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不留遗产，母亲远走异国，姐姐失联31年，他一生有亲人无亲情

悲伤的故事告诉我，人世间所有的孤儿，他们的记忆都是一出人间悲剧——无父无母，无亲无戚。直到我认识了曾在上海文坛大红大紫，叱咤风云一时的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她的弟弟。我才知道，世间上还有一种孤儿，他有父母，有兄弟姐妹，有亲人，但是就是没有爱。以这些因素来衡量，我决定定义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为冷暴力之下的“孤儿”。

在许多八卦张爱玲私人杂事的文章里，张子静沾了光。他的每一次被提及，都被写成是一位“哀其不幸，恨其不争”的可怜人物。要么同情，要么质疑，要么贬低。就连张子静自己晚年的口述《我的姐姐张爱玲》都体现了他本人天生逆来顺受，懦弱不争的性格。

我想，人性都是有两面的，有一些话说出来了，有一些话却藏在了心底。假如给主人公虚构一个侧面，又会有怎样的声音？

张爱玲的弟弟：一个富家少爷的人生是如何被摧毁的

自从张爱玲在1952年悄然前往香港，再悄然离开中国，张子静就与姐姐断开了联系。直到1983年通上书信时，姐弟俩已31年没有音讯来往。后来因为张爱玲在美国多次搬家，很多寄去的信件都被退回，张子静再次与姐姐失去了联系。

期间他听到了“张爱玲已去世”的消息，不免吓坏，辗转打听，才确认是谣言，最后也重新获得了姐姐的新地址恢复通信。但是这一次“虚惊一场”，也让已至日薄西山，又无儿无女的张子静感知到自己来日无多。于是，一人独居的他，从那年开始，日间都把小屋的木门开着，邻居进进出出，路过都会探头看一下。

我这么做，很大程度是受了姐姐的启发。中国人最忌讳什么？死了都没人知道。她孤独地死在了异国公寓，一个星期才被发现，我不想沦落到她那样的下场。虽说一个人死了就死了，还在意那么多干嘛，但一个人死成这样，留给关心他的人的回忆是多么难受啊。

张子静出身豪门巨族，家世显赫。父系张家有官至佐副都史的晚清名臣张佩纶；祖母系李家有历史上无人能出其右的晚清重臣李鸿章；生母系黄家有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以及后母系的孙家有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强大的豪门联姻下，张子静的父亲、生母、后母，均继承了丰厚的家族财产。

辛亥革命之后，城头就易旗了，家世再显赫也没用。只不过作为前清遗族，我家确实是有金矿。我无法用数字来形容我家的票子有多少多少，但我的父亲、生母、后母，都是一辈子都不用工作的人，他们有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我的母亲直至死去那一天，财产仍有余裕。而我的父亲，用尽一生去败家，败到52岁，才如愿以偿住进了十四平米的小屋。他总共才活了57岁，去世前总算看到，钱，是会有花完的那天的。

张御史的少爷，黄军门的小姐，这对璧人在当时是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张廷重与黄逸梵十九岁结婚，生下张爱玲和张子静一对儿女后，其乐融融地住进了英租界的花园洋房。那时他们的生活富足而幸福。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还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张子静回忆说：“姐姐和我还都有专属的保姆。那时的日子，真是何等风光啊！”

但不久，张廷重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如果他娶的是一位忍辱负重的旧式妇女，大可安心继续放肆。恰恰黄逸梵是一位新派女性，她深恶痛绝公子哥陋习，对丈夫的吃喝嫖赌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发言干预未果后，黄逸梵不愿委曲求全，干脆与同是新派女性的小姑离家出国以示抗议。

那一年张爱玲四岁，张子静三岁，追求自我的背后，黄逸梵丢掉了一个母亲的身份，也放弃了一对儿女最需要，最亲密的时光。

父亲令母亲伤心，逼走了母亲，这是事实。其实父亲不是天生不求上进的纨绔子弟，曾经他也是在我祖母严厉管教下的一位进步书生。从小饱读诗书，国文功底极其深厚，寒窗苦读十年，立志考取功名。但很沮丧，1905年，他的人生下了一场大雪。他的理想，大志，激情，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而付诸东流，不再复返。到了民国，父亲曾经埋头苦读的知识早已过时，他真正成了百无一用的书生。

父亲身上有时代的印记，他何曾不想再努力一把，但即使他竭尽全力，也比不上现有所坐享其成的一切。所以他选择了自暴自弃，这跟他的郁郁不得志有关，很大原因是教育制度毁了他。

虽然以这种理由为父亲的堕落开脱并不光彩，但一个人的沉沦，离不开金钱和丢失的理想。不开玩笑地说，他生下来就应该要学理财。

而母亲呢，摆在她面前的是家庭和自由，有句话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弃”。

他们都不是合格的父母，单纯从婚姻上讲，他们只是各玩各的，这一点很公平。

在国外游学四年后，黄逸梵回国了。前因是张廷重开口求她回来，但最终局面是黄逸梵对婚姻彻底绝望，办理了离婚。没过多久，孙用藩嫁入张家，她就是张爱玲笔下那位臭名昭著的恶毒后母。

有了孙用藩的介入，就发生了后续张爱玲被后母打了一记耳光，以及遭到父亲毒打、监禁的一系列事端。最后，张爱玲成功逃离父亲家投奔了母亲，独留弟弟张子静在父亲家孤独地彷徨。张爱玲曾说，后母虐待弟弟，父亲对他也不好，曾在饭桌上因为一件小事就打了弟弟一个嘴巴，弟弟一滴眼泪都没掉，因为他惯了。

张爱玲住进母亲家的那一个夏天，张子静也跟去了。他告诉母亲，想住下来不回去了。母子两人四目相对，一双吧嗒吧嗒的大眼睛里，倒影着冷冽平静的眸光。

黄逸梵拒绝了，因为她只能负担得起一个人的经济，而这个名额，已经被姐姐占据了。

那一个夏夜，张子静走在了回父亲家的路上，手上还抱着一只旧报纸包着的篮球鞋，那是母亲从国外买回来给他的礼物。

记得母亲和父亲办离婚手续的时候，父亲绕室徘徊，犹豫不决，几次拿起笔来要签字，长叹一声又把笔放回桌上。因为父亲根本不想离婚，完全是母亲主动主张的。律师看见父亲那样，以为还有挽回余地，就问我母亲是否要改变心意？我母亲回答说：“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父亲听了这话后，才终于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其实那句话，在母亲拒绝我的那一刻，正是我想说的，“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但噎在心里说不出，之后一直压抑了我很多年。

张爱玲曾说过：“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张子静则回应说：“我觉得是多余的。她不必锐意图强，就已经胜过我了。”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在张爱玲十岁时，国文功底深厚的张廷重察觉到了她的聪慧和创作天分，此后的三四年，选择性地辅导启蒙了张爱玲的写作天赋。

未离婚前，黄逸梵生怕在传统家庭里女孩会遭受男女不平等的厄运，同样是在两个孩子当中，选择性地教张爱玲认字。张爱玲在《私语》里写到过这件事：“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离婚后，由于黄逸梵在离婚协议中对唯一女儿的教育决定权据理力争，所以主导了张爱玲的教育进程。张爱玲进什么学校都需先征求她的同意，教育费用则由张廷重负担。后来张爱玲和父亲闹翻后，黄逸梵又直接负担了张爱玲的部分教育费用，其中就包括了薪时昂贵的补习教师。据说当时的补习费高达每小时五美元。

相反，作为家中唯一的少爷，张子静却没能享受到时下重男轻女的红利。当张爱玲进入新式学校系统地接受教育时，张子静仍在家里跟着私塾先生学习一些早已过时，再无用处的前清古文。

张爱玲在散文《童言无忌》中曾数落过弟弟的斑斑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从张子静的口述中得知，情况是属实的——“现在剩下我自己面对私塾先生，气氛很沉闷，我常打瞌睡。不然就假装生病，干脆不上课。”

一九三四年，张爱玲已经是圣玛利亚女中高一的学生，这时张廷重才答应让张子静到学校去上学。那年张爱玲十四岁，张子静十三岁。

“她受教育的过程比我顺利：一步一阶走上去，从来没有延误。我们相差一岁，但我好不容易就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她已经是高一的学生了。”

一九三六年，张子静小学毕业，本来要按部就班升初中，但张廷重却无故让张子静在家停学一年。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许多学校都停课，张子静又被迫在家荒废一年。直至一九三八年，大部分学校陆续复学，张廷重才将张子静送进收费较为便宜的正始中学读初中一年级。

一波三折至此，张子静接下来的学业生涯仍未见平顺。读完初一后，由于学校更名易地转入汪伪一方阵营，张廷重立马让张子静辍学。居家停学一年后，才又将他送入圣约翰高中。

如此一来，张子静中间有些年级就没读，而且是以最差的成绩跳级，导致英文成绩跟不上，于是又颇费周章转入另一家高中就读。待他升至高二时，因为身体虚弱，常常请病假，高中也没能毕业。

一九四一年夏天，张子静由家族人脉协助，直接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开学两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面沦陷，复旦大学停课内迁。张子静需跟随学校安排前往内地读书，却遭到了张廷重反对。

次年，一九四二年秋天，张子静与姐姐张爱玲分别由复旦、港大一同转学进入中国顶级学府圣约翰大学就读。彼时张爱玲已大四，张子静才大一。但不到一年，姐弟二人先后辍学，均未毕业。张子静出于身体原因，张爱玲则属自主退学。

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在转入圣约翰大学时有一个细节：母亲黄逸梵已不再负担她的学费，她一度陷入停摆。最后还是由张子静出头向父亲张廷重提及。而张廷重在与女儿四年未见，且针锋相对的气头上，竟负责了张爱玲的续学学费。

我曾努力回想，我是什么时候发觉姐姐“不必锐意图强，就已经胜过我了”。是我气馁地发现她聪明伶俐，更讨人喜欢的时候吗？是我自卑地说出“她是一个天才，我则只是一个庸才！”的时候吗？都不是。而是当我看见她被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拽去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她一定会胜过我。

姐姐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是我搭的桥。她要拿学费，但又下不了口，我只好尽点绵薄之力。反复传达父亲的话是“你叫她来吧！”之后，姐姐才忍着无法释怀的怨气踏进了家门。

父亲对姐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学费我再叫你弟弟送去。”没想到最后我还当了一回卑微的小跑腿，揣着姐姐的学费奔向姐姐的那一阵风使我梦回少年，恍惚地以为自己正揣着学费奔跑在与姐姐同一所小学的路上。

因为在教育上被忽视这件事，有人质疑我与姐姐是否一母同胞的血缘关系，甚至推测我是不是充话费附送的。需要正视一下，那个年代还没有智能手机，即使是附送，那也只能是买葱送的。

这个玩笑开的很有杀伤力，好在我本人豁达不小气。但说实在，这件事从小看是一碗水难端平，从大看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公平，出生在名门的我已经是捡了天大便宜。我只怪自己身体不争气，耽误了学业，更恨日本人。豺狼行径的暴虐下，中国已然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那个国破家亡的岁月，日本人的飞机就在天上追着逃难的学生炸，多少莘莘学子殉难在了读书的路上，而我仅仅只是匍匐在读书的路上，怎敢啧有烦言？所以我也不嫉妒姐姐，我只嫉妒我曾经的一个同学，他从粪臭的猪圈来到了充满书香的地方。他说他家很穷，但他父母坚持让他上学。而我的父亲千有万有，却还斤斤计较于学校的苛捐杂税。

张廷重、黄逸梵、张爱玲、张茂渊，这四个人在张子静的口述中被提到得最多，相信张子静已视他们为自己最亲切的人。但似乎这只是张子静的“一厢情愿”。实际上“父不疼，母不爱，姐不亲，姑不怜”，四种惨淡关系，才是他得到的完整反馈。

张廷重与黄逸梵花在张子静身上的心思有多少已无须再费辞，其中张廷重为人父母的做法堪称罕见。自己宁可抽一辈子昂贵的鸦片，也舍不得留出一笔钱给儿子置办婚事备用。最终张子静由于人生经营不善，经济拮据，终身未婚。

原以为这种“一视同仁”的刻薄只属于父母，但没想到在姑姑张茂渊和姐姐张爱玲身上也“雨露均沾”。

张茂渊对这个唯一的侄儿子自幼至长，由始至终都没有太多的好感。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事是张子静有一次在她的公寓滞留至饭点，她竟不愿留张子静吃顿饭。为此张子静评价她是个只能尊敬却无法亲近的长辈。

无独有偶的是，张爱玲与张茂渊对待张子静的态度竟不谋而合。

张子静在口述中吐苦：“姐姐成名后我去看她，十次有九次见不到。”

当他难得找到姐姐的那一次，是因为他与同学创业办刊，想请姐姐帮忙约稿，打响刊物的名声。但张爱玲没有太多的犹疑便拒绝了。最终张子静的刊物《飙》关门大吉。

不少探讨这件事的伦理辩手都曾发出质问：张爱玲占据了比张子静更多的，父母愿意拿出来的家庭资源。虽无可厚非，但从某种义务出发是否有向弟弟伸出援手的责任？遗憾的是，张子静未曾获得任何帮助。或许当他渴望姐姐搭把手时，就会得到诸如在一九八九年回信中那样委婉的回绝：“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惟有祝安好。”

很显然，在中国人一向以为血缘定义亲人的固有认知里，张子静早已迷失在涕泪交加的路上渐行渐远。

父亲对我尽到了养育之恩，我不怨他。母亲对我有怀胎十月之恩，我亦不恨她。姑姑是新派女性，向来视我为父亲底下调教出来的“旧派分子”，与我保持着一定的警惕距离，那也是理所当然。

而我的姐姐，我不记得我曾帮过她什么，所以没资格要求她报恩。她拒绝我的约稿，我也不感到意外，因为没人比我更了解她。她从不悲天悯人，不同情弱者，慈悲布施与她无缘，就连我这个亲弟弟也不例外。至于她是否有义务帮助我——出于她得到了更多的家庭资源。我想，这无疑是道德绑架。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因为父母的偏心而去勒索我的姐姐，我想我还没窝囊到那个地步。

但话锋拨转，有人说，“为什么一家人都不喜欢你，肯定是你自己有问题。”这仿佛在拿着受害者有罪论在审判我，又或者幸灾乐祸地对我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能把脸伸过来，我一定用一个巴掌响给您听听。

这类带有人身攻击的揣测，早已众说纷纭，我并不难堪，只是被调侃到婚姻问题时颇多感慨。

“一个教师连结婚都结不了？”

结不了婚不一定是因为没钱，也可能是因为一句名言...“结婚这辈子是不可能结婚的。”

我全家在感情上没有一个正常人。父母离婚，姐姐离婚，姑姑晚婚至78岁。拿我姐姐的一句话来说，“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何必去碰呢？况且我已潦倒成那样，还背负了家族的“荣光”。不会再有女孩看上我，能在乡下平平安安做我的教书匠已心满意足。

1957年9月，黄逸梵在英国伦敦去世。临死前，她将一箱古董寄去了美国。想必你我都难以相信，她唯一的儿子正在国内萧条的大环境下生活维艰。作为母亲，她却把最后仅有的遗产寄去了更富生存机会的美国，给了那个拒绝来见她最后一面的女儿。

38年后，张爱玲与母亲殊途同归，黄泉相逢。弥留人间之际 她选择与当年的母亲一样，闭着眼睛遗忘了尚在人世的弟弟。她的所有版权财产，包括银行存款，全部交由朋友宋淇夫妇继承。海岸线万里开外那个垂垂老矣的张子静，连一件值得留念的遗物都没得到。唯一能得到的，只是一个关于姐姐逝世的消息，为之落泪的，也是这个消息。

“一九九五年中秋次日，从太平洋的彼岸传来我姐姐离开人世的消息。那几天，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时常呆坐半天，什么也想不出来......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汩汩而下了！"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父母生我们姐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

光阴的两岸，姐弟曾同分一颗糖的童年，早已挥别成背影， 留下一段记忆被岁月吹散，再奔赴各自的颠沛流年。

1997年，张子静去世，他死在了后母留给他的那间14平米小屋里——那是他晚年唯一的容身之所。

“‘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这句话多有自贬，如果可以，我希望收回这句话，因为我拒绝承认自己平庸，也拒绝他人评价我平庸。比起我一辈子都没真正工作过的父亲，一辈子都在云游四方的母亲，我办过杂志，当过银行职员，做过人民教师。我一点都不平庸，我只是选择做了一个平凡人而已。

母亲从来都不会为我争取些什么，当然也不会为我留下些什么。她始终认为一个“儿子”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里一向享有较高的地位，“教育权”和“财产权”都受到家庭的保障，所以不需要为我争取权益。包括我姐姐也这样认为，她在《我看苏青》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在家里，尽管满眼看到的是银钱进出，也不是我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我”。

姐姐的暗喻让我的心情无比尴尬，其实父亲的“金山银山”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我。就算轮到我的时候，也仅有那间14平米小屋了。足以证明，穷富是没有世袭的。

实际上姐姐去世的那一年，我的人生来日苦短，已经不那么缺钱了。所以姐姐把身后的一切留给她真挚的朋友，是对的。

而母亲1957去世的时候，那一年正是国内气氛鬼魅的当口。我感激她没将那一箱价值不菲的古董寄给我，才让我度过了小心谨慎的煎熬岁月。

想来我的一生虽平凡，却也是极之可贵。个人命运永远与国家命运连结在一起，时代滚滚向前，多少人正是死于不平凡。而我却活过了抗战、活过了内战、活过了建国后的新社会再到改革开放，这是多么天大的幸运奇迹。你要想我这个“资本少爷”能幸存下来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我有那么厉害的家族历史背景，还有一位远在美国的作家姐姐。照说我应该是个首当其冲的“老运动员”，但最后我相安无事地走出了政治阴霾。

我并不是一个不善抱怨的人，但因为目睹了太多的人间沧桑，国家沧桑，昔日的家长里短已不值得我抱怨。相反我的姐姐，她不是一个能做到与岁月握手言和的人。母亲最后想见的人是她，但据说她连一张机票钱都没，最后只寄去了一张一百元钞票。

那一张机票钱，相信姐姐是能够凑上的。但也许就是那一刻，她暴露出了对我母亲的怨气。

母子一场，我真替母亲感到唏嘘，如果换做是我，我一定会去。

但很可惜，可惜什么呢？可惜这辈子不是女儿。

文 | 心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