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清华考试出上联“孙行者”，多数人交白卷，一人答案称绝

　　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深入人心，在文学著作中，大多称呼孙悟空为“孙行者”，这是唐僧初见孙悟空后给他起的“混名”。

　　然而，作者吴承恩老先生怎么也不会想到，数百年后的民国时期，“孙行者”三个字却成为顶流学府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试题。

　　而这只有三个字的试题竟然难倒了一众考生，不少人直接放弃考试，而那些抓耳挠腮写出答案的也是五花八门，答什么的都有。

　　然而，众多考生中，唯独有一个人给出了令考官满意的答案。这个考生仅凭这一道题就脱颖而出，赢得考官的欣赏。

　　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个考生后来竟然放弃了清华大学。

　　那么，这道考试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又是哪位考生给出了答案？

　　

　　（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

　　这一切要从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刘文迪说起。

　　清华大学最早是清政府于1911年建立的清华学堂。

　　当时，晚清政府为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向美国派出了大量留学生。为了让留学生能更好的学习，筹建了清华学堂，让他们在清华学习一段时间后再派往西方留学。

　　清政府灭亡之后，清华学堂于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8年进入民国时期，正式命名为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是无数学子心中的顶级学府，进入清华大学，就意味着能得到出国留学的名额。

　　所以，进入民国时期，清华大学的录取格外严格，每年的录取考试更是格外慎重，不仅要考察学习的品德，更要考察学生对国学的掌握情况。

　　

　　（朱自清）

　　1932年，清华大学录取工作正式启动，其中文科考试出题的任务交给了朱自清身上。

　　朱自清当时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他还是有名的文学家，具有极高权威。然而，当时朱自清在国外参加学术交流，一时半会无法返回。

　　眼看考试在即，文科题目还没有人负责，学校焦急万分。

　　无奈之下，出题任务落到了颇有威望的中文系教授刘文典身上。

　　对于刘文典可能很多人不熟悉，其实他在当时文学界中的声誉不亚于朱自清，他有着“民国第一狂士”的称号。

　　刘文迪是清华大学里真正的国学大师。早年间师从章太炎，熟读诸子百家经典著作，积累了深厚的国学素养。

　　不仅如此，他注重研究国学脉络，在很多方面都有独到见解，尤其擅长庄子学说研究，是国内相关领域最具权威之人。他甚至自夸在庄学研究上，庄子第一，他本人第二。由此可见其狂傲一面。

　　

　　庄子

　　或许刘文迪有其性格上的傲气，并且饱受批评。但不可否认他对国学的研究的确有“嚣张”的资本。

　　在当教授期间，他在高校开设过《淮南子研究》、《庄子研究》等几十门课程，为培养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独自编辑著作的《淮南鸿烈集解》是近现代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作。

　　都说文人相轻，这句话放在刘文迪身上再合适不过。刘文迪尤其看不起沈从文。一次学术会议上，他甚至直言沈从文只懂一些舞文弄墨的雕虫小技。

　　这对沈从文来说无异于是一种羞辱，那次学术会议之后，沈从文和刘文迪彻底翻脸，彼此互不交往。

　　其实刘文迪并没有冤枉沈从文，只是说话太难听。因为沈从文只上过几年学，后来学习写作，大多都是自学成才，在国学修养上自然比不过师出名门的刘文迪。

　　

　　（陈寅恪）

　　但刘文迪也有佩服的人，那就是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他曾经拿陈寅恪和沈从文做过对比，称陈寅恪的文章值400大洋，而沈从文的文章只值4块大洋。

　　早年间，刘文迪和陈寅恪同在西南联大工作，有一天，突然遇到空袭。警报声响起后，刘文迪匆忙从楼上冲下来。

　　可是突然想到身体不好的陈寅恪还没跑出来，于是他又折回来，去把陈寅恪背了出来。

　　在刘文迪眼中，陈寅恪是国学专家，更是需要特殊保护的“国粹”。

　　由此不难发现，刘文迪虽然狂傲，但对于国学是有真感情的，更有强烈责任担当。

　　不仅如此，刘文迪还颇具文人风骨，很多事都传为佳话。

　　刘文迪担任安徽大学校长期间，很多学生反对国民政府的暴政，更反对蒋介石应对日本侵略者时表现出来的软弱，于是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抗议。

　　

　　蒋介石

　　当蒋介石要严惩游行学生时，刘文迪强硬表示，自己的学生自己会教育，不需要政府来管教。在他的强硬态度下，保护了大批学生。

　　不仅如此，刘文迪还拼了老命当面和蒋介石对抗，甚至当着蒋介石的面摔杯子表示抗议和不满。

　　最后，蒋介石把刘文迪抓了起来。

　　也就是从那之后，刘文迪被迫离开安徽大学，来到了清华大学担任教授。

　　1932年，因为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在国外回不来，录取考试出题的重任自然落到了刘文迪身上。

　　然而，刚到清华大学任教没几年的刘文迪在接到任务后却犯了难。

　　毕竟以前在安徽担任校长期间，面对的考生群体和现在不一样。这次是面向全国众多优秀学子，如果题目简单，无法起到选拔作用，太难了也会打击大多数人。

　　接连几天刘文迪做了很多方案，都无法令自己满意，推翻了一套又一套试题。眼看考试时间越来越近，刘文迪更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关键时刻，被他尊为国学“国粹”的陈寅恪来拜访他，这让他眼前一亮。

　　在国学圈子里，陈寅恪是刘文迪最敬重的大师，看到陈寅恪后，刘文迪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知道有了陈寅恪的帮助，今年的考试一定能取得成功。

　　

　　（陈寅恪及其家人）

　　刘文迪马上把自己心中的苦闷向陈寅恪诉说，并且请求他的帮忙。

　　然而，陈寅恪却拒绝了。在他看来，自己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自己出题名不正言不顺。

　　刘文迪却没打算放过陈寅恪。不断央求陈寅恪一定要救救自己，否则今年的招生考试就要搞砸了。

　　无奈之下，陈寅恪答应了下来，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

　　事实证明，刘文迪找对了人。陈寅恪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同时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多年，知道命题方向和标准。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陈寅恪担任文学、历史、哲学三个科目的教授，思维更开阔，不容易受到限制和牵绊。

　　陈寅恪告别刘文迪后，就把自己关进了书房。经过一番思索，他决定突破往年命题思路，出两道别出心裁的题目，全面考验学生的文学素养。

　　第一道题是一道命题作文，题为《梦游清华园记》，意在考察学生文学素养和文学思维。学生可以像古代科举考试那样，随意发挥，用文字来展现自己的才华和现实抱负。

　　

　　（民国时期的清华学子）

　　第二道题却颇为怪异。整个题目只有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孙行者”。这是一道对联题目，考生只需要写出下联的三个字。

　　这道题看似简单，实则是一个“无情对”，既需要音韵相对，更需要每个字都相互呼应。没有一定的国学修养，根本无从下手。

　　就是这个简单的“无情对”难倒了无数考生，但也让一个人从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后来还成为一代国学大师。

　　历史上，有过很多经典的“无情对”，能对出下联的人无一不是才思敏捷、饱读诗书的优秀才子。

　　比如，“张之洞”对“陶然亭”。这幅对联饱含深意，张和陶都是姓氏，之和然是助词，洞和亭代表空间，一阴一阳，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根本想不到对联的答案。

　　

　　（无情对）

　　还比如，明代才子李东阳最喜欢出无情对，他的一幅“无情对”难住不少才子佳人。

　　有一次，他出了一个“庭前花始开”的上联，连续数日每人能对出下联。

　　直到答案公布，所有人无不拍手叫绝。

　　原来，下联是“阁下李先生”，乍一看上联和下联毫无关系，但细究之下，每一个字都奇妙无比。

　　先说下联中的“李”字，这里的“李”并非姓氏，而是“李树”之李。其次，“先生”也并非对男士的称号，而是“最先生长”，完全对应“花始开”。

　　“无情对”讲究的就是看起来毫无关系，又必须每个字都有关系。

　　历史上还有更令人称奇的“无情对”。

　　比如，张之洞在和众多学子的聚会中就出过一个绝妙对联。他的上联是“树已半寻休纵斧”。

　　此联一出，马上难倒众人，十几个风流学子商讨半个时辰都没有答案，最终，张之洞给出答案，就是这个答案让众人万分惊奇又“拍手称快”。

　　

　　张之洞

　　张之洞的答案竟然是“果然一点不相干”，其中每一个字都十分工整的对仗。最奇妙的就是“斧对干”，这是因为在古代“干戈”组合在一起就是一套防御武器，和斧子刚好对仗。

　　由此可见，简单的对联，考验的是学子的国学功底和思维能力。

　　回到陈寅恪出的对联“孙行者”，表面看起来，只有三个字，毫无难处，其实越简单越考验文学功底。

　　当考生答完题交上答卷后，陈寅恪翻了半天，没有一个令他满意的，有的驴唇不对马嘴，更有的直接放弃作答。

　　这些答案中，有的回答唐三藏，有的是花和尚，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就在陈寅恪异常失望准备放弃时，突然看到了一个答卷的答案让他眼前一亮。

　　这个答案是“胡适之”。仔细研究后，陈寅恪拍案而起，惊喜的说：这个答案完全正确，出乎意料。

　　陈寅恪甚至当场作出结论：这样的学生报考哪所大学都没有问题，完全有资格进入清华大学。

　　

　　（无情对“孙行者”的几种答案）

　　为什么这个答案令陈寅恪如此满意？

　　其实，陈寅恪自己的答案是“祖冲之”或者“王引之”。但看到“胡适之”后，陈寅恪发现，这个答案比自己的答案更妙。

　　他向大家解释道，“胡适之”才是最佳答案，首先，孙行者和胡适之都是人名字，但没有半点联系，而且音韵完全相应，符合“无情对”的规则。

　　其次，胡和孙都是姓氏，而且两者结合起来，刚好是“猢狲”，正是孙猴子的别称。

　　最后，“适和行”都代表着行走的过程，可谓天衣无缝。而且“之和者”词性一样，都是语气助词。

　　陈寅恪对这个考生的答案异常满意，深深感慨这名考生的文学素养甚至在自己之上。

　　

　　（周祖谟）

　　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能让一代国学大师如此钦佩？

　　这个人名叫周祖谟，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当时他参加清华大学考试时年仅18岁，别看年龄不大，但从小饱读诗书，尤其是系统研读诸子百家，有着非常深厚的国学功底。

　　从小周祖谟就非常聪明，过目不忘。后来进入民国政府的学校读书后，对于新知识的学习也非常感兴趣，从小学到中学始终名列前茅，年仅十一岁就提前完成了中学学业，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学校。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周祖谟没有急于找一份工作，他更向往去顶级学府继续深造。于是就参加了清华大学组织的招生考试。

　　其实，在看到文学科目考题“孙行者”后，他也感到迷茫，思虑良久都没有让自己满意的答案。

　　

　　（周祖谟）

　　期间，他曾经想到过标准答案“王引之”，但他感到“引”字和“行”字虽然能勉强对仗，但并不完美。

　　最终，周祖谟把答案确定为“胡适之”。

　　正是这一答案，让出题者陈寅恪拍案而起，惊喜万分。

　　在完成所有录取考试后，陈寅恪迫不及待的把周祖谟叫了过来，和他进行交流。

　　当听到周祖谟对考试题“孙行者”的理解后，陈寅恪对眼前这个年轻人更加欣赏，甚至谦虚的说，就连自己也比不上周祖谟。

　　陈寅恪当即向周祖谟伸出橄榄枝，希望他能来清华大学学习，自己将亲自负责他的教学工作。

　　对一般人来讲，还没进入学校，就得到未来导师的青睐，无疑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然而，最后周祖谟却拒绝了老师的好意。

　　原来，虽然周祖谟家庭条件尚可，但当时清华大学的学费却非常高昂，他的家庭实在无法承受。

　　最后周祖谟选择再次参加北京大学的考试，并成功录取。期间，还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插曲。

　　

　　（胡适）

　　当时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正是胡适，同样是非常有名望的国学大师。当他听到一个青年学生竟然用自己的名字对上了陈寅恪出的“绝情对”，对这个青年学生同样非常好奇。

　　于是，胡适便发出邀请，希望能见一见这个不同凡响的青年人。同时也准备向他伸出橄榄枝，希望他来北大上学。

　　可是这次，周祖谟却再次拒绝了胡适。在周祖谟看来，贸然去见胡适有攀附名人的嫌疑，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学业，成就自己。

　　最后，周祖谟真的凭着自己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

　　在北京大学，周祖谟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学习，更有机会受教于胡适这样的国学大家，进一步提升了他的国学素养。

　　然而，周祖谟并没有满足，从北大毕业后，他又想进一步提升自己，并最终考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

　　

　　（周祖谟手稿）

　　历史语言所就类似于现在的研究生，在学习中，周祖谟的国学研究范围进一步得到拓展，不仅对国学颇有研究，对音韵学、校勘学等都有了深入学习，并且，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在中央研究院毕业后，周祖谟回到北大担任教授。当时他只有30多岁，是北大教授里最年轻的一个。

　　在教学期间，他不仅继续深入研究文学，而且深扎在教学岗位上，开创了不一样的教学风格，深受学生喜爱。

　　在学生眼里，枯燥的古典文学成了最有趣的事，周祖谟讲课不仅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更入木三分，让学生学有所获。

　　用现代话讲，周祖谟可是当时的“网红”。在他的课堂里，不仅有自己的学生，还有从其他学校偷偷跑来的老师和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亟需文学人才担任各类教材大纲的制定工作。周祖谟当仁不让的挑起了重担，主要负责《现代汉语教学大纲》的起草工作。

　　

　　（周祖谟编撰的书籍）

　　在工作期间，为了尽早完成任务，给全国学生提供教材，他带领一众国学大师日夜守在办公室，逐章逐节校对、编写教材，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大纲起草工作。现在中小学使用的汉语教学大纲依旧是周祖谟老师制定的。

　　在此之后，周祖谟继续深入研究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汉语史，为新中国的汉语教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汉语言研究中，周祖谟始终注重传承前人研究成果，出版了《问学集》《切韵》《悉昙章》等大量著作，为中国文字学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古籍整理上，周祖谟同样成果丰硕，他精通版本目录学，倾心研究古籍，搜集了大量古文书籍，并且对这些古籍进行精心整理。

　　几十年里，他整理校勘了《广韵校本》、《方言校笺》等多部著作，在古籍研究上功不可没。

　　不仅如此，他以其独特的教学风格，深深影响着全国的语文教学质量，并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的教学方案。

　　

　　《广韵校本》

　　5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从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是注重学用贯通，在他的帮助下，诞生了很多知名文学、语言学专家学者。

　　他的学生评价他的教学风格：语音清亮，讲解明晰，论述层次井然，辅以手把手的实习教导，深受同学欢迎。

　　在为人上，周祖谟更是低调谦虚，即便是对自己学生，从不以老师自居，对每个学生都极为尊敬。

　　有一次，周祖谟骑自行车走在路上，看见对面学生向自己敬礼。周祖谟竟然下车去和学生握手，而且热情寒暄。

　　有学生提醒周祖谟不必如此谦虚，但周祖谟却始终认为为人师者，必须平等待人，以身作则。

　　正是这种毫无架子的谦逊，让他和学生打成一片，学生也更加尊敬他。

　　有一次，一个学生和他请假。在寒暄之后，学生提及正题“老师要是没有别的指示，学生就跟您请假了”。

　　周祖谟也同样调侃：“请假？我不批准！”

　　而学生竟然大笑着说：“那么，学生可就要逃学了。”

　　几十年的教学中，周祖谟用渊博的学识赢得了学生尊重，也取得了令人敬仰的学术成果。

　　

　　周祖谟（下排中）

　　1995年1月，周祖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其实，回顾那个年代，无论是清华还是北大，涌现出了很多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可谓群星璀璨。

　　朱自清、胡适等很多文章都耳熟能详，尤其是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至今仍是中学教材里重要的课文。

　　还有不为人所知的吴宓，同样是有名的国学大师、诗人，有着“中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美誉。

　　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吴宓开设了英语、翻译术、世界古代史、古代文学史等40多门课程，由此可见其学识之广、学识之泛。

　　吴宓的学生评价他，博雅通才，博通古今阅尽中外！

　　

　　（左一为黄侃）

　　除了以上这些大师，还有一个不得不提，这个人就是黄侃。

　　黄侃有着“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的美誉，他的学生更是遍布全国，比如程千帆、潘重规等，都是后来的国学大师。

　　黄侃学术成就非凡，逸闻趣事也多，他最喜欢调侃胡适。

　　有一次上课，他拿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调侃，批评胡适的白话文啰嗦不明了。

　　黄侃举了一个例子：如果胡适妻子死了继续给家里发电报，如果用文言文只需“妻亡速归”四个字就能表达清楚，如果用白话文至少需要11一个字——“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

　　一个例子逗得所有学生哈哈大笑。

　　虽然在很多人眼里，黄侃有些猖狂，甚至还有些好色，但他的成就却没人敢批评。比如，他撰写的《文心雕龙札记》，为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奠定重要基础，《汉唐玄学论》《礼学略说》《讲尚书通例》等著作更是影响非凡。

　　民国时期，涌现出了无数大师级人物，各个领域都人才辈出。他们的贡献不仅在于自身的研究成就，更在于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

　　

　　（钱学森）

　　比如，大师顾毓琇，他的学生遍布天下，甚至连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都给予过他极高评价：顾老师毕生治学严谨，文理兼通，为人师表，乃众之楷模，顾老师心系祖国和人民，拳拳之心，永昭后人。

　　顾毓琇早年间还曾给蒋经国当过老师，备受蒋介石器重。

　　清华大学成立后，顾毓琇一手创建了清华大学工学院。钱学森就是顾毓琇一手培养出来的优秀科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成了一代“导弹之父”。还比如，著名作家曹禺也是顾毓琇的学生

　　能培养出这么多优秀学生，是顾毓琇最自豪的一件事。

　　对于这样的优秀人才，蒋介石在败退台湾时，不惜以他全家老小性命为要挟，也要把顾毓琇带到台湾去。

　　可是，顾毓琇内心早已看透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宁可去美国暂居，也不愿跟他去台湾。

　　1973年，顾毓琇得以从美国回到大陆，见到了以往很多亲朋好友，还亲自去清华大学讲学，引起巨大轰动。

　　

　　（顾毓琇）

　　后来，他更是致力于新中国现代化建设，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

　　2002年9月9日，顾毓琇于美国逝世，享年100岁。

　　民国时期的大师们用他们的家国情怀、深厚底蕴照亮了历史的天空，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也正是因为民国时期涌现出了诸多大师，以至于很多人发出感叹“民国之后无大师”！

　　编辑：天色渐明

　　责编：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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