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氏物语》与《红楼梦》悲剧性的社会、伦理层面比较

　　摘 要：《源氏物语》与《红楼梦》分别代表日本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作为两部浸染着“一把心酸泪”的世界名著，它们都蕴含着丰富的悲剧性，而这种悲剧性深深地植根于当时的社会、伦理之中。本文通过对《源氏物语》与《红楼梦》悲剧性之社会、伦理层面的对比，探究了二者悲剧性的异同以及产生差异的根源，从而揭示其蕴含的深层悲剧意蕴。

　　关键词：悲剧性 社会层面 伦理层面

　　《源氏物语》是日本平安时代著名女作家紫式部呕心沥血的杰作，是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写实小说，约成书于11世纪中叶。《红楼梦》是我国清代文学大师曹雪芹的创作结晶，问世于18世纪上半叶。它们分别把本国的古典文学推上了高峰，并以其无尽的丰富性与深刻性，激发了后世久盛不衰的探讨热情，形成了两个专门的学科“源学”和“红学”。通观两部作品，不难发现两者在深层所具有的内在相似性，作为两部浸透着“一把辛酸泪”的巨著，它们都蕴涵着丰富的悲剧性，而这种悲剧性又深深植根于当时的社会、伦理之中。它们都被认为与社会政治历史相关：《源氏物语》展示了“族统治集团崩溃和没落的历史命运”，[1]《红楼梦》“客观上展示出了贵族阶级的统治终归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2]它们都被认为与“情”有关：《源氏物语》的主旨在于刻画种种恋爱活动，[3]《红楼梦》则“是一首爱情、青春的颂歌”。[4]它们都被认为与宗教有关：《源氏物语》走向宿命，《红楼梦》归于“色空”。

　　一、社会层面：为没落贵族阶级谱写的挽歌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分别反映了所处的贵族社会由盛及衰的没落。《源氏物语》产生之时正值日本历史上有名的“摄政关白”时代，表面上百年无事，但天皇为首的贵族统治已经没落；而孕育《红楼梦》的时代则是沉滞老朽的中国封建社会入土之前的回光返照阶段。虽然紫式部与曹雪芹都声称“不敢干涉朝廷”，“不敢奢谈天下大事”，[5]然而正是这两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以敏锐的目光在歌舞升平中预见到本阶级颓运将至，用自己的作品奏出了末世悲歌。

　　（一）以小见大：从具有典型性的家族入手见证整个社会的悲剧性

　　两部巨著对社会悲剧的揭示都是从一个家族入手的。《红楼梦》中，曹雪芹找到了一个上通天下达地的世代簪缨之族——贾府，找出了贾府的浓缩型人物贾宝玉。《源氏物语》则更直接地把笔端伸向了源氏为代表的整个皇族。无论是《源氏物语》还是《红楼梦》都避开了战火纷飞的荒年乱世，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和昏君污吏与贤臣清官的忠奸斗法，皆落笔于“昌明隆盛之邦”，“花柳繁华之地”，将大量篇幅用于家族内部日常起居和男女情事的描写。贾府的颓败危机是在极盛中显露的，而光源氏精神崩溃的高潮是在他荣华绝顶时到来的。在曹雪芹笔下，无论是“以孝治天下”的仁君还是“忠于厥职”的贾政，无论是“机关算尽太聪明”的王熙凤还是“才自精明志自高”的探春都阻挡不住“盛席华筵终散场”；在紫式部手底，无论是出家还是入世，无论是源氏的美貌还是他“拯灾济危”的“善举”都改变不了末世的恶浊可叹。因而，两位作家在未倒的架子中看见发霉的内囊，他们刻骨铭心的痛苦失望的已不是某一类人，某一派势力，而是整个统治阶级，整个社会。

　　（二）后继无人：没落贵族的必然绝灭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揭示了具有典型意义的贵族的衰败并揭露了它的内在规律和历史必然。在以血缘、世袭为特征的封建等级制中，权力的继承往往是一个家族、王朝最敏感的矛盾点。两部巨著对衰败原因的揭示正是从继承人问题上入手的。

　　首先，它们都从现实上、从本质上写出了贵族后代的骄奢淫逸，堕落糜烂，展现了这一阶级的腐朽，同时又都从历史上从趋势上写出了贵族社会没落的必然，揭示了贵族社会后继无人的危机，但《红楼梦》比《源氏物语》更进了一步，它不仅写出了整体的腐烂，而且写出了个别的分化，写出了与封建正统势力相抗衡的崛起的一代。[6]这主要是通过有叛逆倾向的“不肖子孙”贾宝玉的形象显示出来的。虽然光源氏有时也表现出某些带有进步色彩的思想和举动，但从根本上说，他仍然是依照本阶级模式成长起来的，而贾宝玉则在预示内部坍塌危险的同时显示了外部冲击的威胁——他的出现是封建社会末期意识形态领域进步与保守势力的斗争日益激烈的反映，表现了新思想对旧传统的否定，而这种否定正是贵族阶级难以承受的最后的致命一击。当然，贾宝玉没有冲出本阶级而依附于进步阶级，他否定现实却看不到前途，无所作为与遁入空门的结局也构成了贵族阶级后继无人的悲剧的一部分。

　　（三）同中有异：两部巨著包含不同的社会悲剧因素

　　在社会悲剧的反映上，《红楼梦》不仅比《源氏物语》更深刻而且也更广泛。《源氏物语》在地域上还是社会层面都封闭在狭隘的世界里，极大削弱了作品的社会批判力量；而《红楼梦》的艺术视野并没有局限于公子闺秀之中，其中有名姓可考的四百多个形象，绝大多数是紫式部不屑一顾的小人物，曹雪芹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的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充斥于“温柔富贵乡”而一触即发的各类矛盾和在底层挣扎了千余年的奴隶在近代曙光到来之前具有全新意义的觉醒和反抗。这使我们在一个更加开阔的背景上看到贵族阶级“昏惨惨似灯将尽”的现实。

　　曹雪芹和紫式部同具对末世的敏感和对贵族社会哀挽不迭、无可奈何的态度。但由于时代不同，世界观不同，他们审视、针砭的立足点是有高低之分的。曹雪芹对社会悲剧的形成及原因比紫式部看得更透彻，哀叹更深沉，批判更尖锐。紫式部的揭露往往是含蓄的，甚至带有欣赏的成分。[7]这是《源氏物语》与《红楼梦》对社会悲剧的揭示在深度、广度上产生巨大差别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源氏物语》更多表现了贵族悲剧性的历史，《红楼梦》则更多显示了贵族的灭亡。他们分别以自己对这种社会悲剧的揭示引起人们对现有社会永久性的怀疑，出色地完成了现实主义的历史使命。

　　二、伦理层面：贵族后代无力补天的揭示

　　沿着社会悲剧的方向深入下去，我们还可以看到两部巨著间另一个难以忽视的共同点：对贵族后代无力补天的揭示都集中在伦理道德问题上。以此为新的出发点，两部作品主题的悲剧性也由社会层次步入伦理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