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黑娃：被家族和儒家正统文化摒弃的人物

　　处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底层文化形态游民文化与匪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侠与匪作为民间力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曾长久存在着。侠匪文化与侠匪精神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人的价值观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伴随着主流文化同时存在，左右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但却往往被忽略。闻一多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这种文化疏离家族意识或宗法观念，离经叛道，与民间源远流长的造反精神相通。

　　在中国文化中，儒家奔走的是朝廷庙堂，道家向往的是山林归隐，释家追求的是修行与寂静，儒的人世与释道的出世思想互为补充，构成中国士大夫精神境界。而侠客、游民、土匪流落江湖，存在于民间，脱离主流社会秩序，其思想意识是对正统文化的一种补充。宋代以来，这种思想意识通过文艺作品散播到民间，因此，一般民众的灵魂里也活跃着侠匪意识，它与正统的儒释道意识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

　　

　　战国时出现了大量的游士，汉时出现了不少游侠，他们驰骋于社会的上下各阶层。成为主流文化之外的一种特殊力量。游侠的末流堕落为流氓、盗匪。成为社会的祸害。汉以后遇到天灾人祸，游民大量出现。唐末和五代的战乱把各个阶层的人们赶出了家园，加入了流浪者大军，他们没有固定居址，没有谋生手段。宋代坊市分离的模式打破了，代之而起的是具有开放布局、居民与市场连成一片的街巷式城市模式。城市形制的变化和商业手工业的繁荣，使汴京、临安等大城市对农村人极具吸附力，这里可以使他们活下去，甚至有发达的机会。南宋初年就流传着歌谣：“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赶着行在卖酒醋。”(《鸡肋编》)宋元小说《水浒》《说唐》等描写侠匪题材的作品，为宋明游民意识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宋江、李逵、鲁智深、秦叔宝、程咬金成为人们效仿的民间英雄，加剧了侠匪精神的民间渗透。在严酷的条件下，老百姓生存难以维持时，就可能铤而走险，踏上造反之路，历史上民众造反主要是暴动和为匪。儒家文化要人们逆来顺受和互相协调，无法给民众更多精神上的满足，不能提供更多的宣泄渠道，这对底层百姓、弱势群体显得尤为残酷。在社会动荡之际，土匪、农民起义自然大量出现。

　　黑娃是《白鹿原》的叛逆者，儒家文化和侠匪文化互为交错地熔铸在黑娃身上，是中国多元文化的一次展示。黑娃的人生充满悲剧，他经历了不安分的雇农――农运领袖――红军战士――聚众山林的“土匪”二头目――国民党保安团营长――共产党副县长――新政权的“死囚”――被处决这样曲折的过程，这是一条从叛逆社会到皈依传统文化的轨迹。黑娃的反叛是对以儒家教义为宗旨的宗法制的反叛。这种反叛与离经叛道的侠匪文化一脉相承。小说细致地描写了黑娃从普通农民一步步被逐出正统秩序之外，被迫走上革命和为匪之路(在他看来，二者并无本质区别)，又重回正轨。改过自新的过程。

　　

　　黑娃是传统文化最坚决的离经叛道者，他父亲鹿三是族长白嘉轩家的长工，他从小就对财东娃鹿家兄弟有着天然的反感，对“腰板挺得直直的”白嘉轩有强烈的距离感。白嘉轩资助他念书，黑娃却说：“干脆还是叫我去割草。”他蔑视父亲同白家的亲密关系，不愿受白嘉轩照顾。他向往“自由”，离开家乡，外出“熬活”。在郭举人家，他与受尽侮辱、被当做性奴隶和“养生”工具的郭举人妾田小娥有了情感，历尽磨难，冲破封建伦理纲常，与小娥结合在一起。这一惊人的叛逆之举在白鹿村引起轰动，他是白鹿村第一个冲破封建枷锁实行婚姻自主的人，鹿兆鹏因婚姻无法自主而对黑娃大加赞赏。鹿三对这个不合名分的儿媳深恶痛绝，视为锅害，最终残忍地杀害了小娥。

　　实际上，鹿兆鹏、白灵对白鹿村宗族文化的冲击在文本中未能充分地展现出来，这些革命者逃离了农村和家族，来到了都市。在白鹿原对宗族文化的批判和反抗主要是通过黑娃完成的。黑娃对祠堂的背叛是盲目的、白发的，是封建文化压抑下不自觉的抗争。

　　鹿兆鹏掀起“风搅雪”革命风暴时，黑娃是最早的参加者。他心灵中的反抗的种子、叛逆的精神，随着革命的发展而膨胀起来。他“火烧粮台”，烧了军阀的粮库，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成为农协会的骨干，铡碗客、杀和尚、斗乡约，以极大的热情参加革命。鹿兆鹏为黑娃提供了释放心理怨恨的机会，黑娃在白鹿村的革命行动是向宗族祠堂复仇，他砸烂列祖列宗的牌位、族规石刻。农运失败后，他逃出白鹿原，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习旅，颇受器重。习旅覆没后，黑娃死里逃生，有家不能归，成了真正的流浪者，他再也回不到家族之中，回不到普通农民的位置上了。偶然地他被推进了土匪的怀抱，走投无路的黑娃落草为寇。根深蒂固的“义”的观念使黑娃同“大拇指”郑芒儿拴在一起，他拒绝了鹿兆鹏的革命召唤，以生命换取短暂的生活享乐。黑娃打断白嘉轩的腰、刀劈鹿恒泰，成了滋水县有名的响匪，这时期黑娃性格的核心是英雄，其本质是同既存文化规范、政治秩序的抗争，这与历史上离经叛道的侠匪没有区别。

　　

　　黑娃形象是作者对农民革命、农民运动的新的思考。农民的革命行动与他的阶级出身有关，还取决于其他偶然和必然的因素，而最根本的压迫是儒家文化对人性的桎梏，是一个被抛出正统文化秩序之外的普通农民对现实的反抗，不仅仅是阶级对立与阶级压迫。

　　黑娃反叛过程有着不同的角色：农运领袖、红军战士、“土匪”二头目，黑娃对国共的态度与选择及他的革命和为匪，在他看来并无本质区别，他身上焕发出梁山好汉的气质。他对革命的认识和理解，与传统劫富济贫的观念并无多大差异。

　　

　　土匪内部的火并使黑娃进行了新的命运抉择，他接受了国民党保安团的招安，成了县保安团营长，由现存制度的叛逆者变成维护者，黑娃的反抗最终没能跳出传统农民起义的模式，走着“造反――招安”的传统之路。招安后，黑娃娶了老秀才“识书达理”的女儿玉凤，新婚之夜，面对端庄秀丽的秀才女儿，想起从前的一切，“他觉得自己十分别扭，十分空虚，十分畏怯，十分卑劣”，“他想不起以往任何一件壮举能使自己心头树起自信，骄傲，而潮水般一波又一波漫过的尽是污血和浊水，与小娥见不得人的偷情以及在山寨与黑白牡丹的龌龊勾当，完全使他陷入自责、懊悔的境地”。他拜朱先生为师，学习礼仪道德，用儒家规范重新塑造自己，“兆谦闯荡半生，混账半生，糊涂半生，现在想念书求知活得明白，做个好人”。黑娃把从前的叛逆行为视为“混账”、“糊涂”，他要做恪守传统道德与礼教的“好人”，他每日早起涌读《论语》，“言谈中开始出现雅致，举手投足电显现出一种儒雅气度”，“真正开始了自觉的脱胎换骨的修身，几近残忍地摒弃了原来的一些坏习气，强硬地迫使自己接受并养成一个好人所应具备的素质”。

　　

　　黑娃回原上祭祖，虔诚地认同宗法秩序。见到白嘉轩后，满含热泪地说：“黑娃知罪了!”祭祖时他“瞅见墙上镶嵌的乡约碑石的残迹，顿然想起作为农协总部的这个祠堂里发生过的一切，愧疚得难以抬头”。黑娃虔诚而痛切地忏悔着，成了彻头彻尾的传统儒家宗法的回归者，可见传统文化强大的向心力。解放前夕黑娃起义了，投入共产党的阵营，但却惨死在阴谋家白孝文的诬陷中。他的死说明在儒家文化异常强大的中国，有着生命活力的侠匪文化必然被儒家文化打败，只能臣服于正统文化之下。（作者李兆虹为西安文理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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