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著细读 ｜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叙事创新和伦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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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叙事伦理

　　宗城

　　摘要：本文以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叙事伦理为理论依据，试图从这部小说的故事伦理、叙事视角伦理和空间伦理三个方面，来阐释《了不起的盖茨比》隐含的伦理观念，完善关于这部小说的伦理学研究。本文主要希望印证如下观点：《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部富有道德批判的小说，它的道德批判并不通过说教来实现，而是通过故事的发展及叙事视角的伦理预设。小说寄托了菲茨杰拉德对社会各阶层的朴素观感，及其悲剧式的命运观念，通过盖茨比的遭遇，菲茨杰拉德展示了纽约的阶层分化、虚无与冷漠，他把自己对命运的矛盾心态也投入到盖茨比的身上。

　　关键词：叙事视角；叙述伦理；伦理预设

　　正文（格式调整为微信格式）：

　　二十世纪中后期，随着语言学和伦理学研究的发展，欧美学界兴起了小说叙事伦理研究的热潮，其中，亚当·桑查瑞·纽顿(Adam Zachary Newton)的《叙事伦理》（Narrative Ethics）第一次系统全面地阐释了“叙事伦理”，为后世学者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道路。纽顿提出：“讲述本身就蕴含了伦理本质，因此所有叙事都是伦理性的。”‘叙事伦理’意味着叙事即伦理。所谓伦理，即“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所谓叙事，则是指叙述事情（叙＋事），即通过语言等媒介来再现特定时间和空间里的事件。在传统叙事学理论看来，叙事伦理分为故事伦理和叙述伦理，前者是小说叙述了什么故事，及其蕴含的伦理，后者则关注小说讲述故事的方式及背后的伦理意图。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的代表作。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菲茨杰拉德热”以来，批评家谈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热情就没有中断，但在这些繁复的文本中，缺乏具体地探讨《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叙事伦理。本文决定以叙事伦理为理论依据，试图从这部小说的故事伦理、叙事视角伦理和空间伦理三大方面，来阐释《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隐含的伦理观念，完善关于这部小说的伦理学研究。

　　

　　作者:  [美]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出品方: 新经典文化原作名: The Great Gatsby译者: 邓若虚 

　　一、故事的伦理

　　《了不起的盖茨比》表面上是一个爱情故事，主线是穷小子杰伊 · 盖茨比(Jay Gatsby)一夜暴富，追求资产阶级小姐黛西 · 费伊(Daisy Fay)，为此和纽约富翁汤

　　姆 · 布坎南（Tom Buchanan）发生冲突，最终被人误杀。菲茨杰拉德要写的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关于这部小说的用意，他曾说：“对这个时代来说，只要某样东西充满奇幻色彩，有助于时代的不朽，人们就不关心它是否真实还是虚假，但是这些东西终将逝去，我这本书就想说这个。”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用了大量意象、典故和隐喻来建构小说的故事伦理，其中，与宗教经典的文本互涉、盖茨比的形象是我们理解小说故事伦理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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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与宗教经典的文本互涉及其伦理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个具有大量宗教典故的文本，这些典故参与到小说的叙事伦理之中。其中，《圣经》是小说中很多意象的源头。

　　有学者指出：盖茨比借鉴了《圣经》中亚当的形象，黛西取材自“夏娃”（Eve）和“犹大”（Judas），汤姆则取材自“撒旦”（Satan），盖茨比的别墅象征着《圣经》中的伊甸园，小说中苍凉的灰谷是地狱，黛西把人撞死的地方就在那里，这次事故也间接导致盖茨比之死。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盖茨比死于威尔逊的枪杀，威尔逊是小说中一个开修车铺的小人物，他的妻子与富豪汤姆有染，在一次意外中，被汤姆的妻子黛西，也就是盖茨比深爱的女人撞死，威尔逊误以为和他妻子偷情的人是盖茨比，所以他才动起杀机。但真正的偷情者汤姆却逍遥法外，在这里，盖茨比充当了“替罪羊”，这是旧约和新约中经常出现的经典意象。替罪的羔羊被视作是耶稣命运的隐喻，到后来，教会又称耶稣为赎罪羔羊。

　　《了不起的盖茨比》运用了《圣经》的典故，而后者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它赞颂爱人如己的耶稣，批判欲望膨胀的撒旦和犹大，在耶稣替他人受难的过程中，读者加深了对他的同情，同样，当读者看到盖茨比沦为“替罪羊”，读者的道德天平也会向盖茨比倾斜。

　　此外，小说中一处具有宗教隐喻的细节值得注意。在盖茨比的葬礼现场，叙述者尼克（Nick Carraway）隐约听到路德教会的牧师喃喃念着“上帝保佑雨中的死者”（191），这句祈祷语的英文原文是“Blessed are the dead that the rain falls on”，它是一句自17世纪流传下来的美国谚语，含有对死者的祝福。在路德教会的牧师看来，遗体下葬时下雨是个好兆头。1849年，一首题为《雨中下葬的人，你们有福了》的谣曲就唱道：

　　哦，“雨中下葬的人，你们有福了！”

　　这悲伤、纤细、轻柔的雨，

　　上苍的无声的痛苦的眼泪

　　轻轻落下，直到死者的身体重生：

　　是的，“雨中下葬的人，你们有福了！”

　　......

　　这些死者，在人间已死，

　　死后却获得了生命，

　　他们现在全在上帝那里，

　　耶稣是他们的首领。

　　这首歌谣暗含着菲茨杰拉德对盖茨比的惋惜。盖茨比是小说中最虔诚的人物，他表现出明显有别于现代人的一些古老品质，比如对所爱之人的矢志不渝、对骑士精神的向往，还有那渴望从浪漫主义奇迹中得到拯救的心愿。因此，盖茨比在小说中并不只是一个人物，也是表现浪漫主义风格与神性光环的符号。但在机器大生产所塑造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里，盖茨比显得不合时宜。

　　

　　“这种微笑是极为罕见的微笑，带有一种令人无比放心的感觉，也许你一辈子只可能碰上四五次。一瞬间这种微笑面对着或者似乎面对着整个永恒的世界，然而又一瞬间，它凝聚到你身上，对你表现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偏爱。他所表现出的对你理解的程度，恰恰是你想要被理解的程度。”

　　菲茨杰拉德认为：柯立芝繁荣看似如同盖茨比的别墅一样美妙，但在另一面，还有许多底层人物居住在苍凉的灰谷，他们生活贫穷，仇恨富人，那就是菲茨杰拉德对贫富分化的美国社会的隐喻。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以汤姆和黛西为代表的上流人群是虚无的，他们并没有明确的信仰，只是把金钱和权力作为寄托，他们表面上信奉上帝，但从他们糜乱的性生活和对他人的势利就能看出，这样的信奉是虚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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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盖茨比的形象及伦理色彩

　　盖茨比起源于一个叫“特里马乔”的文学形象。这部小说初稿名字就叫《特里马乔》（Trimalchio）。在菲茨杰拉德与编辑珀金斯（Maxwell Perkins）的通信中，他们一度为《特里马乔》《西卵的特里马乔》《戴金帽的盖茨比》《在灰堆与百万富翁之间》等标题犹豫不决，珀金斯在《西卵的特里马乔》与《了不起的盖茨比》间选择了后者，理由是“尽管这个（《西卵的特里马乔》）具有艺术性，但是却不具备营销价值”，但菲茨杰拉德似乎很喜欢前者，他告诉珀金斯自己不想用《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个书名，结果珀金斯告诉他，书已经出版了。

　　“特里马乔”是古罗马抒情诗人盖厄斯 · 佩特罗尼乌斯 · 阿尔比特（Gaius Petronius Arbiter）的小说《萨蒂利孔》（Satyricon）中的文学形象。他是古罗马一个获得释放的奴隶，通过继承主人财产、贩卖酒水、放高利贷等方式实现暴富，跻身上流社会。他邀请宾客，流连在大海里的一个孤岛乐园，《萨蒂利孔》里的享乐园，就是盖茨比别墅的原型。

　　《萨蒂利孔》是欧洲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流浪汉小说（创作时间约在公元54年—公元68年），全书共有20卷，现在仅存第15、16卷和第14卷的部分内容。小说中关于特里马乔有一个细节：此人号称博闻强识，却谎话连篇，常常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这一细节被菲茨杰拉德运用到盖茨比的形象塑造上，盖茨比同样是个谎话连篇的人。小说中尼克的女友乔丹透露：有人告诉她，盖茨比杀过一个人。这一细节在小说后面得到补充，一位少妇说：“他（盖茨比）是个私酒贩子，有一回他杀了一个人，那人打听出他是兴登堡的侄子，魔鬼的表兄弟。”（第四章）盖茨比的出身背景、学历都是伪造的，小说指出盖茨比的说法与事实存在出入。比如：当盖茨比给尼克讲述自己的身世，他说他不希望尼克因为闲话得到一个对他的错误看法，他自称：“我是中西部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家里人都死光了。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可是在牛津受的教育，因为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在牛津受教育的。这是个家庭传统。”（82）可实际上，盖茨比只是一个出身中西部的穷小子。

　　盖茨比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真相，他很在意别人的看法。正如他对尼克所言，他不

　　希望别人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不三不四的人。当尼克与他初次结识，他在与尼克游玩途中便说：“我不想让你听信那些传言，对我产生误解。”（82）这一点与特里马乔十分相似。

　　不过，和佩特罗尼乌斯不同的是，菲茨杰拉德对自己笔下的这位“特里马乔”并不厌恶，反而充满了同情。《萨蒂利孔》使用了诙谐、讽刺的笔法来书写“特里马乔”，但菲茨杰拉德对盖茨比的书写极富正面色彩，并且在对其悲剧的描绘中升华了他的人物形象。小说用“绿灯”、“萤火虫”、“逆水行舟”等意象，渲染了盖茨比为了幻梦坚持不懈、不被理解的孤独色彩，同时通过他和汤姆等权贵的对比，暗示他在权力场上的弱势地位，取得读者同情。因此，读者才会对盖茨比的死亡感到惋惜，对汤姆和黛西的无动于衷感到厌恶。

　　菲茨杰拉德在盖茨比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感情，盖茨比的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他们都出身于美国中西部，都曾在阿拉巴马州服兵役，都在纽约出人头地，又都恰好爱上一个穿金戴银的南方“飞女郎”（Flappers）。小说中那个盖茨比深爱的黛西，很有可能取材自菲茨杰拉德的初恋姞内瓦(Ginevra King)与他的妻子泽尔达（Zelda）。这段“穷小子爱上富家女”的故事，在菲茨杰拉德的生命中两度出现。第一次，菲茨杰拉德因为出身一般而被姞内瓦的家庭拒绝。第二次，菲茨杰拉德向泽尔达求婚，被泽尔达的父亲嫌弃，但他凭借《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的出版一夜成名，成功打动了泽尔达的父亲。

　　菲茨杰拉德落魄的出身让他受挫，这些隐痛的记忆都被他写进小说里。盖茨比与黛西重逢时的紧张、他对黛西说的情话，还有他对汤姆这样的权贵的憎恨，都与青年菲茨杰拉德十分相像。

　　盖茨比并不等同于菲茨杰拉德，但在塑造他的过程中，作者动用了自己的经验，尤其是那些被豪门贵族排挤、伤害的屈辱记忆。盖茨比是一面镜子，反映出以汤姆为代表的富人的“残酷”和冷漠。自由主义哲学家史柯拉（Judith N. Shklar）提出，在世间的诸多凡常恶行（ordinary vices）中，自由主义者应优先考虑残酷，所谓残酷是指“强者为实现某些实际或虚幻的目标，而故意施加于弱者的身体上的，以及情感上的伤害”理查德 · 罗蒂针对“残酷”曾补充道，对他人的漠不过心也是一种残酷。盖茨比的悲剧发生后，小说用大量篇幅描绘了盖茨比葬礼的冷落、昔日参加他派对的上流阶层，没有一个愿意参与盖茨比的葬礼，他们对盖茨比的冷酷深深刺伤了尼克的心，令他感慨道：“盖茨比死后，东部在我心目中就这样如鬼魅一般，它面目全非，超过了我视力可以矫正的范围。”（193）

　　通过盖茨比的悲剧，菲茨杰拉德表达了他对富裕阶层的愤慨。他曾多次通过书信和小说批评美国富人们的冷漠，表现出他对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现实的担忧。例如，在1938年致友人的信件中，他说：“我永远无法原谅富人的富裕,这影响了我的整个生活和全部作品。”

　　菲茨杰拉德通过盖茨比的悲剧表达了他对贫富差距、阶层对立的担忧。小说有多处细节揭示出盖茨比的幻灭与身世、阶层紧密相关。

　　第一，盖茨比本是北达科他州的贫穷农家子弟，北达科他州位于美国中西部，乃是大草原里最北的州，而黛西出生于南方大家，是富人的女儿。汤姆则来自芝加哥，后来搬到纽约。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是全国知名的橄榄球健将，并且热衷骑马和开跑车，在纽约成为上流阶层的一员。在小说中，汤姆和黛西的住所恰恰位于象征世袭富贵的东卵，盖茨比所在的西卵则象征新兴阶层，东卵居民骨子里瞧不起西卵居民，因为这些世袭者骨子里有上等人的傲慢。

　　第二，盖茨比遭受的打击与种族主义有关。汤姆是种族主义者，作为一个属于“北欧日耳曼人种”的“盎格鲁人”，他“是格兰特和斯托达德的种族主义信徒”，认为“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其他人种就会掌握一切。”（33）

　　在小说中，汤姆属于纯正的WASP（白种人、盎格鲁-萨克逊人、新教徒合一）代表，而WASP在美国历史上正是社会上流阶层的主要构成人群。相比起来，盖茨比并不是一个纯正的WASP，他在十七岁的时候将自己的姓由Gatz（盖茨） 改为更盎格鲁化的Gatsby（盖茨比），从而变成一个WASP。学者乔治·皮特·利雷（George Peter Liley）就指出“‘盖茨比’（Gatsby）是日耳曼或瑞典姓氏‘盖茨’（Gatz）的美国化。”也有学者指出，盖茨比与犹太人关系密切，小说中，犹太人沃尔夫山姆是他的好友。在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中，犹太人或瑞典人被塑造为低人一等或有明显缺陷的人群。例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沃尔夫山姆贩卖私酒，操纵赌球，并不是一个被上流阶层喜欢的人物。种族成为盖茨比难以逾越的天堑，所以他才铤而走险，竭力将自己塑造为纯正的WASP。但是，盖茨比跨越种族歧视与阶层差距的努力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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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叙事视角的伦理

　　从叙事视角的角度分析，《了不起的盖茨比》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在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中，叙述者和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同为一人，叙述焦点与这个人物重合，“于是他变成一切感觉，包括把他当做对象的感觉的虚构‘主体’：叙事可以把这个人物的感觉和想法全部告诉我们。当然，实际上，他从不这样做，或者拒绝提供无直接关系的信息，或者故意扣留某个有直接关系的信息（省叙），原则上叙事不应讲任何别的事。”小说中的“我”是人物尼克，他既是一个事件参与者，也是一个事件评论者，菲茨杰拉德借助尼克的回忆讲故事展开，由于尼克与事件主要人物皆有联系，并且表现出相对独立的姿态，它的回忆成为读者了解整个事件真相的途径（尽管它实际上不是全知叙述者），菲茨杰拉德也借由这个人物表现出自己的道德评判和感情色彩，可以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叙述方式是为了便于作者进行伦理干预。

　　菲茨杰拉德选择尼克作为叙述者有其用意。他希望保持盖茨比的神秘色彩，所以盖茨比要作为被观察者，而不能是观察者（即叙述者）。同时，小说中的叙述者必须拥有令人信服的品质，他要让人感到他的话是可信的，并且这个人还要有机会既接触到盖茨比，也接触到汤姆及其家人，显然，尼克完美符合这些要求。尼克是一个十足的怀疑者，自小出生于中西部大族的他，一边遵循着父亲的训诫，一边对眼前的事保持怀疑。家庭的教育让尼克具有宽容与道德感，所以他始终铭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1），也只有这样一个人参与到叙述中才令读者信服。因为他宽容，所以他能理解盖茨比的处境，同情出生贫苦的后者；因为道德感，他不能对他人的不幸视而不见，无法再看到盖茨比的悲剧后无动于衷。

　　尼克继承了父亲的谦逊品质，惯于做一个倾听者，他对所有的人都保留判断，“这个习惯既使得许多有怪僻的人肯跟我讲心里话，也使我成为不少爱唠叨的惹人厌烦的人的受害者”（1）。所以，这个限知叙述者能够成为连接盖茨比、汤姆、黛西、乔丹等人的媒介，换作别人，如此充分的衔接度都是无法完成的，比如：汤姆对盖茨比知之甚少，以他作为叙述者，盖茨比就会彻底落入迷雾之中。而倘若用盖茨比作为叙述者，则会损伤盖茨比的神秘性，也不利于建立读者和盖茨比之间的距离。相比起来，尼克是菲茨杰拉德心目中的叙述者，他足够有亲和力，也足够敏感，通过他那些看上去具有信服力的语言，读者才能够发自内心惋惜盖茨比的悲剧，反思垄断阶层的冷漠和柯立芝时代的信仰危机。

　　那么，菲茨杰拉德都通过尼克之口传达出哪些信息，并达到伦理干预的目的呢？笔者挑选几处最重要的来说明：

　　首先，尼克对盖茨比的看法是渐变的，在深入了解盖茨比的过程中，尼克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复杂的盖茨比形象，这个形象起初是陌生的，只是别人口中的盖茨比，当尼克真正参与盖茨比的晚宴，见到这位神秘人物的真面孔，他的形象才逐渐清晰起来，而在尼克的叙述中，对比频繁出现——盖茨比与他人的对比、东部和西部的对比、东卵与西卵的对比、富人与穷人生活的对比等，小说的叙述伦理就建立在大量对比之中。比如：尼克在回忆性的叙述中时常渲染汤姆冷漠、暴力、傲慢的气质，反衬盖茨比的亲和、温柔和自卑。“时体健壮”、“略带狠相”、“举止高傲”、“炯炯有神的傲慢的眼睛”、“盛气凌人”、“力大无比”、“一个残忍的身躯”等，这是尼克对汤姆的描绘，这些词组合在一起，渲染出汤姆具有“侵略性”的一面。汤姆做事喜欢以个人意志为主导，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力求主动，甚至霸道，这种侵略性让汤姆与亲和力无缘，也让读者很难对汤姆产生同情。在尼克的叙述中，关于汤姆的片段总是充满不适，关于盖茨比的片段却流露着恻隐之心，暗含着尼克对盖茨比的欣赏。

　　当尼克第一次来到盖茨比家中，盖茨比就对尼克表现出自己的热情和温和，他称呼尼克“老兄”，在与尼克的交流中注意尼克的意见。如第三章的这一段：

　　“愿意跟我一块去吗，老兄？就在海湾沿着岸边转转。”

　　“什么时候？”

　　“随便什么时候，对你合适就行。”

　　“愿意”、“对你合适”这些叙述用语，加深了盖茨比的亲和力，这样的对话与汤姆与尼克的互动形成鲜明对比。此外，“恳切”也是尼克在回忆盖茨比时经常使用的词汇，比如：“（盖茨比）他恳切地对我说”(71)，以及当尼克为与他面对面却不知道他是何许人向他道歉时，盖茨比“恳切”地嘱咐他“没有关系”。

　　另一方面，尼克在叙述中格外注意营造盖茨比与东部上流人群的疏离感。例如第三章，“他一个人站在大理石台阶上”（68），“一股突如其来的空虚仿佛从窗户和硕大的门里涌了出来，使主人站在门廊上的身影完全孤立”（73）。

　　《了不起的盖茨比》存在两大类人物：一类是以盖茨比和尼克为代表的新兴进城奋斗者，他们都出身于美国中西部，都把纽约作为自己奋斗的舞台。另一类是以汤姆、黛西、乔丹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群体，他们都是纽约的富人，在小说中以上流阶层的姿态出现。

　　在描绘这两类群体时，菲茨杰拉德赋予了不同的感情色彩，通过尼克的叙述，显然他对盖茨比这一新兴奋斗群体的同情居多，对汤姆等人则暗含批判的态度。而在这个过程中，尼克就是负责提供伦理判断的人，作为一个故事的叙述者和参与者，尼克对盖茨比和纽约的回忆包括了他对人物和人物行为的判断，所以尼克说：“因为除我以外没有人对他表示关心。”（180）小说中，无论是汤姆、乔丹还是他们的朋友，对盖茨比都表现出不屑、嘲笑的姿态。可尼克偏偏就同情盖茨比，并且在和盖茨比的最后一次见面时说：“盖茨比，他们那帮人加起来都比不上你！”（171）

　　尼克对盖茨比的总概括，则可以在第一章这个回忆色彩浓厚的章节中找到。他说：“盖茨比，它代表了我由衷鄙夷的一切。如果人的品格是由一连串丰富多彩的姿态组成，那么他身上则具有某种美妙而炫目的东西，他对未来的人生有着高度的敏感，仿佛与一台能够预测一万英里以外地震情况的精密机器连接在一起。这种敏感与美其名曰‘创造性气质’的多愁善感毫不相干——它是一种总是充满希望的美好天赋，是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聪颖气质。这种气质，我从未在别人身上见过，以后也不太可能见到了。不，盖茨比人生最后的结局无可非议，是哪些吞噬他心灵的东西，那些在他梦醒后扬起的污秽尘埃，让我对人世失意的忧伤和片刻的欢欣暂时失去了兴趣。”（22）

　　第二，通过尼克的叙述，读者可以隐约感受到菲茨杰拉德的厌女倾向。整部小说没有一个道德高尚的女性形象，相反却不乏大量对女性沉沦于纸醉金迷、道德虚无的描绘，从尼克对黛西的叙述里，读者能感受到黛西是一个穿金戴银、臣服于物欲与权力诱惑的女人。黛西以享乐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她爱盖茨比，但更爱汤姆稳固的地位和百万家产，当她惊慌之下撞死了汤姆的情妇茉特尔，盖茨比甘愿为她抵罪，最后被威尔逊杀死，黛西竟一走了之，不但不敢承认她是真正的肇事者，而且对盖茨比的死态度淡漠。盖茨比用毕生的精力建造起来的理想贡献给了一具美丽的金钱躯壳。

　　然而，这是否是真实的黛西，其实无从得知，因为整个事件只有尼克作为回忆者去讲述，而其他人的回忆在小说中是空缺的，尼克的经验与判断成为读者参考的佐证，尼克建构的真相成为读者认为的真相，这就是叙述的魔力，它能在不知不觉间敢于读者的判断，以表面客观的姿态提供价值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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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空间的伦理

　　《了不起的盖茨比》有两组明显的对比型空间叙事：一组是美国东部和中西部的对比，一组是纽约长岛东卵（East egg）和西卵（West egg）的对比。

　　盖茨比和尼克都出身于美国中西部，中西部是他们在精神意义上的故乡，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和品质。尼克出身于中西部的显赫世家，到他这一代，算不上是贵族，但衣食无忧。菲茨杰拉德借尼克之口，说明在柯立芝时代，中西部已经显现出没落的迹象，相比于在两次工业革命中迅猛发展的东岸城市群，中西部的工业发展明显缓慢，就业机会的落差、财富的悬殊，让许多中西部人奔赴东岸城市群，中西部乡村和城镇面临人口外流。在小说中，中西部具有空旷、凋零的趋势，而东部则非常繁华。

　　在塑造这两个二元对立的空间时，菲茨杰拉德赋予了它们道德感。中西部与蛮荒、朴素、纯洁、勇敢的褒义价值观伴随，而以纽约为代表的东部都市，则充满了纸醉金迷和道德沦丧。菲茨杰拉德怀有一种底层的朴素的道德观，对城市病感到惴惴不安，对纯朴的道德则时常留恋。小说为尼克安排了一条中西部到纽约，再返回中西部的人生轨迹，尼克奔赴纽约是为了工作，他离开纽约表面上是出于对盖茨比悲剧的愤怒，实则是对纽约上流阶层的冷漠感到失望。由此可见，尼克的空间转移有它的道德考量，小说在塑造东部和中西部时，嵌入了作者的伦理观念。

　　作为故事的主要发生地，东卵和西卵在第一章就被尼克引了出来。它们距离城市二十英里，犹如两个巨大的鸡蛋，隔着一条海湾，尼克就住在西卵村，而盖茨比的住宅就在隔壁。这栋住宅是十年前“仿古热”初期建造的，酷似诺曼底的某个市政府，一边矗立着一座塔楼，在常青藤稀稀疏疏的掩映下显得簇然如新，旁边还有大理石砌的游泳池，以及四十多英亩草坪和花园。与之相比，汤姆家的豪宅则是乔治王殖民时代风格的建筑。乔治王殖民时期的建筑强调秩序和威严，在小说中映衬汤姆的身份和气质。汤姆对于自己居住的建筑精心维护，无论是室内还是草坪都有专人护理，这与盖茨比居住的建筑及其护理情况形成对比。盖茨比的别墅华美有余而威严不足，他对室内秩序感的维护不如汤姆。

　　居住地和建筑风格的区别，间接暗示了汤姆与盖茨比所属的不同阶层。东卵象征世袭富贵，西卵象征新兴阶层，东卵居民瞧不起西卵居民，不只是因为前者比后者更时髦，还在于它们的阶层区位是不同的。菲茨杰拉德通过东西卵的区分，引导读者意识到盖茨比和上流阶层的格格不入，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

　　这种阶层分隔的隐喻不只出现在东西卵，还有东卵与灰烬之谷间的对比。灰烬之谷满是灰尘，里面住的也是“土灰色”的人，他们多是低收入者或者失业者，在纽约郊区艰难生活，菲茨杰拉德在这里运用了超现实主义的手法，烘托出这些底层民众的失语和绝望。而汤姆经过灰烬之谷时，他直言“这个地方真可怕”，对灰烬之谷和这里的人满是嫌弃。随后小说笔锋一转，淋漓尽致地描绘了汤姆及其友人的奢靡派对，那些富人的狂欢，混淆着酒精和毒品，弥漫着享乐的激情和道德的失控。灰烬之谷与汤姆及其友人的公寓，鲜明地呈现了美国社会的阶层分裂，以及弥漫在富人阶层的纵欲狂欢。

　　到第三、第四章，当菲茨杰拉德将笔触伸向盖茨比的别墅及宴会时，他再次施展了空间叙事的魔法。他描绘了许多物品，香槟、繁花、劳斯莱斯、小气艇、黄色甲壳虫式的旅行车、杜松子酒、烈性酒、甘露酒、鸡尾酒管弦乐队的全套器具等。其中尤为值得留意的是他对汽车和酒类的叙述，汽车在今天是十分平常的事物，但在二十世纪初，他是新潮产物的象征，而酒类更有着特殊的含义，因为在柯立芝时代，社会正实行着禁酒令，当局“禁止在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内酿造、出售或运送致醉酒类，并且不准此种酒类输入或输出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禁酒令》压制了公开的酒类交易，却导致地下酒类生意的猖獗，盖茨比就是靠贩卖禁酒致富的，而那些上流人物看不起他，对他存储的酒类倒很感兴趣，所以，东卵的富人们也投身于盖茨比别墅的宴会中，在酒精的刺激下尽情狂欢。通过对宴会的描述，菲茨杰拉德深化了纽约的享乐面貌，旧道德摇摇欲坠，新的信仰却迟迟未到，人们只能在物质的堆砌中缓解虚无，这样完全商品化的氛围，既为盖茨比的一夜暴富提供条件，也使他的悲剧变得顺理成章。小说越写出别墅的宽敞，就越凸显盖茨比个人的渺小，越夸张宴会的狂欢，也就越显得盖茨比本人的落寞。

　　如今，《了不起的盖茨比》已经成为爵士乐时代的不朽记忆。菲茨杰拉德的幸运在于，他把握了一种青年情绪，这种情绪背后是美国的某种精神，它原本只是美国社会转型的特定产物，是作家对环境（菲茨杰拉德同时了解美国的富人、新女性和底层青年）的本能反应，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美国都市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复制，这种情绪就不只局限于爵士乐时代的美国，成为全球化浪潮的一部分，小说的那种盖茨比的“急切”、尼克的“疏离”，还有绿灯暗淡后的“崩溃感”，成为不同世界青年的共同情绪，不停拍打海岸的激流浪花。

　　菲茨杰拉德不只影响到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盖·特立斯(Gay Talese)等美国作家，也成为村上春树等深受美国影响的作家实际上的“精神教父”，像《刺杀骑士团长》（騎士団長殺し）《烧仓房》（納屋を焼く）这样的小说，一次次唤醒了盖茨比的幽灵，更印证了盖茨比和尼克的处境，在今天依旧不过时。《了不起的盖茨比》对奋斗青年全方位的精确描写，携纽约模式的全球化复制（第三世界充满纽约的拙劣模仿品），成为底层青年的深处共鸣。于是在多年以后，“我们奋力前行，逆水行舟”，依然“不断被浪潮推回往昔”。

　　

　　参考文献：

　　[1]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5年。

　　[2]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3]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大亨小传》，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

　　[4]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

　　[5]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菲茨杰拉德小说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6]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菲茨杰拉德信件选》，译言·古登堡计划，

　　https://read.douban.com/ebook/3367111/?amp;dcm=douban&dct=2000725，2014年。

　　[7]魏乐德·索普：《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

　　[8]董衡巽：《美国文学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9]吴建国：《菲茨杰拉德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

　　[10]程巍：《卡罗威的“盖茨比”》，世界文学，2015年第3期。

　　[11]刘佳：《浅析<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圣经原型》，海外英语， 2010年第3期。

　　[12]方杰：《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文化神话模式》，国外文学，1999年第1期。

　　[13]苗永敏：《<了不起的盖茨比>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4]王晓：《“风雅总裁”佩特罗尼乌斯及其<萨蒂利孔>》，中华读书报， 2017年06月07日 19 版。[15]Mizner Arthur：The Far Side of Paradise,Cambridge:The Riverside Press,1951.

　　[16]Way,Brain:F.Scott Fitzgerald and the Art of Social Fiction,London:Edward Arnold,1980.

　　[17]Matthew.J.Bruccoli:《<了不起的盖茨比>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9]Andrew Gordon:The Critique of the Pastoral,Utopia,and the American Dream in American Pastoral,in Debra Shostak ed,Philip Roth American Pastoral,The Human Stain,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ew York: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13，p-39.

　　[20]Carlyle van Thompson:The Fragic Black Buck:Racial Masquerading in the American Literacy Imagination,New York:Peter Lang,2004.

　　[21]伍茂国：《从叙事走向伦理：叙事伦理理论与实践》，新华出版社，2013年。

　　[22]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3]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07年。

　　[24]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商务印书馆，2003年。

　　[25]Judith N. Shkla，“The Liberalism of Fear”，in Nancy L. Rosenblum(ed.),Liberalism and the Moral Life,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