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庙堂小学里的小老师

　　我在那所郊区小学校教了一个学期的语文，泥猴子们一开始吵闹，我就领着他们集体朗读课文。“文革”后期，父母亲因害怕我会像我哥那批老三届那样被送去上山下乡，就强行让我从高中退学，成为了社会闲散成员。在家待着百无聊赖，经亲戚介绍，我得到了一份代课老师的工作。那时小学老师若生个病，休个产假，还需要有代课老师来补缺。这份临时工也没什么要求，能写字、能把话说清楚就行。小学毕业生教小学的事时有发生，而我至少还是个初中毕业生。我几乎没怎么费劲地就找着了一个空缺。我去的第一所学校在温州郊区。那年我十六岁，1.57米的个子，75斤重，是个极为瘦小单薄的少年人。我的成长发生在十年以后：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工作，吃了几个月的面粉和粗粮，身个才呼呼地长了起来——那是后话。十六岁的我无知无畏地抱着课本穿过田野进入村庄，找了半天，才发现教室设在一座老寺庙里。上课时间已到，教室里空空荡荡不见一个学生。铃声再次响起，才听见噌噌噌噌一阵嘈杂，从柱子上滑下来一二十只泥猴子——原来他们都爬在房梁上。我秒蒙。泥猴子东倒西歪嘈嘈杂杂地坐下，眼睛滴溜溜地盯着我看，没有任何授课经验的我半天才想起应该拿出花名册点名。第一个学生的名字是吴昊，我不认得这个字，脑子一蒙，却知道这会儿若念出错字，就别想在这儿混了。情急之下我跳过了这个名字，继续往下走。走过一巡，最后才问：“有哪个小朋友没报到名字？”一只小爪颤颤举起。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答道：“吴hao”。就这样，在这个老庙改成的学堂里，泥猴子教会了我一个新字。刚点完名，只见教室门被哗地推开，走进来一群家长，男女都有。男人扛着农具，女人抱着娃，手里还织着毛活。他们堂而皇之地在最后一排坐下，旁若无人地聊着天，议论着新来的老师：“这娃怕是一天都没晒过日头。”我极其害怕，情急之下翻开书，让学生跟我朗读课文：“冬天，北风卷着大雪，列宁还披着一件旧大衣。这件大衣穿了好些年了，好几处打了补丁，同志们怕列宁冻着，劝他换一件新的……” 泥猴子们很兴奋，脖子喊得爆出青筋，那嗓门终于盖过了婆姨们嘤嘤嗡嗡的声音，大人没法继续聊天，坐了一会儿，就无趣地走了。我在那所郊区小学校教了一个学期的语文，若轮到泥猴子们还肯安静，我就稍稍教几个生字。只要他们一开始吵闹，我就领着他们集体朗读课文。很奇怪，他们喜欢这种形式，声嘶力竭的叫喊给他们无以发泄的顽皮天性找到了一个合宜的出口。每堂课下来，教室里没有一副嗓子是完好的，而世上任何喧哗的杂音，都在这样疯狂的朗读声中碾成齑粉。很多年后，当“疯狂英语”成为风靡一时的教学风格时，我忍不住莞尔——我早在那所乡间小学堂里实验过了，尽管那是中文。我知道我肯定是在误人子弟，可我也是被人误的；再说了，这群孩子即使不被我误，也会误在别人手里，所以我也没有多少愧疚。一个学期教完，临走时校长握住我的手，送我到村口：“小张老师，你行啊，能把这群孩子圈在教室里。你前面有三个代课老师，都比你大多了，叫这群孩子嘴里塞了牛粪，再也不肯回来。” 我听了，惊出一身冷汗，这才明白为什么这份工作来得这么容易。现在回想起来，依旧心有余悸。却终于懂得一个道理：人给逼急了，有什么不能的呢？（张翎）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