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命的诗歌十篇

　　关于生命的诗歌篇1

　　1、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晋·陶渊明），赏析：人生在世没有根蒂，飘泊如路上的尘土。生命随风飘转，此身历尽了艰难，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世人都应当视同兄弟，何必亲生的同胞弟兄才能相亲呢？遇到高兴的事就应当作乐，有酒就要邀请近邻共饮。青春一旦过去便不可能重来，一天之中永远看不到第二次日出。应当趁年富力强之时勉励自己，光阴流逝，并不等待人。

　　2、三万六千日，夜夜当秉烛。白日何短短，百年若易海——（唐·李白），赏析：李白的诗和十九首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人生太短了，白天不够用，晚上让我们举起蜡烛，继续尽情玩乐吧！不要相信别人说什么这是催促人们学习的鬼话，李白一生都没写过这样的东西！在他眼里，这样的人大概只能叫愚者，蠢货。

　　3、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霞（三国·曹植），赏析：天地是永恒的，永无 终极，人生是极其短暂的，就象朝霞，绚烂夺目一时，转瞬消逝，因此我们要珍惜生命，在短暂的瞬间，尽量活出自己的意义。

　　（来源：文章屋网 ）

　　关于生命的诗歌篇2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贵州诗歌处于多样化发展态势,各个群落均有一批实力诗人。就我本人的理解,贵州诗歌创作呈现五个方面的特点和发展路径:

　　一、坚守现实主义诗歌精神

　　注重诗性追求和内涵融注

　　坚守现实主义诗歌精神,是新世纪以来提倡重建新诗精神的核心内容。它是指增添诗的社会含量和时代含量,是指歌唱人类的灵魂、揭示人类的命运,是指抒发对生命本真的关怀、体现对良知与责任承担,是指注重对生活的诗性表达、力求意蕴内涵的丰富和饱满。当然,现实主义精神不等于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大家知道,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曾经使文学陷入一个误区,因为它过分强调观念的表达和政治功能,从而使文学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使文学遭受灾难性的打击和严重的损失。这一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的作家都记忆犹新。我们现在不愿再看到这个局面出现,而且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也十分忌讳这一点,以免重蹈覆辙。

　　贵州诗界创作风气的转变,与重建新诗精神的提倡有关。重建新诗精神是有时代背景的,它是从2006年连续发生的“中青报诗歌事件”、“赵丽华诗歌事件”、“韩寒诗歌事件”之后兴起的。从侧面来看这些诗歌事件,它是中国诗歌从强调意识形态的一个极端,走向反意象、反意义、反崇高之后的另一个极端的表现。于是,以良知与责任、以现实主义精神为核心内容的新诗重建的倡导和行动,就在全国诗歌界开展起来。其中包括贵州诗界100多名诗人于当年11月11日率先在修文县王阳明纪念馆签名通过《中国修文诗歌宣言》的重拾诗歌精神的活动。应该说,自那次活动以后,贵州诗界的创作风气有明显转变。

　　从这本《诗歌精选》来看,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占据较大比重。包括李发模、黄健勇、王蔚桦、程显谟、徐必常、赵雪峰、张景、杨启刚、刘毅、文城、彭殿基等具有主旋律特征的作品,也包括一部分现代性诗人和以地域诗歌写作为主的诗人的作品。李发模至今仍没有停止叙事诗创作,当年以《呼声》等叙事诗名扬诗坛,2008年又出版了叙事长诗《呵嗬》,成为贵州新世纪叙事长诗创作的代表性作品。他的叙事诗通常反映时代变革与现实生活,题材宏大而角度独特,情感充沛而内涵深厚,故事曲折而形象鲜明,以丰富的想象和形象化的语言,增加其诗歌艺术的表现力。收入《诗歌精选》中的则是他的抒情诗,看得出,仍得力于叙事诗的深厚底蕴和真实情感,同时注入了现代性表现手法,语言更富想象力和形象化,并善于从生活中提炼诗的内涵,时代气息浓厚,充满思想光辉。李发模在坚守现实主义诗歌精神方面作出了表率。黄健勇入选的是一组散文诗,他在上世纪出版的散文诗集《东方之门》奠定了他在贵州诗歌界的地位,而这一组散文诗比他过去的作品显得沉静而朴实,增加了写实性和叙事性成分,题材取自现实生活,关注人生命运,影射社会问题,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和寓意色彩。这也是他坚守现实主义诗歌精神所取得的新成果。王蔚桦的诗以抗冰救灾为题材,现实性更强,他在诗意的呈现、形象的塑造上力求完美,通过语言的调度把情感抒发到了极致。其他如程显谟的诗,注重生活的体验和内涵的提升,注重语言的锤炼和意象的运用,体现对诗歌艺术的执著追求;徐必常和杨启刚的诗,写时序的变换、对节令的感悟,从而进行人生和理想的思考;赵雪峰、刘毅、彭殿基的诗,以自然、风物为题材,通过状物与抒情,追求古典主义诗美创造;张景和文城,一个写,一个写黄河,在激情和诗意中,融入大量的历史、宗教、文化、意志、命运、理想等极具现实主义精神的内容,使诗歌充满厚重感和可读性。

　　以上这些诗人诗作,从创作的精神和态度来看是严谨的,让人感觉到一种力度和使命的存在;从艺术品质来看,大部分能开放性地吸收现代性创作元素,使现实主义光辉更加眩目。因此,当前的现实主义诗歌已并非以往人们从教科书上获知的那种脱离文学本体的政治宣传工具的诗歌了,它不是单纯的观念表达的东西,而是注重诗性追求和多样化呈现,饱含社会关注、民生体恤、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命运感的厚重作品。这一点,在贵州新世纪诗歌创作中,表现得比较突出。

　　二、延续现代性诗歌自我审视与

　　批判精神的品质

　　现代性诗歌的最大特色,是强调终极关怀、主体体验和审思意识,突出个性、反叛和批判精神。因此,大量的现代性诗歌表现出自我审视、心灵解剖、生命关注、价值追求,以及对传统的反叛和对现实的批判。梳理贵州现代性诗歌创作,高潮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批极具探索精神和前卫素质的诗人,敢于突破思想的和创作的传统,以诗歌去反映转型的社会和表达觉醒的自我,去批判现实的不合理和揭示人类精神的危机,于是出现了贵州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浪潮。在这股浪潮中涌现出了一批在全国引人注目的优秀诗人。这场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把落后的贵州从诗歌方面一下子推向了全国的前台,一批优秀诗人的作品至今还影响着贵州诗歌的创作,这对于贵州诗歌话语权的建立、对外诗歌交流平台的搭建和交流资格的形成,对于贵州诗歌多样性发展、纵深的开掘和进程的推进,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这本《诗歌精选》可以看出,贵州现代性诗歌的创作仍然比较活跃,也逐渐走向成熟。入选这本书的诗人,包括上世纪80年代参与贵州现代主义诗歌实践的唐亚平、南鸥、谢迎旭、彭天朗、王付等,也包括后起的李寂荡、赵卫峰、黑黑、白沙、天空、孙捷、西楚、青红、牧之、吴治由、阿诺阿布、祝发能、尹嘉雄、袁伟等。

　　唐亚平最初以地域特色鲜明的高原诗展示她的诗歌才华,至“黑色”系列出现后,强烈的现代意识和生命关怀、潜意识展现和内心自白,将现代诗写作推向高峰。她的诗不完全是人们说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展示,其实这只是一个由头和引子,更重要的价值在于以深刻的思想内涵揭示转型期现代中国人的内心冲突,把现实与理想的交锋,灵与肉的搏杀进行了诗性的呈现,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缩影。她的诗拓展了诗歌话语的空间,是贵州现代诗发展的一个标志。“黑色”系列之后,她的创作随着阅历的增长,多元文化的吸纳与融会,以及对生命、时代、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入,其情感显得包容、平静,而思想更加隐晦、深沉,把一个醒悟了的人生、淡泊的生活和智性的思考融入诗歌。以诗集《月亮的表情》为代表,通过一系列心灵的“风景”,展示内心苦痛后的安抚和自疗。这种对情感和语言的节制,对诗性的把握,体现出她现代性诗歌创作的成熟。唐亚平的诗歌以风骨取胜,所以她放弃常规诗歌写作的意象罗列、各种花样手法的使用、语言的刻意雕琢,而保留诗性的纯正和真实,这是她的诗歌走得远、影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鸥一直从事现代性诗歌写作,近年出版的《春天的裂缝》代表他新时期的诗歌成就。南鸥的诗,以人的存在、价值、意志、信仰、尊严、情感、死亡等生命意识与终极关怀为核心内容,对生命本源进行探索,对人性和命运予以体察,具有一种纵深的历史感和使命感。他对诗歌艺术的探求,对文字的崇敬,对诗歌品质的坚守,几乎做到一丝不苟、竭尽全力。他以一种心灵的力量直追诗歌精神,以捍卫生命的方式捍卫诗歌理想,所以他的现代诗,内涵深厚,语言精准,想象奇崛,意象繁富,抒情才华得到尽情的发挥,为贵州现代诗创作增添了活力和色彩。李寂荡的现代诗又是另外一种风格,如《铁炉子》、《隔壁邻居》、《水洞》等诗,其触角直抵日常生活和社会底层,力图从普通经历与物事人情中挖掘意义和价值,文字细腻有质感,善于控制节奏和情绪,在平静的叙述中渗透出人性的力量和情感的深度,通过冷抒情的方式赋予人生的思考与智性的光辉。

　　贵州民族学院走出来的诗坛“三剑客”――赵卫峰、黑黑、西楚,他们的现代诗,将生命的思考和存在的观照融入地域、历史、文化,使诗歌显得厚重、大气。在创作思路上,赵卫峰善于揭示事物矛盾二元的统一性,写出了生存的苦恼与必然,世界的陌生与熟悉,内心的矛盾与和谐;黑黑则驰骋在旷野、峡谷、群山、高原之上,面对大自然的无限、自由与永恒,引发出人生之困惑、生命之渺茫、时间之易逝,将现代人的焦虑与犹疑、压力与疲惫、伤害与恐惧、失落与无助、迷失与遗忘等情绪和处境揭示出来;西楚却以超现实的思维,放大想象空间,使其诗歌意象纷呈,富含寓意和象征,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不可捉摸和人性的变异。在语言和风格上,我与王蔚桦先生有同感:赵卫峰充满“激烈、峭刻”,黑黑带着“感伤、冷静”,西楚富有“激情、灵气”。贵州诗坛“三剑客”,以他们的创作理念和实践,把新世纪贵州现代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其他诗人以各自不同的取材视角、艺术准则和创作个性把握现代性诗歌的创作要领,如白沙注重日常感悟、谢迎旭注重意境营造、天空注重想象扩张、孙捷注重意蕴提炼、彭天朗注重都市体悟、王付注重意象空灵、青红注重流利自然、牧之注重诗意锤炼、吴治由注重物我感应、阿诺阿布注重语感流动、祝发能注重乡土体验、尹嘉雄注重情境发现、袁伟注重心灵传达。他们致力于现代诗的内涵挖掘和艺术探索,作品颇丰,传播范围较广,从整体上凸显了贵州新世纪诗歌创作的实力和成果。

　　三、地域性写作成为贵州诗歌的亮点

　　“地域”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它除了指区域范围这层外在意义外,更重要的内涵是指某一人类群体在这个区域长期生存生活及发展演变所形成的时空环境、心理环境和具有独特根性的文化体系。因此,地域性诗歌写作贯穿的是独立意识、驻守意识、血缘意识、大地意识、底层意识、审思意识。从题材内容上看,地域性诗歌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对地域民族的风情、风物、风俗的融入与感悟,对地域民族的生存、生产、生活和创造的认同与赞美,对地域文化和民族性格、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灵魂的坚守与弘扬,对民族的历史轨迹、文化身份、发展现状和未来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对落后、蛮昧、狭隘等民族缺陷和弱点的审视、反思与批判,对乡土的感恩、对大地的依归、对民族的忠诚等精神品质的崇敬与书写,对人性复苏和生命意识、忧患意识觉醒的昭示与表现,对责任意识、对现实和命运的集体性抗争意识形成的肯定与评述,等等。从本质上看,地域性诗歌写作属于一种现代性写作,它与乡土文学、民间文学有着完全本质的不同,这里所指的“民族”也不完全等同于少数民族。正如张嘉谚所说,它超越了“乡土”写作、“少数民族”写作、“行政区划”写作。它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朝向厚重、大气的地域写作,产生辐射整个人类心灵的伟大作品。

　　贵州诗人的地域性诗歌写作一直没有停歇,而且一直融会于现代性诗歌创作的足迹之中。它与现代性诗歌的探索与发展遥相呼应、同频共振,只不过它的触角伸向人类的家园,深入人类心灵的根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贵州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高原诗”,曾把贵州地域性诗歌写作推向一个高峰。诗人们在正视、感受和慨叹自己所处偏僻地域及人文的蛮荒粗野、犷朴强悍、神幻浑茫、独特纯真的同时,深刻地认识地域与人、地域与世界、地域与文化的关系,思考民族意识和世界意识、传统意识和当代意识的冲突与和谐,并致力于跨文化交流和跨文类写作,使地域性诗歌充满原始诗性,充满个性内涵,充满文化张力,呈现出贵州诗歌的独异、厚重与大气。

　　收入《诗歌精选》中的作品,是新世纪以来在贵州地域诗歌写作中比较有成就的作者,包括姚辉、喻子涵、陈春琼、赵俊涛、空空、王鹏翔、鲁弘阿立等诗人的作品。

　　遵义诗人姚辉和陈春琼,包括前面讲到的李发模,立足黔北地域,从大地和家园、从历史和文化、从生存和活动中寻找诗歌元素,使原本具有历史渊源的黔北诗歌在新世纪里得以延续和光大,成为贵州诗歌不可缺少的成分。尤其是姚辉的诗,注重历史意象与地域声音的捕捉,从地域、民族、历史中溶炼和提取现代意蕴。正如他在《变奏曲》中说:“在此之前,我是一群奔走的岩石/尘土是一大堆即将成形的山色”,揭示出人与地域的关联和宿命意识;“我就是那条辽远的长途来自往昔/……但此刻我终于想静下来/与其他土石一起/站成一种穿越苦痛的巍峨――”,写出了对地域和命运的深思与认同。故乡是一个人的根,是诗人的宿命,因此他在《歌唱》中写道:“一个反复歌唱的人又忆起遥远的故乡/那里炊烟浮动/泥筑的房舍被牲畜之声蒙住/黄土蜿蜒藏着千年的张望”。当然故乡也有让人疼痛的时候,因此带来追问与反思:“我想把所有岩石高擎成闪烁的灯盏/让光芒覆盖往事让山的疼痛/进入我们坚守年年的饥渴……”(《在群山之上》)诗人与地域的喜忧恩怨,便构成了敏锐深沉、意蕴悠远的地域诗歌。在审美生成上,姚辉的诗注重感情与理智的互渗交融,注重地域性和现代性完美契合,因而诗意隽永,境界辽阔,风格沉稳,其诗歌品质较一般地域诗歌要高出一筹。

　　喻子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悄入诗坛,获全国“骏马奖”后才渐渐为人所知。耿林莽评论其早期的作品时说:“以一种孤傲、坚韧和孕于其中的对于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与沉思,为我们提供了充满激情、力度和现代气质的新型散文诗。”其实,这也是基于地域、民族、历史、文化之上的人类反思与生命关注的作品。新世纪以后,以《南长城》、《喀斯特之诗》和《河山系列》为代表,转向地域性诗歌写作,力求使现代诗注入厚重的人文内涵和原始诗性,其中代表地域文化含义的核心意象“石头”,从当初一直贯穿到现在,成为喻子涵诗歌中具有生命感和象征性力量的符号。

　　赵俊涛入选的是一组反映地域风情、风物、风景、风俗的诗歌,地域色彩明显,并予以现代性、当下性观照。从创作手法上看,这组作品是他的散文诗集《阳光的碎片》的延续与发展,当然力度有所不及。《阳光的碎片》虽然是一个具有多元性内涵的诗歌文本,但地域性特征也十分突出,它以洪荒宇宙、烈火飓风、大漠极地、战马铠甲、界碑墓志、岩画死湖、疆场远征、山地厚土、石头沼泽、山民纤夫作为写作对象,以一种粗犷宏阔的气概统摄天地万物,以一种大恨大爱的胸怀舒卷古朴情感,提供给人无尽的想象和思想情感的升华。

　　空空、王鹏翔、鲁弘阿立,他们是贵州西部的多情歌者和地域诗歌写作的代表诗人。空空善于将地域性意象作现代性转换,将悠悠的乡情、严肃的民族精神和心中的理想锤炼成诗意;尤其是他的新诗集《人之高原》,将地域风情、民族风俗、寓言传说以及民间生存境况融入当下的情思,写得大气磅礴、摇曳多姿。王鹏翔入选的几章散文诗,以土地为背景,通过历史遗物叙写土地经历的沧桑以及大地上发生的悲壮故事;以风景名胜为抒写对象,揭示自然与人生关系,写出了地域的灵动与色彩。鲁弘阿立的诗,有着浓厚的人类学背景,他写祖宗开疆拓土、苦难与迁徙,写边缘民族繁衍生息及其心路历程,展示了一个民族的强大生命力和厚重的历史感;他的诗歌意象纷呈而野味十足,充满激情、率性与浩气,通过土地、洋芋、荞麦、火焰、炊烟、瓦板屋、图腾柱、雄鹰、族徽、节日、仪式等极富地域特征和象征意义的若干物象的陈列,传达出一个民族的文化个性,并使诗的意境深邃悠远。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喻子涵、陈春琼、王鹏翔是用散文诗的形式来表现地域的,其实,姚辉、赵俊涛、空空、鲁弘阿立也写过不少散文诗,只不过收入本书的是他们的分行诗。这就给人以启示,不管什么诗歌类型,只要得体,就不会影响地域性诗歌的抒写与表达,同时这也恰恰体现地域性诗歌写作的包容性、灵活性与多样性。

　　此外,让人遗憾的是,提倡并实践地域诗歌写作的黔南地域的一批诗人的作品没有收入本书,如梦亦非、黄漠沙、湄子、熊盛荣等人的作品。他们倡导“厚重大气,有本土特征,神性和人性、经验、体验和超验能够合一,属于有根性写作、可持续性写作,气象大、格调高”的西部地域诗歌理念,并付诸创作实践,成为贵州地域诗歌创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应该引起关注。

　　四、后现作注重诗歌品位的提升

　　中国后现代诗歌起源于“朦胧诗”后的“第三代”诗歌实验,到2000年“下半身”诗歌团体诞生发展至高

　　峰。后现代诗歌的基本特点是:主体消失,深度消失,历史感消失,个性消失,无中心意义,无完整结构,提倡更开放自由的诗歌形式;创作上强调直接性、即时性和表演效果,无须预定设想,追随多变的想象力进行自发的随机写作;语言以日常口语和民间俚语入诗,喜欢语言游戏与语言实验;风格上有散文化、叙事化、非诗化倾向,打破诗美与诗丑、结构与非结构、神圣与世俗的界限,揉不调和的因素于一体,追求文本原创和生理心理的欲望,注重在场表达的“快乐”。后现代诗歌这种无确定的内涵和意义,强调此时此刻的感觉和兴趣,甚至把肉身和本能欲望当作写作资源,而把知识、文化、诗意、抒情、哲理等所有诗歌传统一网打尽,这就带来了太多的质疑和争议,无助于诗歌建设和优秀诗歌文本的产生。当然,后现代诗歌提出对陈规陋习的反叛,对文本的原创,吸纳多种维度、声音和价值体系,超越“抒情诗的绝境”,解放诗歌语言,拓宽诗歌书写题材,冲破写作惯性和陈旧方式,强调民间立场和独立品质,解除等级制度,以推举新人为己任,等等,又增强了诗歌创作的活力,具有它的先进性和存在合理性。

　　贵州的后现代诗歌创作,由于不处于后现代诗歌运动中心,加上地域、民族、经济、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心理、性格等因素制约,因而总体来看热情不是很高、规模不是很大;同时,贵州的现代性和民族地域性诗歌的创作仍占主体地位,在被遮盖的情况下,后现代诗歌创作场子不大、势头不旺。因此,贵州的“后现代”诗歌特征不明显,“先锋”不彻底,还保留一些“前现代”的创作方式。并且,在不断的质疑和反思中,放弃后现代诗歌的一些极端主张,转而注重诗意、品味、语言等审美内质和外观的构建,注重艺术的相对恒定性和诗歌文本建设,这样就形成了贵州特色的后现代诗歌。

　　在《诗歌精选》中,收入了钟硕、邓红(青石的小城)、季节、末未、朵孩、非飞马、任敬伟、王兴伟、贺建飞等诗人的作品。他们的诗具有后现代倾向,然而他们吸收了“后现代”和“现代”诗歌中的优秀品质,便成为贵州新世纪诗歌中具有特殊味道的作品。

　　女诗人钟硕,相对来说,是后现代诗歌写作较为明显者,成就也较突出。她的诗歌追求当下性和平民化,提倡日常和随意写作,大量运用口语和生活语言,主张消除构思与技术痕迹。但同时她又提出“人本主义关怀与真实”,追求“智性与感性都在场”。因而她的诗,与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诗歌是有本质区别的。当然,追溯她的诗歌创作源头,一方面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女性主义诗歌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黑色意识”创作;另一方面又有“下半身”的影子,从女性意识转为对人体自身的观照。因此,她的诗歌题材带有明显的性别痕迹。但是,作为对“女性意识”、“下半身”、“后现代”有着清醒认识并持独立见解的诗人,她坚称“对口语风格的诗歌及种种所谓的先锋、试验和探索持有足够的尊重”,但又“对某些与之有关的伪命题和噱头、炒作,以及平面化、口水化的泛滥保持一贯的距离”,提出要“有效摆脱口水化的泛滥”,让诗歌“回到人性,回到存在的本真,回到当下”。所以她的诗,口语气息很浓,日常性的语感和场面比较突出,但又充满人文关怀和人生命运的思考。实际上她已超越了“女性意识”,超越了“下半身”和“后现代”。她没有放弃对诗意的追求,没有放弃对价值的思考,也没有放弃对语言精准的把握,因而成为后现代诗歌中保持诗歌艺术纯正的少数者,使她的诗歌比受到置疑而影响渐弱的“后现代”要走得更远。

　　另外两个女诗人邓红、季节,其诗的风格与钟硕有些近似,善于从女性视角写作,但女性意识和后现代诗风要稍淡一些。虽然在题材的平民化、生活化,语言的口语化、随意化,情感的零度化等方面,有后现代的影子,但是善于捕捉生活中的人事物景入诗,物我互为观照,重感悟、重哲理,增加象征效果和寓言色彩,因而也是吸收了后现代和现代诗中的优秀成分,成为比较新异、独特的诗歌。

　　“印江四诗人”之一的末未,收入本书的诗来自他的第二本诗集《似悟非悟》。他的第一本诗集叫《后现代的香蕉》,受后现代诗风影响较大;而《似悟非悟》则向现代禅诗方向发展,在真与幻之间、醒与醉之间、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他体悟着人们未能体悟的事象。末未的诗,是他基于对后现代诗潮的认识而创作的,注重在场即兴写作和生活语言表达,诗句信手拈来而又具有出其不意的效果。但从题材选取和内涵表现来看,似乎都摆脱不了乡土情怀和地域因素。因此他的诗是在吸收了后现代创作技巧和选题的现代性审思之后,从而创造出的具有自己个性的诗歌。他的诗注重意象的萃取和诗意的提炼,语言幽默并富有感染力,善于制造悬念,哲思性也较强,而且富有乡土情怀、人生意味、命运思考。这就完全融合了现代诗和后现代诗的优势,外观上适合于后现代诗歌讲究感性的、享受的阅读口味,而内容又不失现代性诗歌的内涵融注与个性张扬,应该说这是先锋诗歌的成功探索。同一地区的朵孩、非飞马、任敬伟,受末未影响驰骋在贵州诗坛。朵孩的诗注重情节和叙事,注重对话和倾诉,注重生活细节的观察并构成对时代的反讽,注重口语运用并富于动感和形象化;非飞马、任敬伟的诗,善于关注当下,注重意象和象征。但他们的诗,内涵稍显单调,功力弱于末未。

　　王兴伟和贺建飞,也有后现作倾向。他们的诗,看似无意义,但诗的意义出没在字里行间,在阅读体验的过程中就能感受到意义的存在。

　　由此看来,后现代诗歌有它的弊端,但也有它的积极意义。如果年轻诗人能像以上诗人一样,敢于去探索与实践,敢于去质疑和创新,就能创立自己的诗歌天地。

　　五、坚持古典主义写作并获得当代

　　性超越

　　这里说的古典主义,是指诗歌创作的一种风格和方法,十七世纪盛行于欧洲,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被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人提倡并推向高潮,至九十年代在“纯文学”呼声中再度掀起古典主义诗歌创作热。古典主义诗歌的特征表现在遵循古典诗歌美学传统,注重情感纯净、意境优美、想象丰富、风格清新、格调典雅,语言上要求准确、精练、华丽,结构要求精致,强调诗、画、乐、舞的完美统一,在思想倾向、诗歌意象、美学追求及语言特色等方面突出古典情怀和唯美趣味。

　　古典主义诗歌的创作方法一直延续至今,它本是诗人基本的创作方法,但由于五花八门的现代、后现代诗歌使人们厌倦,于是古典主义诗歌反而使人青睐,不仅有一批人坚持写作,而且也有一定数量的读者。在这本《诗歌精选》中,禄琴、罗莲、伍小华、施波等诗人就采用的是古典主义诗歌的创作方法。

　　彝族女诗人禄琴的诗,善于表达小资时代的日常生活及高雅情趣,如《品茗》中写道:“玻璃杯握在手中,那念佛经的女子/及手中念珠,让喧嚣静止下来/风拂过,光线变暗”,当然这也是对生活的敏捷感悟和一种心情的细腻表达。她的诗注重意象的提取和诗意的营造,如“有静心的女子拈花一笑”,“清露在红尘中绽开”,“听清晨鸟语鸣啭”,“只一低头,石缝里的小花就开了”,“美好的面容带着迷惘的微笑”,等等,清新优雅,明朗简洁,充满浓厚的古典美,读后给人以纯净、安宁的感觉。禄琴出版过《面向阳光》、《三色梦境》等诗集,他把这种写作优势曾用于民族地域题材,抒写彝家风情,探寻生命奥秘,张扬民族之魂,在彝人诗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罗莲的诗取材于佛教体验,以佛教文化作为写作背景,这本身就充满古典色彩。在她的诗中常见各种花的意象――莲、梅、菊、桃、桔、水仙、昙花、草莓、樱花等,充满清雅的古典情趣。她对大自然和生活的感悟比较细敏,试图把心性融入自然,又从自然中找到自己的心性,从而达到一种禅悟。这种禅悟,既是人生的,又是诗歌的,使古典诗歌美学在她这里得到弘扬和延伸。“我将从花朵即将消失的地方/把她带回来/……把身边相仿的花朵一一点燃”(《我将再次亲近这些花朵》),诗情细腻,诗意凝练,意象鲜明,安宁纯净的禅意使诗歌富有空灵色彩。“我听见人群内心隐秘的花朵/在秋风上粲然开放/简单而不重复……金子般干净”(《手执莲花的女子》)。她反复描写花朵,以花喻人,表达一种高洁清贵的人格寄托和超凡脱俗的理想追求。罗莲出版有诗集《另一种禅悟》,我想,她的悟,既包括对自然、生命的悟,也包括对古典诗歌精神的悟。这种悟,既使人生境界得到超越,体现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也使诗歌创作走出狭隘境况,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层次的文化特征。

　　伍小华善于写作清新简洁的抒情小品,并赋予一定的寓意和哲理;施波的诗以理想和爱情为抒写对象,讲究韵律和节奏,诗意浓郁,格调典雅。他们的诗写得比较纯粹,富有古典主义的诗美特征。

　　以上是我对新世纪以来贵州诗歌创作状况所进行的粗略评析。当然,未收入《诗歌精选》的诗人诗作还有很多,据我目力所及还有哑默、吴若海、隐石、彭澎、王家洋、陈灼、郑望春、冉光跃、郭思思、吴国清、冰木草、吴英文、拾荒者、庞非、惠子、罗树、宋冬游、刘馨泉、哑木、马也、马晓鸣、姜静玮、朱良德、杨光焕、刘燕成、朱朝访、陆大庆、曾雁平、张野等,包括前面提到的梦亦非、黄漠沙、湄子、熊盛荣,他们都是新世纪贵州诗歌创作的主干力量。

　　如果要说贵州诗歌存在的问题,从更宽远的视野来看,存在着五个方面的缺失:一是个人化的小情小调较多,缺少大气和风骨;二是疏离社会生活,缺少强烈的现实关注、生存思考与人文关怀;三是题材陈旧、写法雷同,缺少艺术探索和创新;四是受平面写作、随意写作的误导,缺少深度体验和思想深度;五是存在零散写作和隐态写作,忽略交流和地域文化的挖掘与整合,未能形成“贵州气派”和“贵州风格”。

　　不过,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更需要社会大环境的改善,需要整个文化氛围的形成。同时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诗歌的发展不好说问题。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和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看,不是我说的问题就是问题,我现在指出的问题说不定它本身就存在问题,或许它甚至是以后诗歌发展的障碍。因为诗歌始终走在文学艺术的前面,我们要善于看清事物发展的一面,相信它发展的一面,那么也就要有热情和良好心态鼓励新生事物的成长。当然,艺术的本质是不能忽视的,诗歌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始终要保持它的独立形态和艺术特征,不能因为“先锋”和“主义”把它毁灭掉。新的文化思潮再怎么消解诗歌元素,也不能把诗这种艺术类型本身消解掉了。诗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诗先锋、诗革命呢?

　　因此,作为艺术前卫的诗人,要有两个意识:一是自省,二是自觉。“自省”是自我反思,自我清理,自我输血,自我整合。“自觉”是需要保持清醒和独立,需要具有现实批判的勇气和自觉,其目的是自觉维护和捍卫诗歌精神。虽然诗歌不再是神话,但诗歌随时都有可能产生神话。可是,随波逐流产生不了神话,自我放纵也产生不了神话,降格以求更产生不了神话。时代千变万变,诗歌千变万变,但是艺术良知和诗歌本质始终不变。只有始终把握诗歌精神,才能使贵州诗歌走向健康大道。

　　关于生命的诗歌篇3

　　自5·12汶川大地震以来，媒体上涌现了众多的“地震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表达了民众对自然灾难、民族苦难和生命价值的追索。从诗与史的关系出发，本文描述的正是当前“地震诗歌”的价值蕴含，即其中表达的苦难记忆、“人民性”和国族认同。

　　【关键词】 “地震诗歌”；苦难叙事；“人民性”；国族认同：诗史互证

　　如何重建诗歌与历史、时代和现实的精神关系，这是困扰当代诗歌甚至是整个新诗史的问题。对于当下的诗歌写作而言，当诗歌（文学）“绝望地回到文学自身”之后，我们又如何让诗歌（文学）“重返”时代和社会，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或理论问题了，而是已经成为一个写作态度和价值诉求的问题。

　　自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媒体上涌现出了许多的相关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表达了诗人及民众对大地震所带来的灾难、中华民族面临的苦难考验的哀伤和追索。一方面，有论者认为“大地震震出了一个复苏的诗歌界”，地震“引发了全民诗歌热潮”，另一方面，也有论者认为，这些诗歌作品具有大众化、口语化、即时性甚至是“战时性”的特点，并不具有特别的“艺术水准”。

　　这些不同评价都涉及到了“地震诗歌”[①]的艺术价值及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但都未能充分呈现“地震诗歌”所表达的价值诉求。“地震诗歌”也会为时间和历史（或者某种“文学史”）所选择和清理。基于这些考虑，本文并不是要从诗歌（内部）艺术的意义上来讨论“地震诗歌”这一文学事件，而是针对这些诗歌作品与历史、时代和现实的关系，也即是在“诗”与“史”的关系结构中来描述其价值蕴含。在本文看来，“地震诗歌”中所蕴含的民族苦难记忆、“人民性”和国族认同等诸多意义指向正是其价值表征。从这一角度来看，尽管作为一种“战时性”（暂时性）的诗歌现象而且颇多雷同化的倾向，“地震诗歌”仍然为当代新诗写作如何“重返”时代和社会提供了一种深刻启示。

　　一、价值的关联：地震与诗歌

　　仅以2008年6月号《诗刊·上半月刊》“抗震救灾”诗专号为例，关于5·12大地震的诗歌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自然灾难、民族苦难和民族国家主体性等诸多内容，其他媒体上涌现的诗歌作品也同样在这些层面上多有表现。诸如李瑛《生命的尊严如此美丽》组诗、商泽军《阿特拉斯的脊梁》、徐必常《国家的眼泪》、蒋同《国哀：那一朵小白花》、白连春《整整一个地球的痛》、北塔《生命的物证》、叶舟《祖国在上》以及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宝贝啊，不要沉睡》、《妈妈的呼唤》、《孩子，天堂路上别走太急》、《最近我常常含着泪水》、《开往天堂的火车》、《爸爸妈妈，别为我们难过》等作品[②]都展示了在抗震救灾的“战时性”状态下，诗人和民众对大地震带来的灾难和民族苦难的哀伤和痛惜，同时也传达出了一个民族在灾难和苦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团结。

　　在这里，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大地震和作为一个文学事件的“地震诗歌”就建立起了一种价值的关联。也就是说，这些诗歌作品之于大地震并不仅仅是一种反映关系，其中还存着在一种意义关系。“地震诗歌”一方面记录了大地震这一民族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也蕴含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战时性”状态下呈现出来的苦难叙事、“人民性”和国族认同等诸多价值内涵。

　　如果说“启蒙”与“救亡”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双重变奏[③]的话，那么，从整个现代文学史来看，“地震诗歌”则同时兼具了“启蒙”与“救亡”的历史主题。大地震及其灾难，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民族危亡”的历史想象，现实的危难从我们的历史经验中获取了苦难的精神内涵。而“地震诗歌”同样也从文学史（诗歌史）的经验中获取了“民族救亡”的写作动力。从众多“地震诗歌”作品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这被暴风雨打击着的土地”[④]的历史图景，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⑤]了的历史形象。“地震诗歌”仿佛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在对现实灾难和民族生存苦难的观照中，我们仿佛回到了臧克家、田间、艾青等人歌唱的时代，同时又回到了“中国新诗派”和“七月诗派”等人沉咏的情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地震诗歌”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学文化事件，在现实的语境（自然灾难与民族苦难）中获得了“民族救亡”和情感与精神启蒙的意义。

　　可以说，在对地震灾难、人性磨难和民族悲怆的苦难想象与叙述中，众多“地震诗歌”作品交织着生命、死亡、苦难、大爱与民族精神的繁复旋律，这些繁复旋律正演绎着“启蒙”与“救亡”的复调叙事，而非一种声音压倒另一种声音的“双重变奏”。因此，在“诗”与“史”的关系结构中来看，并在价值和意义的维度上进行考察，“地震诗歌”既体现出了关于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同时也蕴含着一种民族国家的集体情感和认同。作为自然灾难的大地震因此而具有了精神苦难和价值重塑的意义和功能，诗歌对苦难的书写加强了现代新诗“人民性”的文学品质，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国族和身份认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地震与诗歌再次确立了“诗”与“史”的关系，并缔结了多重的意义关系。“地震诗歌”的出现既是对难以抗拒的自然灾难——大地震的历史书写，也是对隐秘的民族心灵史——国族认同的一种情感（文学）呈现。

　　二、题旨一：灾难考验与“人民性”

　　当下的“地震诗歌”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表达了大地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及考验，以及国家和人民抗震救灾的信心和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性”是“地震诗歌”的基本情感和价值意向。在这里，“人民性”指涉的并非是单纯的政治和阶级含义，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共同的民族情感、经验和精神。在全民抗震救灾——“民族救亡”的历史时期，“地震诗歌”体现出的这种“人民性”的文学品质，既是现实的呈现，也是民族情感、力量和信心的汇集。

　　从众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诗歌的抒情主体再一次回归到时代的“大我”。如《这时候——写在5.12四川汶川震灾之后》：“当十三亿同胞伸出了温暖的手/当泪水打湿了一张张善良的面容/这时候，我们挺直了沧桑的腰板/我们昂起了高贵的头颅——/为了抵抗这无法避免的天灾/我们变成了热血沸腾的英雄 /这时候，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看到了中国的强大”。在这样的诗歌里，抒情主体“我”和“我们”并不存在什么情感、价值、观念和意图的差异，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地震灾难和民族精神进行反复的叙说。在诗歌里，“我”是作为一种视点而存在的，而“我们”才真正是诗歌情感扩张的辐射源，或者真正的抒情主体。因而，作为诗歌叙述者的个人和作为诗歌抒情主人公的集体——“我们”、“十三亿人”在这里达成了情感和意向的统一性。再如一首《我们的心——献给汶川的血肉同胞》，在“地震诗歌”中颇具代表性，它直接以“我们”进行诗歌的抒情和叙事:

　　我们的心朝向汶川/我们的双手朝向汶川/我们阳光般的心朝向汶川/我们旗帜般的双手朝向汶川/我们十三亿双手向汶川去！/……/让我们的心朝向汶川/让我们的双手朝向汶川/让我们阳光般的心朝向汶川/让我们旗帜般的双手朝向汶川/让我们十三亿双手向汶川去！/汶川流泪/夜，很安静/往日的喧嚣也缄默了言语/俨若战后的城市/荒芜且退去原有的色彩/满街道的灰土/和坍塌楼道里的死亡气息/埋没了花草昨日的鲜艳/掩埋了螟虫昔日的笙歌/飞鸟也远离了故土/不忍视/汶川流泪/四川流泪/中国流泪

　　自然灾难的考验和民族国家的精神力量在这里汇集了。正如诗人艾青在70年前的那首《我爱这土地》所描绘的历史图景和民族苦难一样，国家和民族正面临着灾难的考验，诗歌抒情主体也转变成为一个时代的歌手，传达出了一个集体的声音。“故土”、“家园”、“战后的城市”和“灾难”等诸多形象都具有了一种精神的意义，而“我们”则成为“地震诗歌”普遍的抒情方式。可以说，诗歌抒情主体的包容性使“地震诗歌”不仅仅起着一种集体代言的作用，而且还有效地传达出一种共同的和普遍的情感。在“地震诗歌”里，“人民”和“人民性”再次显现，使得诗歌再一次恢复了它应有的功能。

　　书写民族的灾难和民族的重生是这些“地震诗歌”最基本的意义倾向。其他相关作品如郭文斌《中国，你为什么泪流满面》、刘继明《哀悼日》、鲁文咏《地泣与国殇》等作品都直接书写了民族和国家在面临地震灾难时的艰难和信心。这些诗歌尚未能直接深入对灾难和苦难的思考和剖析，而是直接展现“人民”和“人民性”的时代主体。因此，重塑一种新的时代主体和主体精神也是“地震诗歌”最普遍的主题之一。作为当代新诗的核心命题，“人民”和“人民性”在“地震诗歌”里被再次激活。

　　当代诗歌在经历了“政治抒情诗”、“朦胧诗”、“第三代诗”、“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后，作为一个诗学话题，诗歌的抒情主体从“大我”“回归”“小我”已经为当代诗歌史所确认，但我们会发现，当下诗歌写作的思想和审美空间变得越来越“个人化”。如何在现代诗歌写作中重新恢复“我们”——另一种抒情主体的价值和权利，或者如何在表达个人体验的同时融入民族国家的情感和命运的内容，这是在当下诗歌写作中一直被忽略的问题。在这次大地震和“地震诗歌”事件中，诗人们及民众暂时放弃了理论上的成见和分歧，灾难、苦难、生命与爱、国家与民族成为当下诗歌的共同话语，这也许正寓示着诗歌写作应有的一种品质和良知：“我们”如何表达“人民”与“人民性”？

　　“地震诗歌”作为一种现象，它给我们的启示恰恰在于：诗歌与时代和社会的关系同样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诗学命题。当“地震诗歌”让“我们”重新成为诗歌的抒情主体时候，一个新的历史主体也复活了。因此，可以说，作为历史事件的地震在激活诗歌，作为文学事件的“地震诗歌”也在激活诗歌的主体——“人民性”。从“地震诗歌”的写作者来看，众多“非专业”作者的参与也为当下诗歌写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正如批评家谢有顺在评价“地震诗歌”时所说，“诗人和作家要勇敢地面对自己，面对众人，面对现实；他写的作品不仅要与人肝胆相照，还要与这个时代肝胆相照。”[⑥]当“我们”成为当下诗歌的主人公时，诗歌、诗人、民众与国家民族、时代和社会才再次达成了情感和价值的沟通。因此，“地震诗歌”所展现的“人民性”，给我们当下的诗歌写作呈现了一种新的方向。

　　转贴于

　　三、题旨二：苦难叙事与国族认同

　　对苦难和灾难的“历史化”书写也是“地震诗歌”的基本题旨之一。对“历史”（现实）的“历史化”叙述是建构一个国家和民族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尽管大地震依然是我们当下的现实，作为一种“战时性”文学表现手段，“地震诗歌”则已经提前将大地震“历史化”了。在对大地震的“历史化”书写中，“地震诗歌”容纳了“苦难”叙事的成分，甚至带有某种民族寓言和神话的特征。在许多“地震诗歌”的叙述里，大地震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一种历史记忆。也正是这种集体的“苦难记忆”成为我们国族身份认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大地震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历史，苦难是我们共同经历的苦难。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地震诗歌”已成为建构和强化我们国族身份认同的历史叙事。

　　如在媒体上流传甚广的《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一诗这样写到：“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妈妈怕你碰了头/快抓紧妈妈的手/让妈妈陪你走//妈妈/怕天堂的路太黑/我看不见你的手 /自从倒塌的墙/把阳光夺走/我再也看不见/你柔情的眸……”在这样的诗性言说里，个人作为叙述者，在对苦难的叙述中，容纳了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体验。“妈妈”和“孩子”穿越时空和生死界限的对白，将苦难化作生命和希望的祷告。苦难让我们反观和照亮现世的生存。再如《开往天堂的火车》一诗，是将生命与死亡、告别与归家、苦难与幸福表现得最让人痛切心扉的作品之一：

　　这是开往天堂的火车/注定有一条河流清澈的流向/就像那些川北的孩子/他们的告别乖得没有一点声响/我第一次看见/我们的孩子/变得像大人一样坚强/他们行将离去的站台/也不再需要爸爸妈妈与奶奶的/送行//这是开往天堂的火车/注定会穿过一片鲜花的海洋/就像那些川北的孩子/我知道他们来自神灵的家乡

　　这些作品从苦难、人性的角度将灾难、生命的罹难和死亡作为生命的归宿的叙述，对大地震带来的“苦难”进行“历史化”的书写。“火车”、“告别”、“站台”、“天堂”和“家乡”等种种意象都无不意味着生命的归宿和幸福。这样的苦难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审美化的倾向，灾难、苦难和死亡被赋予了一种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有某种神话和寓言的意义功能。

　　在这些充满“个人化”的苦难叙述中，苦难已不仅仅是个体和生命、死亡的意义关系，而是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个阅读者的苦难记忆。“告别”与“归家”、“离开”与“寻找乐土”的意义结构是诗歌史上一直都存在的“神话写作”的基本模式，而这一类“地震诗歌”则在这一向度上体现了生命、人性与苦难的意义关系。应该说，这样的苦难叙事是非政治意识形态的，它们所表达的是苦难和对苦难的意义追索。“谁点燃了这烛。并且，让烛光成了中国铺满阳光的午后最痛的伤口/一只叫做汶川的陶罐，一只被舜用宽仁的手指/就着厚厚的黄土与泪一般透明的水焙制成的陶罐/被黑色的烛光击中，然后/碎了……”（龚学敏《汶川断章》）在这样的苦难叙述里，“汶川”、“地震”、“舜”、“陶罐”和“黑色的烛光”等意象实现了跨越历史时空的碰撞，地震灾难与民族传说一起呈现了人性、生命、个人和民族国家共同的心理原型，这种“神话写作”恰恰是有关人性和苦难的，这里面容纳的意义和价值正隐藏着一个民族国家潜在的精神结构。

　　与苦难同时传达出来的，还有关于爱的内容。苦难与爱作为诗歌（文学）写作中的一种原型或母题，同样在大地震这一历史事件中找到了表现的空间。许多“地震诗歌”直接以爱为题，将自然的灾难、人性的苦难以及生命救赎等复杂的情感体验融合到一起。苦难、爱与生命本身结为一体，苦难因此而多了一层悲悯的宗教色彩，爱也超越了世俗的理解上升成为一种“大爱”。地震灾难带来的“恐惧与颤栗”背后是对苦难的担当和爱的力量。有诗句这样写到：“这不是诗歌，我只是如此呼喊/愿以一个死难者的声音/此刻醒来，就要永远醒来/因为我们还在经受更为严重的灾难/它来自我们自身，来自阴谋和战争/来自掠夺、杀戮、膨胀的私欲和勾心斗角/你甚至还来不及发现/灵魂已离去好多年……”（东荡子《来不及向你们告别》），还有诗句这样表达了对苦难和爱的悲悯：“当我写下/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朵渔《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在诗人的话语叙述里，有对自然、苦难和生命的敬畏，有失却家园的悲伤，也有对自我的责问，苦难与爱被赋予了忏悔和救赎、生命归宿与精神家园的意味。

　　尽管这些诗歌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化”和“神话写作”写作的痕迹，但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诗歌作品仍然从“个人化”的苦难记忆里表达了一种集体的苦难历史。很多“地震诗歌”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将“我”或“我们”这一诗歌的抒情主体导向“汶川人”、“四川人”和“中国人”，正如有一首诗这样写到：“此刻/我们都是汶川人/我们都是四川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汶川人”与“四川人”作为一种地方性情感、知识和经验的主体，在“地震诗歌”里则获得了更高的意义，作为诗歌的抒情主体，它正是一种情感反射，它所投射的是一个更大的主体性——“中国人”。其他诗歌如《国家的眼泪》、《国哀：那一朵小白花》、《14时28分的祖国》等作品则直接从时代“大我”的角度展开了对民族苦难记忆的“历史化”书写。

　　“历史化”意味着对记忆的整理，记忆则保存一个民族的共同的心理和情感。在对地震与灾难、生命与死亡、苦难与幸福、爱与担当的“神话写作”中，诗歌的抒情主体、国家、政府、社会和民众已经结成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地震诗歌”的苦难叙事，强化或者凸显了一直隐藏于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心灵深处的身份认同。

　　四、诗史互证：苦难记忆及其意义

　　随着灾难的过去，“地震诗歌”的热潮也会逐渐趋于平淡，“地震诗歌”作品也会经由时间的选择和淘汰而去粗取精。但与过去的几次诗歌事件（如“梨花体”等事件）决然不同，这一次的“地震诗歌”事件则激活了“诗”与“史”的互动关系。地震与诗歌发生意义的碰撞，也正是“诗”与“史”实现价值传递的历史契机。在“地震诗歌”热潮中，凸现出来的是“史”的意义，而“诗”的意义则已经退居其次。对于我们而言，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5·12大地震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伤痛，作为一个文学事件的“地震诗歌”则让我们在灾难考验和苦难记忆中看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看到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形象和精神品质。关于大地震的苦难叙事让当代诗歌写作寻找到自我升华的机会，也让我们从诗歌写作和历史叙事中看到一个人、一个民族隐秘的心灵史。这也许正是“诗史互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这也正如谢有顺所评价的那样，“这（地震诗歌）至少可以给我们带来两点启示：一是它向我们重申了诗歌和情感之间的永恒关系；二是诗歌并未退出公共生活，只是，诗人要重新寻找诗歌介入公共生活、向公共领域说话的有效方式。国难过后，未必就会出现诗歌繁荣的景象，但这一次的诗歌勃兴，为诗歌重返现实敞开了新的可能性。”[⑦]诗歌与时代和现实的意义关系，同时也意味着诗人对时代的态度或价值取向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地震诗歌”既体现了现实对诗歌的情感激发，也体现了在长久的“个人化”写作之后，诗歌对介入现实和公共生活的精神需要。

　　作为一种文学事件，“地震诗歌”现象已超越了单纯的诗学（诗歌文体）理论的阐释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地震诗歌”写作也是“组织中国‘历史’的过程，是一种对‘历史’的写作”。[⑧]因此，在文学史的视阈中，“地震诗歌”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即“诗”与“史”的辩证关系及其意义给我们当下诗歌写作提供的可能性。“诗”与“史”的互证，以及其中容纳的苦难记忆、“人民性”和国族认同等价值因素为我们正确认识诗歌的作用和功能提供了理论的和历史的依据。

　　[①] 作为一种描述和概括，“地震诗歌”是针对这些诗歌作品的题材和内容而言的，尚未成为一个诗学概念或文学史概念。

　　[②] 本文所涉及到的相关作品来源于《诗刊》2008年6月上半月刊、“左岸文化网”及其他网络媒体，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③]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参见李泽厚：《中国思想史（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49页。

　　[④] 出自艾青1938年的诗作《我爱这土地》。

　　[⑤] 出自穆旦1941年的诗作《赞美》。

　　[⑥] 参见《南方日报·文化周刊》，2008年6月1日。

　　关于生命的诗歌篇4

　　【关键词】新课标 诗歌教学 价值

　　新课程理念是一种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先进教育思想，以此来指导小学诗歌教学就能体现其主要意义。诗歌教学能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诗歌教学能培育学生的诗性智慧；诗歌教学能涵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1．诗歌教学能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新课标指出：小学语文课程应关注学生情感的发展，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审美感知和审美创造的能力。新课标如此关注学生审美素养的提升，这是由审美在人生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一方面学生作为完整的有机生命个体，审美是其感性生命的一种基本要求；另一方面要实现学生的完满人性，审美是最好的途径之一，在竞争激烈、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审美有助于学生幸福地生活。此次新课标的一个最伟大之处，便是自始至终贯穿着人本理念。特别是当前学生的审美意识被应试的功利意识所屏蔽，呈潜在状态；学生审美感知力和审美想象力的迟钝和匮乏，审美能力、审美情趣有待提高。所以，加强小学诗歌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

　　1．1 诗歌教学能够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审美能力与审美心理张力成正比，审美心理引起的张力越大，审美能力的提高幅度就越大。如同人的身体一样，各心理因素如果能经常得到一定强度的实践锻炼就会增强素质和有所发展，反之就会衰老，会迟钝或萎缩一样，学生要切实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就必须接受一定强度的审美实践活动，诗歌阅读便是这样的一种审美实践活动，它为学生审美实践的有效锻炼提供了一个绝好机会。诗歌以其浅白性、直观性、受控性特点成为一种最高的艺术，它无疑是切实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最佳路径。

　　1．2 诗歌教学能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诗歌几乎就是美的化身，它所包含的意境之美、音乐之美、情感之美、建筑之美能够强烈地唤起学生的审美需要，它所展现的美恰恰是通过学生的审美实践付出一定的审美劳动得来的，所以会让学生刻骨铭心，甚至终身难忘，从而使学生“嗜美上瘾”，其审美意识由此得到了有力的强化。所以，要养成和培养纯正、高雅的审美趣味，诗歌教学是最好的途径，诗歌教学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

　　2．诗歌教学能培育学生的诗性智慧。新课标在总目标中指出：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潜能。在教学建议中又强调：要正确处理基本素养与创新能力的关系。在注重语言的积累、感悟和运用，注重基本技能训练的同时，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促进学生持续发展。诗性智慧作为一种具有整合性的精神能力，在人类的各个历史阶段因被赋予不同的内涵而使之显现出不同的风格和风貌，但是一直以来贯穿始终的想象性、创造性却亘古未变。诗性智慧是一种以想象为形式的创造性思维，他的形式是想象，其结果是创造。想象力具有创造性的认识功能，因为想象是建立在感知与记忆基础上的一种表象运动，它不是物体的复现，而是对物体进行重组与再造。想象在其本质上也是对于世界的思维，但它主要是用形象来思维。在想象运行的过程中，由于头脑中表象的未定性、模糊性，所以会生发出许多新的变化，这直接带来思维的创新。

　　2．1 从诗歌的本体特征看诗歌教学能够激发学生的诗性智慧。诗歌离不开想象，情感性、音乐性、想象性是诗歌的三大本体特征。想象是诗歌的本体，必不可少。诗从根本上说，是生活的反映，但绝非是生活的如实描写，而是一种想象的描写，比如说“这个少女很美丽”就不是诗，“少女如花”这一带有想象性的言语便具备了诗歌的质素。因此，诗歌的创作离不开浮想联翩，离不开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2．2 从诗歌的阅读特征看诗歌教学能够激发学生的诗性智慧。欣赏诗歌的过程是一个展开想象的过程。诗歌是一个意象符号系统，意象是其基本构成单位，上至原始诗歌，下至当代诗歌，都离不开意象。诗歌中的意象是不可或缺的主导性成份，意象成分越多，诗味的成分也就越浓，有没有意象是诗与非诗的根本区别。意象的存在形态是人脑中的一种情感表象。诗歌中的意象，无论是人神鬼怪、飞禽走兽，还是鸟鱼花香、湖光山色、人间仙境等等的呈现都必须借助于人们的想象才能在脑海中映现出来。通过想象，诗歌中的意象得以舒展和叠合，直至成为意境。所以，要欣赏到诗歌的内在意象、意境之美，必须借助于想象，对诗歌的意象进行闪现、组合、转换与再创造，才能将文字符号转化为立体画面，把潜在的意象浮现出来，最终享受到诗歌的意象美、领略到诗歌的意蕴美。

　　3．诗歌教学能涵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新课标指出：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新课标之所以强调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是因为人文精神作为一种生命意识，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最深厚的精神动力资源；人文精神作为一种人文情怀，为人的发展营造了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背景；人文精神作为一种超越品格，为人的发展创设了一种高远的人生理想境界。当代学生的社会、人生意识在精神沙漠的风暴影响下，拜金主义进一步深入人心。在强大的物欲刺激氛围中，学生出现了所谓的“四无主义”现象，即无气魄、无关心、无感动、无责任。这样的精神面貌，迫切需要我们加强人文精神的教育，引导学生去关注和建构健康向上、充满人情味的生活世界，培养人文精神。

　　关于生命的诗歌篇5

　　关键词: 中学诗歌教学 教学价值 新课程标准

　　一

　　我国是诗的国度,诗是语言艺术的精髓,余秋雨先生说得好:“

　　(二)唤醒生命意识,激发情感共鸣。

　　诗歌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而且可以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因为,“读诗的功用不仅在消愁解闷,不仅是替有闲阶级添一件奢侈品;它在使人到处都可以觉到人生世相新鲜有趣,到处可以吸收维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活力”。③例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夜苦短长,何不秉烛游。”(《古诗十九首》)使学生懂得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少壮有成的时候,我们从不感到生命正在一点点地走向末端,而当我们到了垂暮之年,才意识到生命的短暂。

　　诗歌让我们懂得珍惜生命,向我们敲响生命的警钟,而情感是诗的生命。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情感是诗天性中一个主要的活动因素,没有情感就没有诗人,也就没有诗。”因此,诗歌教学的价值在于引导学生在吟诵经典诗词中得到情感的熏陶,使学生的感情逐渐得到升华。

　　(三)提高审美能力,升华审美趣味。

　　诗歌教学符合审美活动的一般规律,鉴赏诗歌的过程也是“作家—作品—读者”多向交流的一个动态过程,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越高,就越能释放更多的审美信息,对读者形成的审美心理张力就越大。诗歌包含的意境之美、音乐之美、情感之美、建筑之美能够强烈地唤起学生的审美需要。诗歌教学通过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不由自主地爱上诗歌,使审美趣味由粗俗走向高雅、由低级走向高级。

　　因此,诗歌教学使学生通过审美实践获得审美感受,其审美意识由此得到了有力的强化,无疑是切实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最佳路径,也是有效提高学生审美趣味的必由之路。

　　(四)陶冶人文情操,塑造超越品格。

　　新课标指出: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诗歌教学恰恰与之吻合,因为诗歌中的情感不同于普通情感,它是人文情怀的反映。诗歌蕴含了舍生取义、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显示了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人生态度,也展现了寄情山水、重义轻利的博大胸襟。

　　因此,通过诗歌教学,学生可以涤荡灵魂,净化感情,在阅读中将诗词的情感体验内化为自己的情感体验,引导学生去关注和建构健康向上、充满人情味的生活世界,逐渐完善其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超越的品格。

　　综上所述,中学诗歌教学的价值绝非“教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而是塑造学生语文素养,提升精神内涵和审美能力的重要载体。因此,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唯有教师遵循审美实践规律,发掘诗歌的真正价值,方能如获至宝,事半功倍,切实提高语文教学的有效性。

　　注释:

　　①凌云志.让经典的长廊书声琅琅——名家畅谈《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j].法律与生活.1999,(9):14.

　　②③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254.

　　参考文献:

　　[1]倪文锦.中学语文课程教学论.上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王荣生.语文课程论基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关于生命的诗歌篇6

　　关键词：诗情 诗思 诗意

　　在网络纵横、大众化娱乐猖獗、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诗歌日益边缘化，林贤治就在《中国新诗50年》中坦言：“整个诗坛已不可能恢复已往的完整局面，此时，总的倾向是去中心的、非主流的、边缘化的。”人们越来越沉沦于物质化的享受，而忽略了精神的追求。但希腊最杰出的现代诗人之一埃里蒂斯曾说：“对人类而言，很不幸，年代一直是贫瘠的，在另一方面诗却从未疏忽过它的任务。就是这两个事实从未间断地伴着我们在尘世的命运，两者互相制衡。”所幸，仍有诗人坚守着诗歌这一精神阵地，以自身纯粹真切的生活感受，直接面向所处的时代时境，王钻清就是这样创作的一位诗人。

　　从江汉平原到南海之滨、从欧洲到美洲、从行者到思者、从出发到回归，王钻清并非刻意成诗，他的诗歌源自他的生命体验，源自他的生命感动，源自他的有言欲说，绝不是故作，更非虚伪做作，他的诗真切体现了他对生命本真的理解与思考。四周游历的经历，让他有更多机会亲身体验不同的文化，形成不一样的诗歌风格，这些周游的经历与对人生的哲思凝结在他的诗篇中。王钻清就像是古希腊的吟诵者，一路走来，且行且思。

　　但任何一首长久的诗又不会只有生命体验，它还必须具备诗之为诗的其他特质。为了更充分地理解王钻清的诗歌，我们不仅要了解他的诗与他的生命求索相伴相生的过程，更应该深入他诗歌文本世界的每一条叶脉，去仔细体察其中的诗情诗思诗意。

　　一、行者之咏：回归生命源流的诗情

　　黑格尔说：“诗的目的不在事物及其实践性的存在，而在形象和语言，人一旦要从事于表达他自己，就开始出现了。表达出来的话就因为有表达的需要。人一旦从实践活动和实践需要中转到静观默想，把自己的认识传达给旁人，他就要找到一种成形的表达方式，一种和诗同调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的产生，源自于对情感的抒发和自我诉求的渴望。王钻清在这本诗歌集中，便是以诗情来绘制自己的心灵版图。而诗情，亦即诗的情感，具体而言指的是诗人在诗中所体现的情感。在诗歌中，诗人常常以独语的方式，审视着剖析着自身的灵魂，对生命、对个体作了最深切的思考，也抒发了个体独有的情感。

　　从柏拉图开始到如今的后现代，有关乌托邦的宏大构造日益消解崩溃，生命的虚无和荒诞也日益充斥着人心。诗人写下“我是一个死人/但我确实活着/我是一个活人/但我大约死了/画卷从此展开”生与死界限的模糊，显然是诗人对生命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的深入思考，由此诗人试图为自己作出解答：无论是谁，都“无法/重返归途”，“行/者/无/疆/不知天色/更不知来路”，最终“我失魂落魄/于/天/地/之/间”。这样的解答也等同于没有解答，但这并不是诗人的不负责任，人生来便极具偶然性，也是一场无法返回的单程，诗人这种困惑更能体现他对生命本质的洞悉，而这些对生命的思索与明察并没有让诗人坠入万念俱灰、万缘俱断的虚无，而是选择了精神的流浪和精神的自救。比如，《在雪域高原获生命的感动》：“进入生命的雪域高原/我的灵魂在漫山遍野的雪地滚动/滚雪球的灵魂被圣洁包裹/我在连绵的雪山敲打生命的秘密”。即便这种流浪是孤独，寂寞的，诗人依旧执着地追寻着生命的意义并完成个人的精神作业。例如，《莱茵河，一支蓝色的国际歌》：“你注入生命碧绿的湖泊/流经情感积淀的三角洲/你在弯曲处不改方向/在山脉前沿和黑森林之间奔流不息/你在板岩覆盖的山坡之间流动/唱出一段曲折而深邃的峡谷恋歌”。作者在这里融入生命意志，并让灵魂自然拔节，让人与自然欢快地交流，让诗歌的此在或真挚的诗情透着美感，散发人性的伟大和生命的力量。

　　因为他内心深处对自然对生命有着最本真的的热忱，而且诗人也毫不吝啬地展示他对自然对生命的热爱：“生命在悬空的漫长天际重拾感动/精神在白云或乌云之中阳光般作业”（《在飞行的上空感知生命》）“自然在心中/心在自然中”（《一个人的生命色调》）“我们不需要/生命摆渡生命回流生命模式/我们只在乎/生命质感的张力和弹性/只在乎/生命自由度的扩大和泛滥”（《一个人的生命过程》）。诗人在樱花树下让“所有的日子所有的心情被满树的樱花染色或熏香”、在榕树下“俯卧蓬地菊/聆听那源自地心荡漾花溪的交响曲/融入她遍地生绿朵朵金黄的青春期”，在山居春色里让“嫩黄的气息醉眼/幽蓝的眼睛动人/纯白的花语净心”，梦回故土触摸着老家的灵气，回忆着童年的纯真。诗人通过象征、叠加意象、通感等手法造成语言的变异，即雅可布森所谓的“对普通言语的有组织侵害”，从而“远离”日常的普通会话语言，向难以言传的隐在现实和形而上接近。此间，诗人是一个热爱自由的流浪者，是对自然与生命异常敏感的智者。即便“画卷”、“生命色调”、“生命过程”、“圣经”都只是一个人的，也无碍于诗人开启“生命中的那把锁”“找回自己”。这些点点滴滴对生命的感悟，是诗人此在意义的有力见证，也构成了诗歌的诗情所在。

　　二、行者之吟：对自然的诗意热爱

　　自然是诗人“人生的地图”的构成，对自然的热爱是诗人诗情抒发的原动力。大地青天、山川湖海、日月草木，乃至世间万物皆是诗歌里诗情的一部分。诗人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安顿于自然之中，使个人与自然平等置换交融，互为主客体，当读者面对这样的作品，看到不同的光线在字里行间摇曳，看到那无需刻意的天然着色，看到随景象不断迁移的痕迹，会感觉到一个与自然没有隔阂跳动鲜活的心。

　　诗集《回归或出发》的第一首诗，诗人就用温婉的语调将少女峰的姿态娓娓道来，第一、第二人称的交替出现将内心对于少女峰的怜惜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我顺着阿尔卑斯走来/意欲匍匐于欧洲屋脊那永恒的雪地/分享童话之国的美丽与传奇/你玲珑晶莹的身姿突出于山城之上/雪亮左右两边青青的山脉/你用纯洁的乳汁和体液滋养山地牛羊/让纯真童话与山地国家自然融合…”（《少女峰，一个奇妙的童话》）诗中出现的“水晶般”、“童话”、“翅膀”等词语营造出纯真浪漫的氛围，“于是眺望中的我也成了童话里的天使/我披着雨后的彩虹向你袒露胸脯”。显然，诗人在旅途中把自己的灵魂与曼妙的少女峰融为一体，而这种物我融合所产生的诗意在诗集中比比皆是，譬如《尼亚加拉瀑布大放异彩》：“此起彼伏的浪花交织水雾的迷恋/雾气高升或下落或狂荡/我随游船腾云驾雾/在激情高涨的宽阔河谷/与当年独木舟的少女奇遇”，又如《浪漫太平洋航行》：“落日拍下太平洋的胸照/我的头像扎进春风沉醉的晚上/更有长长的金发搭在我肩头”

　　随着情感的渐次升华，诗意渐浓，王钻清的诗歌常常显现出别样的画面感与空间感，如“跳动的火焰/在眼前/蓝色的火焰/在天际/海天之间/洒满金色阳光的真情实意”（《海上日出》）日出的绚丽似在眼前，又似在天边，海天相接，是金色的阳光，视觉的切换和颜色的渲染给这一幕海上日出赋予了灵性，而在《黄山情思》，诗人更是以大胆的笔墨写下“落日天都峰/峰顶都会惊现云彩朵朵/晚霞散布天语/莲花峰万道夜光放荡/迷茫云雾暗生情感”自然的景象，还之以一种生命原始欲望的呈现，这种原始野性的张力蕴涵着无穷的生命力，也释放着一种大自然的能量。可是他的同题之作《让精神重上黄山》却写出另类思考和自由想望：“一只眼睁开/看破峡谷的虚空和险恶/一只眼闭上/大声尖叫引万山千壑共鸣/最后回归空巢/重新孵化自由飞翔之梦”。这画面中的诗情或空间里的意识流融会贯通，诗意互动。

　　而卡尔维诺在文学演讲中强调写作的“轻灵”，亦即要注意语言的轻灵与准确。他表明语言不必过度表现，要适时，要准确，要学会戛然而止，这才能给人及时的提示和更宽广的想象空间，与语言一同完成审美和精神的愉悦。王钻清在诗歌写作上，显然也是有意识的以别出心裁的轻灵点醒主体所带来的重。在他的诗歌中，“单字成行”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比如“我失魂落魄/于/天/地/之/间”，不知到何处去的沉重感借由单字停顿的韵律，达到了灵魂飘散于天地之间的意境，又比如“人生的调色板上/我有我的/色/彩/搭/配/”“心头春雨/淅/淅/沥/沥”“我心中的胜景/忽/隐/忽/现”等诗句，形成了独特的韵律感和节奏感，这样的诗歌形式让诗情的抒发更加顺其自然，配合着意象，诗歌还呈现出明显的画面感，譬如“一/窜/火/花/放亮了云淡风轻的湖面”，细细读来，眼前仿佛有一簇焰火在湖面绽放。

　　三、行者之思：日常生活的诗思

　　卢卡契在他的《审美特性》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日常生活固然有其顽固的习惯性、重复性、保守性这些普通平常的特征，但同时也具有超常的惊人的活力与瞬间式的无限的创造能量。”日常生活中并不缺乏诗性和哲理性，关键是你去发现，并且怎样去使用它。对日常性的重视，不仅仅是诗歌所谓“来源于生活”的解释，更有其在诗歌审美上的合理性，即在向生活靠拢的同时，依旧保持着诗歌的诗性，保持了“诗性”或者叫做文学性，重新唤起了对常态生活的审美追求。而王钻清同样以此为自己的诗学追求，他以自身个体独特的体验，或是“陌生化”，或是“亲近化”的表述，让我们在俗世、日常和常轨中又瞥见曾抛之不顾的诗意，重新升起热爱万物、珍视日常的情怀。而在此基础上王钻清对日常生活的哲思便也超越了一般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而形成追求形而上的诗性思考，也即日常生活的诗思。

　　本雅明在对19世纪法国抒情诗人波德莱尔的研究中提出了“闲逛者”这一非常重要且影响深远的概念，“闲逛者”特指那些因为现代性城市的兴起，而可以游荡在城市各个角落，观察、体验城市生活的人。这种形象最典型的是现代文人。其特性表现在他在城市里任意的闲逛、敏锐的观察人群和街道上发生的事情。在第三辑《生活的哲思》中，诗人显然就是本雅明笔下城市“闲逛者”，游荡于城市的街角巷弄中，“昨夜路过广场/用目光点拨人影…我走过每一个人的面前/发现每一个人从我面前走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走到公园前/一对少男少女俯下身子…我想这是公园不是私家花园/眼巴巴地望着退出园子/回到卧室打开电灯/灯光下的脸与墙壁一样白/一张床/一个人/外面的世界被隔离”（《广场?公园?卧室》）

　　诗人漫步人群，却与人群、与城市有着明显的疏离，从广场到公园到卧室，诗人一步步退回到内心孤独的庇护所，成为城市的“多余人”。这种孤独感更是弥漫了组诗《一个人的城市记忆》，诗人截取了深圳地标、城中村、交通等城市的典型意象，表现出“人造”“速度”“人群”的烦闷与恐惧。而悖论的是尽管诗人身处城市，与城市相遇并朝夕相待，但是在精神层面诗人始终与它若即若离甚至完全背离。使诗人的精神得以救赎的不是“海上世界”而是“客家围龙屋”，对于从清平湾走出具有农耕情怀的王钻清而言，宿命性般地成为了深圳这座城市里的异乡人和精神漂泊者，就像他所说的面对着“城市化的魔法”即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唯有血管里依然留着农人的血”。

　　对于游离在城市的心灵选择，诗人也有独特的表述：“我没有选择自己/灵魂被上帝冷藏/尸首在阳光下成影/找寻自己时/我发现了心灵的暴力/精神处女不幸被/于是我也成了精神暴民”（《一个人的选择》），诗人毫不留情地审视自身没有坚守心灵的选择，导致精神被，自己也成为“精神暴民”，诗人控诉着，反省着，不加掩饰、裸地暴露自己内心的污点。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喧嚣时代，王钻清不只是水深火热考察者、测量者、旁观者，更是积极的介入者和自省者。

　　诗是神圣的，尽管诗行中并不缺乏俗事和俗物，但是保持诗歌的诗性，勿使其流于庸俗和浅薄则是诗人的本能。王钻清以自己的诗歌书写再一次证明，无论诗人如何在俗世中生活，无论他拥有怎样的显示经验，他一定要握有返诗的权力，不丧失作为诗人的自觉性。诗人之所以为诗人，不是他或她用俗语呈现了生活――即便通俗并不可避免――而是在诗的背后一定隐含着生活的诗性。王钻清便擅用奇特的意象拼接和通感的方式瓦解我们长期以往对于日常场景所形成的心理上的惯性化，从而重新构造我们对日常世界的感觉“走过那片荷塘/眼里的明月用银粉刷亮/我心中黑黑的野鸭/月光交融的湖水被蛙声划破/莲花的倒影瞬间裂变”（《洪湖公园断想》），公园中常见的月夜莲花池塘，在诗人笔下所展现的却是荒诞诡谲的一面，这是另类的诗性表达。《的向日葵》等更为另类。

　　此外，诗人尝试以诗的形式对人类科技发展提出思考，比如《登月行动启示录》、《地心探秘》，而在诗集最后一首诗《最后的预言》中，诗人更是立于俯瞰人类的制高点上，对人类科技的发展发出了警示：“人类的宇宙并非唯一/寻找有智慧生命的泉源/在其他宇宙皆有可能/只是人类的大脑是否会膨胀破裂/然而太空战在预热中/也许”。地球毁灭，人类兴许能够在茫茫宇宙中寻得一席之地，但此过程兴许会引发另一种毁灭，诗人凭借想象的力量，融合了对宇宙对人类的忧患意识促进了诗的品格。

　　四.结语

　　读《回归或出发》中的诗篇，会想起爱默生在《超越灵魂》一文中的表述：“我们的生命连绵不断，又各自独立，细微而又渺小。而人的内心却是整个灵魂；明智之静默，宇宙之绝美，世界万物每一部分，每一微尘都与永恒有关。”王钻清在《回归或出发》中专注于瞬间的场景，正是为了要紧紧握住倏忽闪过的永恒。诗人把一个个自然场景融入生命的灵肉幻化成诗，也把一个个普通的日常生活片段锻造成绚烂诗篇，并且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层面，其秘诀恰恰是因为诗人那颗纯真灵魂里的悲哀在起作用。所以，他这样思考世界：“世界是水/水火相容便是宇宙/一条死鱼在岸上流泪/被鱼咬过的嫩草有心/被水冲过的沙滩无痕/可我分明看见了/昨夜落入鱼眼的雨滴/挂在又是一天的明天”（《世界是水》），世界是水，看似宏大的叙事在诗人笔下则化为落入岸上死鱼眼中的雨滴，叙述的跨接背后却是对生命的由死到生与世界运转不息的洞察，透视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不解之缘或复杂关系。

　　关于生命的诗歌篇7

　　论文关键词：济慈，迪金森，诗歌，死亡，真实，美

　　 

　　死亡意象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1795-1821）和美国现代诗歌先驱艾米莉·迪金森（1830-1886）的诗歌中占据重要篇幅，传达深刻意义，反映了诗人关于生命、真实、以及美的思索。死亡的主题一直令济慈迷惑不已，也贯穿了迪金森的隽永诗行。济慈在短短25年的生命之中，遭遇了6名家庭成员的死亡，[①]这使他坎坷波折的生命中对不幸更加深刻感受。[②]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从未沦入自怜自艾。他在诗歌中抒发了对生命的执着，寻找绝对的真与美，字里行间交错着忧郁与欢欣，快乐与痛苦，生存与死亡。比较而言，迪金森则更为含蓄、内敛，在诗歌中对于死亡的质疑多过陈述，思索重于结论。生存的痛苦以及对死亡的想象也是她诗歌的主题之一。她写了500多首有关死亡的诗歌，语调变化跳跃，从怆痛到狂喜，从认同到质询，不一而足。

　　济慈对于死亡持有的观点比较而言可谓相当传统。他预感到夭亡的可能，恐惧自己可能“会不再存在”，对诗歌的追求也将会戛然而止。他在一首十四行诗中写到：

　　“……那时真实，我孤独站立

　　在广阔世界的海滩，沉思，

　　直到爱与名声沉入虚空。”[1]1818[③]

　　诗人对于空虚和徒劳的忧虑跃于诗行之上。在1817年的一首“睡眠与诗歌”之中，济慈只祈求得到“10年的时间/ 让我可以投身/ 诗歌之中，可以致力/ 我的灵魂规定的事业。” [1]这样微不足道的愿望竟然也成为奢求，不到四年他就去世了。

　　虽然死亡的恐惧如影随形，但是济慈也认为死亡使人脱离琐碎的存在，摆脱痛苦，因而得到最终的解脱。在1819年的名诗“夜莺颂”中，他写道：远远地,远远隐没,让我忘掉 你在树叶间从不知道的一切 忘记这疲劳,热病,和焦躁这使人对坐而悲叹的世界在这里,青春,苍白,削瘦,死亡。“忘掉”实为接受死亡的邀请，从而不再承受肉体与精神的痛苦。他在长诗《恩底弥翁》中，抒发了对长眠的宁静的迷恋：“我已经一半爱上了温馨的死亡，/ 用许多沉思的韵律赋予它温柔的名字/ 让它把我静谧的呼吸带入空气/ 此时死去，似乎最为富丽。” [1] 郭伟在文中指出，温馨、温柔、温暖、静谧、富丽这些形容词可以唤起审美快乐，自不待言；对“鲜红”颜色的官能感受中已经积淀了愉快的想象意义。它们的引入使主体与死亡意味之间产生了审美的缓冲。[2]101诗人此时想象了与死亡的妥协，和死后的宁静。在“睡眠与诗歌”中，他注意到了希望的美：“我们安静栖息，像是上卷的两颗宝石，/ 在珍珠壳的深处论文的格式。” [1]L120-121对于他而言，“听得见的旋律如此优美，但是/ 最美旋律罕有闻……” [1]死亡被比作更加悠扬的音乐，只是没有人听闻而已。

　　迪金森关于死亡的诗歌反映了她所处的时代之中社会和思想的冲突，基督教虽然日渐式微，却仍然占据最高统领，尤其是在她隐居的麻省小镇艾默斯特。她相信上帝的存在：“我知道他存在着/ 在某处——/ 沉默不语” [3]327[④]。有时候她接受死亡是生命的自然终结，无人幸免，尽管留给活着的人的伤痛“那么巨大，那么无望，难以想象。” [3]1732她曾经是虔诚的信徒，“伸开我窄窄的手/ 收集天堂”，但是最终却逐渐失去了对神性的信仰，对全能的上帝面对人间疾苦却无动于衷产生了怀疑。人的脆弱犹如诗中秋天的花朵，只能接受生命力的终结：显而易见，任何快乐的花朵都毫不惊讶霜冻用偶然的力量——在嬉戏中将它斩首——金发的刺客随后离去——太阳照旧，无动于衷为默许的上帝衡量过另一天 [3]1624在诗歌中，个体的生死没有多少分量，自然和自然法则对此一视同仁。任何试图逃脱的努力被证明是徒劳的，因此不能不引起诗人的疑惑。她写道：“我当然——/ 祷告——/ 上帝来过吗？”迪金森特立独行真实，虽然满怀对信仰的渴望，却不肯轻易认同宗教的范畴。她以诗歌的形式阐释死亡与永生，而她的怀疑显然一直存在。“我推理，我们可能会死——/ 最强的生命力/ 也不能超越腐朽/ 但是，这又如何？”死亡是必然，但是死亡的意义令迪金森大惑不解。她确实认为：“以前——垂死的人——/ 知道他们将到何处去——/他们将去上帝的右手边。”但是诗人写道：“那只手如今已被砍掉/ 上帝，无法寻找——” [4]224不能确定企及永恒的可能性，但是她宁愿像济慈那样，认为受祝福的灵魂会去往一个“像音乐一样必然”、“像声音一样确定”的世界[3]1453。因此，尽管她不无抑郁，而且认为“死亡是一场对话，进行/ 在灵魂与尘土之间，” [4]199，她依然在名作“因为我无法停下等待死亡”中，把死亡拟人为一位君主，一名绅士，彬彬有礼的同行者，带领诗人穿越生命的不同阶段，走向不朽：自那之后——已是几个世纪——但是感觉都比那一天短暂那天，我第一次觉察马头朝着永恒的方向——[3]712 此处，她与济慈一样，把生命看作一场旅程，而死亡与永恒是最后两个驿站。如程光泉文中所言，对死亡意识的描述,迪金森是独特的,也是承先启后的。她不是单纯地歌唱或诅咒死亡,也不是把死亡当作生的质料和目的。她在超越死亡,并通过死亡达到永生。她对死亡的态度除了淡淡的哀愁,甚至有一种超越之后的开朗疏阔的情怀。[5]128

　　值得注意的是，迪金森对于死亡的态度始终是含混两可，没有明确认定死亡带给她的是祝福还是虚空。马头朝向永恒的方向，但是，从那天起，却已经是几个世纪过去。诗中的天真女孩子终究有没有达到永恒，没有任何暗示。她承认“这个世界不是结论/ 一个种类站在远方，”但是远方与此在的距离，是一个问题。灵魂和死亡的对话并没有得出共识，相反，“……争辩从头开始——/ 灵魂转身而去，/ 只是为了留作证据/ 脱下了一袭肉体外衣。” [4]199 尽管“有两个可能/ 有一个必然/ 还有，一个应该。/ 无限的折衷/ 是我愿！” [4]225，但是无限的折衷似乎并没有意愿中那么触手可及。她对死亡困惑不定，却同时受到另一种生命的吸引。在给T·W·希金斯的信中，她表达了对于死亡的深切关注和痛苦困惑：“我没法告诉你永恒看上去是什么样的。它就像是大海包围了我。”死亡带走了青春、欢笑、激情与梦想真实，但是也把所有悲伤和苦难消除，留下一种未完成的美。济慈认为：“诗行、美名和美确实强烈/ 但是死亡更为强烈——死亡是生命的至高奖赏。” [1]1819在生命旅程的困顿之后，安谧的睡眠使人向往，尤其是确知永恒就在前面。济慈的观点在“论死亡”（1814年）得到了最好的阐释：假如生命不过是梦，死亡能否是睡眠，而一幕幕幸福不过是幻影转瞬？短暂的欢乐不过一种版本我们却以为最大的痛苦是死去。世间之人游荡哀伤，多么奇怪，却不能舍弃崎岖的道路也不敢独自面对将来的宿命不过是一梦终醒。[1]死亡是重生的一个过程，但是世间之人没有能力认识到这一点。迪金森在一首短诗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对于一些人，死亡的重击就像是生命的重击他们在死以前从未活过——他们要是死去，在死之时早已死亡，生命力展现。[3]816死后而生似乎是诗人的诗歌生命的写照。他们通过赠与世界天才的诗歌而延续生命，对真和美的追求在作品中得到永存。济慈平静地接受了“死亡令”，[⑤]但是他的理想没有落空，终于“跻身于英国诗人之中”[⑥]。陆晓认为，迪金森以一种平和冷静的态度看待死亡, 认为死亡只是肉体的毁灭, 死亡带走我们所爱的人, 但不朽的灵魂只有经过死亡这一必经阶段才得以获得永生。[6]94在她沉思内敛的一生中她始终是一个“无名之辈”，从未品尝过成功的甘美。但是死亡并没有吞没诗人的才华。迪金森在给希金斯的信中写道：“如果名誉属于我，我不能逃避。”这是诗歌的名誉，是诗人生命得以长存的一种凭籍。尽管生前籍籍无名，她在死后声誉鹊起，成为影响现代美国诗歌的两位巨匠之一。济慈和迪金森留给后世无的价诗歌财富得以永存，像是“半开的花朵”[⑦]，不必担心时间的侵蚀，即使名字如济慈所言“写于水上”。

　　济慈在《希腊古瓮颂》中说到：“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论文的格式。这成为后世流传的关于艺术与永恒的格言警句。蒋培君认为，在淡忘和超越了世俗价值之后，济慈的精神世界获得了多的自由，他更为关注生命本身的存在，关注这种存在的尊与价值。为此，他总是努力地去发现美，全身心地去欣赏美。 [7]111迪金森对此遥相呼应，描述了相逢于死亡的两个人。他们因为对于真和美的追求而成为知己：我为美而死，对坟墓几乎还没有适应一个殉真理的烈士就成了我的近邻——他轻声问我“为什么倒下”？我回答他“为了美”——他说：“我为真理，真与美——是一体，我们是兄弟”——就这样，像亲人，黑夜相逢——我们，隔着房间谈心——直到苍苔长上我们的嘴唇——覆盖掉，我们的姓名——[4]120在生命的征程中真实，追求真、追求美的诗人也许一直是孤单的行人，但是死亡让他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如杨甸虹所言，迪金森最富生命力的诗歌恰好使那些欣喜和痛苦的“现时”瞬间成为 了“永恒”[8]40。 迪金森的这首诗令人动容，也不无准确地预示了诗歌永恒的力量，激励诗人超越死亡，企及美好与真实。济慈接受死亡的必然事实，在诗歌创作中探索永恒的可能性，并因为诗歌的创作而获得了文本的永恒。迪金森死亡主题的诗歌含混地指涉永生的概念，不满足接受成规的模式，以沉思、反问、设想的方式，在诗歌中穷尽对于死亡命题的探讨。两者遥相呼应，印证“真即是美”，死亡是追寻真与美的生命的一种状态，死亡因其真而无疑晕染了美的意味。诗歌提供了一种空间，使诗人得以消解死亡，接近永生。

　　[②] 在1816年写给G·济慈的信中，济慈说：“世界充满悲惨、心碎和疾病，压迫无处不在。”

　　[③] 文中济慈的诗行大部分引自Ellershaw的选集，作者自译。其余为通行译本。在引用中特意注明创作时间。

　　[④] 文中迪金森的诗歌大部分引自Johnson的选集，作者自译。其余引自江枫的译本。

　　[⑤] 1820年2月3日的夜里，济慈吐血。他说：“这个颜色不会骗人。这滴血是我的死亡令。我必死无疑。”

　　[⑥] 见1818年10月写给G·济慈的信中。

　　[⑦] 见济慈的诗歌“致柴特顿”（1815）。

　　关于生命的诗歌篇8

　　[论文摘要]华兹华斯不仅是英国19世纪杰出的抒情诗人，也是有着自己独立诗歌观念的诗歌理论家。华兹华斯主张诗歌的情感、题材、语言和创作目的都要以“快乐”为起点和终点，“快乐”成为其诗学中的核心理念，这就构筑了他独具个性与魅力的“快乐”诗学。在这种诗学观念的指导下，华兹华斯的诗歌充满了一种崇高的自然与人间之爱及其独到的伦理内涵，成就了其诗歌在英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并对当今世界的诗歌与文学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wordsworth，1770—1850)是横跨两个世纪的英国大诗人，其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