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传承有我：记一百年前那个独领风骚的文人！

　　 #五四精神传承有我#全球活动开始了，百年前，青年为了祖国的前途命运而奔走呼喊；百年后，青年秉承先辈精神冲锋在前投身战“疫”。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广大青年都用行动证明，中国青年是好样的！五四青年节之际，一起参加#五四精神传承有我#活动，让世界听到中国青年的声音。

　　引言：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

　　

　　五四运动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最早到达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 [4] ，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出面控制事态，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天安门前金水桥南边高悬的一副对联引人注目：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20世纪的中国，有一位至今看来仍令人唏嘘的人物——陈独秀。他一生狂浪，风流倜傥。青年时考秀才，去日本留洋；中年时创办《新青年》，执教北大；在风气大变、狂士辈出的民国初期，他号令“新文化运动”，将中国拉进了现代的大门。而当他发现自己的力量不能施展，文化救国的方略不得实现，就干脆去创办政党……其行为之奇特，非今天的文人所能企及。章士钊称他是“不羁之马”，鲁迅说他是门口竖着的大旗，可是，他似乎注定是个反叛者，斗转星移之间，成了世人眼中的机会主义者、投降派、叛徒、汉奸，关于他落寞的后半生，很多人不得而知，只知道他似乎寂寞地死在了异乡。

　　欲知陈独秀何许人也----

　　先奉上先生著名文章《乳赋》

　　

　　“乳者，奶也。妇人胸前之物，其数为二，左右称之。发于豆蔻，成于二八。白昼伏蛰，夜展光华。曰咪咪，曰波波，曰双峰，曰花房。从来美人必争地，自古英雄温柔乡。

　　其色若何？深冬冰雪。其质若何？初夏新棉。其味若何？三春桃李。其态若何？秋波滟滟。动时如兢兢玉兔，静时如慵慵白鸽。高颠颠，肉颤颤，粉嫩嫩，水灵灵。夺男人魂魄，发女子骚情。

　　俯我憔悴首，探你双玉峰，一如船入港，又如老还乡。除却一身寒风雨，投入万丈温暖海洋。深含，浅荡，沉醉，飞翔……”

　　第一次读到此文 惊为天人 够陈独秀了吧？

　　（严肃脸）正式回答：陈独秀可以说是中共史上误解最大的人物 大众对他的了解往往也基于历史教科书中评价的“右倾机会主义”“托派分子” 反正不是正面人物

　　好在近年来认识渐趋客观 大家也都知道他是替共产国际背了锅 而他是对中共和中国革命有大功的 然而在下位后 基本不见于史书 晚景甚是凄凉 令人嗟叹

　　

　　可喜的是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在很多媒体平台上陈独秀先生已经被平了反 ，也时常被大家在评论区怀念^_^

　　以下引用两段关于他的评价

　　其一：鲁迅评价陈独秀、胡适和刘半农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其二：罗志田写陈独秀

　　《他永远是他自己--陈独秀的心路与人生》

　　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位亲身参与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战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大人物,他就是生于安徽怀宁(安庆市城北)的陈独秀(1879-1942)。陈氏的一生,可谓命途多舛(一次被绑,四度入狱),又充满传奇色彩——他是晚清秀才,文字却偏向《文选》一脉。他又是留学生,然不以留学闻,甚至究竟到过几国留学,都不能肯定。他在清末就参与了著名的《国民日日报》的编撰,可是迄今也不知道其中哪些文章是他所撰写。他是清季《安徽俗话报》的创办者,那时便关注“国家”和读书不多的人；入民国后,又创办《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可以说只手掀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潮。

　　陈独秀性格鲜明,被好友称为“终身反对派”；然而他对自己所提倡的事业,却“不容他人反对”。他数次留学日本,尊崇法国文化,却在“五四”后明确提出“拿英美作榜样”的主张,又身与“以俄为师”的实践,一身而映射出现代中国学习榜样的转向、思想权势的转移。他是中共的创建人和早期领袖,却被中共开除,不久又以中共首领身份被当局拘捕,身陷囹圄。他的北大朋友认为他曾是自由主义者,他的中共同事发现他不懂马列主义。他以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开启自己对童年的回忆,带着“世无朋友实凄凉”的感觉离开了人世。

　　这样充满对立、紧张和颠覆的传奇人生,起伏跌宕,往往转换于瞬间,对当事人恐怕不轻松,对研究者则可能是财富；需要进一步体味,也还有可以陈述的余地。

　　

　　一、发出时代的声音

　　早在1926 年，陈独秀的湖南好友章士钊就曾送他几句话：“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音同“聂”），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音同“薄”，跌倒之意）。”意思是说，陈独秀像匹不受羁绊的野马，不陡峻的坡不爬，回头之草不吃，最后一口气没了，路也走不通了，也会像普通的马一样倒地死去。这个描述恰恰成了陈独秀一生的写照。

　　1879年10月9日，大清光绪五年，陈独秀出生在安徽怀宁（也是笔者的故乡）。说起祖父陈独秀的出生地，陈长璞十分感慨，当年陈家老屋是当地有名的大洋房，有五进三个天井，宅前宅后都有花园，大门楼就有一丈多宽，俨然一派官僚地主的气势。如今，陈家老屋早被拆毁，老屋遗址归属当地的自来水厂，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篮球场，原址上竖立着一块碑，说这是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家的旧址，并没有提到陈独秀。

　　当然，陈独秀也没有把自己当作大户人家的子弟来看。在自传第一章他便自嘲说，自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出生于一个小户人家。其实，陈家乃书香门第，12代鸿儒，却没出过一个大官，没出过一个举人，到他父亲这一代仍是屡试不中。后来，父亲只好到苏州一个幕府将军家当了家庭教师，在陈独秀3 岁时，父亲就病逝了。

　　19世纪末的中国，科举仍是寻常人家为孩子设计的最好出路。到了陈独秀这一代，陈家人丁并不兴旺。父亲去世后，他和哥哥庆元作为家里下一代仅有的两个男丁，被过继给了四叔陈昔凡，陈家上下对陈独秀寄予的希望可想而知。陈独秀的祖父十分严厉，人称“白胡子爷爷”，他把希望全寄托在这个小孙子身上，恨不得他几日就能熟读四书五经。可陈独秀从小性格叛逆，不喜读书，更不喜作八股文。因此，他总是挨打，背不出书就挨板子。不过，不论怎么被狠打，陈独秀就是不哭，气得“白胡子爷爷”连板子都扔飞了。

　　在陈独秀的回忆里，爷爷的板子没有让他流过一滴眼泪，而奏效的却是母亲的哭泣。为了能让陈独秀光耀门楣，母亲安排哥哥督促他读书学习。哥哥特意选来行文活泼的《昭明文选》等给他看，陈独秀越看越起劲，后来还称“自己成了显学妖孽了”。

　　17岁那年，陈独秀参加了当年的院试。老师出了一个很奇怪的题目：“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它来自《孟子》梁惠王里边的两句话，出题的人把前后两句各截取了一半连在一起，陈独秀一看这乱七八糟的题目，狗屁不通，也索性用狗屁不通的文章来对付。他把《昭明文选》和《康熙字典》上的关于鸟兽虫鱼草木的难字、怪字和荒谬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句不接下句、牛头不对马嘴，写了一篇长文交给考官。考官一看就蒙了，上下打量陈独秀，问他的年龄，嘱咐他好好上学。陈独秀以为考砸了，回来便向哥哥和母亲认错。谁知，结果竟然得了第一名，中了秀才，村里一下子轰动了。

　　

　　后来留学日本剪监督之辫,回乡组织安徽爱国会,到参与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在东京和安徽,均非碌碌无名之辈。但真正使他名满天下的,还是他的文章和他所办的刊物,特别是《新青年》。

　　1913年,在安徽都督府任秘书的陈独秀因参加二次革命,不得不逃亡。袁世凯在秋间被国会选为正式大总统不久,即解散国会,使很多读书人对共和的期望变成了失望。陈独秀在次年致函编辑《甲寅》杂志的章士钊说,“国政巨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一年间的改变,竟不啻五六百年,强有力地表述出“国政巨变”对读书人的冲击。陈氏把那时的中国人分为两部分,一是“官吏兵匪侦探”,一是其余所有处于“生机断绝”状态的人。在这样的局势下,“外人之分割”反成为“国人唯—之希望”,他自己也准备赶快学习世界语。最后一语大概是故意言之,以彰显中国可能被外人分割的判断。不久陈独秀为《甲寅》撰《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再申中国“瓜分之局”已不可逃,更提出“国不足爱,国亡不足惧”的痛言。该文引起大哗,《甲寅》“获诘问叱责之书,累十余通”。但约半年后,当初不得不因陈文而“逊谢”读者的章士钊却说,“爱国心之为物,不幸卒如独秀君所言,渐次为自觉心所排而去”。甚至梁启超新近发出之“惊人之鸣,竞至与举世怪骂之独秀君合辙,而详尽又乃过之”。故陈文实“写尽今日社会状态”,不啻“汝南晨鸡,先登坛唤耳”。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发表于1914年11月,次年初即有日本“二十一条”的提出,虽印证了“亡国”的现实紧迫性,然而在危难之际,举国兴起一股“爱国”的高潮,与陈文主旨适相对立。在这样的情景下,何以陈独秀反能以先见之明警醒世人呢?一是因为他的意见反映了当时读书人的一个倾向,即眼光向外,探寻中国问题的外在解决；更因为袁世凯政府未能审时度势,很快开始大举“筹备帝制”。

　　以共和制取代帝制,本是中国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尝试一种前所未有且所知不多的全新政治体制,实非易事。人民国后,用当时人的话说,国体改变已是定局,对新政治模式的探索,主要落实在政体层面。观各类非“革命派”人士的言论,不论其内心是否赞同民国,大体都在接受国体改变的现实之下,探讨未来政治运作的各种可能性(康有为等更将政治提升到政教的高度)。而“筹备帝制”的举动,一方面把国人对共和的思考从政体引回到国体层面,同时也使国人本已外向的眼光又被引回国内。

　　就袁世凯一方而言,走向帝制或许是解散国会之后的自然发展。但其间的“二十一条”风潮大大改变了民风士气,在中国兴起一股强劲的民族主义风潮；如何凭借此东风以整合内务,既是当政者的机遇,也是其所面临的问题。从晚清开始,由于时人强调从“大一统”向“列国并立”的转换,“国家”很大程度上从纵向的上下关系转为横向的中外关系。因此,当眼光向外时,更容易体现国与民的一致；而眼光一旦内转,便可能看到国与民的对立。从技术层面言,北京政府在外交上不无成功之处。然其最终对日屈服,仍成为国耻的象征。此时不展现“卧薪尝胆”的雪耻意愿,反欲改变国体,适从政府角度予人以“国不足爱”的观感。

　　国人眼光由外向内转换,便有人想起了被解散的国会。包公毅即慨叹,自从“国民意思之机关”被取消后,国民虽有热心,却无“正常之机关以代表民意”。《申报》一位重要撰稿人分析说：正因国与民之间没有联络机关,则“国自为国,民自为民。故民虽欲爱国,而无法可爱。民虽欲救国,而无法可救”。这里民意的“代表”,即代为表述民意之本义,故他们虽从通上下的传统思路在思考“国”与“民”的“联络”,却也直达代议制的本源。

　　

　　章士钊

　　用章士钊的话说,当时中国的问题在于“国与人民全然打成两橛”。如果这是一个新现象,当然也就是共和制度下出现的新问题。换言之,在帝制改共和这一根本转变之下,“国”与“民”的关系显然需要釐清和重构。陈独秀敏锐地感觉到,在对共和失望的普遍焦虑中,形成了国与人民两分的语境。他的文章虽有些言过其实的故意表述,其核心恰在探讨民国新政治模式里“国”与“民”的关系,呼应了许多读书人之所思,并言及其所欲言。

　　民初的几年间,并非“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时代。比陈独秀大不了多少而早享大名的严复、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皆健在(影响最大的梁启超比陈仅大几岁),并未停止其努力。陈独秀能一举引起瞩目,即因其只眼独具,提出了很多人积蓄于心中的关键问题,发出了时代的声音。当年多数读书人并不熟悉共和新制背后所蕴含的学理基础,难以区分“国家”和政府；政府既然以其行为证实“国不足爱”,遂使陈独秀引起“举世怪骂”的言论,反成为带有先知先觉意味的预言。

　　章士钊看到了陈独秀文章的示范作用。不过短短几个月,思其所思、言其所言者颇众,其中不乏重要人士。如名记者陈景韩公开宣称:“今后之所望者,非他国之援助也,非政府之作为也,我国民而已。”他不仅呼应了陈氏弃政府而寄望于国民的观念,所谓“他国之援助”,也因应着陈独秀所说的“瓜分”。而梁启超在1915年6月发表的《痛定罪言》,更以主要篇幅讨论外国因素的影响和中国士人的自觉。

　　

　　传统中国社会虽主张以民为本,负“澄清天下”之责的却是四民之首的士。伴随着四民社会的解体,晚清逐渐兴起把国家希望寄托在一般人民之上的“民”意识。但这一新兴的“民”并未表现为一个思虑相近的整体,恐怕也不一定有承担天下重任的自觉意识。陈独秀强调自觉心重于爱国心,已隐约提出解决中国问题要从“国”转向“民”。而自觉的提出,尤意味着每一个体之“民”都需有所提高,认识到自身的责任。

　　不过,当“民”之规模乃数以亿计之时,他们就是有参与政治的意愿,也缺乏参与的实际可行性,何况多数老百姓并无参与的愿望。而当时正在兴起的青年学生,社会地位虽尚处边缘,却既有参与的意愿,其数量也大到足以左右其身与之事业。陈独秀在致《甲寅》的通信中曾对举国之人多“无读书兴趣”深感失望,也不看好办杂志。但其文章引起的反响,可能改变了他的认识。章士钊在讨论陈文社会反应时特别指出:那时“国中政事,足以使青年之士,意志沮丧,莫知所届者,日进而未有已”。这一观察,或许对陈独秀有所提示。他随即决定创办《青年杂志》,专注于读书人中的青年一辈。

　　或因自身地位不那么显赫,或因对菁英读书人的失望,陈独秀似比当时多数人更早体察到中国社会变动产生的新力量(梁启超也曾看重少年,但主要关注仍在已确立社会地位的菁英身上)。《青年杂志》创刊不久,复由于偶然因素而更名《新青年》,无意中把范围缩小到青年中的趋新者之上,反增强了影响力。这些直觉和远虑交织的选择,固半带偶然,却适应了中国社会变动的新趋势。在听众决定立说者命运的时代,陈独秀和《新青年》一呼百应的契机,已然具备。

　　

　　陈独秀之所以一度成为共产党领袖，皆因掌握了一处舆论阵地《新青年》，影响了一批有志之士，可以说，如果不办《新青年》，陈独秀在那风云际会的年代是很难胜出的。

　　说到陈独秀《新青年》的成名，不得不提到另一个安徽名人----胡适。

　　PS：安徽自古出名人，荐读飞熊另一篇文章《读懂李鸿章，你就懂了中国》

　　1915年初夏，陈独秀一家从日本回到上海，由于家庭条件有限，首先是为生计，创办了《青年杂志》（即〈新青年〉前身），杂志要赢利，发行是大事，于是他求助于亚东图书发行社老板汪孟邹，汪一下对此新杂志的前景拿捏不准，推荐给了群益书社发行。杂志要有发行量，必须要有名人的重头作品做支撑，陈独秀又请汪孟邹推荐有实力的作者，汪便推荐了正在美国留学的安徽老乡胡适，陈独秀对这个小自己12岁的才子早有耳闻，当即请汪寄《青年杂志》给胡适，并郑重地说：“代我向他约稿，言语要恳切些。”陈独秀唯恐胡适不赐稿，所以要求汪写信时态度要尽量诚恳些。汪当即给胡适修书一封，并表明任何体裁都行，篇幅可长可短，那意思是只要是胡适的稿件就行，显然，他深知陈独秀的用意，只要胡适的名字撑门面就行。

　　

　　陈独秀与胡适

　　到了这年的11月份，《青年杂志》已出一卷三号了，陈独秀还没有收到胡适的大作，每出一期前，陈独秀都要跑到汪孟邹那里问胡适寄稿没有，汪被陈逼急了，又接着修书几封，陈独秀说：“你把言语说重些，我盼胡适来稿，甚于儿童盼过年。”看看，当年的陈独秀对胡适可以说是无限崇拜呀。直到1916年2月3日，胡适才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却并没有寄给稿件，虽如此，陈独秀也如获至宝，因为胡适在信中谈到了关于新文学的一些主张，与陈独秀的观点不谋而合。陈独秀于是又请汪孟邹写信催稿，汪拗不过执着的陈独秀，于是又给胡适写信道：“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把陈独秀渴盼胡适稿件的心情形容为久旱盼雨，可以想象，陈独秀急于求得胡适的稿件以扩大杂志的发行量，但是直到这年的5月，胡适才将一篇译作《决斗》寄给陈独秀，可是因为《青年杂志》陷入一场刊名纠纷，直到9月以《新青年》复刊才刊登胡适这篇译作，显然，胡适是在汪孟邹的再三催请下交上这篇译作的，多少有搪塞之嫌。

　　可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并不是这篇译作，而是胡适在给陈独秀写信时，顺便将自己给朱经农的信中提及的新文学主张也抄给了陈独秀，这就是著名的“八事”——

　　（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

　　当时，国内知识界正在进行一场关于白话文与旧体诗的激烈论争，陈独秀将这“八事”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后，标志着胡适首次与国内人士商讨这一场变革，也标志着陈独秀对他观点的肯定，一场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就此拉开大幕，《新青年》杂志销量猛增，陈独秀和胡适成了白话文运动的领袖人物，现在回头审视这段历史，假如当初陈独秀没有对胡适那么执着的敬仰，没有汪孟邹的热情撮合，假如胡适不把写给朱经农的信中的“八事”抄给陈独秀，一场文化运动至少会推迟一些年，《新青年》也不会那么声名远播，那么陈独秀在共产党创立初期也不会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而胡适也正是借助《新青年》而奠定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因此，历史总是有些机缘的，陈独秀和胡适，百年前的文化名人，就这样互相成就了彼此。

　　

　　二、从国家到个人的觉悟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刊行,陈独秀在《社告》中明言:“国势凌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他进而提出:“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这就确立了刊物的两个主要倾向,一是面向青年,一是面向世界。同时也明确了将从“道”和“学”之基本层面着手的宗旨。这一期除了国内外“大事记”栏,基本不及政治。陈独秀并在“通信”中申明:“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在该刊第一篇文章中,陈独秀即希望“新鲜活泼之青年”能“自觉而奋斗”。所谓自觉,是“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不应像很多人那样,年龄是青年,而身体和脑神经已进入老年。至于奋斗,则是“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一年后刊物更名《新青年》时,他更借机辨析说,“新青年”不仅要从生理上和心理上区别于“国中之老者壮者”,也要有别于那些身心接近老者壮者之“旧青年”。

　　基本上,新刊物仍在贯彻陈独秀此前关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论旨。陈独秀强调,只有“敏于自觉勇于奋斗”的少数青年以“自度度人”自任,然后中国“社会庶几有清宁之日”。为此他提出六个努力的方向,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同期杂志还刊发了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进一步把“国”与“民”的关系落实到新的“共和国”与“青年”之上,并强调后者的“自觉”。陈独秀随即撰写《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提出教育的责任在民间不在政府,而教育方针,应侧重了解人生之真相、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未来责任之艰巨等。其中最重要的,仍是要明确国家意义,以釐清国与民的关系。他说,欧洲近世文明已达国家主义阶段,惟国家过盛,不免侵害人民权利,于是兴起“惟民主义”,强调主权在民,实行共和政治。中国的国情,国民犹如散沙,国家主义实为自救之良方。但应了解,“近世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人民应自觉自重,不必事事责难于政府,也无需争什么“共和国体”。只有“惟民主义之国家”,才是“吾人财产身家之所托”。

　　此时陈独秀所说的“民主”,仍对应于君主;而“惟民主义”,或即后来流行的德莫克拉西,却意近共和。三年后他还在说,“现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而新派人物“总算是倾向共和科学方面”。这里共和与科学的并列,大约就是稍后脍炙人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之滥觞。而对应于德莫克拉西的,正是共和。所以,陈独秀所鼓吹的“惟民主义之国家”,侧重于共和政治的政体层面,而非其国体层面(即对应于君主的民主)。

　　

　　那时的中国并非风平浪静,正发生着辛亥鼎革以来的政治大变。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1916年春,袁世凯放弃帝制,不久去世。与帝制的短暂重现同时,还出现了所谓“再造共和”的武装局面。这些名副其实的“国家大事”,《新青年》均未曾正式议论(仅在“国内大事”栏述及),确实体现了无意“批评时政”的办刊意向。对中国面临的问题,陈独秀正探索着某种更为深远的最后解决。

　　在1916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陈独秀除预测中外局势均会大变外,进一步强调“除旧布新”的彻底性,主张对1915年以前“皆以古代史目之”,一切都从1916年重新开始,“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只有“民族更新”之后,中国人才有“与晰族周旋之价值”和“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必怀此希望者,才可称为青年。而青年具体的努力,则在于自居征服地位而不能被征服,“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而不为“他人之附属品”,通过“各自勉为强有力之国民”,使中国的“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

　　

　　一个月后,陈独秀“盱衡内外之大势,吾国吾民,果居何等地位,应取何等动作”,写出了著名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他提出,首先要从政治上觉悟到“国家为人民公产”,中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由于最终影响政治的是伦理思想,中国“多数国民之思想人格”必须变更,要在政治上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若“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故“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釐清“国”与“民”的关系以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是陈独秀一生言论的核心。这一系列文章表明,陈独秀关于“国”与“民”关系的思考已大致定型。此时他最为关注的,是改善中国和中国人在世界的地位;即以“民族更新”为基础,与白种的欧洲竞争,为中国争取“世界的生存”。所有这些,都取决于中国人的自觉,使“国民”而非“国家”居于政治的主动地位,以实现他所期望的“惟民主义之国家”。在此从“国家”到“国民”的倾斜之中,对“自觉”的强调,意味着群体性“国民”的努力,必落实在每个“国民一分子”身上。陈独秀实已指向“个人”的自觉,并更多寄希望于青年。在此后的几年中,有“我”日益成为趋新言说中的一种“必须”;从生活到学术的讨论,处处可见“我”的存在。而不论“国民”是群体的还是个体的,思想、伦理等方面的改造都成为了首要的努力目标。陈独秀提出从“政治”到“伦理”的觉悟层次,就是要将侧重点从“政治”转向“文化”方面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思想之表述相关的文学革命,一是与思想本身相关的伦理革命。

　　

　　三、从文学到伦理的文化革命

　　当年所谓文学革命,主要是表述方式(文体)的革命。在中国传统里,文体与个性本密切相关。顾炎武在讨论历代文体转变时曾说,“诗文之所以代变”,是因为“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但“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皆道此语”;且后人总是摹仿前人之陈言,也不利于表述自我。结果,“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这一文体与自我之间的紧张,即是文体不能不变之“势”。有这样的传统,在民初自我彰显之时,表述方式首先成为关注的焦点,也是自然的发展(方式转变确立后,表述者本身及表述的内容一类问题才应运而提上议事日程)。

　　先是胡适在1916年初致函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之八项主张。后在陈独秀鼓励下正式成文,则易言为“文学改良”,将其在《新青年》通信中已引起争议的八项主张正式提出,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及不避俗字俗语。陈独秀更进而撰写《文学革命论》以响应,他一面指出胡适是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急先锋,他自己不过是在“声援”;同时仍提出了有些不同的“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然而两人所提的具体方案,仅在《新青年》作者读者中有进一步的讨论;更多的人显然并未侧重“文学”本身的改与革,却逐渐拥戴着提倡者走上以白话写作之路。不论在时人的关注里还是后人的记忆中,“文学革命”都逐渐演化为一场“白话文运动”。后者是一次名副其实的革命,成为整个新文化运动最持久的遗产,并真正改变了历史——今日白话已彻底取代文言,成为几乎唯一的书面表述形式;即使在所谓“象牙塔”的菁英学术圈里,也几乎无人能以文言写作了。

　　

　　如果说文学革命侧重于思想的表述,陈独秀同时也关注着思想本身的革命。那时的《新青年》,仍在贯彻不“批评时政”的宗旨。但陈独秀所谓伦理的觉悟,本基于伦理思想决定政治运作的思路,故虽口不谈政治,而意仍在政治。同理,文学革命也决非仅仅停留在表述层面,而自有一条从文学到思想、社会再到政治的内在理路。在陈独秀看来,欧洲革命是全面的,包括政治、宗教、伦理道德和文学艺术;而中国革命则仅限于政治,且都虎头蛇尾,不够充分。由于革命锋芒未曾触及“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故单独的政治革命对中国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有了这样全面“革故更新”的视野,他就从“孔教问题喧呶于国中”看出了“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把当时讨论广泛的“孔教问题”与文学革命、思想革命都作为更大“气运”的一部分,结合起来进行考虑。陈氏的思路很明确,即“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孔教“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换言之,孔教之不能不“非”,实产生于欧化之“是”。正因新旧中西之间的对立,这些反传统者又最能“看见”传统的整体力量。用陈独秀的话说:“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

　　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几年,中国读书人对西方的了解进一步深化,在反对国际强权的同时又要推行欧化,于是出现了“西方的分裂”;与此同时,趋新者确实感知到来自“传统”或“历史”的整体压力,于是出现了“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在这样的语境下,陈独秀稍后明确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他们对西方不再全面崇拜,而是选择了民主与科学;却因感觉中国传统是个整体,而必须全面反对。在此进程中,如傅斯年所说,陈独秀“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人”。他特别擅长把学理的表述改为大众化的口号,充分体现了他对群体心理的敏锐感觉和对读者的理解。大体上,陈氏以伦理觉悟的主张把国人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出,走人文学和思想伦理的革命;又使这些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努力,从文学、思想等走向全面反传统的文化革命。

　　这些革命之所以能迅速影响到全国,也因为陈独秀半偶然地成为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这样,《新青年》这一刊物及其作者群体(大部分为北大文科教授)的言说,就成了引起广泛注意的全国性大事。先是陈独秀在1916年冬到北京募集股本以组织新的出版机构,适逢蔡元培将到北京大学任校长,遂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1917年到任。陈氏本有教育经验,也一向关注教育。在其担任学长期间,北大文科的影响,可见明显的扩充。当年北大的简称是“大学”,从那种独一无二的称谓中,就不难理解该校文科学长的全国性影响了。

　　

　　蔡元培与陈独秀

　　陈独秀如何办学,历来称述不多。他自己和胡适,也都曾在1920年慨叹北大学术氛围的淡薄。但陈独秀同年也特别指出,此时北大已确立了一种宝贵的“精神”,即“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前者多对外,体现在“无论何种政治问题,北大皆不盲从”;后者偏于内,即“各种学说随己所愿研究”,而“毁誉不足计”。这虽是陈氏赞扬校长蔡元培的话,应能代表他自己的努力目标。多年后,经历了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学人,才进一步认识到这一精神的可贵,坚信其必“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四、走向行动的政治革命

　　早在《青年杂志》创刊的第一期上,陈独秀就提出了他心目中的近世三大文明,即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在民初的中国,或许因为“国体”问题带来的困扰,任何与“国家”对应的范畴都容易引人注目,而“社会”以及相关的“主义”尤其受到思想界的普遍关注(当年很多中国人常顾名思义,视社会主义为与社会相关的主义)。那时不仅趋新者和激进者有此思虑,就是接近政府的“安福系”和偏于守旧的孔教论者,也都在思考和探讨各种类别的社会主义。如果说社会主义还偏于思想一面,不少人进而向更实在的社会改造发展。

　　

　　陈独秀在1919年提出,“最进步的政治,必是把社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别的都是闲文”。若“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若比较他三年前所说的“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即可见其观念的明显转变。从思想伦理到社会,虽然仍延续着轻“国家”而重“国民”的取向,但已渐从个体的“自觉”向群体的“自治”倾斜。以前他的思路是伦理思想决定政治,现在他提出社会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讨论的虽皆是非政治的面相,却都意在政治,且呈现出逐渐向实际政治靠拢的趋势。

　　当初无意“批评时政”时,陈独秀曾说,“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其隐含的意思,国人若有了根本觉悟,便可批评政府了。还在1917年,有读者指出《新青年》表现出了从重学说向重时事转移的趋势,陈独秀一面重申不批评时政的“主旨”,却又表示,遇到“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到1918年夏天,他虽仍坚持“国家现象,往往随学说为转移”;但终于正式谈起政治来。陈氏认为,行政问题可以不谈,至于那些关系到“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则人人应谈,不能“装聋推哑”。现在他强调,国人“彻底的觉悟”必须落实到对政治根本问题“急谋改革”,才能避免国亡种灭的局面。大概因为《新青年》同人和读者中很多仍不主张谈政治,陈独秀在1918年底创办《每周评论》,以谈政治为主。次年五四学生运动发生后,颇有学生被捕。陈独秀于6月初在《每周评论》上撰文,主张青年要有“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志向。几天后,他自己就因散发传单而被捕,关押近百日。从这时起,在各种内外因素推动下,陈独秀彻底告别不谈政治的主张,从思想改造走向直接诉诸政治行动了。

　　

　　不过,陈独秀那时提倡的“民治主义”,是偏向自由主义的。他明言:“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而中国若实行民治,要“拿英美作榜样”。到1920年5月,陈独秀已和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有所接触,他给胡适写信反对北京学生继续罢课时强调:“政府的强权我们固然应当反抗,社会群众的无意识举动我们也应当反抗。”体现出他对自由主义确实深有体会。

　　胡适和傅斯年都认为陈独秀曾经是个自由主义者,胡适以为他成为共产党半出偶然,而傅斯年却认为有“自然的趋势”。两人所说都有道理,如果陈独秀在北京有忙不完的事要做,如果他不是偶然和维经斯基同时出现在上海,他或许真不会成为共产党。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不仅素为陈独秀所关注,更对那时各类中国读书人都深具吸引力。必充分认识及此,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张东荪、戴季陶都差一点成了中共的创始人。把这些人聚合在一起的是社会主义,使他们终于分开的,也是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

　　从学理言,现代自由主义本与社会主义相通。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黄金时段”,正是从“二十一条”到巴黎和会那几年。同一时段美国在华影响也一度高涨,外有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主张各民族自主的“十四点计划”,内有学者型的驻华公使芮恩施和恰来中国讲学的杜威,三者都甚得中国读书人之心,合起来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威尔逊在巴黎和会的“背叛”,同时断送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和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前途。中国人在摈弃了以日本为学习榜样后,经历了短暂的“拿英美作榜样”,终转向更长久的“以俄为师”。

　　陈独秀自己身上也体现了这一转折,他在1918年底尚称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到次年初即已感觉威尔逊提出的是“不可实行的理想”,故称其为“威大炮”。再到1920年秋,他进而主张输入学说应该“以需要为标准”,即“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此前中国或需要输入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到那时则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克斯社会主义的需要”。

　　

　　陈独秀做出前引自由主义表述,大致在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前夕,这意味着他从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转移,几乎在瞬间完成。但马克思主义并非一两天可以速成,中共创立时也在上海的李达回忆说,陈独秀即使在担任中共领导之后,也“并不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对关于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是既“不懂,也不研究”。甚至“《向导》上署他的名字的文章,大都是同志们代写的”。此说实有依据,且不仅限于《向导》;《新青年》8卷3号上署名陈独秀的《国庆纪念的价值》一文,从文风到遣词用字,都与他此前(以及此后很多)文章不同,基本可以确定为代作;不论是否经其润色,最后定稿显然不出他手。

　　或可以说,陈独秀不过是在立场上转向了马列主义,并未系统掌握其理论。惟以其对学理一贯敏锐的感觉,他对马列主义也有大体的把握,并很快与自己的固有主张结合起来。他曾先后以为伦理思想和社会经济对政治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显然与此相通,成为他后来经常运用的解释工具(在反传统或“反封建”方面,“五四”前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中共党人的态度本甚接近)。同一理论也为他关于旧事物皆一家眷属的见解提供了新的出路,现在他可以采取革命的手段,倒过来从国家机器(即旧政治)人手,去全面推翻旧文学和旧伦理。

　　

　　陈独秀于1920年在上海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次年当选为中共首任总书记,直到1927年被撤职。1929年,他因公开反对中共在中东路事件后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口号而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却以中共首领身份被国民政府逮捕。1937年出狱,一面从事抗战宣传,同时也开始对共产主义理论进行反思。在贫病交加中辗转流徙数年后,于1942年5月病逝于四川江津。

　　大体可以说,陈独秀从提倡思想领域的革命到直接投身政治革命,既有偶然的巧合,也有其不得不如是的逻辑进路,更与外在时势的演变相契合。章太炎在清末曾提出:“目下言论渐已成熟,以后是实行的时代。”“五四”以后,类似的倾向在中国思想界相当流行。然而一旦“行动”成为主导的倾向,思想本身就可能退居二线。这可能意味着读书人在整个社会中地位的下降,而那些欲追赶时代者或许不得不进行一定的自我约束,甚至自我否定。陈独秀却不是那种愿意屈服于时势的读书人,在真正走人行动的时代后,他仍在继续努力,但实际政治显然不是他的强项。

　　五、一生定位

　　陈独秀在南京狱中时,曾为乡后辈汪原放写过一张条屏,上面说:“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不论这是抄自他人还是自作,都是自抒胸臆。陈氏对中国社会,一向责任心重而畅所欲言,贡献不可谓不大;但社会对他的回报,则声誉虽隆而“成功”实少。他在狱中书此,恐怕对所谓“社会迫害”,深有隐痛。

　　

　　晚年陈独秀

　　陈氏本人的自定位,其实也是充满犹疑的。1922年他为科学图书社题词,回忆从20多岁的少年时代起,就“为革新感情所趋使”而办《安徽俗话报》;奋斗了20年,除“做了几本《新青年》,此外都无所成就”。那时他已投身实际政治,而自己可视为“成就”的,仍是文字的贡献。但后来在狱中写自传时,却说自己“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并自认其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失败”的。这“失败”的感觉,应与牢狱生涯无关。出狱后他仍说:“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或许是“英雄不夸当年勇”,晚年的陈独秀已不提《新青年》时代的光辉。当记者向他求证,是否如传闻所说“今后要专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时,他连忙否认。

　　他承认自己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但是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尤其“现在的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那是不能不参加的。这大致仍如他1918年恢复谈政治时所说,关系到“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人人都不能“装聋推哑”。但这样一种非实际的政治,也隐约揭示出参与者自定位的尴尬。

　　在抗战的艰苦时期,陈独秀以自己不够成功的经历鼓舞国人说:“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最后失败。”

　　----永不向失败屈服,的确是典型的陈独秀精神。

　　他那时特别强调,“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重要的是“不把光明当做黑暗,不把黑暗对付黑暗”;在那“黑暗营垒中,迟早都会放出一线曙光,终于照耀大地”。所谓不把光明当作黑暗,不以黑暗对付黑暗,针对的不仅是侵略者,而是整个人类的前途。这已部分回归到自由主义的立场,是他晚年的深刻解悟,更表现出对人性的信心。他注意到,由于“强弱”成为“判荣辱”的标准,于是“古人言性恶,今人言竞争”;这不仅是表述的转换,更是善恶的混淆。在“举世附和”作“人头畜鸣”的现状下,必须有哲人出来辨别黑暗与光明。他知道这样做的代价,然而“忤众非所忌”,哪怕“坷坎终其生”。陈独秀仍寄望于少年的个人自觉,希望他们“毋轻涓涓水,积之江河盈;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

　　

　　“忤众非所忌,坷坎终其生”,既是言志,也是实述。鲁迅曾说,真的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并“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陈独秀一生的不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正因为他坚持扮演战斗不息的哲人角色,时时都在“忤众”。所以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他也乐于接受,仅指出这是“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的确,为了坚持“探讨真理之总态度”,他“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一切“迷信与成见”,均不放过。他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晚年的陈独秀,已被共产党开除,又不可能认同逮捕他的国民党,还不得不配合政府和两党抗日,处境的确艰难。但他坚持表态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一言以蔽之,“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他更顽强地说:“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实际上,很少有人真能“不怕孤立”。英雄也有落寞寂寥之感。在他弃世的前一年,听说一些后辈友人在屈原祭日饮酒大醉,陈独秀赋诗赠友,起首便言“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实凄凉”。那是中国很不如意的时候,大家心情都未必轻松。而别人还能相聚饮酒,他却僻处乡间陋室,孤身面对老病。已过耳顺之年的陈独秀,或渐趋于从心所欲,终于撇下了“超我”的面具,不再像鲁迅看到的那样虚张声势,而是回向“本我”,在后辈面前实话实说。

　　他仍然不曾“屈服”,却也不复倔傲,坦承无友的凄凉。然而,能说凄凉,就不那么凄凉。面具既除,轻松旋至。寂寞之中,透出几分淡定,减去多少挂怀。更关键的是,陈独秀不再以奔走政治自期,而是回归了文章士的行列。这一回归的重要在于,他一生事业的所谓失败,也都随“政治”而去。在“文章”这一领域里,他永远是成功者,也始终不乏追随者。

　　这是否即陈独秀最后的自定位,我不敢说。与他有过接触的人中,大都不甚承认他事功方面的作为,却推崇他在思想方面的贡献。最典型的,是昔日政敌吴稚晖在挽联中说他“思想极高明”而“政治大失败”。傅斯年或许是陈独秀真正的理解人,他不仅确认陈独秀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更看到了其不迁就任何人而“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的特质——陈独秀未必如胡适所说是“终身的反对派”,其实“他永远是他自己”!

　　

　　六、最后的日子

　　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陈独秀被推选为第一任中央局书记。“一大”结束后，陈独秀回到上海，工作之余，他仍在秘密主持《新青年》的编撰工作。由于缺乏政治敏感，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两次被抓进上海巡捕房，后被共产国际营救出来。

　　1927年，蒋介石连续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被浸泡在一片血色之中。此前曾和汪精卫签署联合声明的陈独秀自然遭到了义无反顾的“清算”，来自中共党内和共产国际的严厉攻击如暴风雨般将他包围。最终，陈独秀的种种错误被归结在“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下，他一直戴着这顶帽子走进了坟墓。

　　陈独秀晚年的落寞境遇，很少有人知晓。从1927年到1928年，他度过了人生中最悲苦的日子。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通缉他，让他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开除他党籍，并宣布他为“反革命”，原因是“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那一段，他心中的悲怆和煎熬可想而知。

　　

　　1930年冬，陈独秀原配夫人高晓岚在安庆去世，一年后，高君曼病逝。陈独秀晚年一直由最后一位妻子潘兰珍陪伴。潘兰珍和陈独秀相识于上海，他们是邻居，潘兰珍小陈独秀30岁，是个临时工，常照顾陈独秀。1932 年陈独秀再次被捕，巨幅照片贴得满街都是，潘兰珍这才知道，自家旁边住着位名人。她义无反顾地一路追到南京，以女儿的身份要求探监。后来，陈独秀入狱5年，潘兰珍一直在南京租房照顾他，监狱长得知实情，都对陈独秀羡慕不已。一些朋友更戏称陈独秀猎艳水平很高。

　　

　　陈独秀后来孤苦伶仃，一直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去过武汉，到过重庆，又到江津，这个过程中，潘兰珍都陪在他身旁。台湾传记文学家郑学稼笔下的晚年陈独秀，几乎是个清贫寒苦的清教徒：“他( 陈独秀)阅薛农山信后问我：‘吃过饭没有？’我看方桌上盛好两碗饭，一碗青菜，一碗菜汤。那饭是我从未吃过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样饭菜，实无法下咽，因此撒谎说：‘已吃过了。’”晚年的陈独秀并未放弃著述，他甚至回到“五四”初期的思想，这个绝对不迁就他人的思考者，在他生命之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傲然宣称：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在江津日趋平静的日子里，陈独秀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路。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整风运动如火如荼，陈独秀却一人在偏僻的重庆小山村里，用通信的方式，提出要重新评估列宁以来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但回应他的，只有清苦的现实生活。

　　陈独秀那时已完全无依无靠，尽管很多人想通过各种方式资助他，但他对不明来历的钱财绝对不碰。据说，陈立夫拿小学读本让他改个字，稿费5000块，他不改。张国焘也带来国民党给他的钱，他不要。戴笠、胡宗南也曾先后去看他，算是代表蒋介石，一来看看他的动静，二来也是想听听他对世界大战的看法，同时也想寻机利用，但都无果而终。

　　

　　在这段年月中，潘兰珍给了陈独秀意想不到的平静。1942年，几次昏倒的陈独秀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嘱咐潘兰珍趁着年轻找个工作，遇到合适的人再嫁一次，“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必自立”。潘兰珍哭着在一旁点头。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当时的《时事新报》、《新民报》发布这一消息后，评论他的晚年说：“他究竟是一个较有操守者，因为我们还得到他‘身后萧条’的消息。”

　　七、历经风雨的陈家后代

　　陈独秀共有7个子女，高晓岚生了4个：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玉莹；高君曼生下了3个：陈光美、陈子美、陈哲民（又名陈鹤年）。

　　

　　大革命失败后，陈家3名子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相继去世。1924年，陈独秀长子陈延年先后担任两广区委秘书、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协助时任两广区委书记的周恩来工作。陈延年一生未婚，总是说忙。他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夜以继日地处理大量工作。他还为自己规定了“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作私交”的“六不”原则。1927年6 月，陈延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抓捕，敌人喝令他跪下，他毫不理会。最终，刽子手残忍地一拥而上，乱刀将他杀害分尸，投入黄浦江中。陈延年死后一年，陈乔年也被捕，后来和哥哥在同一地点被杀害。两位儿子相继去世的消息，远在安庆老家的高晓岚并不知晓。她派长女陈玉莹去沪打听。得知哥哥和弟弟都已牺牲，陈玉莹伤心过度，一病不起，同一年病死于上海。3位子女相继离开，作为父亲的陈独秀，其万分悲伤的心情不言而喻。陈乔年本育有一子，可惜幼年夭折。陈长璞的父亲是陈松年，据她介绍，新中国成立后，陈松年一家居住在安庆，处境很艰难，几乎到了衣食无着的地步。1953年，上级领导得知陈松年的境况，把他安排在一家工厂当统计员，生活上给予了一定的照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松年成为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后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上世纪90年代初病逝于合肥。

　　

　　高君曼所生子女中，陈光美后隐居四川，由于历史原因，直到去世也未承认自己是陈独秀之子。陈子美“文革”时与两个儿子偷渡香港，后又转往加拿大，最终落脚美国。1997年，泰国中文《世界日报》刊登一则来自美国的报道，标题为：中共创党人陈独秀之女在美遭儿子弃养。报道称：陈独秀87岁的小女儿陈子美，孤身一人，住在市内一家老年公寓。从1993年至今累计欠款约1.4万美元。因无法交付管理费，她面临被逐出公寓的困境，万般无奈下，才被迫透露了自己的身世。经媒体披露后，在纽约热心人士和中华海外联谊会的帮助下，她才摆脱了困境。2004年2月25日，陈子美突然发病被送到医院，此间无任何亲人看望，她心境非常凄凉。4月14日，94岁的陈子美终于走完了她坎坷的人生旅途，客死于美国纽约皇后区圣约翰医院。陈鹤年青年时期曾被誉为“北平三大学生领袖之一”，据资料介绍，他后去了香港，改称“陈哲民”，埋头度日，不与外界打交道。2000年，陈鹤年在香港去世，家人一贯低调，隐姓埋名。

　　让孙女陈长璞欣慰的是，尽管陈独秀一生淡泊，贫病交加客死异乡，但终究算是魂归故里了。1947年6月，在陈独秀逝世5年之后，陈松年遵其遗嘱，将他的灵柩几经周折运回安庆。当年，陈独秀的灵柩从四川顺江而下运到安庆江边码头，陈松年将棺木抬到安庆西门外古刹太平寺存放，还雇了朱雅盛等4 名当地村民将其棺木抬到叶家冲，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葬于一处。后来，因为陈家人多年没去扫墓，陈独秀的墓埋没在一片树林和荒草中，土坟因多年没人添土，历经风雨冲刷，只剩下一个小土包。1980年冬，当陈松年去山上寻找陈独秀墓时，怎么也找不到。最终，还是靠着当年为陈独秀抬棺的一位老农，寻着当年的路，才找到了祖坟。此后，已年近七旬的陈松年，几乎每年都拄着拐杖，步行10余里来到父亲的墓前，祭扫他的亡灵，直到1990年追随父亲而去。

　　

　　陈长璞（中）

　　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后，陈长璞现在过上了一种平静的生活。沐浴着新时代春风，她常怀念起自己的祖辈。她说：“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经常鼓舞着我，鼓舞着我们陈家的子孙。”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从未停歇，在每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总有那么几个人冥冥之中能拨开迷雾，引领新青年打开思想的枷锁，一马当先，勇往直前！

　　虽然人们常说历史是属于胜利者的，然而作为这些胜利改革者的精神导师，这些赋予历史时代新思想的人，却更加值得我们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