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奸！他改动一个字，结果皇帝上当，受害人哑口，大业崩溃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以范仲淹为首，富弼、欧阳修、杜衍为核心的改革派，向宋仁宗正式提交一份上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

　　宋仁宗批准了绝大多数条款，改革派对此一片欢呼，大宋陈腐的官场太需要新鲜空气了！国子监直讲石介甚至写了一首诗，盛赞改革派，痛斥保守派，甚至指名道姓地责骂夏竦等人为“大奸”。

　　

　　范仲淹

　　改革的本质就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作为代价，使另一部分人得利。所以改革必然会冒犯既得利益者，小“革”是修补，大“革”通常要用命来换，所谓“革命”的内涵就是这意思。既得利益者不会束手就擒等着被“革”，反扑是必然的，而且很凶残。被石介骂作“大奸”的夏竦理所当地要采取行动，他直指石介。

　　如果认为夏竦瞄准石介是出于被骂的恼羞成怒，那你就小看了“大奸”的这个“大”。夏竦很清楚，以范仲淹为首的四巨头才是他真正的目标，但此时，这四个人正沐浴在浩大的皇恩之中，想扳动他们太难，弄不好还会闪了自己的老腰。石介则不一样，改革派的小人物，以他夏竦的地位，动动石介不是太难的事。夏竦是在捏软柿子吗？非也，石介虽然地位不高，但他和改革派大佬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太密切了，小人物就像杠杆的支点，不起眼，但往往发挥其想不到的作用。

　　

　　夏竦

　　夏竦对石介实行了全天候的监控，密切注视他跟改革派大佬们之间的一切动向。有一天，密探给夏竦带回来一封信，石介写给富弼的一封亲笔信。信中有一句话叫“行伊周之事”，看到这几个字，夏竦的脸上浮现一丝阴险而又得意的笑容。“伊”是指伊尹，夏朝著名贤臣，他以毕生精力辅佐商汤成就伟业，“周”是指周公，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死后，周公奉命辅佐周成王。这俩人都是历史上辅政大臣的楷模，石介是借用这俩人的事迹夸赞富弼、范仲淹等，如同伊尹和周公，辅佐宋仁宗成就大业。

　　

　　伊尹

　　夏竦颠倒乾坤的大手笔就从这几个字入手，更直接地说，他让人模仿石介的笔记，伪造了一封信，在原有内容基础上只改动了一个字：把“周”换成了“霍”，“行伊周之事”变成了“行伊霍之事”。“霍”是指霍光，汉昭帝、汉宣帝时期的辅政大臣，霍光是汉武帝临终前选定的首席辅臣，为大汉天下一辈子兢兢业业。但霍光执政期间的一件事，给后续帝王心里留下一块巨大阴影：废立皇帝。原来汉昭帝英年早逝，霍光只好立了昌邑王刘贺为帝，没想到刘贺不成器，仅仅当了27天皇帝，就被霍光废了，改立刘洵为帝，就是后来的汉宣帝。

　　本来这件事霍光也是无奈，谁让汉昭帝早夭，谁让刘贺不成器呢。但大臣废立皇帝，以下犯上，皇帝们听着“霍光”的大名都会不由自主地心颤。夏竦改动后，变成了石介猛夸富弼范仲淹们像霍光一样生猛！本来是一碗美味的海鲜汤，偏偏滴进去一坨芥末，味道全变了，熏得宋仁宗眼泪鼻涕的。

　　

　　周公辅政

　　范仲淹们有苦无处说，你没法去争辩，说这信不是这么写的，一则有越描越黑的嫌疑，二则你们之间私谈国政，反而落下“结党”嫌疑。总之，当皇帝的心理一旦疙瘩结成了，你做什么只能适得其反。这就是夏竦的大奸之处，让你明知吃了亏，还没地方申诉，即使宋仁宗心知这可能是圈套，但他像中了邪一样，一看见范仲淹，就跳出“霍光”的名字。

　　范仲淹感受到了宋仁宗的这种心理变化，他觉得在如此下去，恐怕君臣之间的嫌隙会越来越大，酿成大祸也未可知。他知道他必须离开了，只有他本人与庆历新政的切割，才是保证新政继续执行下去的前提。于是，范仲淹向宋仁宗提出外放。

　　

　　霍光

　　其实，这是范仲淹的一厢情愿，他与新政之间是永远无法切割的，保守派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要做的是，对范仲淹等改革派骨干赶尽杀绝！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范仲淹等相继被革职罢官，庆历新政宣告彻底失败。

　　这就是夏竦的绝妙，以一个字，就使这场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仁宗的心理失衡，一场本可改变国运的变革，就这么流产了。文字可以杀人，信矣！文字可以毁国，一字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