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公安逮捕一特务，一年后特务病危亮身份：我抚养过毛主席孩子

　　“我这次是受毛主席委托来看望你的。”

　　1961年2月，陈赓到上海见到已经70岁高龄的董健吾。

　　几十年前，两人都曾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过，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革命战友。

　　陈赓抱怨道，“你之前怎么不来找我呢？”

　　7年前，董健吾因为“潘杨案”受牵连，被误认为特工抓起来了。

　　关押期间，他坚守秘密，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直至一年后因生病危及生命，才选择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我是中央特科情报员，我曾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

　　审讯人员见董健吾不像说谎的样子，赶紧把情况汇报给了曾担任过中央特科领导人的周总理审阅。

　　周总理看完后，安排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调查此事，确定属实后，便恢复了董健吾的自由。

　　董健吾不愿陈赓为自己过往的经历徒增烦恼，开玩笑道：“你官做大了，不理睬我，怕高攀不起”。

　　

　　陈赓知道董健吾这些年过得非常不容易，革命年代，一直活在地下，国家解放了，又被奸人牵连，“当年那些人，就剩下咱们几个了，我不能不见你啊”。

　　那么，董健吾为什么会被捕入狱？他又为什么说自己曾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

　　董健吾出生于上海青浦，爷爷是清朝时期的县官，奶奶出身书香门第。

　　在家庭环境影响下，董健吾小学毕业后，进入教会创办的苏州桃坞中学读书，在这里，他成长为一名成为了忠实的基督教徒。

　　1911年，他考入美国传教士创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因成绩突出，领悟力强，校长卜舫济破例送他到本校的神学院进修两年。

　　大学毕业后，董健吾接受卜舫济的任命，到小学当校长。7年后，他被调回母校，担任卜舫济助理一职。

　　

　　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爆发，董健吾亲眼看见工人群众被屠杀。

　　他带领圣约翰大学爱国师生，降下校园里的美国国旗并撕碎，升起当时中国的国旗，发动学生离校，上街游行抗议。

　　董健吾的行为打破了卜舫济想把他培养成为听命于他的忠实教徒的想法，两人发生分歧，董选择辞职。

　　董健吾离开上海，到西安圣工会教堂当牧师，结识了冯玉祥夫妇。

　　冯玉祥非常佩服董的学识和见解，加上夫妇二人都信仰基督教，于是聘请他担任自己的私人英文秘书，兼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随军牧师。

　　董健吾利用自己牧师的身份在军中宣传爱国思想、革命思想等，与刘伯坚等爱国人士建立深厚友谊。

　　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

　　冯玉祥在此刻选择投靠了蒋介石，在军中搞“清党”，因他没有彻底执行蒋介石的政令，放了公开身份为共产党的刘伯坚等人。

　　冯玉祥知道董健吾与共产党人走得很近，他开门见山地告诉董健吾：“你已经是国民党暗杀的对象了”。

　　

　　董健吾知道自己留在军中，肯定会给冯玉祥添麻烦，于是选择离开。

　　上海的形势对董健吾非常不利，冯玉祥劝说无果，只好派人护送他回上海。

　　董健吾回到上海后，拒绝了老同学宋子文给他安排的工作，继续在圣彼得大教堂当牧师。

　　1928年，正值大革命失败时期，共产党人惨遭屠杀之际，董健吾在刘伯坚的介绍下，毫不犹豫加入了共产党。

　　次年，组织考虑到董健吾有牧师身份，与宋子文等人关系密切，因此，安排他到情报科工作，由陈赓直接领导。

　　此后，董健吾以牧师身份作为掩护，把教堂当成秘密联络点，周恩来等人都曾来过这里开会或研究工作。因此，在党内他被人称作“红色牧师”。

　　1930年杨开慧遭到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于11月14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

　　

　　杨开慧宁死不屈，不与反动派们同流合污。这些人贼心不死，很快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

　　以毛岸英、毛岸青以及毛安龙为诱饵，引诱毛泽东自投罗网。

　　远在上海的毛泽民得知此事后，向组织申请保护三个孩子的人身安全。

　　组织批准后，三个孩子在舅妈李崇德以及外婆向振熙的护送下，抵达上海。

　　当时，上海正处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之下，毛泽民夫妇并没有直接把毛氏兄弟接到家里来，与当时在上海负责特务工作的周恩来商量之后，决定将他们送到大同幼稚园。

　　大同幼稚园是我党为了解决革命同志的子女教育以及安全问题而专门设立的。为了不引起外界关注，陈赓找到了拥有牧师身份的董健吾去办。

　　董健吾把幼稚园的名字命名为“大同幼稚园”，其中“大同”两个字来源于《礼记》中《大道之行也》里提出的“天下大同”概念，寄托了他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对革命道路充满了希望。

　　当时，幼稚园里的老师以及保育员等工作人员全部是党内同志或者是革命同志家属，但是董健吾担心出现意外，告诉毛氏兄弟以后继续沿用舅妈李崇德给他们起的化名：

　　毛岸英改名为杨永福；毛岸青改名为杨永寿；毛岸龙改名为杨永泰。

　　

　　董健吾除了负责幼稚园的日常工作，还需要做一些党内的工作。

　　随着共产党在上海遭到国民党的打击越来越大时，董健吾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革命事业上来，幼稚园的工作交由其他人负责。

　　毛氏三兄弟与彭湃、李立三、恽代英等革命同志的子女在幼稚园里相处非常融洽。

　　由于幼稚园里的工作人员人手不够，再加上学校设施条件比较简陋，毛岸龙在进入幼稚园不久后便发高烧。起初大家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并没有及时救治。

　　偏偏又赶上曾当过护士的郑兰芳请假不在幼稚园内，等她回来时，发现毛岸龙的情况非常严重，这才赶紧送去医院。

　　经医生诊断，毛岸龙患上了腹泻性紧口痢疾。

　　

　　由于病情恶化，无力回天，毛岸龙于1931年夏天在广慈医院救治无效死亡，年仅4岁。

　　幼稚园里出事了，董健吾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顾顺章在武汉叛变了。

　　顾顺章在党内的身份是中央特科的一名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等于我党在上海的情报机关彻底暴露了。

　　当时，身在武汉的董健吾还在秘密完成周恩来安排给他的任务，他并不知道此事，还与顾顺章见面，聊了很多事情。

　　等他回上海的时候，顾顺章给他买了一张船票，计划在船上暗杀他。

　　然而董健吾因临时有事，晚些时候乘坐另外一艘船离开武汉。

　　他刚回到上海就被党内同志秘密保护起来了，直至在周恩来的关照下，给他和他的家人安排了新的居住地方——松柏斋古玩店（今淮海中路139号）楼上，这时，他才知道毛岸龙病故。

　　

　　毛岸龙病故不久，幼稚园里有个保育员突然失踪了，校长了为大家的安全考虑，快速解散人员。别的孩子都有去处，身份依然是个谜的毛岸英和毛岸青无处可去。

　　两个孩子的身份只有董健吾知道，前文提到的护士郑兰芳便是董健吾的妻子，因此，组织直接委托郑兰芳照顾兄弟俩。

　　郑兰芳带着毛岸英和毛岸青跟母亲居住在一起，日常开销，全靠母亲接济。

　　董健吾找人联系妻子，并将他们带到组织安排的房子里居住。

　　房子面积小，三个大人，两个小孩，居住在一起非常拥挤。

　　董健吾的丈母娘意见非常大，经常无故发火。

　　为了不招惹丈母娘，白天，董健吾会带着两个孩子去外面玩。

　　他们居住的那个地方离巡捕房非常近，而毛岸英和毛岸青说话又带有非常浓重的湖南口音，因此，董健吾意识到毛岸英和毛岸青一直跟着他们居住不是长久的解决办法。

　　他向组织讲明情况后，有人提议把两个孩子送去他前妻黄慧光那里，日常开支由组织按月支付。

　　特科负责人欧阳新认为这个建议很好：“黄慧光是自己人，家里孩子多，不容易引起别人怀疑。”

　　董健吾不敢替前妻把照顾孩子的事情答应下来，让欧阳新自己去跟她说。

　　

　　黄慧光得知组织每月给生活费，也就是帮孩子们洗洗衣服，每顿饭多添两双筷子的事，也就答应了下来。

　　这个决定，也为毛岸英和毛岸青的人生添上了沉重的一笔，导致毛岸青至死都不愿提及这段经历。

　　1932年8月，毛岸英和毛岸青开始搬到黄慧光家中生活。

　　而董健吾最初并没有向黄慧光及其子女讲这两个孩子的真实身份，孩子们在一起没有打架、吵架等矛盾，这才跟大家讲了毛家两兄弟的真实身份。

　　黄慧光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俩孩子居然是毛泽东的儿子。

　　往后的日子里，黄慧光照顾他俩更加仔细。由于毛氏兄弟都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特别是跟胡同里的孩子们一起玩的时候，湖南口音常常引起别人注意，周围邻居经常询问他俩的真实身份。

　　黄慧光说是自家远房亲戚家的孩子，过段时间来接。

　　同时，她担心毛氏兄弟年纪小，万一哪天无意间说出他们的真实身份，那么他们所有人都会被抓走。

　　不久之后，黄慧光带着孩子们搬离凤阳路修德里12号。

　　据毛岸英后来回忆，自此之后，他们频繁搬家。

　　

　　董健吾以及党内同志也会经常去看他们，除了交组织给的生活费，他们还会额外再给黄慧光一些钱，希望孩子们能够有好的生活条件。

　　时间到了1933年，突然发生的变化，导致所有人都猝不及防。

　　我党在上海的情报机关被国民党摧毁，许多同志的身份暴露了。

　　根据组织安排，他们需要转移到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只留下极少数身份还未暴露的同志留在上海继续地下工作。

　　董健吾在此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曾以牧师身份在教堂任职的工作也被辞退了，一时之间，变成了无业游民。

　　没有了收入来源，无法再给黄慧光生活费了。

　　当黄慧光带着孩子们再次搬家，董健吾没有收到消息，从此与他们失联了。

　　没有组织按月及时交生活费，黄慧光只能尽可能多帮别人洗衣服、做工，甚至还会拿回来一些衣服让孩子们帮忙洗。

　　日子过得越来越紧巴，黄慧光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经常发火，安排让毛岸英和毛岸青干活挣钱。

　　当她得知报社缺少卖报的人，于是委托邻居当担保人，交了一些押金，安排毛氏兄弟去卖报。

　　起初，他俩做得很好，黄慧光很开心。

　　好景不长，有天毛岸英和毛岸青卖报回来，向老板上交当天的卖报钱，老板发现其中有假钱。黄慧光得知后当场大怒，动手打了他俩。

　　

　　毛岸青非常生气，他记得假钱是刚刚有个洋人卖报纸给他的。他赶紧冲出去，到大街上找个洋人。

　　洋人没找到，心中怒火无法发泄的毛岸青捡起一根碳木，在电线杆子上写着“打倒洋人”。而这一幕又被街上巡逻的洋人巡捕们发现了。

　　巡捕们走过来，团团围住毛岸青，开始对他拳打脚踢。

　　毛岸青呼喊，众人围观，但是没人敢上前救他。

　　等毛岸英找过来时，洋人走了，毛岸青头破血流，浑身遍体鳞伤。

　　毛岸英把毛岸青背回家，求黄慧光送毛岸青去医院。

　　正在气头上的黄慧光不肯送，甚至发火骂他们，让他们滚蛋。

　　毛岸青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脑部遗留下病根，终身未能治愈。

　　“哥，我们走吧。”

　　毛岸青再次向毛岸英提出这个建议。

　　之前，毛岸青提过好几次，他不想继续留在家里受气，毛岸英认为他耍小孩子脾气，没有答应。

　　毛岸英看到黄慧光对毛岸青见死不救，于是趁着家里人不注意的时候，毛岸英带着毛岸青离家出走。

　　

　　两兄弟的流浪生活并不好过，为了混口饭吃，在饭馆里帮人擦地、在外白渡桥帮人推车...

　　日子过得非常艰辛，跟其他流浪汉在苏州河上争抢破船只为找一个睡觉的地方，抢破衣服穿...

　　毛岸英后来回忆时，曾说，“我们跟《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除了没给有钱人当干儿子”。

　　很久之后，董健吾才知道毛岸英和毛岸青离家出走了。

　　事关重大，他赶紧向组织汇报。组织安排一个叫李云的情报员负责寻找两个孩子。

　　在当时流浪汉众多的上海，悄悄寻找两个孩子，无异于大海捞针。

　　好在李云有很丰富的地下情报工作经验，终于在1936年找到他们。

　　为了弥补过往对毛岸英和毛岸青照顾不周，董健吾思考给他们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放眼当时国内环境，国民党对我党以及党内同志抱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态度”，身为毛主席儿子的毛岸英和毛岸青自然也是敌人关注的焦点。

　　经组织同意董健吾的提议：送毛岸英和毛岸青去苏联。

　　董健吾没钱也没办法亲自送他俩去苏联，只能想办法筹钱找人去做这事。

　　董健吾突然想到了张学良，张学良有钱，也有靠谱的人脉关系，是最佳人选...

　　

　　汪精卫遇刺后，蒋介石迫于形势压力，不得不与中共建立协商渠道，但是他本人不愿出面，便安排宋子文想办法解决。

　　宋子文没有中共方面的关系，但姐姐宋庆龄有。

　　1936年1月，宋庆龄安排与宋子文相识且是校友的董健吾，化名为“周继吾”，以国民党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的身份去陕北送封信，以示国民党力求国共合作的态度。

　　董健吾到达西安后，遇上大雪封山，无路可走，一连等了好些天，天气没有转晴。

　　董健吾决定向正在西安工作的张学良求助，张学良不敢相信，直到他亲自打电话致电南京方面，确认此事。

　　

　　张学良答应帮助董健吾，其实，他也有私心，因为他也有话想跟毛主席说。

　　临行前，他把自己亲笔写的一封信，委托董健吾帮忙送到毛主席手上。

　　董健吾向毛主席传达了国民党方面的态度以及国民党在上海的一些动态，讲述了此行过程中，张学良对自己的帮助并转交张学良的亲笔信。

　　董健吾完成任务后，离开瓦窑堡，还是由张学良的骑兵护送到西安。

　　张学良早就看出来蒋介石佯装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对此表示不满，因此，私下里单独与共产党建立联系。董健吾帮他完成了这么重大的事情，他设宴款待，就此建立深厚友谊...

　　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董健吾打电话找张学良帮忙，告诉他这俩孩子是革命同志的后代。张学良当即表示他可以帮这个忙。

　　恰好此时，与张学良是亦师亦友的李杜将军，接受蒋介石的任命，准备带着家人去法国考察。

　　张学良向他讲了要送两个孩子去苏联一事。

　　不久之后，张学良带着李杜到上海来见董健吾。

　　经商议决定，由李杜带着孩子们先去法国，到了法国再由我党在苏联共产国际工作的同志接他们去苏联。

　　1936年6月，张学良拿出10万法郎支票作为孩子们的出国经费，时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冯雪峰派人以李杜秘书的名义随行。

　　李杜以商人的名义化名为王元华，办好了护照，一行人，乘船前往法国。

　　

　　由此，毛岸英和毛岸青开始了长达十二年在苏联学习和生活。

　　按理说，董健吾对革命事业有功，又照顾过毛岸英和毛岸青，晚年生活应该会很好的。

　　那么，他又为何会被抓起来了呢？

　　时间还要再回溯到1936年...

　　董健吾把毛岸青和毛岸英送去苏联了，他在工作上再次面临巨大的危机。

　　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在上海抓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史良、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等人，史称“七君子”事件。

　　

　　负责上海地下党行动的潘汉年告诉董健吾，党组织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要将同志们都转移出去，告诉他也要调到外地去工作。

　　董健吾考虑到他要照顾自己的妻儿老小，还要照顾去世哥哥家的四个孩子，便拒绝了潘汉年的提议。决定独自留在上海，与潘汉年保持单线联系。

　　谁知潘汉年也走了，而且临走之前也没有跟董健吾有任何交代，董因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多年来，他曾无数次尝试与组织取得联系，但是因为他的身份太隐秘了，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人帮忙与组织重新联系上。

　　找不到组织，无法开展工作，赚钱养家成了他的主要任务。

　　直至到了1955年，“潘杨案”爆发，牵扯出一些伪特工人员，董健吾被误卷入其中，并被捕入狱。

　　后来，公安同志在审讯董建吾时，他交代了自己曾经抚养过毛主席孩子一事。

　　在中央的调查下，也证实了董建吾的身份。

　　后来，在周总理、聂荣臻的帮助下，董健吾的真实身份才彻底被外界熟知。

　　1960年，《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斯诺访华。

　　在与毛主席交谈过程中斯诺提到，当年自己第一次陕北时，庆幸有“王牧师”的护送，一路上两人聊了好多关于共产党以及共产党人的事情，并把“王牧师”也写进书里了。

　　

　　斯诺向毛主席提议想见见“王牧师”，在周总理的过问之下，大家才知道“王牧师”真实身份是在我党内有“红色牧师”称号的董健吾。

　　虽然斯诺没能见到董健吾，但是董健吾的人生处境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机。毛主席安排陈赓亲自前往上海看望董健吾。

　　陈赓与董健吾沟通后，在党中央的指示下，任命董健吾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1970年12月12日，董健吾因胃癌医治无效去世。

　　回顾董健吾的医生，忠于革命，忠于党，始终践行一个特工的职责。

　　解放后，他依然发扬“特工”精神——默默无闻，不邀功。

　　也正是因为有众多像他这样无私奉献的革命者，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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