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服从多数，看似正确又好像不正确

　　关于“少数服从多数”，是我们很多人在决定一些事情的准则，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要无私要有集体主义”，但真正去思考被集体牺牲的个人的利益的又有多少？无论个人是自愿或被迫牺牲。

　　电影先生

　　从小无论老师还是家长都在教育我们要循规蹈矩，要与集体保持一致：比如穿统一的校服，无论校服是否好看；比如每周五都要轮流打扫卫生，无论被安排的人是否有自己的事要做；比如学校汇报表演要全员参加，哪怕只是在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如果有人例外，大家就会觉得他不合群、不识大体，是个“刺头”。这样的观念也深深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比如和小伙伴玩的时候，有想玩跳皮筋的，有想玩丢手绢的，有想玩捉迷藏的，这时我们总是会习惯采用举手表决等方式来决定最终要玩的游戏，虽然大部分人会很开心，但也有人会很失落，如果有人提出异议，那这个人一定会被打上“不合群”的标签，进而被小伙伴们疏远。等到进入社会，这样举手表决的方式慢慢变少，但你可能会发现“少数服从多数的逻辑”好像并没有改变，比如考勤、薪酬等重大制度的调整，为了合规，部分公司总是会安排比较听话、识大体的“多数”作为职工代表，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调整决议，就算不同意这个决议的普通职工在数量上来说才是真正的多数，但在公司眼中，不和公司步调一致的就是“少数”，类似的事还有很多，比如员工升迁、调薪、调岗、辞退的表决等。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致性，也屈从于这样的一致性，为什么？因为众多事实证明了独树一帜，是要付出代价的，而这个代价，非普通人可以承受。我国有一个成语耳熟能详，叫做“指鹿为马”，原义是指着鹿，说是马，比喻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成语故事：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伺候皇帝的宦官赵高深谙皇帝小儿子胡亥羽翼未丰，是傀儡的不二人选，于是与其狼狈为奸，秘不发丧，伪造遗书，将本应传于皇帝大儿子扶苏的皇位传给了胡亥，并赐死了扶苏，由此赵高又成为了胡亥的心腹。不过赵高贪心不足蛇吞象，依然想谋权篡位，又怕群臣不服，于是在一日早朝牵了一头鹿指着说是马，又问群臣是否赞成，赞成的大多惧怕赵高的权势，于是纷纷阿谀奉承，也有一些正直不阿的大臣据理力争，结果或被驱逐或被赐死，可见不服从多数的少数有时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再看李氏朝鲜时期，李氏王朝出名的废妃尹氏（暴君燕山君的生母），当初废除并赐死尹氏却让尹氏之子成功继位世子，相信肯定也有反对的人，就像马嵬坡之变中士兵杀死了杨国忠后要求唐玄宗杀死杨贵妃一样，都害怕将来面临清算，然而李朝成宗和其母仁粹大妃的一意孤行，最终导致了燕山君继位后为生母平反展开了一系列残酷的清算运动，反对赐死废妃的人为废妃发声被赐死，赞成赐死废妃的人如今也面临危机。到了17世纪的欧洲，伽利略因为曾为哥白尼的日心说辩护遭到罗马教廷的审判，在神权大于君权的时代，这样公开违背大多数人信奉的教会的行为被斥责为“异端”，虽然他最终没有像真正被定为“异端”的人一样被烧死，但余生大部分时间只能在软禁中度过。

　　说了那么多反面案例，并非说“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一定比“多数”正确，而是希望在做决定的时候，不是粗暴的一刀切，而是平衡少数和多数，既满足了多数的意愿，也要看到少数，如果少数是合理的，那是否可以通过某些渠道使这些少数合理的诉求得到补偿。远的不说，在我没有正确认识到同性性取向以及这个群体之前，我对自己是排斥、厌恶的，因为日常观念告诉我这是肮脏的、恶心的、错误的，我也因为自己的“不同”经常受到霸凌，这导致了自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后来随着深入的了解，我渐渐也接受了自己，也许对于社会而言，我们确实是“少数”，但不代表我们连要求被尊重的权利或者正常生活的权利都没有。再者，像这次疫情，全世界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人民的福祉和生命健康，精准防控的防疫政策是没有问题的，让大部分人都免于了疫情的折磨，但是在某些地方的过度政策下，部分企业、铺面倒闭、破产进而导致部分人失业、断贷，虽然他们正是前文定义中的“少数”，但这些少数并不是统计学上的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该如何去缓解他们在疫情之下受到的冲击，我不敢指点江山，也没有特别好的建议，只是希望我们幸运的“多数”也能注意到他们的声音，即使什么都做不了，只是关注也是好的。

　　我们习惯了“少数服从多数”这个看似正确又好像不正确的逻辑，但终有一天我们也会变成那个应该被牺牲的“少数”，到那时，谁能为少数发声，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此时此刻，我想为现在的“少数”发声，为将来可能成为“少数”的自己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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