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符号｜队旗、队徽、队歌：红领巾相约中国梦（下）

　　▲ 厦门何厝小学校内的少先队队歌发祥地纪念碑

　　本刊记者 余玮

　　中国少年先锋队是由中国共产党创立并被委托中国共青团领导的群众性的儿童组织，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队员是少先队组织的主人。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要靠广大少年儿童去接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美好未来，要靠广大少年儿童去创造。全社会都应参与到对少年儿童的培养和教育中来，家庭、学校、社会要互相配合，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高兴的是，少年儿童正成长在一个朝气蓬勃、富有活力的年代，沐浴着党的阳光，呼吸着新时代的气息。

　　世界上发行数量最多的徽章

　　队徽，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重要标志。五角星加火炬和写有“中国少先队”的红色绶带组成少先队队徽：五角星、“中国少先队”5个字和火炬柄为金色，绶带和火炬的火焰为正红色，火焰和绶带镶金边，“中国少先队”字体为黑体。

　　1951年，刘恪山从东北鲁迅文艺学院美术部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区团委直属的东北青年出版社工作，1954年9月从沈阳东北区团委调到北京团中央少年部，任新创刊的《辅导员》杂志的美术编辑兼摄影记者。《辅导员》杂志是团中央主办的指导全国少先队工作的刊物，是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倡导创办的，朱德题写刊名。

　　1980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德华找到刘恪山：“恪山，社会主义国家的少先队都有队徽，就我们没有，你想办法设计一个。”她还带来了1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队徽样式，供刘恪山参考。队徽和红领巾一样都是少先队的标志，夏天天气热，孩子们戴红领巾不方便，因此很多国家都设计了队徽供少先队员们夏天使用。中国的少先队员人数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多的，有1300多万。给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设计徽章，刘恪山感到责任重大，一点不敢马虎，认为这队徽既要有政治性、思想性，还应有装饰性。

　　“我当时认为蜜蜂有组织有纪律，所以设计了一个‘小蜜蜂’的图案，但后来自己就否决掉了。”刘恪山生前回忆说。“考虑到我们的队旗上有星星火炬，我想队徽要和队旗相呼应，于是我也采用了这一形式。队徽上需要标明‘中国少先队’几个字，字放在哪儿好呢？我在五角星的下面加了一条绶带，绶带上标着‘中国少先队’，这样就解决问题了。”

　　刘恪山有关队徽的整个创作过程非常顺利，四五个草稿后，很快就被团中央定稿。为了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团中央少年部制作了一些样品，先在温州地区少先队员中试戴。经过了10年的试用期，直到1990年10月15日在中国少年先锋队代表大会上通过《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正式确认五角星加火炬和写有“中国少先队”的红色绶带组成少先队队徽。少代会通过颁布后，全国开始大量制作、使用。中国少先队队徽就这样诞生了，这是目前世界上发行数量最多的徽章。

　　在刘恪山家里，就珍藏有这样一封信：“我在1981年以前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恪山同志当时是《辅导员》杂志社的编审，我请他设计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徽，在团代会上获得通过。特此证明，胡德华，2000年11月17日。”落款上还盖了章。这是团中央书记处原书记胡德华调离团中央后，专门为刘恪山设计队徽出具的证明。

　　刘恪山在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美编的位置上，从创刊一直干到退休，除了中间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到晋南工作20年，他一直都和少先队员在一起。1997年，这位中国少先队队徽的设计者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13年1月31日病逝，享年82岁。

　　队徽是少先队组织的象征，使用应该庄重、严肃，使用范围是：少先队各级代表大会等重要场合应悬挂队徽；少先队队室、中队角等少先队标志性阵地应悬挂队徽或张贴队徽图案；团委、少工委的会议室可以悬挂队徽或张贴队徽图案；有关少先队的外事场合可以悬挂队徽或张贴队徽图案；少先队的各级组织颁发的奖状、奖旗、奖章、证书和其他荣誉性文书、证件上可以印队徽图案；少先队的报刊和出版物、新媒体文化产品、网站上可以使用队徽图案。上述情况外，使用队徽及其图案需经县级（含）以上少工委批准。不同场合使用的队徽可根据实际需要等比例制作。

　　据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强调，队徽及其图案、星星火炬名义不得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商业活动；各级少先队组织不得使用不符合规范的队徽。队徽可制作成徽章供队员佩戴。徽章的规格为高2.2厘米，宽1.8厘米。为确保队员佩戴的安全，徽章须制作成按扣式或磁铁吸扣式。

　　▲ 中国少先队队徽

　　“英雄小八路”的事迹成就一首红歌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每每组织少儿活动，会有这么一首歌曲响彻现场，这就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歌曲背后是一个关于13名小英雄的故事，后来被创作为同名话剧与电影《英雄小八路》。

　　“快！用手接通电话线！”5名“小八路”冒着敌人的炮火，肩并着肩，手拉着手，接起了被炸断的电话线，他们犹如钢铁浇铸的巨人，巍然屹立在枪林弹雨中。这是影片《英雄小八路》中的一个感人的镜头。

　　2014年5月30日，习近平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主持召开座谈会时讲到：“我国历史上有很多少年英雄的故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也涌现了大批少年英雄，他们中不少人的名字同学们可能都听说过。过去电影《红孩子》《小兵张嘎》《鸡毛信》《英雄小八路》《草原英雄小姐妹》等说的就是一些少年英雄的故事。”

　　2018年“六一”儿童节当天，厦门市思明区某小学举办了“弘扬队歌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主题庆祝活动，“英雄小八路”部分成员来到现场，为学生们讲述了当年“英雄小八路”的故事。活动中，学生们演绎的儿童剧《英雄小八路》，再现当年炮火纷飞中的英雄故事。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出动第七舰队进入我国的台湾海峡；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军队，不时骚扰大陆沿海城乡，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1958年，为严惩蒋军对大陆的军事骚扰，粉碎美国制造的“划峡而治”阴谋，毛泽东签署命令，决定炮击金门诸岛。在驻军附近的厦门禾山第四中心小学（现为何厝小学），160余名少先队员成立了“前线少年支前活动大队”，为部队战士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让战士们更好地投入备战。

　　8月22日晚，所有居民本应都转移到后方，然而在炮火连天中，有一群特殊的孩子没有同大人们一起转移，而是偷偷留下来，冒着炮火和生命危险支援前线的战斗。他们是“前线少年支前活动大队”的13名骨干成员，当中最大的是16岁的队长何明全，最小的是父亲、兄长被国民党炮弹炸死的何大年，只有12岁。

　　是什么让年仅10多岁的他们义无反顾地留在危险的前线呢？“英雄小八路”成员何佳汝回忆，“那个年代，老师经常讲英雄人物的战斗故事给我们听，如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刘胡兰、王二小、英雄雨来等，还组织我们看露天电影，让我们向他们学习，爱祖国，爱家乡，和英雄们一样，为家乡、祖国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辅导员吴朝注的指导下，队长何明全带着孩子们，帮助部队抢接电话线、挖工事、擦炮弹，为战士们洗补军衣、烧开水、送地瓜汤，还帮民兵站岗放哨，甚至穿梭在炮火中。他们深受部队官兵的喜爱，还受到当时解放军首长的高度肯定，说他们像抗日时期的“小八路”。部队还授予他们“小八路，志气高，巩固海防逞英豪”的锦旗。

　　这年9月10日，炮战还在进行中。共青团厦门市委副书记王绥踏着被轰炸过的土地来到何厝村，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了这十几名孩子，以团市委名义授予他们“英雄小八路”称号，授予13位少先队员“红领巾”优秀少先队员的光荣称号。

　　“英雄小八路”的事迹，经各大电台、报刊报道后传开，感动了全国人民，作家、诗人、记者、画家、词曲作家从全国各地云集厦门采访、创作。1960年春，上海戏剧学院陈耘教授等6人也到厦门采访“英雄小八路”，在厦门市第三中学语文老师、少先队总辅导员王添成的支持下，写出了5幕话剧《英雄小八路》，上海戏剧学院排练了该话剧并于当年6月1日在福州公演，作为对“六一”国际儿童节的献礼，演出引起轰动。

　　这时，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决定将话剧《英雄小八路》改编为同名电影剧本，用最快的速度将“英雄小八路”的事迹拍成故事片。该厂党委办公室主任周郁辉请愿承担编剧任务。周郁辉满怀信心地深入前沿阵地体验生活，与“英雄小八路”们促膝交谈。孩子们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了他，激起了他极大的创作热情。回到上海后，他立即投入创作中，很短时间就创作出了《英雄小八路》的文学剧本，并获得厂领导的一致好评。1960年10月，《英雄小八路》摄制组在厦门开机拍摄。

　　此刻的周郁辉仍沉浸在剧中5位少年英雄的形象中。为了更好地烘托银幕上的少年英雄形象，让英雄的主题更进一步升华，他觉得应该创作一首具有时代震撼力的主题歌，才能表现出人民群众热爱祖国的肝胆衷肠。没有谁会想到，就是这个想法，由周郁辉作词、寄明作曲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唱响长城内外和大江南北。

　　上海电影制片厂作曲寄明接到为电影《英雄小八路》主题曲作曲的任务后，向同为作曲家的丈夫瞿维商议该如何写。为让主题歌能真正反映影片所依据的事实和片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变化，瞿维建议寄明到实地采风，丰富素材。寄明采纳了瞿维的意见，专程从上海来到厦门。她寻找到那些已经升入中学的“支前小英雄”们，听他们讲述当时冒着炮火上阵地给解放军送饭、送开水的英勇故事。采风快结束了，一个热情奔放的节奏和起伏度较大的曲调在寄明耳边萦绕，她连忙挥笔直书，《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简谱初稿一气呵成。回家后，寄明哼唱给孩子们听。孩子们一边学唱，一边连说好听。寄明反复修改后，终于定稿。

　　1961年，《英雄小八路》在全国上映后，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更加深入人心，歌词言简意赅，朗朗上口，旋律激越雄壮，表现了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光荣传统的自豪感和爱祖国、爱人民的高尚情操，以其鲜明、朝气蓬勃的音乐形象受到少年儿童的喜爱。“英雄小八路”的事迹在全国进一步传扬，厦门因此也被称为“英雄的城”。

　　1961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武汉会见正在中国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蒙哥马利曾提到中共领导人的继承人问题。毛泽东说：“‘继承人’这个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从此，“接班人”这个名词又有了新的含义。

　　▲ 中国少先队队徽设计者刘恪山（右）出席“关爱未来”活动

　　其实，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工农红军及革命根据地出现了一批选用前苏联及欧洲革命歌曲填词的歌曲，其中《共产儿童团歌》就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一首，根据苏联少先队歌曲《在篝火旁》的部分曲调填词而成的。由于原曲调本身就具有坚定的节奏和昂扬的旋律，移为中国歌之后，这一点仍然符合新填歌词的要求。

　　“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未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牵着手前进/时刻准备着/……”“……/快团结起来/时刻准备着/……”1927年到1936年期间，成千上万唱着《共产儿童团歌》（词曲作者佚名），背着木刀，手拿红缨枪，脖系红布条的共产主义儿童团员们活跃在革命根据地。“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美丽的世界，/在远处召唤。/嘀嘀打嘀打嘀嘀打嘀打……”来自遥远岁月的旋律，隐含着稚嫩中的豪情壮志，渗透着革命根据地孩子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和凝重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时刻准备，/建立功勋/……”后来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中的有些词句及少先队呼号中的影子，在早年的《共产儿童团歌》这首歌中可以找到。

　　当然，在1950年4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上曾公布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成为时为少儿队组织的队歌。歌词有3段，进行曲速度，旋律优美动听。不难看出，这首队歌明显带有刚建立的红色政权痕迹，内容很显新民主主义的时代烙印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个人崇拜的特性。3年后，中国少年儿童队更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

　　1978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5月6日，共青团十大筹委会成立，并于5月6日至10日召开筹委会第一次会议。筹委会下发了关于征集团歌、队歌的通知，其中指出：队歌应鲜明地体现全国少先队员、少年儿童在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歌词要求简练、易懂、形象，曲调要活泼、明快，有儿童特点。

　　1978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获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当年团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征集队歌时，应征者数不胜数，其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儿童歌曲。同年10月，共青团中央在征求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后，反复筛选，拟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于当月27日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上通过。这首歌旋律高亢，充满革命激情，于1980年被评为全国少年儿童音乐作品一等奖。

　　2005年6月，第五次少代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修正案》。将早已确定并广为传唱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写入章程。

　　同样是5月31日这一天，“十四岁青春宣言”离队入团仪式经常在一些中学举行。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整场活动分为红领巾的回忆、共青团的召唤和14岁的梦想等3个主题篇章。全体少先队员唱响队歌、行队礼，在铿锵的离队誓言中，年满14周岁的少先队员们面向队旗整齐排列，最后一次唱响队歌、行最后一个队礼，然后轻轻摘下红领巾、折叠好放进纪念盒里，为自己的少先队生活画上圆满句点。接着，是入团仪式。在14岁青春仪式上，全体同学跨过青春之门，集体进行了青春宣誓，承诺将接过先辈的接力棒，为拥有最美好的青春而不懈努力。

　　党章和团章分别是党和团的总章程。细心者会注意到，党章第十章标题“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中用的连词是“和”，这一表述自1982年党的十二大党章以来保持稳定；团章第十章标题“团同少年先锋队的关系”中用的连词是“同”，这一表述从1957年共青团的八大（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三大）以来没有变化。党章中的表述蕴含了党对团的领导、包容关系，体现党对团的绝对领导，而团章中的表述蕴含了团和队的一致、并列关系，体现共青团、少先队都是党领导的群团组织，都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符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领导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工作”定位。

　　红领巾永远心向党，祖国的花朵向太阳。有理由相信，有全社会的关爱呵护，有少年儿童自身的不断努力，星星火炬的事业必将薪火相传，亿万少年儿童定将茁壮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国家栋梁！

　　编辑｜安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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