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晚年“官场瑕疵”刍议

　　著名理学家杨时（1053—1135年），字中立，号龟山，福建将乐人。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二十四岁时中进士，对当官不太感兴趣，而专心于经史研究。

　　在理学史上，杨时是承前启后的大家，继承程颢、程颐的“洛学”，开启了“闽学”之门。他一传沙县人罗从彦，再传延平人李侗，又再传为朱晦庵。《宋史》本传说“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宗，其原委脉络皆出于时”。

　　他为官清正廉洁，《宋史》本传载“历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他学问深厚，著作颇丰，德望日隆，从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起，寓居毗陵（今江苏无锡、常州、镇江一带）前后18年，在东林书院讲学，四方之士不远千里而来，弟子达千余人。

　　杨时晚年因蔡京推荐而入朝，却引起不少麻烦——

　　北宋末年，政治黑暗，昏庸腐败，政局岌岌可危，“时天下多故，有言于蔡京者，以为事已至此必败，宜引旧德考成置诸左右，庶几犹可及”（《宋史》本传）。为挽救危局，蔡京想利用德高望重的杨时给自己装点门面，推荐杨时出山。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七十二岁的杨时应招入朝，先后任秘书郎、传讲经筵、谏议大夫等职，到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七十七岁时才告老还乡，回到龟山故居。

　　在朝任职期间，杨时关心国家命运和百姓生活，对朝廷乱象、虐民暴政痛加揭露批判。力主抗金，具有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当时北宋王朝已腐朽不堪、无可救药，杨时抱挽救危局的良好愿望，但如朱熹所说“只是出得来，不济事”。

　　杨时逝世后，胡安国曾在致陈渊的信中感叹：“世人之知龟山者甚多，而疑谤之者亦不少。”南宋理学家亦多不满，如朱熹的大弟子林择之即说：“龟山晚出一节，亦不是。”（《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张拭讲得委婉些，只说“龟山宣和一出，在某之隘，终未能无少疑”（《答胡广仲书》）。

　　为什么对他入朝不满，要“疑谤”他？一方面是从建功立业的角度考察——

　　问：“龟山当时何意出来？”曰：“龟山做人也苟且，是时未免禄仕，故胡乱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龟山之志也。然来得已不是；及至，又无可为者，只是说得那没紧要底事。当此之时，苟有大力量，咄嗟间真能转移天下之事，来得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随众鹘突。”（《朱子语录》）

　　明代李熙（明弘治年间进士，做过将乐知县）说：“考之龟山，在靖康间晚年被召，致位通显，其所论谏，一本于道，匡时补弊之策，的然可行。说者谓‘能用其言也，须救得一半，特其言不用，而使事功不见于当时’，惜哉！”（《龟山先生集序》）

　　黄宗羲在《宋元学案·龟山学案》加按，谓朱子“龟山晚年之出，未免禄仕，苟且就之”一言“此定论也”。

　　因为蔡京专权，恶名昭彰，为士林所不齿，而杨时是蔡京引荐，不免有人怀疑他们的关系，说他在众人弹劾蔡京时不是很积极，对其子蔡攸亦有袒护之嫌。

　　在《杨时集》中只有一篇抨击蔡京的文字。“臣伏见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蠧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皇帝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这是他于靖康元年（1126年）四月上宋钦宗第七疏中所言，而蔡京在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四月已被罢相，且于钦宗上位后受到弹劾，接连贬官，后被贬岭南，途中死于潭州（长沙）。也就是说，杨时的抨击文章是蔡被贬之后，而且其矛头主要是指向王安石，目的是要求钦宗“追夺王爵，毁去配享之像”（黄去疾《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

　　也有人认为这样论断不公平。朱熹说：“龟山之出，人多议之。惟文定之言曰‘当时若能听用，须救得一半’语最当。盖龟山此时虽负重名，亦无杀活手段。若谓其怀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慎勿攻居安（蔡京子蔡攸）’之语，则污矣。”

　　四库本《龟山集提要》：“时受蔡京之荐，虽朱子亦不能无疑。……集中载上钦宗第七疏，诋京与王黼之乱政，而请罢王安石配享，则尚非始终党附者比。”

　　杨时与蔡京的关系，不但在士林受到诟病，在民间亦颇有传闻，而在通俗小说中也有涉及——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前后开始流行的《金瓶梅》，写到花子虚的叔叔花太监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他有四个侄子，但最爱花子虚，和他生活在一起，告老还乡后回到清河县，和西门庆做了邻居。花太监把花子虚当儿子看待，给他娶了娇妻李瓶儿，临死之前也没有立遗嘱，所有的财产，包括房屋、田产等不动产和全部的金银珠宝都被花子虚、李瓶儿占有。

　　另外三个堂兄弟自然不服，大哥花子由是“地头蛇”，为了争遗产，他带着两个弟弟去告状，官府就接下状子，公差把正在喝花酒的花子虚抓走，也把当时在场的西门庆吓坏了。关在开封府大牢里的花子虚赶紧给李瓶儿写信，让她想办法找门路。

　　李瓶儿吓得花容失色，她不是担心丈夫，而是担心自己手中的金银财宝，为此找来了情夫西门庆，为安全起见，将自己的部分财产转移到西门庆家中。花子虚积蓄的三千两银子也交给了西门庆，让他帮忙打点。在西门庆的斡旋下，迅速结案。那么西门庆是走了什么门路？且看《金瓶梅》第十四回“花子虚因气丧生 李瓶儿送奸赴会”的叙述。

　　在李瓶儿求西门庆时，西门庆道：“闻得东京府尹乃蔡太师门生。蔡太师与我这四门亲家杨提督，都是当朝天子面前说得话的人。拿两个分上，齐对杨府尹说，有个不依的？不拘多大事情也了了……有日来到东京城内，交割杨提督书札，转求内阁蔡太师柬帖，下与开封府尹。这个府尹名唤杨时，别号龟山，乃陕西弘农县人氏，由癸未进士升大理寺卿，今推开封里，极是个清廉的官，况蔡太师是他旧时座主，杨戬又是当道朝臣，如何不做分上。”

　　于是，杨时就按蔡京的嘱咐驳回了花子由等人，没有追究花子虚独吞的花太监财产，“把花子虚一下儿也没打”就无罪释放了。这里要说明的是，说杨时“乃陕西弘农县人氏”，没说他是将乐人，也没大错，因为他的祖籍是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说杨时“乃蔡太师门生”，却是讹传。杨时与蔡京没有师承关系，而小说则是要强调他们关系密切。

　　再说略晚于《金瓶梅》的《醒世恒言》第十三卷《勘皮靴单证二郎神》。故事大要是说韩夫人在宫中失宠，抑郁成病，道君帝赐其在太尉杨戬家养病，一时不见好转，偕太尉夫人到二郎神庙中祭灵。二郎神塑像触动韩夫人春心，她低声祷告：“但愿将来嫁得一个丈夫，恰似尊神一般，也足称平生之愿。”当晚，韩夫人正待睡觉，二郎神飘忽前来与她欢会。

　　不久，此事被杨戬察觉，叫潘道士来收服二郎神。混战中，打落一只四缝乌皮皂靴，着开封府滕太尹查勘。三都捉事使臣冉贵偶然从靴的缝线中发现“任一郎造”的字样。找到任一郎，查了他的账本，是蔡京府定制的。到太师府，又查了物品收藏的账本，原来此靴“到府不多几时，却有一个门生，叫作杨时，便是龟山先生，与太师极相厚的，升了近京一个知县，前来拜别。因他是道学先生，衣弊履穿，不甚开整。太师命取圆领一袭，银带一围，京靴一双，川扇四柄，送他作嗄程（送行的礼物）”。这靴正是太师送与杨知县的。

　　于是把杨时找来。杨知县欠身禀道：师相在上，某去年承师相厚恩，未及出京，在邸中忽患眼痛。听说清源庙二郎神，很是灵验。便许下心愿，待眼痛痊安，即往拈香答礼，“却见二郎神冠服件件齐整，只脚下乌靴绽了，不甚相称。下官即将这靴舍与二郎神供养去讫”。这样终于抓到二郎神庙庙官孙神道。

　　在这篇小说里又说杨时是蔡京学生，“与太师极相厚的”。

　　杨时入朝，从建功立业看，他“不足用”，无甚建树；从人品看，他与臭名昭著的蔡京关系引起非议。“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当时情势下，出来担负重任，不可能挽救危局，而蔡京又是万夫所指的奸臣，有识之士避之唯恐不及，和他沾边实在不妥。明智的办法是以年事已高（七十二岁）婉言谢绝。

　　对应召入朝事考虑不周，不免给他带来一点负面影响。杨时的后人、学生尽力维护他作为杰出思想家的形象，所以他晚年的瑕疵，以及在古代小说名著里与蔡京极密切关系的描写，都被有意遮蔽或忽略了。这篇文章是为了画出杨时更全面、更鲜活的形象，并不影响他在宋代理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历史意义。

　　（作者单位：福建开放大学文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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