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道医生”邓前堆 三十六载行医路

本刊记者 梁伟

“689009”，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数字，但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石月亮乡拉马底村，却是家喻户晓。在这里的村民们看来，这就是“120”，因为它就是乡村医生邓前堆的电话号码。

石月亮乡，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但是在地图上却不好找。从乡镇所在地利沙底逆江北上，离乡政府6公里之处就是拉马底村。山高谷深、地势陡峭，6个村民小组被湍急的怒江一分为二。这些村民小组里，除少数几户居住在较为平坦便利的江畔公路边，其余大部分散居在坡度超过50度的崇山峻岭之间。曾经，江对岸害扎、拉娃达、格扎三个小组，最“现代”的交通工具就是溜索渡江。通往每一家的山路，都十分艰险崎岖。

就是在这样的极其艰苦的环境中，邓前堆曾经多年靠着一副溜梆横跨怒江，冒着生命危险来往于索道两岸村寨，在两岸崎岖艰险的山路上来回奔波，为群众出诊治病解忧，被百姓亲切地称为“索道医生”。此后，他积极向有关部门呼吁修桥，直到2010年，两座被称为“连心桥”的人行吊桥和公路吊桥终于横跨拉马底怒江两岸，邓前堆和乡亲们也终于告别了溜索的日子。

当了36年村医的邓前堆无论再艰难，也未想过离开，他说：“我媳妇劝过我不要干了，我说病人找我，我不去怎么办？”抱着这样的信念，即使在今年他到北京接受“最美奋斗者”颁奖，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也没有做丝毫逗留，会后第二天就匆匆赶回怒江，回到与他相伴36年的村卫生室。

滑着溜索去治病

1964年，邓前堆出生在拉马底村一个叫培建的傈僳寨子中，不过，他是怒族，而非傈僳族。从小奔跑于高黎贡山山间小道的他，性格朴实坚韧，做事细腻执着。

19岁那年，邓前堆帮哥哥背着酒、面等副食品到缅甸去卖。走了整整三天，遗憾的是，还没开始出售货品，他就得了痢疾不得不回家，在村里的诊所躺了4天。当时给他看病的医生叫友尚叶，比他大不了几岁，在邓前堆的记忆里，他就是一个大哥哥。而正是这个大哥哥改变了邓前堆的人生轨迹。

“当时大哥哥问我疼不疼，我说疼得不行。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他又问我想不想当医生，去帮助那些生病的村民。想了想之后，我觉得当医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又担心没有基础，就答‘怕是没有机会’。”邓前堆说。

“你想当，想跟我学，我就去跟领导说。”友向叶回答。

对于那场病的记忆早已忘却，但是因为这场痢疾，邓前堆走进了乡卫生院，开始了自己的学医生涯，那时候他就在心中告诉自己：倘若真能成为一名医生，就一定要好好为村里人服务，不辜负这位“大哥哥”的信任。

起先，什么都不懂的邓前堆只是跟着友向叶认识药品，看着他给别人治病开药打吊瓶，慢慢地，邓前堆也摸出些门道，他还被派到乡医院培训了6个月。1983年11月，邓前堆开始工作了，那时候他的工资是每月28元。

“当医生要温柔。”邓前堆回忆，友向叶在教授他医术的同时，还时常教诲他，医生对病人要温柔、有耐心，要像对自己家人一样，叮嘱他谨记“医者父母心”。

自当上乡村医生那天起，邓前堆就给自己定下了“人命比天高，救人是第一”的从医准则。只要乡亲们病了、伤了，他随叫随到。但是很快，他就犯难了。

原来怒江两岸的村寨隔岸相望、来往密切，江对岸山梁上的一个村小组，住着20多户人家。过人马吊桥到这个村，得绕路走两三个小时。众所周知，对于很多突发性疾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若想不耽搁时间，就得过一条125米长的溜索。

邓前堆虽然也是当地人，但是他的家在怒江东，比起怒江西的人家来，交通便利许多，所以直到那时他也不会过溜索。但是邓前堆明白，工作和责任让他不得不学会过溜索。

刚开始，因为没有掌握好力度，邓前堆溜滑速度太快，滑轮刹不住，一下子就撞到对岸拴铁索的柱子上，最严重的一次，左腿被撞伤，药箱里的玻璃注射剂也被撞碎得仅剩一支。经过数次尝试后，邓前堆变得更加谨慎，很快就可以熟练过溜索了。后来，艰难的行医生涯使邓前堆成了村里的“溜索大王”，“溜索比赛”时，他过一趟125米长的溜索仅需39秒。

“一切为了乡亲们的健康”

在行医过程中，邓前堆对医术努力钻研，水平一天天提高。不仅本村的，外村的乡亲们也来找他看病。

2003年，害扎村有个老乡从陡坡上滚下来，伤了眼睛。邓前堆爬了三个小时山路才赶到病人家里。他一看，病人的眼球都掉出来了，悬挂在脸上，眼角有一个大窟窿，窟窿里淤塞着一团泥。他想动员病人下山，到县级或州级医院去治疗，可是天已经黑了，下山、过溜索、赶路、找车，再到县城，顺利的话最快也要四五个小时，拖这么长时间，伤口恐怕会感染，甚至会危及到颅内。情急之下，邓前堆洗了手，进行必要的清洗消毒后，将病人的眼球塞回眼眶，固定包扎好，而后一点一点地把他眼角窟窿里的泥抠出来。清洗、消毒、缝合、包扎、输液，一直到深夜才告一段落。病人家属打着火把，将他送下了山。

“回到家里以后，我仍然心有余悸，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主要是担心病人感染和失明。第二天，我又赶到病人家里，看到这位病人一般情况良好，生命体征正常，并没有感染的症状，我才放下心来。遗憾的是，因为病情突变，病人的那只眼睛最终还是失明了。倘若我这里的医疗条件好一点，或者交通方便一点，病人受伤那天能够及时送到外地的大医院，那他的眼睛一定不会瞎。”邓前堆说。

2006年的一天，邓前堆正在地里劳动，有个小孩子慌慌张张地跑去拉他，说有个人从车上掉下来了。邓前堆急忙跑去看，原来，一个村民从汽车车厢上摔下来，被铁板刮伤了。裂口从大腿一直到小腿，鲜血淋漓，惨不忍睹。那一次，他足足为伤者缝了十八针，创了自己当乡村医生以来的最高“缝合纪录”。那次缝合手术，加上打针、用药，邓前堆仅仅收了伤者20元钱医疗费。因为病人失血并不多，没什么大碍，而且病人家附近没有电话，邓前堆无法与其家属取得联系，只好自己送病人回去。因为病人身高体胖，最后的镜头就是他背着病人走在陡峭的山路上。

这样的场景对于邓前堆来说，这是过去30多年来，经常发生的事情。邓前堆说：“只要乡亲们病了、伤了，就会随叫随到，哪怕是在深夜，我也会独自过铁索、打着手电筒攀爬大山……只要乡亲们健康了，我怎么样也值得！”

幸运的是，在相关部门的关心帮助下，2011年11月，拉马底村的溜索换成了连心桥和幸福桥。邓前堆不用再靠滑溜索往来怒江出诊了，这是让他最开心的事情，而在之前，他拿到了驾照，自己开车出诊，接送病人。

“我只想做个乡村医生”

由于拉马底村村民散居在深山中，交通相对闭塞，山高路远求医难，过去，村民们有病只能用忍和拖，小病忍成大病，大病拖成不治之症。乡亲们不能想象，如果没有邓前堆这样的乡村医生，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邓前堆除了临时的出诊，多年来坚持每个月上山巡诊一次。现在通讯便捷，巡诊之前，邓前堆事先打电话通知村民小组长，请组长通知各户，让有病、需要药品的村民在寨子里集中。邓前堆每次都按时到达，现场为乡亲们服务。如果了解到有哪个病人来不了“集中报到”就诊，路再远，邓前堆也会送医上门。

“邓医生是个好医生。”村民友前妮说，“只要他在，我们就放心。”

后来，为了让缺钱的乡亲们看病方便，邓前堆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是到山地里劳动，还是赶集、作客、走亲戚，他都会习惯性地挎上药箱，以便随时在田边地脚、林间崖下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

精准扶贫，让昔日偏僻贫困的福拉玛底村大变样：水泥路进村连户，跨江桥梁如道道彩虹飞架怒江两岸，栋栋新房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矗立在怒江之畔。

今天，拉马底村6个村民小组大部分村民都搬迁到沿江一线，邓前堆也着实方便了不少，以前最远的老娃底小组，单边就得走5个多小时山路才能到，现在通了公路，四五十分钟就到了。

这些年来，拉马底村的医生换了一波又一波。邓前堆也有外出挣钱的机会，但为了深山里的乡亲们，他始终坚守着，尽管这份危险而忙碌的工作收入微薄。显然，“乡村医生”这个词，对邓前堆来说，已不单是一种职业，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和使命。

“这几年村里的变化太大了。”邓前堆说，村民从山上搬下来，住上了新房子，发展了新产业，过上了好生活。村里的公共服务设施逐渐完善。两栋崭新的卫生室建起来了，观察室、治疗室、药品室一应俱全。乡村医生从最初的1个增加到3个，群众小病小痛不出村的目标基本实现了。

“以前卫生室只有我一个医生，要去路远的村寨为患者治疗时，经常要带上两天的药，第一天去患者家输液，晚上住在患者家，第二天输完液再走回诊所，第三天再去，第四天回来，经常一个月七八天住在患者家。”邓前堆说，“现在方便多了，因为加大健康教育工作的缘故，乡亲们的卫生保健意识有所增强。做计划免疫工作之前，只要通知到村，乡亲们就会在家等，我如期去打预防针。现在我的工作确实是越来越好做了。”

工作不易，收入微薄，2010年以前，邓前堆每月只有200元工资，近3年增加到2000元左右。由于过度劳累，55岁的邓前堆身患高血压，2013年时得了白癜风。但他不在意这些困难，他坐在卫生室简陋的椅子上，打开几本门诊日志，上面工整地写满了病人的基本情况。他又从柜子里抱出一堆处方，略带自豪地说：“每个病人都有清楚的记录，去年看了1206个病人。”

虽然环境艰难，但是邓前堆从未想过离开，不仅如此，他还让自己唯一的儿子范志新去读州卫校，范志新毕业后又自愿回到拉马底卫生室当村医。忙碌的邓前堆要教儿子中医知识；要为村卫生室配备设备四处奔走；要思考着怎么做好群众日常健康保健知识，解决好农村群众“三高”日渐高发难题；要为怒江乡村医生待遇的改善问题鼓与呼……

邓前堆说：“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继续当好乡村医生，除了当医生，我什么都不想当，我要尽我所能为父老乡亲们解除病痛。只要身体可以、乡亲们还需要，我就一直当村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