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七十岁 拙篇文章为我庆生

　　今天是我七十岁生日。生日乃“母难日”，母亲去世后，我从未庆过生日。昨天在“大湿地”群中，发现彭家健先生有首诗《给自己过生日》。受他启发，此时我“躲”于一隅，也赶写一篇‘给自己过生日’，以拜谢早已升天的我的严母慈父，也为自己虚度七十春秋作番小结——

　　

　　此心安处是吾乡

　　○ 黄团元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孔子感叹时间像流水一去不复返的比喻；“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七十岁后随心所欲、不越法度的总结。今天我也踉踉跄跄、浑浑噩噩步入七十岁。对孔老夫子前者的教诲，我诚服；而后者的总结，我不解：因为“随心所欲”与“不越法度”是对矛盾，我做不到。也许，庶民为生存奔波的小肚鸡肠，难比圣贤为天下而活的宽阔胸襟。

　　七十年前我出生，母亲三十六岁，父亲四十岁。我的到来，令已有五个女儿的他们十分高兴，尤其是母亲。因为在我之前有个漂亮哥哥夭折，母亲一直哭到我来报到，然而我病病殃殃。直到菩萨爹（先龙兄的祖父）给我看病，念念有词“取名没按神示”，我母亲才忆起她曾梦见白胡子老人劝她不哭，“我团你个圆”！我改名“团元”后果然安逸，可是顽劣，也许与父亲擅改“圆”字有关。

　　

　　慈父变“圆”为“元”，也许他不想关住儿子。但严母却不准我“放散牛”。黄家台和我同年出生的兄弟七八人，她唯独将我早早送到学校。虽然在家里我常挨母亲的“家法”，但是姐姐们爱我护我。我每天放牛后到校读书，两头赶度日如年，时刻想回家和黄家弟兄们戽鱼摸虾。好在老师们对我恩爱有加，特别是后来袁青、郑后勉几位老师，让我爱上学校。

　　从中帮小学升入沙湖中学，我却赶上革文化命。学校读书成了胡闹，我便思念中帮小学。时值母亲病逝，参加“大串连”后我便回家务农。不久，中帮小学让我去教书。后来我又成为农民、又成为和平、赤岭学校的民师、成为红军坝中学（前身“中帮小学”）公办教师……因沙湖区教育界领导夏可春、董登榜等人的青睐，我先后担任了中帮中学、沙湖二中校长。

　　

　　人生的算盘，一半由命运拨动。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调仙桃市城郊袁市中学，由非亲非故的市教委主任何家光授意、袁市镇教委主任彭永农安排，要我滥充袁市中学校长，但我对校长职务毫无兴趣；再者人生地不熟，真想回头沙湖吃草，谁知被肖兴举、何定文、彭胜元、王世本等干部举荐，我阴差阳错成了党政干部。

　　改行乡镇干部，比当校长更不是滋味。我虽然熟悉农村，但反感那时的乡镇干部下乡找农民收粮收款、逮妇女结扎，动辄到农民家牵猪子、撮谷子、拿绳子（捆人）；真想再回学校吃粉笔灰。好在新任的党委书记刘金堂如兄长一般待我；袁市人民也对我不薄，一年多后，我先后任职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我在袁市工作八年，袁市成了第二故乡。然而，我从小便有爱书、读书、写书的愿望，当“乡丁狗子”也没放下书本，在各级报刊发表作品。我向市委组织部申请转行。然而，悦意的单位我进不去，只得选择报社，市委组织部以“报社干部职数已满”为由，不安排我这“仙桃市优秀共产党员”任职，所以，1997年进报社后，有人说我是被处分去的，处境与在袁市天壤之别。袁市的新任党委书记刘道明甚至来报社，建议我再回“南朝”。

　　好在我终究得到了报社认可：连续三年荣获该单位考评“优秀”，按政策嘉奖一级工资。进报社那年，我便得到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等报刊的奖励。第二年，我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天灾不由人”与“抗灾不由天”》，被“苏教版”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此后，《求是》《瞭望》《半月谈》《文汇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一百多家报刊，都登载过我的文章。蒙《学习月刊》曹京柱、杨建国两位先生不弃，我成为他们刊物多年的重点作者；我还是北京、新疆、山东、沈阳几家报刊的“卷首语”或专栏作者。我的由人民日报原社长邵华泽题写《说黑道白》书名的专著出版后，随着雷振清、李正宏、刘跃钊、孙毅、江霞、张红宇等先生、女士的编辑和引荐，我连续出版作品。迄今独著、合著、编著问世的书籍，已达18本（部)。而且，我被评为湖北省直管市唯一的“高级编辑（记者）”。

　　

　　年满七十，还对“昨日黄花”津津乐道，印证我是俗人。是的，可我想将记事起的东东做个大略小结，以告知关爱、帮助过我的前辈、亲朋，也给子孙收藏。现在我还有三部完稿的长篇（其中一部在出版之际，被宗央主管部门叫停），还有几本书正待再版，谁知老伴病了，我只得放弃身外之物，照顾身边之人。因为我的文字“成就”，有她的功劳。那是年轻时的我和她途经武汉归元寺，她听说“数菩萨”可知命运（按年岁数菩萨，最后一尊知<是>“命”），我不信，她就为她数、也替我数，结果我是“拿书”菩萨，她是“赤脚”菩萨。她惊讶，连着在不同地方数，居然三次同一。此后她基本包揽家务，任我乱读瞎写。

　　年满七十，还对“昨日黄花”津津乐道，印证我是俗人。是的，可我想炫耀所谓“经验”：宝典便是我没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本领，更故无升官的“野心”，发财的“贪心”，说假话的“违心”。卑微高尚的是，我能走出对家贫的“伤心”，对失学的“灰心”，对工作起伏的“焦心”，对兴衰落差的“痛心”。诚如苏轼诗所言：“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不是吗？我如果不能随遇而安，不能“此心安处是吾乡”，恐怕早就抑郁了，还会有“团你个圆”吗？只是不知我的能忍心安，能否“心安”到下几站耄耋或鲐背之年？●

　　黄团元 湖北省直管市首位新闻正高级职称获得者。发表各类作品约500万字，文章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瞭望》和《博览群书》等100多家报刊。多篇作品入选教材、教辅、高考习题及试卷丛书。独著、合著和主编《说黑道白》、《胡适的谦和雅量》、《梁启超之路》、《文人有行》、《刘邦用人》计18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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