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万国公墓：曾经上海有钱人、社会精英的长眠之地

　　从古至今，人们总是对死亡怀抱着敬畏心理，在日常生活以及文学作品中都尽量避免谈及这个沉重的话题。

　　即便有寥寥数语说起，死亡也是象征着永久的离别，象征着彻底的消亡，总是给人以痛苦凄凉之感。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繁衍生息数千年，对于死亡的认识也变得愈加理智清晰，甚至逐渐发展出了专门为逝者服务的殡葬行业。

　　如今公墓在我国已经普及，但百年前，初代公墓首次出现时，也曾很难被人接受，甚至引发了不少争议。

　　上海最初的公墓——万国公墓，曾是上海的有钱人和社会精英的长眠之地，这片承载了无数思念与情感的土地有怎样的故事？

　　

　　自从文明的种子在人类意识中逐渐萌芽发展，人类先祖认识到死亡的存在，并开始有意识地处理死亡同伴的遗体时，丧葬仪式便开始在人类社会生根发芽。

　　历经千年发展演变，这种仪式在不同地区形成了各式各样的习俗，衍生出了各地独具特色的丧葬文化。

　　在我国先秦时期的文化典籍中，便有了关于墓地和葬礼等内容的记载，并且还有专门管理国民族葬的“墓大夫”和成体系的墓地制度。

　　在后续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被奉为正统，宗族观念深入人心，无论王公贵族还是民间百姓，死后大多都被葬入宗族共有的墓地中。

　　

　　不难看出，按照我国传统，逝者基本都要被安葬在家族墓地当中，可见公墓并非我国本土的产物，而是一个外来概念。

　　明清后期，商品经济有所发展，背井离乡前往大城市经商的商人会建立商会等同乡组织，当有同乡人客死他乡时，会由商会帮忙安葬，料理后事，“义冢”和“丙舍”应运而生。

　　所谓“义冢”和“丙舍”就是为那些无法落叶归根的异乡逝者准备的墓地，大概可看作我国近代公墓的雏形。

　　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墓，出现于1844年，是英国领事在上海专门筹建的，用以安葬在中国死亡并且无法运送回国的英国侨民的公共墓地，这座公墓在当时也被人们称作“外国坟山”。

　　

　　清明民初之际，列强入侵愈演愈烈，作为通商口岸的上海诸多土地被划定为租界，类似的外国人公墓也变得越来越多，这对上海的丧葬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此外，上海自被迫开放后，外国人和外乡人纷纷涌入，常住人口数量便呈现出了爆炸式增长趋势，随着而来的是死亡人数的几何式增长，再加上战火纷飞，墓地需求量持续走高，即便上海在不断向外扩张，用地仍然非常紧张。

　　当时，上海政治情况极其复杂，中外新旧势力交错，因此城市的管理非常混乱，居民丧葬问题根本无人理会，因此只能由民间自发想办法解决。

　　

　　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便开始有先进人士思索殡葬改良策略，为此搜集了世界各国的有关经验，其中国外的公墓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自1920年至1924年，上海的许多知名报刊上都曾刊登过有关是否应当改良当下的墓葬制度，效仿国外建立公墓的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了不少关注。

　　当时的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的过渡阶段，许多传统的文化和习惯都遭到了挑战，甚至已经被打破，如今沿袭了千年的宗族同葬的传统，也即将被纳入改造的范围之内，人们自然非常关心。

　　

　　死生毕竟是人一生中最为重大的两件事，而中国千年来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死亡一事一直多有忌讳，鲜少会将这个话题如此直白的摆到台面上谈论，像这般大规模的争论更是前所未有的。

　　持反对态度的人大多都是恪守封建传统，坚信风水学说的顽固派，在开明人士看来，公墓制度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产物。

　　建立公墓，对丧葬事务进行统一管理，规定好墓地的规模，对逝者一视同仁，不但可以避免土地浪费，同时还能切掉一些陈规陋习，方便后人祭拜，可谓是百利而无害。

　　

　　上海第一座初具现代公墓规模的墓园，其实早在大众关注到这一话题之前，就已经建立了，那便是经润山投资建造的薤露园。

　　经润山最初是洋行买办，后来转行经商，他的妻子汪国贞也是上海颇有名气的女商人，两个精明的人强强结合，很快就在上海滩声名鹊起。

　　经润山夫妇的主业是房地产生意，1912年就和人合伙建造了上海的第一座“空中花园”楼外楼，并将其打造成了一个游乐场所，而后又创办了另一个规模更大的“新世界”，是整个上海滩最为繁华的欢乐场之一。

　　

　　1909年，经润山在上海徐家汇置办了二十亩地，计划仿造外国公墓形式，在那里建造一座墓园，五年后这个想法得到了落实，经润山为其取名“薤露园”，它便是今日的“宋庆龄陵园”，也是曾经上海万国公墓的前身。

　　对于经润山而言，薤露园不单单只是一份产业，在经润山一生投资建造的诸多项目中，薤露园是意义最为特别的一个。

　　在薤露园建造经营的过程中，经润山不仅投入了金钱，更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就连墓园的整体结构设计都是他一手操办的。

　　据说，已进入薤露园的大门，非但感受不到死气沉沉，反而会被满园绿意拂面，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让人很难想象这竟是一座墓园。

　　

　　经润山在薤露园的绿化景观上，下了很大一番功夫，将其打造成了一座包裹在雅致园林之中的墓园，园中树木繁茂成荫，为在此处安眠者提供一片宁静的庇护。

　　在专门建造的纪念堂一侧，还专门开凿出了水池，池中种满荷花，每到夏日来临，粉嫩如美人面一般的菡萏与岸边翠绿相映成趣，别有一番情趣。

　　薤露园建成时共有墓穴一千余个，形制结构以及建筑材料等都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公墓，与传统的中国式墓地有所差别，带有明显的西方特色，与现在常见的公共陵墓能看出几分相似。

　　

　　传统的民用墓穴，大多是使用泥土砖瓦垒造，更有简陋者只是用土垒出坟堆，而后竖一块墓碑或石碑，即便是同一宗族的墓地，墓穴的样式和位置都会因缺少规划而显得有些杂乱。

　　薤露园中的墓穴，都是统一进行规划设计后建造的，不仅排列整齐，而且外形样式也非常一致，全部采用石料修筑，给人一种整齐美观之感，石料也更加能够抵抗岁月风雨的侵蚀。

　　陵园内的基础设施也更加完善先进，不同区域的墓地间修建了宽敞的道路，不仅能够供人通行，也足够令车马通过，墓地旁侧还挖造了专门的挖筒沟，以便在雨天排放积水，避免墓穴被侵泡。

　　

　　除了整齐简洁的墓穴供逝者安眠外，经润山还十分周全地在薤露园内设置了追思堂，既能够开西式追悼会，也能办传统的祭奠仪式，满足各种不同需求。

　　1916年，经润山去世后，这座墓园的管理权交到她妻子汪国贞的手中，次年受时局影响，汪国贞在张虹桥置地重建薤露园，在友人的建议下将其更名为万国公墓。

　　

　　经润山曾在薤露园建成后专门写了一篇《创建薤露园记》，用以记述自己创建这座在当时很难被大众理解的公墓的理由。

　　作为在上海滩都小有名气的房地产商人，经润山的财力自然非常雄厚，但他建造薤露园却并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实力，也不是单纯为自己建造一个奢华的安眠之地，更不是为了以此牟利。

　　他曾表示，修建薤露园，为的是“志在大同，得成公共”。

　　经润山接受传统教育，自小接受传统习俗的耳濡目染，而买办和经商的经历，为他接触西方文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并且因很多新奇事物而感到耳目一新，中西双方都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他建薤露园的出发点，是因为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之下，真切感受到了城市变迁过程中，传统丧葬习俗所显露出来的令人难以忽视的弊端，他也常常因目之所见和心之所感而感到担忧。

　　在经润山的设想中，以“薤露园”为代表的公共墓地的出现，应当达到三个目的：

　　有宝贵抔地之念焉，有破除迷信之念焉，有惩戒子孙之念焉。

　　所谓“宝贵抔地之念”，来自他对于传统的丧葬过度占用土地的感慨，传统墓葬规模大、占地广，许多良田都因此被浪费，以至于丧失了原有的价值，生人可利用的空间也因此变得紧张。

　　借鉴了外国公墓形式的薤露园，墓地都是统一建造，墓穴形制也都一致，整园可供千人安葬，既节约了土地，也方便管理。

　　

　　在传统的丧葬流程中，墓地选址是一件令人颇为头痛的事情，很多人都笃信风水，不惜为此大费周章、投入巨资，甚至迷信逝者埋骨之地的所谓风水，会给生者带来巨大的影响。

　　这样的风俗传统也催生出了不少江湖骗子，三言两语竟然就能够哄逝者家属一直拖延着不为亲人下葬，让其不得安息。

　　更有甚者会迷信风水先生，将先人的坟墓掘开重迁，美其名曰改善风水，福泽子孙。

　　在当时的宗祠、会馆中，经常能够见到若干因困于风水之说。

　　

　　离世许久都没被下葬的逝者的棺椁，若遇上不肖子孙和恶劣同乡，那些灵柩甚至会被长期弃置于荒郊野厝。

　　这样停丧不葬、欺辱逝者的情况，令经润山倍感愤懑，使得他对于那些陈旧的迷信陋习非常痛恨，因此希望通过建造公墓来打破愚昧传统。

　　同迷信一般刺痛经润山的，还有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一种违背人伦的乱象：竟有人为了金钱对自己已逝的亲友掘坟刨棺，将墓地腾出来卖掉。

　　当时，上海因列强条约被划为通商口岸，上海滩一时租界林立，商业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国内外淘金人纷至沓来，城市规模加速扩张，地价迅速飙升。

　　

　　在看到土地的价值后，有些人便动了卖地赚钱的心思，竟然连亲人的坟冢都能毫无负担的卖掉，甚至不乏刚下葬的新坟，那些被刨出的尸体就被弃于荒野，根本不顾逝者的尊严与体面。

　　薤露园的建成，让经润山心中早有的“安得石椁千万间，偏葬共和鬼族尽欢颜”愿望的落地。

　　他希望以薤露园“惩戒不肖子孙”，为那些可怜的、不得安息的往生之人提供一隅安眠之地。

　　

　　在经润山和汪国贞夫妇二人多年苦心经营，薤露园在上海的名气逐渐打开，他们夫妇二人也受到了开明先进人士的盛赞。

　　但其实，从筹备到正式开园经营，薤露园也经历过不少的坎坷曲折，最初因为缺乏管理理论和经验，再加之受到现实情况的束缚，收获的效果并没有达到经润山的预期。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公墓这个刚刚出现的新生事物并不好接受，一方面是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客观条件的束缚。

　　薤露园的建造耗费了巨额成本，而润山也并没有打算将其打造为一个公益事业，因此在最初面向社会开售时，定价十分高昂，基本只有有钱人和社会精英才能够承受。

　　

　　而官方的态度也十分模糊，1916年时因为沪杭甬铁路修建工程要占地，薤露园还一度不得已暂停了经营。

　　但种种困难并没能将经润山和汪国贞击溃，他们仍然抱有希望，将薤露园当作能够影响甚至改变丧葬习俗，引发丧葬传统变革的一面旗帜。

　　经润山去世后，汪国贞独自完成了购地、迁址、重建的过程，将这座公墓经营得很好，一切事务都被打理得井井有条，并且规模不断扩大，价格也变得相对亲民，逐步走上了正轨。

　　薤露园更名万国公墓后，更是得到了官方的肯定与准许，沪海道公署传知上海公署，通过了汪国贞递交的备案。

　　

　　从薤露园到万国公墓，经氏夫妇开创式的建造的这座墓园，确实在上海社会中引起了不小的风浪，形成了一个示范效应，为公墓行业的发展打造了一个良好的开头。

　　万国公墓正规化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吁和倡导进行丧葬制度变革，将这种先进的现代墓葬引入到上海，推广到国内。

　　20年代后，关于墓葬改革的争论迎来了阶段性高峰，改良派逐渐占据上风，除了万国公墓外，另外几家私人建造的公墓陵园也先后出现，墓葬市场在上海滩初见雏形。

　　

　　虽然，公墓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但万国公墓作为成立最早，发展最为成熟的一家，仍旧是当时上海名流精英最为中意的一个，因此后来建造的许多公墓都将万国公墓当成了学习的榜样，模仿的范本。

　　据当时的数据统计，自万国公墓于1918年重建到战争爆发的十几年间，被报纸刊登过的葬入万国公墓的社会名流就有29位。

　　安眠于万国公墓的逝者中，地位最为显赫的便是宋庆龄的父母宋耀如和倪桂珍，他们在万国公墓迁址重建完成后，就在那里为整个宋氏家族购入了墓地。

　　

　　因此宋氏姐妹及他们的丈夫亲人每到上海，万国公墓便成了他们的必到之地，这进一步提升了万国公墓的名气。

　　30年代中后期，战争在全国范围内打响，万国公墓的经营权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原本的私人经营变为了由政府管理。

　　1981年，宋庆龄在北京病逝，按照她临终前的嘱托，她的骨灰在举行完国葬后，由北京被运送回上海，安葬于万国公墓，回到了父母和族人身边，落叶归根，与他们一同安息。

　　不久后，万国公墓被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以此来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辈。

　　

　　曾有人说：死亡不过是从一个房间进入到另一个房间。

　　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曾经蒙在死亡之上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掉了，人们心中因未知而产生的恐惧也在慢慢消散，对死亡的认知也清晰理智了许多。

　　公墓的出现，是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样也带动了物质和精神层面上的双重变化。

　　无论生前是怎样的富豪和精英，走到人生的终点时，都将迈向同样的归宿，

　　所谓墓地的规模和葬礼的排场，更多满足的其实是生者的需求，对于已逝的人而言，那些都已经成为了无意义的虚幻。

　　

　　《“万国公墓”与“外国坟山”》 2009年7月1日 《咬文嚼字》

　　《殖民主义影响下的伤害公墓变迁》 2006年8月1日 《首届“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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