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丝·门罗《逃离》里有哪几篇有意思？

　　爱丽丝门罗的《逃离》，第一篇就不太懂，有什么深刻寓意吗？丈夫为什么要杀小羊？希望推荐几篇好玩一点的，朱丽叶那个简直看不下去

　　一本非常女性视角的书，如果男人的命运是有篇章感的，而女人，似乎就只有这一两个重要支点撑起大部分的人生面貌。

　　读完后，很多年以后，回看自己人生，是不是就像翻看这八个有关女人的故事。哦，原来你的命运早已由那几个决定性瞬间设置好，那个跳脱当下的开关一旦摁下、失控的张力拉扯着你，生活按下快进键，你无法停止，按照它的程序而来，不回头并不复原。

　　有三个小感受：

　　1.［时间］对于男女似乎都是平等的给予，但是效力却大有区别，那些决定瞬间性似乎对于女人更起决定作用，这里面故事的时间界定多随性，如果当时不，如果当时那样，也许一切不会如此，在接下来你使用所有与生活抗衡的气力都比不过那个瞬间带来的改变。

　　比如朱丽叶的火车《机缘》，找到了那个渔夫，既然去找了就在一起，结婚生子，再到女儿某一天的突然觉醒与逃离，她的一生就是由那次相遇构成，如果她当时是和那个殉车者交谈呢？一切会有改变么？

　　比如《播弄》里的小护士因为看戏的一次偶遇，一条穿错的绿裙子的秘密到年色衰暮之时才解开。

　　还有《侵犯》中的劳莲的谜之身世，都是由一个细微的时间破绽打开而发生巨大改变。

　　以上也是我最喜欢的三个故事。

　　2.女性的悲悯感太容易被这些瞬间所击中，因为我们身上的每个细胞似乎都是打开状态，任何感知都无孔不入，所以会有那些感同身受的描绘：

　　《逃离》她像是肺里的什么东西扎进去了一根致命的针，浅一些呼吸时可以不感到疼。可是每当她需要深深吸进去一口气时，她便能觉出那根针依然存在。

　　《沉寂》这么说这就是哀愁了，她感觉仿佛一袋水泥倒进了她的身体，并且很快就凝结住了。

　　想起有句特别刚烈的话，情绪时最没有什么用的，可惜，女人大部分时候就是一堆堆混乱的情绪，所以所谓出逃或者逃离，都是我们清理这些情绪的愚蠢做法把。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决定了我们［选择］的时间以及时间对于我们的选择。

　　3.喜欢作者对于感受的一些新描述，文字上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克制又狂野，看上去性冷淡单一点则燃的那种。

　　还有对于景观的描绘，也有新的画面感，一草一木，一云一月，原来都有这么多种可能呀。

　　夏天的云——并非雨云，在天上飞掠而过。整片乡野都在改变面貌，在抖松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七月里真正晴朗的日子。

　　眼睑，像是一种惩罚似的，沉重的压在她那双失去光彩的眼睛上。

　　是踩在荣耀的云朵之上啊，是上帝赐予的云彩呀，上帝是我们的家宅。

　　期待下次有机会看看她的其它小说 希望不仅仅是关于时间、选择的重复，当然

　　时间和选择本身就时一种重复是么？

　　《播弄》和《逃离》差不多，算是技术化非常明显的短篇小说，相对来说《播弄》在这本集子里是偏弱的。《法力》我感觉是对《瘟疫时期的爱情》的某种回应。关于朱丽叶的三篇写得非常好。而我自己最喜欢的是《侵犯》。

　　两种女性的生活

　　一、女孩和女人的区别

　　爱丽丝·门罗在《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里写道：如果我们年纪大一些，我们当然会继续相处下去，以妥协为代价，协商，解释，辩护，也许会宽容，把这些带进我们的未来……别人也是这样，但是他们会继续，以各种方式憎恨和打斗，试图杀掉彼此，然后更加相爱。

　　她认为女孩与女人有着本质的差异：女人有天生的实现人生价值的使命，尽管她们常常不知道。女孩不需要实现人生价值，不仅因为她们还没有成熟，而且因为她们的使命在于挥霍青春。

　　面对两性关系不协调，年纪大的婚姻双方会妥协、协商、宽容彼此、解释误会，会以未来为目标、以此刻为此刻为过程、以共同进步为原则；但是，年纪轻轻的恋爱双方则更在乎青春的光彩夺目，更在乎死理性的对与错，以情绪的表达捍卫短暂的话语立场，而忘记了爱情路的长远和崎岖。

　　一切不合意的事物在女孩们看来必须抛弃，在熔炉里毁灭；而在女人们看来，到了不得不忍让的年纪，这些事情睁只眼闭只眼转瞬即逝。早晨的面包与晚餐的面包都不过如此，不同的是蓝莓酱还是草莓酱；可是在女孩们看来，一个面包是忧郁，一个面包是激烈，意义有别。

　　我在路边看到了一桩事，方才体会到门罗女士为什么要在女孩和女人的区别上做文章，而且是做了一本书的文章。

　　在由南往北的人行道上，红花夹竹桃密密麻麻地盖在灌木上，夜色反射光。就在行道树旁，前方两个行人驻足，七十多岁的老头向着七十多岁的老太猛扇耳光，老太也不示弱，以稍微略低的频率向老头回击耳光，有时停了下来，双方又使用激烈的言语攻击对方，话说累了，就又操起手来，在对方的身上留下打痕。

　　这是一个惨烈的画面，一对夫妻在自残，男的没有风度，女的缺乏矜持，我胆怯地走过，采取和其他路人同样麻木冷门的举动，不忍多看一眼。至少，我刚来城市，听不懂这边的方言，于是可以假装无法适应这里的奇风异俗。

　　老头比老太更强词夺理，老太有时候百口莫辩，他们扭打在一起的样子证明在下班后的晚点时分城市仍然存在比广场舞更能引起群体性兴奋的事物。弗洛伊德所谓的“死亡”和“性”的两大原生动力的本意在于“毁灭”和“新生”，群体性兴奋在此处是毁灭，两个人毫无理智与意识地陷入了吵与闹的相互攻讦的情境中，瞬间，以消弭对方为目的，以胡搅蛮缠为方式，从而陷入了不胡搞则无法消弭，一消弭则无法胡搞的死亡循环中。这是传统女人困境——女性时常成为男性任何形式的附庸。

　　女孩受不了当街的耻辱，她会爆发，会崩溃。似乎女孩子的社会角色人为设置了诸如有欠责备、无才是德、令人失望之类的标签，而这正是女孩的传统困境——女孩被认为天生弱势且自作自受；女人她可以忍受家庭粗糙的不和睦，忽视家暴性质的恶习，只是因为在这些事情上她考虑的是人生价值的更长远路线，即家庭和睦、白头偕老，美其名曰家庭担当。

　　女人正是母狮，她可以委屈，但是她无法崩溃。她，那个老太，不出意外的话将和老头“继续，以各种方式憎恨和打斗，试图杀掉彼此，然后更加相爱。”所以，没有纯粹的生活，只有更能宽容的女人。爱丽丝·门罗特意区分女孩和女人是因为她们差别太大，以致于看上去像两个人。

　　二、林下有风的女人

　　谢道韫为人所知，是在初中课文里《世说新语》的“未若柳絮因风起”的典故。东晋时“王与谢共天下”，王是指琅琊王羲之一族，谢则指宰相谢安一族。某日，大雪纷飞，谢安意兴阑珊地问身边众亲，“飞雪像什么？”

　　侄子谢朗答道：“撒盐空中差可拟。”（像是天空在撒盐。）

　　侄女谢道韫则语：“未若柳絮因风起”。（不如比作风吹柳絮满天飞舞。）

　　众人一致好评，称赞她天资聪慧，胜过男儿。

　　王与谢既贵为贵族，又相互联姻，谢道韫嫁给了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一个也是擅长书法的文人墨客。但是，“他是个蠢材”，在王家与谢家门中不该有的蠢材，谢道韫作为妻子，作为一个相夫教子的女人，当时只觉仅能将才情和婚姻不满寄托于辞赋上，在紧闭的书斋内宣泄自己的情绪，那是她不被打扰、隔开忧愁的空间场所。

　　王凝之继承了王羲之书法的本事，但却遗失了王氏的操守和抱负，他乱搞宗教崇拜、无为而治，作为会稽内史不尽职守备城池，却附庸风雅，渎职不为。东晋时期，叛军四起，他身边围拢了一批神棍，他们执迷于“上天的惩罚”和“救世军的到来”。起初谢道韫对“他是蠢材”的想法还只是失望，战乱后王凝之不抵抗政策的实行让她对“他是蠢材”的想法感到痛恨。谢氏几次三番劝丈夫拥兵反击叛乱，但未能见效。她逐渐意识到，唯有单干方能救国，她白天操练家丁、训练兵役，组合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民兵团，而这些思想皆来自于自身在书斋内的思考和经验总结。

　　孙恩、卢循的敌军席卷了当地，王凝之罪有应得地在谢道韫面前被他们杀害，

　　同时死去的还有无辜的子女，他们的亲生骨肉。谢不忍悲痛，持兵器遇敌作战，

　　寡不敌众后被俘，死前乞求敌人放过小孩。孙恩念起有才，又见其勇锐过人，放了她一条生路，悲哉，家中仅她幸存。因此，“王谢门前燕”才能飞入百姓家。叛变不久被敉平了，谢道韫则不出书房，著书立说，以忘却人生和国家的耻辱。

　　后世评价古代才女德女时，谢道韫的专属形容是——林下有风——“齿剑如归，异日齐风，可以激扬千载矣。”弱女子在危难之间不弱，在避世隐世的不作为的东晋尚存一丝民族自觉意识，这是非常可贵的。

　　谢道韫在女孩阶段是咏絮才，令众世人惊叹，她将青春年华投入与诗文典籍中，她又因为深处豪门，学习了一套复杂的大家闺秀处世法则，这是她年轻时候干的事。所以，由于自身才华的因素，加之女性地位崛起的时代背景，谢道韫对于传统女孩困境的克服较为轻松也较为直接。

　　而到她结婚，成为女人，哺育孩子，她的天然的女性角色开始上位，她的人生价值转移到了家庭事业上——相夫教子，即使她认为王凝之愚蠢至极，不配姓王，但她仍信守婚约，恪守传统。逆臣来犯，她亦未对王凝之始乱终弃，而是操起武器硬干，为王谢两族挽留最后的颜面，这份气魄令叛军孙恩敬佩不已。成为女人，她在家庭伦理中扮演了角色，在家国情怀中发挥了效用，无论战乱有没有，王凝之死不死，他们仍然将“继续相处下去，以妥协为代价，协商，解释，辩护，也许会宽容”，共度一个在后人看来“毁坏”的人生时光。因此，也就是跌宕起伏的生活使她林下有风，走出传统女人困境，能够“激扬千载”。

　　三、不如逃离？

　　与激扬的人生相比，更多女性平平淡淡度过一生，她们面对困境时该何去何从？

　　门罗在文学生涯的顶峰时期写了她自己的代表作——《逃离》，平凡的女人们通过一段段物理距离的逃离或者精神意识上的婚变，试图走向另一种人生。这便是，门罗在她思想高度成熟时期对女人生活的一个概括——无法向婚姻妥协的女性或许可以选择逃离开复杂困境。

　　逃离了父母亲的卡拉与男友未婚同居，但是，只进行了一半，这一次她又把一切扔在了身后，坐上大巴，打算永远离开男友克拉克；21岁的奇思妙想的古典文学女博士朱丽叶面对结婚的压力不知所措，竟心血来潮地不远万里投奔到火车上偶遇的打鱼男子，即使他已有妻子和诸多情人；格蕾丝想要逃离未婚夫，在却开始了与未婚夫的哥哥一个下午的探险；无论是农场的家庭主妇，抑或是古典文学博士，已婚者或未婚妻，成年的或是未成年女孩，“她们”，要逃离的是家庭、是两性、是现成越来越不满意的自我世界，是作为女孩又作为女人的传统女性困境。

　　门罗在她40岁的时候，写出了《女孩和女人的生活》，一年后她和詹姆斯·门罗先生离婚，但还是保留了夫姓，许是出于纪念过去生活的意图；三十多年后，门罗70多岁了，写了她的集大成作品《逃离》，这既是她艺术成就的巅峰，亦是她人生阅历的总结，这时她拥有了第二段婚姻，三十年前离婚后持续至今。

　　《逃离》最终言说的是这样一种社会事实：女孩可以“想象一个恋人，暴风骤雨的场面，我们的感情注定惊心动魄。性感的屈从。不是屈从于男人，而是屈从于命运、黑暗、死亡。”它的意思是无论如何，女孩理当走向以令人失望为结局的传统困境。然而，作为女人在她正在逃离他的时候——也就是此刻——克拉克仍然在他的生活里占据着一个位置。可是等逃离告一结束，她自顾自往前走自己的路时，她又用什么来取代他的位置呢？又能有什么别的东西——别的人——能成为如此清晰鲜明的一个挑战呢？

　　女人没得选。《逃离》的主旨是无可逃离的逃离，自我奴役的奴役。门罗的淡然文风里贯彻了她对现代女性生活的一种绝望。用《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中的话概括，就是“我观察着自己，痛苦丝毫没有减弱；我惊异地想着这个受苦的人是我……我在观看，我在受苦。”而事实上，这种有所批判的无可逃离行为相较于谢道韫时期的女人命运更为苦难。

　　四、女性的生存自觉

　　魏晋时期是中国政治最黑暗，社会最苦难，同时却是精神生活极自由、极解放、富有智慧、热情洋溢的一个时代。以谢道韫为代表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在当时塑造出了一个空前的盛世。

　　几百年前，东汉出了“女圣人”班昭，她为了迎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朝正统思潮，出了一本书，叫做《女诫》，专用以约束女性言行举止，即臭名昭著的“三从四德”。比如，女性遇到烦心事，当“择辞而说，不道恶语”。但是，谢道韫深处东晋的文化自由期，她不守“三从四德”的名教，不遵《女诫》训条，回至娘家探亲，随即抱怨，“王家怎么生出王凝之这样的人！”这些事情又专门被刘义庆记录下来，以“贤媛”一门特意描写当时这般烈女。

　　明朝大思想家李贽非常欣慰地感慨道：“谢氏大有文才,大怨凝之,孰知成万世名者哉。”

　　李贽更在意的正是谢道韫的抗争精神。虽然埋怨丈夫无能，但仍守着婚约，并无随意到再则良木而栖的境地；她并非在王凝之无为的基础上无为，她自愿以缚鸡之力，成团练之事，抵外贼之乱。这些是她的婚姻自觉，也是一番民族自觉，更是根本上的生存自觉——一个自由思考者的思维动力。而自我意识正对上了李贽所谓的“生而为人，从心所欲”的理想图景，在明朝那个年代看来都已属超前的行为思想了。

　　孙恩的战乱爆发实际上已是谢道韫晚年的事了，她在事件后丧夫又丧子，生平情境万分凄凉，不得不隐居会稽，躲避精神苦难。这些经历给她的文学创作（如，《泰山吟》）带了不同的思路和风格：峨峨东岳高，秀极冲青天。岩中间虚宇，寂寞幽以玄。非工复非匠，云构发自然。气象尔何物，遂令我屡迁。逝将宅斯宇，可以尽天年。

　　谢道韫由此彻底变为一个历经风霜又看破格局的女人，她在人生道路上的选择更为稀少，偏居一宅独自凋零——逝将宅斯宇，可以尽天年——是不得已的抉择了。但是，即使如此，她在精神世界上的探索、她品性的变化都体现为晋朝风度中自由的一面，尤其是女性生活有可逃离有所期许的一面——除了妥协，除了逃离之外的抗争。这与现代化婚姻实况的对比仿佛说明了物质层面进步亦掩盖不了精神生活倒退的可怕时代悲剧。

　　五、“白牛奶里的一滴黑墨水”

　　谢道韫自身的女性风骨和门罗所描写的现代自我奴役的女性现状由此有了别具内涵的比较意义。

　　首先，女孩需要在青春的画板上把空白部分填满，她们的使命在于挥霍青春，装扮出别样的色彩，与其传统困境相互纠缠而已。其次，女人在面临不幸时，尤其是婚姻中的两性矛盾时时常妥协，时常逃离。再次，女人们走第三条路未尝不可，与生活和婚姻的不可理喻之处相抗争，则能活得更有风骨一些，而抗争的来源在于生存自觉意识。

　　门罗小说中的主人公纵有抗争经历却又不幸地被个体化浪潮所淹没，最终仍然只是进行一番无可逃离的逃离而已。与此对应，谢道韫的“林下有风”事迹说明根本上的意识觉醒是不断抗争的源泉，否则“离家出走”的把戏不过是丈夫与妻子的一番默契共戏。

　　二战后，待在家里的家庭主妇越来越少，涌入简洁办公室的妈妈们越来越多，

　　甚至推动了白领阶层结构的改变，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美好到英国为了宣传女人们占据了办公室更多的空间，他们在广告传媒上做足了文章，竟不惜拿男同胞开刷：“如果有天，你发现一个家庭妇女比一个男人更能挣钱，别慌，隔壁家可能也是一样。”

　　上述情况点出了两性关系中女性角色的一种现代化转变现象。在中国，女性地位的提升远远超出发达国家的历史同期。但，问题的关键仍然是与作为女孩不同的女人如何永久性地走出既作为女孩的传统困境又作为女人的传统困境。

　　人们喜欢引用门罗另一本书（《爱的进程》）里的一句话，标榜自己的伦理操守：“恨始终是一种罪过。母亲告诉我。记住这个。你灵魂里的一滴仇恨，会扩散开来毁掉所有色彩，就像白牛奶里的一滴黑墨水。”结合谢道韫的雅致人生，对此稍作改变，女人作为女性的自觉意识的蓝图即显现:抗争是灵魂里的一滴圣液，会扩散开来，就像白牛奶里的一滴黑墨水。所以，针对女性传统困境的第一步就是进行一次切实而发自肺腑的抗争。

　　六、女硕士的生活

　　女硕士是女孩还是女人？这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又是一个生活问题。她们面临一个尴尬的年纪——毕业二十六七岁，没有另一半。她们面临一个尴尬的处境——毕业求职易遭遇性别歧视，继续考博深造却可能人面黄花。

　　“学了这么多东西有什么用？”这可能是女硕士作为女孩而令人失望的传统困境；“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又是女硕士作为女人而成为丈夫附庸的传统困境。

　　反正，女硕士似乎没比女学士好点，却又比女博士更糟。社会所做出的这个判断往往添油加醋地在当事人身上形成所谓“复杂”的心理阴影。责难、众人的不理解、不公正待遇逼迫她们不妥协，不崩溃，不逃避，事实上，只有在学术道路上或专业技能上的成长才能很好地回击质疑。这些方式即是抗争之路，无异于谢道韫的风骨事迹，无论是对于作为女孩的硕士抑或是作为女人的硕士而言。

　　人生漫漫学习路，综合性人才透露着全方位深层次掌握一技之长的洋洋得意，他们自当在更高平台，充实更丰富的经验而挥斥方遒，女硕士由此成为新型女孩；术业有专攻，业绩出色，可谓巾帼不让须眉，结局是自身铁硬再配铁汉的一幅夫妻成双成对画面，而这种女硕士又是新型女人。

　　所以说，女硕士作为女性而言只是年龄和身份特殊，她们同样迎上了无法逃脱的传统困境。但是，正是由于熏陶于“知识就是力量”的学校氛围，她们也更在乎个人的奋斗和命运的乐章。

　　门罗曾经是一位古典文学硕士，毕业后从事多份职业，并与丈夫詹姆斯·门罗成立了图书公司。那个时期，她就在办公室里创作，自觉为一名白领知识分子，而不是像她父亲一样承包农场，养养狐狸，或者像母亲做家庭主妇，什么都听丈夫的。其人生转车照她书里所说，仿佛是阳光照在皮肤上的温暖，是门廊里轻轻传来的音乐，像是黑白电视广告忽然变成了彩色的。她不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也不觉得曾经浪费过时间，“为自己而抗争根本不浪费时间”。 这句话轻描淡写又意义重大。

　　种纬：两种女性的生活

　　详细挖掘一些门罗作品的趣味。

　　在《逃离》中，前60%的篇幅在交代背景，后40%才开始讲故事。

　　前60%只需要了解这四个形象。1.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嫁给丈夫克拉克的女主人公卡拉；2.中学没上完的马术老师克拉克；3.刚刚丧夫的，在大学里教植物学的邻居贾米森太太（即西尔维亚）；4.以及出走又归来，最终下落不明的小羊弗洛拉。虽然介绍他们的过程细致到让人觉得琐碎，但是用大量篇幅把人物“捏的有鼻子有眼”一定不是无用功，丰满的人物到了开展故事的部分他们可以自己生出神态和想法。 后半段的故事从女主人公卡拉踏上去多伦多的长途汽车开始。卡拉在邻居西尔维亚的支持下做出出走的决定，但是一上汽车就开始后悔。她想到独自去多伦多闯荡可能遇到的困难，想到自己没有丈夫可以依赖了，就越来越焦虑。光顾着自己焦虑，都不知道汽车开出了多少站了。最终打电话给丈夫，让他到半路的一个小镇上接她。到此，卡拉的逃离之旅被自己终结。

　　如果故事在这里结束，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个女人不成熟的出走。尽管人物非常生动，真实到好像在听自己朋友讲的故事。但是门罗的小说不仅仅是女人们家长里短的闲谈。她在结尾做了一个设置，就是让题主觉得莫名其妙的那个设置——暗示小羊弗洛拉被丈夫克拉克杀死了。

　　为什么要这么设置呢？

　　我们不妨这么做个假设——如果没有文末丈夫杀小羊的事件，小说就在卡拉主动让丈夫接回了家这里结束。我们再回顾整个故事时，会不会觉得妻子卡拉是心智不成熟意气用事所以出走，会不会觉得邻居西尔维亚是多管闲事，甚至反而觉得丈夫包容了妻子的任性。这显然不是门罗想要表达的主题。

　　好在小说巧妙地设计了一条暗线——小羊弗洛拉的命运。小羊弗洛拉是女主人公卡拉的影子。好比《红楼梦》中的“晴为黛影，袭为钗副”。黛玉和宝钗的设定身处上流社会，很多情节无法展开。于是有些故事和命运走向就在她们的影子角色上体现出来。在《逃离》这个故事里，丈夫克拉克对妻子卡拉强烈的控制和占有，就是通过他对小羊的处理来体现的。小羊和妻子一样，都是逃离者。丈夫对于出走归来的妻子并没有采取什么实质的行为，但是对于小羊，他残忍地选择了让它消失。

　　我们再来从细节看一下门罗是如何描述小羊的：起初，它完全是克拉克的小宠物，跟着他满处跑，在他跟前欢跳争宠。它像小猫一样地敏捷、优雅、挑逗，又像情窦初开的天真女孩，常常惹得他们喜欢得乐不可支。可是再长大些之后，它好像更加依恋卡拉了，这种依恋使得它突然间变得明智，也不那么轻佻了——相反，它似乎多了几分内在的蕴藉，有了能看透一切的智慧。

　　这只小羊起初像个“敏捷”的“情窦初开的天真女孩”，跟着克拉克“满处跑”。长大些后，它多了一些“内在的蕴藉，有了能看透一切的智慧”。它在某一天出走。又最终选择了回到了克拉克的手中。最后，它在克拉克的手中永远的消失了。

　　对比妻子卡拉的命运，我们很难相信上面的段落仅仅是在描述一只用来抚慰马匹的小羊。然而它也不能完全代表妻子，因为妻子最终还是和丈夫像之前一样在小镇生活下去了。它所代表的更像是妻子的主观能动的精神，从天真转向心智启蒙，最后出走失败被丈夫“扼杀”。 门罗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对于这对夫妻关系间分寸的处理。如果塑造一个控制狂的丈夫，让他因为妻子的出走而杀害妻子。那么这就成为了一个单纯的恐怖小说。如果把丈夫塑造成一个包容的人，他平日便宽和待人，还接纳了妻子的意气出走。妻子出走后发现还是家温暖。这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成长小说。上面的两个情况都是戏剧性的设定，是脱离了大部分现实的情况。门罗塑造的是一个复杂的，贴近更多人生活的现实。丈夫希望能控制或者压制妻子的思想。他希望妻子是个依赖他的，无法独立的人。小说中借助妻子和邻居的对话是这样交代他的：“他动粗吗，卡拉?” 不。他倒没有真的动手。可是他恨她。他瞧不起她。她一哭他火就更大了，但是她又忍不住要哭，因为他脾气这么乖戾。

　　从这段描述来看，中学没有上完的丈夫一贯在言语或者行为上“瞧不起”原本可以上大学的妻子，打压她的精神。但是尽管如此，他也算不上是一个恶人，甚至算不上是阻碍卡拉出走的力量。

　　妻子卡拉有改变现状的愿望（逃离），有朋友支持还有知识储备。但是她胆怯。她在出走的公交车上因为害怕未知的世界而魂不守舍。她非常害怕没有丈夫可以依赖之后的生活。她出走之后才发现，真正把她锁在小镇的，并不是丈夫的打压，而是自己无法面对独立生活带来的挑战。

　　这样的设定便有趣多了。说不清哪一方正义，哪一方邪恶。就连做大学教授的邻居，最后都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主人公人设既没有很优秀也没有很邪恶，他们平庸，胆怯，自卑，控制。内心有阴暗面，也做不出特别出格的坏事。（比如杀羊的丈夫）

　　这样复杂的情况才更像是生活本身。这样微妙的博弈，不论男女，都广泛存在在婚姻关系里。这么一看，这个故事的主旨便很是独到。小说靠近结尾部分夫妻之间有这么一段对话：“要是你还想从我身边跑开，瞧我不抽烂你周身的皮肤。”他对她说，而她就会说：“你舍得吗?” “什么?” “抽烂我全身的皮肤呀?” “那是当然。”他现在精神头很高，就像她刚认识他时那样让人难以抗拒。

　　夫妻间的关系维持着一种复杂的平衡。复杂的没法下定义，毕竟，连故事里做大学教授的邻居也看不清。

　　第二三四个故事《机缘》，《匆匆》与《沉寂》是相互关联的，也就是朱丽叶的故事。

　　理解朱丽叶的故事有个很有趣的踏板——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的《胡丽叶塔》。

　　2016年，阿莫多瓦将朱丽叶的故事改编成了电影《胡丽叶塔》。作为一个很观众友好的导演，他仔细地把三篇短篇小说之间思维跳跃的部分衔接好，拍出完整的叙事逻辑。经过他的处理之后的朱丽叶的故事就不会有题主所说的“看不下去”的问题。只是，“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阿莫多瓦镜头下终究是阿莫多瓦式的西班牙女郎。那么，这位以情色片闻名的西班牙导演，把女主角的思想改的更前卫了吗？

　　我认为看似是的，实则没有。

　　本来之前没觉得门罗笔下的女性有多前卫，和电影改编一对比，反而感到了门罗的先锋性。

　　着重看一下这一处改编：男女主人公是否在火车上发生性关系。

　　小说中女主角朱丽叶（即影片中胡丽叶塔，以下统称朱丽叶）因为同行乘客的自杀事件在火车上结识已婚渔夫埃里克（即影片中的Xoan，以下统称埃里克）。两个人在交谈后互相产生好感。埃里克向朱丽叶发出性暗示。朱丽叶因为月经原因拒绝了他。六个月之后，朱丽叶收到了埃里克的殷切的来信之后选择去海边找他。在埃里克家等待的时候，朱丽叶通过邻居兼保姆艾罗得知埃里克瘫痪多年的妻子刚刚去世。除此之外，她还得知了埃里克之前有多个性伴侣，并且当晚不会归宿。朱丽叶独自在埃里克的家中等待一夜，第二天埃里克回到家，二人相遇。

　　小说《机缘》在这里就结束了。在故事的下个部分《匆匆》开篇，交代了朱丽叶选择留下和埃里克生活在一起，并她已怀有三个月的身孕。至于此间发生的事情，门罗并没有在小说中给出交代。

　　在电影中，朱丽叶和埃里克在火车上发生了性关系，并且怀孕。（在朱丽叶和埃里克的情人Ava的对话中，她袒露“I was pregnent when I came here.” ）也就是说，朱丽叶是在怀着身孕的情况下决定赴海边寻找孩子的父亲的。

　　要比较小说和电影中哪一个朱丽叶更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能不提她们各自的文化背景。

　　小说女主角的生活背景是在20世纪中后期的加拿大。（小说作者Alice Ann Munro1931年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安大略省是加拿大较早开始女权运动的地区。）在当时的社会坏境下，她拥有较高程度的“婚姻权利，堕胎权利，退休金权利，就业权利”（Cheda，2006，pp.205），甚至有可能可以在公共育儿领域获得了社会的支持。

　　电影中的女主角生活在20世纪中后期的西班牙。（电影导演Pedro Almodóva1949年出生在西班牙的Castile-La Mancha。）1939年-1975年西班牙是Falange统治时期。西班牙女性面临的问题非常严峻，比如：[ ... ... ]很难甚至不可能控制自己的银行账户、出租房屋或公寓并签订合法合同。在西班牙，强奸犯很少被起诉。通奸法并不平等地适用于男性和女性。法律上可以获得避孕药具，但是宣传避孕药具或者避孕药具的使用是犯罪行为。男人对孩子拥有完全的法律控制权。女性通常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工作。尽管法律要求同工同酬，但那些有工作的人却得不到同工同酬。(Rigaudias，1980)

　　离婚对于当时的西班牙普通女性来说几乎不可能。 在政府和天主教的干预下，离婚已经不只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从而严重影响到女性对于结束婚姻的考量。战后，生育又成了20世纪中期西班牙女性的第一要务。政府对于人口增加的考虑还影响到了另一个和妇女息息相关的事物——堕胎。1941年，佛朗哥（Franco）政权确立了堕胎的严厉刑罚。他们认为堕胎是一种社会犯罪。到1980年，西班牙颁布的新《刑法》仍然认为堕胎是刑事犯罪，该规定迫使成千上万的妇女在英国和法国寻求昂贵的人工流产到国外。

　　1974年，Falange去世，西班牙才开始民主化改革，由政府倡导的提高女性自主意识的社会运动至此展开——鼓励女性走出家庭，自食其力。但在1980年，Globe and Mail报道了律师Cristina Alberdi的采访结果， ''只有两项法律得到了修改。妇女不再因通奸而被送入监狱，避孕药具也不再被视为犯罪。 "（Markham, 1980）从这个1980年的采访的语调上看，在西班牙民主改革之后，西班牙的女性平权仍然遗留很多问题。

　　在明确了这样的背景之后，我们再继续讨论电影改编的关键情节——朱丽叶是否在第一次和埃里克在火车上相遇时便发生性关系并且怀孕。

　　在小说中，朱丽叶因为来月经而拒绝了埃里克。没有和埃里克发生性关系并且没有怀孕的她，在之后是否去海边和埃里克生活的选择中，拥有更自主的选择背景。宽松的社会环境和简单的客观情况使她去海边见埃里克的决定是完全出于自身意愿的。即便这可以理解为是对和父母一起生活的逃离，是对代课生活的逃离。但这并没有影响她的自主性。

　　电影中的朱丽叶在火车上经历了同行乘客自杀事件，在高度的自责和愧疚下和埃里克发生关系。她在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接受了埃里克的求爱。之后，这个不冷静的选择又将朱丽叶带入了另一个被动的境况——她意外的怀孕了。根据电影后面的情节分析，朱丽叶收到埃里克的信件是在得知自己怀孕的情况下。结合故事背景西班牙关于堕胎的法案和舆论氛围，怀孕的情况不可避免的会影响朱丽叶的选择。所以这样的设置下她选择去见埃里克，不能算是完全自主的选择。

　　和火车上是否发生性关系的改编相呼应的，还有类似作用的几处改编。比如在小说《沉寂》中，朱丽叶到埃里克家中后，从邻居口中得知了他和情人在一起的事。埃里克在知道朱丽叶在等他的情况下当夜还是留宿在情人家，第二天才回来。门罗给了朱丽叶一个晚上的时间考量自己的选择。

　　但是在电影中，埃里克很快便回家安抚朱丽叶，紧接着便展开了情浓意浓的恋爱。这样的改动使女主人公的选择更像是顺其自然。埃里克身上错综复杂的问题被浪漫化的处理掩饰掉了。再比如，在小说中，女儿得知父亲死前发生的事这个关键转折是朱丽叶自己亲口告诉女儿的。而在电影中，是怀恨在心的女邻居艾罗偷偷告诉女儿的。和小说相比，她的命运是由外力而非自己决定的。小说中的朱丽叶一直在掌控自己的命运，尽管性格造成了她的很多不如意，但是她始终处在一个思考并选择的状态。相比之下，电影中的朱丽叶更像一个被命运裹挟的女人，她每一个选择都是顺其自然，因而这个角色的性格被塑造地纯真但无力。

　　分析完电影对于小说的改编，再回头看门罗笔下的朱丽叶，更容易发现这个角色的趣味。她诞生在一个女权运动相对超前的社会环境里。人设是一个研究领域生僻（古希腊文）的知识分子。虽然性格并不完美，命运也很曲折，但是她始终在主宰自己命运。

　　朱丽叶在小说的背景里是个普通的女人，没有显赫的家世，甚至婚姻生活和子女关系都不如意。但是，细细想来，这样的女性在文学作品中依然很少见。我们早已默认了“娜拉出走”后也很难主宰自己的生活，大概率会像《逃离》中的女主卡拉一样选择自己回来。我们也很喜闻乐道“傲慢与偏见”式的男主改变女主命运的设定。但是朱丽叶的故事不一样，尽管客观主观条件都不理想，但是她始终抱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和选择的权利。

　　朱丽叶为什么能有这种底气？是她自己的独立思想和她所处的社会。《逃离》中的卡拉和朱丽叶都有这样的背景：她们接受过教育，并且足以使她们在社会上谋生。但是“逃离”之后，卡拉回来了，朱丽叶一直在跌跌撞撞的前行。

　　这，就是朱丽叶的魅力。

　　回到题主提到的阅读难度，可能有两类原因。

　　一类阅读障碍是因为不熟悉风格。王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园》里这么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严肃文学是一种游戏，它必须公平。对于作者来说，公平就是：作品可以艰涩（我觉得自己没有这种毛病）；可以荒诞古怪，激怒古板的读者（我承认自己有这种毛病）；还可以有种种使读者难以适应的特点。对于读者来说，公平就是在作品的毛病背后，必须隐藏了什么，以保障有诚意的读者最终会有所得。

　　门罗的故事是可以让“有诚意的读者最终有所得”的。至于“使读者难以适应的特点”，门罗的作品读多了就会发现，她很喜欢在笔下角色的语言和经历里夹带一些自己的“私货”。比如自己读过的书，喜欢的诗人。这些“私货”造成了阅读过程中的疏离感，也成就了作品的风格。

　　比如这一段：雨正在一点点地歇住。她坐不下来，于是便沿着利昂开辟出的小道散步。他堆在低洼处的砾石大都已经冲走了。以前他们每年春天都来这里散步，采摘野兰花。她教他认每一种野花的名字——只有一种，也就是延龄草，他记住了，别的所有的名字他全记不住。他总称呼她为多萝西·华兹华斯。

　　文段的末尾提到的“多萝西·华兹华斯”，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妹妹的名字，她的日记对研究湖畔派诗人很有价值。这一处的文化梗的设置，显然藏着门罗对于威廉·华兹华斯的偏爱。这些零零散散的私货，刚开始读时就会感到一种疏离感甚至阅读困难。但是这些细碎的喜好读多了之后，反而能“拼出”一个生动的门罗。

　　另一类阅读障碍是作者的经历不能引起读者的共情。这个世界上的经验和体会那么多，并非每一个都能有类似体验或者启发。阅读就是寻找的过程，不如放下这一本，终究会遇到一个对的作者。

　　参考文献：

　　Cheda, S. (2006). TEN THOUSAND ROSES: THE MAKING OF A FEMINIST REVOLUTION. Canadian Woman Studies, 25(1), 205-206.

　　Rigaudias, M. (1980). Feminism & spain's political revival. Off our Backs, 10, 2. Washington Vol. 10, Iss. 4, Apr 30, 1980: p2.

　　Markham, M. (1980). NO CHANGE IN SPAIN for women, franco's views still law. The Globe and Mail. 12 Apr 1980, p16.

　　艾丽丝·门罗.逃离.李文俊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

　　Filmography：

　　Julieta (2016) dir. Pedro Almodóva, Sp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