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落无声爱有声

　　三十几年前，他们在武汉一所大学相遇，一个湖北一个河南，却同姓。同学们起哄，说：“你们认个兄妹吧。”

　　他说：“行。”

　　她没作声。可是下学年开学的时候，她对他说：“俺跟俺娘说了，俺认了个哥！”

　　他大吃一惊：“啊——”

　　应该毕业那一年，恰巧是文革的开始，天下大乱，没人管事，他们就凭空多读个大六。那年没有功课，同学中多的是激进分子，一把把的“司令”、“总指挥”，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只跟着老师，勤勤恳恳地，在校园里的道路两侧，种下了许多棵小树。

　　分配前便已宣布，所有的去向都是边疆艰苦之处，都是乡下孩子，都没什么阅历，面对一堆的名字：丰满、六盘水、玉溪、资水……象在抽签，抽取一生的命运，而琦丽的名字背后，到底有没有丰饶的身世？

　　他到底灵活些，到图书馆借了地图册来研究，又挨个到老师家咨询。然后跑来跟她说：“我问了好些人，他们都建议说丹东最好。我们一起去吧？我给你也报了名。”

　　她说：“好。”

　　——这就算求婚了。

　　走之前，照例在蛇山上留个影。远远，浩瀚大江，一桥飞架南北，他依当时流行，作个指点江山状，而她只拘谨地抱膝而坐，黑白照片，也看得出她红彤彤的苹果脸，两根粗粗的麻花辫垂在肩上。两个人看上去，都纯朴、健康而傻气，象他们头顶明净无渣滓的天空。

　　第二年夏天，生了大女儿，再隔一年，二女儿也来了。而那时，鸭绿江边的安静小城，天正寒，地正冻，积雪盈膝。

　　仿佛一头撞在冰墙上，撞碎两砣冰块：没有。没有肉，没有鱼，没有新鲜蔬菜，凭了出生证领到五斤鸡蛋，其余，是空白。东北的冬天可以酷寒到什么程度，他终生不能忘。

　　而他在南方鱼米之乡长大的男人，在他的故里，女人坐月子要喝清甜的蛋酒和煮得奶白的喜头鱼汤。他心疼女儿的哭，心疼她的瘦——那样迅猛，象一脚踏空，从十几级台阶上一跤跌下去——却无能为力。

　　愁在心里，也不改他爱说爱笑、喜交朋友的天性。一次去附近驻军办事，见一个小解放军在修收音机，工具摊了一桌子，却只会拆开来又装好，拼命地拍，又使劲地摇。

　　他实在看不过眼，一句：“我看看。”三下两下完工，喇叭里悠扬传出“我失骄杨君失柳……”小解放军喜得小心翼翼捧住，象捧了一盆易碎的珊瑚花，连连道谢。他也就走了。

　　几天后正在车间里，忽然厂办紧急召他，他刚一进门，便有人跳起来指着他大叫：“就是他。”原来是前几天那个小解放军。旁边一个络腮胡子，说是营长。桌上，摊了起码十几个各式各样的小收音机。

　　实在太多了，营长也有点不好意思，问：“你方不方便？不方便就算了。”他却一口应下。捧回家，便开始加班加点、没日没夜地修，还自掏腰包购置零件配上。

　　一个星期后，营长看着那些漂漂亮亮、嗓门一个比一个大的收音机，简直乐得连胡子都飞起来，重重拍他肩：“咱们往后就是朋友了，你有困难，尽管发话。别的不说，我们部队上，起码物资比你们地方上要丰富得多。”

　　他心咚一下，想起她逐渐消瘦的容颜。下班路上，便走了神，一跤跌滚，雪团轰然飞起，象他心里的起落：怎么能向人要东西呢，这成什么了？但是是营长主动说的呀，而且他的妻子在坐月子。

　　到家时他已下定决心，明天就跟营长讲。可是凌晨醒来，缠绕终夜的犹豫重又袭上，好吗？营长跟他要好，常常到厂里找他聊天，豪爽的络腮胡子笑起来大幅地颤动，每次都说：“有困难尽管说。”他心里翻肠搅肚，却一次也说不出口。

　　雪越发下得紧了，一个陡然放晴的早晨，他起来，她早已坐在窗边，回头看见他：“嘿，你看那太阳，黄黄的，象个荷包蛋呢。”他整个人僵在已经冰冷的杭上。

　　他不是不想学雷锋，但是雷锋没结婚，也没有一个丑丑的二女儿，小脸红红，睡着了嘴还在叭唧叭唧，不知何时便惊醒，大哭起来。

　　他简直不知自己是怎么说出口的，每个字都象害怕打仗的逃兵，在他嘴里你推我搡，谁也不肯先出去，出了口，也是那么轻，象是随时可以化在空气里。

　　营长答应得痛快：“要什么都行，明天来拿袋子来装。”

　　他却愣半天，仿佛听不懂，忽然中学生似地一个大鞠躬。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出了门，半路上，只觉得脚下越来越冰冷刺痛，他一低头才发现，他居然忘了换一双出门穿的厚鞋。

　　南方人本来就不十分适应北国天气，那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又绝不是一双家里穿的轻便鞋可以抵御的，然而他心里念念的是，万一去晚了呢？

　　寒气沿着他的腿攀爬向上，仿佛树林里的杀人藤在捕猎它的猎物。他的脚底剧痛，漫漫长路，好似用利刃铺成，让他每一步都踉跄流血。茫茫雪野里，远远看见军营的轮廓，却好象是海市蜃楼的幻景，永远都走不到。

　　一把拉住营长的手，他喃喃；“热水，给我热水泡脚。”人已不支地靠在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