的规定，戴着面罩和手套的工作人员来往穿梭、准备食物、分发药品。对孩子而言，无论什么时候，他们的目光所及之处都只是一块天花板。尽管预防感染的手段“无可挑剔”，但孩子们还是经常生病。施皮茨来的时候，这里收养了88名3岁以下的儿童，当他离开时，其中有23人已夭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监狱附属幼儿园。那里乱哄哄的，吵闹不堪，一个大屋子里，玩具扔得到处都是。经常有孩子撞到一起，翻滚在地。这里允许女囚和孩子一起玩耍。也许因为这是监狱里难得的放风时间，所以这些母亲总是尽可能多地拥抱并安慰她们的孩子。在施皮茨研究期间，这里的孩子无一夭折。

　　25、（约翰·鲍尔比）

　　那个时候，精神分析只属于一个人，也就是弗洛伊德。鲍尔比开始接受精神分析师培训的时候，弗洛伊德已经73岁高龄了，住在维也纳的一个富人区。接下来的10年间，纳粹没收了弗洛伊德的房屋、钱财、出版社、图书馆，还在毒气室里杀害了他所有的姐妹。1938年，弗洛伊德与妻子带着几个孩子逃到了英国，从此一蹶不振。虽然如此，他的影响依然非常深远。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对保持弗洛伊德的影响力功不可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她是最重要的精神分析师之一。不过，弗洛伊德的理论是靠自己的力量立足的，这些理论强劲有力、来势汹汹。弗洛伊德去世之后，他关于潜意识、性压抑、幻想的力量的观点虽然影响力慢慢小了，但从不曾完全消亡。

　　对鲍尔比而言，弗洛伊德的理论最困难的是理论与现实的接轨。弗洛伊德声称，成年人的潜意识“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沉睡的孩子构成的，这是结想着美好生活的孩子。这种梦境是如此清晰，有时候连成年人也无法区分现实与梦境”。在弗洛伊德看来，要孩子对此加以区分就更加困难了。换句话说，孩子有可能很大程度上受梦想而不是现实生活的影响。

　　这就意味着，家长如何对待孩子远没有孩子对家长的感知、愿望以及幻想重要。比如，为了表达喜爱，母亲抚摸自己的孩子，但孩子把它转化成了跟性有关的梦境。如果有孩子说受到了性虐待，那么，这只可能是欲望的展示。弗洛伊德说，年幼的孩子有一种潜在的性驱力，这使他们“想要”跟其异性父母发生性关系。

　　弗洛伊德并没有说过早期的亲子关系毫无意义。在去世前不久，他在文章中写道：“孩子与母亲的关系是独特的，它注定会是奠定人一生的基础，是其他各种人际关系的模板。”另外，他也谈到，这种无可比拟的关系未必一定要真实存在。施皮茨可以争论说婴儿需要母亲，戈德法布可以主张孩子从小就必须学习如何变得有爱心，巴克温可以坚持说婴儿是感情动物，但是如果医生想寻求专业上的支持以便让母亲与孩子待在一起，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一定会让他们失望。安娜·弗洛伊德曾经这样解释：“我们并不处理现实生活里发生的事件，而是处理这些事件在人们心里的 映射。”

　　因此，当鲍尔比接受精神分析培训的时候，他很吃惊地发现精神分析师的研究范围不包括人们真实生活中的经历。与那些无法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的学生相处的时光，使他认识到了现实生活的巨大力量。他意识到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非常重要。1948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期间，鲍尔比以一篇报告开始表明自己的立场，这篇报告就是《母爱与心理健康》（Matemal Love and Mental Health）。

　　26、

　　鲍尔比是典型的英国绅士：有时候有点傲慢，不喜欢幽默，语言干巴巴，不会喜形于色，外表冷淡。但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他却满怀激情。他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愤怒的轰鸣：“对孩子慈母般的关爱不是值日表能代替的，这是一种活生生的人际关系，它能改变关系双方的性格。一份适当的食谱不能只包含热量和维生素，它还要让人有食欲。”

　　弗洛伊德学派钟爱的另外一个观点是，婴儿与母亲最初的关系并不是针对母亲整个人的，而是针对母亲的乳房。在描写母爱的时候，弗洛伊德说乳房是婴儿的第一个性爱对象，而且爱的起源依附于对营养需求的满足。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口唇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做离散儿童工作时，安娜·弗洛伊德开始愿意探讨“孩子也许会爱妈妈”这样的观念。但她依然相信，对食物的爱是爱母亲的基础。

　　这一点与心理学关于刺激一反应的观念契合得完美无缺。婴儿饿了，母亲的乳汁满足了他对食物的需求，在这个条件刺激下，婴儿把母亲与食物联系了起来，而母亲又等同于乳房。

　　精神分析学派、主流心理学以及医学工作者都认同，孩子与母亲的关系完全是喂养与被喂养的关系。

　　27、我们会谈论爱，然而，除非我们亲眼看到爱的力量，除非我们被赋予爱的力量，除非我们找到一颗愿意被爱的心，否则，我们对爱又了解多少呢？一一斯坦福大学纪念教堂东北方墙上的镌刻语

　　28、

　　对哈利而言，他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开始他的心理学事业。学校给他提供了一间办公室，系里安排他给本科生上课，但没有给他配备实验室，也没有给他任何研究资金。这一下子把他难住了。他是个实验心理学家，但没办法做实验；他是个研究人员，却没有研究对象。

　　在当时行为主义的研究中，用老鼠做实验就是金科玉律般的标准。当然，偶尔也会用兔子、荷兰猪、狗或者猫来做实验。不过，要取得令人信服的实验结果，心理学的要求就是用老鼠，没有别的可以代替。事实上，按照当时的某些标准，如果不研究老鼠的行为，那你对人类的行为就没有什么发言权。

　　1939年，满头白发、仪态威严的激进学者，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成为美国心理协会的主席。在那个时候，老鼠就是一切。奥尔波特回忆起曾经有一位激动的行为主义者向他提出挑战，让他说出一个无法用老鼠作为研究对象来解决的心理学问题。奥尔波特当时太吃惊了，过了一会儿才想到一个，他有些犹豫不决地说：“阅读障碍？”

　　29、

　　巴甫洛夫热爱研究工作。他的学术生涯源于对消化系统一丝不苟的研究，他清楚地阐述了消化系统的运作机制，并因此获得了190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巴甫洛夫研究消化系统的被试是狗。他发现，狗不仅会在有食物的时候流口水，在听到实验人员的脚步声时也会忍不住流口水。

　　最终，巴甫洛夫创立了条件反射理论，那些狗学会了把脚步声与食物联系在一起。让华生真正敬慕的是，巴甫洛夫拒绝猜想狗到底在想什么，他认为那是内在活动，是他无法测量的。这种注重方法并以观察为基础的科学正是华生想要在美国心理学界看到的。

　　1913年，华生提出了一个极端的说法一一也许喉头控制着思维。科学家可以测量喉头的运动，因为在人开口说话的前几秒或前几分钟（这个时间长短取决于智力的高低），喉结会急骤地颤动。他说，如果嗓子哑了，人们就不像平时那样聪明、能说会道了。

　　华生认为，人是单纯的，动物也是单纯的。不存在所谓的高高在上的人类与低等动物的界限。他说一切都受刺激与反应的调节和驱动。根据这种观点，老鼠真是人类最易获得的替代品。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华生陷入了和哈利一样的窘境，他发现学校关闭了他的老鼠实验室。他跟一个朋友解释说，婴儿也许是心理学实验的下一个最佳被试。

　　30、

　　华生向人们展示了可以通过突然的动作，比如猛地把毯子从孩子脚下抽走，让孩子产生恐惧感；还可以把孩子的双臂固定住，从而引发他们的愤怒。但是，能不能像巴甫洛夫驯狗那样，给予刺激，让婴儿对刺激做出反应呢？后续的研究被称作“小阿尔伯特”实验（Little Albert experiment）。

　　那时，小阿尔伯特是个9个月大的胖娃娃，性格平静而沉稳，就像一位饱经风雨的老水手。就算把毯子从他脚下抽走，他好像也一点都不难过。华生在小阿尔伯特面前摆出一个个奇怪的物体：一只温和的小白鼠、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一只狗、一只戴面具的猴子、一只不戴面具的猴子、一团乱蓬蓬的棉线，甚至还有一张点着的报纸。但这个孩子只是咯咯地笑着，兴致勃勃地看着。

　　不过，巨大的响声还是会让小阿尔伯特害怕。实验发现，如果在他耳边用铁锤击打铁块，小阿尔伯特就会跳起来，他的双臂会伸向空中。再继续敲击，他就会开始抽泣。华生决定看看能否用某种条件刺激让小阿尔伯特害怕某种无害的东西，比如小老鼠，方式就是每次小老鼠爬过来时华生就敲一下铁块。华生承认他也有过一些道德上的犹豫：研究人员应不应该故意反复吓唬一个小孩子呢？不过，他最终说服了自己。

　　乐呵呵的小阿尔伯特11个月大的时候，心理学家让他坐在一张铺着软垫的桌子上，然后把一只小老鼠放在他的旁边。他的眼睛马上就放光了，并伸手去摸老鼠毛茸茸的脑袋，这时，金属棒敲击的声音在他的耳旁响起。小阿尔伯特身子向前倾倒，脸埋在软垫里哭了。他们又来了一遍：老鼠一出现就响起金属碰撞的巨响。一次又一次后，拿出老鼠的那一刻，小阿尔伯特就开始哭叫。他猛地向左一转，手脚并用，爬得那么快，差点掉下桌子。实验结束一年之后，哪怕看到毛茸茸的皮革，小阿尔伯特也会哭。

　　小阿尔伯特凸显了华生想要强调的观点：人和动物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所有的行为都可以用简单的刺激一反应来解释。后来，人们怀疑小阿尔伯特害怕的到底是老鼠还是华生，因为在影片里，华生对待孩子的态度相当粗暴。另外，批评者也指出，用一个孩子完成的一组实验应该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也有人认为科学家不应该这样对待孩子。此时的华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蔑视的。“人们已经习惯于看到数以百计的儿童忍饥挨饿，已经习惯于看到孩子在贫富不均的社会环境下成长，而且并没有特别感到不安。然而，让硬心肠的行为主义学者在婴儿身上做实验，或者对他们进行一些系统的观察，批评的声音马上就出现了。”

　　31、我们绝对可以把哈利视为华生的批评者。他认为小阿尔伯特实验的影响力被夸大了，也认为华生有关儿童的主要理论大错特错。他替所有在华生的理论背景下长大的孩子感到担心，“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全国主要的精神病院都有以华生的理论养育长大的孩子身影”。他也不相信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可以与老鼠的行为相提并论。

　　32、

　　亨利维拉斯动物园位于麦迪逊市，占地不大。动物园的设计很人性化，游客可以漫步在树木和兽笼之间。那时的哈利还不到30岁，满脸稚气，其他学生还常常误以为他是个本科生。他正闷闷不乐地站在猩猩笼子前，肩膀下垂，手插在口袋里，瞪着眼睛看着。那些猩猩也在瞪着他。他想啊，想啊，想啊......我到底来这儿干吗？最后，他想起来了，他觉得至少有一只猩猩很迷人。

　　这只脾气温和的猩猩叫“吉格斯”，和一只极其暴躁的母猩猩“玛吉”住在同一个笼子里。它们的名字出自当时很受欢迎的一个连环漫画，故事讲的是一位脾气温和的受气包－吉格斯，还有他那脾气暴躁、老是挥舞擀面杖的老婆玛吉。哈利说“吉格斯”是15年以来动物园里脾气最好、最可爱的一只猩猩，而“玛吉”心胸狭隘，一心要“吉格斯”处处都顺着它。根据哈利的观察，每当“吉格斯”让“玛吉”不高兴了－这样的事儿每过几分钟就会发生一次，“玛吉”就会一巴掌拍过去。年轻的哈利问动物园园长，是否有可能让“吉格斯”和它的配偶分开，至少分开一段时间，让他有时间对它进行某些标准化的智力测试。园长同意了。

　　于是，哈利和他那些觉得不可思议的学生，把测试工具（如桌子、托盘、积木和各种谜题）带到了亨利维拉斯动物园。在他们给“吉格斯”设置的各种挑战中，有一项是很多幼儿园孩子都熟悉的，即把正确的塞子插入正确的孔中。这项挑战所提供的材料有两块积木，一个上面有方孔，一个上面有圆孔，配有两个塞子，一个方形，一个圆形。

　　“吉格斯”很喜欢做这个游戏。它很快就学会了把圆形的塞子放进圆洞中，它发现圆形的塞子也可以放进方洞中。它学会了将方形的塞子放入方洞中，但它发现方形的塞子无法放进圆洞中，它因此感到很困惑。它努力想解决这个问题，试来试去，弄了好几个小时。令哈利伤心的是，测试开始大约才一年，“吉格斯”就因为年老而去世。哈利评价说：“至少在去世之前，＇吉格斯＇表现出了比威斯康星大学的很多学生还要强的好奇心。”

　　33、

　　哈利收第一名研究生时也很幸运。那是一位充满激情、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叫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这对师生都对行为主义的发展方向感到怀疑。“行为主义完成了很多工作，”马斯洛在日记中写道，“华生制订了一个美好的计划，而这也把我带入了心理学。但他致命的缺点是，这一套是为实验室准备的，也只在实验室里有用。在家里，面对孩子、妻子和朋友，这一套就没有用了......如果在家里，你用实验室里对待动物的那一套来对待孩子，你妻子一定会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

　　马斯洛对人类的行为极为关心，认为心理学的任务是帮助人们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所有人的内心深处都是很正派的。”获得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不久，马斯洛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他认为，如果某人的行为不好，我们总能查明原因，并可以努力解决问题。“要证明这一点，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表面行为的内在动机，无论该表面行为是如何肮脏、卑鄙或邪恶，只要了解了背后的真正动机，那么对于随之而来的行为，我们就憎恨不起来了。”这种信念正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兴起的基础。马斯洛因此成名，在20世纪60年代被奉为英雄，而且直到今日，在逝世多年以后，他仍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

　　34、

　　由于感觉到这种亲密关系的存在，哈利提出了数以百计的问题，如猴子可以做到哪些事，它们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它们在能力上与人有多接近。马斯洛说他最早的工作是用猴子进行无数个无聊的延迟反应实验，就像汤米的实验一样。他们想了解动物的记忆。如果每只猴子都可以在延迟5秒钟后正确地找到食物，那么延迟30秒呢？更长呢?然后，他们会分析其他细节，年龄有没有影响？种类呢？性别呢？

　　尽管分析实验细节像抓虱子一样琐碎，但马斯洛还是觉得这项工作非常令人着迷。灵长类动物处理智力测验题目的方法看起来与人类非常类似。如果不能马上解答问题，猴子就会摆弄这个问题，继续试来试去，看看哪种办法有用。看起来，这些动物在解答的过程中会自行想办法，而且它们显然是目标导向的。另外，像人类一样，它们喜欢在游戏中获胜。获胜之后，它们会抬头看着马斯洛，像是在对他笑。马斯洛发现自己也会对它们报以笑容。“我变得很喜欢我实验中的猴子，而这是一种无法对老鼠产生的感情。”马斯洛这样写道。同时，他也喜欢只比自己大3岁的哈利，他们的感情很好，经常很晚才一起吃晚饭，一起讨论工作，猜想工作的未来发展情况。

　　35、

　　马斯洛不喜欢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系流行的观点在他看来有些小家子气。他抱怨说：“这里只在乎如何超过别人。发表两篇论文很好，发表四篇就是双倍的好。很明显，一切都是凭数字说话。你所发表的论文篇数和你是多“好”的心理学家有着直接的关联性。”他认为他的导师哈利·哈洛虽然在地下室和动物园工作，但最有前途。

　　马斯洛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关系，关于谁有权力，谁没有。他在动物园花了很长时间观察35只灵长类动物，从小猴子到老猴子，从蜘蛛猴到狒狒。研究结果读起来像是一本独裁者指南，也是等级制度如何塑造社会生活的证明。

　　这个系统对于谁是赢家有着很清晰的界定。马斯洛指出，有权力的公猴大致上都可以随心所欲：它们随时可以从别的猴子那边抢过食物；它们会威吓下层，如果觉得受到了挑战，它们就会发动攻击；它们总能得到性伴侣，基本上都能确保有后代，使它们的基因得以延续。下层个体的行为刚好相反：在有权力的公猴昂首经过的时候，等级低下的公猴会蜷缩起来；当被攻击或者被从雌性旁边赶走的时候，它们都是比较被动的一方；它们的行为纯粹出于自我防卫，如果受到挑战，它们就会逃走。身处这种位置，在基因的延续上大概很难有成功的可能。

　　在不同的物种身上，马斯洛都看到了这种“统治者-被统治者”的模式在不断地重复着。他得出的结论是，这种上下层级的结构决定了大多数灵长类动物的社会形态，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无疑也包括人类。马斯洛说，如果社会秩序是由优势地位决定的，那么连性关系都可以说是出于权力而非感情。在人类社会中，我们也很不幸地观察到了这种行为的倾向。

　　36、

　　马斯洛向人们表明，猴子要有很精细的社会技巧，才能在充满危险的社会小径上顺利前进。他非常吃惊地看到，猴子们在群居时是多么聪明。它们可以读懂肢体语言，这常常能够让它们避免血腥、破坏性的打斗。如果有权力的一方可以用威胁的方式让年轻的雄性挑战者知难而退，它就不需要打架。

　　当然，在动物园里，并没有足够的动物群落来让研究者观察到整套的社会行为。马斯洛下结论说，对大多数人而言，和睦相处的意向正在为我们漫长的人生旅程导航，同时，这也许是生活幸福的方法。

　　37、史上第一个灵长类实验室的建立

　　哈利毫不掩饰地以马斯洛的研究为荣。在他看来，马斯洛对优势地位的研究是当下所有权力关系研究中最出色的研究成果之一。而且，哈利指出，马斯洛是在一个小动物园里，在一个没有研究经费的教授的指导下完成这一切的。“当你白手起家，取得了科学上的重要突破时，这就叫作创造。”他写道。

　　即使如此，哈利还是厌烦了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工作。他和马斯洛都知道，猴子是很不寻常的动物，但当时几乎没有其他人这样想。他想要建立一个灵长类实验室，让别人严肃看待他的工作。哈利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已经两年了，学校仍然没有表示会给他提供任何研究场所，他失去了耐心。有关哈利在威斯康星大学建立第一个灵长类实验室的故事，至今仍被看作有志者事竟成的例证。

　　38、

　　1932年，学校终于给哈利提供了一栋废弃的建筑。按照哈利的描述，这个“礼物”是一个“两层建筑，位于密尔沃基铁路的另一边”。这是林务局的一栋破房子，用来检验板条箱、木箱等木制品。楼内是密集的水泥柱，像迷宫一样。一楼是拆下来的管道，堆得乱七八糟。学校同意把这栋建筑交给哈利使用，但不要奢望学校会提供多少改建经费，也不要指望学校会派人帮忙干活。哈利也不在乎那些，毕竟有地方了，还是他自己的地方。

　　哈利找到一名新的研究生保罗·塞托利基（Paul Settlage）来帮忙整理这栋建筑。塞托利基是马斯洛的朋友，他对自己要做哪方面的心理学研究一点儿谱都没有，不过非常乐意做这样零碎的室外工作。他背着大铁锤，和导师大步走向他们所谓的实验室。哈利想要清除这些密密麻麻的管道和柱子，他们敲碎了一些小点的柱子，但是那些大的他们根本敲不动。第二天，塞托利基叫上了正在攻读物理学学位的表兄弟沃尔特·格雷瑟（Walter Grether）。他们三人又清除了一些柱子。第三天，塞托利基和格雷瑟带来了气锤。

　　过了一个星期，哈利和他的学生兼助手怎么看都不像做学术研究的人了，浑身都沾满了水泥、灰尘和汗水。清理完毕后，哈利他们个个看起来都像健美运动员一样健硕了。哈利注意到了他们鼓起的肱二头肌和厚实的肩膀，并开玩笑说：“不管我们的研究未来会变得多么抽象，至少我们研究的起点是很具体、实在的。”在这次工程结束的时候，格雷瑟觉得心理学或者说哈利比物理学有趣多了，于是转了专业。

　　哈利自费购买了一些灌木，让实验室和那些猴子能有些隐私。研究者在篱笆上种了常春藤和葡萄，还有金银花、紫藤、紫丁香、迎春花、松树和白杨。“夏天时，我们看不到外面，外面的人也看不到里面。”

　　这是个充满快乐、不拘礼节的地方。每个人，包括教授本人，都要做一些零工。如果学生缺钱，哈利就让他们带帆布吊床来实验室过夜。

　　39、

　　哈利逐步建立起自己小小的猴子群落：有灵巧的蜘蛛猴，有一小群卷尾猴，也有亚洲的猴子，尤其是来自印度的恒河猴，它们最终成了首批入住灵长类实验室的居民。这些猴子外形不同，颜色不同，而且对对方都深具戒心。有一次，哈利不小心把自己锁在了猴子笼里，直到三个回家休假的水手路过听到他的叫声，把门撬开，他才逃了出来。猴子们显然认为哈利是一个非常怪异的伙伴，因为在这次事件中，它们自始至终都与他保持最大的距离。

　　有很多次，猴子会自己逃出来。在早期，笼子外面的树上总是至少有1只逃出去的猴子。有一次，6只猕猴占据了校园附近的一小片地儿，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星期。它们洗劫了餐馆的厨房，在树上向路人丢橡果。直到它们列队穿过一扇窗户想要到一间公寓探险时，才被抓获。

　　此时，哈利已经收获了一些很棒的故事，而且在猴子智力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以往，他都是在动物园做一些小规模的测试。现在，他有了一个地方，可以炫耀自己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可以炫耀他那些猴子的才能。他制订了宏远的计划，要进行系统、严格控制的研究，以此说服那些行为主义者。

　　40、我相信，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我们的问题，不去顾虑也不去恐惧，理论心理学在未来就一定能赶上并最终超越我们的常识。一一哈利·哈洛

　　41、

　　19世纪，认为动物有智力的说法要么被认为是感情用事，要么就因为建立在逸闻趣事而不是证据的基础上而不被采信。

　　20世纪早期，一些优秀的心理学家也在研究中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黑猩猩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仍无法扭转普遍认为的“其他物种不可能有智力”的偏见。这些科学家包括享有盛誉的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耶克斯（Robert Yerkes），还有德国的格式塔心理学家沃尔夫冈·科勒（WolfgangKohler）。科勒在20世纪早期做过一系列很有名的实验。他将黑猩猩放在一个笼子里，在它的头顶上方悬挂着香蕉。要拿到香蕉，黑猩猩必须意识到自己需要把散落在笼子里的箱子垒起来，站到箱子上去。科勒认为，这就是一个真正证明黑猩猩有认知能力的时刻。科勒的研究在今天看来是开拓性的。但在那个时候，他要证明自己的论点却很艰难。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指责他强行把人类的行为加之于另一个物种。就像马斯洛抱怨的那样，功成名就的心理学家对这样的说法根本不屑一顾：“现在流行的是鄙视格式塔心理 学派。”

　　42、

　　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其他知名科学家的智力学说未能让人信服，也不仅仅在于华生的行为主义学派与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占据了主导地位，问题在于数百年以来，科学家一直坚持的观点就是动物基本没有智力可言。动物可以被刺激，可以有反应，但是绝对不会有思维、感觉和分析能力。

　　如果回去看看18世纪的时候，笛卡尔曾经把动物比作机器，说动物永远也不可能像人一样思考。这种看法甚至在达尔文发表进化论观点之后依然具有深远的影响。达尔文很肯定地指出，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大脑构造一定有共同点，因而也拥有相同的能力。戈尔茨坦接受不了这样的观点，他的反应是直接把进化论的观点抛到一边。但即使是相信进化论的人，也大多不太能接受动物拥有与人类同样复杂的大脑的说法。

　　关于动物智力的观点在美国尤其不被接受。有关这个论题最有名的著作是出版于1848年的《动物智力》（Animal Intelligence），其基本结论就是动物根本没有任何智力。该书的作者是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EdwardThorndike），他倾向于与巴甫洛夫站在同一立场。他认为，动物可以被训练，或者说可以给予条件刺激，从而让动物看起来像是有智力的样子，但这样做会误导人。他最著名的实验是把猫装进箱子里，测试其逃脱能力。这些箱子有点狭小，猫在里面会觉得有点挤，因此焦躁不安地想要出去。桑代克

　　给猫提供了一种逃脱装置：箱子设有活动板，只要猫能够按下一个按钮，或者拉一拉绳子就可以打开。为了奖赏打开活动门的猫，桑代克在箱子外面放了食物。为了加强奖赏的效果，他让猫饿着肚子参加实验。他的实验还要测验猫逃出来所需时间的长短。

　　在箱子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猫就开始又挤又撞，并最终绊到了绳子或者踏到了按钮。猫进箱子的次数越多，出来得就越快。经过几轮尝试之后，一些猫在箱子刚刚合上门时就开始拉绳子了。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猫真聪明，但桑代克得出了与此基本相反的结论。他说，猫的行为没有任何思维的痕迹，不过是“动物自然冲动的偶然成功”。桑代克还由此创立了动物行为的定律。他的“效果律”就是箱中之猫实验的直接产物，具体是指若某活动之后伴随而来的是愉快的经历或者烦恼的消除，则该活动会与问题的解决办法产生“关联”。换句话说，如果猫拉了绳子后门可以打开，猫就会把拉绳与开门联系起来。他的第二个定律叫作“练习律”，即这种情况发生得越频繁，行动与结果的直接联系就越强。换句话说，猫会变成一个会拉绳子的自动机器。桑代克一开始把这种自动发生的事件称作“烙印”行为，后来他逐渐倾向于使用“强化”一词。该词时至今日仍被用在心理学领域以及动物驯化中。在他看来，他的定律可以和物理学中有关运动与能量守恒的定律相提并论，能够使各种生物变得像钟表一样可以被预测，进而推动学术发展。

　　43、

　　机械动物既不懂爱，也没有推理能力，这种观点显然与约翰·B.华生等早期行为主义者的观点颇为吻合。但是，该观点更大的推动力量来自哈佛大学培养的研究人员，B.F.斯金纳（B.F.Skinner），他也许是哈利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斯金纳坚信动物没有感情，他把自己叫作行为主义者，说自己是使这门科学变得更完善的一个建设者。

　　为追求这一理想，斯金纳发明了一种装置，也就是远近闻名的“斯金纳箱”。这是一个方形的隔音箱，装有一根横杆，或者叫杠杆。如果老鼠推动横杆，箱子里就会滚出一粒食物。如果鸽子用嘴去啄横杆，也能得到食物。

　　一切正如斯金纳所预言，鼠类和鸟类以最为令人信服的方式，或推或啄，取得了食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金纳利用这种箱子训练鸽子去啄目标物。他想要说服美国陆军部，把鸽子放进导弹的前锤体，用于引导武器。但他没能说服军部。因为如果供应食物的机械装置被卡住，鸽子马上就会失去压横杆或者啄横杆的兴趣。毕竟，如果食物不出现，那么敲击的意义又在哪里呢？从科学的观点看，斯金纳也能理解这种质疑。正如他指出的，这是典

　　型的巴甫洛夫衰减曲线。但是，巴甫洛夫经过完美计算的衰减行为也使军方长官怀疑使用鸽子作为炸弹投掷系统的可靠性。

　　哈利·哈洛对斯金纳箱并不热衷，这东西只能引起他的嘲讽。他说，这下子放心了，因为他认识到，即使人的大脑萎缩到跟鸽子的一样小，他也仍然能够接受条件刺激。此时此刻，他也想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双关语：“我很高兴地了解到，即便只有很小（少）的脑子也能学习和思考①。随着我一天天变老，这个发现让我极受鼓舞。”

　　注：① It takes little brain to learm or think，其中“litle”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很小或者很少。

　　44、测试猴子的智商

　　哈利并不是不愿意承认条件反射实验的可靠性，他此前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他知道此类实验是可行的，只是不能接受条件反射就是一切的说法。相反，他认为：“我们的感情特性、性格特性与智力特性并非仅仅是接近于无限个刺激一反应关系的数字相加的总和。”他有自己的盟友，其中很多是和他一样持怀疑态度的年轻人，比如加拿大心理学家唐纳德·O.赫布（Donald O.Hebb）。

　　当时，研究可测的行为而非大脑中的思想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当时最重要的心理学家之一是耶鲁大学的克拉克·赫尔（Clark Hull），他正在筹建一整套行为预测系统，而该系统就是以刺激与反应的本质特征为基础的。他的理论比较有信服力。有分析表明，在20世纪40年代，70％关于学习及其动机方面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引用过赫尔的著作和论文。

　　赫尔的理论几乎就是一种几何结构，构架明晰，界定清楚。他的理论常被称为“驱力降低理论”：行为总是因为我们需要满足或抑制的驱力或者需求而产生。赫尔的整个构想包括17个推论、17个假设还有五花八门的定理、证明以及公式。典型的赫尔等式通常包括刺激（S）、驱力（D）、反应（R）、习惯的强弱（sHr）以及未进食时间的长短（h）。所有这些可以放在一起组成以下公式：

　　sHr=h×N×R

　　换句话说，习惯的强弱等于未进食的时间乘以强化物的数目（食物的量），再乘以该情形下产生的反应。再换个说法，当一只非常饥饿的老鼠发现按下横杆就能得到食物时，它就会养成非常强烈的按压横杆的习惯。老鼠越饿，这种习惯就越强烈。

　　哈利·哈洛赞成这些吗？一点都不赞成。

　　事实上，哈利认为，赫尔的研究让动物看起来比实际生活中的更简单、愚蠢。他认为，那些大受欢迎的实验，即便是斯金纳箱，也不能帮助我们了解动物的大脑是如何应对复杂局面的。难道心理学家真的会认为，发明了这样一个操作简便、可以对动物进行简单训练的“空空如也的装置”，就可以给行为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了吗？对于大脑和我们自己而言，我们需要了解的肯定比这些要复杂一些吧？

　　45、

　　这并不意味着哈利反对对动物的能力加以测试，也不意味着他反对设计某些装置来研究某种特定的行为，因为他本人也是个彻底的实验主义者。他相信在实验室看到的证据，但是他也觉得，太多的心理学家对研究对象加设了诸多人为的限制。压下横杆或者按下按钮真正需要多少智力呢？当时有种T字形迷宫就是用来计算时间的。老鼠匆忙跑过一条又直又长的通道，然后可以左转或者右转。哈利问，对老鼠而言，这到底有多难呢？我们在观察老鼠向前跑的过程中到底能学到什么呢？证明老鼠跑得快有什么价值吗？我们需要设计一种装置，一种能够真正引发动物思考的装置。

　　这个装置最终被正式命名为“威斯康星通用测试仪”（Wisconsin GeneralTest Apparatus，WGTA）。在灵长类研究领域，这个仪器非常有名。如今在世界各地的灵长类研究中心，还可以找到机械化、现代化的WGTA装置。

　　WGTA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有一个立方体的笼子，铺着结实的橡木地板。笼子的一边装有一组绳子与滑轮，拉动它可以使活动门上升或者下降。猴子坐在笼子里等着，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显得有点好奇。

　　当活动门升起的时候，猴子可以看见一张桌子，桌子的边缘嵌着铜棒。研究人员可以让托盘滑动到铜棒上，并直接滑向猴子所在的方向。盘子里堆着测试物品以及奖赏。猴子可以把手从笼子里伸出去，抓起或扔掉测试物品，或者拿在手里把玩。当然，猴子也可以拿起奖赏。猴子完成一组题目之后，研究人员会更换托盘。桌子远离猴子的一端是一个小小的观察点，在那里，研究人员缩在一个单面镜的后面，可以观察猴子而不用担心会被猴子看到。WGTA真的是个不错的设计，这也是哈利与斯金纳为数不多的能够达成共识的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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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TA仪器之所以看起来不同寻常还有一个原因一一那个时候，哈利的猴子还是不够用。哈利非常珍惜自己不多的几只猴子，出于保护猴子的原因，他不得不摒弃以往动物测试所遵循的法则，这些法则都是以老鼠实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老鼠实验是以无限供应的老鼠为基础的，做条件反射实验时，心理学家常常需要没有经验的老鼠来参与研究。如果老鼠已经在实验中有过条件反射的经历，那么下次的实验效果就很难说清。为此，当过被试的老鼠很少有被回收利用的。哈利曾经把每次使用48只老鼠的标准心理学实验称为闪电战：“实验控制得很完美，实验结果也很重要，而那些老鼠也都死掉了。”

　　如果猴子供应能够源源不断，那么哈利也会采用同样的实验方法。但是他所拥有的不过是一方小小的水池，一方他舍不得汲干用净的水池。如果一次使用48只猴子并且“做完就杀掉”，那他的实验室里只会剩下满屋子的空笼子，因此，他从未考虑过使用这种实验方法。事实上，他选择让猴子们轮番上阵，每次4只，以此来完成那些不计其数的研究实验。一遍又一遍地，先是一组问题，接着来一组难点的，再接着是更难的。和老鼠不同，也和之前的猫不同，猴子难免会从先前的经历中积累一些经验。结果就是，猴子们不仅看起来像是一个个小天才，还开始快速而理性地做出有经验的判断。哈利说：“如果我们像啮齿动物学家利用老鼠那样，让猴子只做为数不多的几个题目，那么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认识到猴子能够掌握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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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动物们让这些工作看起来有些过于简单了。哈利和他的学生决定加大挑战的难度，让猴子做三选一的题目。哈利称之为“选相异项目”测试，而这正是戈尔茨坦认为可以用以证明分析能力的测试。现在托盘上有三个食物井，其中两个上面盖着相同的物品，另一个上面则是不同的物品。在这些测试中，只有不同的物品下面才会有食物。所以，假设在一次测试中，托盘上有两块积木和一个漏斗，那么猴子必须选择漏斗。之后研究人员做了改动，变成两个漏斗和一块积木，现在的正确答案就是积木了。在这些实验中，猴子必须了解一个微妙而重要的区分原则：重要的不是物体的形状，而是它和其他物体的关系。在第一次测试中，漏斗和其他两个物品不同；但到了第二次测试，漏斗就和另外的物品相同了。形状与关系的问题看上去很复杂，因为需要有认知能力来分析这种关系。不过，这些也都不成问题。经过短暂的困惑后，哈利的猴子再一次顺利通过了选相异项目的测试。

　　猴子们的表现太出色了，这让哈利想要开始考虑做另一种比较：猴子与人的比较。在这类测试中，如果把恒河猴与其他初学者相比会是什么一种情况呢？比如，跟人类的孩子相比？这个问题让哈利很着迷，因此哈利招募了一名儿童心理学家加入队伍，一位即将就职的新老师，名字叫玛格丽特·吉尼（Margaret Kuenne）。她安排了一组儿童来解答同样的积木与漏斗的问题。当然，孩子们得到的奖品不是花生和葡萄干，而是珠子和小玩具。研究人员故意挑选了一些聪明的儿童。玛格丽特挑选了一组儿童（共17人），年龄从2岁到5岁不等，智商都相对较高，智力测试得分在109～151分，并且都没有做过选择相异项目的测试。研究人员要求孩子们与猴子都开始解答这些谜题。两组一开始都在摸索阶段，但是他们逐渐了解了题型，后面的题目几乎都是完美地一扫而过。“有时候猴子们的表现比较好，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等到两组都受到培训之后，孩子们拿起几何体的速度几乎总比猴子要快些，不过过程都大致相同。”哈利写道。他很确定自己的观点：猴子与人类一样都有分析能力。

　　如果猴子能够立即看出相关物体的关系，那么它们是否能够理解更为微妙的符号呢？哈利和他的学生在WGTA托盘上列了一系列很复杂的关系。现在托盘的颜色变得很重要了。在这次测试中，托盘里有三样物品：一块红色U形积木、一块绿色U形积木和一个红色十字积木。如果盘子是橘黄色的，猴子就应该选择绿色的积木，因为这块积木在颜色上与别的不同。如果盘子是奶油色的，猴子就要选择十字积木，因为它在形状上与其他的有所不同。很显然，猴子不是一开始就会这种测试，但是哈利写道：“在经过训练做对这两个练习题之后，猴子就能够利用盘子的颜色作为线索，来作出正确的决定。一个测试连着一个测试，从不会犯错。”

　　48、

　　如果有完整健康大脑的猴子具备了分析技巧，大脑受损的猴子又会如何呢？受伤的大脑是否有潜在的进步可能呢?哈利手上刚好有一些猴子，适合用来检验这个新近才有的异端想法。

　　哈利实验室里有一些猴子是一次探究大脑左右半球区别的研究留下来的被试，都失去了一半大脑。这些猴子都被喂得很好，身体也很健康。在WGTA测试中，这些只有一半大脑的猴子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托盘、物品、形状与颜色。而且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尽管它们可能比那些正常的同伴稍微缓慢一些，然而在一遍又一遍测试中，它们还是做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精确。

　　哈利的研究小组比较了受过培训的半脑猴子与未受培训的全脑猴子的表现。在很短暂的一段光辉时刻，也就是在那些新猴子受到培训之前，这些脑部受损的猴子看起来比正常猴子还要聪明些，它们做任务的速度比正常的猴子快了很多。“更严肃地讲，这些研究结果也许说明了为什么上了年纪之后，受过教育的人的大脑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退化更缓慢。”不过，他的研究结果所要强调的是，没有谁生来就是聪明的：“大脑对于思维来讲很重要，但是未经教导的大脑是不够的，不管它多好都没用。”

　　49、

　　如果我们的大脑过去表现不佳，那只是因为它还没有得到所需要的训练。尽管无论怎么讲这都是斯金纳所认可的研究仪器，但哈利的WGTA所得出的结论却完全是反传统的。该结果所表现的完全不是条件反射，而是学习。哈利的猴子看起来与按压横杆的老鼠或者啄击目标物的鸽子没有一丝相似之处，因此这些结果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攻击。

　　其中有一条批评很是让人烦恼：在这个实验中，所有的动物都得到了食物奖赏，难道这和斯金纳的鸽子有什么区别吗？也许猴子们看起来更复杂一些，不过有没有可能这只是一种不同形式的条件反射呢？如果真的如此，除了哈洛教授的那些花哨的观点，倒也看不出还有什么新意。

　　实际上，在心理学实验中，食物奖赏的部分作用是为科学家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当对人进行测试的时候，我们可以给星星或者分数来表明答案的正确性，可以欢呼，也可以祝贺。但是该如何告诉猴子它的答案是正确的呢？在久经考验的动物实验的传统中，威斯康星州的科学家靠的是食物的慰劳。这直接给批评者提供了机会，尽管哈利有自己的证据，尽管猴子在测试中变得越来越熟练，但批评者也会说猴子其实只是在对食物刺激做出反应。

　　如果哈利·哈洛真的想要证明他所展示的是工作中复杂的大脑的情形，那么他就不得不回应这个批评。因此，他开始思考动机这个因素。当然，那些广受宣传的生存驱力是存在的，比如对饥饿、渴、居所与安全的追求。但是，哈利相信，人们还能被其他同样强大的驱力驱动。并且正是这些驱力使我们脱离了最基本的生存而达到更高层次的生存状态。我们受到爱或恨这样的情感驱动，也受到疑惑、探索、勇气或者好奇心的推动。现在哈利开始考虑的，正是最后那个让人心里痒痒，让人备受鼓舞，又让人无法抗拒的好奇心的力量。

　　50、

　　哈利特别喜欢一个有关猴子的好奇心的故事。一天晚上，哈利又在实验室里熬到很晚。在准备离开的时候，他想起大楼的管理人员一直在抱怨空着的房间里一直亮着灯。哈利小心地把灯关掉，然后走进停车场，坐到车上准备离开。这个时候，他看到灯又亮了起来。他回到楼里，又一次把灯关上。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出去，只是站在那儿，在黑暗中等着。突然，灯又刺眼地亮了起来，这时候他用眼角的余光看到离他最近的一个笼子里有一条尾巴溜到了铁条的下面。这是他的蜘蛛猴“老祖母”，很显然，它在用那长长的、可以卷东西的尾巴开关电灯。

　　但是，它是如何知道怎样开灯的呢？而且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毕竟，它并没有因此得到食物或水的奖赏，也没有得到抚摸。如果这还不算成功受好奇心驱动的例子，那么什么才算呢？“老祖母”很好奇并弄懂了怎么开灯，所以得到的奖赏就是一项新技能一一让实验室里灯光大亮的能力。在他看来，对猴子而言，解开一个智力测验的难题或解决一个问题，其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奖励。老猩猩“吉格斯”借助热情洋溢的渴望，解决了针对方形木题。他们这次想出来的是一个机械的智力难题：一个积木块上有个铁扣，铁扣用钩子固定着，而钩子又被一枚钉子固定着。被试必须精确地按照顺序打开铁扣、钩子和钉子，才能解开这个难题。他们选了两组猴子，每组4只。其中一组的每只猴子都拿到一个这样的测试题，但是没有食物奖赏；第二组的每只猴子也拿到了智力测试题，每做对一个步骤就会得到葡萄干作为奖赏。如果用条件反射理论来预测，那就应该只有那些吃到葡萄干的猴子能够接受训练解开难题。但是他们恰恰得到了相反的结果：那些没有食物奖赏的猴子的表现令人震惊也显而易见地好得多。

　　简单地说，把食物与智力测试题混在一起分散了猴子们的注意力。当然，它们很高兴能得到葡萄干。但是如果猴子们很饿，它们就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测试题上。有些猴子一把抓过葡萄干塞进嘴里，然后昏昏欲睡，对测试题完全失去了兴趣。那些不饿的猴子会把食物塞进颊囊，然后继续对着那些铁扣和钉子伤脑筋。只有那些没有为食物分心的猴子才能以极高的效率解决难题，它们直接坐下来就开始干活了。你可以反复检查这些实验结果，然而根本没法得出这样的结论：研究人员对恒河猴施加了条件刺激而引发了解决测试题的反应。

　　51、

　　哈利让罗伯特·巴特勒（Robert Butler）使用WGTA做延迟反应实验。在等待延迟期间的时候（大约30秒），巴特勒开始好奇起来。他想知道，猴子们在等待活动门打开的时候到底在干什么。于是他加装了一面镜子，角度正好能让他看到笼子里的猴子，他从来没想到过猴子也能够看见他。当然，他更没有想到，如果猴子们能够看见他，这件事情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然而，他的实验结果突然开始变差了，猴子对各种题目都不上心了。最后，巴特勒终于意识到猴子们对托盘失去了兴趣，因为它们对他更感兴趣一些。它们不再挑选积木块，而是在镜子里观察那张奇怪的脸。这些猴子放弃托盘上的食物奖赏，只是为了研究一面歪斜的镜子里的一个人像。这让巴特勒又一次开始考虑好奇心实验。

　　于是，巴特勒为哈利实验室做了第一个科学测试箱。巴特勒的硬木箱有两个可以移动的窗口，一个红色，一个蓝色。这种箱子设计得很有意思，里面的猴子可以听到箱子外面的声音，但是看不到是什么东西发出了这些声音。猴子们会不会想要知道外面有些什么呢？如果猴子推对了窗户或者选对了颜色，那么窗户就会打开30秒钟，这样猴子就可以看一眼外面世界的模样。向外瞥上一眼是选对颜色的唯一奖赏。

　　在一次实验中，有只猴子从日出开始实验到夜里最后一名研究生离开实验室，坚持不懈地推开那个涂有颜色的窗户板。在另外一次实验中，巴特勒把窗户外面一盘美味的水果换成了一列发出响声的电动火车。虽然食物就是食物，但是火车对猴子而言却成了一种让它们迷恋的东西。猴子对水果都出现了不可遏止的贪心，但是火车却牢牢地控制了它们的视线。它们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所以需要多看一眼，因此，窗户就像眨动的眼皮一样开开关关。

　　当巴特勒一开始提议建造这样一个箱子的时候，哈利心里是有疑问的。但是，正如哈利经常所言，自己也经常犯错。这也正是哈利告诉巴特勒的意思：他觉得这箱子不会有什么用，但不管怎么说还是试一试吧。事实恰恰相反，巴特勒的实验表明，除了好奇心，与其他因素都无关。这次实验的思路非常清晰，结果也非常好。哈利在所有的发现上都标上了巴特勒的名字，并把这种装置称为“巴特勒箱”。在哈利看来，巴特勒箱正是与老鼠压横杆完美抗衡的东西。毫无疑问，巴特勒箱的发明向我们表明，动物是有好奇心的，无论研究人员是否在它们面前吊上食物诱饵，它们都会用头脑进行思考。

　　哈利要指出的是，这是一个科学追上人类常识的漂亮范例。这才是他所钟爱的心理学，那种无论在实验室还是在现实世界都说得通的心理学。

　　52、

　　哈利非常喜欢巴特勒箱，甚至在他不再做智力方面的研究时，他仍然把它保留在实验室。这在日后会被证明是个聪明的决定。当哈利开始对母爱感兴趣的时候，他把小猴子放进箱子里，而把由绒布做成的代理妈妈放在外面。虽然电动火车和奇怪的科学家会使猴子着迷，但这些都无法与小猴子为了看妈妈的脸庞而拉开窗板的倔强劲相比。这些小猴子不断地打开、打开、再打开，一遍一遍又一遍，直到观察它们的研究生一个个都睡着。

　　在一次实验中，一只小猴子坚持了19个小时，只为寻求那种看母亲一眼的机会。事实上，小猴子坚持的时间也许更久一些，只不过观察的学生已经睡着了。小猴子要看妈妈的念头是那么强烈，以至于哈利把巴特勒箱叫作“爱的机器”。

　　53、是爱的缺乏导致了智力下降吗？

　　在纽约市，威廉·戈德法布做了一项有关情感与智商的研究。他一直在犹太人办的弃儿之家对儿童进行研究，他是最早开始担忧社会隔离可能会永久影响孩子与他人交往能力的研究人员之一，他也跟踪了弃儿之家养育出来的孩子的智商，他的发现直接对优秀基因理论提出了挑战。

　　把孩子留在弃儿之家或者让人收养的母亲，需要填写一份有关自己教育状况与职业背景的问卷。戈德法布比较名单后发现：“在职业背景等方面，把孩子留在孤儿院的母亲比把孩子留在收养家庭的母亲优越得多。”这不难解释，许多把孩子留给孤儿院的母亲都来自较高的社会阶层，她们的孩子多是意外怀孕的结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被收养的儿童都出身于不太起眼的家庭，他们被人收养的原因多是被家人忽略，父母有一方死亡，或者被遗弃。如果相信遗传智力的法则，我们就能推论出，弃儿之家的孩子应该比那些被人收养的孩子更聪明。然而，戈德法布的研究结果恰恰相反。被收养儿童的智力测验得分平均是96分，而弃儿之家儿童的平均得分是72分，几乎到了智障的程度。此外，弃儿之家的孩子相对不够果断，对事物缺乏兴趣。这些孩子的母亲应该既聪明又有能力，那么在这些孩子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弃儿们的房间很洁净，玩耍很有秩序，要做很多家务，要听从指令，根据当时人们的认知，很难想象，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的智力不能茁壮成长。

　　戈德法布还担心另一种不良效果，虽然没那么明显，但他相信也是实际存在的。他在报告中说，弃儿之家的许多孩子非常冷漠，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他们不爱说话，遇事会退缩，甚至有些孩子很难集中精力参与测试。戈德法布认为兴趣和感情是合二为一的，像扭在一起的绳子，几乎无法分离。他说，我们所有的人从婴儿时期起就充满了感情与欲望，我们的积极情绪在互动中能够得到最好的发展。一个婴儿、一名儿童，甚至一位成人，都至少需要有一个人对他感兴趣，与他进行交流。我们只有在被重视的土壤里才可以健康地成长，尤其是婴儿。婴儿会模仿成人，对他们发出叫声，对他们微笑。就是通过这些平常的感情交流，他们成长为一个专注、自信的儿童。缺少了这样的爱的交流，即使孩子的外表看起来很健康，其内心的发育也会受到阻碍。

　　戈德法布相信，弃儿们的感情从未得到过满足，因为没有人在乎他们，所以他们就用不在乎别人来保护自己。他们在与别人交往时退缩了下来，在生活技能以及那些构成斯坦福一比奈智力测验的分析能力面前退缩了下来。他们的低分表明了什么？

　　54、

　　艾奥瓦州立大学的儿童福利研究站（Child Welfare Research Station）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在那里，与戈德法布的观点最接近的是一位脾气温和、主要关注语言发展的心理学家，名叫哈罗德·斯基尔斯（Harold Skeels）。斯基尔斯也在追踪在弃儿之家长大的孩子，给他们做斯坦福一比奈智力测验，跟踪他们的语言发展。让他很好奇也很担忧的事情，也正是让戈德法布烦恼的事情－斯基尔斯没有看到他期望中的孩子语言技能发展的正常上升曲线。甚至，孩子们在弃儿之家待的时间越久，语言技能的得分就越向下滑。

　　无论斯基尔斯如何翻来覆去地看这些研究结果，其中有一条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这些弃儿都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并为此感到绝望。斯基尔斯也开始思考缺少爱是否会损害智力功能的发挥。他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他从一座仓库似的孤儿院带走了一群学龄前儿童，每天让他们到附近的一个幼儿园待几个小时。第二年，斯基尔斯把他们与那些一直待在孤儿院的儿童进行比较。如预期的一样，那些一直待在孤儿院的孩子的智商下降了；那些去幼儿园的孩子智商并没有大幅度地跃升，但也没有下降。

　　斯基尔斯推断说，幼儿园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爱。如果爱真的能起作用，那么孩子们需要的是那种类似母爱的东西。这使斯基尔斯做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甚至算得上冒险的实验。他从一家孤儿院选择了13名两岁半以下的儿童，把他们放在一个“弱智”女孩收容所，这些女孩的斯坦福一比奈智力测验分数都在80分以下。斯基尔斯精心挑选了一些比较聪明且心地善良的女孩让她们每人“收养”一个孤儿，并履行做母亲的职责。她们也真的像母亲一样，会拥抱、亲吻他们，和他们玩，安慰他们。19个月后，得到母爱的小家伙们在斯坦福一比奈智力测验中的分数从64分上升到了92分，换句话说，他们从智障变成了一定程度的聪明。不过，对于隔绝能造成大脑发育受阻的观点，确实还有些未解之谜。

　　55、

　　如果哈利想要一个支持体系，很显然，他得重建自己的私生活。他正在吸取一个教训，那也是他在后来的实验中所证明的：我们生来不能孤独。并非所有的人都需要建立传统的家庭，但我们大多数人至少需要一种稳固的关系。

　　哈利知道他需要有个人，就像前妻克拉拉一样，能够成为他专业内以及专业外的伙伴。他跟克拉拉结婚时，他们的共同兴趣曾照亮了他们的婚姻生活。哈利的一位老朋友说，他是一个睁开眼睛就想到工作的人。哈利需要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