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谋当黄埔军校校长：表演天衣无缝

　　坐落在前清虎门、长洲要塞附近的黄埔岛，四面环水，隔绝城市，地当枢要，实为军事重地。孙中山认为该岛便于兴学习武，决定利用设在岛上的原广东陆军学校及海军学校的旧地，创建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通过军校训练出一批革命军人。军校因该地得名，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校长，在当时的国民党内并非是特别显赫的职位，然而对蒋介石来说，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却是他政治生涯中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契机。正是以黄埔军校校长为跳板，蒋介石才得以飞黄腾达，走进权力的长廊，进而跃向权力的巅峰。

　　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并非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顺理成章，黄埔军校校长人选，开始也并非是蒋介石，而此位最终为蒋介石所得，是其处心积虑，耍弄各种手腕，经一波三折才获得的。

　　赴苏俄考察

　　1922年8月下旬，共产党人李大钊自北京来到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的寓所，与孙中山讨论振兴国民党、振兴中国的问题。

　　此时的孙中山，终从陈炯明的叛变中省悟：单纯利用旧军人、旧军阀去打倒另一军阀的道路行不通，必须依靠工农大众，联合共产党，改造国民党，走新的道路，否则国民党将会在堕落中死亡。

　　同月，孙中山通过李大钊，邀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由国民党主要人员出席的会议上，阐述发动群众运动和改组国民党的意见。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派代表团去苏俄考察，以便建立一支新军。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由上海回到广州，准备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当天在东郊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府，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谋长，命其速来就任。

　　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计划取道闽南攻击潮汕，直捣陈炯明老巢惠州。因此次军事出击行动流产，蒋介石便回其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逍遥去了。蒋介石接到命电，却迟迟不归，直到4月20日才抵达广州就任。然而，到任不足3个月，因为不称心，便于7月20日“愤而辞职”，离开苦战中的孙中山，回避香港。

　　身居香港闹市的蒋介石，听到孙中山与苏俄代表协商已定，将组团赴苏俄考察的消息，怦然心动，遂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俄罗斯。他按捺不住心头急迫，立即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写信，毛遂自荐，表达自己急欲赴苏考察的强烈心愿：“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国民党组团赴苏俄考察，主任代表即代表团团长的人选，最有资格的莫过于廖仲恺。廖仲恺最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也是最受孙中山信赖的忠诚同志，实为孙中山左右的核心人物。也许是廖仲恺要随时协助孙中山处理政务，实在难以脱身率团，也许是为了安抚蒋介石的情绪，孙中山最后答应由蒋介石为主任代表，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军事。代表团成员为王登云、沈定一，以及共产党人张太雷。

　　后来蒋介石得以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与被派赴苏俄考察有很大关系。

　　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一行乘“神田丸”号轮船自上海出发至大连，乘火车由东北地区出境，经西伯利亚铁路，于9月2日下午1时抵达莫斯科，开始对苏俄新式军队进行实地考察。

　　在苏考察期间，蒋介石代表孙中山跟苏俄政府交涉援助广州革命政府的一些事宜。

　　同年11月29日，代表团循原路线回国。

　　负气出走

　　蒋介石于12月15日上午9时回到上海，随即去拜访了盟兄张静江，当天下午，给孙中山寄了一份《游俄报告书》后，便登船回奉化老家。

　　孙中山对蒋介石此举很不满意。这期间，苏联派驻广州的常设代表鲍罗廷早已到达，计划筹办军校已有了眉目，孙中山有意让蒋介石出任军校筹备委员长，可蒋偏偏不来。孙中山于12月30日打电报给蒋介石：“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

　　军校招生、考试在即，但在广州仍见不到蒋介石的身影，孙中山火烧眉毛，便让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连发6封电报催蒋南归。

　　蒋介石接到电报，继续在溪口慈庵呆了两周，终日拂案焚香，绕茔抚树，直到1924年1月16日才回到了广州向孙中山复命。1月24日，蒋介石受命为军校筹备委员长。

　　此时，适逢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羊城内外，喜气洋洋，宣布创办黄埔军校的消息不胫而走，给这喜庆又添一重氛围。

　　蒋介石虽然也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在165位抵粤代表中，备受冷落，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24人中没有蒋介石扮演的角色。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有共产党人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也没有他蒋介石的名字。蒋介石也不是浙江省的代表，浙江代表6人，其中3人由孙中山指定，另3人则由该省党员选举产生。

　　蒋介石心中闷闷不乐，他又想到孙中山只是委任他为军校筹备委员长，并没有明确宣布他即为军校校长，同时参与筹建的人中，有好几位功高资深的，叫谁当校长还很难说。他一气之下，于1924年2月21日留书请辞，连照面都不打便“拂然而行”。

　　孙中山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转来蒋介石的辞呈，不觉一怔：唉，这个中正！去年派他赴苏俄考察，就指望他回来挑这副担子，可回来也不马上复命，本党改组刚刚完毕，这样随便如何可以？便提笔在蒋的辞呈上批了这样的几句话：“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穷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

　　孙中山不准蒋介石辞职，而蒋介石也并不是真的要辞职，于是他便上演了一场讨价还价的闹剧。

　　蒋介石撂挑子，还受其政治心态的支配：他极不赞成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治主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就是要容共、联共，学习俄国人的方法，走俄国人的道路，孙中山态度很明确：“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正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问题上，蒋介石跟孙中山产生了分歧。他在《游俄报告书》中就曾毫不讳言地表达：“俄党无诚信可言，与英、法、美、日这些帝国主义比起来，也不过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

　　现在，令他难以容忍的是，共产党进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谭平山当上了组织部长、林伯渠当上了农民部长、毛泽东当上了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而他蒋介石却在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没有得到相应的地位和权力，只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中担任一个委员。远离权力中心，其对孙中山心怀不满就可想而知了。

　　蒋介石于1924年3月14日致函廖仲恺，抱怨廖“专以顺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露骨地批评廖“过信俄人”，说“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绝不信吾党可以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最后声称：“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

　　周恩来在上个世纪40年代也曾说过：“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

　　此时，蒋介石似已看出，在苏俄扶助下的中共，将是对他将来权力的严重威胁，他之所以未敢公开提出清党反共，只是当时羽翼还未丰。 当蒋介石带着娇妻陈洁如来到上海西藏路张静江公馆时，张静江显得非常讶异。军校3月21日即将举行入学考试，而这个入学考试的委员长不在广州黄埔坐阵，却跑来上海。他不解地问蒋：“介石，中山先生器重你，委托你办军校，也就是将本党之命脉交由你，责任重大，你理应尽力才是，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上海？你若手头吃紧，我可以再资助你一些。”

　　“我个人倒不缺钱，”蒋介石愤愤不平、牢骚满腹道：“黄埔岛那个弹丸之地，一片荒凉，白手起家办军校谈何容易，今天去催粮、明天去借钱，滇军第三军军长范石生竟敢指着我的鼻子奚落我；还有，大本营那个禁烟督办杨西岩竟目中无人，胆敢拒绝拨付军校的开办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罢了，我还去当许崇智的参谋长，带兵打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