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世纪英国保守主义在安立甘宗影响下对政治传统的观念

　　原罪观念是包括安立甘宗在内的所有基督教派的思想起点，亚当的堕落使人类失去了完美的理性和德性，并开始了对获得救赎的永恒追求。

　　在完美的上帝之下，人类的本性是如此不堪，也不可能达致完善。由于人性之恶，必须通过人类法的强制力来约束放纵的欲望，守护脆弱的秩序；

　　

　　又因理性的欠缺，虽然明知上帝设定了永恒的秩序和法则，人类却无法知晓和照做，只能通过层层的神法、理性法，以及不断变化的人类法去试图接近神圣的正义。

　　对人性的悲观看法促使教会与保守主义者都强调宗教对于维护社会道德的重要性，并以人性恶为前提塑造社会制度。

　　人性中的自私和阴暗是固有属性，不可能被根除，只有接受这个前提并加以利用和驯服。

　　

　　承认人性的自私是构建社会制度的基础，由于无法改变这一本性，就不可能废除竞争，如果竞争的场域不在市场中的劳动价值，就会表现在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方案中，而后者可能制造更大的问题。

　　这种人性观还促使保守主义持有精英政治观点，因人性普遍的恶，要避免民主引发的暴政，需要共同体中的自然精英来领导大众。

　　保守主义珍视人类理性之外的上帝的神启，并以道德的神圣性约束理性的滥用。

　　哈耶克认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承认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人类无法找到所有事物的答案，已知的答案也难保完全正确。

　　

　　然而，“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愿意正视这种无知，并承认我们所知甚少，但却不会在其理性所不及的地方声称存在着一个掌握着超自然的知识渊源的权威”。

　　人类的理性不仅是有限的和不完美的，而且经常被情绪控制，人们的观念易于被影响和改造，脆弱的秩序便易于被破坏和推翻。

　　正是因为人类理性的缺陷，才需要给日常生活赋予伦理道德的想象力，来“遮盖我们赤裸裸的、战栗的天性的缺陷”。

　　

　　对正义和荣誉的追求，让人类能够超越自身的庸俗，若被揭掉了政治的体面，“国王不过是一个男人，王后不过是一个女人；而一个女人不过是一个动物，还不是最高级的动物”。

　　保守主义者的焦虑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对人性的悲观认知。

　　这种悲观态度会对自己和他人有种审慎的怀疑，保守主义者往往“对于把握世间的人与事，总感到缺少几分自信，怯于提出恢弘而一贯的体系，不敢确定地表达关于自我的信念，对于具有煽动性的语言也就唯恐避之不及”。

　　

　　这种审慎态度使保守主义者拒绝成为变革社会的激进分子，并对传统保持敬畏和尊重，把人类本能中的守旧思想贯彻到政治思维中。

　　安立甘宗因坚持主教制度而饱受诟病，并引发国教与清教之间的理性之争。新教的核心教义之一是“唯独圣经”，把《圣经》作为基督教信仰和实践的最高权威，作为信徒个人得救唯一可依赖的对象。

　　同时，新教鼓励信徒直接阅读《圣经》，然而对《圣经》文本的个人主义解释逐渐不可遏制，新教内部出现教派林立的局面，英国清教徒就是新教的诸多派别之一。

　　

　　他们将“唯独圣经”理解为对《圣经》的限制性解释，要求将《圣经》贯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所要做的事情必须要有《圣经》的明确依据，如果《圣经》没有要求做某事，那么应当理解为被禁止。

　　安立甘宗的教会组织形式保留了天主教会的主教制，清教长老派依据《圣经》中原始教会的组织形式。

　　要求改革国教会的主教制度，仿照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的长老制教会组织形式，主张通过层层选举来逐级建构长老制教会。

　　

　　清教主张的背后是对人类权威的完全贬斥，向上帝那里寻求对一切事务的安排。

　　而国教徒在承认《圣经》最高权威地位的同时，实际上也接受了教会的权威地位，教会权威所代表的是人类理性，教会的法律凝结的是人类理性的判断力。

　　为人类理性进行神学论证，并找到理性与上帝关系的契合点，成为维护后宗教改革时代英国政治秩序的关键。

　　安立甘宗除了反对清教徒对《圣经》的个入主义解释，还力图防止理性主义观念的蔓延，因为理性主义极易诱发激进革命思想。

　　

　　新教主张“人人皆祭司”，相比天主教复杂的教阶制度以及在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的严格界分，更具平等色彩。

　　长老会由教区信徒选举产生，负责具体实施教会权力，长老会议之上有长老大会，最上层是全国性甚至世界规模的长老会议，虽然具有金字塔式的制度构造，但长老制在根本上是自下而上的民选模式。

　　而在安立甘宗教会国家观念中，主教制是与“至尊王权”相一致的教会组织形式，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对此都有着清醒的认识。

　　

　　长老派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遭到残酷打压，到16世纪90年代早期，女王基本上终结了清教运动。

　　长老派没有放弃希望，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位国王刚入主英格兰，清教徒就提交了一份“千人请愿”，并迫使詹姆士一世召开了汉普顿宫宗教会议，但最终的结果并未能如清教徒所愿。

　　教会和世俗政府之所以拒绝改革教会组织制度，与清教中所蕴含的民主思想有关，而民主观念在英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中一直是无政府主义的代名词。

　　

　　并担心民主思想的传播会影响人们对国家政体合法性的心理认同，从后来的历史看来，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萨默维尔指出，“正是清教主义在英国公众面前发出了‘宗教平民主义’的声音，并在后来的平等派运动中得到清晰表达。”

　　在长老派看来，国教会的主教制代表着教皇专制的潜在威胁，托马斯·卡特赖特主张：“一人比多人更容易腐败”，威廉·富尔克认为，“若没有他人神圣和智慧的建议和同意，无人能在教会行事，就可以避免专制”。

　　

　　清教徒对教会的民主化要求，同样反映在他们对世俗政体的民主化主张中。

　　查理一世的长期议会中大部分是长老派清教徒，在内战前和内战第一阶段的谈判中，他们除了要求改革国教会的组织形式，还谋求以议会限制王权。

　　从16世纪80年代起，英国兴起了一股更为激进的清教势力分离派，他们的依据是《马太福音》中所说的：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所以，他们不仅反对安立甘宗主教制，而且要求在国教会之外建立独立自主的公理制教会。

　　

　　公理制在组织形式上更具民主和自治性，没有统一的全国性层级教会，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如果说长老制具有贵族制特征，那么公理制则更具平民制色彩。

　　公理制教会主张教会独立和信徒之间的平等，既反对世俗权力对教会的管理和控制，也反对在教阶制度下神职人员对普通信众所拥有的不平等权力。

　　这部分清教徒的宗教观点也延伸到政治领域，在内战的第二阶段，军队中的独立派清教徒主导了政局，他们要求废除君主制，建立一院制议会，使英国进入了所谓的共和政体时期。

　　

　　保守主义反对以抽象理论为标准重建社会，反对理性主义。柏克维护公民的各项具体权利，但反对抽象的人权，认为英国人享有的权利是一项世袭遗产。

　　从1215年的《大宪章》到1689年的《权利法案》，一贯主张英国人古已有之的权利和自由，从大法官柯克到法学家布莱克斯通，一直强调权利来自传统。

　　这些先贤拒绝用抽象的人权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他们珍视实践智慧，柏克提醒人们，这些发达的头脑对抽象理论的敌视，值得后人深思。

　　

　　1790年，当柏克反思法国大革命时，发现了激进平等思想的迅速扩张，就连英国的诸多贵族都成为平等思想的支持者，陷入这场道德优越感的狂欢中。

　　法国大革命中激进派为了实现抽象的自由、民主和平等权，不惜付诸暴力革命，而抽象理论一旦造成政治灾难将不可逆转，让简单的理论适应复杂的政治现实，既简单化了政治实践，也夸大了理论的作用，是人类理性的自负。

　　一个多世纪后，政治领域中的激进主义观点蔓延到经济领域，政治上的平等要求上升为经济上的平均主义，理性主义对人类的诱惑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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