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像奖的A面与B面：一场敬老院里的自杀案

　　很难想象，如果不是郑秀文陪跑多年终于封后，这届金像奖的老脸往哪儿搁。

　　港片式微多年，金像奖的本地保护主义一直为人诟病。但质疑的声音虽然年年有，主办方圈地自嗨的无奈之举倒也不难理解。

　　既然基本盘有限，做大蛋糕的希望渺茫，那么将资源留给亲生孩子也无可厚非。

　　但今年主办方的一系列操作却彻底点燃了观众的怒火，仿佛遮羞布同口罩一起被摘掉了。

　　敬老和怀旧依然是今年的主旋律。

　　然而敬老之下，金像奖对新事物的排斥乃至打压，实在令人大跌眼镜。

　　曾经最具影响力的华语电影奖项之一，何以至此？

　　01

　　A面：夕阳红联欢会

　　如今的金像奖首先是“老人”的圆梦盛宴。

　　继郑秀文夺得影后桂冠之后，金像奖的意难平只剩下六提零中的吴镇宇了。

　　不难想象，几年后的金像奖一定会再次上演“多年陪跑熬成帝”的圆梦故事。而曾经无比“硬颈”的吴镇宇如今也慈祥了不少，势必会陪金像奖把这场表演进行到底。

　　只是，当一次次人请奖消磨掉所剩无几的观众以及他们的耐心后，这有且仅剩最后一次的宝贵的圆梦叙事还能激起多大的水花？

　　金像奖好像也管不了那么多。未来的热搜已预订，什么发展，什么前途，先等无蒸鱼拿到影帝赚一波流量之后再说吧。

　　讲真，几个小时的颁奖典礼还没有吴费曼的吐槽微博有意思。

　　

　　

　　无蒸鱼的确生了个好儿子。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这些年金像奖的重要奖项都越来越像终身成就奖。

　　获奖凭的不是当届的作品实力，而是多年来累积的综合实力。

　　所以本届最佳男主角得主刘青云的一番获奖感言最值得玩味：

　　“如果大家真的有梦想，而愿意努力，又很长寿的话，梦想终究有天会很奇怪地，同时又带点遗憾地实现。不要紧，因为世事岂可尽如人意。”

　　

　　相比郑秀文的感慨万千，三度封帝的刘青云更加平静，但他的金像奖之旅其戏剧程度绝不亚于郑秀文。

　　正如获奖感言所说，刘青云三次得奖的机缘都很“奇怪”且“带点遗憾”。

　　第一次是2007年，他凭借《我要成名》获得影帝。

　　《我要成名》豆瓣评分6.9分，属于凑合能看但食之无味的平庸之作。对当时的刘青云而言，片中的表演难度只能算是入门级。

　　此前他有过多次上乘表演，但次次都是只提名不获奖。

　　所以当年刘青云封帝属实是爆了个大冷门。

　　凭借这样一个泯然众人的影片和角色获得人生第一座金像影帝，心高气傲如刘青云，恐怕心里憋着一股气。

　　第二次是2005年，他凭借《窃听风云3》再次封帝。

　　但大家都知道，《窃听风云》系列一部不如一部，第三部被批评“狗尾续貂”，刘青云的发挥空间也极其有限。

　　其实在两次获奖之间的时间段，正是刘青云演艺生涯的巅峰。《神探》和《夺命金》都诞生于这一时期，尤其是《神探》，表演水准出神入化，足以令他跻身顶级华语男演员之列，但此次表演竟没有得到过“二金”的认可。

　　就是这么奇怪，他第三次捧起奖杯，是因为《神探》的续集《神探大战》。但《神探大战》全方位逊色于前作，差距可以用“谬之千里”来形容。

　　遗憾的不仅仅是刘青云，还有他的伯乐兼最佳拍档韦家辉。作为银河印象的排头兵，这是韦家辉第一次拿到最佳导演奖。

　　距离他上一次凭借《大只佬》提名最佳导演，已经过去19年了。

　　再说郑秀文，让她拿影后的《流水落花》我们暂时难见真容，但让她留名影史的一系列都市港女形象却从未得到过金像奖的肯定。

　　郑秀文很早就开始尝试转型。2005年，她一改偏神经质喜剧的戏路，接拍文艺片大导演关锦鹏的《长恨歌》，但票房与口碑双双惨遭滑铁卢。

　　随后，她陷入抑郁症的泥潭，休息了整整两年。复出演唱会上，她扬着红色的眉毛，念给自己的信，边读边哽咽。这个涅槃场景如今已是华语乐坛的经典现场之一。

　　但即便身心重新强壮起来，表演上的突破依旧难以实现。

　　从前演戏是靠天赋，选角都要看“像不像自己”。《长恨歌》之后，郑秀文再次鼓起勇气去演那些没有自己影子的角色，直到最终被认可，中间也是十几年的坚持和蜕变。

　　捧起奖杯时，她诉说喜剧演员转型的不易。但其实很少有人问，为什么一个擅长轻喜剧路线的演员一定要转型，才配拿得起这尊奖杯？

　　今年的最佳男配许冠文也讲述了从喜剧转向正剧的艰难。

　　在翁子光的新片《风再起时》中，他破天荒扮演了一位以历史人物为原型、代表正义和进步力量的严肃角色。

　　他在片尾有一场长达十分钟的独白演讲，表达上世纪七十年代有识之士对香港未来的期待与希冀。

　　这段表演在许冠文的演绎下尤为震撼。

　　81岁的许冠文做了一辈子“冷面笑匠”，习惯将所有社会情怀隐藏在笑声之下。别忘了，许冠文是第一届金像影帝，凭借的是他自编自导的喜剧《摩登保镖》。

　　讲十分钟的话却得不到观众的笑声，对他而言是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

　　不过从此次表现来看，日后许冠文再以八十，甚至九十多岁高龄勇夺金像影帝，也并非不可能。

　　如果单看这些获奖场景，它们是简中互联网上传播最广的片段。对港片影迷，尤其是看着刘青云、吴镇宇、郑秀文电影长大的影迷来说，他们的每一次意难平、每一次获奖，都具有特别的意义。

　　

　　“梦想”，是获奖感言里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

　　这些我们熟知的香港电影人能够在香港本土获得最高荣誉的认可，无论他们如今的作品水准如何，都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喜事。

　　但是，矛盾也随之而来。金像奖从来不是反映大众审美的风向标，它的定位一直以来都是具有专业精神和精英趣味的奖项。否则，一直以来偏向商业电影、国民度超高的郑秀文何以抱憾多年？周星驰、成龙这样的类型片翘楚为何在职业生涯巅峰期迟迟得不到金像奖的垂青？

　　如果说二十年前的金像奖有一身“你再卖座也入不了我的法眼”的傲骨，那么如今的金像奖则只剩下一捆“抱团取暖抵抗时代浪潮”的废柴。

　　仔细看今年颁奖嘉宾的安排，充满了浓浓的投机味。

　　有人不满安排杨紫琼去颁发最佳新人奖，认为以她如今的咖位，怎么也得颁个最佳男主或最佳女主才合适。

　　但显然今年影帝影后的颁奖人都有更合适的人选。

　　有什么比郑秀文和刘德华这对“银幕最佳情侣”顶峰相见、互道“我爱你”更有传播价值的呢？

　　

　　“青黄不接”是因为刘青云和黄秋生还在接戏，这种内部梗，除了“黄爸吴妈刘舅舅”里的吴镇宇还有谁能hold住？

　　事实证明，这样安排的确效果斐然，赚足了流量，也让千疮百孔的金像奖保住了颜面。

　　可惜，捡了面子，丢了里子。

　　02

　　B面：一场蓄意已久的自杀

　　郑秀文的梦想，是二十年前的梦想。

　　人人都爱看夙愿得偿的戏码。

　　但正如前文所说，金像奖存在的意义从来不应该只是为了博大众一笑，它有更严肃的使命和更艰巨的责任。

　　金像奖从诞生至今，一直都肩负着振兴香港电影工业的决心。它的评选方式是香港电影界业内所属的几百名会员一人一票评选出结果，并非由几人组成的评审团最终确定获奖名单。

　　所以它的票选结果更多代表的是业内多数人的意见和倾向，而非某几位评委的喜好。

　　《打擂台》的导演郭子健曾经在专栏中写道，“金像奖的结果不多不少都带有当时电影人的集体情绪，这种情绪就像自家人一起吃团年饭一样”。

　　往年金像奖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民意和人情味的争夺，以及近年来的政治倾向上。

　　但本届金像奖最为人诟病的两处争议——一是张婉婷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引发的伦理争议，二是对电影新人的认可力度不够——则是两种因时代发展而日益凸显的新问题。

　　本次金像奖的处理态度，恰恰暴露了掌握香港电影界老一辈业内权威的傲慢和过时。

　　而这种固守陈规，甚至有党同伐异之嫌的倾向，从来都只会让电影生态一步步陷入死寂。

　　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将“最佳影片”颁给了张婉婷导演的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

　　

　　该片曾在今年年初的香港社会掀起巨大的舆论风波。

　　这部纪录片是著名导演张婉婷应时任香港英华女校校长李石玉之邀，为记录母校搬迁、重建而创作的影片。

　　它记录了英华女校的六名女学生在学校重建、社会变迁中的成长轨迹，时间整整跨越了十年。

　　拍摄伊始，这六名女学生还是十岁左右的儿童，等到拍摄结束，她们已经是十九岁的青年人，所以导演张婉婷为之命名《给十九岁的我》。

　　今年年初，影片在香港公映。不料片中多位主角在网上抗议、爆料，控诉学校及片方在拍摄中不尊重本人意愿，通过欺骗、威胁、无视等手段将原本许诺的“校内放映”强行改为院线公映。

　　张婉婷与其他五位女生的合照

　　一石激起千层浪，女孩们的抗议很快得到民众的声援。一次映后交流期间，张婉婷遭到观众当面破口大骂“吃人血馒头，断子绝孙”，网上的声讨更是不绝于耳。

　　在多方压力之下，片方叫停影片公映，张婉婷召开发布会，称“人比电影重要”。随后，片方又主动要求退出金像奖角逐，但主席尔冬升却以金像奖“没有退选机制”拒绝其退赛。

　　

　　最终，金像奖最高奖项绕过了民意最高的《正义回廊》，颁给了《给十九岁的我》。

　　该片监制上台领奖，张婉婷没有出席。但是，联合导演代她读了一段获奖感言：

　　“过去一段时间，由罗启锐去世的黑洞，到《十九岁》的面世，瞬间让我躲进一个可以栽种美丽植物的小花园。再因为一场风波，让我一头掉进漆黑的森林，这一切令我领悟到人生的无常。 但坂本龙一临终的一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艺术千秋，人生朝露’，多谢这段时间仍然给我支持的人，多谢业界对这部电影的肯定，令我黑暗当中渐渐见到曙光。让我知道人生虽然处于低谷，前方只有向上的可能性……”

　　这番措辞很有意思。借用了坂本龙一的话，“艺术千秋，人生朝露”。人活短短几十年，终究要死，但人创造的艺术可以永存。

　　意思也很明确，感谢同行们最终捍卫了艺术理想，艺术万岁，理想万岁。

　　这句话单看没有任何问题。甚至连张婉婷以及尔冬升为这部电影的上映和评奖的辩解理由，也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部电影耗时十多年，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它是一个集体的心血，同为创作者，他们不忍心看到一部电影背后成百上千电影人的努力因为种种原因付之东流。

　　这种电影中心论，放在从前的香港电影界是成立的，是不容置疑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所熟知的香港电影黄金年代的种种奇迹，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对从业人员的压榨、剥削、透支创造出来的。

　　有些是演员和其他从业者的“自我剥削”，想要创新、博出位，想要在好莱坞之外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就得敢于豁出命去。所以才有成龙和杨紫琼在片场比赛特技，一个比一个拼命，最后成龙甘拜下风的“佳话”。

　　那个时候，不会有人在剧组谈所谓的“权力失衡”，或者是“弱者的人权”问题。整个行业奉行的都是丛林法则，掌握主动权的强者都不要命，你一个小演员、小编剧、小场务，谈何“人权”呢？

　　如今早已功成名就的大导演当年在片场的“霸权”行为，现在聊起来不过是笑谈。

　　杜琪峰谈起《PTU》里被自己下命令挨了一两百个耳光的龙套演员时，表情风轻云淡；

　　吴宇森为了现场爆破效果更好，曾在开拍时比原定时间提前按下爆炸按钮，吓得周润发当场夺命狂飙；

　　麦当雄拍摄《省港旗兵》时，把毫不知情的演员沈威直接锁在车厢里，然后在车外淋汽油放火，只为抓拍演员最真实的生理反应，演员最后甚至因为车内缺氧而晕倒……

　　杨紫琼在拍摄《阿金》时身受重伤，差点断送职业生涯。本片导演许鞍华在片尾向其致敬。然而，香港电影业有太多籍籍无名的从业者，不是人人都能遇到许鞍华这样具有人文关怀的导演。

　　而女演员所遭受的性剥削更是家常便饭。

　　什么不知名的女演员被骗去片场拍激情戏，最后被男性演职人员们假戏真做对其进行猥亵甚至性侵的事件，只多不少。

　　以曾志伟为代表的男性电影大佬们对女演员的性剥削，在业内简直就是公开的秘密。

　　蓝洁瑛已经去世多年，曾经的同行朋友即便哀其不幸，面对她当年所受到的不公对待，还不是选择了集体沉默。

　　别问，问就是一切为了香港电影的发展。

　　乱世出猛片。但市场终究要规范化，电影工业也必然需要理念、技术和制度的彻底革新，才能彻底告别那种靠拼命、靠强权压制的原始时代，更上一层楼。

　　

　　实际上，《给十九岁的我》引起的伦理风波，完全可以成为香港电影界自我反省、自我革新的契机。

　　但金像奖的做法实在令人大跌眼镜。它以最决绝的方式关闭了所有本应反思的通道，昭告天下，当年的“电影中心论”永远没有错，以此来显示香港电影人的团结和决心。

　　殊不知，外界的侵蚀可以靠团结来抵御，但内部权威的迂腐和专制往往才是导致大厦倾倒的关键。

　　有趣的是，在张婉婷和片中几位女生的论战中，曾爆出过类似的大家长式的专制思想。

　　两位反对公映的女学生阿聆和阿佘都提到，在影片拍摄期间，好几位同学都曾产生过强烈的抵触心理。她们用各种方式来逃避、反抗摄影机对准自己，然而，在张婉婷的眼里，这不过是青春期女生的“叛逆”而已。

　　据看过原片的影评人透露，张婉婷还在片中放出自己对片中女生的评价，丝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些女孩的自主权和隐私权的蔑视

　　阿聆发表的万字长文里说，张婉婷和校方劝她们继续拍摄的理由，其中一条是认为她们长大之后一定会感谢片方帮她们记录了自己的成长。

　　讽刺的是，长大后的阿聆第一次看到成片后，不仅没有感受到感恩，反而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从黄金时代走过来的张婉婷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新世代年轻人抗拒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或物，她们抗拒的是代际之间、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最根本的、结构性的权力不平等。

　　另一个女生阿佘没有阿聆反抗得那么坚决，但她在采访中透露的信息也很令人玩味。

　　她说阿聆在看到成片后，感觉自己年少时的某些行为可能会被公之于众，无法接受，精神备受折磨。但张婉婷的反应是“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阿佘便反问张婉婷，如果一个正常人因为这件事发展成抑郁症，怎么办。

　　张婉婷的回答是：“不会吧，好小事啫（这么小的事），使唔使呀（用不着这样吧）？”

　　就是这种对弱者个体权利的蔑视，引爆了阿聆的愤怒，也彻底激怒了港人那根本就对强权积怨已久的神经。

　　说来也巧，香港电影人这些年来将“追求创作自由”“反抗强权不公”挂在嘴边，为此不惜多次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奖项颁发给态度颇为激进的影人影片。

　　然而一旦涉及到更为隐秘的私权领域，它又立刻保守了起来，成为了封建大家长制的守墓人，宁死维护老一辈电影人的尊严，也不肯挑破自己身上的烂疮。

　　张婉婷事件，看似是纪录片伦理之争（又或是上升到法律层面），实际上也包含了香港社会的代际之争。

　　社会意义上的父子或母女，两代群体对“自由”“进步”的理解早已大不相同。

　　金像奖也想跟国际接轨，学人家三大电影界给纪录片最高荣誉，却只学到了皮毛。

　　人家把最佳影片颁给纪录片，因为他们拥有与主流割席的胆识，敢于向未知挑战，向新世界敞开怀抱。

　　金像奖把奖颁给《给十九岁的我》，却是在关闭与大众、与当下、与社会对话的大门。

　　他们为了旧世界“义气”，甚至牺牲掉了香港电影界目前最需要的新兴人才。金像奖专注香港电影从来没有错，但这次他们的固步自封和舍本逐末，确实让人大跌眼镜。

　　最后，我想说，香港电影其实早已在暗中焕发生机。近年来，香港涌现出了一批水准高于水平线的社会观察类新人导演。

　　从翁子光，到黄琦琳、李骏硕、何爵天，他们生长于新时代的香港，有着迥异于老一辈的全新视角。他们不再“皆尽癫狂、皆尽过火”，相反，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反而促就了他们更加冷静、克制地观察社会、体察人情。

　　今年最冤炮灰《正义回廊》

　　这份成熟（有些人甚至可以说是早熟），是动荡时局赋予他们的先天优势。而拥有这样的新人，本来也应该是香港电影界的骄傲，为他们的成长保驾护航，本应是致力于香港电影发展的金像奖义不容辞的责任才对。

　　而今年的金像奖却把舞台变成了保守主义者的狂欢。

　　将新世界的声音一脚踢出去，让新世界的人才坐冷板凳。打着艺术的旗号，干着有违人伦的事情。如果香港电影有一天真的死了，那么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杀死她的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