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如何以武德修身的

　　还有人记得80年代轰动一时的电影《武林志》吗？剧中头号大侠名叫“东方旭”。而“东方旭”是电影中的化名，其原型是与“津门大侠”霍元甲比肩的形意拳、八卦掌大师韩慕侠。在当时的武林中，韩慕侠的绰号是“玉面虎”。而他就是开国总理周恩来的武术授业恩师。年青的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就读时，曾拜韩纂侠为师，学习“形意八卦”，并得其真传。

　　韩慕侠（1877-1947），天津津南区大韩庄人，形意拳、八卦掌大师，曾先后随张占魁、应文天等九位师傅习武，编采百家而独具一帜。

　　

　　韩慕侠

　　相信，随着一些史料的开放与媒体的传播，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知道，温文尔雅的周总理竟然是一位文武全才。只不过因为他是开国元勋，功名赫赫，光芒更耀眼，他的其他才能才会被掩盖，忽略了他的其他闪光点。

　　殊不知，就他文武兼修这一面而言，尤其是在文修的基础上，加入名师指点的武术修为，是决定了他未来人生之路成就非凡的核心要素。

　　1916年，18岁的周恩来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学校

　　始建于1904年10月17日，校舍是西方的建筑风格，采用美国的教育制度。学校是由

　　严修、张伯苓

　　两位爱国人士创办的。校董严修是清末“翰林”，官至“学部左侍郎”，因对晚清失望，弃官办学；校长张伯苓是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基督教徒，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弃武从教。

　　南开学校的学术风气非常浓厚，教育作风民主，在当时是一所非常进步的学校。尤其是校长

　　张伯苓，奉行“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重的教育思想，并推崇国术，故而聘请了一代宗师韩慕侠为南开学校的武术教练，教授武术。

　　说起一代宗师韩

　　慕侠，

　　我觉得有必要多说两句，因为韩大侠的武者仁心及爱国情操，对品学兼优、

　　“含英咀华“的

　　青年周恩来是有过极大影响的。

　　要知道

　　韩慕侠在当时的名气，是与一代大侠霍元甲齐名的。韩慕侠不仅真实打败过日本柔道九段高日本人东乡平三郎，而且连总统袁世凯也要聘请韩慕侠，到总统府御林军和讲武堂教武术，只不过韩慕侠无所谓功名，婉拒了聘帖，此点可见的他的精神风骨。

　　韩慕侠却接受了南开学校的任教，为什么？是因为他知晓教育救国思想，提倡中国要强，必须兴办学校，推广新学，启发民智，唤醒民众。这一点又可见证他的爱国精神。

　　有师

　　如此，求知若渴，同时也求“武”若渴的周恩来岂能错过。所以，当周恩来主动登“馆”拜访时便欣然接受（虽然首次单独相遇，

　　韩慕侠因为周恩来一次公园聚会上的表现亮眼，让韩慕侠印象深刻），

　　成为了

　　韩慕侠的嫡传弟子，并得缘“开小灶”与他的儿子韩少侠（参加过抗美援朝，开国大典，后来也是一代武术家）一起习武，韩慕侠并将他最心爱的宝刀拿来给周恩来练习，可见对周恩来的欣赏与器重。

　　

　　要知道韩慕侠的这把宝刀，来历非同小可，它是当前清朝蒙古僧格林沁亲王的贴身宝刀。旧时侠者，宝剑配英雄，自己随身的佩剑、佩刀视同自己生命一部分，一般从来密不示人，如果韩慕侠不是很看好周恩来，周恩来是绝对享受不到此等“待遇”的。

　　正因周恩来自我发愤，立志成为一个为中华而崛起的人，还有名师韩慕侠的悉心栽培（韩慕侠从内心知晓年青的周恩来，将来必是一个有出息的人才，所以潜心传授其扎实的搏击武功。练拳之余，还传授他刀剑武艺，为的就是日后防身所用）。所以，

　　即使周恩来随师父习武艺的时间不到二年，（看到很多资料说周恩来跟韩慕侠学了三年，是有误的，其实是三个年头），但慧根聪颖的周恩来的武术根基与修为已经深得师父的真传，足以出师。

　　1917年，周恩来在南开大学临近毕业。师父

　　韩慕侠问周恩来：“翊宇（周恩来的字），你毕业后打算干嘛？”周恩来回答：“师父，我正想告诉您呢，毕业后我打算去日本留学。”一提起日本，韩慕侠立刻想起那些负笈日本寻求解救中国之道路的有志青年。他接着说：“你去日本也好，你常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好男儿志在四方的道理，是应该往外走走。”

　　韩慕侠还知道周恩来的经济状况，（

　　读南开还是伯父资助的，只是因为后来

　　周恩来表现优异，被校董严修、校长张伯苓视为宰相之才，并免除其一切学杂费，他也是南开当时唯一的免费生

　　于是疼爱地说道：“你放心去吧，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我资助你学费，你好好学习，回来干一翻大事业。”万般感激，1917年9月，周恩来怀着救国济世的革命志向和研究新思潮的急切愿望，去日本寻求真理。

　　后来周恩来从

　　日本回国，继续革命救国的运动，由于革命需要资金，他又请师父韩慕侠协助自己举办了义演，为革命筹得了一定资金、物资。

　　不仅如此，即使后来在国共合作的时候，周恩来已贵为黄埔军校的教导主任，他依然不忘恩师，特此亲身聘请恩师韩慕侠担任黄埔军校学生的武术指导，期间又得到师父的武术指点，受益终身。

　　那我们回到本文主旨，习武之身的周恩来，凭着出色的才能、过人的胆识、坚定的立场、领袖群能的本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人物，那习武这个因素，或者说这个基础，到底给他的一生革命，尤其是他的早期革命生涯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或者说是突出贡献呢？抑或是否对他的革命生涯有什么直接帮助呢？接下来，我就从两个方面来剖析崇文修学，崇武修德的周恩来，因武者这一个身份所给他一生革命生涯带来的两大贡献。

　　一、中共科特的创建离不开武者周恩来；

　　二、良好的武术修为塑造了周恩来与众不同的风骨。

　　

　　一、中共科特的创建离不开武者周恩来

　　很显然，周恩来得到一代宗师

　　韩慕侠的真传后，在后来救国救民的道路中，他的一身武艺是很直接影响了他的革命事业的，可以这样说，在周恩来的早期革命生涯中，尤其是在上海创建并领导中共特科时，特科所起到的作用及产生的影响，对国民党的制衡，犹如横亘在蒋介石心中的刺，欲灭不能。

　　诚如蒋介石对

　　戴笠训诫：“假如我们抓住了周恩来，整个共产党就会垮台。”

　　周恩来所创建的中共特科之所以如此厉害，关键在于二点，一是国民党特务的咄咄逼人，到处暗杀共产党人，诱捕吸纳叛徒，兴风作浪；二是创建人周恩来不同一般的身手与反江湖、反黑手、反特务的思维体系。

　　周恩来非一般的身手与思维体系，在创建特科、训练特工、打造严密的组织体系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周恩来仅仅只是一介文人，而没有武者思维，即使才高八斗，雄文万里，是断然不可能缔造这样一个纪律严明、人人身怀绝技、让蒋介石头痛、戴笠寝食难安的组织系统的。

　　中央特科，具体分为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交通科四个科，特科的基本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把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四科负责人均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人物，如总务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杨生；情报科负责搜集情报，科长是陈赓；行动科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科长是顾顺章；交通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是李强。

　　而特科的灵魂人物是周恩来。他不仅是创立者、设计者，也是传授者、参与者。在特科秘密工作学习班上，周恩来常常会亲自讲授如何保卫自己、打击敌人的基本方法。

　　特科中最直面敌人的就是行动科。行动科，又叫“红队”、“红色恐怖队”，俗称“打狗队”，其主要任务就是惩治叛徒特务首恶，斩断伸向党中央的魔爪，其成员主要经过严格挑选，个个身怀绝技，胆识超群，配备有手枪、炸弹、化学催泪弹等，可谓藏龙卧虎。这几乎就是一支超小型的精锐“特种部队”，而武力抢救则被列为“红队”的首要练习科目。

　　在行动科的学习班上，周恩来既是课堂上的武术教师，又要扮演实践中的“武林高手”角色，常常奋不顾身地亲自指挥红队，抢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特务，虎口除奸。而颇具武侠传奇色彩意义的是，由于周恩来当时的化名叫“伍豪，所以他的特科行动被称为“伍豪之剑”，足见一名侠之大者的剑气飞扬，利剑穿心。

　　在以后的镇压叛徒、虎口锄奸中，行动科功勋卓著，极大地震慑了反动派。如先后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叛徒何家兴、戴冰石、白鑫及国民党特务头子王斌、马邵武等人。直打得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一时无还手之功。

　　中共特科为什么如此厉害呢，其实特科之所以特，就体现了这支组织的不同寻常，不仅组成成员不同，而且组织体系、行为方式也别于其他。要知道，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白色恐怖弥漫，人人自危，特科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仅要打击敌人，还要保护好自己。

　　而如何保护好自己，周恩来是花了不少心思的，而且显然是江湖武术的思维直接影响了周恩来，在眼下这种艰难的时刻，只有棋高一着，才能不受制于人。而周恩来给特科制定的棋高一着是什么棋呢？他有三招棋，招招让敌手琢磨不定，处处处于被动地位。

　　第一招：“居无定所”。

　　周恩来经常变换住所，一个地方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往往只住半个月。在这方面，周恩来与他的同志们，有过精确的测算，不可谓不令人称赞他办事态度之严谨。他们认为：从邻居注意，到消息传开，到敌人注意，起码需要几周的时间，所以两周更换住所就是最安全的考量。而且，每换一个地方，周恩来就改一次名字，从不疏忽。尤其是对知道他住所的人员严格控制，从不超过三人。所谓“群龙无首，怕的就是马失前蹄”。

　　其二招：“深居简出”。

　　由于周恩来在当时也是名人，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他会把自己外出的时间严格控制在清晨5点至7点和晚上7点以后，其余时间如无紧急情况决不外出。此外，周恩来异常细心，他对上海的街道布局、交通走向和人流状况都事先进行过仔细研究，外出时尽量不走交通要道，从不搭乘公共交通，直走弄堂小巷，而且从不到公共场所。所谓“谨慎能捕千秋蝉，小心驶得万年船”。

　　其三招：“改头换面”。

　　这一招，其实就是江湖武林中传说的“易容术”。易容化妆改变自己原来的面目，这也无奈之策又是必须之招，武者周恩来将此招用的出神入化，无从破绽。见过周恩来的人往往会过目不忘，因此他外出时必经过仔细化妆。他通常以商人的面貌出现，尤其又留起了大胡子，使熟人很难辨认，因此党内很多人又称其为“胡公”。所谓“乔装打扮，你在明处，我在暗处，螳螂捕蝉，麻雀在后”。

　　正是因为这些“江湖武林”除暴安良的招术，使得对手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没有周恩来的踪迹，甚至是中共特科其他成员。在中共特科成员中，鲜少有人被捕，即使有被捕，也甚少叛变。后来若不是特科红队负责人顾顺章，居功自傲，骄傲自满，不听周恩来的组织要求，盲出风头，中共中央的首脑机关在上海，是绝对不会险遭灭顶之灾的。

　　但，即使在如此极端被动的困境之下，周恩来身为特科责任人，犹能临危不惧，及时反应，组织得当，保护了一大批中共首脑人物，可谓文思武备，侠之风范，挽泰山崩于眼前而不改色的气度。

　　要说周恩来这种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的气度，没有武者艺高人胆大的气度，我是不信的，要说难道没有一代大侠、师父韩慕侠的风韵所在，我是不信的。

　　综上所述，一身武艺的周恩来，在他早期革命生涯，在创建与领导特科的斗争中，因武相宜，因武出彩的角色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可谓武者周恩来，传奇特科人，成就了中共特科一段传奇佳话。

　　

　　二、良好的武术修为塑造了周恩来与众不同的风骨

　　修文习武，使得周恩来一张一驰，谨慎而又内敛，稳重而又坚韧，而这种特殊经历与个人修练又塑造了周恩来成大事的必然气度，在那个年代傲然独立。否则，在那个英雄辈出、豪雄争霸的年代，你没有过人的才能与胆识，如果只是一介文人，文绉绉，是不足以统领群贤，让人心服口服的。

　　很多人就喜欢拿开国元勋来作比较，今天来比谁的战功大，明天来比谁的胸怀高，而且还有人常常来比元勋中谁的武功第一。众所周知，似乎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武功高强，酒量高企的当属许世友第一，但事实上，许世友无论武功与酒量，都差了周恩来不是一个级别，这不是别人说的，而是许世友自己所说。

　　许世友多次与人交谈时，都流露出对周总理的钦佩，说：“总理的大才我是没法比的，无论酒量还是武功，我老许也都不是对手！”也许你认为这是许将军对周总理的恭唯话，但我相信，这不仅是恭唯话，而且是内心真话。

　　周恩来所研习的形意拳是中国武术门派中，格外重视功法兼修的一派，按现在话说，就是特别利于实战。同时，师父韩幕侠还教他内家心法，如就曾教他“抱雪眠”的功法，这对周恩来的身体良好素质的积累是大有关系的。所以年轻时期的周恩来，“三育”兼长，身体素质非常好，学习工作常常不易疲倦，甚至不畏寒暑。

　　即使后来，他多次到苏联，苏联的冬季，酷寒无比，即使战斗民族的俄罗斯人尚且要裹上厚厚的毛皮大衣，而周恩来却总是一件单薄的呢大衣就出门了。

　　练武，不仅强化了周恩来的身心，而且使他磨就了坚韧之志，使他面临风暴之时，似乎拥有钢筋铁骨，千锤百炼，而且通过文武兼修，洞察世间，洞悉人心，故他总能善识正邪，妥辨真伪，见别人之未见，思别人之未思。如在支持毛泽东这一点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值得大书特书的，他从怀疑、犹豫到肯定、全力支持毛泽东，力排众议举荐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非毛泽东才能成事，这一光明磊落的风范，是一般人难以比拟的，并因谦诚的心态，一生成为毛泽东最得力的助力，可谓功居至伟。

　　我们知道，真正的武者，不是恃强斗狠，而是克制隐忍，当发而发。为国为民，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很显然周恩来就带来明显这样武者的性格，我不知道是他天然所至，还是习武所影响，不得而知。所以，在他的一生中，他轻易不发脾气，但一旦发脾气，那也是天崩地裂，量你是何方神圣，也得低头认错，不敢差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部长们不止一个曾说过：“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但这里所言的“怕”总理，缘于周恩来的严厉，缘于周恩来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极端负责。

　　周恩来的记忆力是惊人，对工作认真、负责，对一些大员工作不负责，他会极端不满和对他们毫不留情的严厉批评。

　　比如，当时一些部长呈送上来的材料，不乏一些数据性错误。遇到这种情况，周恩来会忍不住当众让那些部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问细节，汇报时就带了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处长一同来面见一同来汇报工作。周恩来见了如此阵势，严肃批评说：“这是做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也被总理严肃批评一通：“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在一次由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有一位部长在汇报工作时，只是照着材料一个字一句话地念，好几次念错闹出笑话来。周恩来开始强压住内心的火气，提醒说：“不对！看清了再念。”这位部长又看着念一遍，情况依然糟糕。不对！”周恩来不满之情已形于色，会后，这位部长被点名罚了站。

　　外交大事，国家大事，来不得半点马虎。在这一点犯错，无论是谁，周恩来一概不会给面子。

　　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周恩来率领罗瑞卿、刘亚楼等高级将领一行前去机场欢送西哈努克亲王离京，大家目送着西哈努克进了舱门，便迫不及待地往机场门口走，打算去看正在进行的足球比赛。周恩来看到后，勃然大怒，让秘书把他们叫回来，面对那些将军喝问：“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客人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一声断喝个个面面相觑，任凭你们过去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还是运筹帷幄的将军，无人敢声。

　　但周恩来对人民的关心，却又是举世公认的。他被人民颂为“人民的好总理”。他为什么能赢得人民这样的称赞？他为什么能管理好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情最为复杂的大国的国务？这既与他的忠诚分不开，也与他的一个思想方法有关。

　　周恩来认为，政府总理也就是人民的“总服务员”。他经常说：“我是总服务员。”他要求各级政府管理者，都要服务好老百姓，当好人民的服务员。

　　1946年10月，在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时，周恩来指出：“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26年，实践了这一诺言。

　　综一而贯之，周恩来这种鲜为人知的武学生涯（当然今天渐渐为人知晓），为他日后光辉的一生是奠定了坚实基础的，使他在毕生的事业之中，文中有力，柔中带刚，既有武者的光明，又有文者的韬略，加之他的天资聪颖、卓尔不群，坚韧不拔的品格，使得他虽然历经各种风雨，饱尝血火，却宁能从容驾驭，游刃有余，永垂不倒。

　　这不仅是周恩来之福，更是中国人民之幸。

　　

　　参考资料：

　　1、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周恩来生平介绍；

　　3、周恩来传；

　　4、《武当杂志》；

　　5、网络公认史料。

　　【作者】谷新光：湖南岳阳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红色文化传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