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山和张子善：被毛主席亲批处决，其后人得善待，现仍感念不已

　　1944年，中国农历甲申年，大学者郭沫若挥笔写就了力作《甲申三百年祭》，集中分析了明朝历时276年而亡、李自成政权得而复失的原因，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国民党顽固派认为，这篇文章大逆不道，是在影射蒋介石统治当局，于是动用权力，从舆论上肆意进行封锁和围剿。

　　蒋介石发布命令说：不能“听其谬种流传”，必须“共同纠正这一种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

　　远在陕北延安的毛主席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敏锐地认识到，该文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兴衰成败具有既现实又长远、既鲜明又重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并立即指示全党认真学习，要求“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在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毛主席就谆谆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从西柏坡前往北京。

　　在路上，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对周总理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

　　周总理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主席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毛主席还转身对周围的工作人员说过：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还是有一些人忘其所以、蜕化变质，在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当了俘虏。

　　对于这样一小撮人，毛主席运用无产阶级革命家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战略思维，坚持“功不抵罪、罪不否功”和“国事无私、法不容情”的原则，及时部署了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在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月全国开展的“三反”运动中，我们党用霹雳手段、铁腕手法查处了党政军队伍中的一批腐败分子；共计判处死刑42人、死缓9人、无期徒刑67人、有期徒刑9942人。

　　这一批可鄙可耻的社会败类中，原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和是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张子善无疑是其中的“大老虎”。

　　刘青山出生于1916年，河北安国市石佛南章村人。

　　刘青山15岁入党；16岁随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一支队参加高蠡暴动。后来被选送到延安抗大学习，回到河北即任大城县县委组织部长，积极组建抗日小分队，并以青塔书店掌柜身份到乡村卖书，宣传抗日，算是为抗日战争作出过贡献。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调任冀中八地书记兼任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地委党校校长。1949年9月，转任天津地委书记。

　　张子善出生于1914年，比刘青山长年两岁，河北省深县(今深州市)人。

国产剧　　张子善参加过学潮，1933年入党，但在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

　　在敌人面前，张子善表现了不怕死的英雄气概。

　　张子善经营救出狱后，于1944年任献县县委书记，建立过战功。

　　刘青山任天津地委书记期间，张子善任天津地区专员。

　　两人是苍蝇对狗屎，臭味相投，很快就搞在一起，1950年到1951年的短短一年时间里，把手伸向治理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等大工程中，利用职权，不顾国法党纪，不管人民疾苦，盗窃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及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共达旧人民币达171亿6272万！

　　按当时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171亿元可以购买将近一吨黄金！

　　1951年8月，刘青山任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张子善则担任上了天津地委书记。

　　不过，这两个家伙新上任没两个月，就落马了。

　　1951年11月下旬，河北省委召开第三次党代会，与会代表集中地检举、揭发了刘青山、张子善的违法行为。

　　时任河北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的孙光瑞在60年后回忆，张子善当时参加了党代会，会场就被扣押起来。随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成立，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担任主任，他担任办案组组长，直接负责侦讯此案。

　　刘青山当时在苏联学习，被急电召回。

　　孙光瑞清楚地记得，1951年12月2日，刘青山回来，听说要接受审查，他还不知事情的严重性，一个劲地乱吼乱叫：“出什么事了，还能开除老子的党籍?”

　　刘青山在被关押审期间，他一点也不在乎，大吃大喝，吃饱就睡。

　　张子善作贼心虚，胆小，吃不下，睡不着。

　　不过，这两人的认罪态度都非常恶劣，拒绝交代问题。

　　孙光瑞曾回忆：“这两个人都吸毒。犯了毒瘾，很痛苦。后来都熬不住了。刘青山最先交代的，说有两个本子，(你们)看了就知道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张刘案”的处理，尚无明确的刑法条文可依，更无现成的案例可供参照，办案组倾向于判处他们死刑，但在上报时，为了有回旋余地，加上了“或缓期二年执行”。

　　1951年11月29日，深夜，华北局呈报毛主席并中共中央的《河北省天津地委贪污浪费严重，拟将刘张逮捕法办》电文以4A急件的形式传到了中央办公厅。

　　4A电报，是特急件，当年毛主席指挥“三大战役”，传给前线指挥官的命令用的就是4A电报。

　　毛主席对此事极为关注，亲自过问，下决心坚决予以严惩。

　　他认为，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

　　他迅速作出批示，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常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同意依法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

　　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和刘青山、张子善很熟，替这两个人感到惋惜，他找到当时还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说：“刘青山、张子善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薄一波于是如实向毛主席转达了黄敬的意见。

　　毛主席听后，沉痛万分地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1952年2月9日，孙光瑞来到看守所，向刘青山、张子善传达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决定，询问还有什么最后要求。

　　之前一直叫嚣“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的刘青山，这会儿变得异常清醒，也异常冷静，他说：“枪毙我吧，可以教育更多干部。”

　　张子善却被吓糊涂了，颤抖着声音问：“能上诉吗?”

　　孙光瑞提醒他们：“明天要召开公判大会，对你们进行宣判，希望能表现得好一点，不要再给共产党丢脸。”

　　随后，孙光瑞宣布了行刑和善后的具体措施。

　　不得不说，毛主席亲批斩杀有功之臣，却还挂念着他们的后代生活问题，要求当地政府抚慰其后代。

　　这样的决策，在新中国历史上可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当孙光瑞说到公费购置棺木、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等政策时，两人感到不已。

　　其中的刘青山，更是感动得放声大哭。

　　张子善有两任老婆，前妻叫黎烈岩，出身于富家女，有文化，有情调，和张子善相处不大好，他们3岁的儿子张铁雄病死于肺炎后，日子再也过不下去了，就离婚分手了。

　　1919年，张子善娶了第二任妻子赵玉秀，因为从1949年到1952年2月，两人因为工作聚少离多，并没有生育。

　　刘青山的老婆名叫范勇，给刘青山连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刘铁骑这时6岁，次子刘铁甲这时4岁，幼子刘铁兵才出生几个月。

　　刘青山最担心的事就是自己被枪毙后这几个儿子生活没有着落，听了孙光瑞的话，他放心了。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和张子善在宣判后被押下主席台。

　　孙光瑞回忆说：“刘青山双腿僵硬，但还能自己走。张子善已经瘫了，是被民警架走的。”

　　两人留下的遗言，刘青山是“拿我做个典型吧，处理算了，在历史上说也有用”，张子善是“伤痛!万分伤痛!现在已经来不及说别的了，只有接受这血的教训”。

　　孙光瑞说：“刘、张贪污案从揭发到判决，前后只用了两个月零二十天。”

　　两个月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反贪法律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公布施行。

　　特别补充一下，在公审大会的第二天，1952年2月11日，《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等均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在头版详细报道了公审大会的消息，《河北日报》还用整版篇幅，在二版位置刊登了12幅公审大会的纪实照片。

　　而由于刘青山在案发前刚出席了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还当选常务理事。《人民日报》编辑部担心刘青山被处决的消息公布后会在国际上产生不好影响，建议把刘青山的“青”加上三点水，写成“刘清山”，让人以为这是两个人。

　　毛主席知道后，说：不行！你这个三点水不能加。我们就是要向国内外广泛宣布，我们枪毙的这个刘青山，就是参加国际会议的那个刘青山，是不要水分的刘青山。

　　毛主席还说：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

　　当时的老百姓也都说，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廉政。

　　刘青山被处决后不久，他的老婆范勇改嫁，三个儿子被送回老家安国县南章村，交由叔叔刘恒山照顾。

　　刘青山这三个儿子的生活费、学杂费，一直由国家支付，直到他们成年就业。

　　长子刘铁骑比较争气，在1965年报考了某石油专科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抚顺石油一厂，生活过得比较惬意。

　　他与医学院毕业的刘继先结婚，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叫刘晓，儿子叫刘嵌。刘晓、刘嵌也都很争气，长大后双双考上了大学。刘晓毕业后去了伦敦定居，刘嵌则在中国石油下属的一家公司工作。

　　刘铁骑退休后又到一家企业担任副总经理。其妻刘继先退休后开了一家诊所，效益不错。

　　刘青山的次子刘铁甲读书成绩不好，高中毕业后先是呆在老家务农；后来在哥哥刘铁骑的帮助下，通过考试，成为一名石油管道工人。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刘岑，中专毕业，曾经在某管道局任财会人员。二儿子刘岙，中专毕业，在管道局与日本合资兴建的一家公司搞集装箱运输。

　　刘青山的小儿子刘铁兵和二哥刘铁甲一样，读书成绩不好，高中毕业后先是在家务农，后来到曲阳煤矿下矿井，解决了农转非问题，最后调回安国县

　　不难看出，刘青山这三个儿子的生活都过得很不错。

　　当然，过得最好的就是刘铁骑了。

　　刘铁骑读过大家，有文化，懂道理，他热烈支持毛主席严惩贪污犯的决策，也对毛主席下令要求“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等政策感念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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