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恶人传》：食材很重口 厨艺忒平庸

　　◎张成

　　《恶人传》从三个方面让人期待：一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这些年韩国电影的标志性特点就是“大尺度、敢于直面尖锐的社会性话题”；二是壮汉马东锡在韩国现象级电影《釜山行》中圈粉无数，东亚盛产武打明星，但是这种美式壮汉一直缺位，因此，《恶人传》中的马东锡是妥妥的C位；三是《恶人传》这一名字的噱头。近来，日韩电影中推出了一系列的关于“恶”之探讨的电影，如《凶恶》《恶人》《恶之教典》《极恶非道》等等。那么，综合上面三个因素来考量《恶人传》，它不仅要满足受众的期待，在文本生成层面，这三个因素同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恶人传》的英文名字The Gangster, The Cop, The Devil暴露了玄机，“帮派分子、警察、恶魔”这样的结构，让人不难想起意大利电影《好家伙、坏家伙、丑家伙》，后者建立在“好家伙”和“丑家伙”双雄捉贼的戏剧结构上。《恶人传》与之类似，马东锡饰演的“帮派分子”与警察一同捉恶魔。从表面上看，《恶人传》的剧情还算紧凑，引人入胜，但却经不住回味。因为《恶人传》的野心在于为三人同时立传，而100分钟的片长实在篇幅有限，最后每个人都只能标签化的“蜻蜓点水”。

　　与之对比，《好家伙、坏家伙、丑家伙》的多个版本时长都在3小时左右，有充足的时间去铺陈双雄之间的对决和惺惺相惜，有余裕去展开角色的前史。更讨巧的一点是其“西部片”的类型。西部片的类型法则和期待让观众更便利地代入剧情和角色。西部本身就是“群雄逐鹿”“弱肉强食”的地方，那么“坏家伙”的恶，只需“蜻蜓点水”的交待即可，观众会自行因循西部片的“套路”来脑补画外的内容。这种叙事对《恶人传》显然不适用，作为一部与观众距离较近的都市电影，它必须为影片的社会背景做出社会学意义上的铺陈与解释，上述提到的《凶恶》等影片无不如此，否则就难以让人信服。《恶人传》里对恶魔的连环杀人行为也留下了只言片语的解释，如他从小受到父亲虐待，可能导致心理产生扭曲，他的无差别杀人及其杀人方式，更像是在满足某种变态欲望，这些都没能让人物立起来，成为有血有肉的角色。

　　《恶人传》最失败的一点，是它对“恶”的漫不经心。上述提到的《凶恶》等电影，虽然都表现了“恶”，但都对“恶”导致的结果或进行疏导，或对其成因进行反思，即使是《恶之教典》浓墨重彩地展现了“作恶”行为，却也是在布莱希特式的疏离审美下展开的。换句话说，表现“恶”并不是为了扬恶，而是召唤众人止恶。

　　若把《恶人传》与韩国经典电影《杀人回忆》相比，则更能看出境界高下，后者的“连环杀人之恶”只是韩国当时大环境的恶之触角，个人的挣扎与无力感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恶人传》则试图通过帮派分子与警察“双雄”联手来压制铲除“恶”，恶魔在其叙事中，更像是洗白“黑帮”和“黑警察”的活道具。

　　因此，虽然名为《恶人传》，但叫“双雄”显然更合适。若把“双雄”结构的电影捋下来，《恶人传》在其中就泯然众人矣，从吴宇森的《喋血双雄》《辣手神探》到杜琪峰的《暗战》，香港电影把“双雄”戏做到了极致。双雄戏是以“酷儿电影”的身份进入西方批评视野的，双雄戏呼应了当时西方的流行思潮，以吾之酒杯浇了彼之块垒。《暗战》等电影则在智力游戏中，自然而然地开出了喜剧之花。《恶人传》的喜剧效果就有点儿强拗了。回溯这些影片与《恶人传》的对比，并对《恶人传》进行拆解的用意其实是想一探韩国电影火爆的秘密。在直面现实时，韩国电影勇气可嘉，但也往往以重口味和耸人听闻的食材掩盖了厨师手艺的平庸。

　　或者《恶人传》的醉翁之意是为马东锡饰演的帮派分子张东秀立传。张东秀对帮派内的小弟有情有义，对偶遇的小女孩和路人大叔的温暖善意，怎么看，张东秀都像是一个“教父”式的枭雄。同时，《恶人传》对马东锡壮汉形象的执迷与强行贴金，也反噬了影片本该具有的深度与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