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的缘起与持续 ——从1999—2012年韩国电影振兴的两次浪潮谈起

　　神话的缘起与持续

　　——从1999—2012年韩国电影振兴的两次浪潮谈起

　　作者：左亚男

　　来源：《当代电影》2015年第5期

　　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

　　从20世纪90年代起，韩国电影迅速崛起。在好莱坞占据全球电影市场70％的语境中，韩国成为美国之外本国电影占有率最高的国家，韩国电影也因而被誉为“汉江奇迹”。从1999—2014年，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韩国电影的振兴堪称一部当世神话。以探究为名，我们回溯神话的缘起，并展望其将至的延续，在时代、文化、产业、人才等元素的合力中去挖掘其发生的奥秘；同时，对韩国电影振兴的梳理也因将以实践模本的方式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电影的发展提供借鉴而在现实中更富意义。

　　一

　　电影具有“从比喻上把握世界”（1）的能力。在世纪之交，韩国电影的振兴来自多种场域的综合。回到电影本身，我们发现的将不止是韩国电影的真实。

　　韩国电影的振兴明晰地分为前后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99—2006年间。

　　韩国电影振兴的迫切其实源于1993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电影一直稳定地保持了20％左右的本土市场占有率，而1993年，本土电影占有率却以15．9％直降为韩国电影有史以来的最低。直至1999年《生死谍变》的上映，凭着韩国电影人的奋起和本国观众“身土不二”情怀的维护，韩国本土电影的市场占有率在1999年底达到了36％，韩国电影开始振兴。

　　韩国电影的发展宛如坎坷的韩国近代史，在内忧外患的艰难中充满了各类难以名状的异化：美日殖民、军政独裁等的禁锢；电视热潮、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冲击；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政治、文化、经济的限定钳制了韩国电影自由表达的无数可能，因此，韩国电影振兴的第一次浪潮其实是社会语境变迁的促发。

　　最初，对韩国电影产生影响的是政治话语的变换。从1980年的汉城之春和光州事件、到1986年的“直选制改宪1000万人署名运动”，到1993年金泳三的“文民政府”执政，直至2000年韩朝双方最高领导在分裂了55年后的首次会晤……国内、国际一系列政治话语的变迁，均指向韩国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前行。韩国电影也因此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了承担表达思想和观点的艺术形式，逃离了充当意识形态工具的命运。

　　在经济领域，一度属于世界最贫穷国家的韩国从1960年接受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并有效地完成了六个五年经济计划：从建立新兴工业国，到新乡村运动，从加入经合组织，到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韩国以平均实际增长率10%的发展速度，完成了韩国经济的起飞，进入了现代化。经济起飞引发了国家的都市化、教育的普及率、职业的专业化等一系列社会存在的提升，韩国因此进入了大众文化的盛行期，有关电影的热潮也随之兴起：艺术电影专业馆的成立；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的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产业……

　　在社会环境变迁的同时，韩国政府还曾三度启动国家政策对电影进行直接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的减免税收的电影政策；1997年后实行的抵押版权融资制；电影分级制度的建立。在直接的政策干预之外，韩国政府还通过各种方式推进韩国电影的不断前行：发放4000亿韩元的国家财政补贴用于资助本土电影的摄制；为鼓励本土电影的多样性发展，筹建近百座电影放映场所；利用五年的时间建立起资金雄厚的韩国电影发展基金，并由韩国振兴委员会倡导在世界各地设立办事处，推进韩国电影的对外交流；1996年，釜山国际电影节启动开启了韩国的国际电影节时代，目前，韩国每年要举行二十多个具有不同针对性的国际电影节……

　　二

　　韩国电影振兴的第一波浪潮持续了八年。其实在2005年，韩国电影的振兴之势已现颓势。随后，亚洲金融危机波及以及73天电影配额制度的实施骤然截止了韩国电影的振兴。2007年，韩国电影遭遇的十一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标志着振兴第一次浪潮的终结。

　　就韩国电影的振兴而言，第一次浪潮的意义非比寻常。经由此阶段，韩国电影展示了腾飞的可能和继续拓展的能力：储备了具备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的电影人才；建立了逐步完善的制作、发行体系；尝试了不同的制作策略并熟悉了类型电影的样式……尤为重要的是，这次发展为韩国电影的全面腾飞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此后，韩国电影在各个方面已然具有了足以和好莱坞电影抗衡的能力。

　　第一次振兴浪潮的终结也显示出了一些韩国电影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韩国电影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如：大制作的垄断、中小成本作品的生存困境、超高的制作成本、故事的雷同与繁冗、本土市场的过度饱和、海外拓展的乏力等等。

　　因此，韩国电影振兴的两次浪潮其实来自不同的缘起。第一次浪潮源于社会语境的变革，是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迁中韩国电影获得表达自由时的必然，又在韩国电影政策的推动中获得了更大的上升。第二次浪潮则源于本土电影发展的瓶颈及市场规律运作中的困境：是电影本体、市场规律、持续发展等问题的呈现使韩国电影不断调整后的自我升级，是符合电影发展规律的自觉前行。

　　韩国电影振兴的两次浪潮之间的过渡时间其实极短。面对着好莱坞电影对韩国电影市场的不断蚕食和韩国国产电影观众人数的连续减少，韩国电影人意识到“如果不想遭受观众冷遇，就要把电影做得更好”。（2）因而，在经受了第一次浪潮的洗礼之后，韩国电影振兴的第二次浪潮出现得迅猛而稳健。在第二次浪潮中，韩国电影主要侧重于电影本体的需求，从发现韩国主体文化意识的方面入手，以无法复制的韩国故事夺取观众。

　　第二次浪潮的起点是2012年。如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主席金义石所说，“2012年将被韩国电影史永远铭记，标志着韩国电影的巨大飞跃”。从那一年开始，韩国电影再次为世人所瞩目：2012年：韩国进电影院的观影人次达到有史以来的顶点1.9489亿名；韩国国产电影占有率达到58.8％；观影人次过千万的电影有两部：《盗贼同盟》《怪物》；韩国电影海外输出总额达到3783万美元，同比增长8.4％；2012年9月8日，金基德执导的《圣殇》荣获第6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在随后的两年间，这种奇迹仍然在继续升腾。2013年：韩国观影人次首次突破两亿大关；票房前十中本土电影占据九席；《7号房的礼物》上映仅52天，观众人数就超过1200万。2014年：截至2014年12月23日早上11点，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综合电算网统计显示，全年韩国本土电影累计观影人数已达1亿19万2814人，这是韩国本土电影连续三年突破一亿观众；《鸣梁海战》以1761万的观影人次，成为韩国电影史票房榜冠军……

　　三

　　随着第二次浪潮的发生，韩国电影振兴中的一些体系获得了断裂后的新生，但更多的仍是延续性的发展。正是两次浪潮的密切结合，及改变后的再次出发使韩国电影的振兴获得了持续向前的动力。

　　韩国电影振兴第一次浪潮的标志性呈现是高概念电影的大量出现，如《生死谍变》《朋友》《王的男人》……韩国最卖座的票房大多为大制作所创造。但，对高概念电影的过度依赖也正是第一次浪潮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的一大特色，因而当大企业进入韩国电影业并顺理成章地成为其中的“领导企业”彻底激活了韩国的电影市场之后。在大企业的电影投资风向中，易于获得高额利益回报的高概念电影自然成为了他们的首选。而2011年，《快递惊魂》《高地战》《深海之战》《登陆之日》等四部制作成本超过100亿韩元的大制作的连续惨败则凸显了高概念电影本身所承载的更多风险及韩国电影在大片盛况中掩藏的致命缺憾，那就是因过度重视视觉奇观或商业类型化创作而丧失的与本土话语及现实语境的相连。

　　在第一次浪潮衰退后，韩国电影再度出发。在一定意义上，也开启了全新的电影生成。在内容层面，针对电影中“韩国文化论”（3）的缺失，第二次浪潮更侧重于题材的本土化定位或个体性关注。

　　首先，这种创作态度的更改体现在历史题材的表达中。朝鲜战争、民族分裂是韩国历史上意义深远的大事，韩国也因此成为世界影坛中少数能够深刻讲述流亡故事的国家之一。在韩朝战争中，“南韩阵亡者达15万人，失踪者10万人，蒙受战争损失的人数达几百万。北韩方面则数倍于此”。（4）这一深沉的底色本是第一次浪潮中高概念电影最乐于选择的表达，毕竟对于“这场没有胜者的战争”，韩国有太多的故事可讲。早在1985年的《太白山脉》中，林权泽就借助巫女的悲歌发出过对失去世界的叩问：“魂啊，魂啊，你去了哪里?”第一次浪潮中《实尾岛风云》《共同戒备区》《欢迎来到东莫村》等均属此类。只是以往这类表述往往停留于分裂的惨烈、深痛的喻指或沉重的无奈。

　　这类离散被爱德华·萨义德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命运之一”。（5）在家国丧失、地理疏离之外，源于民族的悲苦其实更多留存于个体的内心，是内心深处“一种中间状态……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6）因而，当第二次浪潮发生时，很多韩国电影以个体存在的精神伦理的反思或生命维度的讲述，构成了家国历史叙述中“想象的共同体”的不同声部。是呈现，还是纪念？这是一种抉择，更是一种态度。爱尔兰学者理查德·卡尼将“奥斯维辛”的叙述问题视为对人类记忆的最大挑战，而“怎样才能纪念浩劫而不背叛它”是这类讲述中的关键。第二次浪潮中这类创作的代表作是《越隐秘越伟大》《北逃》及《丰山犬》。

　　《越隐秘越伟大》中的朝鲜精英元流焕在与“敌国”百姓相处的温暖中质疑自己坚守的信仰，并最终发出了“在平凡的国家，平凡的家庭，出生生活”这样卑微却不能达成的期冀。不同于《越隐秘越伟大》中的温情治愈与极致狂欢，《北逃》却疏离而冷漠。因政治、经济、食品等种种理由，朝鲜每年都有许多“脱北者”取道中国、蒙古、泰国等国逃往韩国。《北逃》以“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朝鲜”的方式再现了这条生死之路，以悲悯而非娱乐的方式让人直视发生在同时代却让人难以置信的惨痛人生。《丰山犬》则侧重于个人的角度，讲述了往返于韩朝之间没有身份，无名无姓，没有归属，甚至无言的“丰山犬”的存在。毕竟，真正的艺术品“是随时让你感到不舒服：因为恰恰在你不舒服的时候，这里才有真实性”，（7）《越隐秘越伟大》《北逃》及《丰山犬》就是这样的作品。它们放弃了对政权和国家间严苛对立的讲述，以单方面媾和的愿望，对南北双方自1998年以来的关系转变进行思考。通过年轻生命的惨烈的消逝，传达的是隐秘生命中埋藏的不能传达的深层情感，在失语者以生命为代价的发声背后，是政治、历史话语裹挟下的殷切渴望和对自由的呼唤。从对抗到对话，从敌对到和谈，当电影艺术通过叙事的方式将民族的郁结转向人性的宽厚，并以和平的融合取代了牺牲的醒悟时，电影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伟大。

　　在社会日常的表达中，这种对生活本身或个人存在的关注就更为常见。很多时候，我们与电影的相遇，是为了发现体察社会的独特视角。在韩国振兴的第二波浪潮中，韩国中低成本电影创造了一系列“以小博大”的奇迹，以细微之处的关注折射了现实生活的各个剖面。

　　李·波布克说过：“电影艺术的核心是通过电影摄影在胶片上捕捉现实的创造性活动。”（8）韩国电影对现实主义精神坚守的传统源远流长，如《柒洙和万洙》讲述的是韩国社会初临消费时代时的异化、《坏电影》展示的街头不良少年的遭遇、《谎言》中是对性虐待题材的突破性展示……第二次浪潮发生时把这种对现实的书写拓展得更为寻常而深广，以更多的普世情怀传递了对现实的体察，几乎涉及到韩国社会存在的每一个褶皱，如：表现司法不公的《七号房的礼物》《素媛》；直接来自社会民间恐怖事件的《追击者》《道熙呀》；在直面利己主义丛生时代中人性考验的《流感》《恐怖直播》；表现边缘人生的《黄海》《金氏漂流记》；再现普通人生活及真情实感的《十分钟》《举报者》……这种对集体价值、公共空间的凝视其实更多源自第一次浪潮中纪录片或独立短片的创作传统：《嗫嚅三重奏》以日军慰安妇的证词展示的是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杏堂洞的人们》关注的是城市拆迁户的居住权；《1979年10月28日，星期日，晴》以一家三小兄弟间新的权利关系的架构重现了韩国社会中决定性的历史时期；朴兴植的《一天》则是对失业问题的反思……

　　现实题材创作的最大意义是通过与社会的直接联系，进而对存在本身发生实质性影响。韩国视觉和语言出版社的主编金素莲在《韩国电影中的现实主义》一文中说过：“现实主义的目标就是让观众在看电影时，观察现实的结构性矛盾并思考的方向。”韩国电影振兴的第二次浪潮中以大量源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及行动力对现实施加了直接影响，《辩护人》《熔炉》《海雾》等均是如此。这是韩国电影振兴第二次浪潮中的突出特色，也是以往电影中无法触及的一种可能。韩国因此拥有了能够“改变国家的电影”。

　　2013年上映的《辩护人》源自韩国第十六任总统卢武铉的生平。故事的背景设置为1981年9月全斗焕独裁政府统治初期，非法逮捕并监禁了22人的震惊全韩的“釜山的鹤林事件”。这部电影本身就意味着韩国电影创作获得的极大自由。随后，釜山地方法院于2014年2月13日对 “釜山的鹤林事件”进行了复审，并于33年后宣判曾被判有罪的五名被告无罪。2014年8月13日上映的《海雾》源自“第七泰仓”偷渡惨案。近年来，偷渡题材在韩国电影中屡有涉及，如《靠近》《黄海》《流感》……事实的残酷使这种表现本身就成为了一种炼狱，而《海雾》则以与现实直接关联的影响使这一题材在表达上获得了突破。《熔炉》对现实施加的影响最为深远。2011年9月22日上映的电影《熔炉》源自一起真实的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影片通过对“无法听到，也无法说话”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展示了一个远比想象更绝望的故事，引发了韩国全社会的热议与关注。该片引发了一系列非艺术所能奢求的连锁反应：韩国警方重启了对“仁和学校事件”的调查；2011年9月，对涉案人员进行起诉、逮捕及内部调查；2011年10月28日，韩国国会通过了《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订法律案》的立法，及引发了对韩国的《学生人权保护条例》等一系列法律修订……至今，《熔炉》的创作及其所引发的“熔炉效应”仍通过电影的传播在无限的延展。因而，《熔炉》的意义已不仅限于对于真相的揭露，甚或是对法律的完善。这才是大众媒体所应具有的真正的社会意义。

　　讲述韩国自己的故事，以亲历的“真实”囊括世情的变迁、现实的险峻及人文的关怀，只有这样，才会获得与民众心理深层最殷切期盼的极度契合，才最终成为韩国电影既坚守民族意蕴又获得国际认可的正途。正如《熔炉》中所说：“我们一路奋战，其实并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这种故事视角的选择和呈现的方式是韩国电影振兴第二次浪潮中最为独有的收获。

　　美国电影理论家李·波布克说过：“现代电影导演是拍片过程中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创作力量。”（9）在韩国电影振兴的浪潮中，导演群体的作用是极其突出而明显的。不同的是，在第一次浪潮中，代表的韩国导演们的标签应该为作者：展示民族文化的韩国的“电影教父”林权泽、聚焦人性的李沧东、醉心类型运作与形式构建的姜帝圭、偏重心理剖析的金基德、沉迷哲理思辨的朴赞郁、长于鬼马喜剧的金相真、注重实验精神的洪尚秀……各具专长的导演以个体风格的彰显成为了韩国电影振兴第一次浪潮中的主色。第二次浪潮兴起之时恰逢“忠武路”制作传统中大导演及大制作的低谷期，这却给了青年导演崛起的最好机缘。青年导演的表现也极其令人惊喜：金韩民执导了2011韩国本土年度票房榜首《最终兵器：弓》、姜炯哲的《阳光姐妹淘》掀起了韩国的年度话题讨论、李秀镇以独立电影《韩公主》获得了超过22万人次的观影纪录……不同于第一次浪潮中导演的分布及作者风范，在第二次浪潮中，最夺目的是青年导演们的集体出场，他们不仅显示出卓越的导演才能，还极为关注市场，对观众的好恶具有超强的领悟能力。青年导演们的出现不仅让韩国电影面貌全然不同，也为韩国电影的崛起提供了足够的储备力量。经由振兴的两次浪潮，老、中、青三代电影人的共荣使韩国电影拥有了可持续发展的人才体系，使其的进一步拓展拥有了无限的可能。

　　在韩国电影振兴两次浪潮中，韩国电影的努力还有很多，比如：组办各类国际电影节；建立全国在线联网实时统计的韩国票房信息系统——综合电算网；进行国家投资的电影教育；侧重于中国及亚洲市场的对外输出策略……现今，经历了两次浪潮的韩国电影已然高歌猛进，我们虽尚不能确定这是否已然是韩国电影最好的时代。但在经历两次浪潮的过程中，韩国电影振兴所生成的每一种经验，都值得学习。

　　最初，作为现代文化重要组成的电影是以殖民的方式移植传入韩国的。因而，在韩国，电影不仅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它还是一种象征，是时代颠沛中的物质投射。然而，从1997—2014年，韩国电影经由无数遽变俨然成为世界上最受瞩目的电影国度之一。在振兴的过程中，韩国电影完成的其实是基于电影本质存在在实践发生过程中不断的自我否定与自我重建，并最终形成了韩国电影生长的全新的模式。罗兰·巴尔特说过：“不论一开始差异多大，一旦它们受制于神话，就可以被简约为一种纯粹的意指功能。”（10）韩国电影的振兴就是这样的一种神话。因而，韩国电影振兴中经历的所有波折、前行与上升，最终都会以一种借鉴或可能的形式成为其他国家或地区电影的发展中参考的路径或借鉴。韩国电影的神话仍在前行，并仍可期待。对于我们，需要的认知只在于该以如何的方式，又以怎样的程度才能达成对其意义真正的借鉴甚或复制？

　　（左亚男，副教授，辽宁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11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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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

　　（2）http://ent.sina.com.cn/2004-10-13/1221531391.html，从“放牛班”到“埋伏”，谁说好莱坞天下无敌？

　　（3）权淑仁《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当代韩国》2000年第3期。

　　（4）[韩]李基白《韩国史新论》，厉帆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59页。

　　（5）（6）[美]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5页。

　　（7）崔道怡等主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下），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526页。

　　（8）[美]李·波布克《电影的元素》，伍菡卿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9）同（8），第142页。

　　（10）[美]罗兰·巴尔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蔷、许绮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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