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国际新闻通讯》为毛泽东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为什么呢？

　　在高中课本中我们曾经学过毛泽东的一首词，叫《采桑子· 重阳》，其中的“战地黄花分外香”，让人记忆尤深。这是毛泽东同志在1929年10月11日，这天正是农历的重阳节写的。

　　《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这首词最早发表在《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上。

　　这首词背后的故事比《西江月·井冈山》更加惊心动魄，复杂多变。

　　我们都知道世纪伟人邓小平一生经历了政治上的“三落三起”，然而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或者不知道，毛泽东也有过“三落三起”的传奇人生，而这首《采桑子·重阳》就写于毛泽东第二次“落”时。

　　我们还是先讲讲毛泽东“三落三起”的故事吧！

　　1960年12月毛泽东对身边同志讲“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问题时，曾经讲到：“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掉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

　　从1927年10月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一直到1934年10月长征，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只要中央一派人来，中国革命就必然要遭受损失，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比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战略大转移。

　　这些“钦差大臣”拿着中央的死命令，或者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当成“尚方宝剑”，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不做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哇哇乱叫。而毛泽东的“三落”几乎都与这些“钦差大臣”有关。

　　迫使毛泽东第一落的是一个叫周鲁的年仅20岁的年轻人

　　1928年3月初，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发展的时候，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

　　周鲁年仅20岁，是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由于年轻，所以无畏，仗着自己是上级特派员的身份，趾高气扬，目空一切。

　　他到井冈山后，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取消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

　　这样，使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对毛泽东自然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但他革命意志没有一点儿动摇，积极担当起师长的职务。湘南特委代表命令他将部队开向湘南，配合湘南暴动。

　　毛泽东的一起：

　　

　　毛泽东把队伍带到湖南酃县中村，停下来整训，搞土改试点。这时，一件使人兴奋的消息传来了：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澄清了将毛泽东“开除党籍”的误传，扫除原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一片阴影。

　　4月24日前后，毛泽东率第一团返回宁冈砻市，同先两天到达砻市的朱德、陈毅的部队会合。接着，他们在龙江书院举行两部营以上干部会，确定将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各项决定，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共辖六个团。

　　在中共第四军第一次党代会会上，选举产生第四军军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6月，按中共中央规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迫使毛泽东第二落是一个刚从苏联回来的叫刘安恭的年轻人。

　　1929年春，中共中央指派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到红四军指导工作。刘安恭何许人也？刘安恭是四川人，和朱德、陈毅都是老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1929年春被派遣回国。中央为了让他锻炼，便派他到红四军来，出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结果刘安恭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自居，又认为自己是从社会主义的摇篮—苏联学习归来，加上红四军的许多人都敬佩他，这让他开始有些飘飘然了。

　　刘安恭开始教条式贯彻连中央都不再坚持的二月来信精神，到处作报告，不顾这只军队从“三湾改编”起就确立的“党代表制”和“支部建在连上”以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机械照搬苏联的“一长制”。由于刘安恭的游说，激化了党内的矛盾，引起了红四军思想的混乱。

　　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城内召开，陈毅主持会议，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

　　结果红四军七大成了批判毛泽东的会议。据陈毅后来回忆说，那时党内比较民主，批评毛泽东有四条缺点：第一，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不够，因为他常讲马列主义只规定了世界革命、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具体的作法还要我们自己在实际之间来创造；

　　第二，有个人英雄主义，他讲的现在革命没有党的领导一定失败，这话实际上是说没有你毛泽东就要失败；

　　第三，领导方式是家长式的领导，你们朱毛两人天天在吵架，一个是晋国，一个是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两大之间难为小；

　　第四，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不对的，共产党都应该有发言权，说错了就可以纠正。

　　结果在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名落孙山，为陈毅所取代。7月中旬，毛泽东第一次被迫离开红军，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份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同毛泽东随行的有贺子珍、蔡协民、曾志、谭震林、江华。江华50多年后回忆说“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的马也扣下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毛泽东后来风趣地说过，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

　　毛泽东的二起：

　　1929年7月，陈毅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红四军派一代表前往中央汇报工作的指示，决定前往上海。到上海后，在9月中央召开的各地区军事联席会议上，陈毅除向党中央写了书面的《关于朱毛红军及其历史状况的报告》外，还口头向党中央客观地汇报了红四军党的“七大”上的争论，部队存在的不良倾向以及毛泽东已离开部队的情况。

　　9月28日，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央执笔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有名的中央“九月来信”。

　　11月23日，红四军再占汀州，前委即决定由陈毅去请毛泽东回来负责。毛泽东11月26日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表示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曙光小学召开。会上毛泽东代表前委，作关于政治决议案的报告并多次讲话。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党中央“九月来信”，同时作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全体代表热烈地讨论了这样的指示和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共同总结经验，统一了认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统称《古田会议决议》）。大会改选前委，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十一人为前委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迫使毛泽东三落的是从上海的中共中央来的几拨人

　　由于上海是蒋介石的老巢，“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陆续来到中央苏区，开始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1931年4月初，中共中央派出中央代表团---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因而亦称“三人团”来到革命根据地。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瑞金叶坪开幕。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左”倾错误的积极拥护者，凭借党中央的指示信和决议，对大会施加压力。

　　赣南会议实际上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有计划有步骤地全盘否定毛泽东正确主张、改变中央根据地正确领导的一次会议。

　　大会最后决定：撤销毛泽东的中央局代书记职务，由项英和任弼时等主持中央局工作。同时决定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因而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也在实际上被免除了。

　　1932年7月21日，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的身份到前线，他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前方情况和敌我态势，因此很快同意了毛泽东的战略设想。8月8日，中央接受周恩来等的提议，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会议名义上是总结1932年攻打赣州以来7个月的工作，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和毛泽东的严重分歧。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把矛头突出指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毛泽东招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

　　10月12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央中央局的指示，发布通令说：“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有周恩来同志代理。”至此，“左”倾冒险主义终于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

　　毛泽东的三起：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同时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时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党委进行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从而剥夺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红军的统治。

　　1935年3月10日，在贵州苟坝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毛泽东参加三人军事小组，表明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从此毛泽东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巧渡金沙破重围，谋略制胜张国焘，取得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直到1976年9月9日0时10分去世。

　　再说说毛泽东第二次下台后到闽西的故事。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先后到上杭一带的蛟洋、苏家坡和永定的牛牯扑养病去了。毛泽东大病一场，患的是疟疾，就是“打摆子”。时冷时热，时好时坏。只好把他由上杭转到永定的偏远深山中隐蔽起来。

　　毛泽东化装成“教书先生”，以“杨子任”化名在此治病及工作。“子任”是毛泽东离开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前起的名字，意思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

　　至于为什么姓杨，我想可能与杨开慧有关。因为毛泽东一直对杨开慧的死感到内疚，而且在听闻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时说过：“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再加上他和贺子珍结婚时，杨开慧还在人世，这也令毛泽东和贺子珍感到心中有愧。因为贺子珍和毛泽东生活期间一直随身带一个包裹，随时准备在杨开慧来之后她就离开。

　　9月下旬，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在上杭召开，致信要在永定县的毛泽东出席。毛泽东以有病为由，不去参加会议，这使以陈毅为书记的前委非常不高兴，立即给他严重警告，要他马上来开会。

　　

　　结果，毛泽东只好拖着病体，坐担架赶来。大家见他脸孔蜡黄，“面无人色”，确实病重，让他留在上杭继续养病。经过一位名医吴修山十多天的治疗，病情有了明显好转。10月11日这天正是重阳节，毛泽东来到临江楼，看到庭院中黄菊盛开，便填词一首

　　词的初稿是这样写的：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但看黄花不用伤。

　　词稿写成后，毛泽东又反复吟咏推敲，觉得最后一句“但看黄花不用伤”仍稍欠昂扬奋发之气，提笔又改成“战地黄花分外香”。并将上、下两阕调换了位置，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修改后的样子。

　　再说说共产国际为毛泽东发的讣告的事情。

　　由于毛泽东远离了红军，过着隐居般的生活。外界没有了毛泽东的消息，国民党便趁机造谣说毛泽东被击毙于福建山中。

　　稍后，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专门为毛泽东发了讣告，这个讣告，毛泽东生前是不知道的。莫斯科《国际新闻通讯》上为毛泽东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

　　“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

　　讣告沉痛地宣布：“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除了共产国际的讣告，民国元老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也在这一年为毛泽东写诗悼念：

　　“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还在诗末注明：两列宁，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同志。

　　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第一次被人写进了小说里。这个人叫徐雉，浙江作家。

　　徐雉在小说《嫌疑》说到，主人公，一位曾当过北伐军政工干部的报馆编辑，因写了《毛泽东的名片》一文而被视为“共产党嫌疑”，直至开除受迫害。

　　唐弢评价说：“《嫌疑》一篇，从侧面写了毛泽东同志的形象，落笔不多，却有动人的地方”文学史家赵遐秋、曾庆瑞等认为：“这是我们现代文学作品里第一次出现毛泽东的形象。”

　　最后我们看一下毛泽东本人对这首词的解释

　　对“天难老”这三个字，毛泽东在1962年1月27日对英译者口头解释说：“与人间比，天是不老的。其实天也有发生、发展、衰亡。天是自然界，包括有机界，如细菌、动物。自然界、人类社会，一样有发生和灭亡的过程。”

　　著名作家魏巍说：“是一首透着无产阶级世界观和美学观的战斗者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