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电影中，社会转型时期女性生存状态的剖面

　　

　　早期中国电影对女性形象的建构，杂糅了都市生活的感官体验，交谊舞和电影成为了大众娱乐的主要形式……

　　这种符合的大都市娱乐形式在经历了系统的商品化过程后，成为一种隐形的色情工业和都市现代性的象征。

　　

　　银幕上刻画了一些有道德批判意味和现实色彩的女性形象，“她们的生存、心思和欲望，也就成为城市生活的最重要的缩影”，夹杂着对女性职业选择和生存状态的思考。

　　二十世纪初，上海处在封建社会向现代城市转型的时期。

　　

　　此时都市女性参与社会流动的自由度日渐扩大，舞女、歌女等带有明显性别特征的特殊职业，成为二、三十年代女性的一种生存选择。

　　歌舞女郎在很多方面可以视作晚清或者更早时期的名妓的替代者，同时她们通过舞厅等现代场所参与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运作，带来新式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

　　

　　舞厅也适应了市民现代化的需求、成为电影展示消费文化和现代体验的重要叙事空间。

　　《透明的上海》、《探亲家》、《上海一舞女》等作品中均有舞厅跳舞联谊的情节设计。

　　

　　《透明的上海》以舞厅为背景，讲述了富少王少珊相继移情姑嫂引发的感情纠葛，“黑暗的上海，真是万恶的窟窿，可是没有人去揭破它的黑幕，透视它的秘密”。

　　如今大中华百合公司的陆洁君，大发宏图，把上海的黑暗给它拆穿，使得它赤裸裸的完全透明。

　　

　　文明进步背后所掩藏着罪恶的种子，影响着现代人的命运选择。舞厅被作为情人私会的地方，导致男女关系走向堕落，家庭受到破坏。

　　《上海一舞女》中周文珠饰演的玫瑰是一位为生活所迫沦为舞女的年轻女性，玫瑰本是一名卖花女，流氓邻居趁着她的相好离家，凌辱和强迫她去当了舞女，并将她赚来的钱全部拿走。

　　

　　舞厅的好心人将玫瑰救出后又因纳妾问题使其无处可去，曾经的相好得知真相化解误会后，最终解救了企图自杀的玫瑰。

　　电影的广告对上海舞厅的盛况进行了描述，舞场澎湃，迄今勿衰。

　　

　　舞厅是现代都会的缩影，现代城市充满的机遇和危险在其中上演，影片展示了女性立足社会时的艰辛，来自底层的女性进入社会时的职业选择受到性别和阶级的限制，个人命运与情感遭遇被襄挟在时代的洪流里，折射出都市空间的复杂性。

　　《银枪盗》同样反映出转型时期女性职业发展和生存的困境，她们必须在乏味的手工劳动和充满诱惑但臭名昭著的职业（诸如当舞女）之间作出选择。

　　

　　女性在社会谋生的境遇是悲哀和危险的。周文珠饰演的周阿妹是一位卖歌女，不时会受到街头混混的骚扰，她的父亲为了生活不得不做了盗贼。

　　维护治安的警察与周阿妹相爱后，反被混混谋划陷害判了死刑，最终父亲指认罪行救出了警察，相爱的两人终于走到一起。

　　

　　社会环境的不安定和动荡影响了女性的职业选择，她们需要通过出卖身体或背负丑闻来双难维生，追求独立的女性仍然面临着男性、家庭、社会价值等多重压力，使得她们的自由充满了矛盾性。

　　二十世纪初思想观念的日渐开放带来女性意识的觉醒，促进了恋爱与两性观念的发展，自由恋爱等新思想挑战着传统的婚姻模式。

　　

　　1928年3月，马振华自杀事件发生后，马振华的形象迅速被新闻报道和改编成戏剧作品，暴露出现代女性在婚恋问题上受到的偏见。

　　马振华是一位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年过三十，待字闺中，在学校做教员，和家人同住在法租界西门里。

　　

　　汪世昌是国民革命军鲁联军第五师长周树人的秘书，住在马振华临窗对巷的房间，两人房间相对、距离不足五尺。

　　偶然隔窗相望一段时间后，开始通过窗口通信，自然发展成了恋爱关系，并最终在家长的应允下订婚。

　　

　　马振华自杀的直接原因是未婚夫对她“贞操”的猜忌，故而选择以死明志证明自己的清白，根本原因则是旧礼教裹挟下导致新的思想无法调和。

　　马振华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现代女性，受过学校教育，也曾拒绝过一段嫁入富商家庭的婚姻，从事件本身来看，马振华对贞洁的恪守与担忧是因传统礼教的束缚作出的反应，而她和汪世昌的自由恋爱属于现代社会的产物，建立在新式男女平等交往的观念之上。

　　

　　马振华的形象代表着接受过现代意识影响却不知如何行动的女性，这种新旧意识交替的思想形态在1920年代具有典型性。

　　银幕通过重现这类女性形象，触及现实问题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参考反思的镜像。

　　

　　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在改编热潮中宣布以真实为创作原则，和新剧不同的是拒绝对事件本身猎奇的探讨，对于剧之起点，设想新颖而切实，旧礼教之魔，新文化之鬼，同时出现。

　　表明今日之社会，即此新鬼旧魔交闯之所。

　　

　　马之死，盖即死于此等冲突形势之下，诚足发人深省。

　　所有内外景及服装，无不力求像真，除出价购与马投江时身穿之旗袍及棉裤外，其投江所在及南市救生局等，均系实地拍摄。

　　

　　马汪住屋及汪投江时所立之木排，亦系特别搭造，与真者无异。盖该公司摄制此片、纯以忠实的手腕出之，不涉秽亵，不尚铺张。

　　周文珠作为马振华的饰演者，也进一步展示出明星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司宣布改编新闻的同时，特地强调了影片选角的重要性。

　　

　　所难得的便是由王次龙和周文珠女士分饰马汪，他们二位，都是有名的演员，在这片中的表演，当然是深刻诚挚，不仅描绘逼真，更能把男女恋爱问题，抉发无遗，得到一个正当的解决。

　　与周文珠搭档饰演汪世昌的王次龙，两人在戏外已是即将迈人婚姻的同居关系，明星在银幕之外的关系经由银幕形象得到渲染和认可，形成微妙的互文关系。

　　

　　《马振华》于1928年5月17日在中央大戏院公映，映后万籁天还表演了的独幕舞台剧《汪世昌之死》。

　　周文珠和王次龙的演出获得观众的捧场认可，但观众对事件本身的消费反应，投射出社会关于女性的独立、解放所持的怀疑态度。

　　

　　同期一篇名为《马振华之死哄堂大笑》的文章则不满于观众观影时轻佻态度。

　　银幕上马振华形象再现指向的不纯粹是明星银幕形象被消费的物化逻辑，女性的命运难以在悲剧化书写中得到真正关注，直接揭示了马振华这类女性在新旧思想之间徘徊不前的尴尬现实处境。

　　

　　与马振华类似的女性自杀事件在二十世纪初期并不少见。

　　同年4月19日，以“奇女子”著称的余美颜也跳海自杀，掀起一阵非议，报道出现将马振华与余美颜的死作比较的文章，以一种戏谑的口吻谈论她们的选择。

　　

　　余美颜生前也因其反叛作风与开放大胆的性格遭受不少诟病，认为其死不足惜，这些评价透露出当时的舆论走向和公共态度，传统伦理思想的社会根基依旧牢固。

　　周文珠在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出品的《透明的上海》、《上海一舞女》、《马振华》等影片中扮演了一系列的被抛弃、侮辱、乃至自杀的女性。

　　

　　这些女性人物身上既展现了上海的繁华与摩登，也描述了1920年代的女性在经历新旧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价值认知错位、遭到的损害与面临的生存危机，使影片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和反思意义。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